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早上我把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支票存进银行,然后走路到第五大道和四十 二街交会口的市立图书馆。一个带着吸过大麻后那种茫然兴奋的年轻女人领着我到 一张桌子前,给我示范如何将微缩卷放进播放机。我试了两次才抓到窍门,但很快 就全神投入,迷失在旧日新闻里。 等我回到现实,已经将近两点半了。我在路边摊子买了中东口袋饼和冰红茶, 然后坐在图书馆后面布赖恩特公园的长凳上。有几年,这个小公园就像中城赌品交 易中心似的盛极一时,结果除了毒品贩子和他们的顾客之外,没人敢踏进公园一步, 而这里也沦落为一个肮脏而危险的城市烂疮。 就在一年前,政府花了几百万整建之后,公园又复活了。新设计的开阔视野带 来了生命,现在这个公园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也是这附近真正的城市绿洲。毒虫走 了,毒品贩子走了,草坪一片青翠,充满生机,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花圃让你忘记 自己身在何处。 这个城市四分五裂了,自来水管线常常爆裂,地铁系统一团糟,马路坑坑洞洞, 六十年前就排定日期该炸毁的破败建筑物包藏着大量的污染。战后出现的计划住宅 区如今已摇摇欲坠,后来搭建的小屋则更不象样。住在这里,你很轻易就会发现自 己目睹着城市衰败,有如踏上一条单行道、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城市每天都死去一点,那么也就每天都复活 一点。这种迹象处处可见。百老汇大道和八十六街交会口有个地铁站,瓷砖墙面因 为儿童的彩绘壁画而明亮起来。谢里丹广场出现了一个楔型花园,而且这样的小公 园在市区各地随处可见。 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如果想站在树下,就只能去中央公园。现在半数的市内 街道两侧都种树。有些是市政府种植的,其他则是产业主和街区委员会种植的。这 里的树木活得并不轻松,就像在中世纪抚养孩子似的,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树木 会死于缺水,或者被路过的卡车不小心齐根撞断,或者在污染的空气中枯死。不过 并没有全部死光,某些还是存活了下来。 坐在这个袖珍公园的板凳上,想着或许我的城市毕竟没那么糟糕,真是一种福 气。我一向不是喜欢看光明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腐化、衰败、还有 城市的堕落。我猜想,这就是我的本性吧。某些人会认为玻璃杯里还有半杯水,我 看到的则是有四分之三都空了,而且有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 午餐后我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数日一直到周末,我每天的例 行公事就是如此,不停地寻找旧报纸上的报道,中午到公园吃午餐、休息。一开始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疑是被谋杀的会员身上,博伊德·希普顿,卡尔·乌尔, 艾伦·沃特森,还有汤姆·克卢南。接下来我又寻找其他十三个死者的各种报道, 然后再寻找在世会员的消息。 周末我休息,没去工作。星期六下午埃莱娜到切尔西的廉价商店和格林尼治大 道一个学校操场的跳蚤市场去寻宝了,我则替她看店。我做了几笔小生意,中间雷 ·加林德斯带着两杯咖啡忽然跑来看我,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他是警方的画像专 家,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描绘从没见过的人。埃莱娜有几幅他的作品,对于他光 凭着一些口述便能具体呈现的绘画能力印象深刻。他和埃莱娜见面谈了几次后,完 成了一幅埃莱娜父亲的画像,这相当了不起。那幅画是我有一年圣诞节送给她的礼 物,现在没在画廊里,而是裱了金色框,挂在她家里梳妆台上方。 星期六晚上我们去四十二街的小剧场看了一场表演。星期天,同时看了三场棒 球赛,像孩子玩电动玩具似的按着遥控器,在各频道间换来换去,而且目的大概跟 孩子们也差不多。星期天晚上我照例和我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中国菜。 餐后我们到圣克莱尔医院参加聚会。到了自由发言的时间,有个家伙说:“我要告 诉你们什么叫做酒鬼。如果我进了一家酒吧,里头有海报写着,‘只要一元,无限 畅饮’,那么我会说,‘好极了——给我值两元的东西吧。’” 星期一,我又回到图书馆。 星期一晚上,我顺路去我的旅馆,接到了可靠侦探社的沃利留下的口信。那家 公司偶尔会给我一些工作。次日我回电,他们要我花几天时间去设法找出一桩消费 诉讼案的证人,我接了。现在正在替希尔德布兰德进行的工作没那么急,中间我可 以安排做其他工作。 这个消费诉讼案的原告认为,他的凉椅有一天忽然垮了,引起了伤害和可怕的 长期后遗症。我们是替那家制造椅子的公司工作。“他们的椅子是很差,”沃利告 诉我,“可是这不代表那家伙就可以得寸进尺。而且他找的这个律师安东尼·切鲁 蒂是个卑鄙小人,他星期四就到处报道人行道损坏,不利于残障人士的消息,吸引 全市的注意,好让他的委托人星期五在人行道上游街,而且弄出一个官司来。我们 的客户想好好踢一下这个嚣张切鲁蒂的屁股,所以你小子就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意外发生之前,那个人原是UPS 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受伤后他就没法工作了。 我发现他下午两点前从不离开家,于是依此安排自己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在图书馆 花几个小时,然后乘F 线地铁到帕森思大道。通常我都坐在麦安坡酒馆喝着可乐, 看着我的目标停在门前,把两支拐杖都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拉开门,然后再两手各 撑一根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进来。 “嘿,查理,”酒保每次看到他都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今天走得更好了。” 我会溜出去一下,四处找人谈话,回家之前回麦安坡酒馆再喝一杯可乐。如此这般 几天之后,我告诉沃利,我很确定查理没有工作,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没有。 “妈的,”他说,“你觉得他真的残废了?” “不,我觉得他的瘸腿是装出来的。让我再花一两天时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在中午时分来到位于熨斗大厦①的侦探社办公室。 “我总觉得不对劲,”我告诉沃利,“于是星期六晚上我带埃莱娜到杰克森住宅区 吃咖喱饭,之后就去找查理。” ①熨斗大厦,建于一九〇二年,当时是纽约最高的建筑。 “你带她去麦安坡?这对她一定是个难得的经验。” “查理不在那里,”我说,“不过酒保说他可能会在撞墙客酒吧。‘有几个人 在那儿,’他说,”玩维可牢①那种狗屎玩意儿。‘“ ①一种尼龙刺粘搭链,两面相合粘住,一扯即分开,用以代替服装上的纽扣等。 “什么是维可牢狗屎玩意儿?” “贴一片在墙壁上,你自己手上也拿两片维可牢,然后跑几步朝墙上跳,把自 己黏在墙上,通常是正面向下。” “耶稣啊,”他说,“看在老天分上,有什么好玩的?” “你不该问这种问题的。” “不应该?”他想了一下,脸亮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面对着包装华丽 的生日礼物。“哦,老天,”他说,“这个狗娘养的不撑两根拐杖根本没法走路对 吧?他玩了没,马修?他最后拿着维可牢跳起来碰那个旋转圆盘了没?告诉我他做 了。” “接下来就该他上场了。” “别吊我胃口了。” “大家怂恿他去跳,”我说,“‘别害臊了,查理,试试看嘛!” 他一直很认真地告诉大家,他连路都没法走,怎么可能飞上墙壁。最后有人拿 来一个杯子,里头大概有四五盎司透明的酒。我猜是伏特加,不然可能是北欧露酒。 他们告诉他,那是直接从法国卢尔德①运来的圣水。‘喝下去你就痊愈了,查理。 奇迹就要发生了。’他说,嗯,或许吧,只要大家明白这只是暂时性的痊愈,只痊 愈五分钟,就像灰姑娘,时间一到,金马车又变回南瓜了。“ ①卢尔德为天主教圣地,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此显灵,引一信徒至泉水处。 “南瓜,天哪。” “他高高瘦瘦的,”我说,“有个大啤酒肚。根据资料说,他三十八岁,可是 看起来会让人以为是四十出头。游戏的玩法是助跑,跳起来,击那个目标,然后跑 开。看他助跑时那两条长腿摆动的样子,大概高中时当过跳栏选手。他和冠军只差 两三英寸,大家又想说服他玩下一盘,可是他再也不肯了。‘老兄,你开玩笑吗? 我是个残废。现在,大家注意听着,没有人看过这件事,对吧?这件事根本没发生 过。’” “啊,马修,你真是太酷了。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埃莱娜呢?她愿意写个口 供,或者如果上了法院,她愿意出庭作证吗?” 我把一个信封扔在他桌上。 “这是什么鬼东西?”他打开,“我真不敢相信。” “我早就来这附近了,”我说,“不过先去那家照片冲洗店。灯光不太好,而 且来不及开闪光灯,所以不够资格当获奖作品。可是——” “我看这就是获奖作品,”沃利说,“如果我是法官,我要把‘第一捣乱奖’ 颁给这张照片,而且你还可以再去试试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①。这就是他,天 哪。跳上去碰一下,黏在墙上活像操他妈的被钉在上面似的。好了,这个官司赢了, 真是个狗娘养的蠢货。” ①奥斯卡奖的一个奖项,授予“为给电影事业带来信誉而做出人道主义努力的 电影事业人士”,规定每届只有一名获奖者,而且只有完全够条件者才能评上,曾 有几届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 “他以为他很安全。酒吧里每个人他都认识,除了我和埃莱娜,可是他之前常 在麦安坡酒馆看到我。”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拍到了这张照片。我根本没想到你会带相机去,更别说有 机会派上用场。”他把照片拿到灯光下。“拍得不错,”他说,“我替我孙子们拍 照的时候,会把灯光弄得恰到好处,叫他们站好,可是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比这个 更好。那些小鬼老在我要按快门的时候动来动去。” “你应该试试用维可牢把他们固定住。” “你说得没错,现在我们可把那个小混蛋钉在墙上了。”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 “好了,这可将了那个骗子安东尼一军。他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委托人,叫他想办法 看能不能再回UPS 工作,因为他当职业残障人士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干得好,马修。” “我觉得我应该拿笔奖金吧。” 他想了想。“你知道,”他说,“他妈的应该给你奖金的。这得看客户的,不 过我一定会建议的。这不光是找到几个证人而已,比方那些记仇的邻居老太太,愿 意发誓从没见过他不撑拐杖走到街角。有了这个,唯一该做的就是把照片给安东尼 ·切鲁蒂看,他就会像烫手山芋似的扔掉这个案子。” “想象一下,切鲁蒂会出多少钱买这张照片。” “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他说,“你自己觉得呢?” “要看客户的,”我说,“我大概能猜到这张照片值多少。不过除了钱之外, 我希望客户能给我一封信,表达他对我工作成就的感谢。” 他点点头,“嗯,没问题。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档案里有这封信很不错的,对 吧?其实这比钱更重要。” “或许吧,”我说,“但是这不表示我不想要钱。” “当然了,你应该都要。推荐信、奖金,还有钉死那个混蛋的满足感。” “他不是坏人。” “谁?查理?” “他坐的椅子垮掉时,可能真的受了伤。后来喝酒时跟哥儿们提起,大家都说 他应该打官司,接着有人指点他去找切鲁蒂。切鲁蒂带他去找个蒙古大夫验伤,搞 水疗法,而且教他没有撑架绝对不可以出门,至少要拄两根拐杖。当然他得放弃工 作,不过如果能因此讨到一大笔赔偿,那就是个划算的投资。但是现在他两个月没 工作,胆子也大了,因为他唯一的运动就是歪歪倒倒的走到麦安坡酒馆再走回来。 结果,现在他一无所获,而且天知道他还能不能再回UPS 工作?” “你好像对他觉得抱歉。” “这个嘛,我才刚在他屁股上踢一脚,”我说,“施舍一点点同情也无妨。” 我告诉沃利我还有别的要求,不是针对客户,而是他。我想找TRW 消费信用公 司替我查十四个人的信用状况。我说,我会付钱,可是希望算成本价。他保证没问 题,然后我给他那十四个在世会员的名单。 他说:“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他的信用很好。还有埃弗里·戴维斯,如果 是住在五十五街八八八号的那个埃弗里·戴维斯,他可以开张支票买下我们这幢楼。 其实,我认为熨斗大厦曾经是他的,对吧?不,我想想,这幢楼曾经是两年前跳楼 自杀那个家伙的。他叫什么来着?” “哈蒙·鲁滕斯坦。” “对,就是他,活得舒服如意,事事顺遂,可是很难讲,不是吗?” “应该吧。” 三个,说不定有四个俱乐部会员是自杀的。内德里奇·贝利斯在出差到亚特兰 大时开枪自杀。哈尔·加布里尔在西缘大道的自家公寓里上吊。弗雷德·卡普在办 公室加班时跳楼。伊恩·赫勒是跳下、或掉下地铁月台。 很难弄清楚,不是吗?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那个曾把伊恩·赫勒的尸体从轮下拖出来的地铁 警察。我告诉他想谈谈那桩发生在将近十五年前的死亡事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知道,”他说,“我的笔记本都没丢,大概可以找到,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 不能指望我记得太多。我还记得第一次经手的死亡案,据说第一次肯定忘不掉。但 是我工作快十九年了,在这个人死之前,我已经看过太多这类事情。所以呢,不要 抱太大希望。” 我跟他在欧文区的彼得酒馆碰面,他叫阿瑟·梅沙克。“你以前是纽约市警局 的,”他说,“对吧?” “没错。” “服务满二十年就领退休金走人,嗯?” “我没干那么久。” “是啊,有几次我差点就不想干了,可是没辞职,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到九月就满十九年了,我发誓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最近两年我调到内勤,做 行政工作,轻松多了,不过说真的,我很想念在地铁车站的日子。