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那个女孩名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并不真指望能找到她。我曾打算照实告诉 她父亲,不过别人没有心理准备听到的话很难说出口。 沃伦·赫尔德特克有个大大的方下巴和一张大脸,一头像钢丝一样的胡萝卜色 浓发已经泛灰。他是印第安那州曼西市的速霸陆车商,我可以想象他自己当电视广 告的主角,指着一堆汽车,面向镜头告诉人们,在赫尔德特克的店里买速霸陆最划 算。 保拉在赫尔德特克家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四,毕业于曼西市当地的鲍尔州立大学。 “大卫·莱特曼①以前也念过那个学校,”赫尔德特克告诉我,“你大概听说过吧, 当然那是在保拉之前好久的事情了。” ①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 )主持的《大卫·莱特曼今夜秀》是美国 深夜电视的传奇节目,他讽刺一切的风格代表了当今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他 主持节目的十一年间,《大卫·莱特曼今夜秀》共播出了2264场次。 她主修戏剧艺术,一毕业就去纽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在曼西或这个州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前途,”他告诉我,“你得去纽约或加州。可是我不知道, 就算她不是想当演员想疯了,我想她也还是会走的。她有那种逃走的冲动。她的两 个姐姐都嫁给外乡人,可是两个人的丈夫都决定搬到曼西来。她哥哥戈东和我一起 做汽车生意。我还有一儿一女还在念书,谁也不敢说他们以后会跑到哪儿,不过我 猜想他们还是会住在这附近。可是保拉,她有流浪癖,她能留在本地念完大学我就 已经很高兴了。” 她在纽约进修表演课程,当女招待,住在西五十街,此外她不断参加各种选角 面试。她曾在第二大道一个商店的店前广场参与《城市另一边》的展示演出,还在 西格林威治村一出叫《亲密好友》的台词排演会里串过一角。他把一些演出的戏单 拿给我,还指着演员表下头她的名字和简单的介绍给我看。 “她演戏没有酬劳,”他说,“拿不到的,你知道,刚起步都是这样。那些戏 是让你有机会表演,让某些人认识你——经纪人、选角指导、导演。你以前听说那 些演员的高片酬,哪个人演一部电影拿五百万片酬之类的,不过大部分演员很多年 都只赚一点钱,甚至拿不到钱。” “我了解。” “我们想去看她演的戏,她妈妈和我。不是念台词那出,那只不过是一群演员 站在台上照剧本念念台词,听起来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保拉希望我们去,我们也 会去。但是她连那场展示演出都不希望我们去看,她说那出戏不怎么样,而且反正 她只是演个小角色。她说我们应该等到她演一出像样点的戏时再去看。” 她最后一次打电话回家是在六月底,听起来她还不错。她说可能会出城去避暑, 可是没有谈到细节。过了两星期没接到她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她,不断在 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话。 “她很少在家,她曾说她的房间又小又黑又丧气,所以她很少待在那儿。前几 天去看过之后,我了解为什么了。其实我没去那个房间,只是看过那栋建筑和楼下 前厅,可是我可以了解。在纽约花一大笔钱住的房子,换成别的地方早就该拆掉了。” 就因为她难得在家,所以他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她,而是有一套暗号系统。她 每隔两三周会在星期天打叫人的①长途电话回家,说要找她自己。他们会告诉接线 生说保拉·赫尔德特克不在家,然后他们再给她打长途电话。 ①叫人电话(person-to-person)是指只能由你叫的那个人接听,如果那个人 不在,则无需付费。叫号电话(stotion-to-stotion)虽然便宜,但只要对方摘机, 就开始计费。 “这也没有占到电话公司什么便宜,”他说,“因为打叫号电话回家的电话费 是一样的,可是采取这个暗号的话,电话费由我们付而不是她付,她就不会急着挂 电话,所以实际上电话公司还可以多收点钱。” 可是她没打电话,也没有回复答录机里的留话。到了七月底,赫尔德特克和他 妻子还有小女儿开着一辆速霸陆,北上到达科塔旅行一星期,在牧场骑马,还去恶 地国家公园和拉什莫尔山看了四个总统的岩石头像。回家时是八月中,他们打电话 给保拉,这回没答录机了,而是一个录音通知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暂停使用。 “如果她出门避暑,”他说,“有可能会为了省钱而停掉电话。可是她会不通 知任何人就走吗?这不像她。她可能会一时兴起去做什么事,可是她会跟你保持联 络,让你知道她的情况。她很有责任感。” 不过也不尽然,她并不是凡事可靠。她从鲍尔州大毕业后的三年,偶尔也会超 过两三个星期没打电话回家。所以她可能是去哪儿避暑,玩得忘了该跟家里联络; 也可能她试着打电话回家时,她的父母正骑在马上,或者正在风穴国家公园徒步。 “十天前是她母亲的生日,”沃伦·赫尔德特克说,“她也没打电话回家。” “这种事她绝对不会忘记吗?” “从来不会。也许她会忘记,没打电话回家。但如果是这样,她第二天就会打。” 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到纽约跟警方联络,却没有任何结果,其实也猜得 到会是这样。于是他跑去找一个全国性侦探社的在曼西市的分社,他们的纽约办公 室派了一个调査员去她最后一个住所,确定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如果他肯再付一 大笔钱,那个侦探社很乐意再继续追查。 “我心想,他们拿我的钱做了些什么事?去她住过的地方,知道她已经不住在 那儿?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飞机赶过来。” 他去过保拉以前住的那栋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经搬走了,没留下转 信的地址。电话公司拒绝告诉他任何新消息,而且问题是电话也早就被停掉了。他 去她曾工作的那家餐厅,发现她早在四月就已经不干了。 “说不定她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他说,“她到纽约之后,至少换过六七个工 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换工作是不是都告诉过我们。她会因为小费太少,或者跟同事 合不来,或者因为老板不让她请假去参加选角面试而换工作。所以她辞掉最后一个 工作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只是没告诉我们,或者她告诉过我们,我们忘记了。” 他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办,于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这并不在 警察的工作范围内,她显然没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个成年人,她有法定权 利这么做。警方的人也告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她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月,即使原 来有任何线索,现在也都已经很难追査了。 负责的警官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追查,最好去找私人侦探。照规定警方不能 建议任何特定的侦探,不过,那个警官说,或许他把自己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 处理的方式告诉他也没关系。有个家伙叫斯卡德,事实上,他以前当过警察,他住 的地方刚好离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女儿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那个警官是谁?” “他叫德金。” “约瑟夫·德金,”我说,“他人很好。” “我喜欢他。” “是啊,他不错。”我说。我们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着几个门面 就是我住的旅社。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进去喝了点咖啡。 我已经续杯了,赫尔德特克面前摆的还是第一杯。 “赫尔德特克先生,”我说,“我不确定我能符合你的需要。” “德金说一” “我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你找以前用过的那家侦探社,就是在曼 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会多派几个人手来调査这个案子, 而且他们的调査报告会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说,“不过或许他们会让事情看起来是如此。有一点, 他们会提供给你详细的报告,把他们做的每件事、跟哪些人谈过、发现了些什么都 告诉你。他们会记下详细的费用,把他们花在这个案子上头的每个小时都列入账单。” 我喝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倾。“赫尔德特克先生,我是个相当不 错的侦探,但我一点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个本州发给的侦探执照,我没有,也 从没想过要花脑筋去申请一张。我不会详细列出我的费用,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个 小时,也不会提供详细的报告。同时我也没有办公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 里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当侦探的直觉和能力,我不确定 你想雇用这样的人。” “德金没告诉我你没有执照。” “其实他可以讲的,这又不是秘密。” “你想他为什么会推荐你?” 我一定是迟疑了一下,或许我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 给他介绍费。”我说。 赫尔德特克的脸色一暗。“他也没提到这个。”他说。 “我不意外。” “这样很没职业道德,”他说,“不是吗?” “没错,不过他向你推荐人选已经不太符合职业道德了。而且虽然我会给他一 点佣金,但除非他觉得我是适合你雇用的人选,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干的。他或许觉 得我对你有好处,而且不会跟你耍花招坑你。” “你是吗?” 我点点头,“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浪费你的钱。” “因为——” “因为她可能会自己出现,或者永远找不到。”他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我刚刚 说的话。我们都还没提到他女儿已经死了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大概都不打算提, 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开这一点。 他说:“我会浪费多少钱?” “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一千元。” “那是订金还是聘请费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称呼它,”我说,“我没有每日固定费用,也不会记录我 花了多少时间。我只是去做些我觉得有机会的事情。