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生领袖 由于失望,阿拉法特着手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如果进展较为顺利并较快获得批 准,他在赴美国的途中会及时获得签证。引起阿拉法特失望的原因,不仅仅是这场 大灾难的事实。他发现正式的巴勒斯坦领导权仍在他的亲戚哈吉·阿明·候赛尼控 制下,他们并没有认真制定一项同新的犹太国进行斗争的计划。 阿拉法特是在他和哈吉·阿明在黎巴嫩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发现这一情况的。 时间大约在1949 年底。伊娜姆回想起他的弟弟节省他的零用钱来筹措此行路费的 情景。她说:“他吃得很少,以便积攒较多的钱。” 据伊娜姆说,阿拉法特会见哈吉·阿明的目的,是想探寻是否有可用于购置武 器的资金和支持一场新的军事斗争的可能。我不确切了解哈吉·阿明跟20 岁的阿 拉法特所谈的内容,但我认为大概同他请求哈拉德·哈桑给予帮助时的谈话是一样 的。 在大马士革,哈拉德·哈桑曾试图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袭击以色列。阿拉法特 不知此事。哈拉德说:“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天真。我们的看法是,只要我们能 促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真正进行战斗,以色列将会被击败。 大难过后,我们被一个念头统治着——我们必须把阿拉伯国家推向另一次战争。 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必将进行报复,这就会迫 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这时,我们还未开始懂得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拉伯国 家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他们越是受到以色列的打击,这种心理就越加强烈。 唯一了解这个情况的是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然而,他们向他们的人民和世 界公众所说的,却与他们所了解的真相相反。” 在哈拉德·哈桑决定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后的一个月内,有100 多名在1948 年战争中英勇战斗的战士支持他。他们自己命名为巴勒斯坦文化俱乐部。哈拉德解 释说:“当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家并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他们不准我们建立政治的 或准军事的组织。当然,犹太人是被允许建立他们的组织的。他们建立了哈加纳这 一地下的但是正式的军队;他们建立了犹太人社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预备中 的政府;他们还有许许多多政治的和劳工的组织。所有这些都得到英国人的认可。 我们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一般会社和俱乐部名义掩盖下把自己组织起来,例如童子 军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文化活动俱乐部,等等。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国家,我们 发现同样的戒律加诸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上——不过这次,正是那些不愿让我们自 己组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文化俱乐部举行了多次研讨战略策略问题的讨论会。“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哈拉德说,“我们既无武器又无钱。我们甚至没有钱购买 食品,我们在挨饿。在冬天,东西都冰冻了,我们没有水。我们常用冰盥洗,因为 我们没有化冰的手段。”哈拉德处于失望之中,这时,哈吉·阿明来到大马士革。 哈拉德说:“以前,我们两家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可是,有些朋友安排我 会见哈吉·阿明。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我告诉他我干了些什么。他拍拍我的背, 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钱。我说:‘对不起,你能否给我们一点 钱?这样我们可以很好地组织起来并购买一些武器。’他没有回答我??事情就这样 结束了。我回到战士们中间,告诉他们一切都只好取消。我第一次试图组织一支游 击队的尝试就是这样完结的。” 阿拉法特说,连续几个月,他陷入极端失望的境地。“那时,我正在等待美国 签证,我开始分析整个局势。我发现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我对自己说,‘不,我 不离开了。’” 1950 年,阿拉法特刚刚21 岁,他重新回到福阿德第一大学学习工程。 他的思想单纯而有逻辑。巴勒斯坦的失落是因为阿拉伯现存的旧制度的统治的 无能和腐败。这些政权是如此的腐败和软弱,因而很容易受大国——特别是英国的 摆布和控制。只有以革命来推翻旧制度的政权,才能改变形势。因而,也许阿拉法 特是这样想象的,由一个革命的埃及来领导的未来的新的阿拉伯国家,将会同以色 列战斗并击败它。所以,逻辑的推断是,阿拉法特应该全力支持埃及的民族主义力 量。 1950 年时,阿拉法特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具有的过人的素质。他 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有着极为良好的关系。 这个组织正在策划政变以推翻法鲁克国王。这是阿拉伯所有领导人中最腐败的 一个。阿拉法特现在可以很好地利用他在青少年时代和求学期间悉心建立起来的联 系。 阿拉法特同纳赛尔的四个最亲密的同事有经常的联系。这四个人的姓名值得一 提。一个是阿卜德尔·哈基姆·阿梅尔,1948 年曾在巴勒斯坦参加战斗,1953 年成为埃及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阿梅尔还是纳赛尔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 是凯末尔·侯赛因。他是炮兵军官,曾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革命指导委员会成 员,1954 年后是政府部长。阿梅尔和凯末尔·候赛因实际上是同纳赛尔一起制定 政变计划的两个人。阿梅尔还同纳赛尔一起建立了自由军官组织。接触的第三个人 是哈立德·毛希丁,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1954 年在一场权力斗争中,毛 希丁由于反对纳赛尔被驱逐,但两年后为他恢复了名誉。还有一位与阿拉法特接触 的高级人物是后来接替纳赛尔当了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会 成员,并且跟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 50 年代初,阿拉法特本人未见过纳赛尔。如果他们相见,也许阿拉法特会发 现,纳赛尔并不想跟以色列打仗来解放那怕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领土。 纳赛尔知道,击败以色列就意味着打败它的西方倡议国,而这是他所做不到的。 对此,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察觉,直至他领导巴勒斯坦人去进行一场军事斗争而同纳 赛尔发生了冲突之后才发现。 在阿拉伯军队于1948 和1949 年蒙辱失败后,愤怒激发了正在策划政变的纳 赛尔。