在地底下,每一 分钟都上紧发条,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真忍不住好奇,如果在地上会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就属于纽约市警局而非交 通警局。地下道里的生活没那么五光十色。要多久才能碰上一个像伯尼·戈茨①那 样的人,做些够轰动能登上报纸头条一两天的事情?几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他 叹了口气。“这十九年来成天和疯狂艺术家、醉鬼、扒手打交道,还有一堆神经任 务。对啊,还有一堆跳下月台或意外失足的。我告诉过你,我记得第一次碰到的情 景。” ①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名白人电机工程师戈茨在地铁站遇到四名勒索的年轻 人,戈茨掏出一把没有执照的手枪射中四人,事后以意图谋杀被起诉,引起全国舆 论对自卫和公共安全的争议。支持戈茨的认为他是对抗城市犯罪的英雄,反对者认 为戈茨是防卫过当且仇视黑人。 “嗯。” “是个女的,年轻女郎,她一只腿从膝盖以下都锯掉了,另一只腿也受了伤。 毫无疑问,是自杀,她自己承认的。我去医院看她,她盯着我眼睛说,下回她会成 功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再试,有一阵子我每次碰到有人跳下或掉下月台,不论归 不归我管,我都希望是她。有时候明明是个男的,六英尺四英寸高,三百磅,可是 收尸时我还是一定要看看他的脸。不过就算她试过,那也一定是别人当班的时候。” “你会惦记着她。” “是啊,你说得没错。马修,我查过笔记了,我记得你要查的人。伊恩·赫勒, 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往南的一号车,正要驶入百老汇大道和五十五街的IRT 车 站。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正好是我岳父的生日,只不过他已经去世 十年,而且我也离婚六年了,所以我不记得也不为过,是吧?那天赫勒下班正要回 家,他平常都搭那班车。他工作的地点离车站有两个街区,一向搭地铁到时代广场, 再换快车回布鲁克林。重点是,他出现在那儿很正常,我猜你是想确定他是自杀还 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被谋杀,”我说。 他扬起头。“这个嘛,很难说得准,”他想了想,“那是高峰时间,月台上挤 满了要回家的人,地铁进站时,他就站在月台边。或许他下班后路上喝了酒,或许 他吃了抗过敏药影响了平衡感。或许有人不小心从后面撞了他一下。” “也或许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对,谁会知道呢?有时候是事先计划的,有时候有人侥幸没死,你才发现他 们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想都没想过,只是一时冲动,就跳下月台了。说不定赫勒就 是这样。也说不定有人站在他旁边,算准时间推他一把或撞他一下,让他掉下去。 老话一句,有时是计划好的,有时不是。告诉你,我有一大堆这类他妈的故事可以 讲。” “很多人死掉吗?” “这还用说吗。”他站起来,穿过酒吧里拥挤的人群,端回一杯金汤尼给自己, 还有另外一杯可乐给我。我想付钱,他摇摇手挡掉了。“行了,”他说,“我在这 里很愉快。你知道谁在这里喝过酒?欧亨利。你知道,那个作家。这个店很引以为 荣,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忘记这件事,不过我得说,我喜欢在这种比上帝还老的地方 喝酒。你知道东村的那家麦索利吗?他们的广告标语是:”你出生前我们就在这里 了‘。现在他们的顾客全是大学生,耶稣基督,世界贸易中心在他们出生前就存在 了。“ “现在也还在。” “是啊,而且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差点把那儿给炸掉了。”我们谈着最近发生的 那件爆炸案,然后他说,“至于被推下月台的事情,没错,我想很多是这样发生的。 有时候是因为一时冲动,前面有人挡路,或者就是疯掉了,不必嗑药就能发疯。要 干掉一个人而且可以脱身,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要杀死一个特定的人,就很难了,对吧?” “你说是蓄意杀死一个人?”他想了想,“你可以跟踪他到地铁车站,可是他 可能没站在月台边。车站很挤,你和他之间挤满了人,而且离月台很远。除非你们 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伊恩?‘嘿,伊恩,看到你真好,近来如何啊老兄?’ 你伸出手揽着他,走过来走过去,等地铁进站时故意走到月台边。如果他认为你是 他的朋友,就不会往后退,不会疑心,接下来他就成了轮下冤魂了。你想会是这么 回事吗?” “不知道。” “十五年之后才开始有人怀疑?要是能查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好吗?”我说 我会的,“我一直乘地铁。老实跟你说,我太爱地铁了,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最令 人兴奋的都市铁路系统。可是在地铁站我很小心,要是看到不对劲的人,绝对不会 跟他一道站在月台边。如果我得经过那个人面前,可是那个人就站在月台边,我会 等到能绕到那个人后头再走过去。我宁可小心一点,去买点吃的,或者买张乐透彩 券。我会去场外赌马下注店,花两块钱赌一次马,我喜欢地铁车站,不过我不会在 那儿冒险。”他摇摇头,“我才不干。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 哈尔·加布里尔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缘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 局查询,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官迈克尔·赛利格。他不到三十岁,已 经开始谢顶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对早秃的紧张。“这些资料应该都放进电脑里才对,” 他指的是加布里尔的档案,“我们正着手把以前的老档案输入电脑,可是好像永远 完不成。” 加布里尔,四十二岁,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个工作日的下 午,被发现吊死在他八楼的公寓里。显然他是先站上一张椅子,把皮带缠在脖子上, 接着将皮带绕过衣橱顶和门柱,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浓度。”赛利格说。 “没有遗书。” “这类情况不一定会写遗书,对吧?特别是他们喝醉了酒,开始为自己觉得难 过。看看这个——据估计,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后,才被发现尸体的。一定已经发 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门而入的。” “不必,资料上说,管理员有一把钥匙,对门的女士闻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还告诉来办案的警察,自从几年前妻子离去之后,加布里尔似乎很消 沉,他唯一的访客,就是附近卖酒杂货店或中国餐馆的送货员。