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无谓的争辩 50 岁的博尔赫斯正走向“傅尔赫斯。”他不再是那个在欧洲创作了早期诗歌 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三四十年代在阿根廷发表了许多本随笔、诗歌及短篇小说选 集的博尔赫斯。他正开始成为其作品的人物:在这副面具的背后,年轻的和成熟的 博尔赫斯能够藏身:一副极易识破的面具,因为它是博尔赫斯的简化和升华了的变 体。《阿莱夫》(1949)和《其他的探究》(1952) 便体现了他的这种角色。但直到50 年代末,这一化身才取代了正身,傅尔赫 斯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这一人物受到一群美貌女子的青睐,在其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中, 她们充当了他的情欲对象(不是性伙伴)或秘书,甚至合作者。30年代及40 年代 初,博尔赫斯努力使自己周围聚集起一群愿为他而死的(当然这是比喻说法)忠心 耿耿的青年人。自40 年代末起一直贯穿他此后的文学生涯,博尔赫斯始终被一群 年轻的妇女所包围,她们渴望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机敏,来帮助他,保护他,直至 完全地宠坏他。 第一批女友中有美丽的西尔维挪·布尔里希,1945 年,博尔赫斯曾与她合编 过一本有关阿根廷流氓的选集。但他与埃斯特拉·坎托的关系更为深沉,更加复杂, 《阿莱夫》就是献给这位年轻小说家的。他们经常见面,有时一起度假,交换文学 上的看法。《阿莱夫》问世时,埃斯特拉写了一篇敏锐的书评,发表在《南方》上 (1949 年10 月)。第二个月,为了庆祝《马丁·菲耶罗》杂志创刊25 周年, 她在《新闻报》上(1949 年11 月7 日)发表了她与博尔赫斯的长篇谈话录。显 然,人们不久就发现他们之间已超出了文学上的关系,但博尔赫斯明显地在抑制自 己的感情。他的缄默使他们的友谊复杂化,最后终于消亡。 其他的年轻妇女代替了埃斯特拉。博尔赫斯开始被看成了阿根廷的“息金斯教 授”,将妇女们感化成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足的知识分子。像萧伯纳笔下的 皮格马利翁,他爱上了自己造就的人物,但他对她们的感情过于多变,所以他的追 求往往有始无终。与往常一样,这些传闻有一定的真实性,然而它们毕竟只是传说。 在博尔赫斯的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年轻女子们的友好陪伴以及她们给他带来 的情欲刺激;他在她们的协助下所创作的一系列著作既不重要也无创新,那些书名 可以从博尔赫斯的书目中删去,这并不会有明显的损碍;不过,它们扩大了博尔赫 斯文学王国的版图,增添了一些小而离奇的省份。 1951 年,博尔赫斯单独出版了他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集,取其中一篇小说的 题目为书名——《死亡与罗盘》。同年,罗歇·卡卢瓦在巴黎发表了《杜撰集》的 翻译本,将内斯托·伊瓦拉论博尔赫斯的随笔作为序言。至此,博尔赫斯开始在法 国拥有了读者。两年后,另一本短篇小说集《迷宫》被卡卢瓦收进他当时主编的拉 美文学丛书《南方的十字架》。埃梅塞决定印行一套由何塞·埃德盂多·克莱门特 主编的灰色封面的博尔赫斯全集,似乎是为了祝贺博尔赫斯取得新地位。第1 卷于 1953 年问世,它是1936 年版《永恒的历史》一书的再版。1954 年,丛书增加 了博尔赫斯的1943 年版诗选集及1935年版《世界丑事》的增补版。博尔赫斯本人 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他在《自传随笔》中对出版其全集所作的唯一评论是持反对 意见的。他这样谈到他创作并发表于20 年代的早期随笔集: 4 本随笔集中的3 本——最好忘掉它们的名字——我从不允许童印。事实上, 当我现在的出版商——埃梅塞——于1953 年建议推出我的“全集”时,我接受它 的唯一原因是这样做我就可以删掉那几本荒谬的集子。我因此想起了马克·吐温的 建议:一个好的图书馆一开始就可以删去简·奥斯丁的作品;即使这家图书馆其他 什么书也没有,它仍将是个好图书馆,因为她的书被删去了。(《随笔》,1970) 尽管他开了这么个玩笑,但1953 年他的全集的发行肯定对他具有某种意义。 庇隆的藐视甚至羞辱阻碍不了博尔赫斯被公认为阿根廷的主要作家。这些灰色封面 的集子走向了新一代的读者——热心的年轻大学生或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此之前, 他们未曾有机会阅读傅尔赫斯的早期著作。他们成了新读者圈中的先锋,既忠诚而 又好辩。这些新读者使博尔赫斯变成阿根廷最有争议、最有影响的作家。 《其他的探究》于1952 年7 月发表。同年,恩里克·佩松尼在《南方》上《 1952 年11~12 月)发表了《其他的探究》的长篇书评。文章题为《近似于博尔 赫斯的新作》,它是对该书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但它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意图: 从当代阿根廷文学的大前提下看博尔赫斯的作品和他的个性。 此时,博尔赫斯已成为一场争议——有关阿根廷作家的政治、文化作用——的 中心。他的许多新读者不同意文学只是作家的文学、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政治这一观 点。他们赞同萨特学说,开始要求作家与时代相结合。他们希望社会及政治辩论进 入学术界,并攻击文学界。在他们看来,博尔赫斯是一种既疏远(他描写的不是幻 想世界吗?)又参与(他不是庇隆最有名的对头之一吗?)的作家的典范。这场论 战始于1948 年,一直持续至今。