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在下议院11 年多的日子里,约翰·梅杰作为一位政治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然而,他的声誉大都来自他敏锐的判断能力和他在小团体中的杰出表现,他却从未 掌握政治中的公众艺术。罗宾·奥克利在《时代》周刊任主席时,就曾经这样描写 过梅杰:“他无需高声讲话就能操纵下议院。”不出两年,他担任新的职位,却发 现在这个新的职位上主导下议院是何等困难,因为他仍未学会提高自己的嗓门。这 个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在身居高位之前,就已行成了一种公众 的形象。当然,这样难免会有明显的虚伪之嫌,象哈罗德·威尔逊、丹尼斯·希利 和罗伊·哈特斯利之流,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人们常常对他们真伪难辨。但是,如 果没有这样一种伪装的外表,那就难以把自己的力量传播给公众。 约翰·梅杰已担任了首相,但却缺乏那种公众形象。因而,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难以引人注目。听过他在小范围内发表讲话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大方、睿智的 演说家,他措词妥当、时而幽默轻快、时而严肃庄重。这些年来,许多在聚会上见 过他的人都形成一种印象,认为他是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在下议院或在保守党大 会上,他却难以显示良好的形象。在这种场合,他的声音似乎失去了共鸣,语言魅 力也不知哪去了。他常常重复词句,又随意插入各种修饰语以及不必要的形容词或 副词,这一切使他语言中应有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但是,私下的约翰·梅杰却是 一位自然的领袖人物。他举止文雅,和蔼可亲,绝无高傲自负或自尊自大之举。但 他说话却坚定有力,富于威严。近25 年来,他加入任何团体,往往都被推选为领 袖,但他却从未公然独断专行。因而,才会有如此多的同僚在保守党领袖竞选中投 他的票,他的领导才能已被那些熟知他的人所公认。 他常常使周围的人感到鼓舞,尽管他无意这样做。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约翰· 悔杰言谈举止常能使许多议会同僚流露出对他的拥戴之情。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吸引 力无法与撒切尔夫人相比(原因之一是他不该是男性),但是,即便在用餐之前, 梅杰在党内也同样拥有大批忠实的支持者。不过,面对广大的电视观众,他还不知 道该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因此,如果说他的当选主要是归功于他所谓 的政治技能,那么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去掌握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才干。 梅杰先生就职后的几个星期里,由于不善于在公众场合乔装和掩饰,还产生了 另一种后果:他周围的人注意到,他对新闻媒介的批评显得过分在意和敏感。对来 自怀有敌意的新闻界的中伤,大多数政治家尽管内心受到严重伤害,牢骚满腹,但 却会故作镇定、摆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而给自己披上一层坚韧的外壳。约翰· 梅杰却是个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受到新闻界的好评(在空 军服役那段时间除外),从未遭遇过失实不公的报道或恶意攻击。有一次,他非常 气恼,特别是对某些保守党报刊所发表的愚蠢评论大为不满。他无法理解,在信息 大爆炸的当今世界,有那么多的消息值得报导,新闻界为什么还有时间和心思去翻 他30 年前的陈年老帐,追究他到底获得过几个“O ”级成绩。同样,他也无法接 受新闻界在他私生活上大做文章,何况有些文章纯属谎言和恶语中伤。 自约翰·梅杰出任首相以来,关于他私生活的谣言不胫而走,说他至少曾与一 个女人关系暧昧,有的说是个女裁缝;有的说是个女厨师;还有的说是兰伯斯工党 的黑人议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而舰队街各家新闻机 构在这件事情上所花费的精力决不亚于对海湾战争所作的报导。一连几个星期,各 小报的记者便在某个怀疑对象的住所附近安营扎寨。BBC 广播电台的一位负责人尽 管当时未见过梅杰夫妇,却一口咬定梅杰夫妇的婚姻是徒有其表。类似的谣言甚至 还曾被搬到《时代》周刊的要人会议上大加议论。