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三次思想解放 晴空排云上碧霄 一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理论如果也像理沦家一样,是一个人,有着人类的七情六欲,那么,她一定会 哭却又无泪,会笑却又无产,会讲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却又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不过,也许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理论才会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997年,从夏到秋的几个月中,中国境内,气候较往年有些反常,北方酷热严 厉,南方温和宜人。 公开的舆论中,人们似乎只能尝出一种味道:报纸上面一律是“展示新成就, 迎接十五大”。声势浩大但却平淡无奇。京城内外的党政机关,已经得到一个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所有制的“公”与“私”的问题,作出全 新的解释。 如果这一消息能够广泛传递,为世人所知,则多半是由于小道上的往来,而无 任何官方的证明。事实上,官方对于“十五大”的消息,仍在小心翼翼地封锁着, 保密工作似乎卓有成效。“政治报告” 虽然已在数千人当中传阅讨论,但是真正见到报告文本的人少而又少。即使在 “传阅讨论”之数千入中,也不能人手一卷。每次讨论会议甫毕,报告文本即由机 要人员收回保存,极少有人能将其带出门外。 所以, 直到9月11日,也即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人们还不能知道江泽民总书 记将说些什么。 9月11日夜晚的北京城, 从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所有报社的编辑部 里全都通明一片。灯火流光处,气氛平静但却有些异样,有如军队之等待冲锋的号 令。按照既定计划,党的十五大将千次日召开,现在,报社的编辑们都在等待预备 会议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也是按照既定计划,这些消息、照片 连同名单,全部由新华社编发,连夜通电全国,报纸则一律照录于次日头版,不能 有任何差错。 唯《中国经济时报》有些别出心裁,这一个夜晚,它的头版编辑正在为一篇文 章作最后的校对。文章题目分外显眼:《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按照作者的描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左”倾思想 的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1992年,邓 小平的南巡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解放;1997年,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 的疑惑,中国由此开始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二天, 也即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之时,这份报纸连同其它那些 报纸一道,送到代表手中。 江泽民的“五·二九” 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 比如他说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 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 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 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将199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归结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乃由人们私下的议论肇 始, 由春到夏,日愈热烈。当江泽民5月29日这一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毕业典礼上讲话之后,国内所有稍有政柏嗅党的人,都认定这个讲话非同小可,其 底本大约就是十五大政治报告的重要部分。事先在中共中央党校这个场合来讲,只 是为了将形形色色的认识纳于~轨,也许还有进一步征询意见的打算。或者也可以 说,这是”十二大之前思想准备的最重要的一环”。至少可以认定。江泽民决不只 是要对中央党校毕业班的那些高级干部讲这些话、选择这些人作为听众,不过是因 为刚好有这样一次讲话的机会。不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不会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 的炎热, 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 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 “五·二九”精神上来。 尽管如此,中宣部也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 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 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舆论方面似乎有些按捺不住其“反左”的迫切心情了。 “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在国内。 一个名叫李君如的人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 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 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李君如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还兼任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两个主任。 按照何江涛的描述,李“以勤奋、治学严谨著称理论界”。他由上海入京任职, 又是在中宣部这样的地方,其身份已经令“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说法势震京城。然 而还有更重要的,李君如竟然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锋芒径直指向“所有制”这 个最为敏感的领域, 更将今日之姓“公” 姓“私”的争论,与昔日之姓“社”姓 “资” 的争论相对照。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 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凡分 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果1997年的情势真的如李君如所说,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那么,它究竟向前走了多长的一段距离?这个问题中的意味,只有同我们多年 来一贯信守的理论联系起来,才有可能理解。倘若在几年前,我们可以相信李君如 说不出这样一番话来。他可能还不会具有这样的认识,就算有了也不敢讲出来。如 果他在那个时候敢于放出这样的言论,十有八九立即就会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会 被夺去乌纱帽。 这有事实力证。 1991年夏季、国家教委提出的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 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报告里面没有列举这些“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姓名, 只是用“一些同志指出”的办法将这些看法列出:“ 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 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经济。 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 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 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 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 济的管理权。 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 剩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这些“指出” 于1991年8月由京城某大报印发出来,在京城的机关中传阅。没 有人确切地知道“一些同志”究竟是谁,其实,是准说的并不重要。因为,通过前 面“第二次思想解放“过程的介绍,读者已经知道,诸如此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领域里有着普遍的影响。 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这些议论声渐不闻。但是,3年以后,其基本 的论点和其谈论问题的方式,被一些人充分地继承和发扬起来,成为新的一轮争论 的起点,并且最终导致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则又有些出入意料。 平心来论,我们国家的理论、在这十几年中的进步不能说不大,不过,“意识 形态立国”“主义优先”的方针,到今天仍然余韵镣绕。不是姓“社”姓“资”, 就是姓“公”姓“私”。”政治”打个喷嚏。 “经济”也要患感冒。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以为事情 了结了,谁能想到,争论卷土重来。 可惜理沦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它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