他生前曾在西四十 几街替一家录影带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两个月丢了差事,从此再也没有工 作。 “八成是醉酒误事才丢了工作。”赛利格说。 加布里尔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讯时,说他们自从一九八○年六月签了分居协议后, 就再也没见过面。她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忧郁而寂寞的人,听到他的死讯,她似乎 不是很吃惊,只是觉得难过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遗书。显示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书 桌上,另一份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我很抱歉,”上面写着, “我再也无法承受了。请原谅我。”然后他打开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窗子,跳了出 去。 如果是比较新的大楼,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新大楼通常无法开窗的,大部分 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玻璃墙。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建 筑师谈到他必须安抚那些有玻璃墙恐惧症的上班族,他曾经全速奔跑撞向玻璃墙, 来向大家示范玻璃墙有多么坚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说,“可是撞断锁骨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杀的那幢大楼的窗户是能打开的,那是位于列克星顿大道一幢建于战前 的二十二层办公大楼,往南两个街区就是大中央车站和克莱斯勒大厦。卡普是个进 口商,主要进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货物,他在五点时叫秘书下班,打电话给太太说他 要加班到很晚。七点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过来, 九点十分他开窗跳楼。要确定死亡时间很容易,因为他跳下来的时候,街上有几个 人看见了。其中一个当场晕倒,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治疗。 这件事才过去三年,跟我谈的那位警官还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这 个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说,“用那种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 时改变主意。‘嘿,我收回!是开玩笑的!’是啊,没错,那你就走运了。” 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杀。遗书就放在卡普的书桌上、他的口袋里,而且还在 开着的电脑屏幕上。而且除了从高处摔下来的伤之外,也没有其他伤口,不过他同 意摔伤本身可能就足以掩盖稍早头部的击伤,或者任何非枪击之类的伤口。 我说:“我希望遗书是手写的。这世上有谁会用电脑打自杀遗书?” “现在是新世界,”他说,“你习惯使用电脑,做什么都想用。付账单、核对 你的支票簿、约会提醒。这个家伙所有事情都用电脑处理,他希望遗书准确无误, 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词。然后按下一个键,想印几份就印几份,而且还可以 存在他的硬盘里。”赛利格三十岁左右,自己也是电脑时代的一部分,他很热心地 告诉我,电脑在警局里加快了多少文书工作、又减少了多少的不愉快。“电脑真伟 大,”他说,“可是他们也宠坏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烦,问题就在于没有一 个‘取消’键。” 我去卡普的办公室,现在是一个专利律师在使用。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看起来 是个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种失败的酸味。他搬来这个办公室还不到两年,也不 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让我从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么来。我 没告诉他前一个人曾从那个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让他知道。 卡普的遗孀费利西亚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欧松公园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 我中午打电话到她家,她说:“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这个案子了,跟保险有关吗?” 我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其他事情有关,我只是想试着找出她丈夫并非死于自杀的 可能性。 “我从不认为是自杀,”她肯定地说,“可还会是什么?这样吧,你愿意来我 家吗?我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家教课,可是我明天可以见你,四点半怎么样?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层复式洋房的上层等我,距这里几个街区外有个标准 网球场。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长发,下巴坚定有力。我们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她 煮了咖啡。墙上有个黑猫时钟,双眼移来移去,尾巴则像钟摆一般摇晃。她说: “不是很荒谬吗?两年前学生们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我得承认,这只猫跟我一 起成长。我们来谈谈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杀,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他们说他的事业有问题,哦,他做那一行已三 十多年了,问题一直有。谋生是绝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两份收入,也从不浪费。看 看我们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还可以,这附近的环境很好,虽然不是沙顿那种高级住宅区,但重要的是我 丈夫没有什么庞大的财务压力。他过世之后,我自己接手经营好一阵子,足以了解 整个状况,靠股票和商誉①也赚了点钱。