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黑暗中的烛光 阿拉法特在到达科威特的几周之内,再次带头迈出新的步伐,并希望其他人随 之一道前进。九、十月间,他建立了可以被称为法塔赫的第一个地下秘密小组。它 有五名成员,其中有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 瓦齐尔在沙特阿拉伯只生活了三个月时间。他不加修饰地告诉我,有“许多理 由”使他离开了那个国家。沙特人大概十分怀疑他的地下活动,要求他离开。瓦齐 尔直接去开罗,他想在那儿跟阿拉法特讨论他的下一步行动。到达开罗后,瓦齐尔 对阿拉法特被迫到科威特避难,感到震惊和困惑。这不是好兆头。他们两人曾互相 秘密商定,设想建立一个地下基层组织网,在此基础上很快组成他们的独立的组织, 他们是这么期望的。可是现在,他们从一个阿拉伯国家被赶到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哈拉德·哈桑说:“假如科威特的当权者们不给我们进行组织的自由,也许就没有 巴勒斯坦的复兴。” 瓦齐尔毫不迟延地离开开罗去科威特。但是他的行动极为谨慎。他估计到他可 能被埃及情报人员跟踪,因为他们急于要增添他们的关于阿拉法特和他活动的档案 材料。科威特在1961 年6 月前还是英国的保护国。瓦齐尔在到达科威特时,竭尽 全力避免引起英国安全机构对他的注意和兴趣。出于谨慎,差不多在一个月后他才 作出决定,这时他已“足够清白”可以冒险去会见阿拉法特了。 当他们在8 月或9 月相会时,瓦齐尔显然难以判断,他们两人中谁受的折磨最 重。乌姆·杰哈德后来告诉我,事实上是她丈夫比阿拉法特更容易激动;不同于阿 拉法特,他拼命“把他的感情隐藏在自己心中”。她说:“可是这种自我控制对他 十分危险。有时候他在家里激动得都快崩溃了,我以为他心脏病发作。但不是。这 就是他克制自己感情付出的代价。” 受挫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在阿拉伯世界敌对的环境中试图组织一个地下运动遇 到困难。他们的真正恐惧是时间不饶人。阿布·杰哈德说:“我们,阿拉法特和我, 认为只有依靠军事行动,我们才能确定巴勒斯坦人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向阿 拉伯国家和世界证实,我们巴勒斯坦人依然存在,我们的问题不能被掩盖起来。我 同意你的看法,那时我们还年青,对许多事情太天真??可是,我们懂得,在大国世 界里枪声比语言更响亮。你可以说,我们决定我们必须采用同那些想使我们消失的 人采用的同一种语言。” 当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于1957 年8 月或9 月间在科威特进行商讨时,他们知道, 对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有着强有力的反对论点。他们也清楚,有充分的理 由要求付出时间建立他们的组织,并筹集款项装备它,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来训练他 们的战士。可是,他们最担忧的是时间因素。不采取一些军事行动来证明巴勒斯坦 人并没有放弃斗争,这样拖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使人以为巴勒斯坦人的斗志已经 彻底瓦解。 阿布·杰哈德继续说:“我们,阿拉法特和我,决定现在已是停止讨论、开始 行动的时刻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经不起关于如何解放的哲理的奢侈的讨论。我 可以说,有两点坚定信念在指引着我们。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依靠自己,这已无需 加以证实。我们已等待了很久,希望阿拉伯人帮助我们重返祖国。可是,他们使我 们失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被世界上发生的革命所激励。阿尔及利亚革命 就像一把强烈的希望之火,在我们面前燃烧。 当1954 年阿尔及利亚开始他们的革命时,他们只有几百阿拉伯人,反抗20000 法国军队和装备精良并富有战斗经验的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向我们证实,一个民 族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并在战斗中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这就是瓦齐尔和阿拉法特在他们建立第一个法塔赫秘密小组时的想法。 这个小组的其他三名成员是:卡里姆·阿德尔,他现在是科威特的数学督察员 ;优素福·阿米拉,他现在在科威特拥有一家超级市场;还有一名叫谢迪德。 “当时我们对正在创建的组织的名称并不太关心,”阿布·杰哈德说,“以后, 对这个组织应叫什么名字曾进行了许多讨论,一个时候名单上提出了二十个名字。 从开始直到以后,我们选择了法塔赫这个名字,当时非常需要绝对保密。我们必须保 护自己,防止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破坏。我们知道,他们将企图在我们内部安插他 们的代理人。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组织。”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设想,第一个法塔赫小组将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方迅 速发展起来的同类小组的核心。每一个新建的小组有责任筹集款项购买武器。