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政界 詹姆斯·阿布雷兹克 他一直是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他已经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时间是1977年万圣节前三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华盛顿参议院办公楼内 他的办公室里。他和俄亥俄州参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为反对通过取消石油价格管 制法案,已经进行了十三天阻挠议案通过的活动。 正如萨姆·雷伯恩所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成功,那你就得随大溜。这就是这里 多数人的哲学。这里很少有什么人坚持某种东西。他们一直很关心民意测验。进行 民意测验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当你开始对每一个细小问题都加以盘算时,这 可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怎样才能做得精明一些?在那个问题上我要怎样 耍些花招,以便安然回到家乡而不致惹麻烦?这里很少有人不怕惹麻烦——在任何 问题上都是如此。 他们害怕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选区里有好嚷嚷的人会给他们提 出种种责难。对他们来说,担任议员职务比在任职期间有所作为更为重要。他们已 经不是政治家而变成了技巧治国论者。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了解民意测验的动 向。 他们占据着议员的席位。他们盘算得如此周到,而且如此注意技术细节问题, 以致忘记了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公众不需要他们那些屁话。卡特在全国电视台 上说:我们必须作出牺牲,因为总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要用尽。天哪,谁都懂得这一 点。能源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但是为什么总是要求两亿人民作出牺牲,而从不要求 处于最上层的那五万人作出牺牲呢?这是一种什么屁话?公众不了解能源计划的细 节,它太复杂了,但是他们能感觉到那里面有问题。 公众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他们赞赏独立地处理问题。每个去过南达科他州的人 都说:“象麦戈文和阿布雷兹克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那个保守的州里当选呢?” 原因是人们全都了解我们。我们站起来说:“也许你们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我们 的良心要我们这样投票。”你们猜怎么样?他们对此表示赞赏。 在参议员和他们的选民之间,现在已经不再有双行道的对话了。这些大人物测 验一下民意就上电视台,根据民意测验记录在传播媒介中开展他们的竞选活动。他 们实际上没有听取他们选民的意见,不了解选民内心深处的情感。 我认为现在你在议会内所能完成的事不见得比你在议会外更多。你在这里只能 取得无关紧要的那种胜利。这起不了什么作用。人们说:“你必须留在这里。你是 那些反对取消对石油价格管制的人们的喉舌。”他们以为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士兵。一个士兵倒下了,会有另一名士兵来接替他。这里有些人认 为我们是司令部的成员,而不认为我们不过是前线一车而已。 霍华德·梅岑鲍姆和我所进行的十三天阻挠议案通过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士兵们的一次小小的反抗,是一次接管。象所有这一类接管一样,我们失败了。 但是,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这就是进行阻挠议案通过活动的目的。我知 道我在参议院的同事们以及外界都对我们施加了压力。《华盛顿邮报》就指责了我 们。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行政助理皮特·斯塔弗利诺埃斯向我提出了挑战。 他说:“我请求你再次竞选时,你说你在这里与否关系不大。如果你能够阻止那些 杂种取消天然气价格管制的企图,那你作出的贡献要比你在国会整整八年里所作的 贡献都要大。”于是我就回答说:“干吗不行?” 我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电报和打来的电话有成千次之多。我们之所以 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白宫的合作。在阻挠议案通过的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天的 时候,副总统来到了国会。他同多数党领袖勾结起来,破坏了我们这次活动。 在辩论天然气问题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埃克森石油公司 集中在电视上大肆进行广告宣传。你知道埃克森石油公司集中进行广告宣传的地点 是哪里吗?是首都华盛顿。在这里比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更为集中。参议员们坐在那 里想:天哪,我选区里的选民们也正在观看这种广告节目。这种广告节目开始逐渐 对那些每天在这里投票的人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些参议员却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他们成了电视广告节目的俘虏。 我父亲是从黎巴嫩来到美国的。1898年他到了南达科他州。当时他是个沿街叫 卖的小商贩。我爹对美国是常感恩不尽的。 他在黎巴嫩时,是个非常非常穷苦的农民。这就是他离开黎巴嫩的原因。黎巴 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穷得要命。 到1910年,我爹攒下的钱足以买一辆轻便马车和一匹马了,但他买下了一家商 店。192O年他又开了另一家商店。在大萧条期间他破产了两三次。他总是赊帐给住 在那一带的人,对印第安人或者非印第安人他一视同仁。只有印第安人还他的债, 白人是不还的。(笑)他总是说:“一定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挨饿。” 在还是孩子的时候,谁会有什么梦想?我只知道吃饭,一日三餐。我曾想和我 爹一样当个店老板。我父母都没受过教育。他们不认识英文,但他们能写和读阿拉 伯文。我父亲作为小镇上的一个商人是相当有成就的,最后他拥有两三个商店和一 个小小的农场,农场在罗斯伯德印第安人保留地内。和人们如此接近反倒容易糊涂。 我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多少是个种族主义者。我对印第安人以恩人自居,以上 司的口吻同他们说话。我同印第安人的孩子一起长大,同他们一起上学,但我却总 认为印第安人比我们这些肤色淡些的人要低人一等。后来我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人。 人们总是说有一个美国梦,在这个梦之乡,人们有受同等对待的权利。我知道 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竞选运动中大肆宣扬的那些说法,只要你让现在掌管 着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继续掌权,你就能体验到美国之梦。如果你干脆让那些有权势 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监狱,就不会陷入困境。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美国梦。 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总是有办法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的任何要求合法化。他们总是 有办法可以从别人手中夺走财产或权利而不会进监狱。至于这种事发生在城市还是 农场,那没有什么关系。 我很清楚地了解石油公司想从取消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中得到些什么。他们要 抢公众的钱包。假如我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很可能我也会这样做的。我所不 理解的是,这里那些号称是代表公众的人——我的同僚参议员们——竟然会赞同这 种事。我们的政府自命为由人民自己管理,也是为人民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 的政府是由权势集团掌管的,是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如果它们还给人民留下一星半 点东西,就算不错了。可是也仅此而已。 总有一天那些自然资源是要耗尽的。那时就不再会有充裕的日子。从现在起再 过五十年,你就会看到美国要变得象个不发达国家那样,为越来越少的残羹剩饭而 斗争。那时你就会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将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制度完全是 在贪婪的基础上运转的。