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2002年9 月至10月,我大约用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完了这本书。因为 亲身经历,记忆深刻,资料齐全,所以写作速度较快。它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个 人自传,只是我长治工作三年和早年生活的粗略回顾。 这种以自己的故事为脉络的写法,可能会给人以不够谦虚的感觉。我的想法, 党员有责任为党争光,尤其是身居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个人的故事,往往是一 个地方党员形象的缩影。同时,我还坚持一个观点:作为一把手,如果我领导的地 方出了什么问题,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如果取得什么成绩,应归功于上级党委的正 确领导,归功于班子集体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 作为曾经是山西省政府组成人员之一和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我还要承担 全省某些总体工作落后的责任。1999年,我当时是省体改委主任,在“三讲”的自 我剖析材料中我也曾经检讨到:20年时间,山西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中上游下降到 中下游,又从中下游下降到最末尾。过去的标兵我们望尘莫及,当时的追兵也变成 了我们的标兵。此时此刻,不知同志们是什么心情,不知同志们有何想法。作为省 里的一名中层干部,山西今天的落后,我也有一份责任,深感愧对人民愧对党,愧 对祖先愧对子孙。 这一感受贯穿了我为人处事的全过程。我讲的故事中的矛盾,都是我一生中要 消化和吸收的营养,我将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寻找自己的不足。 从1969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2002年的33年间,我从农村、工厂、人民公社, 到县委、地委、市委、省委机关先后工作过10多个单位。我所服务过的省委书记从 前几任的王谦、霍士廉、李立功、王茂林、胡富国直到现任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 先后共有6 位。至于我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就更难以胜数。我总的印象是,大家 都想把山西的事情搞好,都想把本职工作做好。但是,怎样才能使愿望成为现实呢? 我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产生出自己的体会: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就等于选择了 甘心吃苦;选择了改革和发展,也就等于选择了吃亏和惹人;当好“三个代表”, 就会乐在其中。 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用我的实践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党执政之后,如何避免脱离群众并进而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广大干部重新回 到群众中! 我认为,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只要做到“三 敢”: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达到“三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实现“三带”:带头、带动、带领,就能把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 动起来,用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去化解最大的危险,从而解决存在于现实中的各种 突出问题。 我分析了干部与群众的若干矛盾,将之归纳为十五“不怨”:不怨群众调产没 出路,而是干部调产没思路;不怨群众听了不干,而是干部说了不算;不怨群众无 聊,而是干部官僚;不怨群众没劲头,而是干部没带头;不怨群众不通情,而是干 部没感情;不怨群众不听话,而是干部不像话;不怨群众不明白,而是干部不清白; 不怨基层常出事,而是干部多避事;不怨群众上访成群,而是干部不深入人群;不 怨群众断马路,而是干部没给下岗职工找出路;不怨群众围堵政府大门,而是干部 没走进百姓家门;不怨群众没主意,而是干部搞形式主义;不怨群众不老实,而是 干部不落实;不怨群众不深究,而是干部不追究;不怨群众不争先,而是干部不身 先! 我又分析了“一把手”与一般干部的责任关系,也分为十五“不怨”:不怨干 部不聪明,而是一把手不开明;不怨干部工作没落实,而是一把手追究不扎实;不 怨干部作风散,而是一把手骨头软;不怨干部不检查,而是一把手监督差;不怨干 部放空炮,而是一把手说到没做到;不怨干部不吃苦,而是一把手没辛苦;不怨干 部怕吃亏,而是一把手好挑肥;不怨干部怕惹人,而是一把手老好人;不怨干部没 信心,而是一把手没决心;不怨干部常失败,而是一把手搞腐败;不怨干部抓不好 卫生,而是一把手缺少文明;不怨干部不开放,而是一把手不放开;不怨干部解决 问题当儿戏,而是一把手爱搞下不为例;不怨老区干部思想保守,而是一把手创新 不够;不怨老区干部工作倒退,而是一把手革命传统没有发挥! 第二,党执政之后,如何掌握执政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带领干部过好 “三关”:寻找和解决问题关,追究责任关,以及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的群众民 主测评关。 通过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和追究责任的“五步曲”工作 法,使广大干部明白“抓住不落实的事+ 追究不落实的人= 落实”的道理。 我认为,扩大“三讲”成果,要倡导在地级市以下单位,在班子成员自觉自愿 的原则下,把年度党内民主测评和群众民主测评结合起来,增加群众民主测评的内 容。一般讲,谁决定干部命运,干部就会对谁负责。有了两测评的办法,广大干部 就会把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更加一致起来,更好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长治实践表明:不用现在的创新办法,难解历史的遗 留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怕这,怕那,忧心忡忡,固步自封, 怕担风险,怕被误会。说到底,还是怕丢官帽,怕个人利益受损。然而却不怕社会 矛盾危机四伏,不怕群众受苦、受穷。过去不是曾经有人怕过“大包干”吗?