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戴维?弗罗斯特仍然是电视媒体上最为出色的访问者,远比那些嘲笑他不够辛 辣的人出色很多。他不粗鲁也不虚张声势,但他拥有非同寻常的才能,能诱使受访 者轻率地发表一些言论,使他们在交谈中犯下错误,成为新闻报道的标题。我已经 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弗罗斯特访谈结束后阿拉斯泰尔对我说:“见鬼,你为什么会 说那些话?”我会问:“什么?”当他跟我解释之后,我只能说:“哦,哦。” 而且,戴维有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他认为观众希望听到回答问题的人想说什么, 而不是听采访者提问。依据这个策略,他总是让受访者比他们预想要说的说更多, 话题的范围也更广。访谈结束时,你总是会被套出四五个新的故事来。当然,虽然 他不咄咄逼人,但他很坚持,使得受访者从心理层面很难不直接回答问题。 无论如何,这次我没有必要担心会说错话。我决定畅所欲言。我也决定要作出 承诺,将NHS 经费提升至大约欧盟的平均水平。当然,有太多的方法来计算所谓的 平均水平。有无数的统计员和会计师通过计算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基本的观点很 清楚,这样的承诺所发出的信号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周六,罗伯特?希尔与我过了一遍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我和戈登再次谈了谈, 他已经愈发坚定。但是我坚信,就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策略而言,我们必须作 出这个决定,而且是在现在就作出决定。 我知道我们有机会实施改革。1999年后期,艾伦?米尔本接替了弗兰克的位子。 艾伦之前是国务大臣,他干得很出色,也完全认可改革的方向。弗兰克为了全心全 意准备伦敦市长的选举而提出了辞职。 我承认,当时,我并没有挽留弗兰克,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可以让卫生部多 一些自由度。结果也确实如此,但这也给我们在市长竞选上带来了大麻烦。实际上, 弗兰克能击败肯?利文斯通成为伦敦市长的几率,就像斯戴图与儿子①的马能赢得 英国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冠军一样。晚些时候,在选举期间,我试图提升团队的士气, 开玩笑说我认为弗兰克会赢。 而安吉说:“如果你认为弗兰克?多布森可以在伦敦打败肯?利文斯顿,那我 得去请医生了。” 于是伦敦那里出了一个大的烂摊子;当我参加“弗罗斯特访谈”时,我知道我 要什么,而且我也有了中意的人来为卫生部掌舵。 访谈结束,让戴维高兴的是,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让我在一切方面坦诚,我 坦诚得彻底、公开并且迅速。这也是我印象中少数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去参加一个 节目,脑海中有一个故事,并且最终讲出来的也是同一个故事。 那段时间我和戈登有些矛盾,但是他也知道一切无法避免,而且无论如何,政 治策略也让他无从反对。这就是我直接的先发制人,但也得是必要并且合理的先发 制人。这让我能继续计划的另一部分:和艾伦一起起草一份正式的改革提案。 经过讨论之后,我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起草一份正式、成熟的NHS 转型 提案。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我们一致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十年计划。目标应该是从根 本上改变NHS 的运作方式:打破整体格局;引入和私营部门的新的合作关系;借鉴 选择与竞争观念;并同所有的专业人员,从护士到医生到管理人员,重新谈判基本 合同。 最重要的是,这表明了在我头脑中盘桓已久的决心。我们在1997年上台时,声 称最为重要的“是标准,而不是架构”。当时是针对教育部门发表的这个观点,但 这同样适用于医疗卫生以及公共服务系统的其他方面。 换言之,我们是说:忘掉那些繁复而又老套的结构改革;什么有用——我们的 意思是指产出的结果——什么就值得考虑。这是一句不错的辞令,也是一条有益的 政治策略。不幸的是,我意识到,一旦我们有了实战经验,这条策略也只是夸夸其 谈而已。因为实际上,架构产生标准,机构的组建方式影响着最终结果。 也就是说,除非你相信集中管理式的变革是最佳模式。这个时候,想法的改变 会对政治与服务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重新定义国家的性质是创建新工党的部分思路。 除去法律和秩序方面,我直觉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也是我曾一直大张旗鼓地赞 扬劳埃德?乔治、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于罗伊?詹 金斯的思想充满尊敬与喜爱之情。 在一个世界里,当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寻求更多的自主权时,我想象不出任何一 个现代的国家理念,除了为大家提供条件和授权外,还能是什么样的理念;这怎么 也好过以那种家长式的、施舍的方式,以及对那些被视为无力作出自己决定的人民 的利益加以控制的做法。而那种理念,那种直觉,显然必须应用于国家机构的实践 中。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持政策和理念相一致。 从2000年年初开始,当资金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至少总体而言是解决了,艾 伦和我,还有一个亲信顾问团,开始着手起草NHS 的十年计划。 同时,我们也以类似的宗旨在其他政策领域开展工作。安德鲁?阿多尼斯接替 了教育顾问的职位。我不太记得他到底是如何加入我们团体的。