这种愤怒,不是直接指向以色列,而是指向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特别是他 自己的国王。他们曾在没有充足武器装备和协调作战计划的情况下白白让士兵到战 场送死。 1950 年,当阿拉法特从他自己极端失望中摆脱出来时,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 织并不是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唯一的民族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跟他们相同。 虽然阿拉法特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确曾同它的高层领导建有联系渠道,他 充分利用兄弟会准备提供支持的机会,当情况适合他这样做的时候。阿拉法特对我 说:“你必须记住,穆斯林兄弟会曾作为志愿者在巴勒斯坦跟我们并肩战斗。” 阿拉法特很可能是两面下赌注。当时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是穆斯林兄弟会在 埃及的任何一个新政权中会有多大影响。纳赛尔的一些高级同事至少曾经是兄弟会 成员。还有一些是秘密的同情者。 自从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直到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1952 年7 月发动政变这 段时间内,实际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支配着埃及事态的进程。正是它的压力和活动 的结果,阿拉法特取得了第二次战斗的经验,这次是反对英国人的行动。 1936 年,在法鲁克继承其父福阿德国王的王位后几个月,英国又强迫埃及签 订了一个新的同盟条约。条约赋予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驻军20 年的权利,并在条约 期满时可继续延长。埃及的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把自己出卖给英 国的条约。可是,民族主义力量是分裂的,因而也是无力的。 由于软弱无能而造成的真空,使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变成政治 组织,并领导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1950 年,当兄弟会再次出来带头时,法鲁克 国王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分子。他唯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存,当老资格的穆斯塔 法·纳哈斯当选,再回到总理职位时,法鲁克指示他,给予民族主义分子,包括兄 弟会成员放手处理一些问题的权利。 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场破坏和骚扰运河区英国军队的运动。阿拉法特在 他称为“反对英国占领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他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英 国的阵地。他试图在他的大学里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地。 阿布·阿迪卜当时是他的一位同学。他对我说:“我不知道阿拉法特是如何进 行的,但是,他说服了埃及当局允许他在我们大学的校园内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 他甚至要埃及人向他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阿拉法特成为我们的高级军事教官。” 阿拉法特告诉埃及当局,他的目的是训练每一个学生,只要他自愿执行反对英 国的任务。然而,他的真实意图是训练新一代巴勒斯坦战士中的精华。 直至1954 年,阿拉法特才离去。那一年,埃及当局关闭了校园,禁止在大学 里进行准军事活动。“我们失去了军训的方便条件,”阿布·阿迪卜说,“但这并 不是事情的结束。阿拉法特当了我们的体育训练教员,在他的教导下,我们都成了 合格的战士。事实上,我们跟以前一样进行训练,只是没有武器。” 伊娜姆·阿拉法特回忆起她弟弟的脚步明显地重新变得轻快有力,那时他已从 失望中走了出来。“在我们的公寓前进出口处有一个相当大的门,经常关着。我估 计大概有1.5 公尺高。每天清晨,亚西尔总是等候着火车驶近的声音,这辆火车将 载他去开罗市中心。他从不看手表,只是静候火车的声音。我们的住地离车站很近, 他从我们家走到车站需要多少时间,他计算得分秒不差。一旦他听到火车临近,立 即从公寓连跑带跳越过大门。他从不开门。他总是把手撑在门的顶端跳跃而过。 1951 年初,当阿拉法特正在训练巴勒斯坦和埃及学生以打了就跑的战术来对 付英国人时,结识了萨拉赫·哈拉夫,即阿布·伊亚德。他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安全和反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 他们第一次会见的那天,哈拉夫是为了观察阿拉法特的行动而来的。当时阿拉 法特并不知道,哈拉夫完全是受穆斯林兄弟会之托前来调查他的。哈拉夫是兄弟会 热心的会员。阿拉法特是想让人们知道,他有意竞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为 了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取胜,阿拉法特需要穆斯林兄弟会中他的同学们的支持。这 给兄弟会的领导人制造了麻烦。他们对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有保留,一方面是因为 他拒绝参加穆斯林兄弟会,另一方面由于他同纳赛尔的最有影响的同事们关系密切。 至少某些兄弟会的领导人怀疑阿拉法特是那些即将夺取政权的军人的代理人。但是, 以后的事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埃及出现的很不安定和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政治 局势中,当环境迫使阿拉法特必须与所有和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人保持良好关 系时,他总是努力保持他的独立。当穆斯林兄弟会转而反对纳赛尔时,他的真正难 题开始了。 阿拉法特十分机警地察觉,被人们看作是依附于穆斯林兄弟会是危险的。最能 证实这一点的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展他的竞选活动。他在家或在宿舍,几乎 给每一个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学生都打了电话。他尤为关注那些刚从巴勒斯坦来的学 生。这些新来的学生还未打开行李,就常常先受到阿拉法特的拜访。 阿布·阿迪卜说:“我是从加沙到开罗来上大学的50 个巴勒斯坦学生之一。 经常是五六个学生租用一套公寓。我还记得,当阿拉法特给我们打电话时,我们是 多么吃惊。他自我介绍后说:‘我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 他对每一个来到开罗的小组都这样做。” 阿布·伊亚德对第一次遇见阿拉法特的记忆是什么呢?“从一个纯巴勒斯坦人 的观点来说,我不喜欢他的埃及口音。一点也不喜欢。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印象。 但是,当我观察他训练学生时,他的突出的领导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 富有活力。十分坚强。非常热情。我喜欢他跟学生谈话的方式。我记得他曾这样说 :‘假如你们这样走路,这么做,你们就会使你们脚下的大地发抖,你们将会引起 一场火山般的爆炸。’” 