在充裕的年代,它可以运转得不错,因此甚至那些贪婪的 人也能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资源一旦耗尽用光,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动,就 会出现剧烈的政治动乱、那时我们的制度就将发生变化,可能走向社会主义。那些 憎恶社会主义这个词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眼光没有被贪婪所遮住, 他们可以采用某些使权利的分配比现在公平些的办法,就能改变现在的制度,就能 避免社会主义或者别的可能出现的什么制度——甚至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 对美国梦,我是悲观的。只要少数人享有压制多数人的权力,美国梦就没有可 能实现。 掌管这个国家的,是那些跨国公司、银行和《幸福》杂志所列举的美国最大的 五百家企业。它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全都追求利润。它们无须勾结起来合 谋。有多少家银行需要坐在一起讨论利息要多高?有多少家石油公司需要坐下来讨 论如何分配石油和石油定价多少?它们无须这样做。 如果美国人民真正了解这些事实,他们是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的。你要相信人 民。但是,报纸和广播至多只能从表面上提出问题。电视上谈论问题几乎很少超过 两三分钟。在那么短促的时间里,又怎能讲清一个问题呢? 蜂音器响,再过十五分钟他就得回议员席去发言。他叹了口气。 但愿我能看到一个权力并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美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得到 公平的待遇。权势集团要求得到更多的机会,他们在扑克牌上作记号。即使你在玩 扑克牌上是把强手,你仍在牌上作记号以保证你不会输。 也许印第安人一直很懂这个道理。很早以前他们就察觉到这一点。你知道他们 是怎样说的吗?卡斯特是罪有应得。(笑) (潘同文) 杰西·赫尔姆斯 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在他参议院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些关于他的政治 漫画,这些漫画并非全是奉承性的。桌子上有一本巨大的圣经。 我们所有的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童年当作过去的美好日子来回顾。那些过去的 日子并不全是那样的美好,但我们总是把它当作美好的日子来回顾。我怀念我的双 亲和他们简朴的一生。我肯定他们的一生并不真是那样简朴,我不过是愿意这样想 罢了。 我怀疑我父亲一年挣的钱会超过七千美元。他是个警察,后来当上了警察局长。 有一段时间,他既是我们小镇的警察局长又是消防队长。我的家乡在北卡罗米纳州 南部靠近南卡罗来纳州边界的门罗。我们一般常说它是在七十四号公路的右侧。对 我父亲说来,钱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他的家庭。我从未听说我父亲羡慕比他钱多 的人。我们谁也没意识到当时我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我真 希望看到这些社会准则能够重新恢复。现在的人们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把个人的责任 心视作是头等重要的事了,至少不象我所能记忆的那样了。 哦,我还想起我中学的那位校长。他给我的影响不亚于我的父亲。就在我们毕 业的头天上午,他把我们中一部分人叫到他办公室。那正是大萧条的年代。他说: “我要你们大家明白,只要你们肯下工夫努力,将来你们想当什么都可以。我能够 预见到你们这几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住宅,而且每人至少会有一辆小汽车。甚至会有 两辆。”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人有两辆小汽车的。也很少有 什么人有自己的住宅。如果不是他鼓了我这一把劲的话,我想我是不会上大学的。 “如果你们从这里出去以后,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去干,你们会成功的。如果你 们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努力,那时候可不要回来向我哭鼻子。”我们那个 总共四十三个人的班级,出了一位“福雷斯特尔号”航空母舰舰长,他现在在五角 大楼;一位芝加哥商会会长;一位美国总统行政助理;一位雷克索尔医药公司的总 经理;此外还有医生、外科大夫和口腔科大夫;以及一两位牧师。所有这些人都出 于以前这一个小小的班里,这绝非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那位校长还 给我们每个人写信。每月一封。 在我临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为农业部农村电气化管理署挖坑。每小时工资 二十五美分,一个月的工资是十美元。他们扣除十美分作为社会保险金,我实得九 元九角。 农村电气化管理署了农村电气化——那不是“新政”的产物吗? 嗯!我想今天活着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谁不愿意拿现在的日子去换取弗兰克林· 罗斯福时代的日子。当时,有很多人从哲理方面对罗斯福的新政进行挑剔。我认为 罗斯福先生本人从未想到他的新政在政治体制、政府的规模、政府的费用、政府的 控制等方面会象后来那样走得如此之远。在三十年代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政府的公 共工程振兴署为失业人员提供了几百万个工作,而今天却有好几百万人没有工作… …。(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我被人们称作是个保守分子,或者极端保守分子,或者主要的保守分子,或者 反动分子。我不知道所有这些帽子是什么意思。这些称呼会使人误解。如果我把某 人叫作是极端自由主义分子(当然,我不会这样做),后果也会同样糟糕。我认为 我们应该停止这样干,而以具体问题作为衡量标准。给某人扣上一顶帽子,是很容 易的事。詹姆。阿布雷兹克——如果说有“极端自由主义分子”的话,我想那准是 詹姆了。我喜欢詹姆,就象我喜欢我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他是个讨人喜欢的 人。很可能詹姆同我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我们并不是在要达到什么目的上 不一致,而是在如何达到同一目的这一点上不一致。 我对自由企业制度抱有坚定的信念。我从许多方面得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这个 国家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如果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度,我们就 应该让它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詹姆和我在取消政府干预这个问题上是对立 的原因。这同我个人对詹姆的感情毫无关系。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下面这一点而不致听起来象是在讲道。我们国家的创始人在 对上帝的信赖上是无与伦比的。就我自己来说,每当日子很不好过的时候,我知道 该向哪里寻求帮助。上帝已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走访了四十三个州。我看到我儿童时期曾普遍存在的个人 信仰现在日益受到强调。我知道我的父母是多么地虔诚。他们在家里做祷告或进行 类似的活动。现在全国都在这样做,青年男女都一样。在这里,每星期三早上我们 都举行祈祷早餐会。当我初来华盛顿时,只有七位参议员参加,现在参加的已经增 加到二十五位或三十位了。 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注重精神,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家,这都是我向所未 见的。我抱有巨大的希望。每天都有四、五批青年人来到这里。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我看到了在十年前缺乏的那种品质。十年前我们听到的全是睡懒觉、酗酒、闹事和 其他这一类的事。现在我看到这些青年人渴望获得他们能够信赖的东西。这是一种 深刻的宗教意识感。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也是十年前所缺乏的。 在谢尔比的县政府办公楼里一次小型会议上,有人提出最低工资的问题。一个 青年小伙子站起来说:“你们对最低工资如何看法?”我说:“我希望能够通过一 项法律,使每个人一小时挣三十美元而不致影响通货膨胀,不致损害工商企业。” 他说:“我同意。你每提高一次最低工资,对于数以千计的更加需要得到工作的人 来说,梯子最下面的横档就被砍掉一级。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认为他说的这些话 是相当深刻的。 我想年轻人是懂得什么叫做资金平衡表的。他们了解利润动机。有个时期这一 点在学术界不怎么讨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学生们对公司所获利润的态度。很 多人认为,公司的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实际上公司的利润率只有百分之 三到百分之四。