一个案子要起头得有一些基本 步骤,我会从这些步骤开始,不过我并不指望真出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接着就会有 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能不能追下去,或者该怎么追。等我觉得一千块 钱花光了,我会再跟你要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付给我。” 他无奈地笑起来。“不怎么有条理的方法。”他说。 “我知道。恐怕我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 “你的方式很特别,让我有了些信心。一千元——我想你的费用会增加。” 我摇摇头,“我不太花脑筋考虑费用的事情,而且我宁可自己付钱也不替客户 记账。” “你要不要在报上登广告?我想过自己去登,可以在寻人栏登启事,或找张她 的照片登广告提供赏金。当然这部分不包括在给你的一千元里头。要登广告的话, 可能同样要花一千元,或者更多。” 我的建议是不要。“登广告寻找失踪儿童她嫌太老,”我说,“而且我不确定 在报上登广告是个好主意。这样只会招来一些无聊的人和专门骗赏金的,他们什么 都没有,只会找麻烦。” “我一直在想她可能得了健忘症。如果她在报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某个人看 到——” “嗯,有这种可能性,”我说,“不过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最后,他给了我一千元支票,几张照片,还有他所有的资料——她最后一个地 址、工作过的几家餐厅店名。他还给了我那两张节目介绍单,我确信他一定还有很 多份。我记下他在曼西的地址,还有家里和汽车展示店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 电话来。”他说。 我告诉他,除非我有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否则我不会打电话。但只要有需 要,我一定会打。 他付了我们两个人的咖啡钱,又给了女招待一元小费。到了门口,他说:“我 感觉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确的一步。你很诚实很坦白,我很欣赏这一点。” 外头,一个“三张牌芒提”①的摊子旁围了一小群人,庄家要大家注意红色牌, 他自己则注意提防着警察。 ①三张脾芒提(three-card-monte)是一种街头牌戏,庄家把三张扑克牌—字 排开,让围观者看清牌色后盖牌,将三张迅速交叉轮换,此时赌客便可押其中某个 特定的牌色在哪个位置。庄家会针对赌客贪婪心理有各种作弊和引人上钩的手法, 基本上是一种骗局。 “我看透那种牌戏了。”赫尔德特克说。 “那不是牌戏,那是种小骗术、小欺诈。去玩的人从来不会赢的。” “我就是看透这一点,不过还是会有人去玩。” “我知道,”我说,“真让人想不透。” 他走了之后,我拿了他给我的照片中的一张,到复印店印了一百张皮夹大小的 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间,找出刻有我姓名电话的橡皮图章,在每张照片后头盖章。 保拉·赫尔德特克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个专门出租套房的公寓,这 栋脏乎乎的红砖建筑位于五十四街,离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几户远。我赶到那儿 的时候刚过五点,街上挤满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厅有个门铃盘,总共有五 十来个按钮,角落有个标示着“管理员”的铃。按铃之前,我先检査了其他门铃上 头的标签,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员是个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张三角脸,宽宽的额头往下收成个窄小 的下颚。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她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 后说:“对不起,现在没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几个星期再来找我。” “有空房间的话,房租是多少钱?” “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点的房间还要贵一点,包括电费。没有厨房, 可是你可以弄个小电炉,无所谓的。每个房间都有个迷你冰箱,很小,不过可以放 些牛奶之类的,免得馊掉。” “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 “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过也不重要,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空房间,而且我想 短期内也不会有。” “保拉·赫尔德特克有电炉吗?” “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饭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 到你以为你是警察,可是接着由于某些原因,我改变了想法。几个星期前有个警察 来过,前几天又有个男人跑来,说是她父亲。长得真不错,满头刚开始泛灰的亮红 色头发。保拉怎么了?” “这正是我想査清楚的。” “你想进去吗?我知道的都告诉过第一个警察了,后来也都告诉她父亲了。不 过我想你另有些问题要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随着她走进一条长廊,楼梯口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信封。“大家都在这儿拿信,” 她说,“邮差不会把信投进五十四个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叠信就扔在这个桌子 上。信不信由你,这样更保险,其他公寓的门厅会有信箱,不过常会有嗑药的来偷, 找福利津贴的支票。我就住这儿,左边最后头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异常整齐。有一张大沙发床,一把直背木椅和一把 扶手椅。还有一张有掀开式桌面的小枫木书桌,一个上了漆的抽屉柜,上头摆着电 视机。地板上铺了拼花油毡布,在那上头又铺了一块椭圆形镶边地毯。 她打开书桌翻着房租账册时,我找把椅子坐了下来。她说:“找到了,我最后 一次见到她,是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的时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这 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间不错,就在二楼,而且比较大。接下 来的那个星期我没见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还 没交房租的话,我就会去找他们。我不会因为迟交两天房租就赶人,可是我会去找 他们要钱,因为我遇到过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们就永远都不付。 “我敲了她的房门,没人应,后来我下楼前又去敲了一次,她还是不在。第二 天早上,应该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门,还没人应,我就用我的备用钥匙 进去。”她皱起眉头,“我为什么这么做?她早上通常会在家,不过也不一定,要 是房租晚了三天没付,她就不会在。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儿好几 天都没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几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着没付——反正,我就 开门进去了。” “你发现了什么?” “不是我害怕发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进门。你是警察, 我就不必多说了,是吧?那些人单独住在连家具出租的套房,你会很怕打开他们的 门发现那种事情。感谢上帝,这次没有,她的房间是空的。” “完全空的吗?” “不,你想想看。她留下了寝具,房客得自备寝具。以前我会提供的,但后来 我改变做法,呃,应该是在十五年前的事情吧。她的床单、毯子、枕头都还在床上。 但柜子里没衣服,抽屉也是空的,冰箱里也没有食物。毫无疑问她搬出去了,走掉 了。”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留下寝具。” “或许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寝具;或许她要离开纽约,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 也或许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离开旅社房间的时候,不会把床单和毯子带着, 除非是想偷走,住在这儿就有点像是在住旅社。以前也有房客搬家的时候没把寝具 带走。天主在上,有些人留下的还不只是寝具。” 她还打算继续讲,但我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说她以前是女招待?” “是啊,她就靠端盘子维生。她是个演员,或者该说想要成为演员。我们这儿 的房客很多都想进演艺圈,都是些年轻人。还有几个老房客住了好多年了,靠养老 金和政府补助过日子。我还碰过一个女的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块三毛,你能相信吗? 而且她住的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还有,我得爬五层楼去跟她收房租,有 时候还收不到。” “你知道保拉离开前在哪儿工作吗?” “我连她有没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诉过我,我也不记得了,而且我怀 疑她根本没跟我说过。我跟房客不熟,你知道。我只不过是白天待在这儿罢了。他 们来来去去的。老房客会住到蒙主宠召,不过年轻人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他 们可能受挫后搬回家,或者存了点钱换个普通公寓,或者结了婚搬走了,诸如此类 的。” “保拉在这儿住了多久?” “三年,快满三年了。她刚好是在三年前的这个礼拜搬进来的,我知道是因为 她父亲来这儿的时候我查过。当然她两个月之前搬走了,所以不算满三年。即使如 此,她也算是房客里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几个 住得比她久,不过并不多。” “谈些她的事情吧。” “谈什么?” “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朋友?她平常做些什么?你很机警,一定会注意到一些 事情。” “没错,我很机警,不过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懂我的意思吧?” “应该懂。” “我有五十四个房间出租,有些房间比较大,由两个姑娘合租。我一度曾有六 十六个房客。我只计较他们安不安静、行为好不好、交房租准不准时。我不计较他 们靠什么赚钱。” “保拉成了妓女吗?” “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不过我也不敢在圣经前面发誓说她不是。我打赌我的房 客里至少有五个是用这种方式赚钱,可能还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个。