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萦绕心田的思考 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岁月,一直是人类的期望值不断扩大的岁月,也是在联合国 宪章所阐述的原则和意志的鼓励下不断取得发展的岁月,自觉满足了成千上万的人 民要求独立与自由的愿望。在解决经济、社会和人类问题方面进行的合作,第一次 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足够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这个世界的居民;在医学的进步适应了 更高的出生率和更长寿命的希望的同时,社会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医生们 集中创造出某种手段,以便稳定出于分享这个世界的慷慨而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挫折,但联合国宪章所允诺的妇女要求平等的社会地位的 希望,也正缓慢地得到实现。 如此这般的发展,如果从联合国已存在半个世纪的观点来看,或者仅仅从我担 任秘书长的10年来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是一个人类独一无二的进步的年代,尽管 有时会被那些相伴而生的险情所遮盖。然而,人类的期望超过了所取得的成就,这 是可理解的。人类大部分还生活在贫穷的状态中,数以百万的人民被他们所难以控 制的力量而赶出家园,破坏性极大的疾病依然未能征服,过多的人口威胁着我们赖 以生存的环境。在一个能够迅速沟通和全球透明的时代,即使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 的人民也知道,这种状况可以得到改进。在更全面的范围内满足人类的欲望——那 些被不断得到改进的可论证的技术潜力所激起的欲望——之际,世界将会一直存在 冲突。考虑到联合国在未来的岁月中所面临的任务,这一现实必须得到正视。 尽管有时呈现出一种步履维艰的形象,但联合国仍然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控 制、环境保护、人口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运动中,充当了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角色。 联合国所界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人们更接近对一个公正和平等的世界的理 解。虽然对这种理解的程度还很难测量,但是,我敢确定它们已经取得了建设性的 成果。谁能否认,被联合国确立并推广的关于人权的标准,促进了更广范围的对人 权的尊重与理解?尽管对联合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很多争论, 但联合国各功能机构提供的发展援助为人类安康所带来的进步,确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健康状况的改进、对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支援,都是 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的例证,它们已经对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以及预期寿命)产 生了影响。正像我在位的那些年所认识到的那样(而现在不再为日复一日的危机所 带来的错误的影响所左右时更是如此),上述事实都是联合国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是变得很清楚的事实了。 联合国与经济发展 由于我来自于第三世界,我特别感到不愉快的是,在我的10年秘书长任期中, 在共同达成的目标框架内,联合国未能成为一个更有效地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工作系统。我很失望,联合国未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带来更具建设性的 对话。这首先是由于北方和南方在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争取发展上持有抵触的观 点。在不能确定对资源利用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抵制任何要求资源的大规 模转移的处理方式,发展中国家则试图通过宏伟的计划,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步 伐来寻求进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出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我真的很赞同这一计 划所提出的目标,它在本质上是要提高多边援助的级别以及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对这 一援助的更多的控制。但是,我认为这一计划是不现实的,而且过于野心勃勃。富 国显然不愿意接受如此广泛、看上去漫无限制的概念。然而,对这一宏伟计划的无 休止的争论,带来的唯一后果是北南双方持续增长的不信任。 多年来,有人批评说,在联合国处理经济问题时,由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来 领导是不适当的。我不反对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前任们,都不是训练有素 的经济学家。而且,对秘书处而言,对政治和行政事务的处理总是第一位的。因此, 秘书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高级经济顾问们来处理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很少有 例外,他们没有公认的理性权力来在联合国系统内或联合国成员国中行使领导权。 在联合国系统中,还存在着经济领域内的结构上的弱点。在它的各个专门机构 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雄厚的财力来促进全球发展。他们像一个独 立的机构在运转,开发和实施了许多有效的项目。然而,在我的任职期间,这些项 目并没有在与联合国系统的其它部门或者与秘书长相协调的共同战略行动中被系统 阐述。甚至就某个特定国家而言,当这些金融机构与联合国其它部门都有着改进现 状和未来前途的相同目标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矛盾中开展工作的。 经社理事会从来就没有制定全球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权力与能力,也没有像在宪 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协调联合国专门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 活动。众多针对经社理事会的改革建议都毫无结果。在1987年我提交给联大的年度 报告中,我建议经社理事会应该改造成一个部长级的机构以作为提高它的效率的一 种手段。这一建议最终被部分地实现了。经社理事会决定留出一个高级别的“部门” 以致力于作为年会一部分的某一特殊主题。结果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终于 得出结论认为,经社理事会是如此地令人联想到失败,以致它危及了争取更高效率 的任何可能性。最佳的进程将重新开始于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更集中而且 权力更强大。 我发现包括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专门机构和功能部门的首脑在内的协调委员会 (ACC ),作为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各种项目和计划的协调机构,尽管它试图部分地 迎合这种需要,但它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并不比教科文组织更令人满意。虽然秘书长 担任这一机构的主席,但各专门机构并不服从他的领导。他们一点也不依赖于秘书 长,不仅因为他们的选拔(或解职)与秘书长无关,而且这些组织的预算也不关秘 书长的事。我个人有个习惯,每次开会时总是先谈一谈对国际形势的一般看法,希 望以此引导大家——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不同部门如何共同工作以缓解国际社会 面临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很少出现。我常常遭遇恭敬的沉默。 