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第一份“万言书”:把“社”与“资”变成“公”与“私” 这是一个本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 这问题的重新出现,是在1995年春天。其表达方式不同于以往,从未在官方文件中 有所暗示, 也没有人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它似乎是在借助昔日“小道消息”亦或 “手抄本”的流传渠道,将一篇文章广泛地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 此文的主旨是想全面地证明,改革开放正在中国造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以及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且正在同共产党内部的坏蛋坑洼一气,对国家的安全产生着严 重的威胁。此种威胁自1992年以后与日俱增,变本加厉,已全面占据了上风。 问题的本身已经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更加让人感到一种莫 名的疑问。实则这些观点都是7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国家种种争论的继续,也是以后 两年“左”的思潮发动的一连串争论的开始。 在很长的时间里,争论只是在私下里徘徊反复,令国内外的人们禁不住张大眼 睛左右打量。到了后来,文章的某些观念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不断流露的时候,海外 报刊称之为“联属上书”.国内报刊则只是将它说成“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一 些长篇东西”、“有一篇文章”“又一篇文章”。 但是,京城里面,人们在嘴上相互传述这篇文章的时候,称其为“万言书”。 “万言书”本来的题目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文章大约写于1994年第四季度至1995年初,最迟不晚于1995年春天八届人大三 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无人具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指出为何人所作。但 读者几乎一律地认定,作者为“左”的思潮的坚定的代表者。作者在80年代未至90 年代初的丙年间蒸蒸日上、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又耿耿不能得志之心情, 确切地流露在字里行间。现择要记录于下: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 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 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 %,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 %, 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 由51.4%降为41.3%, 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 30.8%。 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 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 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 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 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 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 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 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 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 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 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 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 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 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 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 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 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 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 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 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 使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 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回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 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 从业人员500.8万人, 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 .7万元。 其中, 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还 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 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 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 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 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 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 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 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 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子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 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据统计,到1994 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 万人, 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 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 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 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 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 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 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 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 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 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 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 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 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 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 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 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 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 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 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 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 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突化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 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 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 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 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得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 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 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 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 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 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 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 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 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 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 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 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 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 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 变,政治上述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 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 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 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列。 “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 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 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 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 1994年2月为止, 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 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 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 入不敷出。 在农村, 1g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 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 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 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 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 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 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 “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 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叉上下一 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于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 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 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 门工作, 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 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 “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 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 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 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 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 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 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 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影响我 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确是作者精心的作为。其题目之选择,行文之风格,在 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 作一份“左派纲领”,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经历过文革 的人都熟知这种行文策略: 以偏概全, 以一当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 ‘局势”的危险性,从而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然而,春风已度玉门关。从1995年到1998年,中国的局势没有朝万言书作者所 预言的那样发展。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在党 的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权威解释和法律认可,当然,这是后话。 京师震恐等到某老板听说“万言书”的时候,已经是1995年盛夏。 他拥有一家相当大的私营公司,在京城里很有些名气。1995年,他已经是“万 言书”里说的那种“亿万富翁”,雇佣1000多工人、每年缴税数百万元。 但就在这时,他听说了“万言书”的事。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书”里面写了些 什么,只是觉得流言蜚语接遁而至,非同小可。 这一天,有一群人相聚在他的餐馆里,席间,大家很自然地将“万言书”作为 京城最重大的新闻。他在旁边凝神静气,侧耳倾听。 很快就明白了“万言书”的主旨。这使他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忽然觉得自己 的财产真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兆,不由得如坐针毡。 席终人散,他立即采取了新的行动:私下里到国外购地买宅。 将他的老婆孩子移居出去,自己仍然坐镇京师,怀揣某国绿卡静观事变。 “我听懂那些人的话了。”他说,“那文章来头不小。” 这一年,京城中像这位老板一样转移财产,甚至卷款而走的私营老板,不算少。 杭州的私营企业主虽然没有机缘聆听“万言书”的真谛,但却同样能够呼吸到 一些政治的气息。那里距离京城大约1200公里。 在1995年的夏天,杭州的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老板们也在经历着一个很 大的刺激:一个食品城在招商活动中宣布“个体食品商贩谢绝入场”。 该市场正在蓬蓬勃勃地兴建,据说其专业规模和特色均为全国第一,又是由浙 江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协办。看来主其事者还有着在质量方面争胜的愿望,所以 才会有“只准公家进入,不许私家进入”的规定。可是,这样一来,就使杭州一般 群众的情绪经历了一次激扬蹈厉的变故,而且很快便将影响传递到杭州以外的地方。 国有企业大部扬眉吐气,说这样可以防止假冒伪劣,净化市场环境,一则可令市场 “上档次”;二则可以增加顾客的信任感。受了歧视的个体工商户们“大力失望, 甚至感到气愤”。在下座两万多平方米、1500间营业房的市场里面,竟然“不容一 席之地”,他们认为这件事令自己的信誉以至尊严受到侵犯,于是纷纷投诉报社或 者政府部门,要求给一个公道。不少专家也出来说,这家“食品城”的拒绝个体和 私营企业,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并且缺乏政策法律的依据,甚而与某些法规相悻。 这便导致杭州城里的一个大争论,报纸纷纷介八进来,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一个问 题:市场能不能按“身份”分割?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北京私营业主的惊惶失 措和杭州个体户的不甘忍受歧视,并不等于在其它的地方也会有类似的风波。 我们的国家的确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无论京城里面什么样的风云漫卷,四面 八方也会有人自行其是。 比如1995年5月22日这一天,上海羽毛球厂的200名职工。 用自己的钱买下了这个厂的全部资产,这家国有企业也就从这一天起变成了民 营股份合作制的工厂。第二天,报纸上宣布,浙江经济起飞有两只翅膀,一只是市 场化;另外一只便是“民营经济”。这里所谓“民营”也即私营或者个体经营。在 南京, 外商则被获准从1995年5月开始可以购买国有集体企业股权。在上海,被兼 并合并的企业至今已有538家, 这中间就有一些是由国内私有的企业以及外商买去 的。盛夏开始的时候,上海市沪大路7258号忽然热闹起来,不少人在这里庆祝上海 沪太私营经济区成立一周年。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右边最上部分刊登了 这些私营业主的广告,并且套红。在新闻圈中,报纸的这个地方被叫做“报眼”, 也即报纸的眼睛。 看来,“万言书”只是在京城显示着它的影响力,在稍微远些的地方,大多数 人还全然不知有这样一件事,所以仍在我行我素。只是在极少的最为敏感的人中间, 才会作出反应。 直到1995年的夏天,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月报或者季度报告中,还看不到 关于私营经济的统计。但是纸面上没有的事情,并不能说明实际上真的没有,这是 第一。第二,纸面上的东西,常常跟在实际进程的后面才有可能产生。 共产党对非公有经济的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演变,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直接牵 动着非公有经济的沉浮兴衰,而且更在于,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是否真正把生 产力作为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件大事。而这一局面的出 现。是实际进程先于理论进程的结果。 “公”与“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始终被看作冲突的两极,不能调和。 现在,它又成了束缚改革进程的一条新的精神枷锁,也成为一场新的争论的重大缘 由。 私营:政治气象中最敏锐的晴雨表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国家。它像下雨一 样,开始的时候稀稀疏疏,似落非落地掉下几点,逐渐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 终于连成一片,这就是私营企业。 政府的官员从来没有说过“搞活”私营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用在国有 企业的心血分出几分给私营, 可是, 私营企业却在以快得多的速度成长着。