要是哪 个女孩起床出门去工作,我不会知道她们是去餐厅里端盘子,还是去按摩院做别的 事、或者随便大家怎么称呼的那种事情。我们这儿的房客不准带客人来,这是归我 管的;他们在外头做些什么,那就归他们自己管了。” “你没看过她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她从没带任何人回家过,这里规定不准的。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尔会偷偷 带人进来,不过我管得够紧,所以不会有人试图天天带人来。就算保拉跟这栋公寓 里的女孩或任何年轻男孩很要好,那我也不会知道。” “她没给你任何转信地址吗?” “没有,自从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后,我就没再跟她说过话。” “那她的信你怎么处理?” “退回给邮差。上头写个‘已退居,无转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电话单, 还有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些垃圾邮件。” “你跟她相处得还好吗?” “我想是吧。她很安静,讲话很有礼貌,不会惹麻烦。她按时付房租,只有几 次超过了三天。”她翻翻账本。“有回她一次付了两星期的房租,还有一次她几乎 一整个月都没交房租,接下来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欠的房租还清为止。 如果跟房客处得比较熟,知道他们这方面信用还不错,我就会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分 期还清。不过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就是了。有时候你得帮帮别人,因为每个人偶尔 总会有手头紧的时候。” “为什么你认为她会不跟你讲一声就搬走?” “我不知道。”她说。 “没有任何想法吗?” “你知道,有些人会这样。就这样消失了,半夜里提着行李箱偷偷跑掉。不过 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还没拖这么久。事实上,她 可能已经付清了房租,因为我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两天, 但据我所知,她的房租星期一到期,她是隔天走掉的,因为我记得在她最后一次付 房租之后,和我用备用钥匙进她房间之前,中间我有十天没看到她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走掉,看起来好像有点怪。” “唔,或许她走的时候时间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时间并不晚,但我 不在。你知道,我有机会就会出去看电影。非假日时间的下午,我最喜欢去看电影 了,那时候电影院几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银幕。我曾考虑弄个录像机,那我随时都 可以看我喜欢的电影,而且也不贵,两三百块就可以租到一台录像机。可是那不一 样,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电视,荧屏又小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自家 祈祷和在教堂祈祷一样不同。” 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拜访,从顶楼开始一层 层往下。大部分住户都不在。我跟六个房客谈过话,一无所获。谈过话的房客中, 只有一个认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经搬走了。 我结束访问,临走时停在管理员的门前。她正在看一个电视猜谜节目,让我等 到广告时间才招呼我。“这节目不错,”她说着,把电视声音关小。“他们找来上 节目的人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 我问她保拉的房间是哪一个。 “她以前住十二号房间,应该是吧。”她査了査,“没错,十二号,就在二楼。” “现在应该不会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没有空房间吗?还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 想想,那个姓普赖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这个房间。我之前说保拉是什么时候 搬走的?” “说不准,不过你是在十六日发现她已经走掉的。” “呃,查到了,房间是十六号空下来的,十八号租了出去。或许在十七号租出 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进来。空房间根本不用去推销,我手上就有半打排队等着 要租的名单。” “你刚刚说新房客姓普赖斯?” “乔治娅·普赖斯。她是个跳舞的,过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舞蹈演员。” “如果她在的话,我想去见见她。”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如果你想到什么,” 我说,“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 她说:“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给你一张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着:弗洛伦斯·埃德琳,套房招租。 “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说:“或弗洛伦斯,都可以。” 乔治娅·普赖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够门了。我在去戒酒聚会路上的一家熟食 店里买了个三明治。 第二天我把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支票存进银行,提了一些现金出来,包括一百 张一元钞票。我在右边裤袋里塞了几张。走到哪里都会被讨钱,有时候我拒绝,有 时候我会伸手到口袋里拿一元给他们。 几年前我辞掉警察工作,离开妻子和儿子搬进现在住的旅社。大约就在那个时 候,我开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掉。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 给我刚好碰到的随便一个教堂。有一阵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寻找什 么,也说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么,但把我从随便什么人身上赚来的十分之一交出 来,似乎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后,我继续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给教堂,但这不再让我觉得心里好过,于 是我就停了。可是这样心里也不好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钱捐给戒酒协会,可是 戒酒协会并不期望捐款,他们会传帽子让大家弄点零钱以支付开销,可是也只希望 你每次聚会交个一块钱就够了。 所以我开始把钱散给街上来跟我讨钱的人。这样似乎并不会让我安心,可是我 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定某些人把我的施舍拿去买酒或买毒品。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会把钱花在 你最需要的东西上头。一开始我会逢人就给,可是很快就放弃这种做法了。一方面 我觉得这样好像太嚣张了,同时感觉这样做好像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瞬间侦察的形 式。我把钱给教堂的话,就不必去查明他们怎么用那些钱,他们花钱也不必经过我 批准。就算他们拿那些钱去买卡迪拉克给某个高层教会人员,我也乐意得很。为什 么现在我不那么乐意替毒贩的保时捷提供赞助呢? 我带着散财的心情,走到城中北区分局,给了乔①·德金警探五十元。 ①乔是约瑟夫的昵称。 我先打过电话了,因此他在集合厅等着我。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可是他看 起来还是老样子,胖了一点,不过还好。他的脸上有些酒意,不过并未因此戒酒, 谁会因为几根血管破裂、脸颊微微泛红而戒酒呢? 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有。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 了。” “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速霸陆车商,不是本田。” “差别还挺大。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 “不坏。” “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 “那是我的秘密。” “早睡早起?吃很多纤维食物?” “有时我会跑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 “我也是,我就是没办法。”他捋了捋头发。他的发色是深棕,接近黑色,而 且根本不需要捋顺,原来服服贴贴的,他一捋反倒乱了。“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 思吧?” “乔,看到你真好。”我们握了手,我手心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 握手时移到他手上。他的手消失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 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 “不知道。”我说,“我跟他拿了点钱,敲了几家门去问。我不知道接下去会 有什么好做的。” “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骗他的钱。” “是没有。” “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陈尸所比对。