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尽管首相在外交方面硕果累累,但她也明白,英国大选成败取决于国内,而不 是国外。从1988 年起,财政部就一直在避免英国经济发展过热。然而,随后6 年 的高速度经济增长,证明这比原来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一连好几个月,劳森与梅杰 都面临着现代英国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困境:英国经济增长过快。 然而,这一切最终气数已尽。1990 年底,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其实,上届国 会结束前夕,这个危机就已到来。政治形势恶化,经济运转不良。当时身为财政大 臣的约翰·梅杰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今作为首相,他更明白这是对他将 来连任的主要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衰退。30 年代以来, 英国的经济衰退主要集中在英国中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而 伦敦和南部地区相对未受冲击。由于80 年代经济活动结构发生了变化,此次情况 已截然不同。这场经济危机受冲击较小的是边远地区。这是因为经历了80 年代初 期严酷的优胜劣汰之后,生存下来的生产行业已远不是以往那样不堪一击。80 年 代经济的过热导致了财产价值猛增,引起了社会混乱。尤为突出的是,牛市心理在 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票面价值已完全无法维持。人们似乎忘记了万有 引力定律稍加变异,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任何事物上升得很快,最终都必将跌落。 1989 至1990年,这个定律便得到了验证。 此次经济衰退使许多保守党忠实的支持者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不少家庭面临 失业,或至少是失业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抵押费犹如雪上加霜,他们的财产价值急 剧下跌,有时跌得甚至比尚未偿付的抵押还要低。 1991 年初,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衰退已达到最低点,秋季将会出现经济复苏。 秋季来临时,人们似乎仍以乐观的态度等待着,天真地认为复苏的出现将延至1992 年春季。而到1992 年春季时,经济复苏仍迟迟未见端倪。当然,这也要取决于 “复苏”这个词的涵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确可以说在1991年中期便出现了复 苏,因为当时的经济已开始回升。但这只是经济学家所定义的复苏,而不是政治家 所理解的复苏,因为伦敦的财产市场没有复苏,消费者的信心也没有复苏。再者, 当提到复苏时,一些主要的经济统计数据却回升缓慢,令人急躁,尤其是破产率和 失业率的上升更使人担忧。从1991年底的形势来看,直至大选时,失业率似乎仍呈 继续上升的趋势。 就此次衰退的程度而言,有充分的依据可以证明1990 年底实行的货币政策过 于紧缩。显然,通货膨胀已达到顶峰,并将在1991 年迅速下降。此时的危险已不 再是经济过热,而是发展的停滞。每当财政大臣会见保守党后座议员时,他们总会 不断地鼓动他降低利率。然而,自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以来,这种选择变得极为 艰难。所有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实际上都盯住德国马克,而德国联邦银行则毫无让 步的姿态,因为它不得不维持已增长的预算赤字,以应付重建前东德所需的开支。 加之在西德马克与前东德马克以1:1 平价汇兑的情况下,德国内部的利率居高不下, 而其他成员国则不得不调高利率。 然而,令人惊惊奇的是,大部分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居然对德国采取顺从的态 度。各国的外交部门往往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忠实信徒,它们认为高利率体系大有益 处,因为这将促使通货膨胀率得以收敛,而这些外交家们通常很少为国内的经济发 展形势感到担忧。有些国家的金融部门也认为货币控制大有益处,因为这将使政客 们无计可施,它们常常对政客们持不信任的态度。 法国金融部门尤为主张“强势法郎”,因为法国要到1993 年才进行议会选举。 尽管德国难以作出让步,但诺曼·拉蒙特除使通货膨胀下降以外,在1991年连 续7 次削减利率。不幸的是,这7 次利率削减仍未奏效:每次削减的幅度均为0.5 %(而在其他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利率调整的幅度一般为0.25%)。到1991 年, 0.5 %的利率降幅也已不足对国内经济产生刺激。到1991年9 月,利率在7 个月内 一共降低了25 个百分点,从原来的14%降至10.5%,但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 的注意。 即使从英国作为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难以看出诺曼·拉蒙 特大臣当时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即使当初英国未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我们也同样无 法肯定我们现在就一定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如果英镑大幅度贬值,没有那位大臣会 对币值问题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其他欧洲国家采取 一种将利率固定在5 %左右的政策,势必会使英国付出代价。同样,从历史的标准 来看,1 :2.95 的英币/ 德国马克平价汇兑比值似乎不算过分苛刻。而那些断言 此汇率过高的人,实际上是在表现一种经济悲观主义情绪。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加 入欧洲汇率机制后,生活虽然显得很艰难,但在加入汇率机制以前,我们的生活也 同样不轻松。由此可见,1991 年的欧洲,根本不存在随意浮动的汇率。在重大的 欧洲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问题出现之前,关于欧洲汇率机制的争论将会贯穿整个90 年代。 1991 年底,约翰·梅杰也变得不那么关心此事,无论是从问题的专业角度还 是哲学范畴均是如此。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同样被另一个更为至关重大的问题所取 代,那就是大选。显然,他只有靠保证经济的复苏,而不是等待经济的复苏来赢得 这场选举。这就是说,政治只有求助于经济。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