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之十三:经济学范畴多 惟不问好与坏 *** 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 分析……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 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 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 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 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 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 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 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 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 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 (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 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 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 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 我说 “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 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 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 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 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 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 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 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 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 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 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 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 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 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 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 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 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 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 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 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 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 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 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 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 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 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 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 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 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 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 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 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 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 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 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 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 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 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上文所 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 的 (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 都是这一部分。 那所谓收入分配 (income distribution) 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 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 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 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 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 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 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 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 则, 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 正相反, 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 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 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 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 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 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 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 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 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 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 是浅显之极。 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 过瘾之至,但他们的 “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 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 四个结果: (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 能力; (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 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 ,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 论(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 没有什么大收获。 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 一门热门学问, 参与的高手如云, 包括布格南 (J.Buchanan) 、 史德拉 (G. Stigler)、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 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 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 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 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 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 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 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 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 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经济解释》之十三;第三章完) -------- 素心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