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 一九三七年我们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算是美 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吴青 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 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 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 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入云南,这条路是 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是跟 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 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 雯交给了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 们带到内地给她找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 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 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 她一家离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Seabold )和我们很友好,他 们常说云南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 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 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 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大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 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把黄志廷带来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 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 地给女儿写信了。说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写字,她总是先 把她要说的话,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你不 必麻烦了,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 笔字,她会高兴的。”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 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 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 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她也渐渐 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的吴平, 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让他脱下棉裤,坐在她被 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里子,连夜在床上给他赶 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的 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是土房, 也是花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院吧。”我想在 医院里,到底照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 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 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关于 女人》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 又大吐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 前严肃地行了一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他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 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 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 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 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 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 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 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 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 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 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 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 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 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 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 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 谈吧,祝你 痊安 瑛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 声的杜字,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 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 ——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 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 儿,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 我便约她得暇来往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励 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 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 君励呢?”世瑛也笑说,“君励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 服了,君励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 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 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 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 那时君励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励先 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 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励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 产。”我突然停了著,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 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来 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着回信, 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