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政府的劣势在于缺少执政经验。但这也是优势。它单纯、不成熟、没有那种 因长年浸淫在政府那麻烦不断的浊水中而生出的玩世不恭,对各种可能性充满希望。 自始至终,我从未丧失乐观、自信,以及对可行目标的客观信念。不过,你永远无 法重获那种随着崭新的执政团队当选——尤其是在同一个政党统治十八年之后—— 而来的能量释放和勇气无边的奇妙感觉。 当我回想我们在最初那段太平日子里所做的事情时,我觉得它们确实相当出彩。 不是我骄傲自大;不论别人怎么说,我从未忘记敦促自己提防自满,谨记最终的老 板是“人民”。这源自我们推动国家前进的无限而诚挚的愿望。我们想别人所不想 ;做别人所不做;惯例成了需要摆脱的枷锁;传统成了落后。 其中有一个很早就作出的决定让我颇为忧虑,但是我心想,管他三七二十一, 动手吧。那时候首相答问的时间是每周两次,分别安排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的三 点十五分开始,每次十五分钟。即使当天的较早时间里有其他的安排,早晨的时间 也会由于我的心思纠缠于即将进行的交手中包含的策略、机会和陷阱而变得零零碎 碎。三点半答疑结束之后,我的脑海中还在回想:那十五分钟是怎么过去的,谁占 据了优势,反映了下院议员们的什么情绪。我的理性告诉我,它已经结束,而且通 常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被人遗忘;然而,首相答问这回事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它 是所有无理性行为的情绪、智力和政治贮藏室。即使是在担任反对党主席的那会儿 ——只需要提出该死的问题——它也会占据我的思绪;担任首相时又会是怎样的情 形,我只能想象。 有一件事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它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老生常谈:要想做好首 相或者总统这份工作,关键之一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说出 一个低效率的领袖,我就能给你找出一张安排得乱七八糟的时间表来。它无关乎工 作多少个小时——我曾经遇到过工作时间安排得最为荒唐的领袖:经常每天连续工 作十八个小时——而关乎是否合理利用时间。 时间表必须根据各个政府所特有的决策而定,必须挤时间。只要有可能,把必 要的官面上的仪式限制在非做不可的范围内。我们搬进唐宁街10号之后,安吉首先 为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取消官方晚宴。在唐宁街居住的整个期间,我可能总共举办 过不到三十次官方晚宴,其中包括非办不可的国宴。官方晚宴几乎都是毫无必要的。 主人视之为家务杂事,而最新消息是:客人也是这么想的。你很晚才能吃饭(食物 要么油腻,要么“垃圾”),而饭后的讲话是最痛苦不过的政治折磨。如果你想做 生意,就在晚餐前的四十五分钟会面里搞定吧。然后,你可以跟家人外出,客人则 跟他们的朋友或者熟人离开去放松一下心情,每个人都高兴。免除礼节吧。陶醉在 繁文缛节中的政府几乎都是运转不良的。 为领袖创造时间是一项近乎神圣的任务。负责此项任务的人是团队中最重要的 成员之一,而且他们必须能够冷酷无情地说“不”。领袖必须永远充当好人。你偶 遇某人;他们要求跟你见面;你当然会答应。你能说什么呢?能说“你们太沉闷, 太不重要,没有什么有趣的话题可说”吗?当然不行。你必须答应。拒绝是日程管 理员的工作。“可是他答应见我了。”不行。“可是他说他想见我。”不行。“可 是他说他打算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会面时间。”不行。“可是……”不行。 我们办公室里以前有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短语,叫“SO”,代表“会被炒鱿鱼 的过错”。如果日程管理员给那些永远不该放进门来的人安排了会面,就可以用它。 即使我已经答应了会面,也可以用它。还有——我有点惭愧地说——即使我已经跟 会面对象表示过,由于我的办公室违抗我的意愿,不肯安排见面,所以我深感沮丧, 仍然可以用它。 曾经有一位特别年长的工党元老,常常拦住我,想给我提“合理建议”。他是 一位可敬的老人家,可是,拜托……我很自然地表示说,自己很有兴趣跟他见面。 而我那位本来效率奇高的拒绝者,私人助理凯特,不知为何忽然擅离职守了。另外 一个人替她看门。于是,元老走了进来,见到了我。听了大概三十分钟的“合理建 议”之后,我已经快被闷得两眼发直了。这时,那位临时守门员把头伸进房间里, 说:“时间到。” “哦,真的吗,”我说,“真遗憾啊。我的确受益良多。” “好吧,既然这样,”她说,“我再给你半个小时好了,反正你的日程已经改 了。” 首相答问的意义当然十分重大,不过,通过观察约翰?梅杰,我看得出来,每 周两次、每次十五分钟的时间对体力和精力的消耗将会使一整天都作废:早晨和下 午的前半段用来作准备;就算有会议,也无法集中精神;下午的后半截和傍晚早些 时段都用来回想答问时发生的事情。两次首相答问,就等于是两天。那可是很多时 间。 大选之前,我就已经在酝酿一个计划——在宣言里有点婉转地把它描述为“使 首相答问的效率更高”——改两次十五分钟为一次三十分钟。你可能觉得,这不是 什么大改动;不过,我要告诉你,那是一次节省时间的革命。