但在博尔赫斯发表《其他的探究》之后,论战达 到了高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以及佩松尼的文章使这些问题成为辩论的焦 点。 阿根廷青年随笔作家H.A.穆雷纳的一篇似乎无关痛痒的文章打响了这场论战的 第一枪。这篇发表于《南方》(1948 年6 ~7 月)的文章攻击博尔赫斯的诗歌, 理由是他运用阿根廷民族主义的象征,却没有这些象征所包含的民族感情。穆雷纳 显然没有弄清博尔赫斯的意图。博尔赫斯并非用阿根廷的象征来强调它们的独特 (亦即狭隘)之处,而是利用那些象征来表现它们的普遍性。在其有关特鲁科游戏 的诗中,博尔赫斯不是要表现这种风行的纸牌游戏多么离奇古怪,而是要表明任何 一种游戏都使我们变得不真实:我们遵守规则,重复着他人以前玩过的游戏;这时 我们也就是那些人。在稍后同样发表于《南方》(1951 年10 月)的第二篇文章 里,穆雷纳发展了他自己的论点。这一次他反对的是:博尔赫斯代表了折衷主义的 顶峰,而这种折衷主义使阿根廷作家成为一切文化的继承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穆雷纳似乎对于博尔赫斯是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感到忿忿不平。 佩松尼在其文章中对穆雷纳的这种理解作出强烈反应。他指出穆雷纳对博尔赫 斯诗歌的评价是谬误,因为他不依据诗作本身来评价,而是将它们置于(穆雷纳眼 里的)阿根廷现实之道德标准下。他强调博尔赫斯有权利以他自己特有的想象力和 技巧来创作诗歌。在批评穆雷纲所作的那种分析时,佩松尼正趋向一种更加公正的 文学与批评态度。 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读过他的文章。新型评论家普遍倾向于从社会学及政治角 度看待文学。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的《阿根廷文学的危机与复兴》(1954) 一书中的观点比穆雷纳的观点更加偏激。他将博尔赫斯看作牧场主寡头政治的代表, 指责他创作一种异化的、贵族式的、无存在必要的文学。拉莫斯无视一个事实,即 博尔赫斯一生中从未拥有过牧场,他的观点(即或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至少也是虚 无主义的)与牧场主的伪善、保守、市侩哲学绝无共同之处。拉莫斯是个假马克思 主义者,他认为庇隆是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在他看来,反庇隆主义者的博尔赫斯 必然代表了敌人。 较年轻的作家们以一种类似的腔调试图将他们几乎一窍不通的萨特、梅洛一蓬 蒂乃至卢卡希的学说运用在博尔赫斯身上。阿道弗·普列托的较为成功的小册子《 博尔赫斯与新一代》(1954)便是一例。新杂志《城市》的一期博尔赫斯专刊(1955 年,No.2~3 )同样对博尔赫斯持批评态度,但不那么偏激。文章作者们是普列托 的朋友及支持者,他们试图公正全面地评价博尔赫斯,但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之 一是(如同普列托)他们对博尔赫斯作品缺乏足够了解。他们对他的一些重要作品 达到极为无知的地步。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场论战组织不佳,也没有规律,正像1933 年《讨论》一 书首版发行时《麦克风》杂志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一样。尽管两次辩论的措辞及所 谓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攻击博尔赫斯的理由却很相似:博尔赫斯远离民族现实; 博尔赫斯是个外国人,爱写德国人与阿拉伯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犹太人;博尔赫 斯是拜占廷作家,一个欧洲人。论点在重复,批评的水准则不断下降。 在许多评论家将他们的观点写成文字之前,傅尔赫斯本人就对他们的批评进行 了还击。1951 年,他作了题为“阿根廷作家与传统”的演讲,后来在《南方》 (1955 年1 ~2 月)上发表,他在演讲中抨击那种要求每一个作家表明自己是阿 根廷人还是祖鲁人的文学民族主义。他正确地指出,这样的争辩会使莎翁或拉辛感 到莫名其妙——他们就从未怀疑过他们是否有权在自己的戏剧中表现丹麦的哈姆雷 特或希腊的安德罗玛克,埃及的克莉奥佩特拉或罗马的尼禄⑤。博尔赫斯的结论是 阿根廷人用不着担心自己还不够阿根廷化:“我们的祖传财产是宇宙。”他进一步 说: 我们应当尝试一切主题。……我们不能为了做阿根廷人便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 阿根廷主题上;因为做阿根廷人要么是命运的安排,无可逃避——如此的话,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要么只是一种伪装、一副面具。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忘 情地沉浸在自由的梦——即艺术创造——中的话,我们将会既是阿根廷人又是好的 或较好的作家。(《迷宫》,1964)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新版的《讨论》,该书是作为博尔赫斯全集的第四卷于1956 年再版的。阿根廷的文学批评已被一个主题引上了歧途,并将继续沿着迷途走下去, 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在某种意义上,博尔赫斯的这篇文章已对那一主题作出了最终 的论断。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