那儿从六月至今有几具未指认的 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合。” “我猜到你会这么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 “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 “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 “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陈尸所查过了,那医院呢?” “你猜她会昏迷?” “有可能。” “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若是昏迷的话,算起来很久 了。” “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有两个多月了。” “也很久了。” “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 “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 “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 生了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 证件,现在用简·多伊①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 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会发生意外,而是有可能。” ①简·多伊(Jane Doe),美国法律程序上把不知名的男性称为John Doe,女 性则是Jane Doe. “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 “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査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 “意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没准会去哪儿,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复印了些她的照片,喔,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 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 “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査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 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最好再査 仔细一点,你现在只赚到两顶帽子。” “耶稣啊,”他说,“你真是个烂杂种,有人告诉过你吗?”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不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 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 天我又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埃德琳的公寓,又敲了一些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 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埃德琳太太有一大 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希望太多, 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她 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没待在公寓里,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 “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 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 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 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 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我到演员平权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确定了保拉·赫尔德特克从来 不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帮我查名单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她是不是美国电视与电台艺 术者联盟或电视演员同业公会的会员,我说不知道,他就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给这 两个工会。两家工会的名册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除非她是用别的名字,”他说,“以她的姓来说有可能。事实上,这个姓光 是看还挺好的,可是很多人会念错,或至少会没把握念对。她会不会改成保拉·荷 登或其他这类比较好念的姓?” “她没跟她父母亲提过。” “这种事情你不会急着跟你父母提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姓氏有强烈的 情感。做父母的常会这样。” “你说得没错,不过她曾使用她原来的姓参与两出戏剧演出。” “我可以看看吗?”他把那两张戏单拿过去,“噢,这可能有帮助。是了,找 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这样念正确吗?” “没错。” “太好了。事实上,我想不出其他的念法,不过总觉得不确定。她可以改成别 的拼法的,不过看起来就不对劲了,是吧?我看看,‘保拉·赫尔德特克毕业于鲍 尔大学,主修戏剧艺术。’——噢,小可怜——她曾参与《桃花盛开》和《格里高 利·沃伦的花园》的演出。‘《桃花盛开》是奥德玆的作品,可是《格里高利·沃 伦的花园》会是哪个鬼的?我看是学生习作吧。这就是关于保拉·赫尔德特克的所 有介绍。管他的,这是什么?《城市另一边》,商店展示演出挑这个戏真奇怪。她 饰演莫立。我不太记得这出戏,不过我想这不是主角。” “她告诉过她父母亲,她演的是个小角色。” “我想她并没有夸张。这出戏还有任何人吗?喔,‘演员平权协会的阿克塞尔 ·戈汀’,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演奥立佛,所 以他大概是很有资历的了,可是展示演出很难讲,演员阵容往往很出人意外。她喜 欢老一点的男人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亲密好友》,戏名不坏,他们在哪儿演?樱桃巷?奇怪我怎么 没听说过。喔,那是个念台词的排演会,只演了一次。戏名不坏,《亲密好友》, 有点暗示性,但是不下流。喔,是杰拉尔德·卡梅隆写的剧本,他很棒。我很好奇 她怎么有机会参与这出戏。” “这很不寻常吗?” “噢,可以这么说,我想这种戏通常都会公开选角。是这样的,剧作家很可能 想知道他的作品会如何演出,所以他或指派的导演就会找些适合的演员,让他们念 念台词,可能会找些有意赞助的人,也可能没有。最近某些念台词的排演变得相当 复杂,还有相当正式的排演和很多舞台动作。否则一般就只是演员坐在椅子上念念 台词,就像演广播剧似的。导演是谁?喔,我们走运了。” “你认识的人吗?” “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 ·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伦·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 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 了,是《亲密好友》台词排演会的戏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 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喔,那真是太糟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 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 戏台词排演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玛西的台词。能 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懂了,噢,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 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表面消失了,可 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 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喔,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眼睛回到 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隆在台词排演会之后还想改, 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 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不如你自己去问他。他刚 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 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 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 “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 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 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喔,它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 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特维拉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 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因此减弱了海豹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无法 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这个地球有得爱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 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又爱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后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 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 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快秃光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 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南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 事情。 “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 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兜拢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弗吉妮来·萨克利夫的女 演员演玛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①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 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 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玛西。