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现实的曙光 阿拉法特从本应成为他的坟墓之地升起,比他在卡拉玛战斗以前要更加强有力。 主要是他掌握法塔赫更有把握。哈尼·哈桑说:“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我们继续说 我们是一个集体领导。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是这样的。 但是,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我们称之为历史性领导人的所有创始人都承认没有 任何事情能够阻止阿拉法特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没有人在领导问题上能向阿拉法特提出挑 战并期望赢得胜利。”我说。他笑了。“是的,”他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真 正意思。” 哈拉德通情达理地俯首认可阿拉法特作为集体领导中首屈一指人物,其权力迅 速上升的不可避免性。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部分是因为他开始 认识到,他对“突然袭击心理”的憎恶和对民主的信奉已经使得他看错了阿拉法特 的性格和人品。阿拉法特在卡拉玛的决一死战是一个戏剧性的证明,表明阿拉法特 是一个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如果阿拉法特是一个哈拉德个人忧惧的那种渴望揽权的 独裁者,那他就不会准备自己作出牺牲。 哈拉德是在反对阿拉法特的绝大多数法塔赫领导人中第一个发觉阿拉法特事实 上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正是他能够采取一切办法激励巴勒斯坦人去进行斗争——如 果需要,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即使独自一人也要去斗争。 对阿拉法特实际政治权力的第一次转移,是在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之 间的一次会谈之后。这次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决定需要及时任命一位正式代言人之 后,在科威特哈拉德的住所举行。“你们必须记住,我们仍然是一个秘密组织,” 哈拉德说,“我们的面孔和我们的真实姓名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 选择是在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之间。最后的决定留给了哈拉德和阿布·伊 亚德,这两个人在“六天战争”后曾经对阿拉法特大加挡道。哈拉德告诉我,他不 表示个人对一个或另一个的偏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阿布·伊亚德发表一项声明, 宣称为人们所知的领导人阿布·阿玛尔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将是法塔赫的正 式代言人。 阿拉法特从电台新闻公报中得知了他的任命。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他此时的感受, 但是我想象得出他感到宽慰,因为他同哈拉德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的多数同事之 间的对抗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把这项任职赋予阿布·杰哈德,而这本是容易做到的,那么成为今天的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就可能是他,而不是阿拉法特。 法塔赫在卡拉玛战斗中取得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在庆祝这次战斗胜利结束以前, 就已瓜熟蒂落。阿布·杰哈德说,“战斗结束后的那天和以后的三天,从早晨7 点 到晚上9 点,我在萨勒特一直坐在一棵树下。我只带着我的笔记本和一些铅笔。我 的工作是记下几千名前来参加法塔赫的志愿者的姓名和地址。在那三天里我们接收 了近5000 人。”在以后大约18 个月的过程中,又有2.5 万名志愿者参加法塔赫 去战斗。 对于尚无经验和相当非正规化的法塔赫的反情报机构来说,新成员的剧增是太 多了。阿布·伊亚德说:“在卡拉玛战斗之后,以色列人向我们抛出了数百名特务、 间谍,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他们在西岸和加沙主要用胁迫和讹诈手段吸收来的。以色 列人利用我们的男人、我们的妇女,甚至我们的儿童。 我谈过话的最年轻的一个只有11 岁。无疑,一些混在我们当中的特务和间谍 确实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使以色列的空军能够非常准确地向我们基地进行袭击。 但是,我们也终于知道,我们的一些人是被迫当卖国贼的。” 我问阿布·伊亚德,他是怎么会知道的。他回答说:“非常简单。他们跑来告 诉我们。他们说,例如,他们被带到这样那样的地方,并被教以如何使用隐形墨水 来制做他们的秘密情报。但是,作为以色列阴谋和胁迫活动的结果,我们也有我们 可利用的机会。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些人继续为以色列人做间谍,但是只提供我们准 备好的情报。这佯,我们造就了许多双重间谍人。 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向以色列人供给假情报,而从我们的双重间谍那里获取 的一些情报则帮助我们预先知道以色列人的动向。我们也开办了一所改造和整顿学 校,处理以色列的特务和间谍问题。它是为那些已经被以色列人洗了脑子的人开办 的。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再次清洗他们的头脑,这也是一种智力的战斗。” 早有警告表明以色列各种情报人员能轻而易举地伸出触角并接触到法塔赫领导 人,这在卡拉玛战斗之后很快就提出了。当时,一个信件炸弹被送到阿布·杰哈德 的办公桌上。它是寄给阿布·杰哈德和另一位法塔赫中央委员阿布·萨布利的。乌 姆·杰哈德说:“阿布·萨布利正在要把信件拆开的关头,阿布·杰哈德大声叫喊, ‘不,不,住手!把信件给我。’他把信件稍稍打开一个口,确认了它是一枚炸弹。 他正在去出席一次同其他领导人的会谈的途中,因此,他命令把炸弹放在一棵树下。 会议之后,他们拆除了炸弹上的引信。 更多的证据表明在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中对法培赫的支持正在日益增加,这 些证据是阿布·伊亚德向我提供的。“在卡拉玛战斗的一两天之内,许多小汽车和 大卡车开始来到我们在萨勒特的新的总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巴 勒斯坦人社团赠送的毛毯、衣服和食品。