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门的建筑 1.门隧和双塾 最初的门(户),是一间房、一座屋的出入口,是房屋的结构部分。门的独立 化,意谓门由建筑物的一部分独立出来,独自构成一座建筑物。“庑,门屋也”, 这就是功能为出入口的建筑物。 自然,有了若干房屋聚合的院落,才会有院门;有了宫殿建筑群,方需设宫门; 至于那些旨在宣扬某种名堂、实有点缀景观作用的牌坊,其作为门户的实用意义已 微乎其微,不妨视为建筑业满足居住需求的余裕,视为建筑文化的精彩的“闲笔”。 作为门的建筑物,在很古的时代已经存在。河南惬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遗 址,其建筑群中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迹。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表明,这个大门 为上有屋盖的穿堂门形式。门隧长6米。门隧即门道,《礼记》有“出入不当门隧” 的话。门隧的长度,说明了这座门屋的进深。 二里头遗址,穿堂门两侧建有房屋,即所谓塾。 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疏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 名塾。”《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丧礼,祖庙里“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 前”。辂即车,分别停在大门的双塾前。 双塾相对,充实了门屋建筑的规模。门侧之堂为何称为塾呢?《三辅黄图》的 解释挺有趣:“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熟详所应对之事。塾 之言熟。”臣僚在门侧的塾屋里等候朝见君王,这等候,不是大眼瞪小眼地呆坐着, 也非言无聊、道有趣的打发时间,而是要为面君做最后的准备——“熟详所应对之 事”,预习得滚瓜烂熟。借这“熟”的音,大门两侧的房间得了“塾”的名称。 夹门而设的塾,写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一章——家塾、私塾。《礼记·学 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早在先秦,塾就是最 基层的普及教育的形式。汉代郑玄讲:“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 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闾门之侧,传授知识。“家有塾”, 原来本是巷首门旁的塾。“民在家之时,恒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这是唐代孔 颖达的解释。 塾设闾门之地,这里是一闾人家进进出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各间之间显示 形象的“门脸”地带,既方便于就读,又是一种外向的形象展示——在塾施教,以 塾为荣,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优良民风。 塾,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仍称家塾,但其“家”,已非孔颖达所言的意义,因 此又有私塾之称。 私塾依旧依傍着大门。北方的四合院,院门的东侧往往是家塾的所在。 2.邑门·闾门·坊门 华夏历史多“门”。邑门、里门、闾门、巷门、坊门……诸多名目,不同于宅 门,有别于城门,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街区的出入口。 先说邑门。商、周时代“野以邑名”,乡野民居按邻里编户,围垣设门,构成 邑。《周礼·地官》“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邑的建制以井田为基础。《汉 书·食货志》说,春天督促耕者都到田间去,田中有庐,春夏可居;秋后农事歇闲, “冬则毕入干邑”,归于邑中居住。邑门两侧有塾,督促者就在那:“春,将出民, 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这是一幅以广阔田野为背景的乡邑图,高墙 围围着邑中房屋,邑门紧闭,待开门时,门左门石又是乡吏的岗位。 闾里之门。周武王伐纣灭商,大功告成,在经过商朝的一位贤德之人——商容 的阀门时,周武王做出一种姿态,给天下人看。《尚书·武成》将此举记录下来: “式商容闾”。闾作为城市街区的基本单位,在商末周初已是闾门屹立了。按《周 礼·地官》所记,小于闾的编户单位是比,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周礼·地官》 还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往往连用。 《尔雅·释宫》释闾为里门,并说“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三才图会》 的间里图(图13),画出明代人心目中的闾里之门。
闾门里门的故事散见于古籍中。《诗经·将仲于》“无囗我里”,可以由里门 而入,不要翻墙而进。《史记·万石君传》“入里门,趋至家”,顺序是:先进里 门,再进家门。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入外门不下车”,可见里门的规模不小。司 马迁为之立传的丽D食其、张耳、陈徐都曾“为里门监”,干守门的差事混饭吃。 《汉书·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听讼断案,享有盛名。一次,闾门坏 了,闾里父老一同商议重修。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 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上丞相,于定国的儿子做了 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能通过驷马高盖车,也真是高门大闾了。 