诺尔马·梅杰对这一切只是一笑 置之,但梅杰却难以忍受。 对这些玷污他家庭的各种企图,他愤怒不已。可以想象,这一切毫无疑问使他 变得更为敏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家侦探》这家以唯恐天下不乱而著 称的杂志,此次又煽风点火,大肆喧染,但最终又是它站出来一一澄清谣言。 然而,过分强调外表形象的重要性,恐怕是十分愚蠢的。实际上,形象问题所 影响的往往是他与政治阶层的交往。而在他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中,它的作用则似乎 没有那么重要。说到对舆论的理解,政治阶层的人有两大缺陷。 第一,他们的社会交往大都是与他们有共同志趣的人,而对于那些不问政治的 人,他们则难以理解其思维方式。第二,政治阶层的人历来习惯于寻求刺激。他们 就像一个美食家,一个星期要品尝六、七个厨师的手艺,并且还要不断地寻求刺激。 而大部分普通英国人每天的品味都大致相同,他们不信任慷慨激昂的政客。正如狄 斯瑞利所说的那样:“英国人民长期困扰于茫茫雾霭之中,中产阶级强大有力,他 们需要的是强硬的政治家。”总的来讲,公众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更是抱以尊敬, 而不是热爱。她本人真正关心的是在选举中取胜,而不是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对于 狂热的支持者来说,她的个性也许是她压倒一切的资本,但对大多数选民来说那算 不了什么。1990 年以前,她的政党曾一度赋予她竞选的重任。与此同时,早期的 民意测验则表明在选民中拥有一个巨大优势的人是约翰·梅杰,而不是玛格丽特· 撒切尔。 约翰·梅杰自当选首相起,就在民意测验中得分颇高。这一切起初也许是出自 选民的新奇感,而后来则毫无疑问是因为海湾战争的因素。这场战争他把握得恰到 好处。有些保守党人为他没能表现出撒切尔夫人那种胜利者的姿态而感到遗憾,但 大部分人则不得不承认梅杰先生的姿态与公众的情绪更为和谐。战争伊始,梅杰先 生曾对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公众认为这次讲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语调有 些沉闷,但却坚定有力。这位新任首相使人觉得出兵的决策似千斤重担落在了他自 己的肩上,但他决心把这一切进行到底。 约翰·梅杰的广播讲话在最后定稿时,曾加上“上帝保佑”这一祈祷语。 对此,他的顾问们提出异议。查尔斯·鲍威尔回忆说:“我曾皆斥他‘上帝保 佑’在此显得不妥当,会破坏讲话的感染力。”但梅杰先生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听了梅杰的演讲后,查尔斯爵士不得不承认“上帝保佑”听起来的确感人肺腑,整 个战争期间,梅杰先生始终抓住公众情绪。即便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位新首相本人 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不仅大大高于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而且也大大高于他任 何一位保守党同僚。 在他出任首相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同僚们曾有过各种担忧。现在,这位首相已 成为保守党最强有力的武器。正如保守党主席克里斯·帕滕所说:“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使我们的政党像首相一样备受人民的欢迎。”与此同时,梅杰先生也正努力 采取合适的政治策略维护自己已赢得的声誉。 当选首相后,梅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组政府。首先是改组内阁。内阁中当时 有两个空缺: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离开了政治舞台,随她而去的是交通大臣塞西尔· 帕金森。竞选期间,帕金森先生就曾提出辞职,但被劝阻。 虽然他与梅杰先生没有任何过结,并真诚地支持梅杰先生。但他认为自己应该 随格丽特·撒切尔一起辞职,毕竟他的政治生涯曾与她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不过, 他最终答应梅杰先生当选以后再宣布离职。 其中的一个空缺是极易填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离任自然意味着迈克尔· 赫塞尔廷的回归。几经调解,赫塞尔廷被委任为内政大臣,但他又很快拒绝了这个 职位,因此,他又被委以环境部大臣的重任,负责制订适当的政策以取代他曾长期 抨击的人头税制。