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 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 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 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 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 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 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 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 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 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 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 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人’ 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 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 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 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 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 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 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 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 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 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 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 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 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 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 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 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 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 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 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 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 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 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 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 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 “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 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 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 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 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 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 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 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 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 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 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 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 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 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 “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 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 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 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 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 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 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 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 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 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 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 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 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 争宠。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 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 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 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 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 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 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 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 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 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木式)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 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 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 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 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 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 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 良”。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 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 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 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 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 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 政令必出自上”,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这些 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后来经我 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 他当局长,他才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 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 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 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 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 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 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 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 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 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 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 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 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 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 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 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 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 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 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 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 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 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 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 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 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 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 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 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 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 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 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 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 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 “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 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 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 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 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 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 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