到了 1995年的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个体工商企业已经有2400万家, 有4300万雇员在这里工作。 此外,还有至少700万人受雇于大约60万家私营企业的 老板。 我们国家的个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均由私人来投资和经营,其区别仅仅在于两 者的规模略有不同。 按照政府的规定,个体企业的雇工在7人以下,私营企业的肩 工在8人以上, 最多者可达数百人。 作出这种划分的理由, 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列举了一个例怔,将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在80年代,北京人开始把个体以及私营的老板叫做“大款”。 到了90年代,“大款”之说已经风行全国。在现代汉语中,“大”为多,“款” 为钱。据说拥有百万乃至数千万元财产的“大款”当以百万汁,其衣食住行之豪阔, 如花园别墅、奔驰轿车等等,为争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私营,一向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能相 容,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直到80年代初期,还属被批判和被肃清之列。。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在夺取了大陆中国的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义不容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这个步骤由1950年对官僚资本的大规模的没 收开始,到1956年对小企业主的强制性的兼并最后完成,整个的过程,被共产党叫 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7年,大陆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中 间,属于私营经济的部分,只余0.1%,所以共产党能够宣布其‘改造运动”取得 了“巨大的胜利”,又经过60年代的“文革”.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绝迹。 私营经济的死灰复燃,是30年以后的事。80年代,共产党再一次承认私营经济 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来,乃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令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大减少, “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不过,从政府官员的立场上来 看,令他们对私营经济又痛恨又无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本身的两个大 问题,非由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一个是整个中国日愈膨胀的失业率;另一个是国 营企业中普遍的低效率。 前者, 依据官方后来的统计,在70年代未,失业率为5。3%以中国城镇之总劳 动力来计算,则当日失业人数约为数百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统计,由于人多地 少的局面以及农业的季节性,中国农民一年之中的工作时间不足100天,换句话说, 他们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或者叫做失业。若将这一部分 人口计算在内,则大陆中国的失业者可能会在1亿人以上。 如果坚持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初衷,则须由国家以足够投资来解决失业的问题。 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一位官员估计, 每年至少要拿出400多亿元,为国家财政所不 能负担。这表明共产党在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明白,仅仅依靠公有经济 无法解决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 而国有企业中弥漫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行为,成为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 种局面造成了至少30%的企业亏损,每年的亏损总额当在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有经济失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什么国营(赢).分明是国 输。人们期待着更加活跃的经济因素成长起来。“我们的新战略就是开辟新的经济 生长点。辽宁省的一位官员这样说。这里是中国北方国有工业的大本营,过去几十 年中曾有过无数的辉煌,而今天,他们却深深感叹自己为”国有”所累。所谓“一 个新的经济生长点”,就是私营经济。 尽管如此,私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始终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理直气壮。随着政治 风浪的起伏迭宕,私营业主也在这中间一会儿耀武扬威,一会儿惶惶不可终日.中 国人所说“私营经济是政治风向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就是在说这种情况。 论大势不拘细节,私营经济自80年代以来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1988年。就经济的大局来说,那时候正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发 起的改革高潮。前一年夏季,中央政府颁发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个鼓励私营经济 发展的文件;这一年的春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一次会议上,2000多位人民 代表一举将宪法修正,把私营经济确定为合法。这是共产党对于私营经济方针的划 时代的转变。其结果是使长期隐藏在地下的私营业主一下子涌到表面上来。到今天, 人们仍然认为,1988年是私营经济的黄金之年。这一年的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已 有1000多万家个体企业和20万家私营企业,雇用的工人总计2480万人。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局面为之大变。在中国,政治方面的变故一向会影响 到经济的方面。这时候也不会例外。一种新的思想占了上风:私营经济是“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而由私营经济的拓展导致一个中产阶级的形成,正是资产 阶级分子在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部分。种种排斥“大款”和打击“大款” 的行动,亦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大款”纷纷关门卷款而逃。半年之中,在政府 注册之个体户减少了300万家。这局面持续到这一年年底,私营企业只余不足一半, 大约9.06万家。1990年,几乎未有增加。1991年,稍有恢复,为10.7万家。 私营企业的再一次转机,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在这一年早春访问南方数省, 一路走一路说,是为了让整个中国摆脱姓“社”姓“资”的纠缠,把自己的精力真 正地用来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之争,在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本为中国大 局之中的主旋律,邓小平却说“不争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番话 叫中国人听来,自有云开复见天的感受。私营经济身临其境,亦无例外。第二年, 也即1993年, 私营企业迅速地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大举增 至43.2万家。 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问几乎没有增加,在 1991年到1995年,增加了大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1995年12月,国家工商局排 出中国3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 年销售收入全部超过1亿元,其中位居第一的是希望 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16亿元。 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由其上交给政府税额的增长趋势来证明。1990年, 这个数字为120亿;1991年,179亿元;1992年,200亿元;1993年之后增长得更快。 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 不难设想:掌管国体的某些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装进国库,承认私营 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外一方面又屡屡对私营之超过公有的增长率流露 出担忧:倘若非国有经济之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加以扭转,社会主 义的基础会不会动摇?这多少可以表明中国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面前所 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情。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年我们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这种“弃之可惜、 食之昔涩”的矛盾心态,即使到今夭也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最为胆大 独行的人,也不能放手去做。 在党的官员中间,对私营经济抱着最力强烈的同情心的人,可能要算浙江省温 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董朝才。这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50年代搞过 国营经济,60年代搞过集体经济。80年代,他来到温州,接任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权。 