在短 期内,这些小组的领导人进行聚会,组成新组织的领导机构。 这就是理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开始感到,他们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 日子临近了。但是他们的乐观缺少依据。经过漫长的7 年,法塔赫才从地下出现。 部分的原因看来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任问题。在巴勒斯 坦散居在外的总人口中,对多数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来说,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自 己进行武装斗争来解放他们家园这种主张是荒谬可笑的。事实上,阿拉法特和瓦齐 尔也并没有如他们为实现其主张而不得不装出来的那种野心。正如阿布·杰哈德所 说,他们的主要想法是,军事行动对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是必需的。此外,他们 的实际意图是使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下去,挑起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而 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深信阿拉伯人必将赢得胜利。这是在1957 年以及下一个十年 内他们所设想的最终目标——直至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失败,他们是应该取胜的,如 果他们的战略正确。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能说他们把独立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看作 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说他们真正的战略是把阿拉伯人推向一 场他们的政权所不希望的战争。因而,多数巴勒斯坦积极分子作出的结论认为,阿 拉法特和瓦齐尔真正主张巴勒斯坦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放他们的家园。 因此产生了信任问题。 但是,在法塔赫处于地下年代,为什么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发现他们只是代表了 少数人的观点,这里还有另一个有关的原因。多数巴勒斯坦人——群众以及许多成 为领袖的巴勒斯坦人,满足于把解放巴勒斯坦的任务交给纳赛尔和革命的阿拉伯政 权。跟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一样,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失去了家 园是由于旧制度下的阿拉伯政权软弱和腐败。多数巴勒斯坦人看到,旧制度下的政 权已腐败到变成了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傀儡,而正是这些大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建 立了犹太国。当纳赛尔掌权时,特别是在他1956 年取得了反对英、法的胜利后, 多数巴勒斯坦人简单地设想一切都将起变化,解放巴勒斯坦将成为赛纳尔宣称由他 领导的泛阿拉伯革命的首要任务。 在所有那些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者的人当中,在所有那些采取行动 企图迫使西方公众舆论想一想巴勒斯坦人的困苦处境的人当中,当时没有一个人比 乔治·哈巴什博士更加支持这种想法,即巴勒斯坦人应该信任新的阿拉伯政权,特 别是纳赛尔。 乔治·哈巴什,这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未来的领导人,1926 年诞生于 利达(即卢德)。人阵这个组织曾最先倡导劫持国际航线客机。哈巴什是希腊东正 教粮食商人的儿子。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医,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位出色的有才华 的学生。1953 年,哈巴什同其他人包括瓦迪·哈达德一起,创建了阿拉伯民族主 义者运动。后来成为人阵恐怖行动的策划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是坚信纳赛尔 在改变和统一阿拉伯世界事业中会取得成功的阿拉伯激进分子的联盟。它立誓支持 纳赛尔的努力。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从T953 年到1967 年,哈巴什确信纳赛尔 掌握了通过阿拉伯团结以实现巴勒斯坦解放的钥匙,他坚信他应利用它。 我问哈巴什,为什么在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他反对在需要时建立一个独立 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运动进行地下斗争的思想。他回答说:“如果你是在说,我 在反对巴勒斯坦人在解放他们的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么,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我反对的是,那种认为唯有巴勒斯坦人才关心反对犹太 复国主义和解放他们家园的观点。