有了这些赠品,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向我 们的战士包括新入伍的成员在内提供足够的食物。” 当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民加入了斗争行列,后勤的一整套服务机构随之发展 起来。这是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非暴力支持的自发表现。当巴勒斯坦学校,巴 勒斯坦诊所,巴勒斯坦医院和巴勒斯坦孤儿院纷纷建立起来时,形势有了迅猛发展。 随着这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巴勒斯坦官员。巴勒斯坦文化也得到复兴。巴勒斯坦 人民正行进在新生的道路上。 前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塔赫对埃及和约旦的立场和关系中出现戏剧性的 变化。直到1967 年阿拉伯战败为止,这两个国家的政权或多或少地同法塔赫处于 战争状态。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同以色列和那些大国一样急切地去阻挠巴勒 斯坦民族主义的觉醒。哈拉德·哈桑和法塔赫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希望同纳赛尔建 立对话的每一次尝试,都受到埃及情报首要人物的阻挠。1967 年阿拉伯的战败, 给法塔赫以再次试作努力的机会。 这次,境况较为有利,因为纳赛尔的许多政治同僚们认识到,一个失败的埃及 需要法塔赫,哈拉德解释说:“紧接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会见了埃及外交部长穆罕 默德·里亚德。我告诉他,在战争之前我们被阻止同纳赛尔接触,这是一个悲剧。 我说,我们现在就会晤他,商讨一项联合战略,这是绝对必需的。因此,我要求里 亚德说服纳赛尔会见我们的领导人。里亚德说,他将尽他最大努力去做,而且他也 非常、非常坦率地谈他自己的看法。他请求我们在新被占领土开展一些军事行动。 他说这样的行动对分散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是必要的。如果 我们不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继续斗争的思想上来,人民群众将会转而反对他们的 政权。” 里亚德没有能说服纳赛尔会见法塔赫的任何领导人。因为纳赛尔的情报首要人 物仍然在向他撒谎,纳赛尔继续确信,法培赫是他的敌人,而阿拉法特则要置他于 死地。 使通向纳赛尔的人门得以开启的人是洛特费克·胡利。他告诉我:“那时我是 一家杂志的编辑。这个杂志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喉舌。而我则刚 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在那些日子里,我像一个蠢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因为纳赛尔周 围的人不喜欢我所写的东西。 “我去见海卡尔,我恳求他说服纳赛尔会见法塔赫的领导人。海卡尔提出情报 机构的报告问题。我说:‘那些都是胡言。’我告诉他,自从巴勒斯坦局在阿尔及 尔设置之日起,我曾经结识了好几位法塔赫的领导人。我还说,如果埃及不同法塔 赫合作,我相信它会失去许多东西,我同意海卡尔的看法,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是我说我相信通过讨论分歧能够获得解决。 “长话短说,海卡尔同意要求纳赛尔会见法塔赫。在纳赛尔听过海卡尔的话后, 他说:‘但是你所说的同我们的情报人员告诉我的截然相反。’海卡尔于是提出一 个建议,他对纳赛尔说:‘如果我会见法塔赫的一些领导人,如果我确信我们情报 机构的报告是错误的,那么你将会见阿拉法特吗?’纳赛尔思考了一下,回答说, “是的,我见。’” 由于海卡尔努力的结果,纳赛尔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四人代表团之间的 会晤安排在1967 年11 月。将陪同阿拉法特出席这次会晤的有阿布·伊亚德、即 将成为巴解组织正式外交部长的阿布·卢图夫和不久将负责情报工作的阿布·霍尔。 阿拉法特是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去的,仍然佩带着他助手枪。纳赛尔的保 安人员要求他在会谈期间交出他的手枪。阿拉法特拒绝了。有理由认为,这是纳赛 尔的保安人员仅仅在恪守他们的职责,而别无他意。但是,如果说埃及的情报首要 人员早自1965 年起就已经卖力工作以阻止纳赛尔一法塔赫的会晤,那么推测埃及 情报机构的一些人正打算挑起事端以便他们取消这次会晤,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 阿拉法特拒绝交出他的武器时,纳赛尔被征询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还被劝告,无 论如何他不应同意接见一个武装了的阿拉法特。纳赛尔发话说,阿拉法特是他的客 人,他可以携带他的手枪。 几分钟后,纳赛尔对阿拉法特讲的第一句话是关于手枪的事。他说:“我的情 报人员告诉我,你坚持携带你的手枪,因为你想要杀死我。就在这个时刻,他们正 在说这样的活。” 阿拉法特这个伟大人物,卓有才能应付此时此刻的这项挑战。他从容不迫地解 开他的手枪腰带。然后,他用双手将腰带和手枪奉献给纳赛尔。“总统先生,”他 说,“你们的情报人员错了。我把我的自由战士的手枪奉献给你,以此为证。” 纳赛尔第一次笑了。他回答说:“不,你保留着它。你需要它。而且更为需要。” 洛特费克·胡利说:“在这次会谈之后,我随即同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 了交谈。他们告诉我,当纳赛尔使用‘更为’这个词时,他们知道纳赛尔打算支持 法塔赫。” 按照胡利和其他人的看法,纳赛尔被阿拉法特“吸引住了”。同时,他也对他 的情报头头们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 在同阿拉法特会谈以后,纳赛尔在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向他自己提出一个问 题。这个问题可能一直萦绕着他,直到他死。正如他后来在同已成为他朋友的那些 法塔赫领导人的私人谈话中说的那样,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情报头头们就阿拉 法特和法塔赫之事谎骗他?显而易见,他们的主要意图是阻止纳赛尔—法塔赫对话。 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纳赛尔和法塔赫领导人来说,其中含意至少是这样的,纳赛尔的高层情报人 员中的一些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或起码受其操纵,并通过中央情报局又 同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勾搭。