他曾是牛津大学的 教师,也是社会民主党成员。他曾力图撰写罗伊?詹金斯的传记。(最终工作的压 力使他没有完成。)他还曾是《财经时报》和《观察家报》的记者。他的到来很偶 然,但卓有成效。他举止得体,拥有一流的智慧,并且不惧于跳出意识形态的限制 去思考。他完全迷倒了新工党成员。 当然,也有人对他不满,因为他有社会民主党的背景。顺便说一句,这和德里 克?斯科特的情形很像,他曾在退休金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给我提供过建议。德里 克真的很坚强,也很尖刻,给团队带来了新特色。但他拥有和辣手神探哈里①一样 的外交手段。我们和财政部一起参加的会议总是充满了火药味,而他爆发的速度比 一般的爆竹还快。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喜欢他在我身边。 相反,安德鲁是一个彻底的好脾气,甚至连那些顽固的讨厌社会民主党的人也 很难不喜欢他。并不是说他们有些人没有努力试过不去喜欢他,而是,他就是那么 好。 戴维?布伦基特和我一样,也在重新思考标准与架构的问题,当然安德鲁在很 大程度上敦促了他朝这个方向思考。戴维组建了一支优秀的队伍,召集了像迈克尔? 巴伯,以及顶尖人物、部门常任秘书迈克尔?比沙德这样的人。我们也开始重新思 考如何运用和医疗卫生领域采用的同样的原则进行中小学与大学的改革。 刑事司法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个领域的问题都很复 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重新评估了整个司法体系的性质、目的、架构、文化、道 德观念、实践、思潮等等——所有你说得出来的方面。它从来就没有正常运作过。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想得更多。 正如我在更为详尽的2000年纪要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整个战后公共服务与福利 状况等方面,老实说,我们需要变得更加彻底,更激进,更具开创性。 上半年,我们一直很忙,尤其是忙于NHS 的事。3 月,我对议院发表了关于NHS 现代化的声明,这也为之后7 月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伦敦市长竞选也朝着意料之中的方向发展。竞选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工党提名的竞选;第二阶段,竞选市长。 在第一阶段,我们力保弗兰克?多布森获得提名。当时我们有着令人钦佩的竞 选班子,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高级官员们很不喜欢肯。当然,这很傻。我自己也 是这样。但我并不像约翰和戈登那样完全是出于内心讨厌他。我其实还很欣赏肯的 风格、他的与众不同,以及他的沟通能力。我也夸大了他的政策立场的危险性,这 倒不是我故意这么做,只不过在谈到竞争对手的政治策略时,大家都习惯这么做。 其实不应该这样;在政治领域,当你与某人意见不合时,你常会夸大这种不合。就 像两块灰色的阴影变成了黑色与白色。一项只是被误解了的政策会被说成是一项灾 难性的政策。 如果肯作为工党候选人,就会有问题,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反对由普雷斯科特 和戈登共同策划的地铁公共—私营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伦敦的交通是这项合作的典 型,如果启用一名致力于阻止工党交通运输政策的工党候选人,那么无疑就是自找 麻烦。 我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却奇怪地不确信它的现代化本质。肯曾希望鲍勃?基利 在成功结束纽约交通运输领导者的轮值之后,能加入进来,主持地铁工作,我认为 鲍勃对肯应该也有些溢美之词。 但是作为一个北方的工党人,约翰看不惯伦敦的工党,也不信任肯,或是某些 野心勃勃的纽约人。而戈登就是讨厌他。尼尔?金诺克也以只有尼尔能做到的方式, 清楚阐明了他的立场。而且不管怎样,就像我说的,我并没有阻止弗兰克辞职,因 此很显然,肯不是领导层心目中的候选人。 很快,我学会了放弃,也意识到,我们一边说要权力下放,一边还强硬地推行 领导层的意志,这是愚蠢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这其实是当年无纪律的 工党所遗留下来的产物。由于担心和领导层的意愿差得太远,大家都失去了洞察力。 因此,到最后,我想清楚了,既然弗兰克无法成为市长,那么肯作为独立候选人胜 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经过党内投票。弗兰克取得了胜利,但主要是因为工会把票 投给了他。对于新工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在结果公布之前,我在契 克斯别墅约见了肯,我说如果弗兰克获胜,希望你仍能忠于工党。他作出了承诺, 但显得并不是很热忱。结果宣布之后,我并不诧异于他宣布他会以独立候选人资格 竞选。我并不怪他。有趣的是,有一些支持我又略微偏左派的伦敦工党人告诉我说, 不管怎么样,他们会投票给肯;而我觉得反对他是一件愚蠢的事。他们说,即便肯 不自立门户,也不要以为弗兰克能成为市长。他们可能是对的。 最后一刻,就在工党最后给出结果之前,我最后一次尝试换人。 有传言说莫?摩兰姆可能在考虑成为候选人。这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莫 和肯之间的竞争一定会很激烈。我问她是否当真,她说是的。我明白了。我邀请了 弗兰克和他的妻子珍妮特来唐宁街,和他们一起在公寓里喝了点东西。阿拉斯泰尔 也在场,切丽中途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向他们解释我认为弗兰克很难获胜,也想 试探他是否能考虑放弃。答案很明确:他不会。不能说我很惊讶,他可能因为我甚 至提出了这样的话题而倍感沮丧——这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