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无所有开始 作者:周德东 一九八八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农村,面对贫瘠的黄土地和家里那两间土坯房满 腹绝望,我用部队发给我的几百元“安家费”为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口袋里 便一无所有了。我开始跟父亲一起进入田间劳动。 晚上,我躲在床上腰酸背痛,翻开贴满自己在部队时发表的一些豆腐块文章的 笔记本,心中百感交集,泪水扑簌簌流下来。 我的理想和憧憬像一个缥缈的梦中情人离我越来越远,四周只留下土墙、陈旧 的年画、老座钟缓慢的走动声以及乡下那轮寂寞的月亮。 我发誓要再一次飞出去,进入外面的世界,我不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一生面朝 黄土背天。 很快地,我就有几个短篇小说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又过了不久 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文学青年辅导员。到了县文化馆之后我转入了随笔、散文 的创作,作品经常在各地杂志、报纸、电如发表和皤出,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落 在我的办公桌上。 一九九四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我经常给省文联主办的文学特刊投 小稿,多次刊登,和责任编辑吴大新相识,常常在信上交流文学问题和创作情况。 到了一九九四年省文联又一份报纸。吴编辑被提升为编辑部主任,抓编辑部全面业 务工作,就把我借调到那家报社担任编辑、记者。 到了省城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又有两部长篇问 世,终于成为一名梦想中的作家。 由于我的工作属于借用性质,而我效力的那份报又不属于文学类报纸,发表的 都是些纪实、情感、时尚等内容,我越来越苦闷,总觉得自己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纯文学与俗文化之间的边缘地带。 当然,我的生活越来越安逸,偶尔到学校为学生们作报告,推销过去的经历以 及我都不知道能否实现的文学理想。我已经被安逸惯坏,创作的热情越来越少,我 担心会像没油灯火一样跳动最后一下,然后熄灭。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放弃眼前的一切,以一个一无所有者的身份把自己放逐到 社会中去,看能否生存下去。我相信只有生存的艰辛才会使我得到丰富的创作素材 和那份心灵的丰盈。 我给吴大新交辞职报告时他略微有些吃惊,我毫不隐瞒地对他讲我我的想法, 他有点不想信地说:“你是不是想下海去赚钱?” 我说:“如果我能从零开始发展成一个大商人那也是体验了另一种生活啊。” 吴大新又真诚地说:“工作不是说找到就能找到的,我先借你一些钱中以,作 为你眼下的生活费。” 我说:“主任,我有钱,还要暂存你处呢。” 说完我把自己的存款折、BP机、移动电话都一并交给他,请他替我保管。我要 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成为一个真正一无所有的、自食其力的人,也要和所有的 社会关系切断联系。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身无分文地走出报社大门,走在大街上有些迷茫。我知道 如果当年我刚退伍时就闯进城市找生路一定和此时此刻的心境有所不同,那个时期 我的心中除了迷茫肯定还有恐慌,因为人是铁饭是钢谁都不能不吃饭。而我目前毕 竟有某种生存和生活的保障,实在走投无路至少还不至于露宿街头,还可以回到我 那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还有几盒康师傅方便面,此时不过是一种中产阶级深入贫民 阶层体验生活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我会干什么? 会写字、可是假如我靠山吃山去另外的杂志社应聘又将回到以前的生活,而且 在这座城市同行之间大都很熟悉,我仍然不会重新开始。 在街头立个牌代人写情书,在现社会这个想法多么可笑啊。 除了写字还会干吗?我想到这里很愧疚,那么干脆去饭馆洗盘子吧! 问了几家饭店,人家都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他们说只招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本 市女青年。