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是企图造就一种形势,使得纳赛 尔垮台,并使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消失,在爆发“六天战争”前的最后时刻,以色列 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对他们的主要目标已毫不置疑,那就是使埃及蒙受失败,以羞辱 纳赛尔,使他除辞职外别无选择。由于法塔赫的斗争升级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机会, 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的合作显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假若他们在1965 年或 1966 年会晤,这一合作也许就会出现。实际所发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纳赛尔确实 在19G7 年6 月9 日宣布辞职,并且在第二天又加以收回。消息灵通的以色列人士 示意,一项试图实施的政变失败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以色列和美国政府未曾正式批准这项阴谋。两者的态度可能 是“干,但不要告诉我们”,美国曾经反对英国和法国在1956 年企图在以色列的 帮助下除掉纳赛尔,10 年以后美国玩弄这同样的一招,它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美 国国务院在1967 年确信,如果以色列准备给外交活动以更多一点时间,危机不用 战争就能获得解决,这一事实表明,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干的事,一 无所知,甚至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获悉。 从阿拉法特本人那儿,我仅从录音中摘录一点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他说:“以 色列人只是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法塔赫领导人提出,美国中 央情报局对侯赛因和叙利亚人暗示,1967 年实际要做的事是除掉纳赛尔。除了其 他事情之外,这件事能够释明,为什么约旦的宣传家们把纳赛尔勾画成为一个躲藏 庄联合国紧急部队裙子下面的懦夫。 甚至直到他1967 年11 月在同阿拉法特会晤时,纳赛尔才采取了措施以确保 法塔赫领导人再也不会发现他的大门是紧闭的。他告诉阿拉法特,如果官方的渠道 被堵塞,法塔赫可以依靠海卡尔,而海卡尔当着法塔赫领导人的面领受了这项旨意。 尽管纳赛尔同阿拉法特的关系具有政治联姻上的各种方便表现,它却是植根于 相互间的真正感情。正如哈尼·哈桑说过的,阿拉法特开始把纳赛尔看作一位“父 辈”。但是,直到卡拉玛战斗胜利以后,在纳赛尔和阿拉法特之间以及在埃及和法 塔赫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建立和发展。在卡拉玛战斗之后,阿拉法特为纳赛尔的一 项请求感到既惊又喜。这项请求要求法塔赫接受一个埃及陆军军官代表团,他们希 望研究和学习在卡拉玛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代表团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代表团 访问之后,紧接着向阿拉法特和其他参加过卡拉玛战斗的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到 埃及陆军军事学院讲课。 阿拉法特说,“我自己在埃及进行了一些讲课,而且我作了一些安排,让我们 战士中的许多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验,告诉人们对付以色列的侵略是可能的。这是 我们非常骄傲的时刻。” 然而,在约旦,法塔赫从卡拉玛战斗中获得的直接效果最为明显。形势在一夜 之间有了改变。约旦政府把法塔赫在约旦的存在看作是生活中的一件憾事给予承认, 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开始享有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行动自由。 阿布·杰哈德阐述道:“卡拉玛战斗为我们在安曼的自由生活打开了大门。我 们有了这新的自由,打开了更多的大门。正如你所知,我们没有护照,因为没有一 个地方承认我们是正式公民。但是,在卡拉玛战斗以后,由于人民群众对阿拉伯反 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支持,我们仅用我们的法塔赫身份证就能自由旅行。因此,我们 不用护照,就可以从约旦去伊拉克,从约旦去叙利亚和黎巴嫩,从约旦去埃及,从 约旦去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从约旦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等。我们超越地域, 自由移动。这意味着我们得以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 破。 在卡拉玛战斗之后,由于人民群众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广泛支持,法 塔赫作为一个不能没有的邪恶不得不被容忍下来。即使是那些在侯赛因周围的人也 至少暂时加以承认。这些人是以他们的反巴勒斯坦情绪和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调子 跳舞的意愿而著称的。(从来没有一个亲西方阿拉伯领导人在他们的部长和高级顾 问们中没有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由于没有进行策略活动的安全余地,侯赛因决定听任事态自然发展。在他静观 将要发生的情况时,他抱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是,他能与阿拉法特就法塔赫军 事活动的规模和导向达成一些谅解。目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阿拉法特会利用 他新的力量和新的行动自由更猛烈地打击以色列。是从约旦出击。接着以色列将逐 步升级它的报复行动。侯赛因知道,他无力阻止这些事件发展。但是,如果他能同 阿拉法特达成一项谅解,至少存在这种可能,即他们能在他们之间阻止事态完全滑 向失去控制。 侯赛因的第二个希望是,他和纳赛尔能以某种方式说服美国使用它的影响去迫 使以色列从它在“六天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按照侯赛因当时看法, 说服美国去做这件正当的事理应是可能的,因为美国同其他国际社会一起承担了执 行联合国242 号决议的义务,这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 一个实际问题是,对242 号决议的解释没有形成定论。