学生们现在开始了解这一点。他们了解国家的债务有多大,他们知 道政府的社会保险根本行不通。他们对什么事情政府办得到和什么事情政府办不到, 有切合实际的了解。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曾经预计由于我采取的那些立场我将被青年人轰下台。但 是,他们对我所说的全部话却是:“上帝保佑你。” (潘同文) 丹尼斯·库青尼奇 在我们进行这次交谈时,他还是克利夫兰的市长。 他三十二岁,但看上去不过二十二。 他住独家一套的平房,夫人桑迪正在煮咖啡。除了一架自奏钢琴,他家的家具 与周围—人阶级邻居们陈设简单的家庭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告诉我:“好些邻 居十年之内都要退休了”。他家墙上挂着托马斯·杰斐逊的像,背景阴暗。 年轻的时侯,我做梦也没想到能住这样的房子。当时,家里人丁兴旺,每添一 个孩子,就非得搬家不可。住房面积实在不够,我们只能租房子住,父母亲从来未 曾有过真正自己的家。有好几次,我们都是被赶出来的,原因并非付不出房租,而 是家里人口实在太多。有时候,为了找到住所,要有一个孩子躲在壁柜里(笑)。 我们搬来搬去的次数多得不可名状,因此和任何邻居都难以有亲密的联系。我 们住的地方老是在火车道旁,清晨醒来,可以听到工厂的轰隆声,也可以听到拖船 一声声汽笛长鸣。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仅仅是飞机越空而过的声音。 我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我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一生。父亲有十二个兄弟姐妹, 母亲有十一个。我们家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少数人种的《飘》(笑)。 整个青年时期,我都是在少数人种聚居区度过的,我深深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这种滋味实在够戗,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呀!大量的时间只能在街上乱逛。从五岁 开始。我就一个人荡来荡去,不断受到父母的责骂。我常常吊在公共汽车外头,进 城看棒球比赛。只要跟一个成年人入场,就用不着买票。我多次不买票看球。 人们多次把我挡住,追问“你是跟谁一起来的?”我一天到晚在街头晃,实际 上这才是我受教育的地方。我和各种人都能交上朋友,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对 邻近地区经营商店的人,我总是停下来聊聊天,替他们跑跑腿。 父亲从海军退伍之后,一直干汽车司机那一行。他还是颇有雄心壮志的,他盼 望所有儿子都能进海军服役。我的弟弟法兰克在部队呆了四年,其中两年半在越南。 另一个弟弟贾莱入伍整整五年,大部分时间驻在夏威夷。父亲从不顶撞上司,他的 上司就是开卡车公司那家伙。 我也从小受到教育应该尊重上司,尽管我比同年龄的人独立性要更强一些。上 学时我经常和老师意见相左。无论从父系或母系党我部是家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热爱文学。早在三岁,母亲就教我读书识字了。 六十年代后期,我中学毕业没有直接升入大学,而是工作了两年半。十七岁那 年,我迁出父母的家庭,在钢铁厂林立的地区租了一套公寓,就在拍摄影片《猎鹿 者》那一带(笑)。从我住的木屋窗口可以俯瞰钢铁厂。那真是令人触目惊人的景 象呀!一望无际的巨大烟囱划破星夜长空。 上小学的时候,为了付学费,我必须擦洗地板、照管房屋。进中学以后,从 1959到1964年,我在有钱人的乡间俱乐部当球童。医生、律师。做保险生意和搞房 地产买卖的人打高尔夫球时,我为他们背球棒。我常常一个人背两个球袋,扛两袋 球棒,同时受雇于两个人。人家一天打满四十五个洞,我也得跟在屁股后面走。一 天走那么多路,每星期工作六天,这样到夏天有时一个星期可以赚到一百美元以上。 我是相信工作就是一切的。工作之中包含有无穷的乐趣和无上的荣誉,任何工 作都是如此。有些人视为低人一等的工作,在我看来却是谋生的机会。一旦投入工 作,我总是尽力而为,尽量干好。辛勤地工作、不断地上进,这就是我的美国梦。 很早我就体会到,我和我所住地区的邻居共同点很多.远超过其他一些地区的 住户。那时我的隔壁邻居是黑人。这一带是种族杂居的区域,住着各色各样种族的 人,都是贫苦劳动人民。他们既要努力奋斗,谋求在美国社会里立足,他们也能和 黑人的斗争融合成一体。我一直力图让双方都理解,他们的敌人不是黑种人,也不 是白种人,或许是绿色人种吧。(笑) 克利夫兰这个城市一直由“五月花”型的正统优等种族治理。这里的老百姓根 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一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我们终于通过选举夺取了决 策权。黑人念念不忘他们受苦受难的老祖宗“汤姆叔叔”,但是其他种族也各有其 本身的“汤姆叔叔”。如果说黑人运动有所成就的话。那就是黑人建立了种族自豪 感。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许多多人都有志于改革社会,但是社会却变化不大。就在 我周围,与我一起长大的许多人现在都身处逆境,理想根本实现不了。我开始怀疑, 这是怎么搞的?不管这些人如何拚命工作,他们无法取得进展。看到那么多人东碰 西撞,弄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我深感美国的社会制度有毛病。 起初,我并没有怀疑社会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把各色各样的事物连在 一起思考。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越南战争吧!我亲眼目睹某些人获取暴利,但同时 千百万美国人却丢掉了性命。我的好些朋友,幼年和我一起乘公共汽车上学的老搭 挡,去了越南却没有回来,他们死在那边了。这样,我才意识到:这里面必然有十 分肮脏的内幕,我一定要进一步从中挖出问题来。 于是,我开始投身于本市政界。1967年,我参加市政议会的竞选活动。当时, 我准备支持任何一位能够代表我们那类地区的候选人。但是,看来看去,我本人是 唯一站出来挑战的人。当时我才二十一岁。 我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尽量了解人民的疾苦。无论哪一次竞选,我都是挨家挨 户走,成年累月找老百姓谈心。他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他们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一 盏路灯灭了、道路有一块塌方了、一个消防龙头损坏了、地下室浸水了、或者没有 人扫雪……但即使是这些起码的要求,也一件都得不到解决!(笑) 去年一年之内,我访问了上万个家庭,就这样挨门挨户走。真使我深受教育呀! 1969年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当选为市政议会成员。我的选区由波兰人、乌克兰 人、俄罗斯人、希腊人、斯洛伐克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波多黎各人、黑人组 成。这不仅是克科夫兰一市,也同样是美国各地的典型剖面。这些人们都在周围一 带工厂里做工,其中有些住在这一带已有六十多年历史了。同样是这些家庭,同样 是这几个教堂,人们仍然用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俄语做弥撒,这使得邻里之间能 够保持活跃的气氛。我十分欣赏这一点。 人们对我居然能选进市政议会深感意外。市政议会原来那个家伙竟然可以击败,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家伙根子是扎得很深的。开始,人们怀疑究竟是银行、还 是公用事业、或者大房地产经营商在支持我。总之,所有那些出钱收买候选人的传 统后台,人们都怀疑到了。 实际上我是白手起家的。我竞选的花费差不多全部由我自己掏腰包。大家都知 道,我的积蓄不多(笑),但是我把对现状不满的和不受人重视的人们都团结起来 了。 一些老相识首先来找我,对我说:“老弟,你已经得手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占有席位、保持沉默。只要你照我们的话做,有一天你能成为本城数一数二的大人 物”。(笑) 我已经触犯了某些人,但是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代表那些把我选进 市政议会的人民而已,一点都没有意识到我因此就得罪其他某些人了。我很快就发 现,本市有好些特殊利益集团,它们把市政厅看作是它们的私有领地。市政议会共 有三十三个成员,比数经常是32:1。 报纸上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整篇胡说八道,到了滑天下之大稽的地步。有时候, 拿我与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有时候,又把我说成是希特勒、麦卡锡或吉姆· 琼斯式的人物。而我们的组织则被看成与红色高棉或文鲜明的统一教是一丘之貉。 我们一再呼吁要正视当代的中心问题——财富分配不均。但是,富裕的人们一听就 反感。 把我选为市长,正如把我选进市政议会一样,是想让我俯首听命于现存的社会 制度。一旦我对现存社会制度提出挑战,克利夫兰企业界的巨头们就深深地被触怒。 于是,他们动员新闻交流界的喉舌,对市政当局进行残酷无情的毁谤。我深深体会 到,大企业就象封建统治者一样,把我们这个城市视作私有领地,市政厅应该是它 们自家的衙门。 1977年11月8日我当选为市长。很快我就发现前届市政当局把数千万美元的债 券资金花费一空,而竟然无法自圆其说。