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要得罪人 从2000年2 月,《长治日报》第一次刊发批评稿件,到2002年10月已经累计开 展监督1935次。有人推算这个频率,长治已经揭露各种问题2000多个。其实,除了 市报,我们还有电视台、电台、有线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 报》,五家媒体加在一起,长治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一个个突出问 题被揭露,一件件民忧民虑被解除。 长治日报社的同志整理出一份关于我对报纸的批示,零零总总,总计381 条。 如果再算上给长治其他媒体的批示意见,共有597 条。按我到长治上任至2002年10 月底的991 天计算,不到一天半就有一个批示。这个精确计算,可能是同志们对量 的关注结果。我觉得,大部分工作是班子里同志们,特别是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 尚平安(后调到晋城市)和副书记卢晓中、宣传部长史耀清,大家齐心协力才形成 全党办报的合力优势。 在《长治日报》当过20年编辑记者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过去的报纸是个啥样子。 就舆论监督而言,10年前《长治日报》有一个批评栏目,名为《读者来信》。 其内容三分之二是表扬好人好事,三分之一为批评稿件。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多是些 服务态度问题,攒破天,壮足胆,也只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卖假药、或者小偷 小摸的“儿科”小事。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批评也常常遭致攻击,被告上法庭,甚 至还有市领导的批评指责。 后来,《读者来信》逐渐被改版,从一周一个版改为半个版,从半个版改为四 分之一版,不管怎么改还是找不到批评问题的稿子,就连来函照登的勇气也被削平 了。再后来,《读者来信》栏目干脆取消,这样就彻底“免生是非”了。 报社有个群众工作部,过去负责读者来信,偶而转一点群众信件,但也从来不 问结果如何。再往后,群工部就成了报社的行政科室,负责登记来稿,分寄稿费, 不闻不问群众的事情了。 我到长治工作第二天就找来报社总编辑,讲了我对办报的指导思想:群众靠前, 领导靠后;市场靠前,官场靠后;多报道基层一线,少写会议活动。关于我的报道 一般不上一版,重要活动也不占头条。二版、三版也行,四版或者中缝都可以。所 以,我在长治三年,除了党代会、市委扩大会和一年一次的经济工作会,基本没有 发过关于我的头版头条。 我的办报观是把版面让给基层,还给人民。重要的还是要督促去反映群众呼声。 我找来报社的王占禹、弓德旺同志,商量办了两个栏目,日报叫《望哨》,晚报叫 《啄木鸟》,旨在揭摆群众中的问题,根除官场上的积弊。 这次谈话表明我的态度。一周过去,我没有看到一篇批评的文章。又过了一周 还没有反映问题的报道。我再把总编找来问话,他哈哈一笑:“吕书记,你要真批 评,我们还没有稿源呢!”没有稿源,我给你提供。刚上任时,群众来信特别多, 我每天从中选几份有代表性的送报社转发。 稿源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只要点名批评过的人,都来找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报社解释?来人说,报 社的人说是你让批评我的。原来,他们把矛盾都推到了我这里。我不怕人记恨,而 我痛恨那些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 之后,我坚持批转稿件,批示报纸,坚持要得罪人,这个麻烦我自己挑着,不 让下面的同志替我分担。新闻媒体拿起矛的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当盾牌。因为不这 样,他们顶不住反攻过来的力量。我自己甘当盾牌,报纸也就越战越勇。因此,他 们也直言不讳,有什么样的书记,才会有什么样的报纸。全国各地媒体介绍长治做 法时,也就有了“人治”的说法,而我的说法是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 2000年4 月1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沁源县新华书店强搭书本加重学 生负担的问题曝了光,《长治日报》以《诚恳接受舆论监督,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为题报道了市委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然而,仅仅“诚恳接受”是不够的,必须要 “热情欢迎”,我在当天报纸上作了明确批示:“‘诚恳接受’应为‘热情欢迎’。 这四个字的改动,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不是害怕,也不是诚恳,而 是热情,你们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写一封公开邀请信,发表于各家新闻媒体,并写 一言论,还要组织实施。”撰写的邀请信被新华社转发,以“热情欢迎舆论监督” 为题的评论见报后产生强烈反响,对内“撵猫出室”,对外“引猫入室”,舆论监 督有了宽松环境和浓厚氛围,内外媒体形成强大合力,对改进作风、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