原始的草案曾经要求以 色列军事力量从它在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出。但是,以色列人曾说过, 如果“全部”这个词出现在最后的文本里,他们不会接受242 号决议作为实现和平 的方案。由于在这项决议中最初的论点强调“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不可承认性”, 那么那些以国际社会名义负责起草242 号决议的人应该正告以色列人“全部”这个 词正保留在最后的文本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因此能以貌似公正的理 由自称,它不必从所有的被占领土上撤退,以色列撤出的任何范围都有待于谈判, 以色列只要说一声“我们不同意从这里撤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任何和平步 骤。 侯赛因、纳赛尔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可望取得的出路是,世界各国政 府愿意承认242 号决议的精神,要求以色列基本上全部撤出以换取和平。侯赛因希 望,他和纳赛尔能够说服美国迫使以色列遵守242 号决议精神,其结果,正如阿拉 法特很快从纳赛尔那里获悉的,约旦和埃及愿同以色列媾和。在侯赛因和纳赛尔之 间的唯一分歧是,能为巴勒斯坦人做些什么,如果有所可为的话。 侯赛因仍然默默地充满自信,242 号决议可能提出的和平会约他和其他阿拉伯 前线国家以机会,去扑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火。这位国王肯定,约旦河西岸的巴 勒斯坦人当中多数人,会高兴地看见以色列占领的终结,并且会因而欢迎可能成为 现实的和平。另外,侯赛因能够允诺修改宪法,这会给他的巴勒斯坦臣民在管理他 们的自己的事务中有一个较大的发言权。或许,这是一项自治的办法。但是,当然 要在约旦的旗帜下。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也许希望继续战斗,但是如果他们这 样做,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按照他们的和约的义务将被要求解除他 们的武装,如有必要,摧毁他们。 至于纳赛尔,他不怀疑这一事实,同以色列的正式和约会要求阿拉伯前线国家 领导人去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去压垮那些仍然坚持继续武装斗争权利的巴勒斯坦 人。出于同以色列媾和的原因,纳赛尔本人准备使用所有必要的措施,来消灭巴勒 斯坦人的好战精神,但是,如果它要和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最后摊牌,纳赛尔 不相信这些政权会赢得一场轻易的或迅速的胜利——像侯赛因似乎正在设想的那样。 巴勒斯坦人在卡拉玛的战斗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政权最终会获胜,并 且他们会因此保证同以色列媾和。 但是,这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和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现在纳赛尔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他自己的估量。他无需别人使他确信,这位 法塔赫领导人真是一位掌握命运之人,他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不会 停止战斗,直到他们为他们的人民至少获得某种程度的公正对待,纳赛尔越想就越 信,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的媾和不会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火得到遏制。如果阿拉 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再次被赶入地下,他们会同每一个持不 同政见者和不满分子、每一个激进的和革命的团体,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各种原教 旨主义者,建立起一个联盟。这就是纳赛尔处在法塔赫地位时所要做的事。两次被 出卖的巴勒斯坦人会成为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动力。已经同犹太国媾和的阿拉伯政权 会被撇在一边,阿拉伯世界要进入一个新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黑暗年代。这就是 阿拉伯国家为实现媾和而完全无视巴勒斯坦正义要求最终所要付出的代价,纳赛尔 对此感到担忧。 如果实现242 号决议达成的媾和不致导致在阿拉伯世界可能发生的大动乱,巴 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需要确信,阿拉伯政权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不是在洗手不干。 这意味着即使当阿拉伯政权在同以色列议和的时候,也必须保证他们为巴勒斯坦解 放斗争提供支援。而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只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愿意放弃 武装斗争思想,采用政治方式继续战斗。 事实既然如此,只有一件事是纳赛尔能够做的。他努力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 他们也必须面对某些现实。由于西方世界各国政府拒绝对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人 为和平进行必要的撤退作出表态,从而使纳赛尔得到帮助。在实现242 号决议方面 的延宕,给了纳赛尔按阶段做巴勒斯坦人工作的时间。 第一阶段他要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产生一个政治纲领,第二阶段他要努力劝说 他们放下武器和采取政治方式继续他们的斗争。 在“六天战争”以后,纳赛尔决定,舒凯里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日子 应是屈指可数了。他的关于消灭犹太国的狂热讲话曾经一度为纳赛尔的目的服务。 现在对阿拉伯事业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有破坏性的使人为难的事了。在他同阿拉 法特及其同事们的11 月会谈之后,纳赛尔已经决定法塔赫应当接管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如果它的领导人,特别是阿拉法特,表现出他们自己是务实的人,准备采 取现实态度进行妥协——在纳赛尔的引导之下。 那是在11 月会谈当中,纳赛尔开始行动,建议法塔赫领导人应当坐下来,拟 定一个说明他们的斗争目标的政治纲领。