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母亲是个极善良的人,刚生下哥哥盛中国时,由于缺乏育儿经验,整天将他捂 得严严实实,生怕他吹风着了凉,结果是反而捂坏了他的身体,使他瘦弱多病。隔 年生下我,母亲就多了一些经验,因此我长得比较壮实。 母亲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多年,但她却不崇洋媚外,既没有养成吃洋 面包的习惯,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亲给我哥哥起名盛中国,给 我起名盛中华是面对当时的国力羸弱、政治腐败,面对中国人民惨遭他国蹂躏,爱 国之情、悲愤之心使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是十一个,八男 三女。 母亲的多产也许与遗传有关,因为听她说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个(其中有 几对双胞胎),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尽管外婆有钱,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但孩子还 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愿带孩子,把他们交给奶妈(她是律师,又开绣花 作坊,还喜欢搓麻将),最后只存活了五个。 十一个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亲手抚养长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母亲 最不愿听的话就是将孩子托给别人去带。她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也是不人道的,除非 万不得已。因为带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没有善良的心和母爱是带不好的。孩 子可能会受苦,受了苦也不会讲。 记得我家是通宵不关灯的,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随时观察到孩子们的动静而 便于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从不马虎,总是及时送医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 能出现的危险,就会咬紧牙关立即行动,绝不会“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她亲眼看 到有些家长因贪睡而耽误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儿童医院,一个男人抱 着刚死去的儿子喊道:“爸爸来晚了,爸爸来晚了……”由于母亲的尽心尽力,孩 子们才几次逃过了危险。我的小妹有次发哮喘病,脸憋得发紫,母亲马上抱她去医 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母亲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验,比如孩子吵闹 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闹、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岁月,样样靠配给,半夜排队买菜的事她总 不让孩子们去,要我们保障睡眠好好学习。常常是天寒地冻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 门———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单薄,那冷、那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有次我回家度寒假,吃饭时父亲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红烧肉,母亲见我吃完了自 己那块还意犹未尽的馋相,就将她那块放到了我碗里,我当然不要,推来让去之后 这块肉最终还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泪吃下了它。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赚许多钱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次我在家度假,有道美味佳肴是刮吃粘在锅上的奶糕,这奶糕是牛奶、奶糕、 水和糖搅拌在一起煮给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后锅壁上常会粘附着一些, 我不在家时这只锅子是大家轮流刮,我难得回家,他们就优待我了,这只锅子中属 于我专享。母亲从来不吃一口,她总是这样,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劳务最重的 也是她。 我有一个学钢琴的弟弟,听到唱“那个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传新疆是好地 方的电影,就坚持要求去新疆“支边”。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担心他身体顶不住, 劝他不要去,可他坚决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医院动了大手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就拖 着虚弱的病体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见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电影中那 样牛羊成群,葡萄满架。但他没有气馁,积极劳动,吃苦耐劳,还当了队长。没想 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绑弄得不知去向,先听说在做苦役,后来又听说被塞到 了地板下……这消息使母亲昏死过去了七天七夜,后来弟弟在全家不遗余力的营救 下才解救出来(他差一点被判了五年监禁)。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无人带养,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挺身 而出挑起了这副重担。“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她还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撑着,像 一头牛一样地劳作。 母亲很明理,虽然在孩子们不听话时也会打上两巴掌,骂上几句,但是不多。 她很少盯着我们的缺点数落不停,她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训教也是适可而止。她说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缺点也要慢慢改,改不了只有到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冲 刷。所以我们和她在一起精神上总是轻松愉快、压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们的隐私,从来不乱翻我们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奥妙之类。