本届市政当局只得与本地几家银行谈判, 试图把它们手中价值达一千四百万美元即将到期的期票展期偿还。但是其中一家银 行竭力从中作梗,这就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 在到期未能偿付的那天早晨八点钟,我和市政议会主席,也即克利夫兰信托公 司的董事长乔治·福布斯进行会谈,他是当地的著名企业家,也是我本人的老相识。 谈话的主题一下就转到市政府发电厂问题上去了。那位先生一清二楚地告诉我:如 果我同意把市政府发电厂出售给克利夫兰电力公司,他可以答应把信贷展期,使市 政当局得以摆脱违约拖欠的困境。要知道,克利夫兰电力公司最大的股东正好就是 克利夫兰信托公司,而信托公司董事会有四个成员就是那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这 位先生同时也指出,如果我拒绝出售,他的银行也拒绝给我任何帮助! 市政府发电厂在市内共有四万六千家用户。市政府发电厂和克利夫兰电力公司 在市内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双方竞争往往达到逐街逐户地争夺用户 的白热化程度。市政府发电厂的电费十年来一直比克利夫兰电力公司要便宜百分之 二十到六十,但是它的竞争优势却仍然连年丧失,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不断干涉它的 经营方针。 克利夫兰电力公司董事长布罗克·韦尔把他设想中的收购价格告诉了我。就在 这一刹那,我下了决心:宁可陷于财政上违约拖欠的困境,也不能堕落到道德上违 约拖欠的地步。假如我真和这帮家伙抗涂一气,把市政府发电厂卖给一家私营企业, 那等于家家户户的电费都自行上涨,并且还必然导致无止境地涨价。印第安纳州韦 思堡把市政电力系统的控制权交出来之后,其处境就是如此! 在布罗克·韦尔和乔治·福布斯两位先生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一直保持沉默, 心中默默祈祷,但愿我坚持原则是做对了。我非拒绝他们不可,这帮家伙是想出卖 整个城市,他们正在对我敲诈勒索。他们说得很清楚,只要我顺着他们干,对我个 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以变得一帆风顺。布罗克·韦尔先生说,他还可以为本市再筹措 五千万美元信贷。这样,财政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我在市长任内的一切也都会顺顺 当当,今后我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就前景十分光明。 新闻交流工具当时也跟着拍子摇旗呐喊。“你干吗不把市政府发电厂脱手了事? ”在一次电视现场问答里他们就这样质问我。当时我的答复是:提出市政府发电厂 不过是个烟幕弹。这个发电厂根本没有亏本,它所面临的问题,根子在于克利夫兰 电力公司插了一杠子。我本人仅仅上任一年多一点,我不过是从上届市政当局接手 了一个烂摊子而已。本届市政府已经制订了一项对策:增加所得税,严格控制市政 当局的开支经费,以此解决违约拖欠问题。这项计划已经得到六家银行的支持,并 且提出这项对策也是我本人得以当选的原因之一。 我完全知道,我是冒着整个政治生涯成败在此一举的风险。但是我也懂得一个 人总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才对。 2月27日举行公民投票。两项议题——是否增加所得税和是否出售市政府发电 厂——同时提交公民表决。 我们把所有志愿的支持者都组织起来。他们在寒风冰冻之中,冒着零度以下的 气温和大雪纷飞的严寒,挨家挨户进行宣传鼓动。我们把严酷的事实摆在人民面前。 我们没有承担任何新的诺言,只是告诉人们;除非增加所得税。否则州就会强加一 个管理委员会给我们,而本市的自治权利就会丧失殆尽。至于另一个议题——市政 府发电厂问题——则背景更为复杂。目前大家面临的危机是公司企图统治城市。我 们摆在人民面前的抉择是:你们究竟要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还是要一个非民选的 躲在幕后进行操纵的非法影子政府。 我们原来是以2.5:1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努力创造一种气氛,让人民理解: 每个人都有力量扭转乾坤。果然,两个议题我们都以2:1取胜。白人和黑人,穷苦 人民和中产阶级联合一致,在一项经济问题上取得胜利,这在克利夫兰市政史上还 是一个创举。往常,他们相互间总是你踢我一脚、我搞你一手,这次却不是。 你要我谈谈我对美国梦的看法?我心目中的美国决不是从属于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之类大企业的美国,我心目中的美国是托 马斯·佩因、托马斯·杰斐逊和塞缨尔·亚当斯的美国。现在越来越明显地存在着 两个美国:一个美国是由多国公司垄断决策权的华盛顿联邦政府;另一个美国则是 城乡一切被排挤和被忽视的人们。我能够预见到今后必将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大变动 ——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反对漠不关心老百姓需求的经济界巨头。这种无可调和的冲 突实际上已经成形。 美国革命实际上并未结束。这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进程。我认为一场希望和理想 的革命正在到来。在我们这类国家,一旦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他们还是有可 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回控制权——也即通过投票。 在我进入政界之前,我实在没有把握我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作用。 现在我懂了:每个人都有力量扭转乾坤!任何人都可以有此体会,关键在于你必需 无所畏惧! [附笔〕:1979年11月,由于克利夫兰的全部报纸、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再加 上工业界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竞选失败,未能连任。 (元一) 维托·马朱治 他是民主党的芝加哥市议员,议员每届任期四年,这是他第七次连任。“我二十 次竞选公职,每次都获胜。七次竞选立法机构职务,六次竞选区委员会委员,七次竞 选市议员,只有一次遇到对手。在1967年,我以一万五千票对一千票击败对手。有十 九次竟无人登记跟我竞选,谁也不想当众出丑(笑)。从1919年以来,我一直听命于 我的选民。” 市议会大厦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有全家福、市议员的集体照、当然还 有已故市长理查德、J·戴利的照片。“这是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模范家长和虔诚信 徒。” 他的西装翻领上,每边都别着一牧水晶石伪小型星条旗徽章。“我只要不死,就 要佩带着。谁敢跟我打赌!不仅别在衣袖上。我不管到哪儿去,全身都可以佩带星条 旗徽章。我为自己生在意大利感到自豪,但是我来到这片国土人做一名美国人。我要 是想做意大利人,我就留在意大利了。对任何外来的人我都这样说:‘你要是不喜欢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呢?’” 我今年八十一岁。我十二岁半就离开意大利,直接到这个地区来了。从那时起一 直没挪窝。我读书读到四年级,然后就到工厂干活,每星期挣四美元。一边干活一边 上夜校,学了五年机械。 1918年,他们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人当民主党基层选区候选人。我开始是闹着玩 的。我这个民主党人第一次选举得了三十一票。共和党候选人得了三百四十七票。区 委员会委员对我说:“在那个基层选区,这样的成绩要算顶呱呱的了。”民主党在那 里最多只得过十一票。我在1922年结婚。那一年我以八十票的优势领先,使这个基层 选区成了民主党的天下,这是一份最丰厚的结婚礼物。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能超过 我了。 已故市长戴利生前曾说过,我处理的问题比库克县任何民选官员要多。他问我: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回答:“我爱民众。”我感激这个国家给我的好处,况 且我也不是个爱当绊脚石的人。我的孩子都已结婚,他们也都有了孩子,但我仍然要 儿孙们向我学。我有六个孩子,都结了婚,孙儿孙女有十九个。 一星期里有五天我到这儿来,有两个晚上到总部去。每一次社交活动我都参加, 每一项市政事务我都过问。我连哈佛大学也去过。他们要我去讲,因为他们知道我讲 的是心里话。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官员,通病是不想给人民讲真 话。他们怕伤了人民的感情。我却伤某些人的感情,这当然不是好事。 美国发生了变化,以后的变化还要更大。我希望,他们实施变革,不只是为了满 足那些聚众闹事、大喊大叫的人的要求。我刚从意大利来的时候,每四、五个街区就 住着一个民族:犹太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都有。 他们都得脱胎换骨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谁也不是来这儿跟美国人说:学学我的 意大利生活方式,或者德国,或者爱尔兰生活方式吧!现在的世道倒好.我们反而处 处有外国语写的标记。我们反得学西班牙语或希伯来语。不对,不是学希伯来语、意 大利语或波兰语,而只是学拉丁美洲语。他们不是要拉丁美洲人学习美国生活方式, 相反,他们不断告诉拉丁美洲来的人要会该会写西班牙语。