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王德威 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 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 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 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 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 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 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 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 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 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 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 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 (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 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 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 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 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 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 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 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 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 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 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 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 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 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 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 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 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 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 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 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 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 )。30 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 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 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 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 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 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 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 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 《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 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 ——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 “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 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 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 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 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 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 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 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 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 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 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 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 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 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 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 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 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 眼界一开。 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妖娆之气。有 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她的缪思。“三 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且看她读国父《伦敦 蒙难记》的感想,“我也像看完了(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要为刘荃、黄绢, 为张爱玲,大大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 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 因为她(张爱玲)就是倾国倾城佳人难再得。”(《仙缘如花》,《淡江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后现代的绝妙好辞。但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 ;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 经历了《最想念的季节》到《炎夏之都》,朱天文在90年代终于以《世纪末的华丽》 大放异彩。有关这本小说选的评论已不少见,无须重复。可以一提的是讲模特儿生 活的《世纪末的华丽》,朱把张爱玲的“女人如衣服论”及“情妇论”挪到世纪末 的台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张对物质生活的咏叹好奇,名正言顺地成为后现代的 都市征候。但《柴师傅》才是全书的高潮。这篇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 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 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 朱得大奖的《荒人手记》早就引起注目。纯从张爱玲、胡兰成的传统来看,我 们还是可有不少心得。这本小说讲男同性恋患得患失的禁色之爱,劫毁边缘的无端 邂逅,其实是张爱玲哲学的正宗法乳。但笔下流出的,却有胡兰成风情。大劫之下, 荒人苟得片段真情,惟盼“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把惊险化成惊艳,前有胡兰成 的《民国女子》,而《荒人手记》正不妨视为同志版的“民国男子”。 “三三”小集在80年代初风流云散。蒋晓云仅只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朱天心 则越写越泼辣洒脱,逐渐自成一格。但张爱玲的光影仍不时返照她的作品中。她写 《我记得》或《佛灭》时,把张只能侧写的情爱凶险,欲望堕落,悍然全盘托出。 而她写《预知死亡纪事》时,就算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名招牌,骨子里呼应 的应仍是张偿引用的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吧?莞 尔的是,大难未至,朱天心居然以“口燥唇干”的论文体,为她的小说另辟新境, 反使读者有意外的惊喜。 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知名的萧丽红,其实也是学张能手。 《桂花巷》活脱是个台湾乡土版的《怨女》,而《千江》又有着胡兰成的爱情观。 君不见,书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山河岁月》中的文字呢。 写《盐田儿女》的蔡素芬当年的《七夕琴》则似遥拟《金锁记》等的集锦之作。倒 是有两位较少与张爱玲引起联想的女作家,苏伟贞与袁琼琼,更值得一提。苏伟贞 自《陪他一段》以来,一直有一型女性角色,不断出现,她们欲力强大,却兀自有 着冷凝寡欢的外表。她们一次又一次为爱铤而走险,玉石俱焚,在所不计;但她们 又都是“清贞决绝”的剔透人物,寻常悲喜,近不得身。以无情的方式写有情,苏 因此深得张爱玲的三昧。至于这些角色“女鬼”似的造形,前已有专文论及(《女 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则犹余其事。 袁琼琼也未必意识到她有张腔,但我以为她对张爱玲最难学的一面——庸俗人 的喜剧——重作了诠释。张的散文及短篇时有自嘲嘲人的幽默,而陷身都会阵仗中 的男女,最是她要嘲弄的目标。最好的例子是《封锁》及《到楼上去》。袁琼琼早 在《自己的天空》期间就有这样的幽默感,她的长篇倒不见精彩。最近几年袁重新 执笔写出一系列短篇,则越发能掌握妙要。人生尴尬的无奈的片段,信手拈来,皆 成文章。而在冷笑讪笑之余表现的世故讽刺,较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男作家中,林裕翼以《我爱张爱玲》解构张爱玲神话,曾被看好。他之后 的作品《今生已惘然》显然别有用心,摆明是向《半生缘》、《惘然记》(《半》 原书名)致敬之作。郭强生也有一段时期,仿张腔颇有些意思。负笈美国后,所思 所见,逐渐开朗,应可跳出前此的圈圈。至于目前最有力的接棒者,应是林俊颖。 他的两部小说集,《大暑》及《是谁在唱歌》出手皆不凡,后者尤有几篇佳作。林 俊颖对文字的摩挲感悟,颇可称道。 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热烈回响。相距当年她在上 海一炮而红,40年已倏忽过去。作家之中,景仰张的风格的颇不乏人。写《棋王· 树王·孩子王》的阿城,不止一次推崇张的艺术。但阿城除了推敲文字的态度可与 张相提外,本身作品并不属于后者的路数。反倒是他《闲话闲说》,看张作品中的 强烈世俗取向,算是极有见地的观察。 张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 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反 观几十年来的工农兵文艺,把城市都写“没”了,还谈什么城市里的声色。无怪不 少作家看着张的作品,只能发思古之幽情了。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中最能传达“张 味儿”的,是苏童及叶兆言两位男作家,两位作者都出身城市(南京及苏州),也 不约而同地善写三四十年代风情,并不让人意外。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 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 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 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 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叶兆言创作的题材并不独沽一味,但他最耀眼的作品,首推《夜泊秦淮》系列。 这四个中篇从清末讲到40年代,南京城内小户人家里的传奇喜剧,仕绅门第后的情 色冲突。叶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来丝丝入扣。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 大量养分。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但叶兆言多角 经营,像《夜泊秦淮》一类作品,已搁下好一阵子。直到最近,他才在《花影》中 重行调理金粉世家的悲喜剧。叶的作品在海外多已印行,但比起苏童的走红,好像 寂寞了些。 时至90年代,张爱玲的影响并未消歇,而且作家创作的场域,终于挪回了上海 ——张当年爱之写之的第二故乡。年轻的女作者须兰以《仿佛》、《闲情》、《石 头记》等突然冒出文坛。她的两样写作宝典,看来一是《红楼梦》,一是张爱玲小 说。以《闲情》来说吧,一男两女的故事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而此情可 待成追忆的故事,不由人想起《半生缘》来。 以上所论的三位作家,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在把题材“由新翻旧” 上,各擅胜场。但读多了他们的东西,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 未似。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熟 悉文坛的读者,对王安忆不会陌生。她写作极勤,花样也时常翻新。1992年的《纪 实与虚构》纵写母系家族历史,上下三千年,堪称巨作。但是1995年的新长篇《长 恨歌》才应算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 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 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 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 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 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 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它(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 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 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 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 张爱玲“也许是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 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 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的辩证? 本文论张爱玲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 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换骨,无不可谓 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 显所长,她(他)们在大师走后,更有信心地说声,谁怕张爱玲!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