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今天还去船桥吗?” 佐知子收拾着餐桌问道。 “等一个小时左右,鲇子回来后带上她一块儿去,如果不回来,我再一个人去。” “一个小时肯定回不来的。她还带了面包、香肠呢!” 游泳训练是12 点结束,但大家一般都带午饭,准备再参加下午的训练。 “这……可我6 点左右还要坐新干线回去呢!到船桥往返就得2 个半小时呢!” “我看你也就别等鲇子了,自己去吧——她可喜欢游泳呢!” 佐知子在一旁劝道。 “那……” “我给你准备点儿礼物。” 说着,佐知子便去给朱子装东西。 “哎呀,好啦,我在路上再买吧!” “不用了,上了年纪的人挺计较带什么东西呢,我都准备好了。” 说着,佐知子又问起朱子公婆的年龄来。 “是77 岁和66 岁。” “老两口够寂寞的吧!” 佐知子盯着庭院里低垂着头的向日葵,自言自语地说道。 “阿崇也是够可怜的,刚刚开始新生活就……” 朱子的丈夫千鸟崇患急性肝坏死,已经去世快9 年了,那时鲇子刚刚1 岁。阿 崇当时30 岁,是东京地方检察官。 也就是在阿崇去世的3 年前,朱子在国立大学法学系学习时两个人认识的。朱 子是阿崇毕业了的研究班的高材生,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后辈和前辈的关系。两 个人关系密切的原因,是那个教授在自己家里过年请客时他俩正好坐在一起的缘故。 于是,朱子在毕业的同时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鲇子。 但是,这个新婚的家庭不过持续了两年,就如同一场梦一般很快结束了。 阿崇由于过于劳累而得了肝炎病倒了,仅仅一个月后就与世长辞。 当时,检察机关的事情十分繁忙,大多是忙于杀人案件,最忙时一名检察官要 负责30 多件案子。朱子从丈夫口中得知,每个检察官分管的案子在黑板上都写不 完,连吃饭都是急匆匆的,同一办公室的人十几天见不着面是常有的事。 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下工作时,检察官不仅工作到下班的5 点钟,而且还要在下 班后往返于警察署的监狱、拘留所,对在押的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 朱子不仅白天没有和丈夫见面的机会,而且常常是夜里10 点以后他才回家。 即使是回到了家,桌上还要堆满文件和材料。 “我要边吃边看卷宗。只是当事人累了我才算告一段落,然后回到家整理材料。 真正受罪的不是罪犯,而是检察官呀!在监狱或拘留所里起码三餐饭还有保证,而 做一名检察官,能睡上一个完整的觉就谢天谢地了。” 这话并不是开玩笑,每当呆在家里,满脸学究气的丈夫看到朱子不高兴时,就 会对她说上一通这样的话,然后苦笑一下,又继续埋头工作。丈夫的身影,至今朱 子还记忆犹新,仿佛是刚刚看到的一样。 因此,朱子认为,丈夫完全是被工作累倒的。 也正是因为那个年代检察官的数量不足,才导致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 每年毕业于两年制的司法研究生人员全国才500 人,其中大部分人成了律师, 当了检察官的不足百人。他们不仅要超负荷地工作,而且还要对所承办的事情负责。 可以说一当上检察官,一天24 小时都要搭进工作中去,而且为了保持廉政,一般 说来每两三年就要变换一下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这也许就是更多的人喜欢当律师 的原因吧。 因此,人员愈少,工作压力愈大,人们对这一职业望而生畏,从而导致了一种 恶性循环。 朱子之所以也干上了检察官这一行,完全是出于对丈夫的同情,她要延长丈夫 在事业中的“寿命”,尽管她一个人势单力薄,但也希望多少能为他人分担一些, 让九泉之下的丈夫瞑目。 于是,朱子从24 岁便成了寡妇,她也毫不犹豫地在律师和检察官这两个职业 中选择了后者。当她在法学系毕业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了。 阿崇的双亲也十分理解朱子的心情,而且阿崇的父亲本人也是国立大学法学系 教授。 朱子请婆婆照料着刚刚不到2 岁的鲇子,自己一头钻进书堆里,猛攻两年。当 她通过司法考试时,年已26 岁了。 两年的研究期满后,她走马上任,当上了一名检察官。 在第一年的“新任”期间,她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第二年“新任后”便到千叶 地方检察厅公审部干了三年。 今年春天,她又被调到名古屋地方检察厅,在刑事部少年组任职。而这一年, 她已经33 岁了。 这时,她已锻炼成为检察行业中的一名中坚骨干了。 幸运的是,从阿崇去世后的第二年开始,案件的数量便有所下降,做为检察官 的繁忙时代慢慢地过去了。虽然志愿干这一行业的人暂时还没有大大地增加,但由 于1976 年轰动日本的政界丑闻——“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贿赂案”使检察官的名声 大振,以至有往年2 倍之多的人从当律师转行投身到了检察官这一职业中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