幸运的是,自由民主 党的主席帕迪?阿什当说过,他喜欢改革,所以,我只需要深吸一口气,宣布它就 好了。变动迅速得到了落实。如果有任何异议,它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成功,可我运 气不错,因为我们还是个新政府,而保守党还在犯晕。 后来罗宾?库克担任下院议长时,又把那半个小时移到了星期三的中午。准备 工作会在前一天的晚上做,星期三早晨被腾空了,这样一来,虽然有一段全神贯注 的时间,但其长度受到了限制。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噩梦就能结束。除非发生了什 么惊人的意外,一般到了下午的中间时段,心神将会得到解放,而在星期四我则完 全摆脱了忧虑。这看起来也许是个微小的改变,然而,它对首相本人的健康至关重 要。 可是这样做也有缺点:十五分钟貌似短暂,可是当你站在那儿面对着一群聚集 在公文箱前面号叫的“暴徒”时,相信我,十五分钟一点也不短——时间爬得简直 比蜗牛还慢——所以,半个小时,很可能会变成一场折磨,尤其是遇到那些可以趁 着答问时间质问首相的棘手问题或者“今日头条”时。 在我的首相生涯中,首相答问无疑是最伤脑筋、最令人泄气、最紧张、最难受、 最恐怖、最考验勇气的经历。你知道电影《霹雳钻》里面,劳伦斯?奥利维尔扮演 的那个邪恶纳粹医生钻穿达斯廷?霍夫曼的牙齿那一幕吧?每到星期三早晨十一点 四十五分左右,我都宁愿拿三十分钟的首相答问去换受三十分钟的那种罪。 让我们来揭开一些谣传的面纱吧。当我跟美国人——他们跟日本人一样,出于 某种奇怪的原因,很喜欢观看首相答问——描述这种经验时,他们有时候会说: “哦,可你看上去好像一直都是乐在其中的呀。”如果我真的给人这种感觉,那我 只能说,我的戏演得太好了。我恨透了它。那时候,还有人会对我说:“你今天在 首相答问时显得很放松。”我一分一秒都没有放松过,而且我的肾上腺素从头到尾 都在大量释放。 还有,认为首相答问是促使首相担当责任的有效手段的说法,恐怕同样是个谬 论。这论调假设那些提问题的人是有兴趣知道答案的人。但真相是,首相答问完全 就是一场马上枪术大赛、一种现代的非暴力决斗。它所用的武器是言辞,可是,苍 天在上,它们能伤人啊,而且其杀伤力可以达到毁灭级别。在那三十分钟里,首相 基本上是“挨打”的一方。使它如此可怕的,是它的无法预料性。诚然,如果你自 己这方的普通议员忠心,他们会事先让你知道问题;可是对其他人来说,首相答问 是一场狩猎游戏,狩猎对象是首相。如果过程顺利,你会觉得十分鼓舞;如果倒霉, 你会觉得既可怜又可耻。再没有别的地方能比坐满人的下议院更能让人彻底变成傻 瓜的了。 而且,你永远防不胜防。有时候,我估摸着:今天的话题已经很明显了,答案 我已经心中有数,今天中午应该还算好过吧。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就可能失言或者 犯下某些战术错误,激起全场人的愤怒叫嚣,或者更糟糕,冷嘲热讽打得我摇摇欲 倒。在这样的时刻里,被困在绝境中的你会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挖地洞钻进去的欲望。 你的回答会越来越冗长难懂,你的音调会越来越尖厉;你的脸色会随着口中论据的 越来越苍白而涨得越来越通红。你偷眼看看两边,恳求你的议员们透露一点点支持 的迹象,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尴尬。等你坐下时,少数几个死忠追随者的喝彩声将 会被淹没在一片道歉的“呢喃”声中;而房间的对面,两把剑长——从议员佩剑的 年代留传下来的长度计算法——之外,心满意足的反对者们脸上挂着扭曲的快乐和 感激之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首相答问越做越顺手,到最后,多数答问的结果都算是 过得去,不会沦为垃圾。然而,那种恐惧从没有过一瞬减缓。即使到了今天,不论 我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每逢星期三中午的十一点五十七分,我都会感到全身发冷, 颈后汗毛倒竖,心脏怦怦乱跳。那是以前人们来把我从下议院的首相室里领出去、 带往会议室的时刻。我以前称那段路程为“从牢房到刑场”之旅。 我会在唐宁街的办公室里耗费一个早晨,翻阅报纸,决定战术和策略,然后在 十一点半左右赶到下议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答案会从门缝里塞进来,我需要 作出各种最后决定,还会就某些进行中的事件进行最后一分钟的匆忙咨询。最糟糕 的情况就是遇到那种在早晨十点、十一点刚刚发生的事件,通常是这个或者那个统 计数据太难看,或者某些政府官员说了什么蠢话之类的。对于这种事件,也许我能 听到一两句话,也会听说一些情况,却可能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然而, 在那个熊坑里,首相犯的错误将不是错误:是故意的欺瞒,熊坑将成为地狱。 到了最后,我对待首相答问的心态已经大大改善。我更加勇敢。我意识到,最 终我还是必须面对恶魔。在前一个晚上多多祈祷,穿上幸运鞋子(十年来,我每次 出席首相答问都穿着上教堂时穿的那双粗皮鞋),或者仅仅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关,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我决定分析它,找出能力范围内最佳的答问方法。 