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暑假过后,我精神抖擞、思维敏锐地回来了。搬进唐宁街10号的开始几个月非 常顺利,这是意料中的事。接下来就困难些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其间有很多不 成功的起步、被错过的机会、有缺陷的决策,不过,民心依然仁慈,让人以为政府 像是受到了神佑。民心是一种奇特的东西。当它拥抱你时,你感觉它深沉、根基牢 固。你会疑惑,它怎么可能会变。当然,你知道它肯定会变的,不过,身在其中时, 明确表达的民意可以毫不费力地载着你一路前行,或者冷酷无情地把你拉回原地, 那种感觉——不论好坏——仿佛将永远持续。 媒体对民心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当民心仁慈时,它会非常宽容:错误是可爱 的怪癖,过失逗人发笑,痛苦的决策过程只不过是把事情做好的强烈责任感的体现。 当民心苛刻时,你的感觉就像是顶着无情的强风逆行:每一句失言都被夸大,之前 的错误会被翻出来以全新的气势反复重提,痛苦的决策过程就是无能的表现。你做 的是同样的事情,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你被评价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了。 “新工党,新英国”这句口号并不显得骄傲自大。相反,它与国内某种真实存 在的感受相应和。当然,实际上,我们对公共服务、福利和退休政策的改革只触及 冰山一角,但在最初的几个月看来,情形不是这样。 出于各种政策方面的原因,保守党政府一直备受争议,不过,那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是正常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产业采取的新放任政策、跟工会的斗争、对国际危 机的处理——每一件事都有代价,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保守党人的执政方式正在世 界范围内成为通识。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十分保守的做法,那些做法都过时了。例 如,他们抨击伦敦的工党左派支持同性恋权益。20世纪80年代,这种抨击有效;20 世纪90年代后期,这样做就只能起反作用。他们的闭塞、浮夸、对传统的膜拜,如 同一块打上了旧时代烙印的铁块。约翰?梅杰在很多方面与这些左派人士不同,他 也完全有能力带领保守党摆脱这些缺点,但问题是,他一直没有实权。 从工党甩掉过去的锁链,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以常识来判断国防和犯罪 之类议题的那一刻开始,继续追随保守党的理由便消失了。在社会问题上,时代精 神可以自由地转向更少恭顺、更多自由、更少阶级束缚、更多精英领袖的一方。至 于说我是私立学校学生、约翰?梅杰是公立学校学生,这些都不重要。我以一种观 念率领一个政党,他以另一种观念被政党束缚。 这种情绪的改变广泛深入地散播到了公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自然也涉及君主体 制,黛安娜王妃就是这一改变的化身。她是一个标志,她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最 常上镜头的人。她捕获了一个时代的精粹,把它握在手心。她定义了它。 对于君主体制——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行业——来说, 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惶恐。她的号召力、亲民度、接受新事物的勇气都远远超过其他 人,以至于她更像是一种非难,而不是支撑。并不是说她没有充分支持君主体制及 其代代流传的传统——她支持了,可是,她把这些传统转化为现代做法的方式太过 大胆,因而处处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危险。她大步跨入至今仍然禁入的领域,小 心翼翼地跃过笔直的礼节篱笆,以一种从一个角度来看完全是愚蠢、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却绝对是天才的狂热,打碎王室行为规范的巨大包袱。我肯定,当她做着这一 切时,王室必定是带着既无助又恐惧的复杂心情看着她。当然,她太聪明,不会支 持任何政党,不过,在气质和时间上,在她所创造、我们所代表的氛围中,存在着 一种完美的契合。不论那是什么,新工党拥有一部分,她拥有全部。 1997年大选之前,我和她已经相当熟悉。工党贵族米什肯爵士请我吃饭,跟她 见面。我的朋友玛吉?雷认识她的朋友,所以也会请她来吃晚餐。我们保持着联系, 时不时见上一面。 她异常迷人。她原本就有的气质因完美地混合了王族和她所代表的平民气息而 得到放大。她是一个轻松随和、富有人情味的王室成员,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平等 待人。她并非刻意纡尊降贵,她像普通人一样大笑、一样聊天、一样调情。那就是 她的非凡魅力所在: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在一起,她都能跟对方融洽相处。 她的情商无疑很高,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分析理解。曾经有一次,我跟她讨论照 片的效用和力量,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她表达的看法不但源自直觉,也 经过非常符合逻辑的推理。她把问题想透彻了。她偶尔会打电话来说,某某照片为 什么是垃圾,或者说,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她虽然——正如我所说——完全与政 党政治无关,却对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完全理解。以前我总 是跟阿拉斯泰尔说:如果黛安娜从政,就连克林顿都得十二分小心。 她的意志也十分坚强,让我们这样说吧,她总是率性而为。我感觉,她很容易 就能跟你闹翻,同样也很容易就能同你和好。她知道自己的气场有多强大,了解这 种气场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她会运用那种力量来做好事,可是,在她的情感之 中也有一种野性,也就是说,当愤怒或怨恨跟那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时,将会招致危 险。我真心喜欢她,而且,我当然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这位美丽的王妃着迷;但是, 我也很谨慎。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改变着英国的形象时,她也在改变着君主 体制的面貌;或者,可能这样说更准确:她跟其他王族的对比衬托出了他们的变化 是多么少。这种对比,对于某个跟女王一样、对君主体制及其未来有着深刻理解以 及长期切身体会的人来说,肯定令人困扰。重要的是,女王了解君主体制在代表历 史、传统和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她还知道,虽然君主体制需要跟人民一起演进,它 跟人民之间的盟约——没有文字记录、也非口头承诺——建立在一种容许演进的关 系之上,但是,演进应该是一种稳步前进、经过小心校准和控制的过程。然而忽然 之间,一颗难以预测的流星闯入了这个可以预料、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态系统之中, 带来了同样无法确定的后果。她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安。 度假之后,我将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前往巴尔莫勒尔堡①跟王室成员共度周末— —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跟格拉德斯通时代的传统。在那之前,我去了 一趟塞奇菲尔德。以首相身份回去的感觉真棒。我为那里的人们骄傲,他们也为我 骄傲。大体上,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最后。尽管事实上,自从成为在野党领袖之 后,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定期回去了,但他们每次还是那么欢迎我。我会出席 本地工党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然后花一两个小时聊天、交换意见、回答问 题——他们很多都是从1983年起就认识我、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人;在那个房间里, 我会非常坦诚。