招工的时候,不管他们合 格不合格,就非得招那么多不可。他们不是让许多人上学学习英语和美国生活方式。 这种做法! 我顶讨厌“要求”这个词,而更喜欢“请求”这个字眼。他们来找我时要是客客 气气,我对他们也相敬如宾;他们要是张牙舞爪,我也绝不客气。我不管他们是谁。 我得一再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这并非我不喜欢黑人、不喜欢德国人或不喜欢拉丁美 洲人。什么人我都喜欢。但是,我从来不到公共事务部门或私人企业去指手划脚,或 者嘲笑和违抗法律与秩序,或者破坏人们的生命财产。这种做法我很反感。正因为如 此,我们过去才为这片土地成为文明园土而奋斗。我们当时干得很出色。我们是不是 还要回到那个革命时期去呢?不。我是不希望再出现那种方式的。我相信上帝,我也 相信文明的威力。 在我那个选区有个血统高贵的爱尔兰牧师。他带着一个十六岁的爱尔兰女孩、十 个黑人、十个墨西哥人来找我。我瞧了他们一眼,一个个活象青面涂牙的恶鬼。他们 一进来,我就能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他们的心思来。跟牧师站在一起的那个黑人说: “市议员,我们有若干条要求。”一边说还一边挥舞拳头,手里拿着一张破破烂烂的 纸。我向周围扫了一眼,说:“先生,在你接着说之前,你是否清楚,你对市议员是 什么他妈的要求也不能提的?”那个爱尔兰牧师捐嘴:“市议员,你就用这种态度跟 我们说话?”我朝着他说:“你住嘴!你不单站污了我的宗教信仰,你给所有的宗教 都丢了脸。你跟这些畜牲一起来这里干什么?滚出去!再别来了。”那个黑人说:“ 你再别想当市议员了。”我火冒三丈,我的南欧人的血性爆发了出来。那个牧师在那 儿,那个小女孩在那儿,惹得我发火。我骂开了:“你们这些母狗养的不要脸的东西, 我要是靠你们帮忙才能当市议员,那我宁可不干。但我就是要当上市议员的,我还要 看着你们一个个死绝。滚吧!再别来了!谁要再来就甭想活着出去。” 他们要修一座公园,但是这周围的人并不想要。我也不想表示同意。自然呷,我 不让他们有机会开口,我把他们撵了出去。 来找我的,不管是什么人,最好都跟绅士太太们一样客客气气,我也会象戴着丝 手套似的.彬彬有礼接待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大利人也象那个模样来找我,我会照撵 不误。 在我那个选区里,意大利人只占百分之五。波兰人、黑人、墨西哥人、立陶宛人, 什么人都有。1975年,我没拿定主意是否再次竞选市议员。消息传开了。有一天夜里, 有二十个人来到总部。黑人、墨西哥人、混血种、什么人都有。我的天哪,我以为他 们打算袭击这个地方。我说:“先生们,出了什么事了?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 “市议员,我们只是想告诉你,你要是不再竞选连任,我们打算在你门前一天二十四 小时不停地抗议。我们不会让你睡觉的。我们不想让别人在这里当市议员。” 1919年我当基层候选人的时候,还在一家厂里当机工。1921年,我在县财务处 找到工作,因为当基层候选人是不能在厂里做工的。你政治上要活跃。你要拜访选民, 参加社交活动。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空想的社会改革家不喜欢干这一行,道理就在这 里。他们喜欢通过传播媒介控制一切。 他们就会吵吵嚷嚷。没有人能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自然所向无敌。让他们来找 我吧,我会毫不含糊地把他们当马骑。他们把这称之为民主党的机器。可是他们自己 连油动、电动或人工操纵的机器有什么区别也说不清。我跟他们较量完了之后,他们 就不会再把这称之为机器了。 一个靠五、六百张选票,三、四个街区居民支持而生存的人,是知道利益之所在 的。他要保证人们参加选民登记,他得出席各家的婚礼,参加守灵,他的足迹遍及每 个角落。当人们有事要办,他们不会去找美国总统的,甚至市议员也不找。他们找的 是地方上的人,找基层候选人。那些知识分子、那些万事通、那些拿出十美元做贿赂 干不可告人之事的人,连从狗窝里把狗引出来那样容易的事情也办不成。 我们通过了公平住房条例。第二天的《论坛报》全登着这方面的消息。原来的条 例上写着:任何房地产都不例外.任何人都不例外。在表决之前,戴利市长派人找我 去。我说我不投赞成票。要去掉“任何人”这一句。只适用于房地产,房地产都发有 房地产证。但是不要写上“任何人”,因为把你和我都包括进去了。条例作了相应的 修正。 我们开了会。一个大个子波兰人站起来说:“你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你们这些 绅士在市议会通过的公开占房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我回答:“先生,不是公 开占房,是公开住房。”我读了修正案。他站起来说:“啊!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 市议员是懂得其中奥妙的。”我接着对牧师们说;“善良的宗教领袖们,让我给你讲 一讲吧!你们要是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看不到那些不良分子正在破坏我们的生命、 财产、教堂和墓地,那就太糟糕了。我们不能容忍寸土不留的情况出现。”人声鼎沸, 我以为整栋房子都要塌下来。最先走上来跟我握手的就是那些牧师。 “不良分子”就是非美分子,凡破坏生命财产、蔑视法律秩序的人一概都是。我 不需要他们。我有许多黑人,都是地道的好人。信不信由你,我把身家性命全交托给 他们了。我的秘书是墨西哥人,他是个忠于职守、眷恋家庭的人。有一些意大利人我 也一样称之为不良分子。 我不爱卖弄自己,说俏皮话。给大学生演讲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上帝知道, 你们的父母把你们送进这座学府,要作出多大的牺牲。你们就要回家,靠得到的学位 吃饭。在美国这样的国度,你们走这条路错不了。但是,我也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 回家之后说:‘我学位到手,世界欠我一口饭吃。’那么,我有言在先,你将一事无 成。你如果不靠学到的知识谋生,你可以把那张文凭拿去擦尼股”在哈佛,他们听了 我的话全体起立,一再鼓掌和欢呼。我给自己的孩子就讲这些内容。 我给你讲个意大利人的小故事好吗?意大利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意大利去看看, 花点钱。有个人问:“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他就说:“唆,你在美国可以点土成金。 想挣钱的能左右逢源。’那个人就说;“天哪!我也要到美国去,我去挣了钱再回来。 ”就这样,他来到这个国家,到这里来呆了两周,一个月,又一个月,然后就回去了。 他一毛钱也挣不到。接着,他每天早晨到教堂祈散“主啊,帮助我发财吧。”有人告 诉他可到忏悔室去祈求上帝显灵。上帝会告诉你怎样发财的。有个神父藏在忏悔室里, 当那个人开始祈祷时,神父叫喊起来:“去干活,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那个人 说:“该死的、我要是想干活,留在意大利就成了。难道我到美国来是为了干活吗? ”(笑)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弊病。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认为,世界欠他们一口饭吃,就是这 么回事。他们想靠社会福利过日子。他们想吸别人的血汗为生。我可不希罕这种想法。 你瞧瞧我这个样子。我从来也没想过能混到这个地步。1968年选举之后,我陪着 妻子去意大利。我在罗马的旅馆里办理住房手续,那个办事员看到我的名字后说:“ 戴利市长好吗?”他抽出一张意大利报纸,上面登有戴利和我的照片。你能想家我这 个十二岁从意大利到美国去的人竞能如此? 我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百万富翁,也不是大人物。我现在和从意大利来美国时 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外汉,我走的路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一开始是上 帝,后来连公众也待我甚厚。 (许季鸿) 考尔曼·扬 底特律市市长。 我父亲干过不少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军人安置法案他成了一名裁缝。 他原先是理发师和跑堂的。那时候部队里严格实行“吉姆·克劳”。他在第一次大战 中是第三百七十步兵团中的一名“野牛”兵。 “内战之后,有四个骑兵团派驻在西部。第七、八团全是白人。第七团大名鼎鼎, 是卡斯特的班子。第九、十团全是黑人。 “他们也赫赫有名。印第安人把他们叫做‘野牛兵’,因为他们一头卷发理得短 短的。圣胡安山一役第十团和台迪·罗斯福一起战斗,而且还救了他一命,但这件事 可没有载入史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也成了野牛师的一员。 “以上这些,有许多我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黑人继往开来,不忘其本,这是人 们普遍认识不足的。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看到过祖母有一本很厚的书,里面讲的全是 黑人士兵的历史。我只要见到有关黑人历史的书都看,还有就是关于工人运动的书。” 同二十年代大多数黑人一样,我父亲本是个共和党。但是,1929年经济大崩溃一 来,他就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积极支持者。他那时只要能拿到手,什么破书都看。 我母亲是个教师。父亲好斗成性,母亲则端庄稳重。她为我担心,因为我象父亲。我 父亲老是和人争论。他个子不大,但我见过他绰起酒瓶、剪刀或身边随便什么别的东 西狠揍个子大他一倍的家伙。