我就说我 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 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 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辛德瑞拉。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 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 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①吉尼是弗吉妮娅的昵称。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 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 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 “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 适合演玛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宝拉?”我说我不认识。 “你可能没听说过这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鬼。那以后我就没见过 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 “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 期四下午两个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 戏,两个人等巴士,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谁关系比较好?有男朋友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 “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见过她吗?” “巴尔的摩?” “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不能参加台词排演会吗?” “喔,《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 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 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 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 科文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想了好久,所以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 烦了吗?” “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 “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档案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 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査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 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她一直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 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 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近八十 几街的百老汇大道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犹太圈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 两大玻璃杯的全脂牛奶。 她还记得保拉。 “她还没有什么成就,”她说,“我想她知道这一点,她并没有出人头地。” “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 “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 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 够。” “还需要什么?” “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 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 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 幕或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 “而保拉不?:”嗯,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而且我不认为她会因 此伤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还必须有那种欲望。你必须拼命地想要 得到,我不认为她是这样的。“她想了一下,”不过,她的确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她知道。金钱?名声?名利把一大堆这种人吸引过来, 特别是西岸的。他们想做些事情赚大钱,我怎么都想不透。” “金钱和名声,那是保拉想要的吗?”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是冒险。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 去年秋天开始来上我的课,上了五个月左右。她并不特别认真,有时候她会缺席。 这很常见,他们必须工作或参加选角面试,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 “她什么时候退出?” “她没有正式退出,只是没再出现。我查过了,她最近一次来上课是在二月。” 她有十来个和保拉一起上过课的学生名单和电话号码。她不记得保拉是否有男 朋友,或者下课后有没有人来接过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任何同学特别要好。 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了我已经谈过的吉妮·萨克利夫。 “吉妮·萨克利夫说保拉曾有过一次公车站的即兴表演。”我说。 “是吗?我常常利用这种训练法。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保拉表现得怎样了。” “吉妮说,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笑了,可是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说,“不骗你,每年有一千个天真的姑娘涌向纽约,每个都十足的笨拙、犹豫不 决,盼望她们活泼的青春能融化这个国家的心肠。有时候我很想跑到长途车总站, 叫她们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着全脂牛奶,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诉她,吉妮说保拉看起来好像很容 易受伤害。 “她们每个都容易受伤害。”她说。 我打了电话给保拉表演班的同学们,有些碰了面,有些在电话里谈。我一个个 过滤凯莉·格里尔给我的名单,同时还继续去弗洛·埃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门,把谈 过的住户从名单上划掉。 我去过保拉最后一个工作过的餐厅,我的客户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叫祝伊城 堡,是位于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国酒馆风格餐厅。那儿的菜单上有牧羊人派之类的, 还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经理跟我证实她是在春天辞职的。“她还不错,” 他说,“我忘了她是为什么辞职的,不过我们处得还不错。她要是再来我还是愿意 雇她。”有个女招待记得保拉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有点恍惚,似乎心不在焉”。 我出入于四十几街和五十几街的一大堆餐厅。保拉去祝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两家 工作过。如果我想写她的传记,那些资料可能会派得上用场,可是却不能告诉我她 在七月中去了哪儿。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绿的酒吧,经理承认保拉看起来 很面熟,但没在那儿工作过。那个瘦高个儿酒保问我,能不能让他看看照片,他蓄 着一把活像黄鹂鸟巢的大胡子。“她没在这儿工作过,”他说,“不过她来过这里。 只是这两个月没来。” “是春天吗?” “一定是四月以后,因为我是那时才开始在这儿工作的。我绝对见过她五六次, 她每次都来得很晚。我们是两点打烊,她在接近打烊的时候进来。反正是过了午夜。”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可能,否则我会对她下手,”他笑了,“至少会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 和一个男的来,不过每次是不是同一个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证。别忘了, 她最后一次来过之后,我就没再见过她——那应该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次有人见过她,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吧,顶多差不了一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咸狗鸡尾酒, 两个人都喝咸狗。” “她平常都喝什么?” “不一定。玛格丽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这些,不过这样你就有点概念了, 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过那男的习惯喝威士忌,有时想换口味,他会点咸狗。这代 表什么?” “热门嫌疑犯出现了。” “答对了,亲爱的华生。”他又笑了,“要么我是个好侦探,要么你是个好酒 保,因为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凭这个,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给我一杯可乐吧。”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给我一杯可乐。