能够在约翰?伯顿的注视之下,跟自己真心信任的人谈话,是一种 恩赐;反过来,他们则觉得,能够接触、参与正在形成的历史是一种恩赐。 我还会到塞奇菲尔德村的邓卡酒馆或者工人俱乐部去。人们十分友善,也尊重 我出去喝上一两杯放松放松的愿望。话题很少涉及政治,除非是跟约翰?伯顿和莉 莉?伯顿夫妇二人、菲尔?威尔逊(后来接替我成了塞奇菲尔德的下院议员)、彼 得和克里斯廷?布鲁克斯(十分善良正派的人)、保罗?特里佩特(工人俱乐部的 工会代表,是个粗犷、坚韧而又可爱、聪明的人,后来成了我的好友)一起吃晚餐 的时候。我们会闲聊,讨论选区的问题,我会询问他们对当今热门话题的态度。不 论是作为全体,还是作为个人,他们对于民意所向有一种出色的直觉,而且,他们 总能——也许从未失败过——帮助我看清前路。他们还代表着英国民众中一股非常 重要的势力。他们也许会阅读《卫报》,却并不属于《卫报》;他们根本就没有 “伦敦气”,也不是典型的《每日邮报》读者。他们非常政治化,却认识很多不搞 政治的人。 他们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过去那种对人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再合适。我 的政治活动完全代表了这种理念,然而,要想令评论员们看清这一点,则非常困难。 塞奇菲尔德是一个“北部工人阶级”选区,然而,只要你刮开表面,即使只是往下 挖那么一点点,你就能明白,这种定义不太恰当。是的,你当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古 老的煤矿村庄——特里姆登、费什波恩、费里希尔、契尔顿等等——找到那种典型 人物,可是,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同了。新建的房子都是那种有三四间睡房的私有房 产,虽然住在里面的人不能算是“中产阶级”,却也不能算是安迪?卡普①式的 “工人阶级”。他们喝啤酒,也喝葡萄酒;他们去快餐店,也光顾餐厅。他们每年 都会到国外去度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而且去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贝尼多姆镇。 这是一个不同的英国,一个让我感到亲切温暖的英国。曾经有一篇文章——《 每日邮报》的常见作品——说我造作、骗人,理由是,我自己说喜欢吃炸鱼土豆片, 可我住在伦敦的伊斯灵顿那会儿,人人都知道我吃意面(骇人听闻啊);很显然, 如果你说你两样都喜欢吃,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两种食物代表着两种截然不 同、无法调和的文化。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英国,其实是一个人们吃着多种 多样的食物、体验着多种不同文化并且乐在其中的国家。这种情况,不论在“北部” 还是“南部”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正在开放。我在塞奇菲尔德的最亲密的朋友们 就是这种不同的象征。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轻松随意,我可以做回自己,而他们就 是他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选区的那座房子四周的情况已经变了,正如我们生活其中的其他所有地 方一样。那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安保,虽然不如后来戒备森严,却也一刻不休。道路 限制车辆通行。不过,那儿仍然给我一种感觉:我们的生活中仍然还有恒久不变之 处。那里的环境熟悉而舒适。 1997年8 月30日傍晚,我的心思集中在一件永远都要关注的事情上:如何安排 一个跟辩论相吻合的改革日程。我担心,人们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见到主要改革出 现,就会开始冷嘲热讽。我知道,我们掌握政治主动权,而保守党人脱离世情、纪 律松散,不过,我也明白,我们的媒体支持十分脆弱,而且,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 基于互相利用,而非互相信服。媒体一旦决定跟我们作对,如果他们抓不到实质的 把柄,就会耍弄各种花招,把我们的长处说成短处,把我们的政治成功说成欺骗。 还有,到了一定时候,右派媒体会领悟到,我们其实并非撒切尔主义的温和版本; 而左派媒体将会意识到,新工党是真实的,它不会向左派的惯常要求屈服。 也许,我还忙着哄孩子们睡觉——这通常都是我的活儿,安排他们躺下(面对 三个年龄分别是十三、十一和九岁的孩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饮料、 读故事,希望他们能让我们缓缓劲,至少能让我们夫妻二人安静地吃一顿晚餐。 十一点三十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切丽这人一旦 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 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 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 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 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 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 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 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 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 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 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 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 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 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 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 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 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 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 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 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 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 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 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 月。向 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 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 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 也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 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 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 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 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 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 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 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