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们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5000人会的 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 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 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 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 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 “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 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 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 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音的说 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 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于国家律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 地反对三十倍主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 是,统治者和腐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的记录部分地流传 下来。“谁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 只“牛虻”,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 依赖于我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 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 们要除掉长痂疮的羊羔,痂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 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 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30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癖好。然 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 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热 爱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 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 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 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 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 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 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 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 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汁。喝 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 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 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 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 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 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 碑。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 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前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 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 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 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 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 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 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 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 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 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 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 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 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劳而无 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 对暴力。就物质力量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持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 们判处你,塞维持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帧也一起侥掉,直 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的犯 罪人们的警告。”暴行造就了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 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 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吁;“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 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 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 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 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 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 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 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 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 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 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 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 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 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 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 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 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 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 月四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 的性质依旧。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 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围,让他 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 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 足1.5米。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 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1926年11月8日晚,墨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 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覆 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 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个魔鬼,有人以为我是 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 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 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1928中5月,墨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 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 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20年 4个月零5天。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 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2848页,合打字纸4000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 “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 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 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 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衡,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 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 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 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 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 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人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12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 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 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车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 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 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 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 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1933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 压,5个月内体重猛减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参 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 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 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 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 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用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 籍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 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20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 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四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 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 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 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 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 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 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 离开国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 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 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 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邀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 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 1933年11月,700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 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 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 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 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豪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 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 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 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俞”,“以 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 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1943年2月 22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邃的眸子,跟他 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处” 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 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 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 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 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 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 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拍林 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 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 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上了 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 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伯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 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 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扰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 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 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 利,也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 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 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 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 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 仅仅是完成一次命名。 五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 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 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 “叛徒”。 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作的《女吊》,是一 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 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 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 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 帮凶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较’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 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因此,他像猫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 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光非扑死你不可”,先 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和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 狼。 鲁迅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 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 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迅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 他发现周扬等人是守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迅没有说, 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 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转入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受“索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 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 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爆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声常 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 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者--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 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 “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 余孽;成仿吾说,鲁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 当过“叛徒”的,比陈西漠、苏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 “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尚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 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 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国民党之手,而是死于 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刽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 他们却罕有地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瞿秋自在福建 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鲁迅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鲁迅的命 运。秋白说过,鲁迅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了比愚 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 轧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 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国葬。那长长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 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 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 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 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 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 弹,两股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 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还是汪晖说得好,“鲁迅不仅‘在’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同时不属于 两个世界。”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