我认为,解放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必须和 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和阿拉伯大众一起工作。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协调的战略。我经常跟我的法塔赫的同事们说,他们认为阿 尔及利亚是我们跟随和效法的榜样是错误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是一场单纯的、典 型的殖民地斗争。我们的情况不一样。由于一些大国的既得利益,情况要更加复杂 得多。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人的问题,或者甚至也不是阿拉伯人 反对以色列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美国的卷入、苏联的卷入,等等。这就是我为 什么在那时坚持要同纳赛尔和阿拉伯革命政权协作的原因。我们可以说,他们辜负 了我们的期望。因此,正如你所了解的,使我们改变了想法。” 在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哈巴什的观点无疑很容易得到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赞 同。 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建立了第一个地下秘密小组后不到24 小时,他们被完全 意想不到的一些坏消息所震动。谢迪德,小组的第五个成员,宣布他将不再参加将 来的任何会议。他退出了。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他对瓦齐尔说:“我的境况是这样, 我不能继续同你们在一起。”换句话说,正如阿布·杰哈德对我说的:“他决定他 不能在我们所选择的要行进的道路上支持我们。” 谢迪德的决定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悦。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要赢得对他们 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组织这种想法的支持是多么困难,这个组织如果他们能自 主行事将尽可能以最少的延迟来发动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接踵而来的还有更坏的 消息。在随后的讨论中,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得悉,小组的另两名伙伴卡里姆和阿米 拉也有许多与谢迪德一样的疑虑。七年后,卡里姆和阿米拉跟随谢迪德走向了政治 迷途。他们离开了法塔赫,如果不作这样的选择而是反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所赞同 的路线,将引起法塔赫的分裂。但是,在1957 年他们满足于仅把他们的保留记录 在案。 在几天之内,也许是要向卡里姆和阿米拉表明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浪漫主 义者,阿拉法特和瓦齐尔重新修改了他们的计划,并针对他们认为的前进道路上的 主要障碍,准备了新的进攻战略。他们认为,主要障碍是那些巴勒斯坦人——事实 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无知,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纳赛尔和新制度下的 阿拉伯政权来解放他们的家园。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是正确的,他们深信这种无知的 存在和持续,仅仅是由于阿拉伯政权禁止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各种探讨。因而需要 的是有一份地下的巴勒斯坦出版物,一份报纸或者至少是一份定期的有实质内容的 杂志。它将力图说服它的读者,阿拉伯政权无意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战,巴勒斯坦人 必须依靠他们自己,支持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正在努力创建的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 动。 阿布·杰哈德说:“我们的看法是,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黑暗之中。我们打算 出版的杂志将是黑暗中的烛光。” 这是理论,但是在他们点燃这支蜡烛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卡里姆和阿米 拉的帮助下,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必须找到一位可信赖的、他们能以性命相托的出版 商。他们还必须组织一个地下发行网。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各个学生组织,但 是,他们还应该向那些被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严密控制的难民营渗透。最重要的是, 无论如何他们要为这一冒险事业集资。1958 年那一年,主要是进行筹备工作。 