阿拉法特1948 年得出结论,巴勒斯坦人被软弱的、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所出卖。 从那时起,阿拉法特立誓将尽自己全力来维护巴勒斯坦人自己决策的独立性。那时, 巴勒斯坦人还没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构。但是,这一原则仍然被用来指导阿拉法特 :如果巴勒斯坦人依靠别人来为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将永远不会收复任何失去的土 地和权利。 这就不难想象,阿拉法特强烈的独立精神,被他在竞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 席中要成为有希望的竞争者,就必须依靠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这一前景所因扰。一 旦竞选获胜,就会出现兄弟会要求回报的危险。兄弟会很可能企图迫使阿拉法特屈 从于他们的意志和做法。这从长远考虑,只能对巴勒斯坦事业不利。与此相联系的 是另一个更为紧迫的危险。如果兄弟会转而反对纳赛尔,阿拉法特就会处于同纳赛 尔对立的地位,而纳赛尔正使自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战士和新的救世主。阿拉法特 在寻求一个他能影响局势的处境。 他正在进行一场十分危险的赌博。当后来他真的、可怕的要失去同兄弟会的关 系已成定局时,他别无选择,这对他也许绝非堪以告慰之事。 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选举在1952 年举行。每一位候选人提交一份一道 参加竞选的将来与之合作的搭档名单。在阿拉法特提交的名单上,除他本人之外, 还有八个名字。据阿布·阿迪卜说,主席的竞选很激烈。“可是,阿拉法特名单上 的九人,得到的选票最多,而阿拉法特本人得到的票数等于其他八人得票数的总和。” 阿拉法特名单上的第二个人是萨拉赫·哈拉夫。 他成为阿拉法特的助手。由于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他经常 被短期监禁。 如果说阿拉法特多么感激穆斯林兄弟会,特别是感激萨拉赫·哈拉夫,这是有 争议的。从以后的事件来看,阿拉法特并不认为他要感激兄弟会在选举中的支持。 然而,他似乎认为必须感谢萨拉赫·哈拉夫本人的支持,以及他对兄弟会中当时的 巴勒斯坦成员和那些以为阿拉法特是哈吉·阿明的亲属而反对他的领导的人的影响。 到1952 年,哈吉·阿明在巴勒斯坦新一代激进分子的心目中是没有信誉的。阿拉 法特认为他必须忠实于萨拉赫·哈拉夫,这也许就是这位巴解主席为什么在以后年 代与其老朋友、老同事在内部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而意见分歧时,总不愿采取对抗 的原因之一。 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很快显示了他具有多种领导才能,他 能够控制任何他参加的组织,那怕只给他一半机会去做。阿布·阿迪卜说:“当然, 我们有一个执委会,但事实是阿拉法特做了90%的工作。” 如果阿拉法特不是在解决同学们的问题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很可能他的一些同 学对他专制的领导作风会公开表示不满,甚至提出挑战。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人都难于跟这位年青人作对,他已证实他能不负众望。 据阿布·阿迪卜及其他当时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学生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面临的 问题是缺钱,这主要因为他们是难民。很多人交不起学费,也缺乏必要的食宿费用。 “由于他们不能预付学费,”阿布·阿迪卜说,“许多人受阻不能及时上学。”可 是,阿拉法特说服了阿拉伯联盟,由他们负担全部巴勒斯坦学生的学费,这一问题 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这是阿拉法特的一个巨大胜利,”阿布·阿迪卜补充说。 在那一次及其他许多场合,阿拉法特的同学们对情况明显的好转感到吃惊。这 种有利变化是他们的领袖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克服了阿盟的官僚主义和埃及政府的衙 门作风而取得的。阿布·阿迪卜说:“正如一个才华横溢的协商者,阿拉法特有其 独特的接触上层人物的方法。他经常同部长、总理、甚至总统、国王谈话。谁也不 能阻止他这样做。” 阿拉法特当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是在纳赛尔政变后不久。纳赛尔和他的 同事们主要因为他们本人年轻和不知名,选择了穆罕默德·尼格比将军作为他们的 头面人物。当这位将军一就职埃及总统,阿拉法特通过幕后活动,他本人及巴勒斯 坦学生代表团就被邀前往拜访。尼格比曾在巴勒斯坦当过旅长,而以后的事件表明, 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穆斯林兄弟会——在他与纳赛尔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曾转向兄 弟会寻求支持。 会见时,阿拉法特向尼格比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他们以此纪念在巴勒斯坦英勇 作战并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巴勒斯坦人和埃及人。他们在请愿书中对这位尽人皆知的 挂名首脑说的话则是,“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人。”这份请愿书最不寻常之点是用血 写成的。 阿布·阿迪卜确认,早在1952 年或1953 年,阿拉法特首次谈到他对建立一 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想法。他的同学们的反应是复杂的。据阿布·阿迪卜 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阿拉法特作为学生领袖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在他当选 为主席之前的学联是无所作为的。它处于一种无活动的冻结状态。阿拉法特彻底改 变了这种状况。我们也很钦佩他的奉献精神和突出的领导才能。但是,如果你想知 道真实情况,我可以说,当阿拉法特提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时,并不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予以认真对待。我也不是想说,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反对这一想 法。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不认为巴勒斯坦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这样想是 因为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大国反对我们的阴谋集团是如此强大。” 阿拉法特由于他代表大家取得的成就而受到他所有的同学们的钦佩时,他作为 一个人并不普遍地受到尊敬。在他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前的几年,显然, 阿拉法特喜欢用拳头来解决争论。在他当选后,在一些情况下仍存在暴躁脾气这个 弱点。 虽然阿布·阿迪卜没有告诉我他自己的情况,但他也是一个嘴上不说,但却强 烈不满阿拉法特的爆躁脾气和在讨论中喜欢争执的人。大约十年之后,当阿布·阿 迪卜被征询是否愿意担任法塔赫第一届执委会委员时,他表面上说:“原则上我同 意,但是,如果阿拉法特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不参加。” 