他的公司状况很好,日常的混乱当然有, 可是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杀的。” ①一种无形资产,意味着对公司的声誉及有力竞争地位的报酬。即一个公司购 入另一公司时所付数额和所得有形资产数额之间的差额。 “别人心里忽然有什么念头,很难理解的。” “我了解那种情况。可是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远跑来这 里,该不会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杀的吧?” 我问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参加什么俱乐部。她说:“什么俱乐部?他曾参加生 意圈子的几个男性俱乐部,不过不是很热衷。工作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他参加过旋 转俱乐部,不过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认为他还有会员资格。你要讲的跟这些无 关吧。”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说,“聚会时间在春天,地 点是曼哈顿的一家餐厅。” “哦,那个啊,”她说,“你用‘俱乐部’这个字眼,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我 不认为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一群大学时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联络罢了。”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团体的吗?” “他没这么‘形容’过,只不过是我的印象罢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这个团体要更正式一点。” “有可能。我知道他从没缺席过,有一年我们有两张曼哈顿轻歌剧学会的票, 弗雷德说,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 的晚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那顿晚餐跟他的死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十二月死的, 而晚餐会一向在四月或五月举行。”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对,每年都固定在这一天,我刚才忘了。那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理由不告诉她吗?我说:“这些年来,这个团体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 般想象的要多。其中还有自杀的。” “几个?” “三个或四个。” “嗯,到底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确定自杀,一个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你还想要咖啡吗?”我说不用了, “是多少会员里面有三个或四个自杀?” “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 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 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 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 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 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 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 ……”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 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 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 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 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 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 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 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 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 “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 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 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 ‘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 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 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 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 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 “不,我不认识他们,”她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顿的路上,我想着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给费利西 亚·卡普一个猜不透的谜团,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过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 能安慰她的,就是他毕竟不是自杀的,但这也会被他可能是被谋杀所带来不安所抵 消。 或许让我不去打扰内德里奇·贝利斯遗孀的就是这个原因。我打了几个电话去 亚特兰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房间里,头上有个枪击伤口,我觉得自己 对于他和他的死理应该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师,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公司, 每天乘渡轮上下班。