他抿了一口,问起保拉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她失踪了。 “总会有这种事。”他说。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钟,对保拉的护花使者有了点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 或许高一点。三十岁左右,深色头发,没有胡须或短髭,穿着很随意,是那种休闲 服之类的。 “好像是在救回电脑遗失的资料,”对整个过程,他惊叹道,“真没想到我还 会记得一些事情。唯一困扰我的是,我并不是主动这样作的,而是被动的。” “难免的。”我承认。 “无论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这一带半数的男人。可是我怀疑他根本 不住在这附近。” “你只看过他和她一起出现过五六次?” 他点点头,“而且根据他们来的时间,我猜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 班,也可能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只是进来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只一杯。” “她喝得多吗?” “喝得多的是他,她只是慢慢喝,但也没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样会喝完。不 过她喝得并不凶,他也是。他们似乎是刚下班,来这儿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 后一站。”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要他留着,“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会打这个电话。” 零零碎碎,一点一滴。到了我在“新开始”说我的故事时,我已经花了一个多 星期在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而且所花的时间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经让她父亲 的一千元花值了,虽然我无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几十个人谈过,记了一大堆笔记,而且我所印的一百张照片已经发掉一半 了。 我得知了些什么?我无法说明她七月中离开套房公寓后的行踪,我也没发现她 四月辞掉女招待的工作后又在哪里工作过。而且,我所拼凑出来的图像,也不像分 发出去的照片那么清楚鲜明。 她是个演员,或者她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她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她也没再 去上表演课。她曾和一个男人半夜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独来独 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里。她这么寂寞能去哪儿?她会去公园,跟鸽子说 话吗? 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对那个打电话来的神秘客人太不客气了。 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又有什么呢? 吃过早餐后,我提醒自己,我不曾真的希望发现些什么。保拉·赫尔德特克已 经放弃女演员和女招待的身份,然后她又放弃了弗洛伦斯·埃德琳那儿的住处,也 放弃了女儿的角色。现在她或许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有了新生活,她想出现的时 候自然会出现。也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么我也帮不什么忙了。 我想去看场电影,可是最后我花了一整天去找些戏剧经纪人,拿同样的老问题 问他们,把照片发出去。他们没有一个记得保拉的名字或她的脸。“她可能只是去 参加过选角甄试,”其中一个经纪人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希望马上找到经纪人; 有些则到处参加面试,希望能给经纪人留下印象。”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有个叔叔伯伯在演艺圈,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跟经纪人谈烦了,就又到套房公寓碰运气。我按了弗洛伦斯·埃德琳的门铃, 她点个头让我进去。“我应该开始收你房租才对,”她说:“你在这儿的时间比我 某些房客还多。” “我还剩几个人得见见。” “你爱待多久待多久,反正没有人抱怨。既然他们不介意,我当然也不会。” 我没见过的房客中,只有一个来应门。她是五月搬进来的,完全不认识保拉, 赫尔德特克。“我希望能帮得上忙,”她说,“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她眼熟。我对 门的邻居跟我说你找她谈过,这个女孩失踪了还是怎么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 她耸耸肩,“真希望能帮得上忙。” 我第一次戒酒时,开始跟一个叫简·基恩的女子交往。戒酒前我就认得她,不 过她参加戒酒聚会之后,我们就没再碰过面,等到我也参加戒酒聚会之后,两人才 又开始联络。 她是个雕塑家,住在利斯本纳德街的一个仓库式住宅,兼作工作室,就在卡纳 尔路南边的翠贝卡区。我们开始常在一起,一星期有三四个晚上会见面,偶尔白天 也见。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戒酒聚会,不过我们也一起做别的事情。我们会出去吃 晚餐,或者她给我做饭。她喜欢去画廊,就在苏荷区或东村那一带。我以前很少做 这类事情,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喜欢的,以前每次去画廊这类地方我总是有点不自在, 站在一幅画或一件雕塑作品前面,老是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而她教我,什么都不 说也没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们的关系就像一般正常的男女关系那样慢慢发展。 有一阵子我有一半时间都住在利斯本纳德街,我的一些衣服放在她的柜子里,袜子 和内衣放在她的梳妆台抽屉。我们曾兴致勃勃地一再讨论,保留我旅社的房间是不 是聪明之举。既然我很少在那儿,那样不是很浪费租金吗?另一方面,或许把那儿 拿来当办公室接待客户也不错吧? 我想,曾经有一度,我觉得应该放弃我在旅社的房间,开始分摊那个“仓库” 的费用。而且也曾经有一度,我们差点就要谈到承诺和永远,以及,我想,婚姻。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谈,后来也一直没谈,时机对的时候没做,以后也就不可能 了。我们很自然地开始逐渐疏远,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随着心情和沉默渐渐减少,也 更常各居一方了。我们决定——说实话我不记得是谁提议的——我们应该去见其他 朋友。我们照做了,却发现这让彼此更难过。最后,在完全没有戏剧化场面的情况 下,我很有礼貌地把以前跟她借的几本画册归还,取回我留在她那儿的最后一点衣 服,搭了出租车回上城。一切就是这样。 这件事结束后过了很久,才让我觉得不再痛苦,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常常觉得 寂寞,而且感到迷失。几年前我婚姻破裂时没那么难过,不过当然那时候我喝酒, 所以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于是我常常去参加戒酒的聚会,有时候我谈谈参加聚会的感觉,有时候不谈。 和简分手后,我曾短暂地尝试和其他人约会,可是我好像无心于此。现在我开始思 考,这是我开始再去交往其他女人的时候了。我有这个念头,可是却一直没有行动。 到西区的那栋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敲门,然后跟那些单身姑娘谈话,造成了一种 奇异的晕眩。她们大部分比我年轻一些,不过不是全部。在那类访谈中,我似乎也 有机会顺便调调情。以前当警察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点,而且也因此结了一次婚。 有时候,无休无止地询问关于失踪的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我会很怕对我所询 问的女子造成强烈的吸引力。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双方都很有感觉,那种吸引 力是相互的。我想象着我们俩激情的缠绵,从门口移到床上。 不过我永远无法让自己踏出下一步。我一察觉到双方心意相通,就离开那栋公 寓。跟六个十个或十几个人谈过之后,我的心情更灰暗,觉得非常孤单。 此时我只需要讲讲话,就可以走出那种心情。于是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电视 机前面,等着戒酒聚会时间的到来。 那天晚上在圣保罗聚会,发言人是一个来自奥佐恩公园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 们,以前她丈夫的庞帝克车一开出院子,她就开始喝第一杯酒。她把伏特加藏在水 槽底下,装在一个烤炉清洁剂的空瓶里。“我第一次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 “一个女人说:”喔,我的天啊,你会拿错瓶子,把烤炉清洁剂喝下去的。‘’亲 爱的,‘我告诉她,’别傻了,你会吗?根本没有让我抓错的瓶子,因为我的水槽 底下没有烤炉清洁剂。我住在那栋房子里十三年了,从来没有清过烤炉。‘总之, “她说,”这就是我的喝酒经验。“ 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形式。在圣保罗,聚会进行一个半小时,星期五晚上的聚 会是进阶聚会,以戒酒协会的十二个复原课程为中心。这回的聚会是第五阶段,不 过我不记得发言人根据主题讲了些什么内容,也不记得轮到自己时,我又说了些什 么聪明的话。 到了十点,我们站起来念主祷文,除了一个叫卡洛尔的女人,她说她不想跟大 家一起祈祷。最后我摺起椅子堆在集中的地方,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拿着烟灰缸 走到会议室前面,和几个家伙聊天。埃迪·邓菲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转过头来。 “喔,哈罗,”我说,“我刚才没看到你。” “我迟到了几分钟,就坐在后头。我喜欢你刚才的发言。” “谢谢。”我说,边奇怪我刚刚说了些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我说 我们几个正打算去火焰餐厅,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我们沿着第九大道往南走过一个街区,和其他六七个人在店里角落找了一张大 餐桌。我要了三明治、薯条和咖啡。聊天内容大半是政治。离选举不到两个月了, 大家谈着每隔四年人人都会说的那些话。真是可耻,居然没有更有趣的人可以选。 我的话不多,我对政治的兴趣一向不大。我们同桌有个名叫海伦的女子,她戒酒的 时间大概跟我一样久,我忽然有个念头,想找她约会。我偷偷观察她,默默地收集 资料。她的笑声刺耳,她需要去矫正一下牙齿了,而且每个出自她口中的句子都夹 着一个“你知道”。等到她吃完她的汉堡,我们的罗曼史也就胎死腹中了。说真的, 这个方法真不错。你可以像把野火一样迅速看透一个女人,而她根本不知道。 十一点过了没多久,我在咖啡碟旁边放了几枚硬币,跟大家说再见,然后拿着 我的账单走向柜台。