杂志的名称定为《我们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阿拉法特本人筹集了即使 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款项,才使刊物得以出版。“我给以资助,噢,那是因为 我有方便条件,”他说。在第一个法塔赫小组留下的四位成员中,实际上阿拉法特 是唯一有赚钱机会的人,科威特正在经历着一个惊人的迅猛发展时期。那儿会遇到 好运。阿拉法特一到科威特,就开始从事建筑和承包工程师职业,先在公共工程部 工作。在1957 到1964 年期间,他确实赚了一大笔钱。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 毫无疑问,如果这位未来的巴解组织领导人留在科威特当企业家,他将多次成为百 万富翁。“但是我没有兴趣为自己聚敛财富,”阿拉法特说。“我知道我必须为我 们的活动取得财源,直至建立我们的组织。” 1959 年《我们的巴勒斯坦》创刊号出版前不久,阿拉法特、瓦齐尔和他们的 同事选择了法塔赫这个名字。阿布·杰哈德说:“它是这样得来的。我们说我们是 一个运动——不是一个小组,不是一个阵线,也不是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运动呢?这是一个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样, 我们确定了我们的名称。我们是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运动——HarakatAl-TahrirAl-WataniAl-Filastini。 法塔赫——Fatah 是来自阿语全称首字母的倒写。 阿布·杰哈德的笑声不时打断他的故事。“许多社论是以法塔赫的署名写的。 有时用其全名。有时只用F.T.H.三个缩写字。每个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谁是这 位法塔赫先生?’他们正在说话!” 阿拉法特本人编辑了杂志的第一期直到可以付印。这是一本月刊。当稿件都准 备好了的时候,他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他们找到一位他们可以信赖的、住在偏僻 街道上的出版商。第一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们的稿件绰绰有余。“但并非经常 如此,”阿拉法特说。“好几次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章和图片来排满这个刊物的30 页或30 页以上的篇幅。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或阿布·杰哈德,或者我们两人, 就坐在印刷所赶写文章来补充空页。当我们缺乏思想时,我们就去拜访我们在贝鲁 特的朋友,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巴勒斯坦》这一刊物的内容是赤裸裸的宣 传性的。当它谈及未来时,它是彻底的不妥协。正确被定义为“加速以色列消失的 一切事情”。好事就是“导致侵略国的瓦解”。和平是“向狄亚代辛的屠夫和基比 亚的罪人复仇”。 但是制定政策不是做游戏。《我们的巴勒斯坦》只有两个真正目的。第一,使 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相信,如果他们认为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采用军事 或其他手段解放巴勒斯坦问题上是真诚的,他们是受骗了。第二,说服尽可能多的 巴勒斯坦人懂得,唯一的抉择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在解放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阿拉法特、瓦齐尔及其他人,他们为《我们的巴勒斯坦》撰写如何对待以色列 的文章时,没有故意采取激烈抨击的姿态。在这个刊物的专栏中,大部分怒气和蔑 视指向新制度下的阿拉伯政权,“他们封住了巴勒斯坦人的嘴,捆住了他们的手, 使他们在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抵制把他们重新组合的主张的情况下失去行动的自 由。” 对阿拉伯前线国家政权来说,《我们的巴勒斯坦》是极端的颠覆性出版物。据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谈,埃及和叙利亚情报机构奉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刊物发行。 阿布·杰哈德说:“由于许多阿拉伯情报机构的活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在埃及 和叙利亚,《我们的巴勒斯坦》遭到禁止。在约旦,有时被禁。黎巴嫩和海湾国家 允许刊物发行。我们还把刊物寄给在欧洲和美国的巴勒斯坦人。” 作为杂志的一名主要撰稿人,也是一名首席摄影师,瓦齐尔被委任组织地下发 行网。他本人的任务之一是战胜叙利亚的查禁。“我记得有一次我乘小汽车从黎巴 嫩通过正常通道进入叙利亚。我带了200 份杂志在大马士革散发。在海关检查处, 他们搜查了汽车,发现了杂志。‘这是什么?’他们问。 我非常友好并故意炫耀自己。我用惊奇的口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该感到脸红。这是《我们的巴勒斯坦》。你留下吧,如果你喜欢它,我保证当我 路过时,你可以经常免费得到一本。’当我过了海关检查处,走到看不见它的地方 之后我驱车快速驶往大马士革!” 