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 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 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 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 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 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 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 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 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 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 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 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 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 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 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 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 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 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 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 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 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 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 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 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 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 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 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 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 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 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 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 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 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 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 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 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 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 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 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 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 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 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 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 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 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 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 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 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 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 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 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 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 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 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 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 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 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 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 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 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 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 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 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 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 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 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 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 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 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 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 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 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 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注], 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 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 自尽了。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 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 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 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 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 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 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 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 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手法之一 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最肯 下功夫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被郑孝胥通过 这一办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播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并没有传 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踢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 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 给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 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 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 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 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 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 死,思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 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 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注],这个当时“黯然 无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 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就成不了气候。那篇祭文当时给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但是,尽管我长久以来弄不清罗振玉的底细,而罗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 盘,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他最后败给郑孝胥之前,仅陈宝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 难于招架。在那一连串的、几起几落的争吵中,我自己则是朝三暮四,犹豫不决。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洋不出洋的问题。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 日本租界后,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 和我作对。罗振玉这一伙人乘此机会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 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 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 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他们认为一 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么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倘 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国内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会让我回到紫禁 城,恢复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的意见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引起 了我的注意,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 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 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 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 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 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任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 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 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历数清朝的“功德”,并以“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 非民国自得之也”为理由,请吴佩孚乘机复辟。他对吴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 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无不 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其实,这时已到了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 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一九二四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 五年开始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 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 待条件?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也很简单,敷衍说: “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便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 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和致 罗振玉的一封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接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 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因为对罗振玉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 对他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我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 请安,这位初次见面的“恭亲王”,向我说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 大清就不会亡!”我看了他劝我到旅顺的信,自然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 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了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 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 们手里,决无活路。我听了这些话,已经决定随他去大连了,但由于陈宝琛的劝告, 又决定暂缓。陈宝琛从日本公使馆得到的消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观。我观 望了不久,果然,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在成批地屠杀被指做“洪水猛兽” 的共产党人,在这前后时间里,还接二连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 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那伙人的稳健,觉得 事情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 样的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终理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一致希望复 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 取“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那伙人的主 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时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 曾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 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 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顺天府文安县知县, 候补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 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 见他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 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于反对罗振玉这个 人。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是极个别的,甚至也有人说过“日 本推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们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 在他们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 公开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再多, 结果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允许,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细长 的布包儿,对我说: “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 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地,动手解 那个包儿。包儿打开了,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 就认出来,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 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如此不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 我心中十分不快,一时烦恼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 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胡嗣瑗知道了这件事,他坚持说,这决不是陈宝琛的 过失,他不相信陈家的仆人敢把它拿到小市上去,但又说陈家的仆人偷出去卖倒是 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不说出来。在我 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 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 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另则和珅虽然伏诛,君侧依然未 净,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话不能向上头明说,只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词, 托词夜观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阅奏大怒,下谕一道,说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关 祭祀祖宗,岂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夺官,降为骁骑校。仁宗后来在热河行宫龙驭 上宾,宣宗(道光)即位还朝,一进西直门,看见了松筠,带着兵了设街,想起了 松筠进谏大行皇帝的那些话,明白了话中的含意,才知道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 立即官复原职……” 说到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着急地问: “你说的什么呀?这跟陈宝琛有什么关系?” “臣说的是陈宝琛,跟松筠一样,有话不好明说。” “那么我是仁宗还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干脆人,别也学那种转弯抹角的,干脆说吧!” “嗻,臣说的陈宝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过他对上头进谏,一向是迂回的, 皇上天直聪明,自然是能体察到的。” “行啦,我知道陈师傅是什么人。” 我虽然还不明白松筠的故事的含义,也乐意听胡嗣瑗说陈师傅的好话,至少这 可以除去那副对联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贼偷去的就好了。 罗振玉经过一连串的失败,特别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 掉了我的信任,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另觅途径去了。 这里暂且不叙遗老们之间的争斗,先谈一谈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的原因, 这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