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与自理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 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 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 60年以《玩笑》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 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 “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 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 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 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短篇小 说集《讨笑的爱情》;论文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作品打上 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 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 忘录》发表后,他又被褫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 “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 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 悲剧冲突中走向了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被处时,那是梦, 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 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 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 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 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 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 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 昆德拉透视布拉格芸芸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 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 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宁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遗志与记忆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 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 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 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绞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 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 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岗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 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 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 忘事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事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 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 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 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予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 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 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 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 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 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 灾难中的知识分子 昆德拉是写知识分子的高手,是写灾难中的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的高手。苏 军入侵,民族文化遭到摧残,在这特定的环境中,知识分子何为?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人公托马斯是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因发表抗议 文章而被秘密警察讯问。警方强迫他签署一篇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 的声明,但托马斯拒绝了,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第二天,他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 子一样。“自愿”地降到社会的最低层,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后来,托马斯在正在擦窗户的时候,发表他文章的编辑找他参加签名,呼吁官 方停止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对签名行动本身提出了质疑:签名唯一结果只能是适得 其反! 但对方却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 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 托马斯意识到:思想并不能拯救性命。当初自己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托马斯知道自己救过几条命。 对方指责他“骑墙”,强调说:“‘这是你的责任。”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情愿书重要得多。”托马斯 最后拒绝了签名。 昆德拉凸现清醒者的困境。在欧洲文化中,困惑始于浪漫的骑士堂·吉诃德。 当堂·吉诃德骑着瘦马冲向风车的时候,塞万提斯便理解了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 模糊的,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英勇态度已变得不可靠,知识分子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 智慧。这样,命题便被偷换成:“我思故我不在。”思想是知识分子软弱的根源, 越有知识的人越没有力量,这个发现是令人沮丧,同时也必须面对的。 你会笑吗? “笑”是昆德拉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又一发现。。“笑”与现代如影随形,在古 代和近代,大画家和大雕塑家都避免表现笑,他们认为美丽的面孔只有在凝然不动 时才可以想象。 而在现代社会里,笑成为脸部特别受到喜爱的表情,这意味着缺乏意志和理智 成为人的理想状态。昆德拉设有选择地选择了对“笑”的嘲笑。当然,他从不以 “上帝”自居,他自己在被嘲讽之列。 《玩笑》的情节很简单,青年知识分子路德维克因为与女友开了个玩笑,被朋 友泽马内克陷害,送入苦役营。归来后他为了报复泽马内克,设计勾引其妻海伦娜。 计划成功后,他才发现:泽马内克早想抛弃妻子,他的报复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 “玩笑”。昆德拉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 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 总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笑”的最高境界是幽默。什么是幽默?幽默不是情侣在草坪上的放声大笑, 也不是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真正的幽默根植于生活本身提供的更为深刻的对 照:我们的希望与实际成就之间奇特的不对称;从今天的急切、坐立不安淡化到明 天的一场空;凄厉的痛苦和酸切的悲哀被柔和的时光所削弱。事过境迁,我们看到 生活的全景,方能产生伟大的幽默。昆德拉小说中的幽默令人伤感,正如果戈里所 说:“如果人们认真地久久地注视一件有趣的故事,那故事便越来越发愁。”喜剧 的实质往往是悲剧。 昆德拉对幽默的定义是:“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 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 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这种悲天悯人的幽默,将泪水与笑声浑然一体, 而这正是人类的命运。 小说内外 昆德拉不仅是小说家,也是造诣精深的爵士音乐家和卓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 他在多个艺术领域内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与小说创作之间互 相影响、水乳交融。 昆德拉的小说常常“离题”。他更重视“主题”而不是“故事”,这与有着悠 久的“讲故事”传统的中国小说迥然不同。因此,阅读昆德拉,中国读者起初都会 经历一次“期待视野”严重受挫的过程。怎么故事刚讲了一半,主人公刚刚出场, 又笔锋一转,从容不迫地讲起另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其实,这种表面的松散,却是 骨子里的致密。昆德拉认为,什么地方小说放弃了它的主题并满足于讲述故事,它 就在什么地方变得平淡。反之,一个主题却可以在故事之外独自得到发展。所以, 离题并不削弱小说的结构秩序,而是使其更为强有力。 由于昆德拉深味音乐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精髓,所以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 创的“复调小说”推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陀氏对音乐的研究远不如昆德拉深 入,而陀氏的时代,电影还没有产生。昆德拉用写乐章的方式写小说,例如《生活 在别处》的七章,分别是:中速、小快板、快板、极快、中速、柔板、急板,构思 一部小说跟谱写一曲乐章、拍摄一部电影一样,“就是把不同的情感空间并列在一 起。” 小说技巧,并非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技巧。高超的技巧, 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初美学修养为底子的,而这正是中国作家所缺乏、也最难于弥 补的。他们在编故事的本领上,可能比昆德拉高明;但在整合艺术与思想时,则显 得力不从心。他们只能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他们的小说至多也就是“故事” 而已。昆德拉却把主题隐藏在高妙的技巧之中,《生活在别处》是关于“媚俗”的 主题,《不朽》是关于“历史”的主题,而《缓慢》则是关于“速度”的主题,像 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理解80年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昆德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能对异国他乡 产生如许的影响力,充分说明了昆德拉的价值。 的确,小说如世人,正如面包一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