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颁布“五月法令”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 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 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 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 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 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 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 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 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 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 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 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 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 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 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 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 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 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 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 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 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 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 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 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 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 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 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五‘所吓怕了)请教, 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 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 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 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 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 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 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 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 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 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土的 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欧 洲包括德国在内,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 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 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 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 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 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 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 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 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 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 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 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 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 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 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 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 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弹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 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 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 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 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 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 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 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 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 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 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 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 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 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 “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 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 ;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 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 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 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 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 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 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 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 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 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 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 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 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 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 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 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 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 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 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 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 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 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 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 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 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此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 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 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 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 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 ;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 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枷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 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 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 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 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 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 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 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 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 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 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 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 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 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 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 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几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 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 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 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 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 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 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 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 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 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 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 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 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 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 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吓仇恨的 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 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 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 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 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 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 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 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 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 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 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 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辟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 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 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 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 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 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 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 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 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 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 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 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 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 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 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 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 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 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 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 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 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 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1873年底,安德拉西写道 :“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 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 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 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膝堡使臣米纳特会谈 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 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 “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 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 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 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 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 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 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土这 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 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 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 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 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 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排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 “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