帕金森先生的职位则由前苏格兰部大臣马尔科姆·肯夫肯德接替。 梅杰先生的原财政大臣职位由他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诺曼·拉蒙特接替。拉蒙特先生 的秘书长职位则由代戴维·梅勒担任。 这就意味着有第三位内阁大臣应该让出自己的职位。 显然,这第三位被免职的内阁大臣是上议院议长贝尔斯德勋爵。威利·怀特洛 辞职后的三年来,约翰·贝尔斯德尽管仅仅是一位临时的代理内阁大臣长,但他却 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是非常乐意继续留在政府工作的,担任北爱尔兰事务部高 级主管大臣兼财政部审计长。他离开内阁后产生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结果:保守党内 阁成员中竟没有一个是出自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的,这一现象在本 世纪以来是史无前例的。这两所学院被誉为是培养保守党政治家和首相的摇篮,著 名的格莱斯顿就出自这个摇篮。 贝尔斯德离任后,自然该有人来接替,但上议院却没有合适的候选人。 这就意味着要从下议院物色一个资历较深的人,而且这个人在下院必须有一个 稳定的席位。最具备以上条件的是内政大臣代戴维·沃丁顿。这样,在这次的内阁 大调整中,最后一个空缺产生了,并要在剩下的人选中进行选择。 梅杰先生早已决定要把克利斯·帕腾那种有魄力的人安排在保守党主席的位置 上,以取代肯尼斯·贝克。而沃丁顿先生进入上议院使贝克先生得到了内政大臣的 交椅。当初,如果赫塞尔廷接受首相的安排担任内政大臣,贝克能否在政府中留任 就不得而知了。 约翰·梅杰成为首相的候选人时,戴维·沃丁顿曾给他以大力支持。此次梅杰 首相对他的职务安排并不合他的心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这种禁欲主义式的忠诚 使梅杰大为感动。他成为内政大臣那阵时,可谓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沃丁顿没想 到担任这个职务仅仅才一年,就会失去它。作为一个合格的下议院议员,他自然难 以适应在上议院的工作。对于一个下议院首席督导员来说,要适应上议院那种非正 规并且含糊不清的组织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在瑞波尔选区的问题上,沃丁顿勋爵也 与同僚们产生了分歧。同僚们对这个选区信心十足,而沃丁顿勋爵则不然。最终, 他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保守党原来19000 票的多数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 党4000 票的多数。 这个结果对戴维·沃丁顿来说是最为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坚强地把痛苦埋在 心里,倾注全力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所有满怀希望却又屡遭挫折的政治家 来说,他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 在内阁以外,梅杰先生也做了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蒂姆·伦顿被免去下院首 席督导员职务,主管文艺部,对他本人来说真可谓适得其所。接替他的是理查·赖 德。赖德先生很快显示出娴熟的组织秘书才能。他出色的工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从而使撒切尔夫人执政最后一年的工作显得大为失色。另一个重要人事变动是 吉安·谢波德的晋升,她完全可以成为梅杰先生的第一位女内阁成员。 约翰·梅杰对唐宁街10 号的官员也进行了调整。一些人自愿辞职,这使他的 调整变得相对容易而又紧迫。伯纳德·英厄姆决定随着主人的离任他也应该隐退。 英厄姆被封为爵士,以表彰他所做的工作,仅此而已,长期勤勤恳恳的尽职没有得 到更多的回报。 显然,对接替怕纳德爵士的人选,梅杰先生早已心中有数。这个人就是他的财 政部新闻发言人格斯·奥德奈尔。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经学家及前任大学讲师,奥 德奈尔先生与伯纳德爵士风格迥异,但工作却同样得力,同样受到新闻界的好评。 唐宁街10 号政策研究室主任布莱恩·格里菲思谢绝了梅杰要求他继续留任的 邀请。他被封为贵族,接替他的是道格拉斯·霍格的夫人莎拉·霍格,她的父亲是 前保守党内阁大臣波伊德—卡彭特勋爵,而她丈夫的父亲黑尔什姆勋爵也是一位前保 守党内阁大臣。她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现在却成为一位颇有影 响的顾问。 