坊门。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 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 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爱出 入。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以土墙封闭。较大的坊,四面 各开一门,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小一些的坊则修一条横街,通联东、西两个 坊门。 3.南门 有说“神农作市”,又有说“祝融作市”。不管将“日中为市”的首创权挂在 哪位上古神话人物名下,交易之市的出现当是很悠远的事。 古代城中有市,市的出入口设门。市门前一块空地,形成公共活动空间。货物 集散,信息也在这里集散,统治者很懂得利用这一场合。居延汉简保留下这样一段 史料:“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庾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侯 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 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根据汉简所记,可知这种告示借市门和里门 来广而告之。 利用市门,作为大众传播的场合,还有更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在秦国,市门 悬赏以搞名堂,似乎形成传统。商鞅变法,欲取信于民,便在市的南门立一棵三丈 之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没人敢动,又将赏金增五倍。终有一出头 者,搬木头,得赏金。大约百年后,秦国的吕不书指使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 成,公布于市门,悬千金其上,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这回没有“出头鸟”。 东汉的高诱评论此事,书不是不能改,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敢。 这两个典故都记录在《史记》里。它们的场景,是古代都城城池的巾肆之门。 市门题字,字写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如当众宣誓一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司马相如初入氏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这就是将自己的豪 言壮语向公众发表出来。 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故事,讲到官员派人前去了解市中情况,特 别涉及市门: 商太字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 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 因召市吏而消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辛知之疾,乃惊惧其所 也。 这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城里设市,市置市门的情况。那市不上一个门,故有 市南门之说。畜力车大约是禁止进门入市的,所以南市门前有很多牛车。太宰由此 推断市门前会有许多牛屎,并召来市吏责问。推断是对的,市吏一下子被太宰的明 察所慑服。这又说明,守在市门口的市吏,除了负责征税、治安等事宜,还对门前 卫生负有责任。《吕氏春秋·仲夏纪》“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索则讲的是不 征税。 东魏初钱币混乱,“盗铸弥众”,“轻滥尤多”,进入流通的铜钱往往分量不 足。《魏书·食货志》记,武定六年,“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 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毕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 铢,然后听用。”市门悬着衡器,以它为标准,就像如今市场上所见的公平秤。 4.阙:当途高——三国魏 帝王宫门立双阙,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这一传统平面布局,凝固为一个同:宫阙。 这词用来称谓庞大的皇城建筑群,也指代朝廷。“阙”,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 可以独自概括那一切。因此,怒发冲冠的岳飞,吟《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 河,朝天阙”。清代费密《荒书》,讲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贼张献忠 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为大顺,以蜀王府为贼阙。”通篇以“贼”蔑称,张 献忠的宫殿被叫做“贼阙”。 阙的建立,初见于春秋时代。《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 “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 阙用来“标表宫门”,具有等级符号的意义,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 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 屹立于宫前的双阙,以其巍巍,显示帝王气派。它还是国君颁布政令的地方。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图强,筑冀阙是举措之一。唐代司马贞释:“冀, 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找到商鞅变法时所筑 冀阙基址。其两阙相距400米。发掘西阙所获资料,使今人得以勾勒当年的壮观—— 秦冀阙为上下三层的建筑物,底层有七室之阔,正所谓“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