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已经占有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 所以也就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董朝才在上任的第一天却是用着一 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 “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 脸上露出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情。他说,他在温州三年,终于得出结论,要保护发展 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 “我过去是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一讲到‘私营’就心惊肉跳.就觉得资本主 义要复辟了。我搞了几十年计划体制的‘公,,·总说‘公有’好,可是怎么样? 民不聊生。我们总说’国有’有优势,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国有’,为什么才几 年的工夫就让人家‘私营’超过了?” 另一个党的干部,中国南部福建省泉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张明俊,在自己的辖 区里面发展了大批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 这位共产党的干部,身穿浅驼色的夹克衫,戴一副花边的眼镜,头发梳得整齐 光洁,看上去更像一个企业的老板。在谈到共产党承认私营经济为合法的时候,他 俯身低声道:“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一定的剥削。” 然而在中国人中间具有这种认识的毕竟是少数,就大多数人来说,仍然用着一 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来对待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常常由于官员的参观或是记 者的来访十分惊慌。好像这样一来他们的“私”的面目就会完全公诸于世,而这会 给他们带来无穷的麻烦。。 在中国,常常会由政府出面来评选优秀的企业家。这些被列入优秀的人一向属 于“公有”的世界。某次评比当中,竟有一个私营企业主当选。他的家乡在安徽省, 这是中国最闭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此人奋起于如此困境之中,一呜惊人、,显 然有独到的大智大勇。但是,他在获得奖状的那一天全无得意之情,反有沮丧之意。 多年来、“树大招风”这句古老的谚语时时向他发出警告,他小心谨慎地避免出头 露面,仍免不了种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来找他的麻烦,此后他将名扬四 方,他叹到:“恐怕麻烦更多了。” 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一个人创办囚家工厂,个个成 功。他叫叶文贵,是温州地区一个很出名的私营业主。企业家们聚会北京,常常向 他发出邀请,对一个私营企业主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但他一概托词不至, 这使得“叶文贵”这个名字在与会者的一长串名单中颇显神秘。熟悉他的人说,他 对此类将使他出名的场合一律回避,并且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他曾用一种看破红 尘的口吻说到他的理由:“名声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如果说过去中国私营企业的沉寂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压抑,那么,有了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私营企业主自会在心里感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报刊上 重新刊登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列举出它的种种好处,理论家们也开始大胆地论证 私营经济的必要,还有那些私营企业主与国有企业厂长并肩领取奖状的场面、那些 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股经营的工厂……这一切使得人们情不自禁地义提出那些久 已存在的问题。 所有制真是越“公”越好吗?“公“和“私”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实 际的经济进程中间迅速地消逝吗?你死我活地争了几十年“公’:与“私”,能否 殊途同归,甚至成为兄弟?如果“公”与“私”能够和睦相处,中国是否会更好些? 1987年,党的十二大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作了这样的标题: “融合的世界——不同经济成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是我们的认识在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的程度。 谁能想到,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我们会重新陷入姓“公”姓“私…的争论;左 突右冲,纠缠不清!温州再遭大批判应该不应该给改革划个禁区?不论人们口头上 怎样来谈论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进程中,改革的禁区有根多。改革者总是要在打破 了禁区之后才能前进。换句话说,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禁区的过程。 现在的禁区是“所有制”。 9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大致就是围着这个“禁区” 冒起来的。 温州冒犯了“禁区”。它在80年代就已经成了私营经济的“天堂”,也在相当 的程度上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但是,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了,调查组却 多了。 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取证”,因为不断地有揭发 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 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 义复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 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第一次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 发展目标的。但是,几个月后,“风波”再起,仍然源于一件上呈的报告,其中谈 到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很快。 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两个月后,乔石访问温州。他左看右看,看得高兴,但却什么也不说。 又一个月后,李瑞环访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他要温州 “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还说:“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 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 己急着戴‘红帽子’。 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呜?” 李瑞环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下管你叫不叫‘模式’, 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 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 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 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高级干部来过间温州、实在是一件奇事。,然而 事情还没有完。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 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 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散失革命政权,目无 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以及形形色色赞成温州的人来说。 无疑造成了新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 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 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 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不料,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访问 温州的见闻,居然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还说温州的改革是“群众的生机 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文章本身平淡无奇,但它却引来了更多的不同意见。最激 烈的意见是指斥这文章有“方向性的问题” 。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会知道,所谓 “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 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批评者说,温州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 其股份合作制也大部属于私有的性质。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温州的经济符合社会主 义的原则。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不应当来肯定它的。批评者还拿 出浙江省一位领导人的话来证明,当地党和政府也认为温州出现了严重问题。1991 年,那位浙江省的领导人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理论学习班上说:要从“反和平演变” 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这样看来,对于温州的种种批评,实际上是在暗示,温州的改革正是社会主义 被“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例。 