很多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处于阿拉伯情报机构经常监视下的巴勒斯坦难民 营的人,发现阅读《我们的巴勒斯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一个名叫萨拉吉的 人,他是叙利亚的一名军事司令官,”阿布·杰哈德说。“我忘不了他。他负责他 所管辖地区难民营内的间谍工作。当难民们带有《我们的巴勒斯坦》而被抓获并送 交给他时,他就用他自己特殊的办法来折磨他们。 他穿着长筒靴踩在他们的脖子上,在他提问时就拼命不断使劲跺压。在叙利亚、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许多巴勒斯坦人由于阅读我门的杂志而横遭凌辱。他们总 是问同样的问题:‘你加入的组织叫什么名字?’‘你知道的这个组织里的姓名都 是些什么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提供任何情报。 巴勒斯坦人仅仅因为阅读《我们的巴勒斯坦》而遭虐待这一事实,对阿拉法特 和瓦齐尔来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证明阿拉伯国家及其情报机构确信,一个地 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组织已经存在。实际上尚非如此,然而如果阿拉伯国家及他们 的情报机构就是这样认识的,那么可以肯定地断言,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会得出或者 正在得出相同的结论。阿拉法特说:“正是这种力量的出现——其实,当时我们还 不拥有这种力量——使我们得以建立更多的小组,并为我们的组织开拓和奠定广泛 的基础。” “唷,”阿布·杰哈德笑了,“生活道路就是这样。要不是《我们的巴勒斯坦 》给我们带来这股力量,很可能我们也许已经完蛋了。” 作为法塔赫的新兵招募人,《我们的巴勒斯坦》是很出色的。在和阿拉法特及 已经建立了小组的其他人商量后,瓦齐尔负责协调征兵运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掩 护身份是杂志的《读者来信》执行编辑负责人。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秘密。”阿布·杰哈德说。 “在杂志的每一期中,我们都为那些要给编辑写信的人一个地址。 我们终于开始收到巴勒斯坦人从阿拉伯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许多信不是以个 人名义而是以地方小组领导人的名义写的,这些小组是政治性的小组,他们是在俱 乐部或社团名义掩护下组织起来的。当然,他们在通讯中对所使用的语言很谨慎小 心。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来暗示他们真正的目的。譬如,他们说:“从你们 的杂志中我们察觉到了一些好东西。”他们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正 在进行组织,他们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他们会说,“我们愿意跟你们讨论一 件重要事情。请派人到某某地方同我们联系。” 我们会直接派一个人去联系。当然,我们必须采取许多防范措施。在第一次会 见某个新人或小组时,双方都有疑虑。我们必须肯定他们不是阿拉伯情报机构的代 理人。他们也必须确信我们不是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或傀儡。然后,当我们确 信能够给予信任时,我们就在他们耳边悄悄地说:‘是的,你对了。我们是一个有 很多成员的大的地下组织。我们有争取解放的政治、军事纲领。我们随时准备同你 们合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小组,筹集资金,准备我们成为一个运动的这一天的到 来。’就这样,我们把涓涓小流汇合成一条大河” 不要忘了那时阿拉法特还在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瓦齐尔继续教书谋生。但是, 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就各自到不同地方去旅行,与那些正在建立新的小组的人亲自 接触。阿拉法特负责机票及其他费用。 《我们的巴勒斯坦》共出月刊40 期。到最后一期出版时,这本杂志明显地证 实了它已经成功地服务于它的宗旨——法塔赫的正式而秘密成立的准备阶段已臻完 成。但是,在1959 年初,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出版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方迈出至 关重要的一步。从那以后,他们献身于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的理想,这意味着, 他们也从事着同纳赛尔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尖锐斗争。同那些无意同以 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的杂志出版40 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都十分清楚他俩所采取的立场的含义。如果他们现在 不能为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而赢得必要的支持,作为领导人,他们将完蛋。他们将 更加接近失败,超过他们两人在最黑暗时刻所想象的。 