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词庙、庭院都有建阙的例子,但它仍是或庄严或权 势的象征,寒门小户是立不得的。 成都出士的汉代画像砖(图14),画面是阙。高高两阙之间,以大门的檐罩相 连。这是汉阙的形式之一,即门、阙合一的阙。 另一形式为各自独立不相连的双阙,成对地立于大门之前。山东沂南县汉墓石 刻(图15),表现了庭院门外立双阙的情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汉代宫殿之阙多有涉及:“《关中记》曰,建章宫 圆阙,临北道,有金风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阙上饰以铜凤,让人想到 成都汉画像砖的门阙图案,连阙正中画有一凤凰。古时歌谣:“长安城西有双阙, 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阙上金凤。郦道元写到未央宫: 刘邦“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 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闾阖、止车诸门。”阙借山势,雄伟 气象,令人仰望。 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起的五六年间,河南登封建造了三座石阙,即太室阙、 少室阙、启母阙,均为庙前神道阙,并称“嵩山三阙”。三对石阙屹立至今,被列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室阙上的狩猎、出行浮雕,少室阙的马戏、蹴鞠浮 雕,留下汉代生活的宝贵史料。启母阙建于当年的启母庙前,阙上刻有小篆铭文, 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阙上浮雕也可寻到大禹故事的画面。 陵墓前的神道阙,左右相对,中间为神道,形成入口处,在平面布局上具有门 的意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其浮雕精美,为全国重点保护文 物。
阙的形象,还见诸汉代图形印。上海博物馆的两枚藏品,分别被名为“宫阙”、 “阙门瑞鸟人物”(图16),在很小的面积里,表现了大门和门前双阙。图案虽然 简约,却能使人体味门、阙布局的层次感。 门之阙以其巍巍,又叫魏阙。古代“魏”通“巍”。东汉高诱注《淮南子》: “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 门阙的名称含“魏”,取义于“巍巍高大”。由“魏阙”、“魏观”而“象魏”, 以至于“象阙”,阙有了这些别名。 阙之“魏”,毕竟与魏晋之“魏”用了同字,古人因此编造出有关曹魏的故事。 晋代王嘉《拾遗记》载: 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 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 溪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 《拾遗记》说这是魏时帝时期的事。明帝为曹丕之子,魏朝第二帝。王嘉讲 “众祥致应”,黄麟、神草之外,提到泰山巨石如阙。并借父老之口神乎其词,本 来相隔百步的两岩石,逢曹氏称帝而渐渐靠拢,移动成阙。言虽在阙,而意却在 “魏”,将其说成魏当代汉的征兆。 阙——魏的文章不只如上。袁术字公路,《后汉书·袁术传》记,拥兵自重的 袁术曾见谶书有“代汉当途高”之说,以为自己“名字应之”。其实,“当途高” 说的是阙,由阙而及魏,人们是在为曹魏代汉编谜语,并无袁术的事。晋代人给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解,讲得明白: 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造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 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阙门高大,“阙然为道”,正所谓当途。由此,阙派生了暗指曹魏的隐语“当 途高”。这不妨视为古代门文化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这类故事在晋时重又上演。《晋书·王沈传》载,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浚以 “处道”即为“当途高”,视为“应王者之谶”,而谋僭号称尊,结果下场不佳。 《南史·何尚之传》将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论,可见“当途高”的影响: 世传晋室欲立阙,王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 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途而高大貌也。 山形虽似阙,却不能代替立阙的象征意义。以上是何胤的话。 5.牌坊又称牌楼 保存至今的古代牌坊,人们可在曲阜孔庙看到,可在北京明十三陵见到,可在 安徽歙县看到——那里棠樾村明清时的牌坊群闻名遐迩。在一些园林、庙宇以及衙 署和词堂的旧址,也常建有牌坊。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曾是个多牌坊的城市。街面上,前门牌坊、民 安街牌坊、西交民巷牌坊、孔庙成贤街牌坊、交道口育贤坊……或横跨于通衢,或 雄踞于巷口,点缀着景观。尽管许多牌坊已不复存在,但燕京地名中仍有它们袅袅 的余音,如:东四——东四牌楼,西四——西四牌楼,东单一东单牌楼……或许正 因为此,继《钟鼓楼》之后。作家刘心武另一部反映京华生活的小说取名《四牌楼》。 