没办法,我甚至又问了几家钟表店和修理机动车的店铺、均被拒绝。 江边有一个朝鲜冷面馆,专卖朝鲜冷面和各式北方凉菜的,门面挺大,生意不 错,我想去碰碰运气。 有一个三十多岁姓关的女人管事,她浓妆艳抹,在柜台里收钱。我说:“老板, 您这儿需不需要干杂活的人?” 她冷冷地看我一眼,问:“你有身份证吗?” 我连连说:“有有有。”随即掏出来挮上去。 她扫了一眼,翻过来看了看,又用手捏了捏,说:“看你文文气气,不知道能 不能干重活儿?” 我说:“可以的可以的,我当过兵,炮兵,扛炮弹。” “那好吧。我这儿管吃管住,试用期半年,每月二百元。试用期结束后每月三 百元。” 我暗暗叫苦,吴大新家雇了一个保姆,每月包吃包住还给二百五十元,但这是 我惟独的一次机会啊,我急忙说:“行啊行啊,只要你们用我。” “不过你的身份证要押在我们这儿。” 后来我知道这女人不是老板,老板姓张,她是老板的相好而已。老板的弟弟在 郊区养猪,我的工作是除了洗盘洗碗等一些脏活,另外每天晚上十点钟饭馆关门后 要把几大桶残羹剩饭装上三轮车,骑十八里送到老板弟弟那里去。 最后她又补充说:“晚上住在这儿要负责饭馆的安全。” 饭馆有一个从湖南来打工的服务员,她叫姜洪玲,因我干完自己的活经常帮她 干些活儿,她对我也不错,不像其他服务员那样对我又喊又叫的。 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你太老实了,老板讲试用期什么的都是假的,她想只 用最少的钱买你的苦力,半年后她就会赶你走的,前几个都是这样的。” 我心里清楚自己在这里不会干太久的,也就不在意,嘴上说:“可是我没别的 办法。” 她又说:“说管吃住,其实他们别有用心——你住在这里替他们省了雇打更人 的钱,明白吗?” “明白,可是我没别的办法。” 一天我蹬三轮车从郊区回来,累得头昏眼花,回到饭馆把三轮车放在后院,看 张老板贼眉鼠眼地走过来对我说:“郭良,你先把饭馆的门锁上,把姜洪翠送回去 再回来。”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进了饭馆看见姜洪翠衣衫不整地坐在凳子上哭。 我问:“……他怎么了?” 姜洪翠不回答,哭得更凶,我一下预感到发生了什么,说:“这个畜牲怎么能 这样!” 姜洪翠抹抹眼泪说:“我不同意,他就打我耳光,郭良,我怕在这里干不下去 了。” 我叹口气说:“他什么时候让你走你再走。” 姜洪翠和另外几个同乡合租的房子离饭馆有几站路,我送她走在冷清的街上, 她的眼睛一直湿着,她对我讲她家农村,她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生 活很苦。她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挣到几个血汁钱就往家里寄供弟弟妹妹读书,但 是大部分钱都被嗜赌的父亲拿去赌了……她的双眼充满悲淒和绝望。 我找不到什么话安慰她,只能说:“姜洪翠,慢慢都会好起来的,下班后要多 看看书,没文化不行,但首先我们要生存,你要巧妙地跟张老板周旋,尽可能不要 被赶走。” 说到张老板,姜洪翠很气愤:“饭馆里的几个女孩子大都受过他欺负,不顺从 就会挨打,只有那个刘……”她意识到自己说过了头,急忙止住。 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饭馆里只有一个女孩姓刘,她最得宠,干的都是最轻 巧的活,而且她明显地比其他打工的服务员有钱,经常买化妆品,嘴唇涂得红红的。 姜洪翠突然对笑着说:“我觉得你在这里不会干太久,你有文化,肯定有出出 息的。有朝一日你找到好工作别忘了帮帮我。” 几天后我听说有两个记者要来饭馆采访,我不知这家饭馆有什么值得采访的, 就向张老板详细问了问,我大吃一惊,原来那两个记者是我从前的同事,他们要就 本市大小几十家特色饭馆作一篇饮食方面的文章。 张老板从清早就开始忙碌,让厨师烧出饭馆好的菜,一是为了款待这两个记者 好好宣传自己的店,二是为了让记者感到这个店的饭菜真正有特色。 在外企工作平时很少来的老板娘也来了,和丈夫一起指挥全体员工工作,“冷 面馆”一下热闹起来。那个姓关的女人突然不像平时那样嚣张了,她可能早就知道 “正官”要来的,这一天没有化妆,跟着服务员们一起忙碌,说话的声音也小得像 蚊子似的。 姜洪翠悄悄地对我说:“记者来了,我真想他们告张老板这个色狼!” 我的心被什么刺痛了,我也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呀,如果自己真正关心底层打 工者的尊严,如果自己仗义执言,还用得着姜洪翠向自己过去的同事讲明真相? 我想想说:“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就是告发了也不会把他绳之以法,反过来倒 霉的是你,以后你多个心眼提防他,如果他再对你动手动脚我会替你说话!” 那天我称病回避开了,后来听说我的两个同下午四点来到饭馆并没有吃饭,只 是记了一些东西,拍了一些照片就离开了。 