60 年代初,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发现他们自己在军事行动问题上同他们的大 多数同事处于对立状态之前,有三次事态发展有助于巴勒斯坦舆论转向支持那些认 为巴勒斯坦人不能依靠阿拉伯政权的人。 第一次在1961 年9 月,埃及、叙利亚之间联合的解体。这两个国家于1958 年决定联合。有些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忠于纳赛尔和他的关于阿拉伯团结是巴勒斯坦 解放的先决条件的主张。对他们来说,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分裂是一个不祥之兆。 如果这两个重要国家不能团结,那么被认为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的更大、更广泛 的阿拉伯团结有可能吗?许多愿意依赖纳赛尔的巴勒斯坦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战略。 当纳赛尔谈论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时,他的意思是,只有阿拉伯 国家团结起来了,他们才会有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同西方特别是美国成功地 进行讨价还价。简言之,只有当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他们才能劝说美国迫使以色列 同巴勒斯坦人进行某些协商。纳赛尔谋求阿拉伯团结不是为了同以色列进行军事对 抗的目的。这些正是50 年代末许多巴勒斯坦人所不理解的。 第二次是纳赛尔发表了一个戏剧性声明。1962 年初,他在加沙宣称,他和阿 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虽然当时这不是公众都知道的事,纳 赛尔是在响应从华盛顿肯尼迪政府发出的秘密信号。肯尼迪,如同所有美国总统要 做的,每四年中有几个星期要听取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汇报。他们对肯尼迪作的 汇报,正如他们和他们的前任自1948 年以来向历届美国总统所谈的那样,贯穿着 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支持以色列拒绝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西,这将对美国在阿拉伯 世界的长远利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肯尼迪不仅听了他们的劝告,并且作出行动, 他决定推动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全面解决。肯尼迪知道,假如以色列愿意和巴勒斯 坦达成某些协议,有关阿拉伯国家是会同以色列讲和的。作为第一步,肯尼迪私下 压以色列至少应该允许一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当然,这样做同当时 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是一致的。以色列领导人采用他的一贯的做法,拒绝合作。肯 尼迪的第一个反应是强硬的。他告诉以色列人:不妥协就没有导弹。那时以色列正 等待一批鹰式导弹交货。 当这场特殊的意志战正在进行的时候,纳赛尔接到来自华盛顿的传话,埃及领 导人应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表明他无意同以色列作战,这样能够帮助肯尼迪和他本 人。肯尼迪完全相信纳赛尔没有兴趣与以色列打仗。他要纳赛尔发表这一声明,目 的是为了与公众取得联系。这就是纳赛尔著名的讲话的背景。他在加沙发表谈话这 一事实,同这个讲话本身几乎同样重要。纳赛尔试图以他在那儿所说的话来告诉肯 尼迪,也告诉以色列,如果埃及、美国、以色列能够达成一项妥协,满足巴勒斯坦 人最小的要求,他将准备对付任何巴勒斯坦好战行为的爆发。最后,肯尼迪就像他 的前任和后继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一样,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讹诈面前退却了。当时 这位总统正在勉为其难地支持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努力粉碎“有组织的犯罪” ——这是黑手党的委婉称呼。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不需要水晶球来告诉他,他正在 树立太多强敌,包括某些准备杀害他的人。在黑手党要枪杀他的情况下,肯尼迪需 要犹太人的支持。 第三次是法国为阿尔及利业解放运动所击败。这个解放运动就是世界知名的民 族解放阵线。法国经历了七年多的战争之后,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意志。 1962 年7 月,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本·贝拉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 事实证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十分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把阿尔及利亚武装斗 争的经验用于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是正确的,深信同一个独立的、革命的阿尔及 利亚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阿拉法特已准 备好并等待着利用这一时机。 “我开始同阿尔及利亚革命者进行接触是在50 年代初,”阿拉法特告诉我。 “事实上,我在他们1954 年开始进行长期斗争之前就同他们进行过良好的对话。 我保持者接触,他们答应在他们取得独立以后将援助我们。我从未怀疑他们必将赢 得胜利,而他们的胜利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7 月3 日,阿拉法特,这位从科威特来的建筑和承包工程师,同世界各国的要 人一起,在阿尔及利亚聚会,庆祝这个国家从法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阿拉法特利用这可能的第一次机会,以他极大的机智和魅力提醒他的主人不要 忘记诺言。“我亲爱的亚西尔兄弟,我们作出了诺言,我们将信守诺言,” 本·贝拉总统说。“不久我们将坐在一起并讨论我们如何援助你们的革命。” 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阿拉法特心情很急,他带着一个特定的援助要求 来到阿尔及利亚。他曾向他在科威特的同事发誓,如果他得不到本·贝拉的满意的 答复,就不回来。阿拉法特希望的事情是原则上同意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它的第 一个正式办事处。它将不用法塔赫这个名字。它可以称作巴勒斯坦局。当然,除了 名字以外,它是道道地地的法塔赫。 法塔赫需要在某些地方正式地公开出现,这一点无需向阿尔及利亚人多加说明。 他们清楚,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在阿拉伯中心地带就像受羁押的犯人一样。法定地 不允许他们就他们的事业谈论或写作。法定地他们不准许组织起来。他们被剥夺了 同阿拉伯世界以外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会见和公开谈话的机会。在阿尔及 尔设立一个办事处将结束法塔赫的孤立,使它的领导人得以同世界,特别是第三世 界的革命的领袖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接触,他们经常访问阿尔及利亚。 阿拉法特当时可以要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给予另一不同方式的支持——提供 训练法塔赫战士的便利,然后供应武器弹药。但是,对阿尔及尔的这次访问,阿拉 法特决定在这一时刻跨越一座桥梁。他的谨慎是由于他知道,他的援助请求使本· 贝拉处于一个困难境地。一方面,阿尔及利业领导人有充分理由支持巴勒斯坦人。 他相信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将会突出他自己的革命信誉。另一方面,这将同纳赛 尔产生一些麻烦。埃及领导人肯定反对任何有助于促进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出 现的行动。阿拉法特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本·贝拉原则同意他的要求。阿拉法 特很高兴,甚至很激动。他取得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突破。但是,也有令人十分烦 恼的忧虑。当纳赛尔得悉巴勒斯坦人将被允许在阿尔及尔向世界打开一个窗口时, 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很自然,而且十分明显,他会把巴勒斯坦局看成是对他控制和 遏制巴勒斯坦人政策的一个主要威胁。阿拉法特自己心里已经决定哈利勒·瓦齐尔 将是去阿尔及尔建立这个局并开展活动的合适人选。如果纳赛尔给他们制造麻烦, 瓦齐尔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回科威特的旅途中,出现了另一个理由使阿拉法 特想到他最信赖的同事。 几乎在阿拉法特同阿尔及利亚进行接触的同时,瓦齐尔在加沙结婚了,新娘是 可爱的英蒂莎,他年少时的情人。当他1956 年离开加沙去开罗后,他们已三年未 曾见面。此后,在1959 年夏天,英蒂莎被问及,她是否愿意会见一个人,他是地 下运动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我说,‘是的,当然愿意’,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秘密的会见场所,” 英蒂莎告诉我。“那儿有很少几个人。他们分成小组正在谈话,就像一个没有 饮料的鸡尾酒会。有几位我认识,有几位不相识。然后,我见到了哈利勒。 我们为重逢而高兴,彼此叙述着。过了一会儿,我悄俏地问他:‘谁是那位我 将要会见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哈利勒很认真并开始观察一张张面孔。我跟踪 着他的目光。然后他对我说:‘你没有看见他?’“我说,‘没有,告诉我吧。’ ① 阿拉法特告诉我的他与本·贝拉的私人谈话。 “接着他笑了。‘那就是我,哈利勒·瓦齐尔,那就是你要会见的人!’“当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准备继续做我们的秘密工作?’ “我回答他:‘是的,当然啰。你了解我,了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为你们在过 去所做的一切。我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他很高兴,但是他变得十分严肃。 他说:‘英蒂莎,我们不再是玩游戏。