不像有些 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们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顾及对方的尊严与人格。 祖父有病,母亲从不讲嫌弃的话。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亲自擦洗,只见她 被臭气熏得一边呕吐一边擦,我们虽也对祖父好但没能做到这一步,总是站在一旁 看着。 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不少人,有人还克扣老人的粮食。母亲从不这样做,相反, 考虑到祖父有糖尿病,还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她总是从自己身上省、省、省,为 每一个身边的人服务着、奉献着。 母亲毕竟不是铁打的,过度劳累、缺乏营养、夏烤冬冻,使她患有多种疾病。 但她总是撑着———被一个伟大爱心支撑着。 在她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孩子个个尊老爱幼心地善良,长大后互相之间从没因 经济问题闹过纠葛。 母亲的爱心绝不仅仅是对家人,凡是有人有困难找她,她总是尽力地帮助。一 次我见她将半盆米倒给一个穿着破烂拖儿带女的逃荒妇女,而我家当时并不富裕, 可以说是很拮据;当她知道我班有个外地同学生病又缺衣御寒时,她就煮了鸡蛋挂 面、拿出我们的旧棉衣裤要我送去。 母亲绝不是个只会生孩子、烧饭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聪明智慧的。如果不生这 么多孩子,不这么倾注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或钢琴家。 看到她年轻时在学校获得的一大摞奖牌,我才知道她不仅在文艺方面高人一等, 还在体育方面胜人一筹。 母亲的多才多艺给我们影响很大。她不仅会弹琴唱歌,还写得一手端庄的好字, 她文章写得又快又通顺;她喜绘画作诗,父亲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艺。父亲也写得 一手好书法———风格飘逸、气宇轩昂。 母亲的事业是在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她又带大了一个孙子两个 孙女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事业的开展是太迟了一些,但还是发出了夕阳般的光辉。 她在近六十岁时开始演唱,虽然她身体虚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 显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满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家”在广州 等地演出时,她的独唱节目是最轰动的节目之一。人们祝贺她育儿有方,同时也钦 佩她的智慧与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教学,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专业团体担任独唱, 有的成为业余文艺骨干。有些在职演员也慕名来向她请教,她从来不保守,总是诚 恳接待。 有次我回家省亲,走到家附近就听到厨房里传出声声怪叫,我不知这是怎么回 事,进去一看,只见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我母亲在练唱。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怎么 唱得这么难听。她说这些都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尽管不具备当歌唱家的条件,但 她还是想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训练总比不训练好。这些人里有泥水匠、护士、电 工、知青……他们收入低,没钱交学费找正规教师学,知道占用了母亲不少时间, 又不收学费,练完声他们就帮做家务,有的洗衣、有的扫地、有的切菜……人多力 量大,一下子就干完了家务。母亲看了也很高兴。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房里练声要钻到厨房,她说是父亲受不了这种叫喊声——— 他没法工作。为此母亲特地买了一架手风琴,把学习阵地转移到厨房(我家厨房与 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问题还是有,没过几天我看到一位邻居匆匆来找母亲说:“朱冰同志,求 求你们不要再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来交涉的。我母亲听 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协商,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唱, 而且是隔天。此后,每每听到他们练声我就忍俊不禁,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发音共 鸣点,音又唱不准,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须发声,只好鼓足勇气乱吼。 从六七岁起,我就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可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终生 职业。九岁以后,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多是在工程师、画家、 文学家、医生几项职业中选择着。 以后,当我作为一名保送生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我才意识到———小提琴, 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我已再无选择余地,所以幻想也就终止了。 在我十三岁时,参加了北京的音乐周会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 (殷承宗伴奏)。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项复杂技巧于一炉,乐意回 肠荡气……我的老师———父亲,在教学上大胆创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 年多时间里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初步驾驭了各种技巧。我的音乐记忆力特 别强,悟性高,手指灵活,脑子反应快,所以在专业上一直是学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国也是附中学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参加了北京音乐周的 演出,是由“红领巾乐队”伴奏,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他也是父亲一手教 出来的。在当时的音乐刊物《人民音乐》上先后登有我俩独奏的照片。 不久,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反右斗争时,他差点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 求调动工作。原定调到上海,不知怎么到了南京),此后我从天津转学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