几天后的晚上,饭馆打烊后,姜洪翠没有走,她神秘地对我说:我用一下饭馆 的电话,你别跟老板说。“ 平时张老板是不许员工用饭馆电话的,员工打电话竟然要到隔壁去花钱用公共 电话人,大家对此很有意见,我没在意,说:“你用吧。” 我在里间的简易钢丝床上看书,姜洪翠在服务台打电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像是在跟男朋友聊天,直到一个小时后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次日,我悄悄地问她:“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她说:“没有呀。” 我又说:“别骗我了,你为什么不和他约会?还用得着那么长时间煲电话粥?” 她不置可否。 以后她经常在晚间用饭馆的电话,每次通话时间都很长,有次我严肃地对她说 :“你不要再这样了,被张老板发现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她很听话,从那以后果然不再打电话。 然而那个月饭馆的电话费高得出奇,张老板交电话费时明显感觉有问题,就在 电话局讨了一张电脑记录单,发现其中有十几个湖南长途电话,费用高达一千多元, 而电话号码都是一个。饭馆里只有姜洪翠一个人是从湖南来的,被张老板很快查了 出来,他拨通那个长途号只问了一句话:“姜洪翠在吗?” 那边是一个男人接的,他说:“她在外地,你是哪儿?” 张老板已经把电话挂断了,他大发雷霆,把我臭骂了一顿,又叫来姜洪翠指着 她的鼻子骂,姜洪翠却出奇地冷静。 姓关的女人又嚣张起来了,大叫大喊:“从今天起停发你三个月工资抵电话费, 不然送你到公安局!” 当天下午张老板就换了一部电话机。 那天下班后姜洪翠没有走,她惭愧地对我说:“我连累你了。” 我说:“那部电话的长途锁着,你怎么拔过去的呢?” 她没有回答。 “是和男朋友通话吗?” 她说:“不是,我偶尔得了一张名片,他是湖南人,四十多岁了,我天天跟他 通电话,胡聊,我有意用这里的电话打长途是想报复这个姓张的。” 我说:“这事肯定要败露哇,你干脆偷偷离开吧,回老家去。” “我身份证在他们手里!” 从此姜洪翠开始了无偿的打工生溽以赎回她所犯下的错给饭馆带来的损失。她 变得沉默寡言。 一天我患了重感冒病倒了,全身没有知觉只有脑袋在飘,下班后一头倒在床上, 嘴干得厉害,像着了火似的,想倒杯热水,站起来都感到头重脚轻又遗失倒在床上。 忽然感到一种难言的孤独无助。 电话响了,我挣扎着走到服务台接起电话听到张老板的声音:“郭良你怎么没 有去我弟弟那里?” “我病了,到现在还没吃晚饭。” “你没吃晚饭怎么了?那里几十头猪都没有吃食呢!别跟我装病,赶快去!能 干就干不能干就走!” 他说完把电话摔了,我有气无力地放下电话回头看姜洪翠站在身后看着我,神 情异样。 “你没走?” 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麻利地切姜片为我熬上姜汤,很快送到我眼前说: “躺在床上,盖上被子,把这姜汤趁热喝下去,最好出一场大汁。” 说完她戴上我的脏乎乎的白线手套走出去了。我听见她朝三轮车上提泔水桶的 声音。我踉啮地走出去制止她:“那么远你根本不行!” 她用那双粗壮的手把我推开几步,登车出门走了,我久久地傻站着。 大约一个小时后姜洪翠才回来,她抚摸着我的头眼泪流下来。 “你哭什么?” “我们是天涯沦落人,都挺可怜的。” 有一天我给吴大新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开公已经发财, 他说:“咱们现在的报纸扩版了,正缺人,你还是回来吧!” 我是在姜洪翠自“电话事件”之后三个月无偿打工结束那天和她一起离开朝鲜 冷面馆的。我背着一大堆笔记,口袋里装着一二百元的血汁工资。 我说:“姜洪翠,你下一步准备去哪儿?回老家?” 她苦笑道:“我不会回去,我会再去找饭店干活,但愿下一个老板是个好人。” 我忽然想到她身无分文,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她。她不收,说:“你也是穷 人,你自己留着吧!” 我突然想对她说出自己的实情,又把话咽了回去,把钱塞进了她的口袋,掏出 纸写下自己的手机号和BP机号码,递给她说:“以后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就找我!” 她低头看一看纸片又抬头看了看我,双眼充满迷惑。 街上的车来来往往,扬起尘土。我朝她笑了笑穿过马路,回头看,她还在迷惑 地朝我张望。她这个外乡女子在高楼大厦的衬托下显得弱小孤单。 我的眼睛有些湿,朝她挥手,她也朝我挥手,手扬得很高。 车流很快怕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明天将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