他痛恨白人,后来他遇到一个对他敬若老爷的人,一名 天主教徒。我们全家就此改信天主教了。 母亲什么都要求干净利索,要我们说正规英语。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因此当 了替她看管弟妹的助手。我成了纪律检查员、坐探、(笑)母亲的狗腿子。(笑) 我们家是1923年12月从阿拉巴马州搬到底特律来的,住在下东城,那是当时该地 的主要的贫民区。我那时品学兼优,自鸣不凡。在圣·玛丽学校,我当了童子军的队 长。我们有次出去郊游,到了那小岛我却被挡驾在外,因为我是黑人。这是我平生第 一次感受到愤慨的感情。这以后,我就比较警惕了。这大概可以说是我成为激进派的 一段历史。我这辈子碰的钉子实在太多了。 我从圣·玛丽毕业时,名列全市头十名之内,理应享受奖学金待遇。这时忽然冒 出一个教士,他惊讶地打量着我问:“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日本人还是什么人?”我 说:“不,教士,我是黑人。”他把我的证明文件一把抢去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我 重返公立学校,从此和天主教分道扬源。 1928年是繁荣年,对我影响很大。我那时十岁,帮一个裁缝干活。每天放学以后, 加上星期六全天,我都去那里拖地板、送衣服。那条街与众不同,邻里中每个人都干 些违法勾当。裁缝手艺很好,但他的后房却是赌色子的。隔壁是擦皮鞋铺子,也是东 城最大的扑克牌赌场。再往前走是一家佐治亚皮货店,这里兼赌二十一点。糖果店老 板拉铁摩先生则是酿私酒的。 我每周挣三元钱,外加小费。那时候人们既阔气又慷慨。洗一套衣服一块半,我 可以拿到二块:不用找了,小鬼。那位酿私酒的拉铁摩先生收购旧酒瓶,我跑十五到 二十个地方拣空瓶子回来,两分钱一个卖给他。光瓶子一项我一周就可以挣个九块十 块的。只要我乖乖地缩在角落里,就允许我看他们赌色子。所以,十岁稚龄,我就精 通色子的奥秘了。(笑)那些家伙日子混得不错,深受来自南方的黑人的羡慕。他们 过去认为只有那些双手娇嫩、穿着花俏的奴隶主才是体面和成功的典范,而今那些家 伙也穿得花花俏俏的,取了些奇特的名字,什么“滑头山姆”、“快手老黑”之类, 许多人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姓大名呢!(笑) 我听到的全是些鬼话,那些赌棍瞧不起干活的工人,称他们为福特的毛驴。当时. 这些工人大多数在福特厂里干活。那些家伙就说要在人们干活的时候去找他们的老婆 鬼混。那些家伙给福特编了句顺口溜:“你饲养他们,我们操她们。”我从那些家伙 那里沾染了不少坏习气,日后我都厌弃了,因为在马路对面有家小小的理发店,老板 叫威廉斯,带有点马克思主义者的味道。我在十二三岁之前,颇受那些理发师的宠爱。 因为我敢说话,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说话。到我十五岁时,他们就把我当做自己人了。 后来我在东城高中上学,分数全优,1935年十七岁时毕业。我想将来当一名律师, 以为当了律师就可以和种族歧视作斗争,这一点对我个人而言是极为休戚相关的。我 看了不少狄更斯的小说。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杜波依斯写的《黑人的灵魂》。那 时凡是黑人写的和写黑人的书我都看。 毕业前一星期,校长把我叫去说:“我们有四个奖学金名额,两个去密歇根大学, 两个去市立学院,你可以自己挑选。”我说当然选密歇根大学。他说:“你有工作吗? 能付得起住宿费吗?”我说:“没有。我以为有了奖学金也就有了工作。”他说:“ 不是的。”我说:“既然这样,我就上市立学院吧。”“晚了,”他说:“已经有人 占了。”我发现去年另一个黑人孩子也受到同样的遭遇。我上了当,气得要死。几乎 是潜意识地,我开始对社会抱对立态度。 1935,36年,我在福特工厂当电工学徒。每天晚上上夜校,学什么电压、电流之 类的知识,讲课内容离不开代数。我在中学里已学过所有的数学课程了,数学基础挺 好,因此门门都得10O 分。那时出了一个职业空额,我们有两个人争这份工作。我是 学徒班中唯一的黑人。另一个小子平均分数只有62分,他爸是个工头,所以他捞到了 那份工作。 我继续上夜校,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熟练的电工。福特厂那时还没有黑人电工。 我被派到发动机车间,在那里开始听到人们谈起工会组织。我经常去威廉斯的理发店 走动,我也在那儿理发,那里也是美国汽车工人工会黑人组织者常去之地,他们经常 议论各种哲理问题.并且争论究竟谁最伟大:布格·T .华盛顿、弗雷德里克·道格 拉斯,还是杜波依斯。 这类思想交流以及对如何叵击那些坑害了我一辈子的东西的探讨,把我深深吸引 住了。我这并非心血来潮。我那时还没有完全改掉流氓习气,还老是去弹子房鬼混, 还干一些坏事。但是我已经在转变,偷鸡摸狗乱搞的事少了。(笑) 我了解三部分黑人的生活:工人阶级、骗子、赌棍。另外还有中产阶级的生活, 我是后来才和他们疏远的。我父母的肤色都是淡的。早期的南方黑人的价值由白人决 定。当时有一条忠告:挑肤色比你淡的结婚,你就可以变白一些。这是一种逃避的方 法。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肤色都是很黑的,我认识他们有一辈 子了。我们家是穷人,不是中产阶级,但由于我肤色淡,我本可以被人接受。有那么 一些黑人教会,你皮肤黑一些,就不让你加入。 在我还没进福特工厂以及跟那些工会里的人来往之前,在我还在做大学梦的日子 里,我参加过一个黑人兄弟会。这是一个只许时髦人物参加的俱乐部,全是浅肤色的。 这些人是大学适龄青年中社交活动的垄断者。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舞会,这是 莫大的荣誉。我带了一位朋友一起去,他是个深肤色的.那些社交界的黑人,我们称 之为名流的人,处处模仿白人的礼仪。他们跳舞时身子直绷绷的,极不自然。现在大 家跳起舞来都自然了。(笑)我那朋友弗兰克步态轻盈,是那次舞会上跳得最好的。 那些家伙对弗兰克很反感,对我把他带去极为恼火,因为他太黑了。结果我们打了一 架,我和黑人兄弟会的关系也从此一刀两断。 要是上大学的是这种人的话,大学就见鬼去吧。我又不愿意当赌棍,掷一辈于色 子。于是我就投身劳工运动,而且平生头一次听到了一种我认为对头的理论:黑人和 白人的团结。 我过的是一种几乎截然相反的双重生活。我走进弹子房,不择手段赢几块钱。过 一分钟,我又跨过大街,走进那家理发店,大谈马克思主义原理。两者对我都有吸引 力,但后者渐渐占了上风。你不可能两者兼得,对吗? 到1937年,我成了一名工会会员,是地下的。那时,福特厂里雇有一班打手。他 们把这些人叫做勤务人员,和工人难以区分。我们在工厂建立工会组织以后,做的头 一批事情之一就是让那些家伙穿上制服,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穿着油腻腻的旧工作服,把你上茅房有几分钟也记下来。厂里干的活非常劳 累,小伙子们未老先衰。能干到四十五岁就算是上上大吉,因为一旦你在生产线上手 脚慢了,饭碗就丢了。你进茅房,不是去拉屎,而是去休息。茅房没有门,什么遮盖 都没有。我见过有人走进茅房,打五分钟的吨。他们要这样做,非得手里拿张报纸, 而且学会一边睡觉一边用脚点地。勤务人员走过,看见他又在看报,又在点脚,以为 他醒着。人们为了活命什么都能干出来,岂不可笑。 我首先遇到的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人员中有一名南方白人。他和我成了莫逆之交。 南方白人和黑人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说话、吃饭的方式一样,因为来自一个地区。 你一旦摆脱种族主义,就能很好地相互交流思想。 当时主要的摩擦来自黑人和波兰人。波兰人是最晚移居到底特律来的民族,他们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和波兰人为了能在最底层取得一席之地而争斗,经常为了抢 着干最脏的活而拼个你死我活。 即使在黑人区已被推土机推平之后,波兰人仍然原地不动。对他们来说,家就是 家。至今,汉姆特拉姆克区主要还是个波兰市镇,四周都是油漆得干干净净的木头房 屋,这些房屋已有点年头了,但仍保护得很好。它确是一个城中之城。 哈里·贝纳特所雇用的家伙都是些蹲过监狱的歹徒、能够武打的角色和拳击士, 越凶暴越好。他们派了个家伙在我对面干活,那狗娘养的大个子,体重约摸有二百八 十磅,身高六英尺三。他知道我是工会的,老是向我寻衅。在我和他的轧滚机之间有 一条传送带,我有一根钢管,是我平时在机器卡住时用的。有一天那小子向我冲过来。 如果他抓住我,我就肯定没命了。我看见他跨过那输送带扑过来,就拣起那根钢管猛 敲他的脑袋。我把他平放在那条该死的传送带上,就这样带子一直把他送进一辆货车。 (笑)他受的伤倒也不怎么重,缝了五、六针,包扎了几处伤口。他们就此请我滚蛋。 (笑)正式理由是因打架而开除,真正原因是我从事工会活动。 我转到邮局工作,并开始组织工会。邮局有六个月的试用期。狗娘养的让我干了 五个月零二十九天,然后一脚把我踢开。接下去,我当了汽车工人工会的义务组织员。 又为索乔纳·特鲁夫住房工程干活。为了混口饭吃,我先后换了好几项工作。1942年 2月,我参军了。 “他们在泰斯基吉建立了这所吉姆·克劳式的空军通讯学校。他们把录取标准订 得老高,我们倒真的成了一批尖子了。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审查筛选,无疑是全国 最最聪明、体格最棒的黑人青年了。由于不合理的形形色色吉姆·克劳法律,我们算 得上是好上加好的超好人。你总不可能把那么多聪明小伙子集合在一起,一面把他们 训练为战斗员,一面又要他们低三下四乖乖地由你摆布,对吗?结果怎样呢?只能是 他们自食其果(笑)。 “他们不让我当战斗机驾驶员,说这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干预。我1942年10月已 经在本宁堡军官学校毕业了。他们简直是把我们从台上硬拉下来,理由是伯明翰的联 邦调查局控告我们搞颠覆活动,而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 抗议种族歧视的集会而已。 “当时陆军是受南方将领控制的,多数位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被他们霸占 着。部队要么全是白人要么全是黑人。空军却出了个新招,他们另起炉灶。 “我给检察长写了封信。为了保护自己,你不得不弄清楚军队的全套法规,权且 当个蹩脚律师。在这里,我们这些军官被排斥在军官俱乐部之外。结果,检察长飞来 了,作了些变更。这时候是1944年,军队算是真正开始取消种族隔离了。 “我们又转到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轰炸机驾驶学校。我们五个人占了整个外来军 官的宿舍,每人有两套房间,但是我们仍然由于不得进入军官俱乐部而生气。我们又 一次写信给检察长。兵站指挥官是得克萨斯人,但颇有军人气概。这已经是欧战胜利 日之后了。他把站上所有军官集中起来,用典型的军事语言说:‘我也许不喜欢这种 做法,你们也许也不喜欢,但命令是命令。这些军官先生们应当受到军官那样的对待, 享受一切权利,不许任何人对他们咋咋呼呼,懂吗?’(笑)这样,我们就连续打了 两次胜仗,但是,等着,事情还没完呢! ‘不久,我们四十五个人被派到附属于诺克斯堡的戈德曼基地。我们又陷人困境 ——吉姆·克劳。白人军官可以作为诺克斯堡军官的客人到军官俱乐部去玩。没人邀 请我们。我想大约因为我表现得过分反感了,我被调离这个所,派到后备训练班,凡 调皮捣蛋的最终都被塞到那里。我们开始听到传说,他们要使戈德曼军官俱乐部成为 全自人的,让黑人军官到军士俱乐部去。伤上加刺,我们那时在军官俱乐部里还存有 几千块钱。我们发誓绝不能接受这种待遇。于是,他们就把我们遣送走了,一次一个 中队.送到印第安纳州西摩附近的弗里曼基地。 “那面的人已经准备好我们驾临,预见要发生麻烦。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派了 宪兵把我们拒之于俱乐部之外。我们决定八、九人一组进去。一进去就散开,打弹子, 喝冷饮,买香烟。我在第一攻击波。白人上尉说:“你们不能进去。”我们擦过了他 马上分散。指挥官气得脸色发青,把我们逮捕拘留。 “我的任务是使其他小伙子们相信他们应当进去并且受到逮捕。(笑)头九个人 以后,再组织第二批就难了。但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又进去了两批,又遭到逮捕。他 们不得不把那狗娘养的俱乐部关闭起来,否则整个兵站全都要被拘留了。他们想让我 们背上不服从兵站指挥的罪名。 “指挥官念那该死的判词,然后命令我们每个人上来签字。如果你上去又不签字, 就可以处分你。兵站指挥官说:“你们知道按战争法第六十款,在战争时期,不服从 直接命令可以处以死刑吗?好吧,给他下一道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在上面签字。”他 难倒了好几个小伙子。我算走运,因为他们是按字母次序叫名的,对吗?(笑)我有 了个喘息机会。我想起战争法中有项条文大体相当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我们拟出了一 项对策。我们照章办事,端端正正地行个礼,说:‘是,长官。’当他直接向你下命 令时.就回答说:‘对不起,长官,根据战争法第六十六条,我担心这样会牵连我自 己。我拒绝签字’。一共有一百零一名小伙子用了这一招。我们一个个都被逮捕拘留。 “消息传了出去。当兵的黑人都火了。飞机也不加油了。一片混乱。他们想用五、 六架C -47飞机把我们送走,因为我们是骚乱的根子。他们把军官宿舍用铁丝网围起 来,派白人宪兵巡逻,还架上探照灯。然而种族矛盾又一次叫他们倒了霉。他们要隔 离我们。但是又不能无视一条军事准则:军官是‘绅士’,要有人伺候,对吗?总得 有人给军官铺床、擦鞋、做饭。他们不可能派白人士兵为黑人军官做这些事。于是就 派了黑人士兵来。(笑)正好,管这个宿舍的中士以前和我在底特律经常一齐打弹子。 这些小伙子就成了我们通向外界的钥匙,把我们的信带出去。我们成了整个诺克斯堡 的英雄。绰号‘将军’的查彼·詹姆士也是被拘留者之一。 “他们后来放了查彼,因为要他驾驶我们的C -47型通讯飞机。他每天带了命令 去华盛顿,却同时也带了我们写的新闻公报,还有我们给罗斯福夫人、给哈斯汀斯法 官,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我们这个宿舍有个小伙子,我一边说话,他能一边 把字打下来。结果是我口授新闻公报,交给中士,他交给查彼,由查彼把它带走(笑)。 “他们派了调查人员来,但是一百零一名小伙子,没一个肯说出谁是头头。这一 点,我认为,可真了不起。 “一个月以后就迎来了战胜日本日。我们选择那天入侵门罗的白人军官俱乐部, 发生的事与以前那次一样糟糕。第二天早上,人们告知我们说,要么签字再服役三年, 要么马上滚蛋。当然,我选择了后者,从此离开军队。 “由于这一事件,他们发表了国防部450- 50号备忘录,这是军队中种族混合的 开始。所有军官俱乐部、士兵俱乐部和娱乐设施向一切军事人员开放,不分种族。不 久之后,杜鲁门终于使陆军实行种族混合。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个45O- SO号备忘录, 它可是来之不易啊!” 回到底特律,我当上联合公用事业工人工会的国际代表,这个工会后来被产联作 为颠覆性组织而除名。它包括垃圾工人、医院工人和所有公用事业工人。也就是今天 和我谈判的那些小伙子们。(笑) 当时我们搞了次罢工,由垃圾工人举行,目的是增加工资。没完没了的谈判和争 论。于是我们开来了二十辆垃圾车,把它们装得满满的。那些都是敞篷车,盖上帆布 就算了事。这是在夏天。没听说垃圾工人在冬天搞罢工的,总是挑夏天垃圾容易发臭 的时候干。我们让那些垃圾发酵四天,然后把那几辆臭气熏天的卡车开到市政厅周围, 把他妈的钥匙扔进下水道。(笑)不用说,罢工马上取得胜利。 1947年,我当选为韦恩县产联理事会的执行副主席。我是第一个当选的黑人。一 群刚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小伙子,有白人也有黑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生气。他们知道 我不是个汤姆叔叔式、逆来顺受的人,但暂时也不会引人注目,是个白人能接受的人 物。我心里明白,我不过是适逢其时又适逢其地而已,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回事。 我在市里活跃起来。有两家黑人搬到老虎体育场附近现在已是贫民窟的地方。有 人披了三 K党的长袍不断威吓他们。我们就派了一组既包括白人又包括黑人的工会会 员带上了枪去保护他们。然后,又让白人建筑工人和工会领袖去油漆房屋、配好被打 碎的玻璃、修好篱笆。完事以后,那房子的价值比他们原先迁人时还增高了四千块钱。 光看到那些白人地方工会主席出来干这些活,就使整个事件缓和了下来。这样,我在 黑人居民中就出了名了。 我来自东城,底特律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底特律原先是个小地方,但后来一下子 发展起来。多数后来成了头面人物的家伙都曾是我的街坊。还有件事使我更加出名。 那时正在抓赤色分子,到处陷害人。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来了。这些家伙的做法 是,来到一个城市,制造恐怖,拖一个他妈的坐探来作证。他乱开一批名单,被点上 名的人就被开除,当了牺牲品,上了黑名单。 我被委员会传讯去了。我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该死的委员会的主席是从佐治 亚州来的。我对自己说:我怎能让一个佐治亚来的狗娘养的在我头上拉屎撒尿?他凭 什么来怀疑我对美国的忠诚?我费心作了些调查。他那选区百分之九十是黑人,那狗 娘养的是那里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选出来的。而他居然要来谈论我的非美主义! 我的律师劝我引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我想第一条修正案就足够了。但他说服了 我同时也用第五条修正案。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要谈非美活动,我可以奉陪。私刑、 选举税等等。我们统统端了出来(笑)。我那些话被广播了,全市的人都听到了。这 和棒球国际大赛一样轰动。我们把全国黑人委员会和汽车工人工会第六百分会的人都 请来。我们是头一批转入进攻的。他们的下一站是芝加哥,在那里,你们又对准了他 们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们就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成了报上的头版新闻。他们说 我这个证人粗暴无礼。但这件事使我和黑人成了贴心人,因为我奋力回击,用压在他 们肚子里一辈子的话痛斥一个南方白人。 从1955到1960年,五年的时间,我都在黑名单上。进不了任何车间。我去开出租 汽车,发现这挺有意思。我还干了三年左右的清洗去污工作。我身无分文,开出租汽 车、搬运牛肉、当油漆工、当装饰工,什么都干。最后,我决定试一下政治。 我首先竞选市议会议员。我心里明白自己赢不了,但我要下水试试。我发现自己 在东城有相当的力量,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我又竞选宪法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可是一 次重量级的比赛,因为这是半个世纪来第一次修改宪法。有几个重大问题正有待决定。 这次大会产生了整整一批新的政治领袖。我从左翼赢得了候选提名,把民主党人和工 会运动吓了一跳。民主党不承认我,另外提了一个听话的候选人来与我竞选。我仍然 被视为危险的赤色分子。我赢了这场该死的选举。在大会上,我们成功地办成了几件 事。我执笔起草了密歇根州人权委员会条款的第一稿。这是唯一把人权委员会写入州 宪法的一个州。 接着,我竞选州众议员。劳工守中立。