他分析的领域是纺织业,到亚特兰大是为了去见一家他有对之 有兴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员。 又是没有遗书,也没有迹象显示在他身边发现的那把没登记的左轮枪是怎么来 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那把枪的,”一名亚特兰大的警官告诉我,“不过在这 个城市,要找人买枪不会太困难。”我告诉他,在纽约也不会太难。 虽然没有遗书,不过书桌的桌面中间有一张饭店的信纸,旁边有一支没有套笔 帽的笔,好像他想曾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他放弃了,打电话给柜台, 告诉饭店职员最好派个人到一一○房来。“我要结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后 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职员不能确定自己会撞见一桩惨案还是听到了一个玩笑。他打电话去贝利 斯的房间,没有人接。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听到了枪声。 当然,看起来是自杀。贝利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子弹穿过太阳穴,枪就在地板 上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杀时身边有人,门上的链子没有挂上,不过一定是因 为他希望很快被发现,才故意没锁的。反正他考虑得很周全,从他打电话去柜台通 知说自己要自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布置这一切能有多困难? 首先,内德里奇·贝利斯必须让你进房间,找个借口不会比找一把没登记的枪 更难。接着你坐下来,比如说,看着他递给你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在他身边弯下腰 指向一个地方,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枪,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以前,你就把枪 口对着他的太阳穴,扣下扳机。 然后你擦掉枪上的指纹,再塞进他手里,接着让枪掉到地毯上。把饭店的信纸 和笔放书桌上,拿起电话,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后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一个电 话说你听见了枪声。 很简单。 做个石蜡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人有没有开过枪,可是这么一桩清楚明白的 自杀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侦办?跟我谈过的那个警官找不到任何测试的纪录, 可是他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他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 能找到当年档案还很难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遗孀。 我找不到她。其实不会太难的,她并没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离婚,现在结 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罗市。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她,问她的第一任丈夫内 德里奇·贝利斯在亚特兰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时喝酒喝得厉害 吗,夫人?他吸过毒吗?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 我从西北旅馆的房间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挂了电话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让我 待在那个小屋间里没出门。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窗边,往外看着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久。想着手边进行的这个案子,想着三十一俱乐部。 想着过去三十年他们的人数日渐减少,不知不觉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三十年来所 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年的种种变化真是可怕。我想着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 则因为我们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后一次跟她说 话是为她母亲的过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见到她——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都已长大,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迈克 尔住在北加州,是一个电脑零件厂商的销售代表,他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我曾在 外面跟他讲过十次话。两年前他跟一个叫琼的女孩结婚了,还寄了结婚照给我。她 是个中国人,身材矮小,很苗条,照片里的表情严肃极了。迈克尔念大学时就开始 发胖,现在看起来像个坦率亲切的推销员,胖而亲切,站在这个莫测高深的东方女 子身边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应该聚一聚,”我们通电话时他这么说,“下回我去纽约会通知你。我 们一起吃顿晚饭,也可以去看场尼克队的篮球赛。” “说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这么告诉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很快 跟我保证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这阵子工作特别忙,他常常 出差,还有——他和琼住在圣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经营的公寓里,我曾在电话里跟这 个未曾谋面的媳妇讲过话。很快的,我便知道他们正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接下来我 就会有未曾谋面的孙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电话来时,人在西雅图,说他要去温哥华。听起来他好像 是在酒吧打电话,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变得低沉。