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与草莽中国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 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 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 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 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 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 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 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 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 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 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 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 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 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们——格利耶在《重视的镜子》中所说的一 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 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 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 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容家,他 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 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 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追,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 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 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现出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 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 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 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 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 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 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者第 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愿当事 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 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 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政,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 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 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 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 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陈枪炮之外,去刺步伐俱非 所悯,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 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 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 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 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痛。 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 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所欢骗。 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 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 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 举措,对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 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 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 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宋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 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样;还是西北文化的化 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 杀人如麻、满口脏活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 “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 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 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 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 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 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 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 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 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 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 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 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 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 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 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 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 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20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 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 中记载,毛自溺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 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 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 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 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了鬼蛇神们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 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 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堂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 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