原则上这不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所热 衷于的一种想法,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在通常意义上的领导人。按照哈拉德· 哈桑这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看作为复兴的动力和民主制度 的建设者。这种民主制度将使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政策和提出他们斗 争的最终目标。 纳赛尔根本没有对这种思想方法留下印象。他告诉他的新的巴勒斯坦朋友们, 这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浪漫派”和“梦想家”。 梦想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他们真正为他们 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务实的,并且对想要的和可以得到的两者之间作出区 别。正如英国人曾经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根据大家所说,纳赛尔没有提出 他自己的关于法塔赫的领导人应当是怎样的务实的想法;他知道他不能为他们作出 决定。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多大程度上被纳赛尔的论点所说服,这方面的证据不 久就可得到。几天之后,许多法塔赫领导人在开罗洛特费克·胡利家中会晤。胡利 说:“在那些前来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阿拉法特本人、阿布·伊亚德和哈拉德·哈 桑。这次会议的思想是纳赛尔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就我所知,法塔赫领导人中 任何一位自己谈到政治纲领问题和纲领应具有的内容,这是第一次。我终于知道, 纳赛尔的情报人员窃听了这次会谈的全部讨论情况。这对我引起了麻烦,因为我对 纳赛尔拒绝以民主方式统治埃及是表示强烈谴责的。但是,这对法塔赫是并无妨害 的。窃听文本表明,阿拉法特和其他的人正在非常认真地采纳纳赛尔的劝告。” 法塔赫对纳赛尔要求的详尽反应是1968 年元旦在巴黎以一个正式声明的形式 作出的。这项声明概括了这个组织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主国的各项主张。基本思 想是一个以政治行动搞掉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它不是以色列人所声称的那种东西— —一项要他们接受自杀的邀请。法塔赫的想象中的民主国是一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平等相处,没有歧视的国家。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将是这个非教派国家的 正式语言,一个犹太人可被选举为总统。 阿拉法特本人这样表述它:“即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法塔赫方面对世人所讲 的是十分清晰,十分明白的。我们对犹太国说‘不行’,但是,我们对在巴勒斯坦 的犹太人民则说‘可以’。对他们我们说:‘欢迎你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但是 在一个条件下——你们必须准备作为朋友和平等成员生活在我们当中,而不是作为 统治者。’我自己总是说,对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有一个保证,而 且是唯一的一个保证,这就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阿拉伯人的友谊。它是如此清楚, 如此明白。” 法塔赫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要求犹太国的消失,因此只引起 以色列人的轻蔑和嘲笑。国际社会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暗示。法塔赫的想法作为不值 得任何认真考虑或研究的事立即被扔在一边,这对那些所有有关的人来说是一个悲 剧,而在法塔赫的思想中,有很多是极其积极的东西。 但是,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谁代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讲话,这是因为法塔赫 的建议被巴解组织拒绝,法塔赫在1968 年时还不是巴解组织的成员,事实上它也 被每一个其他巴勒斯坦行动团体或阵线所拒绝,理由是它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 一些法塔赫的批评家,只愿意接受那些直到1948 年以色列独立宣言发表时居住在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其他的人则主张把时钟拨回到1917年,仅接受那些在贝尔福宣 言发表前夕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7 月,在卡拉玛战斗4 个月以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4 次会议在开罗举行。 会上通过了包括在宪章内的七项新的条款。 宪章第六条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侵占巴勒斯坦之前就定居在巴勒斯坦 的犹太人也将是巴勒斯坦人。”①这样,法塔赫的民主国的思想被巴勒斯坦最高决 策机构正式拒绝。但是,法塔赫的想象受到正式拒绝,不反映或代表在巴勒斯坦政 治活动中发生的现实情况,一点不反映或代表法塔赫是唯一的在巴勒斯坦人民群众 中得到巨大的和真正的支持的解放组织这一事实。 因此,法塔赫更真实地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并比其他组织加在一起的所有代 表具有更强大的潜在力量。 哈扩德·哈桑向我解释了巴勒斯坦政治活动中正在发生的另一基本事实:“在 巴勒斯坦,有200 万到300 万以色列人。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1968年谈论把他们 一脚踢出去或者把他们扔进大海里是愚蠢的。在其他巴勒斯坦组织里,那些说他们 反对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的人,在心里明白我们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也会不得不接 受我们已经面对的现实——所有以色列的犹太人要存在于我们的民主国中这个事实。” 