梅杰先生留住了查尔斯·鲍威尔,尽管这位即将被封为爵士的鲍威尔先生明确 表示要离开唐宁街10 号,但在海湾战争爆发的前夕让他离去显然是不明智的。他 就这样被留下来,为梅杰先生效力,就像他当初为撒切尔夫人效力一样。起初,唐 宁街有些新任助手对鲍威尔先生有几分惧怕,因为他们以前曾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 传闻。在这些传闻中,他被描绘成残酷无情的恶魔。 然而,他们心中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正像有人后来描述的那样,查尔斯· 鲍威尔给人的印象是:对外交政策问题有渊博的知识,与国外政治家有密切的交往。 不仅如此,他对于每一个细小的问题和工作,都处理得有条不紊、恰到好处。甚至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无足轻重的政治家的来访,鲍威尔先生也要临时搁下海湾战争的 计划,向首相口述备忘录,二、三段简洁扼要的话,就能使首相对来访者及其国家 的情况一目了然。 鲍威尔先生在内阁以外的部门享有盛誉,等他最终离开唐宁街10 号时,约翰· 梅杰已对他备加推崇。在首相身旁工作的许多人都无法相信,一位外交才能如此卓 越的人居然从此永远进入商界。接替鲍威尔先生的是斯蒂芬·沃尔,他很快就证明 自己的工作才能足以同查尔斯·鲍威尔相媲美。沃尔先生虽不如其前任名声显赫, 但他所产生的影响却毫不逊色。 至此,梅杰先生的班子已配备就绪,他的精力便投入到政策的制定方面。 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项新的税收政策以取代人头税制。人头税已随着撒切尔的下 台而不复存在。从一开始,约翰·梅杰就意识到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政策,尽管这样 做会面临一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他一上任就匆匆制定新的政策以取替人头税,这简 直有点像莫斯科大撤退,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组织良好、行动迅速的大撤退。在讨 论新政策的过程中内阁委员会步履艰难,议院首席督导员理直德·赖德曾告诫说, 如果政府抛弃人头税制的基本原则——所有成年人都应纳税,那么许多后座议员都 会表示不满。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担心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财产为基础的税制, 大批保守党的支持者将受到伤害,他们会起来进行抗议。首相本人也曾倾向于寻求 某种折衷的解决方案,使新政策同时兼备人头税和财产税的特点,但很快意识到这 样的方案会使管理复杂化,并导致政治上的复杂局面。市政税的制订主要应归功于 迈克尔·赫塞尔廷。 市政税的实施很快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卸下了政治包袱,这正是市政税的成功 之处。这个极富凝聚力的体系使来自保守党人家庭的抵制大大减少。 其实,在市政税实施以前,梅杰就已经采取行动,减轻地方税收的负担。 奈杰尔·劳森及许多财政部的官员都反对人头税,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地方政 府的税收能力不断遭到破坏,从而把税收的负担从地方政府转嫁到中央政府。事实 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约翰·梅杰在这个问题上比别人迈的步子更大。在增 加预算开支的过程中,他急切地要对所有交纳的人头税给予折扣,通过提高增值税 来融通资金。诺曼·拉蒙特对此极不赞成,其实任何一位大臣都不会赞成。但是这 位入主唐宁街10 号的前财政大臣却寸步不让,拉蒙特先生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尽管这是梅杰先生的政策,但唐宁街10 号从未对这140 英镑的折扣居功自傲。 从一开始起,梅杰先生就声明他要使内阁的管理具有一种更为轻松的风格。在 他召集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对同僚们咧嘴一笑说:“咳,谁会想到是这样呢?” 玛格丽恃·撒切尔在其最后一届内阁中是年纪最大的内阁成员,但在梅杰先生的首 届内阁中,只有5 位比他年轻,这无疑使他本能地感觉到,在内阁的管理中,他只 能做一位贤明的领袖,而不能我行我素,只能引导内阁,而不能独断专行。 他特别重视倾听同僚的意见。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越来越倾向于事前做出定论。 梅杰先生则鼓励同僚们畅所欲言。当然,这在某些方面给高级大臣们造成了麻烦。 