小岗 村农民冒了一个险,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治忠实执行“三个代表”,解 决了若干社会危机。一些人担心的政务公开、舆论监督、群众民主测评都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我认为,只要运用创新办法,便能解决社会危机。 二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旨在让过去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用个人的经历,为社会 服务;用个人的曲折经历,换来党的事业的顺利。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敞开心扉讲心里话。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 假话。我在书中的想法和做法,哪些对、哪些不对,请大家评判,让历史定论。 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写这样的书。在他们看来领导是一个“模特”,言论 和形象都有特定的标准。也有人说,你这种身份要留个大背头,不能站在街上接待 上访,不能骑自行车,不能坐公共汽车,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上街买菜,…… 这些规矩我都破了,这些事情我都做了,我的身份不是依然还在吗,反倒心里更加 踏实。 所谓身份,就是套在干部身上的“枷锁”,这种陋习于转变作风无益,于廉政 建设无益,于党的事业无益。正如群众所说,什么时候,没有了身份特征的标签, 干部就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中国的政务公开从1998年开始:1998年村级公开,2000年乡级公开,2002年县 级公开。长治市从2000年开始,实行重大决策公开、花钱公开、用人公开。市委研 究工作的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公开了;市委常委生活会记录公开了;市委 书记检查性的发言公开了;对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班子成员的群众民主测评票数和 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建议都公开了。在这本书中,我再来一个真实思想和经历故事的 公开,这是一种感情释放,也可称为一种贡献。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有的缺点,我可能都有。我没有达到申纪兰的那种 境界和水平。但我有幸来长治工作,能近距离地向她学习,以她为从政楷模。申纪 兰曾经和我现在的级别一样,但她在十几年前,就主动放弃优越待遇,回到平顺县 西沟村当农民。申纪兰把自己说成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向她学习,确定自己是群 众堆里干的人。所以,我下了决心写这本书。 三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宣传舆论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在 长治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十分注重宣传和精神文明工作。在长治的三年间,我和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编书多部。同时,我也汲取在原平县搞“搭台唱戏”引起全国新闻 媒体对我大量宣传的教训,坚决贯彻省委指示,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多次在会议上讲,多次作批示,并提出严格要求。但长 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我所 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曾先后9 次复函新闻单位,或向市里有关领导表明我的 态度。 这是我在2001年1 月8 日写给一位记者的信: 绝对不能发表这种写我的文章。因为我有过深刻的教训,你这样做会干扰和影 响我正常的工作,会使一些官场中人以为我做事的目的不纯。你要实在想写,也得 待我走了以后,或等我死了以后。官帽应当是个责任,而不是一个待遇;是个“吃 苦、吃亏和惹人”的头衔,不是一个“享福、沾光、为人”的职位。我在长治的做 法,有人说“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我妻子说“你这么辛苦图个啥,你这样惹人 不会有好结果”。我弟弟说:“你有神经病。10年无权,好不容易重新当了书记, 却只会吃苦受累,不懂得享福!” 我深知,干部要享福,人民必吃苦!我要不去吃大苦,干部就不会变作风!人 说人不动,只能去带动。只有使之感动才会变成行动!而对于腐败,那是你死我活 的斗争。我们只能以党交给的办法,以自己站稳人民立场的毅力,来一点一滴地深 入人心,调动民气,使人民信任党,从而战胜恶势力。 所以,你必须明白,写文章说我好,就是等于帮倒忙!过了年,我已56岁,我 不图钱,不图官,也不图讨“说法”。我若有所图,就干不成事!我只有保持这种 开弓放箭的速度,才能带出这支好队伍。所以,为了能让我默默地为上党人民干点 事,请你停下手中的笔。 后来,类似这样的信,我又给作者、宣传部门和领导同志写过8 次。我们还采 取了一些过硬措施,杜绝宣传个人。正因为这样的控制力度,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基本封锁了正面宣传,放开了舆论监督。 2002年4 月,南方一家报社的记者,在长治住了十几天也没有见上我,十分生 气地走了。但也有持续恋战者。5 月份,我到德国考察,来访的记者见不到我,他 们就去采访群众,现场调查,收集资料,最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条条新闻。就这样, 我成了2002年中国关注的新闻焦点。不管我如何的不情愿,宣传的负效却必须要承 担。有人说我“好宣传”、“图升迁”。也有极个别人想给我戴上“有争议”的帽 子。一说有争议,必然有是非,由于没人做结论,于是便成了“莫须有”。个别人 政治上的随地吐痰,一口“左”,一口“右”,很厉害。一位省领导安慰我说: “争议你什么?无非是改革和不改革、创新和不创新、干和不干。”我对此深为感 激,也感触颇深:如果领导不能在官场见义勇为,下属焉能在市场冲锋陷阵! 更让我欣慰的是,这场宣传风波没有改变山西广大干部对我的看法。一位省领 导告诉我,你每次在省、厅以上干部的推荐测评,得票都很高。我被动接受宣传之 后,就做好了日后测评丢票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却出我所料,山西各级干部和 长治市干部群众继续接受和肯定了我。2002年9 月,我被上级列为考察公示对象之 一。我又一次产生了像当年省委书记霍士廉肯定原平“搭台唱戏”,亲自给我下厨 房做饭的感受:这就足够了!如果党和人民需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会在所不辞! 