在这个时候,哈拉德为证明一点,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批评法塔赫 的人中有一位巴勒斯坦作家,他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让自己 写写关于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哈拉德,我头脑里明知 道你和阿拉法特是对的。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别无选择。在我们 的头脑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与在巴勒斯坦的300 万犹太人居住在一起??。 然而,问题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它是在我们的心中,我的心不允许我的手写你 们所说的话。’“在法塔赫和我们在其他组织中的巴勒斯坦的多数批评者之间,唯 一的真正区别是我们法塔赫里的人准备公开地承认一定的现实——我们的批评者们 则不是,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懂得确实必须面对的一定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确信,如果我们的民主国思想不断经受谈判的考验,它是会盛行生效的。” 事态证明哈拉德是对的,当法塔赫在1969 年掌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它的 民主国思想确实盛行。它不是正式方针。正式方针是由宪章第6 条所规定的。但是, 它是法塔赫愿意和能够提出的一项政策,给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能够这样行事的一个 机会。 从法塔赫领导人提出他们的民主国思想进行讨论时刻起,国际社会就应当认真 地怀疑以色列的断言,即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委身于在犹太国里消灭犹太人民。 但是,正如以前一样,西方世界表明它宁愿相信以色列所宣称的法塔赫的意图,而 不相信法塔赫领导人自己讲的。 法塔赫的领导人感到西方国家不会对他们的事业给予任何支持,尽管它们开始 面对身边的现实,于是他们决定再一次敲莫斯科的大门。直到这个时候,苏联人仍 然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表示不感兴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实际上强烈要求 纳赛尔消灭它,而且他们一直设想他会成功。在卡拉玛战斗以后,法塔赫的领导人 希望苏联人会较为认真地对待他们,但是,莫斯科对巴勒斯坦事业仍然没有兴趣, 并且不愿接待阿拉法特或法塔赫代表团。 哈尼·哈桑说:“苏联人知道法塔赫来自右翼。因此,他们有一个难题。 他们不能支持我们,不支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当地的共产党。我们不是共产主义 者,苏联人知道这些,这是一点,还有另一点,而且今天情况仍然这样,法塔赫对 苏联人来说是太具独立性了。他们知道,我们在法塔赫中有影响的大多数人,决不 会放弃我们的独立性而允许自己跟着莫斯科的调子跳舞。因此,他们知道,他们不 能利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人曾把 法塔赫看作天然的或有用的盟友,那才是咄咄怪事。” ① 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原址在贝鲁特,新址在 讨论中)出版。 至于为什么法塔赫的领导人在1968 年夏天是如此急切希望同苏联建立关系, 哈拉德·哈桑讲了下面这段话:“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的愿 望和我们的方针是同在西方和东方的每一个国家建立关系。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开 始受到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教育,我们认识到没有两个超级大国中至少一个的支持, 我们不能期望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已经敲了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的大门,我们没 有得到答复,因而我们希望尝试同苏联的接触。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能期望在东欧国家打开任何大门,除非莫斯科给它的盟国亮了绿灯。” 纳赛尔对法塔赫响应他建议的迅速感到高兴,他建议法塔赫应当确定解放斗争 的目标,以便在他的支持下,在政治行动中承担它自己的一份职责,他是第一个赞 赏法塔赫领导人沿着现实的道路迈出巨大一步的人,承认在巴勒斯坦的300 万犹太 人的具体存在并与之共处是一个生活中的现实。他现在必须说服阿拉法特,继续假 想解放——即使如现在被法塔赫所定义的那样——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任何东 西部不会得到,或许会失掉更多东西。在卡拉玛战斗之前,正如哈拉德·哈桑和其 他领导人根据他们的经验所知,说服阿拉法特接受这样一个建议,将是相当困难的。 在卡拉玛战斗之后,纳赛尔设想这将变得更为困难。第四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 议的决议证明,对军事道路的支持正在增长。除正式拒绝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之外,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们还通过了一个对宪章的修正案,它体现在第9 条当中。 第9 条是这样说的:“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因此,它是一个 全面的战略方针,而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阶段。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表明他们自己的 坚定决心和坚强毅力,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和努力从事人民武装革命,以解放他们的 国家,返回家园。他们还坚持他们在巴勒斯坦正常生活的权利,坚持行使他们的自 决权和国家主权。” 此外还有:宪章第21 条说:“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的巴勒斯坦革命 来表达他们自己坚强的决心,拒绝一切取代巴勒斯坦全部解放的所有解决办法。” 宪章第28 条宣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坚信他们的民族革命是真正的和独立的 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托管和附属关系。”①纳赛尔无需被告知,第28 条 是针对他同阿拉法特的发展中的关系的。