其实,阿布·阿迪卜是许多决心迁就阿拉法特性格的人之一,他情愿为他的很 多优良品质和实力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 阿拉法特认为,当他在开罗当学生领袖时,他的最有意义的成就是,成功地说 服了埃及当局允许他们创办并发行一份学生杂志。杂志的名称是《巴勒斯坦之声》。 阿布·阿迪卜说:“事实是,我们有一份自己的杂志,这意味着阿拉法特创造了另 一个奇迹。我们知道,埃及当局并不真心愿意看到我们巴勒斯坦人有我们自己的有 力的声音。??然而这份杂志正是这样。至今我还搞不清,阿拉法特是如何说服埃及 当局给了他必需的许可。” 阿拉法特本人带着一种阴谋家的暗喜,向我阐述了《巴勒斯坦之声》的真正意 义。“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显而易见,这份杂志不只是为学生联合会的。它负有远 比这更重要的使命。在以后的年代,当我们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时,我们自己可以 面向我们的巴勒斯坦群众讲话。但是,在《巴勒斯坦之声》上,我是在真正地向我 们的巴勒斯坦弟兄们讲话,他们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秘密小组的组建者们。杂志发 行到许多地方,包括加沙、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等。实际上,这是我 们跟那些能够组织起来的人们进行接触的第一个地下渠道。”我曾对阿拉法特说, 这份杂志真正起到了他在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中第一次招募士兵的作用。阿拉法特眼 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说:“是的,是这样。” 在那些意识到这本杂志远不是可以一掠而过的巴勒斯坦人当中,除阿拉法特外, 没有一个人对这一地区未来事件进程的影响能超过它在加沙的一位青年读者。他的 名字叫哈利勒·瓦齐尔。他后来称为阿布·杰哈德。与阿拉法特一起,他可以说是 法塔赫的共同创建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建立了法塔赫的第一个小组。此后,在他 们当中组织和建立了小组的地下网络。在此基础上,法塔赫诞生了。面对绝大多数 同事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是主张巴勒斯坦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位主要鼓吹者。法塔 赫有一个中央委员会。法塔赫作为发挥作用的组织是多少人惮精竭虑的产物,包括 一些已经失去联系的人,有的已经去世,还有一些人今天仍同阿拉法特和阿布·杰 哈德一起参与集体领导。 阿拉法特第一次见到瓦齐尔是在他于1954 年初夏在加沙被埃及人监禁后不久。 几个月后,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同瓦齐尔接触,阿拉法特本人在开罗被埃及人投入了 监狱。要不是一只骆驼因脚踩踏在一个金属盒子上拐跛了腿,年青的瓦齐尔就会在 沙漠中被埋葬了,他们两人可能就不会相遇了。 哈利勒·伊卜拉欣·瓦齐尔是一位小店主的儿子,1935 年10 月10 日出生 于拉姆勒。当为控制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争斗达到高潮时,他还不满13 岁。 拉姆勒在特拉维夫和雅法的西南,相距约10 英里,离卢德很近。瓦齐尔及其 一家如何从他们的家园被驱赶出来,这段历史是十分戏剧性的。 “我对犹太复国主义军队进攻雅法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样,”阿布·杰哈德对我说,“这个城市的阿拉伯人为我们在拉姆勒的人开来了 一些小汽车和卡车。他们呼喊着:‘帮帮雅法,’‘帮帮雅法。’我记得,拉姆勒 的男人和妇女们登上了小汽车和卡车。有一位男人带着一支老式手枪和一些小刀及 棍子。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互相帮助。我们知道,犹太人如果占据了雅法,就会来 到拉姆勒和卢德。果然,事情就真的这样发生了。在一个夜晚,他们包围了拉姆勒 和卢德,由于约旦人不战而撤,他们的行动轻而易举。我们被围困了,处于孤立无 援的境地。 “我们的人民无法战斗,他们没有任何武器。这个城市的市长和一个代表团会 见了犹太指挥官。市长对他们说:‘行,你们可以进城,但是,你们必须不伤害人 民,也不得把他们监禁。你们必须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过正常的生活。’犹 太人说:‘不。’他们要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我们的城市。 “当我们决定不离开时,犹太人把拉姆勒和卢德置于他们的炮火之下。 我忘不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房子的屋顶被击中了,我们住在底层。接着另 一枚炮弹在街上爆炸,我们的门被气浪冲垮了。拉姆勒到处都遭到炸弹轰击。市长 通知大家到清真寺和教堂去避难。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基督教区,就进了罗马天主 教堂。在途中,我们的一些邻居被炮弹炸死了。 “在犹太人进入这个城市以前,我们在教堂里住了两天。男人、妇女和孩子们 一个挨着一个睡在地上。人与人之间连放一只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好把我们的 腿放在别人身上。当犹太人进城时,我跑上五层楼。我从百页窗里往外看,亲眼看 到犹太士兵开枪射击并杀死一些尚逗留在街上的妇女和孩子。我不能忘记这一切。 随后,我注视着犹太士兵闯进我们的住房,他们用脚踢破大门,向里开枪射击。他 们时而把人拖到大街上杀害。 “在教堂里,人们哭喊着。他们喃喃地说,‘狄亚代辛,狄亚代辛。’我们肯 定,我们将要遭到屠杀。神父做了一面白旗,当犹太士兵进入教堂所在的街道时, 他走出去会见他们。神父和士兵一道进入教堂。他们对大家说,‘举起手来。’每 个人都举起双手。然后犹太人开始分隔我们。他们说,他们需要所有14 岁到45 岁的青年和男人。然后把他们送进监狱和集中营。我们这些被留下的全是孩子、妇 女和年迈的男人。 “第二天,犹太人允许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我永远记得随后发生的一切。 夜里,犹太士兵不下十次闯进我们家。他们破门而入,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他们声称要搜查武器,实际上是要使得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和恐慌感。这是他 们的策略以迫使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我的祖母当时已经衰老,并且病得很 厉害,那天夜里犹太人每次进屋都要把盖的东西从她床上扯下来。 当犹太人发现我们并不想离开家园时,他们就更加怒气冲天。 “两天后,犹太人通过他们的高音喇叭宣布了一项通知。他们命令我们离开家 园,并到一条路上指定的几个点集合。他们说他们将安排几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拉 姆安拉。我们在路边住了三天。夜里他们向我们上空开火。第二天,大轿车仍然未 来,他们命令年老的男人步行去拉姆安拉。我和我的三个弟兄,其中一个是婴儿, 我的三个姐姐,我的母亲、祖母和婶婶,一起被留下了。 “第三天,大轿车来了。我们随身带着一些袋子。有一个袋子里装着一点面包 和奶酪,还有一套我非常喜欢的睡衣。当犹太人告诉我们不能携带袋子上车时,我 试图把面包、奶酪和睡衣带上。我以孩子天真的语气同一位司机说话。我用希伯莱 语说,‘先生,先生,我想带点吃的,’我指着我的袋子。他说,‘可以,可以。 ’当我把手伸进口袋时,传出一阵希伯莱语的大声喝斥。刹那间,母亲把我抱进怀 里——她看到一个犹太士兵正瞄准我。他打了几枪。要不是母亲发现这一切,我会 被射中,也许被打死。子弹恰好没有打中我,而打在我们一位邻居的腿上。他是玛 萨拉家族的。现在他住在安曼。如果你去看他,他会对你说,子弹在他腿里,这是 为了哈利勒·瓦齐尔的生命而作出的牺牲。 “拉姆勒的妇女和儿童最后总算被送上了车,汽车开往拉姆安拉。但是,他们 的苦难远未过去,更大的折磨还在后头。 “当我们来到离拉姆安拉还有10 多英里处时,犹太人停下轿车,要我们下车 步行,他们指着远方说,‘拉姆安拉就在那儿,你们必须走过那些山岭和谷地。’ 于是我们开始步行。我们只能慢慢地走。有些妇女衰弱多病,每走几分钟就得停下 来喘口气,歇一歇。其他一些妇女虽然能够行走,但由于背带她们的孩子而变得精 疲力竭。 “第二夜,犹太人向我们发射大炮和迫击炮弹。起初我们躲在岩石后面,可是 射击连续不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哭叫了??我们拼命地跑啊,跑啊,一直跑到拉 姆安拉。我忘不了这一切。有的母亲抛弃了他们的孩子——她们已经太疲惫无力, 再也背不动他们了。甚至我的婶婶也要我母亲丢掉几个孩子。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 我的婶婶对她说:‘你带着三个孩子无法奔跑。 你会被杀死的。你必须丢下两个孩子,等我们到达拉姆安拉后,我们会帮助你 的。’我的母亲拒绝了。她对我说:‘哈利勒,你才12 岁,又不很强壮,你想你 能带着一个小妹妹一起跑吗?’我说,‘能,’我就这样做了。有些孩子因为没人 带领被丢弃在后面。有些孩子则因为他们的母亲被杀死而被丢弃。这些情景我至今 难忘。 “这一地区没有阿拉伯军队——没有正规军,没有志愿军,没有任何一种阿拉 伯军队。犹太人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和住在哪儿。这场精心策划的袭击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我们在一种非常惊慌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抵达拉姆安拉。他们期望我们对 这一段经历的描述将使其他的人产生恐惧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迫使我们在恐怖状态 下离开家园,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十分成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部战略。” 抵达拉姆安拉后,在继之而来的更大的惊慌中,哈利勒·瓦齐尔和50来个由拉 姆勒来的妇女儿童要设法在一辆准备开往希伯伦(即哈利勒)的卡车上寻找容身之 处,从那儿他们再横穿进入加沙。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下,加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国 的一部分。埃及人在战争中占据了这块地方。在1949年签订停火协议时,加沙实际 上变成了埃及的一部分。在同样情况下,应当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另一部分, 没有被以色列占领,而变成了约旦的一部分。 阿布·杰哈德讲完这段故事后苦笑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你会感到难以置信, 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你在以色列留心作些调查,你会找到证据来证实我所 讲的都是真实的,在他们的书箱中和在他们的报纸上,有些以色列人开始承认他们 的所作所为。就在几个月前,一些以色列报纸曾十分尖锐地批评拉宾先生,当时他 说出了他及其同伙在1948 年如何把巴勒斯坦人从拉姆勒和卢德逐出。” 我曾同阿布·杰哈德的母亲谈论过上述事件。当我在大马士革会见她时,阿布· 杰哈德在好多英里以外,正被围困在特黎波里。自从我跟阿布·杰哈德谈话后,她 确实尚未见过他的儿子。但是,她的叙述在每一个细节上和阿布·杰哈德所讲的完 全一样。94 万巴勒斯坦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只要你问及,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 至1949 年,在加沙地带几乎有25 万难民。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里已 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联合国1954—1956 年停战监督组织的参谋长伯 恩斯将军,在他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这部书中曾这样描绘加沙地带:“这一 地带大约40 公里长,平均宽度为8.25 公里;这样,其总面积约330 平方公里。 这一地区只有2/3 的土地多少是可耕的,其余是从海边以不等距离延伸向内地的沙 丘地。在这一地带约有31 万阿拉伯居民,其中21 万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南部,现 已成为以色列占领区。这样,一平方公里可耕地约有1500 人——大约每平方英里 3,900 人。那儿的深井有充足的水源可供日常家用和部分灌溉。人们在较好的肥 沃的土地上密植着小麦、大麦、小米,土豆、洋葱、秋葵,柑桔、李子、葡萄和西 瓜。但是,就所产的食品来说,它自然只能养活人口的一小部分。21 万难民的食 品靠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供给。口粮标准是一天1600 卡路里,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按西方标准,1600卡路里是减肥饮食。维持难民的生活费用每人每年约27 美元。 “他们住在用泥土和混凝土砌块筑成的小棚子里,屋顶是波纹铁的,一行挨着 一行排列着。有较充分的医疗服务,也许比他们在被逐出自己生长的村庄以前所享 受的医疗条件还好些。特别是有较好的妇幼保健诊所,其结果是婴儿死亡率较低。 孩子们到处成群出现。小学可以接收很多儿童。小女孩们穿着漂亮的黑白条纹的棉 布衣服。小男孩穿着土黄色的衬衫和短裤。中学可以接纳相当部分青少年。考试期 间,可以看到许多青年人在马路边漫步,背诵功课,此外那有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可 以集中学习呢?所有这些青年男女们在完成了他们的中学学业以后,又能做什么呢? 在加沙地带,没有他们就业的机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谋生。 “在这21 万难民之外,这一地区大约有3 万居民,靠耕种或做小生意为生。 31 万人中除去上述24 万人,剩下的人不符合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关于难民的定 义。他们都是穷苦人,靠埃及政府菲薄的救济为生。人们在街上虽然看不到饿死或 病死的人,然而,加沙地带就像一个大集中营。它为大海和人为的不能逾越的边界 与世隔绝。在靠近拉法的巴勒斯坦和西奈之间的边界,埃及人不准许他们通过。人 们穿越其周边停战分界线,就有被以色列人开枪射死或被埃及人拘捕入狱的危险。 他们遥望东方,看着那曾是阿拉伯人的土地,那些宽阔的田野,现在被少数以色列 人大面积地耕种着,以色列人的聚居点连成一串,保卫着这些高地或更远的地区。 毫不奇怪,他们是用仇恨的眼光来怒视那些撵走他们的人。”①在加沙,瓦齐尔家 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几位婶婶,跟一位叔叔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情况 逐渐明朗,巴勒斯坦人在近期内无法返回家园,因而瓦齐尔一家搬进了他们自己租 用的住房,阿布·杰哈德说:“这是十分简陋的住房,实际上只是一个2 米宽5 米 长的房间,我们一家14 口人全住在① 《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乔治·格·哈 拉泼出版有限公司,伦敦,1962 年)第69—70 页;巴勒斯坦研究所再版,1969 年,贝鲁特,再版丛书第2 集。 里面。它是用很粗劣的石头筑成的,屋顶是仓促搭就的。我无法向你叙述这段 困窘的日子。有一次,大风刮走了洗菜盆。另一次,屋顶被风掀掉了,屋顶上的石 头正好坠落在我母亲的头上,她被砸伤了。鲜血从她脸上直往下流。” 