埃迪也和我一起站了起来,付了他的账跟着我走出去。我几乎 忘了他也在,他在席间说的话比我还少。 他说:“美丽的夜色,不是吗?这样的空气让你想多吸几口。你有空吗?要不 要一起散散步?” “好啊。” “我稍早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打到旅社。” “什么时候?” “不知道,下午,大概三点吧。” “我没接到留话。” “噢,我没留话。没什么重要的事,而且反正你也没办法回电给我。” “对了,你没有电话。” “呃,我有电话。就放在床头桌上,唯一的问题只是被停了。反正我只是想消 磨白天的时间罢了。你在做些什么?还继续找那个女孩吗?” “反正就是那些老程序。” “没碰上好运气?” “到目前为止没有。” “噢,或许你会走运的。”他掏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敲实了。“刚刚他 们在那儿谈什么?”他说,“政治?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你会去 投票吗,马修?” “不知道。” “真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当总统。你知道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去投过票。 等一下,我刚刚说了谎。想知道我投给谁吗?艾贝·比姆。” “好多年前了。” “让我想想,我记得是哪一年。是七三年。你还记得他吗?他是个小个子,竞 选市长,选上了。你还记得吧?” “记得。” 他笑了起来,“我投给艾贝·比姆绝对超过十二次了,搞不好有十五次。” “听起来你好像很欣赏他。” “是啊,他传递出的信息真的打动了我。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地方竞选 后援会的家伙,弄来了一辆校车,载着我们一堆人转遍西区。我每进一个投票所, 都报上不同的名字,对方就会给我那个名字的选票,然后我去圈票处,像个士兵似 的尽我的公民义务。很简单,我只要按照吩咐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就行了。” 他停下来点燃香烟。“我忘了他们付了多少钱给我们,”他说,“大概是五十 元吧,不过可能更少。那是十五年前了,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反正做这事也不花 力气。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餐点,当然整天都有免费的酒可喝。” “简直是神话。” “真理不就这么说的吗?酒是上帝的礼物,即使要付钱。而当它是免费的时候, 耶稣啊,再没有更好的事情了。” “有件事情完全不合逻辑,”我说,“华盛顿住宅区有个地方,我去那儿喝酒 不必付钱,我还记得搭出租车从布鲁克林到那儿,花了我二十元,然后我喝上也许 十元或二十元的酒,再搭出租车回家,还想着我真是捞到了世上最大的便宜。而且 我这么做过不只一次。” “当时会觉得很合理。” “完全合理。” 他把香烟拿在手上。“我忘了谁是比姆竞选的对手,”他说,“好笑的是你会 记得什么、忘了什么。这个可怜的混蛋,我投给他的对手十五次了,而我却不记得 他的名字。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我投过两三次之后,每次去圈票处,就有股想整他 们一下的冲动。你知道,就是把票投给敌方,拿民主党的钱,投共和党的票。” “为什么?” “谁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多喝了两杯,或许就会愈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而且 我想没有人知道。无记名投票,对吧?只不过我心想,是啊,应该是无记名投票, 但是这件‘应该’的事情全是一大团狗屎,但既然他们可以带我们跑遍西区投十五 次票,或许他们也会知道我们投给谁。于是我就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还是乖乖投给民主党。” “答对了。反正,那是我第一次投票,之前按年龄我就有选举权了,可是我没 投过票,接着我就投给艾贝·比姆十五次。我想我是因为吃错药才会跑去投票,从 此我就再也没有投过票。” 绿灯亮了,我们走过五十七街。第九大道上有辆蓝白色的巡逻车响着刺耳的警 笛往北开。我们转头看着它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过警笛声还是听得到,微弱 地压倒其他车声。 他说:“总是有人非干坏事不可。” “说不定只是几个警察在赶时间。” “是啊,马修,他们在聚会上说些什么?什么第五阶段?”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想或许我是害怕吧。” 那些阶段是设计给复原中的酒鬼,让他们改变,得到精神上的成长。戒酒协会 的创办者发现,愿意在精神上有所成长的人就比较容易戒酒成功。反之,不愿意改 变的人,早晚还是会回头去喝酒。第五阶段就是跟上帝、跟自己、跟另外一个人承 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把真相坦白说出来。 我引用那个阶段里的用语告诉埃迪,他皱起眉头。他说:“对,但那到底是什 么呢?你跟某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你干过的所有坏事吗?” “或多或少吧。任何困扰你的事情、任何压在你心头的事情。它的出发点是, 要是不说出来的话,你就会去喝酒解闷。” 他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么做。”他说。 “噢,不要急。你戒酒没多久,不用这么急。” “我想也是。” “反正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些进阶课程是一堆狗屎。‘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 然后讲一大堆话。’你一定听过很多人这么说。” “噢,是啊。‘如果你不喝酒,就不会醉。’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 的时候,我心想这真是我毕生听到最睿智的评语了。” “又不能说它不对。”他开始谈起别的事情,然后停了下来,一个女人站在我 们前方一扇门前,形容憔悴,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上裹着披肩,黏黏的头发毫无光 泽。她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还站了一个小孩,抓着她的披肩。她伸出一只手来, 掌心向上,没说话。 她看起来好像属于印度加尔各答,而非纽约。我过去几个星期见过她几次了, 每次都给她钱。这回我给了她一块钱,她拿了之后就无言地缩回暗影中。 他说:“真是痛恨看到像这样一个女人站在街上,而且她又带着孩子,耶稣啊, 看到真恐怖。” “我懂。” “马修,你参加过第五阶段吗?” “参加过。” “你毫无保留吗?” “尽量。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他想了想。“当然你以前当过警察,”他说,“你不可能做过太坏的事。” “噢,得了,”我说:“我做过很多不能引以为荣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可 以让人坐牢的。我当了很多年警察,几乎从一开始就收钱。我从来没只靠薪水过日 子。” “每个人都这样搞。” “不,”我说,“不是每个人。有些警察很清白,有些警察很脏,我就是脏的。 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觉得没问题,而且我自我辩驳说,那是清白的脏。我没有去敲 诈谁,也没有故意放掉杀人犯,可是我收钱,而政府雇我不是要我去收钱的,那是 犯法、是骗人。” “我想是吧。” “而且我还做过别的事,苍天在上,我以前是小偷,我偷过东西。有一次我调 査一桩入室抢劫案,收银机旁边有个雪茄盒,不知怎的小偷没拿走。我就拿起来放 进口袋里。我想反正失主可以拿到保险补偿,或者那对他来说也只是被多偷走一样 东西而已。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我从小偷那儿偷走东西。我把它合理化,但是我的确 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你不能逃避这个事实。” “警察总是会做这类混帐事。” “他们也会抢劫死人,我就做了好几年。比方说你去处理饭店或公寓单人房的 一具死尸。他身上有五十元或一百元,你和你的搭档就拿来分掉,然后把死尸装进 尸袋。否则那些钱三转两转还是会被官僚体系榨光了。就算死者有继承人,这笔钱 大半也不会落到他手里,那为什么不干脆节省时间和麻烦,把钱放进你的口袋?只 不过这是偷窃。” 他开始谈起别的,可是我还没说完。“我还做过别的事。我抓住过某些家伙, 可是却用他们没犯过的罪名把他们送去坐牢。我不是冤枉好人,任何被我套过罪名 的人,都一定是因为他们做过坏事。我知道他们做过某些事,也知道我没办法用这 些罪名动他们,可是我能找到一些目击证人,可以暗示他们去指认那些坏蛋做过某 些他们其实没做过的事情,这就够让他们坐牢了。案子就结了。” “牢里有很多人没做过让他们入狱的罪名,”他同意,“不是全部,我是说, 四个里头有三个会发誓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做那些害他们坐牢的坏事,可是也 不能相信他们。他们只是在骗你,真的,他们撒谎。”他耸耸肩。“不过有时候他 们说的是实话。” “我知道,”我说,“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后悔用错的理由把对的人送进#.他 们因此离开街头,而这种人离开街头是好事。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做的事情就是对的, 所以我想这就是属于我的第五阶段。” “所以你就把这些告诉了某个人。” “不止。很多事情不犯法,可是时间一久却让我良心不安。比如结婚后我瞒着 我妻子在外头搞女人,比如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比如在我辞职不当警察那阵子离 开了他们,比如没有去看一个应该看的人。有一回的我一个姨妈得了甲状腺癌快死 了,她是我母亲的妹妹,也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直跟自己承诺会去医院看她,结 果我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她死了。我对自己没去医院看她感觉糟透了,于是我也没 去参加葬礼。不过我送了花,然后去了一家操他妈的教堂,点了支操他妈的蜡烛, 这一切应该可以让那个死去的女人稍稍安心。”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分钟,往西走到五十几街,然后左转上了第十大道。我们经 过了一家店门大开的平价酒吧,走味的啤酒味儿飘过来,让人又恶心又觉得诱惑。 他问我有没有去过这种地方。 “最近没有。”我说。 “那种地方真的很乱。”他说,“马修,你杀过人吗?” “值勤的时候有过两次。还有一次是意外,那时候也在值勤。我的一颗子弹反 弹,击中了一个小孩。” “你昨天晚上说过了。” “是吗?有时候我会说,有时候不会。我离开警界之后,有回一个家伙在街上 跳到我面前,跟我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我把他揍倒在地上,他刚好撞断脖子,就 死了。还有一次,天啊,我一整个星期都没喝酒,有个疯掉的哥伦比亚人拿着一把 大砍刀冲过来,我就朝他射光了我枪里的子弹。所以答案是,我杀过四个人。如果 那个小孩也算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了。 “而且,除了那个小孩外,我不曾为杀掉任何一个人失眠,也不曾为那些被我 冤枉送进牢里的人苦恼。我想以前那样做是不对的,换成现在我就不会这样了。但 这一切都远远不如我没去看临终的佩格姨妈让我不安。可是这就是酒鬼的下场。