纳赛尔确信,没有法塔赫的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正在制定一条走向灾难的路线。 ① 巴勒斯坦民族宪章。 他现在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法塔赫一定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以 现实主义统治它。但是,他首先必须说服阿拉法特放弃武装斗争的想法。 纳赛尔知道,他必须以谨慎态度对待阿拉法特。这位法塔赫领导人会拒绝对它 组织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和对巴勒斯坦人决策独立性的任何侵犯。纳赛尔也知道, 如果阿拉法特有一点机会劝说那些即使是他自己的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运动 中的普通支持者们,使他们相信用政治方式比用战斗方式能够获得更多成果,那么 阿拉法特需要在幕后秘密使用的论点要具有说服力,也只有这些论点是他自己经验 知识的产物。纳赛尔已经发现阿拉法特的真正秘密,那就是他总能说服他的人民接 受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正地相信他所正在宣传的东西。 在1968 年困难的夏季里,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战斗机作为飞行火炮来袭击阿 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的基地,使冲突逐步升级,纳赛尔必须找到一种完成 其对阿拉法特进行教育的方法,向他揭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现实,然后由他自己作 出结论。 纳赛尔即将访问莫斯科。他决定带着阿拉法特与他同行,但是,这位埃及领导 人不可能征得他苏联主人的同意,因为他们肯定要说他们没有兴趣同阿拉法特会晤。 因此,他安排阿拉法特作为埃及代表团的一位正式成员,用姆辛·阿明这一名字的 埃及护照。只在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时,纳赛尔才使他的苏联东道主小小一惊。阿 拉法特不反对这个计划。他对有这个机会开始同苏联领导人建立关系感到相当高兴。 结果,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阿拉法特的希望。然而,它要比纳赛尔所预期的做得 多。纳赛尔确切知道苏联人要告诉阿拉法特的是什么。他们开宗明义地要说,苏联 接受在“六天战争”前夕以色列国在其边界内的存在,而当阿拉法特在这爆炸性的 事件的冲击下醒悟过来之前,苏联人还会告诉他,他们没有一丁点儿支持或鼓励巴 勒斯坦人尚武精神的意图。 止如同阿拉法特本人对我确认,这确切是他在莫斯科这样被告知的,但是,显 然不是苏联领导人说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主席波德戈尔 内不同意接见阿拉法特。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有兴趣同我对话。他们通过纳 赛尔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处理这里局势。我说242 号决议不能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 西,但是,苏联人始终强调他们支持一项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的方案。” 苏联的官方立场的态度是通过克林姆林宫的亚非团结委员会成员的谈话告知阿 拉法特的。 三个星期以后,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为继续同亚非团结委员会会谈而 赴莫斯科。据两人讲,讨论“非常艰苦”。阿布·伊亚德说:“苏联人对我们十分 清疑,他们想知道关于我们的组织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我们同中国关系的详情, 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向我们提供武器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布·伊亚德同他的苏联主人要么是大发脾气,要么是几乎 大发脾气。“我气愤,并且非常直截了当。我说:‘我们已经不是一次敲过你们的 大门,而是两次,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我们已经敲过你们的大门十次——你们 没有一次回答。你们怎么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转向中国人寻求我们的武器呢!’” 像在他们之前的阿拉法特一样,阿布·伊亚德和哈拉德·哈桑带着一清二楚的 印象离开莫斯科,即巴勒斯坦人不会得到苏联对他们事业的支持,除非他们准备接 受以色列在“六天战争”前夕所在边界内的存在。 因此,在1968 年,苏联人采取的立场可以实实在在被称之为亲以色列、反巴 勒斯坦的。我问哈拉德·哈桑,他和他的法塔赫领导层中的同事们当时有多大的失 望,他回答说:“从感情上讲,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失望和非常沮丧。但是,我们也 开始了解国际政治。在我们同苏联人的谈话中,一次我说了这样的话:‘对我认为 你们正在告诉我们的事,请让我作一个概括。你们在说,要你们特别为我们巴勒斯 坦人和通常为我们阿拉伯人的原因,而被卷入同美国人的对抗,那是没门的。’苏 联人十分坦率。他们回答的意思是:我是完全理解他们的。 “关于这几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必须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苏联人对待 我们法塔赫总是非常非常直率,也非常非常诚实。他们从不、从不、从不鼓励我们 的武装斗争。他们总是、总是、总是说,以色列应当继续存在,我们阿拉伯人和我 们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犹太国进行一项政治解决。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以直率方式对待 我们,终于表示尊敬。我们对他们十分诚实。一次他们曾告诉我,他们宁愿同自称 不是共产党人的法塔赫的右翼分子打交道,而不愿同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左派冒险 家’打交道。” 阿拉法特对莫斯科的访问实际上是现实旅程中的一个终点。这个旅程开始于上 一年的11 月,其时他为了同纳赛尔的会晤来到开罗。现在是清点存货的时候了。 