丰盈与迷惘 作者:雷达 若干年前,我们喜欢说,贾平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讲过无数大同小异的商 州农村故事,却不使人厌倦。那时,他讲的故事虽然波澜不惊,注重内力,但毕竟 还是苦心经营着故事所必须的各个要素。 可是现在的贾平凹,早已走出故事,走出戏剧,而走向了混沌,走向了日常性, 走向了让生活自身尽可能血肉丰盈地自在涌动的道路。严格地说,《浮躁》是贾平 凹某种把握方式的结束,之后,从《废都》到《高老庄》,贾平凹的小说观念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他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 鲜活而又灵动的,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这种风格当然是贾平凹 式的,只姓“贾”,也只是当今文坛缤纷多样风格中的一种。 我们注意到,当前一部分小说的审美趋势是在走向日常性,但贾平凹似乎比别 人走得更远。当前小说的日常性是由当代生活的日常性所决定的,但贾平凹却是自 觉地把日常性作为一种艺术目标来追求的。 日常性是与突发性、事件性相对应而言的。日常性曾使一些写惯了情节小说的 作者陷入无所措手的困境。借助突发事件,借助情节悬念的叙述,是借助外力的叙 述,比较容易做到。戏剧性,动作性,悬念性,可使作者进入一种夸张的、激烈的、 假定的世界,它与真实生活的间离,恰恰帮助了它的作者的发挥。就中外小说史来 说,传奇小说、情节小说、战争小说、游侠和公案小说往往占了极大的分量,在其 早期更为绚烂。然而,生活如流水,不舍昼夜,生活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而不 是突发性,人们早已发现,侧重日常性的写作,往往更能透示生活的真谛,更能抵 达生存的深层,难度也更大。《金瓶梅》和《红楼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不能 不说,它们对日常性的天才把握能力,也正是它们以及中国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当然这也不可绝对化。所以,贾平凹在《高老庄》中的追求,并非凭空而降,而是 他从自身的性情、体悟和对时代生活的感应出发,深思并比较了小说历史的价值源 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与现代性的结合的一种悟性,一种艺术探索。 我们还看到,传统哲学设定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美感与美的二元对立,常常 造成了作家对生活和存在的遮蔽。因为不是从存在本身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常 使作品的格局与存在的广大之间相距甚远。 由于太习惯于用逻辑的方式理解生活,忙于为结果找原因,为行为找根据,为 性格找特征,为心理找动机,为生活找故事,为故事找悬念,反而使得小说对生存 的过程本身视而不见了。贾平凹的追求,似乎强烈地集中到一个目标上,那就是, 最大限度地回到生活本身,最逼真地呈露生活的原色原味。技术的痕迹,构思的痕 迹,组织的痕迹,中心意识的痕迹,何为主角何为次角的痕迹,全都消隐了,尽力 回归到无主角、无故事、无始无终的生活,也即一种混沌状态。在小说中,发生在 高老庄里的事情几乎琐碎到无法讲述,能拎得起来的无非是年轻教授子路偕新婚妻 子城里人西夏还乡,为亡父做三周年祭,拜望众亲友,与前妻藕断丝连,一边搜集 土话,搜罗古碑画像砖,一边介入村社矛盾,替村人排忧解难,却又无力回天,只 能充当旁现者,以至闹到夫妇反目之类。为了这种需要,贾平凹不但不当启蒙者, 教诲者,评判者,布道者,而且连作者自己的主观化影子也尽量藏起来了,忽然变 得那样无为,无观念,无匠心,无策略。在作者看来,生活本来就存在在那儿,任 何的加工和剪裁都会破坏它的原生态,作者应该像无言的上帝那样,才能接近最大 的真实。这种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主体的无能,或听任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作家 的主体性仍很强,只是它附着到西夏和子路的身上,用城市人新奇的眼光和归来者 “重温” 的眼光来叙述一切。同时,无论未卜先知的残疾儿小石头,装疯卖傻的迷胡叔, 天上的飞碟,地下的白云湫,哪个设置不是作者的主体在起作用呢? 在《高老庄》里,民俗化,民间化,风俗画式的展开,充溢了整个的画幅。民 间天地,民风民俗,民间化的世相、世态、世情,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空间,作 者投入全身心地关注和描绘它,写来有声有色。比如子路给亡父做三周年祭这桩小 事,居然有那么繁琐的礼节,那么复杂的名目,牵涉到的宗族关系又是那么错综。 所谓民间视角,是就与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视角而言的。现在的长篇,更多地是把社 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立体的结构来看的,作家们注意纵向的历史联系和横向的现实联 系,热衷于自上而下地或自下而上地,构筑立体的全景式的史诗型的图景。这当然 是一种高远的追求。近年来确也出现了不少或概括中国农民、儒商心史一类的长作。 但要看到,有些作家超负荷地去正面概括一个时代,常常搞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 相形之下,贾平凹就机巧得多,他干脆写一个村庄,写一群最基层最卑微的人,走 进民间,以平民之态写平民之事。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贾平凹如此看重民 间视角,我以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高老庄》是一部文化寓意性很强的小说,在 作者看来,中华文化固然有各种观念,各种表现,但它最深的根子,最广大的存在, 以及它最后的防线,乃是落在民间化的土地上的。我甚至认为作者有种自觉的史家 意识,或野史意识,总感到当下的民间生活稍纵即逝,却蕴含着某种永恒性。 从作者注意引述碑文,谣曲,直到开出一张很有意思的采购清单来看,好像能 听见他说,这些正在消逝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啊,不赶快记录在案,就太可惜了。 《高老庄》虽给人血色丰盈,形象鲜活的感受,但它同时是一部充满文化精神 上的迷惘的作品。迷惘,尤其是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的迷惘,并非贬词,在今天这 个文化的批判与重建正紧张进行的时代,没有一点焦虑和迷惘,很难说是有深度的 作品。在作者笔下,高老庄是封闭的,沉滞的,尽管有了地板厂,葡萄园,还有苏 红这种从城市带回勃勃欲望的人物,但宗法文化的秩序根深蒂固,依然有太多的迷 信、保守、麻木、肮脏,高老庄之成为矮人村,就正面临着人种退化的危机。时至 今日的高老庄,文化变成最后的壕堑。从飞碟来访,崖崩,矮人村等描写来看,作 者是把高老庄作为地球上的文化圈中的一个退化点来处置的,并非孤悬世外。子路 和西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 一个是返乡者,一个是外来人。一开始,子路的寻根很有点文化拯救者的架势。 他靠恪守耕读的古训,刻苦好学,捞到了教授的头衔,他有憾于自身的矮小,新娶 了“大宛马”式的美女西夏,靠性爱征服了她,颇有优胜之感。问题的症结在于, 拯救者自身却正处在退行性的危机中。一回到高老庄,子路就故态复萌,不可挽救 地回复到高老庄式的灵魂。面对矛盾,他显得那么游移,畏怯,那样六神无主,软 弱无力。最后只好逃离。他说,我怕再也不会回来了。高老庄的同化力是如此之大, 明朗坦荡的西夏,决定留下来替蔡老黑辩护。如果子路更能体现作家的文化意向的 话,那么,他很像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不知道向哪里冲锋的文化战士。他似乎是 庄之蝶的胞弟,他是城市的外来户,农村的不速之客,尽管他和庄之蝶一个逃离农 村,一个逃离都市,其实都无法适应这个时代。所谓迷惘,正在这里。 ----------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