哈利勒·瓦齐尔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受教育。他极想继续学习。大约过了八个月 左右,由于加沙地带难民极度拥挤,他发现任何学校都没有空额。在那段时期,他 出售一些零星物品,“主要是供儿童们用的糖果和小玩具”,挣点钱帮助他的母亲。 其后,他得到机会进入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开办的小学。 由于他比阿拉法特小六岁,又不像阿拉法特对阿拉伯国家的背叛有亲身感受, 哈利勒·瓦齐尔是在它们背叛后一二年,才开始懂得对巴勒斯坦人发生了什么事和 为什么。他了解这些主要是听取了参加过1948 年或更早些时候的战斗的那些人的 介绍。到他16 岁生日时,瓦齐尔沿着与阿拉法特极其相似的路线在思索。“在大 灾难以后,在我们等待着能够返回我们国家的日子里,我们深信,那些曾经背叛我 们的阿拉伯政权将会由新的领导人来取代,他们会使阿拉伯军队强大起来。他们会 真正投入战斗。”那时,叙利亚已经发生了四次军事政变。 “以后纳赛尔和尼格比上台了。”阿布·杰哈德说。“在加沙及每一个地方, 巴勒斯坦人都十分欢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确信,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 的变化,将会为我们重返家园开辟道路。我们把纳赛尔看成新的萨拉丁。” 阿布·杰哈德、阿拉法特、哈拉德·哈桑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斗争中的这一 时刻,都持有并重视这一看法。在1948 年阿拉伯军队被击败后的政治大变动期间, 巴勒斯坦老的和新的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裹足不前。在每一个他们只是希望暂时避 难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都很快就投身于政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保 守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们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复兴党人;他们甚至成为共产主 义者。简言之,只要他们能对阿拉伯政局变化发挥影响和作用,他们可以变为任何 一种政治信徒。他们的目的是要劝说新出现的阿拉伯政权,把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 当成所有阿拉伯人优先考虑的首要问题。说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过去和现在是最大 的机会主义者,说的是表面现象。但是,机会主义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斗争手段 的名称。 据传说,阿拉法特有一次曾经讲过,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就像是唯一 的男性访问者在一个不祥之夜进入妓院去办公事。他的评论是针对他的阿拉伯领导 人同事们讲的,意指巴解组织主席必须去勒索或者必定被勒索。 阿布·杰哈德接着说:“纳赛尔开始掌权。我们耐心等待。我们等着,等着, 但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我们年轻,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在政治 上是天真的。因而,我们不懂得纳赛尔及其他新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做任 何一点事情以帮助我们返回我们的家园。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是被以色列和支持以 色列的大国吓坏了。我们只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哈利勒·瓦齐尔在加沙亲眼所见的事情,有助于使他相信,开罗新政权的真正 意图是要加紧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阻止他们自己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你想了解事实真相,”阿布·杰哈德说,“请看,在加沙的各个难民营 就是监狱。在约旦,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黎巴嫩,在所有这些地方的难民营的 情况,也都一样。我们在难民营的人民,是完全被隔绝的,他们不允许我们有任何 行动自由。他们不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言论和撰写文章。他们不准建立组织 和游行示威。我们试图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则被作为间谍来对待。我可以给你讲成百 上千个关于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如何恐吓和虐待我们的人民,以便在我们当中发展 他们的间谍的故事。” 埃及人在加沙反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特别有一项对愤怒的瓦齐 尔是火上加油:“许多巴勒斯坦难民有这样一个习惯,尤其是在周末,他们偷偷越 过边界去看望他们在以色列那边的家、他们的田园、他们的土地。 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远远地眺望——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多么痛 苦。在那些犹太人尚未移来定居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有时悄悄地回到他们家中,看 看是否一切完好。有时在深夜,他们从自己的园地里采回一些水果和蔬菜。我记得 有一个人把自己井上水泵的电动机带回来了。这是在加沙,也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 难民的习惯做法。但是,当以色列由于少数巴勒斯坦战士的行动而开始惩罚埃及和 约旦时,埃及当局,还有约旦当局竟然说,不论以任何理由越过边界到以色列都是 严重的罪行。这样就出现了成百上千巴勒斯坦难民,仅仅因为他们跨越边界去看望 一下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土地,就被埃及和约旦当局监禁五年、七年、甚至十年。” 阿布·杰哈德说到的战士,是一小部分参加过1948 年的战斗并设法保留了自 己武器的巴勒斯坦人。阿布·杰哈德评述道:“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解除 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这些少数战士进行着相当于私自而且常常是单枪匹马 的战斗。他们的努力是哀婉动人的。但是,当这类情况以后不断出现时,这些微不 足道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就给了以色列领导人以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他们借此 发动大规模的反对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报复性进攻,巴勒斯坦人正好也在这些国家。 这种报复性进攻,经常同一般的挑衅完全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从一开始就是 单纯为了向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显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第一个这类严重警告是 1953 年10 月14 日由一名以色列年轻的官员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发出的。