道格拉斯·赫德曾评论道:“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各位大臣需要做的就是与一位 同僚保持一致,那就是首相本人。她总会很快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然后争论便会自 然停止。梅杰先生则不同,即使他赞同某个建议也决不会阻止其他同僚提出质疑, 而提出建议的大臣必须就此质疑做出解释。 梅杰在会见非内阁大臣时,始终保持着虚心倾听意见的良好作风。一般来说, 资历浅的大臣们费尽心思制定的立法建议往往会被上司们一笔勾销。 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政府中都在所难免。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当资历较浅的大 臣们制订的计划被否决时,通知他们的往往只是发自唐宁街10 号办公室的一张三 言两语的记事条。这种作法常常使他们茫然失望,工作积极性不免受到打击。梅杰 先生决心改变这种作法。尽管资历浅的大臣们仍有可能发现,自己几个星期的心血 制定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但至少他们能从首相那里得到富于同情的解释,从而感到 几份安慰。有些唐宁街的公务人员承认自己更渴望以前那种作法,因为那样不会使 首相浪费时间,但他们同时也从中看到了梅杰体系在政治上的优势。 随着大选的临近,梅杰先生常常在内阁正式的工作结束前进行政治讨论。这标 志着他试图把政治转移到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上来。约翰·梅杰入主唐宁街10 号 以来,大选便成了压倒一切的事务,这位新首相意识到这对他将是一次最为严峻的 考验。只有大选获胜,才能保证有机会作为一位名符其实的首相行使职责。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授权问题曾使他感到压抑。他常常急切地浏览着民意测验 的记录,并寻找机会深入乡村。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总是不时地提醒他要谨慎行 事。克里斯·帕滕认为在1991 年10 月以前根本不可能进行选举,拉蒙特先生则 倾向于1992 年,有时甚至倾向于将选举推迟到最后的期限——1992 年7 月。最 终,梅杰先生放弃了在1991 年进行大选的念头,尽管他在唐宁街10 号的一些助 手对财政大臣未能于1991 年在经济上打开局面持批评态度。对这些批评,拉蒙特 先生直言不讳地给予反驳,他认为这些言论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 就任首相几个月后,梅杰先生对提前进行大选的热情丝毫未减。但他的确轻松 多了。1991 年夏季,他已不再为缺少委任权的事而犯愁了。他感觉到,既使他仍 面临着选举问题,但他已经赢得了威望和声誉,这不也是一种委任吗?因此,他不 再那么急于确定大选的时间了。 1991 年9 月下旬,经过广泛的商讨并对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进行 仔细分析之后,梅杰决定将选举推迟到1992 年。最有可能在4 月9 日或5 月7 日。 截止1992 年新年伊始,保守党的竞选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几个月来,那“五个 火枪手”一直在唐宁街12 号议院督导员的办公室里进行会晤,策划竞选。其目的 是要保证在1992 年的每一个星期保守党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要么是消极的, 即对工党进行攻击;要么是积极的,即着重提出几项有吸引力的建议以充实他们的 竞选宣言。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保守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面临两大选择。第一大选择是工 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到1992 年初,即便是乐观的工党支持者也清楚地意识到, 金诺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 而保守党的另一大选择就是约翰·梅杰本人。虽然梅杰先生不是个自负的人, 但他自己也赞同这种评价。到1992 年初,他相信自己已同英国民众建立了水乳交 融的关系。他相信在大选中只需三、四个星期,他就能依靠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为 他的政党和他自己赢得辉煌的胜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