大 事情在你眼里变得没什么,就是这种小事逼得你发疯。” “有时候大事情也会逼你发疯。” “你心里有什么困扰吗,埃迪?” “喔,去他的,我不知道。我就出生在这一带,马修。我在这些街道上混大。 在地狱厨房长大,你就会学会不要跟任何人讲任何事情。‘不要告诉陌生人你的事 情。’我母亲是个诚实的人,马修。她在公用电话里发现一毛钱,就会在附近找, 希望失主拿回去,但是这句话我听她讲了有一千遍了,‘别告诉别人你的事情。’ 她就是这么做的,上帝保佑她。直到我爸死前,他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醉熏熏地回 家,然后对她拳打脚踢。而她谁也不说,要是碰到有人问,呃,她跌倒了,进门时 失去平衡,或者从楼梯上跌下来。可是大部分人知道不该去问,如果你住在地狱厨 房,你就知道不该问。” 我开始说起别的事情,可是他抓住我的手臂,拉着我站在人行道边缘。“我们 过马路吧,”他说,“除非必要的话,我不想走过那个地方。” 他指的是葛洛根开放屋,橱窗里绿色的霓虹灯闪着竖琴牌麦酒和健力士啤酒的 矮胖桶子标志。“我以前常常去那儿,”他解释,“现在我连经过都不愿意。” 我知道那种感觉。有一阵子我日夜都待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于是第一次戒酒的 时候,我故意绕路避免经过那里,要是非经过不可,我就避开不看,加快脚步,好 像不这样的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拉进去,就像铁被磁铁所吸引。后来阿姆斯特 朗的房租到期,搬到了往西一个街区的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原来的地点换 成了一家中国餐馆,我的生活就少掉了一个麻烦。 “你知道那家店的老板是谁吗,马修?” “叫葛洛根的什么人吧?” “好几年前就不是了,那是米克·巴卢的店。” “你是说那个‘屠夫’?” “你认识米克?” “不只见过,也听过他的大名。” “是,他很有名。店的执照上登记的不是他的名字,不过那是他的店。我小时 候跟他兄弟丹尼斯很熟,后来他死在越南了。你当过兵吗,马修?” 我摇摇头,“警察不用当兵。” “我小时侯得过肺结核,当时不知道,不过照X 光检查出一些东西,所以不用 当兵。”他把烟蒂丢进阴沟里。“这是个避免当兵的方法,不过现在行不通了。” “你那时候时机不错。” “是啊。他人不错,我是说丹尼斯。他死了之后,我曾经帮米克做过事。你听 过他的故事吗?” “听过一些。” “你听过保龄球袋的故事吗?那里头装了些什么的故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我当时不在场。不过几年前,有一回我在一个地下室,就离我们现在站的地 方两三个街区远。有个家伙,我忘了他做过什么,一定是告了某个人的密。他们就 在烧垃圾的火炉房,用晒衣绳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嘴巴塞起来。米克穿上他的白 色屠夫长围裙,从肩膀到脚都遮住的那种。围裙是纯白色的,除了上头的污渍。接 着米克拿起一支棒球棍,开始痛揍那个家伙,血喷得到处都是。之后我在开放屋看 到米克穿那件围裙,他很喜欢穿,就像刚下班的屠夫冲进酒吧迅速喝杯酒。‘看到 这个没?’米克会指着一块新的污渍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告密鬼的血。’” 我们到了葛洛根开放屋南边那个街区的角落,然后再穿过第十大道。他说: “我不是什么黑道老大,可是我混过。我是说,操,投票给艾贝·比姆大概是我做 过的最光明正大的事情了。我已经三十七岁,而我唯一有社会安全卡的时候是在绿 天监狱期间,我在那儿被派去洗衣房工作。工钱大概是三毛钱一小时吧?总之是这 类荒谬的数字,还要扣税、扣社会福利保险金,所以我就领到社会安全卡了。之前 我从来没有过,之后我也从没用过。” “你现在有工作了,不是吗?” 他点点头,“一些杂事。帮两家酒吧做打烊后的清洁工作,丹·凯利餐厅和彼 得氏全美餐厅,你知道全美餐厅吗?” “那种平价酒吧,我常常钻进去快快喝杯酒,不过从来不会在那儿久待。” “就像去旅行休息站,我以前很喜欢走进一家酒吧,迅速喝杯酒,然后再出来 面对真实世界。反正,我是半夜或凌晨去这两家酒吧,打扫干净,把垃圾清掉,把 椅子归位。格林威治村那边有个货运公司偶尔会派给我一些白天的工作。不是正式 的工作,做这类工作不需要社会安全卡,我勉强还可以混下去。” “是啊。” “我的房租很便宜,吃得也不多。我一向吃得不多,那我怎么花我的钱?夜总 会?时髦衣服?拿去当游艇的油钱?” “听起来你过得不错。” 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是啊,可是我说的都是一团烂屎,马修。”他把 手插进口袋,低头看着人行道。“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告诉任何人我在做 些什么。跟自己承认,没问题,就像我已经知道的,对吧?这不过是诚实面对真相 而已。可是跟上帝承认,这个嘛,老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就没有区别了;而 如果有个上帝,他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这部分也好解决。可是跟另外一个人坦白一 切,操,我不知道,马修。我做过一些会把你吓跑你的事情,而且某些事情有牵涉 到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对这一切有什么感觉。” “很多人都是找神父进行这一个阶段。” “你是说告解?” “我想有点不一样。你不是想寻求正式的解答,来解除你心里的负担。你不必 是天主教徒,也不必去教堂。你甚至可以在匿名戒酒协会里,找个了解这个课程的 神父。就算他不了解,照规矩他也不能透露你告解的内容,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会说 出去。” “我想不起上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了。等一等,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天啊,我一个小时前才去过教堂。我有好几个月都每天去教堂地下室一两次,可是 上一次去教堂的大厅……这个嘛,我过去几年去参加过几次婚礼,天主教婚礼,可 是我没有领圣餐。我想我上次告解,已经是至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不见得非找神父不可。不过你如果担心被说出去的话——” “你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吗?找神父?” “我是和另外一个人进行这个阶段,你也认识,吉姆·费伯。” “他没去火焰餐厅吧?” “他今天晚上没去。” “他是做什么的,警察还是警探?” “不,他是做印刷的,他在第十一大道开了家印刷店。” “噢,那作印刷店的吉姆。”他说,“他戒酒好久了。” “快九年了。” “是啊,真够久的了。” “他会告诉你一天只要戒一回就行了。” “是啊,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是他妈的九年了,不是吗?不论你详细划 分成多小的单位,高兴的话还可以用一个小时或一分钟作单位,照样是快要九年了。” “那倒是真的。”他又掏出一支烟,然后改变心意,把烟放回盒里。“他是你 的辅导员吗?” “非正式的。我从来没有正式的辅导员,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正式。吉姆是我 想打电话找人聊聊时会找的人。” “我戒酒的第二天,曾经找了一个辅导员。我的电话不能用,反正我没给他打 过电话。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参加聚会,所以我后来也没再见过他。” “他叫什么名字?” “大卫。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而且说真的,我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上回 见过他之后已经过了好久。不过我没丢掉他的电话,所以我想他还是我的辅导员。 我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是可以打电话给他,对吧?” “当然。” “我其实可以找他参加那个进阶课程。” “如果你觉得跟他谈比较自在的话。”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当过任何人的辅导员吗,马修?” “没有。” “你听过任何人的第五阶段吗?” “没有。” 人行道上有个瓶盖,他踢了一脚。“因为我觉得是我引起这个话题的。真是无 法相信,一个坏蛋去向警察告解。当然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可是你是不是还是必须 把我讲的事情向警方报告?” “不,我并没有替证人或当事人保密的法定权利,就像神父或律师一样,不过 我照样会保密。” “你会乐意吗?去讲这些我觉得真是一堆狗屎,或许你根本不想听。” “我会逼着自己保密的。” “我觉得提这个要求真可笑。” “我懂,我也有同感。” “如果事情只牵涉到我,”他停下来,说,“我想要做的是,花几天时间,在 心里把这些事情理清楚,好好想明白。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那 个课程,我会说一些。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不要急,”我告诉他,“等你准备好再说吧。” 他摇摇头,“要等到我准备好,那我永远也不会去做。给我一个星期想清楚, 然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谈了。” “你一定要想清楚,这是课程的一部分,花多久时间都没关系。” “我已经在想了,”他说着笑了起来,手搭在我肩膀上,“谢了,马修。我家 就在前头,该说晚安了。” “晚安,埃迪。” “周末愉快。” “你也是。或许我会在聚会碰到你。” “圣保罗那儿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有聚会,对吧?我星期一晚上或许会去。马 修,再次感谢你。” 他走向他家那栋公寓,我在第十大道上往前走了一个街区,再往东走过一个路 口。靠第九大道那边的拐角过去几步,有三个年轻人静静地等在我前方的一个门洞 里,他们盯着我走到那个拐角,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箭一样射进我后背。 走回家的途中,一个妓女问我要不要伴。她看起来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不过 她们都是这样,毒品和病毒很快就会弄得她们衰老不堪。 我告诉她下回吧,她那如同蒙娜丽莎一样的笑容一路跟着我回家。到了五十六 街,一个只穿着背心的黑人跟我要零钱。又走了半个街区,一个女人走出阴影对我 提出同样的要求,她一头平顺的金发,那张脸就像大萧条时代的老照片上那些失去 土地而出走家园的俄克拉荷马流民。我分别给了他们一块钱。 旅社前台没有留话。我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冲了澡,然后上床睡觉。 几年前,西五十一街离哈德逊河半个街区的地方,有三个姓莫西里的兄弟拥有 一栋四层楼高的小红砖建筑。他们住在三、四楼,把一楼租给一个爱尔兰业余剧场, 晚上则在二楼卖啤酒和威士忌。有一阵子我常去,在那儿大概碰到过米克·巴卢六 七次。我不记得我们交谈过,不过我记得在那儿见过他,而且当时我知道他是谁。 我的朋友斯基普·德沃曾这么说,如果巴卢有十个兄弟围成一个圆圈,你会以 为自己置身于英国威尔夏的史前巨石柱群。巴卢就像个史前巨石,他也有那种吓人 的架式。有天晚上,一个叫阿罗诺的女装工厂老板把一杯酒泼在巴卢身上,他立刻 不停地道歉,巴卢擦掉酒渍,跟阿罗诺说没关系,但阿罗诺随即出城一个月都不敢 回来。他甚至没回家收拾行李,直接就搭了出租车到机场,一个小时之内就上了飞 机。我们都同意,他是个谨慎的人,但并不过分谨慎。 躺在床上等着入睡,我很好奇埃迪心里藏着些什么事,跟“屠夫”又有什么关 联。不过我没有想得睡不着,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