他不常打电话来,每次打来都是从 不同的地方,而且声音听起来总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诉我,“这阵子我 想我会安定下来,但同时我还是滚石不生苔。” 五十五岁,我又生了什么苔呢?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又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当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掠过我的人生,我应该为他们证 明些什么?有谁应该为这些过去的岁月证明什么吗? 街对面就有家卖酒的杂货店。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顾客来来去去。看着他 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电话簿查那家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送瓶酒来给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要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次我很快就 打消了念头,深吸几口气,很愉快地放弃了。 然后我拿起话筒,拨了一个记在脑里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三声,我的手指头放在挂筒上方等着切断,因为不想对应答机 说话。可是接下来她接起电话。 “我是马修。”我说。 她说,“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吗?” “我要吗?”她花了好一会儿想这个问题。“是的,”她说,“是的,我要。” 我刚搬来旅馆时,吉米·阿姆斯特朗在第九大道的街角开了家酒吧,我醒着的 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儿。我戒酒之后,吉米租约也到期了,于是迁到往西一个 街区重新营业,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街口。匿名戒酒协会里,大家会告诉你, 要避免会让你想喝酒的人、地、物,于是有好几年,我都离吉米的店远远的。这阵 子偶尔我会去,埃莱娜喜欢在星期日下午去那儿,他们有室内乐,而且在那里吃晚 餐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往西走到五十七街,但没去跟吉米打招呼,而是进入马路斜对面一幢很高的 公寓大楼。门房知道我要来,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指指电梯,说有人在等我。我 乘电梯上到二十八楼,还没敲门,门就已经打开了。 “真的,”她说,“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想你。你看起来很累。还好吧?” “我很好。” “可能是天气太潮湿了。六月这么潮湿,你就知道夏天快来了。我才刚开窗通 风,很快就会变得凉快了。” “你好吗,莉萨?” 她转过身,“我还好,”她说,“你要咖啡吗?还是要喝点冷饮?有百事可乐、 冰红茶……” “不用了,谢谢。” 她转过脸来看着我,说:“很高兴你来,可是我不想做任何事,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坐着聊聊天。” “你想怎样都行。” 她走向窗户。她的公寓朝西,没有高耸的建筑遮蔽视野,我站到她后方,看着 哈德孙河上的几艘帆船。 她擦了香水,是她习惯用的麝香味。 她说:“唉,我想骗谁啊?” 她再度转过头来看我。我搂住她的腰,双手交扣,她往后靠,向上看着我。她 的前额发亮,上唇渗出点点汗珠。“哦!”她说,好像被什么吓住似的,我把她拉 近一点,开始吻她,一开始她在我怀里发抖,然后她双手抱住我,我们互拥在一起。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抵着我,感觉到她的胸部,感觉到她腰的热度。 我吻了她的嘴,她的喉咙,呼吸着她的香味。 “哦!”她喊着。 我们进入卧室,脱掉衣服,其间不断地亲吻,紧紧拥着彼此。我们一起倒在床 上。“哦,”她说:“哦,哦,哦……” 她名叫莉萨·霍尔茨曼,虽然她比我的长子大十岁,但说她年轻得可以做我女 儿也不为过。我们刚认识时,她已经嫁给一个名叫格伦·霍尔茨曼的律师,而且怀 了他的小孩。她在胎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流产,没多久又失去了丈夫——他在离这里 只有几个街区的第十一大道打公用电话时被枪杀。 我有了两个客户,一个是死者的遗孀,一个是嫌疑犯的弟弟。我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让他们两者中一个人的世界变更好。被认为是凶手的那个街头疯子,后来在东 河的瑞克斯岛①被一个更疯的疯子给刺死了。而霍尔茨曼的遗孀则跟我上了床。 ①Rikers Island ,是纽约市最大的监狱,岛位于东河上,在皇后区和布朗克 斯之间。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传统上,寡妇好像很容易被勾引,而且她们自己 也异常充满诱惑力。在莉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我是穿着晦暗盔甲营救她的武士,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一起倒在床上。在此同时,我深深地爱上了埃莱娜,付出承诺, 而且不会觉得有违承诺而良心不安。男性的染色体里头有个结构,让他会被新的女 人所引诱,原因只是因为她是新的。 自从埃莱娜和我再度重逢,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其他女人了。但是我想再度出 现另外一个人是无法避免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惊讶的是,这段偷情没有结束, 就好像金霸王电池广告里的那只粉红小兔子,不断的持续、持续、持续…… 即使是心理学博士,也能猜到怎么回事。很明显,我对她来说是个父亲的象征, 而且只比她父亲本人更方便一点点。她住在明尼苏达州白熊湖老家时,有好些年, 他晚上会上她的床,用他的手指和嘴唇使她战栗,教导她像个淑女般愉悦地喘息, 要温柔,这样声音才不会传到卧室外面。他也教她取悦他,到了她上大学之后,她 变得比同龄的人都更富有技巧。 可是她依然是处女。“他从来没进去过,”她说,“因为他说那样就是犯罪。” 她还没告诉我这些时,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的关系是她和爸爸的某种再现。 虽然是她主动的。她让我知道我可以和她交往,然后就没再多做些什么。她从不打 电话到我家或办公室,每次都是我打电话,问她想不想有人做伴,而她总是叫我过 来。 我们从没一起离开她的公寓,从没并肩走在街上,或者一起喝杯咖啡。有天晚 上我和埃莱娜到林肯中心听音乐会,之后去阿姆斯特朗酒吧,埃莱娜看到吧台的人 群里有莉萨,当初就是埃莱娜介绍我认识莉萨和她丈夫的,埃莱娜和莉萨曾在亨特 学院修同一门课。“那不是莉萨·霍尔茨曼吗?”她说,朝吧台点了点头。我看看 说是,但两人都没提议要过去打招呼。 在她的公寓里,在她的床上,我可以把世界关在门外。