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长期斗争。这将是非常 危险的。阿拉伯政权将力图消灭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遭受拷打和杀害。当我们 开始行动时,整个世界会反对我们。’“我说,‘是的,我懂得。’“然后他把我 的手放在他的手中。他非常温文尔雅。‘英蒂莎,如果你已准备好,我要你为我做 两件事。我希望你照管我的秘密工作。请你为我打印秘密文件并妥加保管。这是第 一件事。’“我说,‘我已准备好。第二件事是什么?’“他说:‘我希望你成为 我的妻子。’“我不需要考虑。‘为此我也准备好了,’我说。我吻了他。” 当时瓦齐尔还在执教谋生,只有假期他才有空出去旅行和地下小组接触。这些 小组是由遍布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 从1959 年夏天开始,英蒂莎跟他一起旅行。在公开场合,她是他敬慕的未婚 妻。实际上,她是他的助手和所有机密的保管人。到他们结婚时,她对地下组织网 ——名称、人员和密码——跟瓦齐尔知道得一样多。如果瓦齐尔一旦被捕或被杀害, 她将能够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对情人原打算在1960 年夏天结婚。由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其他一些同 事们的压力,他们改变了计划。当时,除阿拉法特外,正在作为法塔赫领导人出现 的多数都已结婚。希望瓦齐尔推迟他的婚期,是在这样基础上提出的,婚后生活的 责任和欢乐将会占去他太多宝贵的时间。简言之,事业将受损害。出于他的好脾气, 瓦齐尔决定他的同事们得分。到1962 年,英蒂莎大概对这些闲话已感到极其厌倦, 说什么她更像瓦齐尔夫人,而不是未婚妻。 瓦齐尔和英蒂莎在加沙结婚以后,出发进行一次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旅行。“我 们作了一次伟大的旅行,”她笑着告诉我,“但这不是我要称之的蜜月。我们从一 个秘密会议到另一个秘密会议。 上午会议。下午会议。晚上会议。我们多半是在汽车和飞机上睡觉。” 工作蜜月在1962 年9 月8 日结束。那天清晨阿拉法特从他的办公室驱车经过 一段不长的距离来到科威特机场。瓦齐尔已经用信号通知他将带着他的“秘密武器” 到达。 回想起她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时,英蒂莎说:“他在机场迎接我,就像我是一 位来访的国家元首。我们拥抱后,他提着我们的行李上车。然后他护送我们到我们 的表哥家中。” 我问英蒂莎关于她对这位巴解组织未来主席的最初的第一个印象。带着对这位 男子明显的喜爱之情,她回答说:“他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慈样。非常热情。 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多情。” 阿拉法特对他的两位朋友所享有的爱情和欢乐的反应,也许很好地促使他思考 婚姻的前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热恋并订了婚。后来,在他作山他的牺牲 以后,阿拉法特多少有些把瓦齐尔—杰哈德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对哈利勒和英蒂莎 来说,他亲密得就像是最敬爱的兄长。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他是第二父亲。和杰哈 德的这种特殊关系,帮助阿拉法特填补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空白。 当1962 年即将结束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理由感到满意。在巴勒斯坦方面, 无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许是大多数,依然对纳赛尔和所谓的革命的 阿拉伯政权寄予信任。纳赛尔声明他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被意味着他没有即时 的计划。所以,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不能自称他们已经扭转了这一潮流。但是,《 我们的巴勒斯坦》已经发出光和热。作为它的后果,到1962 年底,已有日益增多 的受其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深信,阿拉伯政权是不能依赖的。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阿 拉法特和瓦齐尔有足够理由对他们1959 年以来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还创建 了地下基层组织网。它处于良好状态。可以说,法塔赫的机体业已形成,正等待着 注入新的生命。 在科威特,1963 年的第一项议事日程是讨论建立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 即将开始的不是很多权力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政策的意志战。阿拉法特很快将发现, 自己和那些敢于说出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们处于对立地位。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