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 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 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 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 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 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 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 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 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 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 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 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 “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 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 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 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 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 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 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 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 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 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 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 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 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 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 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 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 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 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 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 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 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 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 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 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 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 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 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 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 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 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 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 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 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 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 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 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 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 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 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 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 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 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 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 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 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 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 “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 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 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 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 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 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 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 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 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 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 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 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 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 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 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 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 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 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 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 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 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 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 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 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 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 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 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 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 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 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 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 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 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 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 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 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 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 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 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 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 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 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 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 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 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 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 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 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 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 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 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