就好像那些二十八层楼 高的房间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我可以像脱掉一双靴子般脱掉我的生命,把它 们留在门口。 我想不必夸张地说什么她对我来说就像酒或毒品。我会在一刹那间想打电话给 卖酒的杂货店,伸手去拿电话,结果却打给了她。电话不见得每次都打得通,我会 发现自己想着她,想要和她在一起。有时候我会忍住冲动,有时候不。 我很少一个月找她超过一次,冬天时我还会长达三个月都不会伸手拿电话。跟 她交往一年之后,有一阵子我想到她,想着,“好吧,结束了。”觉得有一种奇异 的哀伤和解脱感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二月初我打给她,然后去她那儿,又立刻 回到我们开始的原点。 事后我们看着夕阳,应该是九点左右了,现在日落一天比一天晚,一直会持续 到夏至。不到一个星期就是夏至了。 她说:“我很忙,接了一大堆工作,要设计六个平装版西部系列小说的封面。” “这样很好。”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得读那些书。就是那些所谓的成人西部小说,你知道是些 什么吗?” “大概猜得出来。” “大概猜得出来。书里的英雄不会说,‘哎呀,夫人。’” “那说什么?” “我刚读完的那本书里男主角是说,‘你何不脱掉衬裙,好让我亲亲你甜蜜的 小屁股?’” “那个西部英雄赢得了什么?” “真意外,”她说:“因为你本以为会读到一个像霍帕隆·卡西迪①。结果看 到的是某个人在畜栏后头挨了一拳。英雄的名字叫科尔·哈维克。真是直接,你觉 得呢?” ①美国著名的西部小说男主角,是典型的西部牛仔,尊重女性,富于正义感。 “很有特色的名字。” “我得替每个封面画个不同的背景,唯一不变的两样东西就是枪和矿石。嗯, 科尔·哈维克饱经风霜的脸是主图,这样你才能一望即知是同一个系列的。”她伸 出手,手指划着我的下巴。“我差点用了这张脸,”她说。 “哦?” “我开始画,画出来的人看起来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就停不住手地画了出来。 我很怀疑你会去看这类书吗?就算看到了这个封面,会认得出自己吗?” “不知道。” “管他的,我已经觉得你的脸不适合,你看起来太都市、太有那种街头的聪明 了。” “也太老了。” “不,哈维克的头发也灰了大半。看,太阳落下去了,我对日落感到厌倦过吗? 希望没有。” 日落后的景象比夕阳更丰富多釆。一抹彩虹染上了新泽西的天际线。 她说:“我得去见一个人。” “希望是个好人。” “他好像不错。替一个供飞机上阅读的杂志当艺术指导。我给他看了我的书, 他不能提供任何工作给我,可是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找我去吃晚饭。他长得很好 看,很风趣,而且他喜欢我。” “那很好。” “我们约会过四次,明天我们打算共进晚餐,再去看场舞台剧。然后我想,我 会跟他上床。” “你们还没上过床?” “没有,你知道,只有缠绵地吻过几次,”她看着放在膝上的紧握着的手,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叫你今天不要来。然后我又告诉自己,我不 想做什么,结果拖了多久才给你回答?半分钟?” “差不多吧。” “弄不懂我们这样算什么。” “我自己也不懂。” “如果我开始跟彼得睡觉会怎么样?你再打来我该说什么?” “不知道。” “‘过来吧。’我会说。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妓女。” 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法想象自己跟两个男人睡觉。我不是指真的同时,而是——” “我懂你的意思。” “跟彼得有关系,又继续跟你上床。我无法想象自己这么做。可是我也无法想 象自己拒绝你。” “因为你父亲?” “嗯,我想是吧。你刚刚吻我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可以闻到你呼吸里的酒味, 当然那只是回忆,他每次来我房间都喝了酒,我告诉过你他曾去接受治疗吗?” “没有。” “明尼苏达州有一万个湖,还有两万个戒酒中心。医生担心他的肝肿大,送他 去戒酒,我妈妈说,他现在再也不喝酒了,只是吃饭时喝点啤酒,我不相信这能持 续太久。” “不可能持续的。” “也许他的肝会完蛋,他会死。有时候我希望这样,你听了会觉得吃惊吗?” “不会。” “其他时候我想替他祈祷。祈祷他别再喝酒,还有,不知道还有什么。我猜希 望他更好一点吧,成为我心目中的好父亲。但或许他已经是我心目中的好父亲,或 许他一直是。” “或许。” “总之,我不知道该怎么祈祷。你祈祷吗?” “偶尔,很少。” “你祈祷些什么?” “大部分是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 “力量?” “去做某些事情,”我说,“或者度过某些难关。这一类的力量。” “那你得到力量了吗?” “是的,”我说,“通常都会得到。” 我冲过澡,离开她那儿,然后到圣保罗教堂的地下室,赶上聚会的最后半个小 时。我举手说,我早些时候想到喝酒。“我朝窗外看着对街卖酒的杂货店,”我说, “心想,只要打电话给他们,请他们送瓶酒过来,很容易。我已经戒酒好些年了, 很少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依然是个酒鬼,我已经这么久不喝酒,只是来这里谈 一谈。我很高兴今晚我来了。” 聚会过后我和几个人一起去火焰餐厅,我吃了一个汉堡,喝了一杯冰咖啡。快 十一点的时候回到家里。 “你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埃莱娜说,“感谢老天,有冷气,对吧?德金打 过电话来,他要你明天早上给他回电。还有其他几个留言,我都写下来了。希望你 这今天过得比我刺激。” “你没什么进展?” “哦,谁想在这种天气逛画廊?可是我想我可以从雷·加林德斯那儿抽点佣金。 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她全家都死在那儿了, 当然她也没有任何照片留下来。她在战后来到美国,除了几件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 她希望雷替她所有的家人画像——她的父母、祖父母、妹妹。她爱每个家人,马修。” “她花得起这个钱吗?” “她财产的零头就可以买下我整个商店了。她嫁给了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两 人开了一家糖果店,她的儿子也一起做生意,现在他们在帕赛克市①做铸铁业,她 有六个孙子,三个是医生,还有两个是律师。” ①Passaic ,新泽西州西北部城市。 “还有一个不成材的?” “那个不成材的现在正在哈佛大学拿企管硕士学位。之前她就已经搬回帕赛克 市经营工厂。她说不定会当上通用汽车的执行总裁呢。” “你摸得很清楚嘛。” “就缺那些画像。钱不是问题。她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记不得家人的长相。‘ 我闭上眼睛希望能看到他们,可是却也什么都看不到。’我叫她和画家一起坐下来,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着想着就要哭的。我试着安慰她,同时开始回忆雷替我 父亲画像时,曾有什么样的情感经验。亲爱的,你真该来看看我们的,两个这么大 年纪的人相拥而泣,哭成一团。” “你真了不起。” “我?” “我觉得你太棒了。” “我只不过曾经当过妓女,”她说,“而且曾经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