他的 名字叫阿里埃尔·沙龙。那一天,他同他的101 特别部队袭击了约旦的基比亚村。 这次进攻是对以色列一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遭杀害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是被 一名巴勒斯坦人扔出的或埋下的一颗手榴弹炸死的。作为报复,沙龙和他的部队用 炸药炸毁了几十所阿拉伯民房和建筑物,屠杀了66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绝大多 数人的身上被子弹打得布满窟窿,而且可以证实,在被杀害人当中,有些是被强迫 呆在家里,他们则在其四周进行爆炸。在基比亚村,死亡的比例是22∶1 ,阿拉伯 人每打死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打死22 个阿拉伯人。在以后年月里,根据我自己 的粗略估算,死亡比例大概超过100 ∶1 ,有利的当然是以色列。 以色列领导人采用报复性的战略和政策,并且告诉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在遭 到毁灭的危险中,以色列是受威胁的一方。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不亚于哈拉 德·哈桑所说的在阿拉伯政权中形成的失败和防御的心理。 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阿拉伯领导人确实因此而感到惊慌,并且正如阿布·杰 哈德所描述的,采取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和抑制措施。 事态进程证明,以色列人远比巴勒斯坦人更懂得阿拉伯领导人的心理。 当以色列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报复性进攻正在吓坏阿拉伯领导人时,巴勒斯坦领 导人,特别是阿布·杰哈德和阿拉法特却正在制订他们的战略,完全错误地相信他 们可以迫使阿拉伯领导人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决定他们命运的战争。 这是瓦齐尔观察了在加沙所发生的事情后,头脑中正在自然形成的想法。 瓦齐尔的具体想法,也是在阿拉法特心中早已定型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巴勒斯 坦人可以用挑起以色列人越来越大的报复行动,来扭转与以色列抗衡的局势。以色 列越被激起向阿拉伯国家进攻,阿拉伯国家就越需要武装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尊 严,阿拉伯国家必须去进行战斗,这一天总会到来。这时以色列肯定会被击败。这 就是理论。为了把它付诸实践,巴勒斯坦人需要建立突击队组织,他们能够在以色 列发动一场持久的、协调的破坏活动,以激起越来越大的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哈利勒·瓦齐尔深信这是他们前进的道路,因此在1953 年,当他18 岁时, 他决定带头在加沙建立他自己的突击队组织。“我曾秘密接受军事训练,” 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受训的,谁是教官。然而,从他和阿拉法特跟我 谈及的早年的情况看,显然,他是经由一位埃及军队中的少校,穆斯林兄弟会的秘 密成员的培训而成为突击队组织的领袖的。这位少校在开罗同阿拉法特建立了很好 的关系。他很有可能就是在1948 年陪同阿拉法特和哈米德·阿市·西塔从开罗去 加沙的同一位少校。阿拉法特告诉我,在1954 年以前他本人没有见过瓦齐尔。阿 布·杰哈德说,他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是在1955年。当我对这两个不一致的讲法向 阿拉法特提出询问时,他断然说,“不,不,不。阿布·杰哈德错了。那肯定是在 1954 年。”在这件事情上,或者是阿布·杰哈德的记忆使他失望,或者是他在施 放烟幕。也许是他对自己早期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仍然敏感。也有可能是,哈利 勒·瓦齐尔的名字列入阿拉法特保有的1953 年秘密受训的名单之中,瓦齐尔从那 时起就表示他准备组织一个突击队小组。 当他自己的训练完成时,瓦齐尔就开始为他的小组征募志愿人员。“首先遇到 的问题是,要确信他们是清白的。”阿布·杰哈德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埃及的各种情报机构的间谍或代理人。”我评论说。 “是的,”阿布·杰哈德回答道,“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因为埃及当局不允许巴勒斯坦人参加任何形式的准军事活动,瓦齐尔的训练活 动就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在埃及统治下的加沙,我不得不采取跟我的父辈在英 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采取同样的策略。我必须佯装是在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为了 使我的年青战士能够适应,我经常让他们从加沙跑步到狄艾尔·巴拉赫,约有10— 15 英里距离。我们在天亮前离开,一直到天黑方返回。真正的秘密训练是在加沙 附近的丛林中埋设地雷和引爆。”阿布·杰哈德所讲的丛林,大多数是稠密的棕榈 树群。“在我们进行了很好准备时,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秘密行动。我们把地雷埋 设在以色列油车使用的公路和小道上。” 在1953 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54 年的最初几周,瓦齐尔得到了地雷和炸药的 足够供应。那位少校和他的同事们从埃及军队的仓库里偷出这些东西来供应他们, 但是到1954 年初,由于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危机日益加剧,这条供应渠 道趋于干涸。当时作为内政部长的纳赛尔陷入同尼格比总统争夺权力的斗争。尼格 比曾被看作是纳赛尔的傀儡。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在政府里有更多一些发言权。部分 地是为了他自己生存的原因,尼格比在大力推进兄弟会的这一要求。纳赛尔以一个 小小的事件为借口,解散了兄弟会,把它的许多领导人投入监狱。 这位少校是向瓦齐尔供应地雷的关键人物,不知为什么成了纳赛尔同兄弟会及 尼格比第一轮摊牌中的一名受害者。这次摊牌纳赛尔曾濒临失败。这位少校可能被 发现是兄弟会成员,并且遭到逮捕。另一种可能是他被转移到远离加沙的埃及军队 某部。第三种可能是这位少校决定保持一种非常不令人注目的形象。不论是那种情 况,瓦齐尔再次陷入了某种失望的境地。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相当战斗力的破坏小 组,但是,现在他没有地雷。 没有一个年轻人会在追求理想中一遇障碍就迟疑不前,瓦齐尔决定自己试制地 雷。他需要一个某种形状的金属盒子。这意味着他需要有铁匠的帮助。 谁是可信任的铁匠呢?因为依靠当地人去做这种事是太危险了。瓦齐尔便来到 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在那儿他找到一位铁匠,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一只金属盒子。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瓦齐尔把甘油炸药放进他的金属盒子里,并且安装了引爆装置。 然后他把金属盒子埋入边界一个地方的沙土里。按照他的计算,这里正好是一支以 色列巡逻队在以后几天中途经的地方。也许他有一个应急计划,可以把以色列人引 到这里来。随后来了一个名叫阿卜德尔的人,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骑在骆驼 上。