日本版画集《唐上名胜图会》,刊刻于1802年,时当清朝嘉庆年间。书中可见 日本人笔下有四牌楼(图17)。 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称“楼”,是着眼于造型华美的飞檐瓦顶。那顶 盖面积虽人大,却缩龙成寸地,采用了中同古代宫廷建筑的屋顶样式,如庑殿顶、 歇山顶、悬山顶等。这些瓦顶,工匠们称之为“楼”。例如,术语“三间四柱三楼”, 是说四根立柱将横面分隔成三间,三楼即三个瓦顶。以用料而言,常见的牌坊有木 牌坊、石牌坊、琉璃牌坊等。 关于牌坊的起源,一些古建筑学家曾论及。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 代建筑》,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 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 刘敦桢《牌坊算例》则将“坊”字作为线索,认为此字“关系最切”。唐代建城, 城坊制已相当成熟。坊设门,坊门是牌坊的直接来源。牌坊之“牌”,大约与当初 坊门上榜书坊名有关,还同坊门下悬牌旌表贤能的古俗有关。 周武王表商容之闾,不少古籍这样记。何谓表闾?有一说是刻石,即将表彰功 德的刻石立在闾门前。其实,“表”本为外加上衣的意思。闾门高高,有住有额, 其上正好做文章。或漆或染,或裹或罩,或悬挂或高挑,一句话,另外加上表彰的 标志,恰恰是引人注目的“表闾”形式。里闾之门得到美化,门内有引以自豪者, 门外有投以羡慕者,真是一人贤德,里闾增辉。不排斥勒石门前,但在门本身做文 章效果已是绝佳。可以说,这“表闾”——借助于阀门的一种表彰形式,开了牌坊 的先河。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拓本,标出平江城内牌坊类建筑57处,分布在各 街口。立两柱,中间以额枋相连,额仿书坊名,“大云坊”、“武状元坊”,等等。 立于街口,巳书坊名,说明这是些坊门建筑。其额枋之上斗拱相叠,斗拱上覆以有 檐有脊的瓦顶,已如今天见到的牌坊。
需要一提的是,像“武状元坊”的坊名,很可能即是“表闾”的产物。此坊出 了个武状元,全坊居民跟着沾光荣耀,这荣耀被榜书在坊门之上,并沿用为坊名。 汉的闾门,唐的坊门,大多为木结构。“表闾”既是荣耀,为使那光荣的标志 长存,便用砖石修门,将表彰的词句刻在砖上石上。这就更接近于现存的牌坊。 借助于闾门和坊门的表彰,逐渐形成格式,于是,这格式本身就不再依赖于坊 门。为表彰,专立“门”,它不必具备门禁功能。它可以雕饰华丽,但它的功用不 过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字句的“牌”。社会需要为状元、为节孝、为显 贵的官员、为一方的英雄“表闾”,就随处立它——这便是牌坊。 古代牌坊享有盛名的地方,首推安徽歙县。明朝大臣许国建造的石牌坊,四面 各一牌楼,结合为一体,平面呈“口”字形。这座仿木结构的石坊,石料厚重,雕 饰精美,巨龙飞腾、瑞鹤翔云、鱼跃龙门、麟戏彩球、凤穿牡丹等图案,既是祈祥 的吉语,又不妨视为春风得意的标榜,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牌楼上镌“恩荣”、 “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 学士许国”等字样,可谓光耀“门楣”。六对石狮倚柱而立,更为许国牌坊增典雅。 歙县城西棠樾村的牌坊群,两座建于明代,五座建于清代,接踵排开,列为 “忠”、“孝”、“节”、“义”的顺序。其中义字牌坊,上题“圣旨”、“乐善 好施”。相传,清代先有忠、孝、节二座牌坊在前,朝廷赐建的。世代官商的豪绅 鲍漱芳想再凑上一座“义”。乾隆皇帝答应了,同时提出颇为“义”的条件——要 鲍漱芳为朝廷修筑八百里河堤,发放三个省的军饷。鲍家的一番“乐善好施”,龙 颜大悦,赐建了义字牌坊。 在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国度,牌坊又被用为这方面的标志,即古代的百岁 人瑞坊。据高成鸢《中国的尊老文化》一书考证,对百岁老人进行旌表的较早的记 载,见于《宋史·郎简传》。郎简为官有实绩,致仕后向人们施医合药。他89岁无 疾而终,朝廷表彰他,“榜其里门曰德寿坊”,这是借其所居的里闾之门,表彰他 的德寿。到了明代,曾当过知府的林春泽,活了104岁,获得“人瑞”称号,还建了 牌坊。他写有《谢建百岁坊》诗,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擎天华表三山壮, 醉日桑榆百岁红。愿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颂华封。”这当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牌 楼,立在通衢大道上。《清乾通典》载,康熙四十二年明文颁布:“百岁老民给与 ‘升平人瑞’匾额,并给银建坊。节妇寿至百岁者,给与‘贞寿之门’匾额,仍给 建坊银两。”百岁老民,不论身分,“人瑞坊”的这一原则,对中国古代的尊老传 统,做了一个平民化的注脚。 牌坊的形式,还用于庆典临时性建筑。清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六旬庆典时,北 京神武门到畅春园,沿途搭起数不清的过街彩坊,是各地前来祝寿所设。牌坊必备 的题额这一形式,被用来书写那些歌功颂德、渲染喜庆的同组。康熙帝由畅春园一 路行,不时有彩坊呈献漂亮词句,或“寿齐大地”、“万年有道”,或“民和年丰”、 “日华云灿”,或“圣寿同大”,或“四海升平”,或是:“厚德无疆”、“风动 时雍”、“万邦维庆”、“羲轩风景”、“德洋恩博”、“华诸神光”、“万年连 景”、“九州向化”、“圣德光华”、“皇仁浩荡”、“庆洽无疆”、“物被仁风”; 有的彩坊两相对应,用句也就追求对偶,或“六合同春”、“万年一统”,或“舜 日光华”、“尧天浩荡”,或“瑞叶青阳”、“增辉紫极”,或“鸾翔凤翥”、 “回升月恒”,或“多上嵩呼”、“老人华祝”,其它有“力年玉历、“三祝华封”, “道超几圣”、“德覆万方”,“金轮现采”、“宝历呈祥”,“大地山呼”、 “钓天雅奏”,“四海腾欢”、“六符御极”,“八方寿域”、“一气鸿钓”,等 等。将彩坊营造喜庆气氛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事见清代方氵睿溶帅《焦轩 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