假使两个超级大国都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要求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和,同样,埃及、约旦、黎巴嫩,或许还有叙利亚,也都是这样, 那么,事情就清楚了,在和平进程甚嚣尘上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作为一 个整体则被要求在两个痛苦之间作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与那些准备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一起工作。这个选择要求 解放运动放弃武装斗争思想,采用政治方式继续它的战斗,如果纳赛尔和其他阿拉 伯领导人为赢得对巴勒斯坦人的公正对待取得成功,或者至少取得进展。这个选择, 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把巨大的和当时完全不合理的信任,寄托在他们所需要获得支 持的阿拉伯领导人和政权的善意和能力上。它还要求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和人民接受 阿拉伯政治现实的表演。 另外一个选择则是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的谈判解决, 对抗那些赞成并在幕后努力寻求这样一项解决的阿拉伯政权。这要求巴勒斯坦解放 运动使自己成为第一个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的先锋。这个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要推翻 那些正在打算或者已经同以色列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和的政权。这个真正的革命 的第二个和更长期的目标,是要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和统一的阿拉伯社会。它要 由民主政权所领导,这些民主政权又转过来要准备集结他们的所有力量——军事的、 经济的和政治的——为了同以色列和它的那些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支持这个犹 太国的大国同盟者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那些赞同这项选择的人认为,为这项选择 获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就是阿拉伯的对抗意志和使之成为可能的阿拉伯的团 结;而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则已经存在。 以色列人无疑要争辩说,巴勒斯坦人有一个第三种选择——他们应承认以色列 和它的存在的权利。这个建议的问题是,如果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 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要放弃曾经是他们自己领土的要求, 并且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这是按照国际法的见解。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巴勒斯坦没有而且不能 承认以色列的原因。 在1968 年终临近时,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高级同事们秘密 地倾向于把他们的信任寄托于纳赛尔的思想,并且在采取第一种选择。 对纳赛尔的感情和对他判断的尊敬给阿拉法特很大影响。纳赛尔的判断是,在 这个被外国势力支配和控制下的世界,它们在以色列的存在中具有既得利益而不顾 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又能获 得什么呢?阿拉法特自己的结论或多或少与纳赛尔的相同。当我在同阿拉法特谈论 关于他同纳赛尔个人关系的性质时,我问他,他把这位埃及总统视为父辈是否是真 的。阿拉法特以一种对纳赛尔充满感情的语调回答说:“噢,是的。噢,是的。确 是这样。我可以说他对待我们的事业如同一位教父一般。” 阿拉法特事实上没有改变他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和通过武装斗争所能取得成果的 想法。如同伊亚德神父的证词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阿拉法特从未认真地相信巴勒 斯坦人能够单独地用武装斗争解放他们的国家。尽管他不能公开地这样说,但他一 直把军事道路看成是确立巴勒斯坦人地位的手段,以防止阿拉伯政权以及国际社会 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在一开始时,纳赛尔曾经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 运动的思想,并曾力图消灭它。现在,他准备好支持它。如果纳赛尔支持的代价是 采用政治方式继续斗争——如果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媾和或者媾和的前景发 生——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纳赛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阿拉法特也是。 阿拉法特对采取第二种选择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深谋远算,是拒绝它的另一个理 由。完全撇开他自己的“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首要准则,在巴勒斯坦人 和阿拉伯现存制度的政权之间的对抗,必然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更多死亡、更多损 害和更多苦难。除非绝对必需,阿拉法特不准备使他的人民遭受更多损失,特别是 能作另一个选择的时候。哈马德·阿布·西塔说“阿拉法特憎恨流血”,从我了解 的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全部情况看,我确信他告诉我的是确切事实,阿拉法特 绝非是一位凭藉幻想的革命的或者甚至激进的领袖。第二个选择不是他的保守的和 中产阶级的准则所允许他采取的——除非可能作为一项最后手段的政策。 当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确定,同阿拉伯政权对抗以阻止它们在242 号 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媾和——假定以色列人想在此基础上媾和——不会很好地服务 于巴勒斯坦事业时,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理智和感情之间一场意志战的舞台被设置 了起来。这将给予它的强大的敌人以打击的机会,他们希望在中东方程式中永远取 消巴勒斯坦这一因素。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