忽然骆驼的一只脚触到了金属盒子,它疼得放声大叫。骆驼的腿脚跛了。阿卜 德尔咒骂起来。当他从沙土里用力挖出这冒犯他的金属盒子时,他带着它去到加沙 的警察局。他们把它送给埃及军事情报机构的同事,他们中的两人被委派去侦察是 哪个铁匠制作了这个盒子。 这两名情报人员在加沙进行调查。他们接到指示,如果需要,他们应查访加沙 地区的每一个铁匠。他们进展得不快,但工作很有条理。终于他们在拉法找到了制 作这金属盒的铁匠。这可怜的铁匠确实不知道这位顾客的姓名。当这两名情报人员 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时,铁匠的儿子开口了。“我知道他是谁,”他说,“他是 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瓦齐尔。哈利勒·瓦齐尔。” 约一小时后,瓦齐尔被逮捕,被投进了监狱。埃及人剃光了他的头发,告诉他 将长期被囚禁。瓦齐尔要求准许他以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参加考试。他的看守大笑, 并对他说,他们保证,他将不会再回学校学习。 当瓦齐尔被捕的消息传到正在开罗的阿拉法特那儿时,他很焦虑,但并不感到 惊讶。他很谨慎地在上层人士中进行活动来援救瓦齐尔。显然,他成功了。瓦齐尔 被捕一个月之后获得了自由。几星期后,当瓦齐尔尽最大努力来说服埃及军事情报 机构不再对他密切注意时,阿拉法特秘密来到加沙会见他。 我并不详细了解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在他们也许是第一次会见中讨论些什么,但 是,以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们取得了战略上的一致,即挑动以色列对阿拉伯前线 国家发起更大的更经常的报复性攻击。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来写他们的结论时,他们 大概会说,以色列领导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允许两位年轻的 巴勒斯坦人,亚四尔·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来指挥这一地区事件的进程。如 果以色列没有采取以最大的兵力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的政策,很有可能阿拉 法特和瓦齐尔无法推进他们的事业。 在那时,供以色列选择的是承认这一事实,即纳赛尔和其他有关的阿拉伯领导 人都无意和以色列在军事上对抗。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之点是,瓦齐尔的突击队的行动应 该更有实效。这是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要对付纳赛尔反对穆斯林 兄弟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直至最近,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瓦齐尔赖以进行行动 的地雷和炸药的主要供应者。这一来源正在急剧减少或音甚至完全枯竭,仅此一点, 就需要他们更加精心地选择在以色列的目标。 要使这一行动后果能够保证激起以色列更大、更频繁的报复性攻击,那么,瓦 齐尔必须袭击对犹太国更为致命的目标,而不是军事巡逻车。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 共同制定的新的战略中,一个明显的优先考虑的对象是水源。这是以色列的新移民 点的命根子,破坏水源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连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在当时也未必 想象得到。 当时的开罗,各种事态正发展到它们各自的高潮。纳赛尔为了向尼格比施加压 力,使他从总统的宝座上下来,他在4 月第二次任命自己为总理。5 月,他下令停 止在苏伊士运河区对英国军队的袭击,以吸引伦敦方面进入谈判。那时正当阿拉法 特失去了在福阿德第一大学的军事训练营地和各种设备。10 月,纳赛尔批准了一 个新的英国—埃及条约。纳赛尔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有英国军队将于1956 年6 月18 日前从埃及撤走。而英国人则得到了他们说的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运 河区的基地将由英埃两国民用技术人员共管7 年。纳赛尔在私下表示,如果英国的 技术人员是军人,他也不介意,只要他们穿便服,行为跟老百姓一样就行。但是, 纳赛尔最大的让步是,他同意了英国的要求,如果在这7 年内,埃及或其他任何一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受到一个外来国家的攻击——不包括以色列,英国军队可 以重返埃及协助击退侵略。纳赛尔的希望是,他的和解姿态将会使西方相信他要使 埃及成为西方的朋友和同盟者。当时,纳赛尔也希望西方,特别是美国,将成为他 的武器供应者。他经常私下向伦敦和华盛顿保证,他无意与以色列在军事上对抗。 不出预料,穆斯林兄弟会把纳赛尔同英国签订的协定看成是把埃及出卖给帝国 权势的行为。10 月26 日,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试图暗杀纳赛尔。 随即有数百人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兄弟会的成员,在杀害纳赛尔计划中有共 谋关系。在这些人当中,就有亚西尔·阿拉法特。他的一些年青朋友也得到了恶报。 阿拉法特本人不是兄弟会的成员,但他确曾利用过它;而且在加沙他曾利用兄弟会 唤起人们对同以色列相对抗的关心和热情,这是违反纳赛尔的意愿和政策的。 阿拉法特被他的阿拉伯兄弟关进牢狱并横遭拷打,这是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 一次。“他们把我关在监狱好几个星期,”阿拉法特告诉我。“我说,我不是穆斯 林兄弟会的成员,我不是。在那些拷打我的人中,有些人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但是, 他们是想要得到一些别的东西。他们要我提供我所知道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情况 ——他们的姓名,我和他们联系的地点,等等。 但是,他们无法使我屈服。” 这一天终于来到,当时阿拉法特转而占了拷问者的上风。“我对他们说,‘请 注意,如果你们真想了解实情,如果你们真想证实我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那 么,请你们去找阿卜德尔·哈基姆·阿梅尔问一问,去找侯赛因·凯末尔问一问。 ’”阿拉法特谈话中提到的都是纳赛尔最亲密的同事的名字,他们都是他的朋友和 熟人,他们会为他担保。 “最后,”阿拉法特说,“那是凯末尔·侯赛因,他亲自来到监狱释放我。” 就是这同一位凯末尔·侯赛因,曾经帮助纳赛尔制定政变计划。 阿拉法特并不知道,当他刚刚尝到自由的滋味时,埃及情报机构的一些高级官 员已在发誓要对他报复。他们对没有准许他们搞垮必要时甚至杀死阿拉法特而发怒 和抱怨,他们感到受骗了。他们仍然坚持阿拉法特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此后, 他们又荒谬地断言总有一天他会企图谋害纳赛尔,而这正是在1967 年战争中阿拉 伯人蒙受耻辱以及终于出现战争这一事实的一个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原因。 在阿拉法特被释放时,穆斯林兄弟会的许多领导人被绞死了,纳赛尔当时已成 为埃及总统。事态的发展迫使纳赛尔迅速走上了他不愿意走的道路——同以色列对 抗并依靠苏联作为他的武器供应者。作了许多事以影响这些事态发展的人是哈利勒· 瓦齐尔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二人在这方面并未得到以色列任何帮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