然而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居然不仅要成为私营经济 的“天堂”还要开辟出“股份合作制”之王国。 在反对温州的人们看来,倘若此例为全国仿效,必会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所有 制性质。 我们国家的国有财产有多少呢?就算那些国有财产的“保护者”也说不清。不 能怪他们,在1995年以前,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到了1996年,一次大规模的清产核资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有32万家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 有如肖瑞写在《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所说,“这是全民 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这时候,温州所实行的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已经出现在全国更多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要从“反和平演变高度”来衡量温州,那么,现在, 在1995年,《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作者对于全国国有资产惨遭荼毒的 判断若能成立,岂不是更有理由将温州绳之以法。 为什么要指责“1992年以后” 现在回过头来,细读《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篇文章。 无论把它叫作“万言书”,或者叫作“左派纲领”,亦或叫作“宣战书”,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之中有六个疑问不能不谈。 六个问题,要点是一个:指责”1992年以来”的改革走向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 全。 一、”多样化”救了国家还是吝了国家?“万言书”说:“党中央决定恢复私 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来证明其所言不 虚。这里所列数字,可能会有出入,但由大的趋势看,全都是事实。问题是,所有 制的“多样化”是救了我们国家还是害了我们国家?“万言书”说:“私有经济的 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还 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显然是认定这局面对国家遗害无穷。但是,我们只要考虑到, 较之过去“一元化”的经济,“多样化”在这个几年里所带来的繁荣以及大多数老 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会发现,唯有“多样化”可以救中国,而“大一统”公有制的 误国误民以及只能造福于少数人,莫有更甚。 二、国家是谁的?。 “万言书”说:“现在,由于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 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还说,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 权的经济支柱。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 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国家”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这概念在经济领域里面的延伸, 就是“国有” , 也即“国家所有”。可是我们却很少想一想,“国家”是谁的? “国家占有”是谁占有?“国家财产”是谁的财产?“国家的钱“是谁的钱?是全 体公民的?是政府部门的?是官员的?还是国家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毫无疑问, 是全体公民的。所以,“国有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叫作“全民所有制”。 现在的情形,是“党”、“政”、”国”“民”混淆在一起。混淆的结果,就产生 了“万言书”中的逻辑:“全民有”就是“国有”“国有” 就是“政府有”,“政府有”就是“官有”。其实,连官员本身的薪俸都是老 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三、为什么怕“流失”不怕“消失”?“万言书”说,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 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 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 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并且认定,“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 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 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就算这里所说之“流失”全部属实,也远远不及国有企业本身的亏损多。国有 企业所造成的浪费,以及国有企业占有资源的低效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只举三件 事就可以明白:其一,数万亿元国有资产,如今正在造成巨额亏损;其二,国有企 业工人的工资,已经大大低于私营和外资企业工人的工资;其三,国有企业的惜债 之多,远远超过了私营企业。其负债率已经在70%至80%之间。欠谁的债?欠银行 的。银行的钱又是谁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也就是说,所谓国有资产,早已经在不 知不觉当中逐渐消失, 到现在, 十之七八已经不是“国有”。我们不是常常听说 “开工之日就是关门之时”么?不是常常听说银行里越来越多的钱有借无还、所以 坏账越来越多么?对于国有资产如此巨大和迅速的“消失”.“万言书” 的作者并不担忧,他们似乎认定,只要不“流失”,国有资产就高枕无忧。 四、莫非要与上亿人为敌?“万言书”认为,经济的多元化,导致我们国家产 生了一个人数庞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说:有32.8万户私营业主和500. 8万从业人员;有100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宫翁”。这个新 的资产阶级还不限于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2015.3万个体工商户,有3438.5万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 生产经营者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几十万私营业主连同他们的家属,几千万个体经营者连同他们的家属,还有依 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难道统统都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莫非我们要与上 亿人为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视上亿人为“阶级异已分子”的时期,有过一次, 是“十年动乱”。 那也是当代中国最荒唐最悲惨的时期。 五、是不是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万言书”说:”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 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因 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这里面对于形势的估计,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假如这样的判断可以成立, 则今天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走 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和“走资派”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没有了依据, 倒是应当把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六、为什么要指斥“1992年以后”?这是贯彻在全部问题中的最关键的问题。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对1989年、1990、和1991年的形势是满意的。所要批 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或者是”近三年来”。 “1992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万言书”在列举了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 级已经形成的问题之后,又说,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 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1992年以后,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 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在“不同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 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 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万言书”没有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1992 年以后贯彻邓小平理论的种种行动亦不置一词。 但是,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1992年春季的南巡讲话不满意,并且认 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的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所以, 相当多的人认为,指斥“1992=年以后”,其实就是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若说这是向改革开放“宣战”,似乎有些过分;若说这是同邓小平的理论分道 扬镳,则属无疑。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真要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就迟早会与“万言 书”正面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