我还记得自己读书时上拳击课(是必修课)的情景。我讨厌那门课;我一直无 法看出它的好处,也无法理解它的吸引力。第一次对打的时候,我吓坏了。我不想 打对手,也不想被他打。我只想了结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好好打, 守住自己的阵地,战斗。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害怕,同时也抱着决心。要 么就好好打,要么就彻底别打——也没问题,唯独不能做软脚虾。我还是那么讨厌 拳击,可是我更尊重自己了。 渐渐地,我形成了一套首相答问的工作模式。一切源自自觉地鼓起勇气、坚守 阵地并且战斗的决心。适当的害怕可以作为一种刺激,使你保持警觉。恶化为恐惧 的害怕则毫无用处。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在答问的前一个晚上都会失眠,当天 早晨则吃不下饭。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身心都在合适状态很重要,于是, 我改掉了自己的习惯。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吞一片安眠药,保证至少有六个小时的睡 眠。我确保自己吃一顿适合的早餐。然后,在折磨开始之前,我会吃一根香蕉以补 充能量。这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发现,自己的能量水平会在十分钟之后开始下跌, 头脑的灵敏度也随之减弱。所以,一根香蕉真的很有用。到了十二点二十八分,我 还能活着继续冒险,站着抵挡攻击。 第二件事情,我直面害怕的本质。我所怕的,是被人当成傻瓜或者仅仅是斗智 落败。想避免这种情况,与其掌握事实,还不如掌握辩论的策略。当然了,经过仔 细调研的正确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执政走上正轨之后,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出色的 顾问团队,先是由效率奇高的克莱尔?萨默率领,后来由超级组织者兼主持人凯特? 格罗斯接手。队中的核心特别顾问是凯瑟琳?里默,她是才华横溢的研究组长,尤 其擅长抓住细节。(在《赫顿报告》①调查期间,她的贡献无法估量。)团队的最 后一个成员是玩转首相答问文件夹的大师尼古拉斯?霍华德。有了他们,我相信答 案的事实基础都是正确的。然而,胜利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如 何部署它们。事实如同马匹、盔甲和长枪;技巧在于如何使用它们来发挥出最大功 效,也就是说,猜中攻击点,想出躲避方法,然后实施反击。 在倒霉的日子里,遇到取胜无望的话题时——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少——最好的 结果就是打成平手;不过,在幸运或者普通的日子里,你必须争取获胜。胜利可以 给你方增加自信,提高士气,让大家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你自己的立足也得以稳固。 失败不仅丢脸,还会扰乱军心。一连串糟糕透顶的首相答问可能会置首相于险境之 中。 前一天的晚上,我会先打开答问文件夹,把放在里面的针对所有潜在问题给出 的潜在答案都看一遍。由于这时没有星期三早晨的那种忙乱压力,我们可以对纷繁 复杂的事实领域进行研究。到了早晨八点,我应该已经把最有可能受到审问的领域 摆平了,于是,我会拿本便笺簿坐下来,列出辩论大纲。有时候,最精彩的妙语可 能是在答问期间冒出来的,不过,以我的经验,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如果要说的话 事先已经在私密的候见室里经过了研磨、修饰、组建、分拆、再组建,那么没有多 少人还能在真正说出它们的时候发挥辩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这种方法,学会了摆脱防御的地位,转守为攻。 它还使我得以用事实来分析自己打算提出的论点:它是否得到事实支持,令人信服? 它将如何影响对方和我方的普通议员? 我还发现了幽默和对比的力量。约翰?史密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能在下议院里 把幽默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人,当时,他利用汇率机制崩溃的机会拆约翰?梅杰的 台。早年的戈登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顶替约翰的那段时间里,凭 借精彩的诙谐对保守党的经济大臣们大肆攻击。他用来对付奈杰尔?劳森和保守党 财政团队的一些句子,赢得我们这方的大声喝彩。我们的论点也许——通常都会— —比较软弱;可是,时机恰当的嘲笑和判断准确的幽默对弱点的掩盖能力之强叫人 吃惊。我这个人比较认真,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面对诉讼案件的律师,可是,我也 有幽默感,我只需要敢于运用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