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 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 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 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 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 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 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 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 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 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 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 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 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 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 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 舰舰长,授中将衔。 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 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 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 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 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 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 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十九日清晨六时,宝璧舰在天色朦胧之 中抵达黄埔。一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 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 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 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 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 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 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 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 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 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 “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 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 办了……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 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 时攻占冬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 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十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 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三月十三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 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 —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 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于十九日下 午六时三十分返回广州。 十九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 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 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 今日去不去黄埔。蒋介石又把苏联派来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 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 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 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 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 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 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 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四 时“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也就在三月十九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 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 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二九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新来乍到的布 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三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 央党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 一九八○年第三期。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 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十九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 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 委书记。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