2002年9 月以后,面对各地记者的采访。我开始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我 不讲,事实可能有出入,观点可能不准确。这也是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在外界逼和内心自逼的双重压力下,我感到自己既没有必要再躲避,也没必要再被 动应付,最好还是把话讲清楚、顺其自然好。 我想,夜半盗窃只能偷偷摸摸,雪中送炭应当正大光明。如果坏事怕人揭露, 好事又不为人知,又何以进步发展呢? 四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以这样的行动来倡导一种新风: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 善于总结,善于亲自动手写一些东西,拿起笔为实践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党的事 业服务。 我认为,领导干部应当是个思想工厂,经常深入调查、勤于思考,善于把上级 的指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本地区、本单位落实中央精神的思路和办 法,也能抽象一些理论思维,开启人们的视野。 当干部不能当成“懒汉”,不读书,不动笔。领导干部就仿佛是一架被人操纵 的“机器”,只会用别人写好的稿子,只会念抄书抄报的讲话。一位写材料的干部 对我说:他过去和领导讨论稿子时,念完第一部分,领导问:“有没有出处?”他 说:“抄某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二部分,领导又问:“有没有出处?” 他说:“抄另一位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三部分,领导再问:“有没有 出处?”他答:“这是我替你写了一部分。”领导说:“停,回去改,必须有出处。” 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寓意却极其深刻。 领导干部不能在俗套中生活,说话做事,不能光看别人的脸色和眼色,工作要 有原则和有特色。社会发展如果绕过创新,无异于渔民绕过水面去撒网;抽象理论 绕过争论,无异于农民绕过土地去播种;解放思想绕过实践,无异于樵夫绕过山林 去伐木。战争年代攻堡垒要不怕枪林弹雨,创新时代攻堡垒要不怕闲言碎语,不怕 变成有争议的人,不怕个人利益受损失。人民尊敬那些为群众的利益而自己吃亏的 人,讨厌那些不顾群众利益而自己占便宜的人。 五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要用一种方式回报上党这片热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太行山、太岳山的每个山头上都埋葬着一颗烈士的心脏,上党老区的每一寸土 地上都有革命先烈流出的热血。当年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此,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 吃饭碗里,比别人多了一点点玉米糊糊,他便大怒骂娘:“这是让老子搞特殊犯错 误!”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只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吃苦!”现在这里的群众 也对我说:你要唤回好风促发展,必须从严治党抓落实,必须咬定目标不松口,追 究责任不停步,要追到墙角无躲处。 我要以此书感谢长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各位领导同志对我的帮助: 三年间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互理解,取长补短,积极配合,公开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成果,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管任务多重,要求多急,我的同事总能 如期完成,我们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领导集体!大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我无私帮助 的态度,使我一次次受感动。我作为“一把手”,只能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我的心境! 我在长治的实践,还离不开领导班子中已经荣调到省委、省委党校和晋城、忻 州、运城市委担任要职的五位班子里的同志,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也 不会忘怀已经退下来的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和市政府退居二线的两位老副市 长以及一大批告别了工作岗位的中层干部,希望他们发挥余热,身体健康! 我要以此书感谢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协的各位领导,他们多 次派来工作组支持工作。指导“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老领导肖玉英、仲济学,作 风扎实,要求严格;考察干部的老领导王明、王全太,公道正派,观点鲜明。他们 给我树立了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榜样。 这篇《后记》写完后,是2002年的10月22日清晨5 时,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 夜。出门一看,太行山区漫天大雪,已经拆去了围墙、完全开放的太行公园里,碧 翠的青竹枝头压满雪堆,弯着腰身随风摆动。我情不自禁地念起陈毅将军的诗句: 雪压竹枝低,低下欲沾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厅李仁秀等同志为该书核实人名、地名、 数据和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有时加班到深夜。申纪兰同志不是个写文章的人, 但她应作者邀请作序。花了她很长时间,老英雄反复写、反复改,还念给西沟群众 听,请有文化的人一起改,下了大功夫。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在百忙之中也 挤出时间为这本书作序。我愧对他们的评价。《南风窗》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同志在 编辑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2年10月22日于长治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