三个我以前击败过的黑人候选人又参加了 竞选,把选票分散了。我以四票之差落选。1964年,我当选为州参议员.一直连任到 现在。 我认为选出一名黑人市长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开始相信我们很快就将成为一个军 事国家。这一局面随着警察头子当选为城市的市长而逐渐形成。他们所谓“与犯罪作 战”就是暗指反对黑人。我深深地感到.除非在警察局里有足够的黑人任职.否则警 察将统治我们的城市。 1973年我是五名竞选市长的主要候选人之一。其他四名中,两名是黑人,一名是 自由派白人,还有一名是警察头子,约翰·尼科尔斯。我参加得晚了,被排在第五位。 如果没人取得多数,就在前两名票数最多的人中再选。我仅次于尼科尔斯。 我们举行了一系列面对面的辩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抗方式。不幸的是,它成了 黑人居民与白人居民的斗争,尽管这是光明工大的竞赛。尼科尔斯和我达成协议,不 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我们两人都信守了这一条。为此我始终尊重他的为人。 当时主要争论的问题之一是STRESS,这是“制止抢劫,享受街道安宁”这句话的 缩略词。采用了设圈套的办法,这本来是可以奏效的,但那些底特律的牛仔却把它变 成了一场枪战。我忘了有多少市民被杀了。大约在二十名以上,还有至少人或七名警 察。警察报纸不断把黑人称为丛林野兽。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居住问题。我坚持如果当选市长,我就要取消STRESS,并且 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底特律的警察局,其中一半黑人一半白人。在警察与人民之间要 建立相互尊重。我还要做到在所有市政部门中都是黑人白人各半,井雇用更多的妇女。 我这样提法使不少人感到惊奇。他们以为我会主张百分之九十五黑人百分之五白人, 那将是愚蠢的。我保留了一名白人警察局长,一直到我不得不辞退他为止。我指定一 名黑人当执行副局长。现在我有了一名黑人警察局长,我就请一名白人当执行官。 我们在警察业务上搞了些新东西:小型警察站。在犯罪率高的地区设立了五十个, 那里的老人往往成为罪行的受害者。邻近的居民自愿参加这些警察站,他们颁发养狗 证,处理其他各类小事,使警察能腾身出来巡逻。我们经常至少有两对警察在街上巡 逻。 我们在黑人最底层的老区设立了第一个小型警察站,那里住的是老人,靠救济生 活的母亲们,还有布鲁斯特尔住房计划也是在那里实施的。在我当选时,警察中黑人 只占百分之十五。因此目睹女孩们给白人警察送来炸面包圈和咖啡表示欢迎的情景, 使人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你应当先向警察伸出友好之手,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你。白人 警察感到惊奇:老年黑人妇女和孩子给他们送来了咖啡,开始时他们中多数人是害怕 的。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气,警察不再被人们视为一支外国占领军了。 我想警察们原以为我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他们的处世之道是:给人当头一棍。他 们以为我也会给他们当头一棍。我可没有惩罚警察的意思。我只要求他们称职、处事 公平。 我当市长的头两个月内,至少参加了三次警察的葬礼。每次似乎都碰上数九严寒。 死者都是年轻人,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但是从1974年以来,没有一名底特律的警 察官在执行任务时遇害。就本市来说,这是破记录的。这不是运气,它反映了在人民 和警察之间建立了新的相互尊重。 有一个事件,我认为,是转折点。这是在1974年夏天,我上任还不到六个月。有 个白人酒吧店老板杀了一名黑人青年。这类事件过去引起过暴乱。这一次又出现老一 套的谣传:他背上挨了一枪。出现了情绪冲动的人群。我赶到现场,站在一辆汽车的 顶上,劝阻那些想要冲进酒吧间的青年。他们要放火烧掉那家酒店,把店主抓住。这 些肇事者我这一辈子见得多了。我对警察局长说:“把所有黑人警察都派出来。”他 说:“我怎么知道谁是黑人?”我说:“你他妈的都知道,去把他们派出来。”不到 一小时,他们都来了。我们有了一大群新上任的黑人警察来帮助控制人群。最重要的 是,我们当时和人民已建立了新的关系。牧师和街道俱乐部的主任也参加进来。我们 走在警察前面,把人们推向后去,把他们驱散,呼吁他们回家。 使事情变得更加可怕的是:一个无辜的波兰移民,一名面包师,在回家路上恰好 经过这个地区。人们挡住了他的车,把他拉了出来,硬是用石块把他砸死。你可以想 象会出什么事。我立即召见克拉符契克主教和其他波兰人领袖,表示我的同情并要求 他们合作。他们和那些黑人牧师们来到一起。我访问了那位寡妇,那是一个情绪很对 立的地区,我还访问了那个被杀害的黑人青年的母亲。我觉得我亲自出马使情况有了 变化。 第二天,我声明警察这次十分称职,即使是遇到严重的挑衅,在砖头和其他什么 东西都扔过来的情况下,他们也一枪不发。警察们穿着防暴服装,其中不少还是妇女, 身材娇小的妇女,手中拿着警棍昂然挺立。在我看来,这次事件是个转折点。 至今,警察和我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为他们的工资加得过高。他们是全 国工资最高的警察,这是因为他们从一个能制服市政府的仲裁人那里沾了光。一个不 是民选产生的仲裁人竟然能够强加税款在人民身上,说明这个制度肯定有毛病。 赂,市长先生,别忘了你自己是个老牌劳工代表!(笑) 是的。但是我宁肯让事情闹到举行罢工的地步,也不愿意搞一个人为的解决。话 说回来,我对人民是有信心的。如果警察有合理的要求,公众会支持他们的。要是不 合理,那么去他妈的,公众就不会支持他们。劳工运动就是这样培养我的,对吗?最 好到大街上去解决问题。大街——我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想,如果 你好好地听着,你就可以受到不平凡的教育。 我只从一名企业家那里得到过支持:亨利·福特。他给过我三千元。他也给了尼 科尔斯三千元。我对他说:“你应把大部分钱押在赢家身上,而我就是赢家。”他笑 了。(笑) 我想他们多少有些不放心尼科尔斯。他是位毫不含糊、不退缩的警察,他会引起 更多的暴乱。他们不放心他们在本市的投资。我要求他们合作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的。 最近四年以来,他们已确信我不是一个胡来的人。预算非砍不可时,我就毫不留 情地砍。这是令人心痛的。我们的法典中有几条法律在税收上优待设在本市的企业, 这是鼓励它们留在这里,不要搬走。对此有不少争论。有人说这是对企业给予津贴。 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如今的社会挑动密西西比的工人反对密歇根的工人,只要我们在 这种社会里生活一天,我们就不能不作这种优待,来保住我们的工厂。我们要为人民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已开始扭转离开本市的倾向。我们在底特律市内建立了新的居住区。在有些 城市里,随着城市改建工作的进行,有许多居民区被整个推平了。他们把黑人迁走, 让中产阶级的白人搬到最好的地点。只要我当市长一天,就不许这么干。我们要在市 中心建立种族混合的住区。 当你和亨利·福特共进午餐的时候,你感到可笑吗,或者说,感到有讽刺的意味 吗? 这确实有一种讽刺味儿。你想要是在二、三十年前,这是多么不可设想。但是, 我也并非与众不同。我总感到人们的行动都是从本人利益出发的,而决不会为了什么 不实际的理由。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就能理解合作,那就是大家有利。这是首 要的出发点。 我们离开哈里·贝纳特的时代已经很久了。当然,反动派还经常要抬头。我们今 天还存在着种族主义的祸害。但是,我总是对人民的智慧抱有极大的信心——只要你 能接近他们。有一种人以为只要把一堆牛屎包装起来,在外面结上一根漂亮的缎带, 就能把它推销给老百姓,我可不是那种人。 我今年六十岁了,我愿意培养一批青年干部,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来继续这项 工作。这件事并没有保证。谁以为伟大的美国梦是苹果馅饼和大团圆,那就是个莫大 的错误。不一定如此美好。整个这一切都可能烟消云散,重建国家教了你这一点,不 是吗?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只要忘记这一点,你马上就掉交。 我知道,在美国,一切为了赚钱。如果底特律不想衰败,就要创造条件让企业家 有钱可赚。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就业。他们在底特律的投资越多,他们 的利益就越成为我们的利益。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法则。我不认为明天就会爆发革命。 在青年时期我这样想过,现在我认为革命是别人的事。 (他轻轻一笑,忽然触动往事)。如果我那时留在天主教学校的话,也许我会成 为神父主持弥撒时的帮手。我倒愿意干这种事。圣玛丽是座美丽、古老的德国教堂, 它确是建筑艺术上的瑰宝。我十四岁那年离开那里。这一次我作为市长去参加圣名摘 幢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祭坛还是那个样子。修女们为我在坛上准备了一张椅子, 一张大椅子,象王座那样。(笑)我就坐在上面。这是我当了市长以后最出风头的一 次。回想起我的童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要比和亨利·福特或者卡特总统坐在一起 还要深刻得多。(笑)这就是我的美国梦。(笑) (张钦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