只有当涉及诸如工资级别、各专门机构的不同退休条件等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时, 这种讨论才变得活跃起来。当初筹划建立联合国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最先建 议这个组织的首脑应该叫作“仲裁者”。我常常并且仍然感觉到这将会是一个好的 革新。如果秘书长能行使仲裁者的权力的话,那么,当他面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 专门机构的头头脑脑们时将处、于一个更强有力的位置,从而更好地起到协调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这类问题比我所反复遇到的政治危机似乎更让我感到受挫, 但它并不能阻止联合国为人类安康所作出的令人瞩目的贡献。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成就是在一个政治形势紧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时代取得的。在我任期的大多数 时间里,这些成就还是在成员国对发展的途径以及对人权的阐释有着根本分歧的情 况下取得的。 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 这些年在非洲和其它地区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经历,使我对非政府组织的 重要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政府及政府间的援助实施之前,非政府组织总是参与 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诸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以 及挽救儿童联盟等组织,通常对当地局势有着良好的认知,而且具有令人羡慕的灵 活运作能力和乐于奉献的工作班子,他们完全有能力来处理国际事务。 这些非政府组织必须看作是联合国的合作伙伴。我于1983年在秘书处建立了一 个部门间的委员会以保持与非政府组织的密切联系,而且下令我的大门始终向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敞开。我经常与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主席会面。 每次到国外旅行之前,大赦国际总是信任地向我简要通报关于人权方面遭到侵害的 案例,这样我可以有效地予以干预。我按惯例要在旅行时随身带上这些案例的一览 表。我将在完全私下的场合与有关国家的首脑交谈,而且要求他尽可能地纠正这些 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经常发现,当我和一位总统走向官方场合时,或是在正式晚宴 进行的过程中,这样做都是可能的。不过,我希望不要坏了主人的胃尽管我没有做 过统计,但我估计叨%的案例获得了值得称道的结果。我称之为我的“谨慎外交”。 它虽然很细微但却是很明显地表明,通过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紧密合作,可以给 全世界的人民逐渐带来福利。 冷战余波 冷战——特别是它投入巨大的、非生产性的资源用于武器制造——放慢了二次 大战后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变革,但它却不能阻止这些变革的发生。然而,它的确 导致了政治关系的僵化。当我在1982年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时,安理会已经僵持了 很久。我的前任和我带头试图解决这些冲突,因为存在另一类的真空。在很少的几 起美苏不是主角的事件中,比如福克兰群岛危机中,我能够而且也做到了独自来寻 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即使美苏是主角,比如在阿富汗,我也能够独立于安理会—— 苏联在那里的否决冻结了任何行动——而推动导致苏联撤军的协议的达成。尽管撤 军基本上还是依赖于美苏之间的协定来进行的,而且只是发生在冷战趋于缓和之际。 冷战的流毒也扩散到了秘书处。某些有影响的美国国会成员,经常受到新保守 主义的传统基金会的授意,以为联合国总部主要是作为克格勃的前哨基地而工作的。 在国会的坚持下,美国政府为那些来自苏联集团国家的秘书处工作人员设置了严格 的旅行限制。为此,我不得不与美国政府展开了严肃的争论,因为这一行动违反了 联合国与美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会所的协定》。然而, 我不能说服美国政府撤销这些限制。 必须附带补充的是,苏联给美国的一些行动提供了不适当的催化剂。很显然, 苏联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秘书处的职责中去,而我也 没有办法判断他们中间有谁来自克格勃。更为糟糕的是,‘苏联像当时其他的共产 党国家(波兰除外)一样,要求它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临时雇佣于莫斯 科——上交相当数目的美元收人给苏联政府,这就给了华盛顿的下列断言以相当大 的可靠性,即美国的纳税人是在为苏联间谍支付薪水。只要冷战继续下去,苏联在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无论他们是否是克格勃,他们首先忠于的都是莫斯科而不是联 合国。他们所得到的任何信息都被要求报告给苏联代表团。因此,我办公室里的苏 联雇员都被排除在敏感职务之外,这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挫折。 与华盛顿打交道 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美国都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成员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取决于美国的领导和支持。因此,在我任期的最初年月里,美国 政府以及一部分美国媒体对联合国的挑剔态度,极为令人不安。在1982年五月,仅 仅在我担任秘书长后的几个星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纽约 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强调了以下四点:。联合国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 机构;。联合国一点也不是它的美国创建者所希望的那样的机构;。联合国没有以 代表机构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来反映或集中体现这个世界;。对美国以及其它忠实于 民族独立、自决与民主的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否被建设成为一个更 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有助于消除而不是扩大分歧。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接着消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联合国系统“酿成了两 极分化”。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的这类声明还有很多,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对确定美国 对联合国的态度是有影响的。这种态度找到了一种对联合国不信任的意识形态的表 述方式,认为联合国是这样一个组织,在那里民主面对的是共产主义和其它独裁政 权所组成的大多数。 按照这一观点,联合国所拥有的权力越大,这些不民主的势力在世界上所具有 的影响也就越大。美国卷人到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主义中去,将限制美国行动的自 由和损害它捍卫民主的能力。 美国国务院被要求统计在联合国大会中反对美国立场的票数。这些数字证实了 在联合国大会中,超过半数的票是反对美国的立场的。然而,美国国务院统计数字 的基础是有缺陷的,因为有许多联大所通过的决议是被一致接受或是没有经过投票 的。国务院的计算结果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当秘书处分析联大的投票记录时, 包括了那些一致通过或是未经投票就通过的决议,于是,就出现了很不相同的情况。 有超过一半的决议是支持美国的。秘书处的数字被通报给了新闻界。它们被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的显著位置的那天,正值柯克帕特里克大使针对联合国内存在的敌 视美国的多数派而发表演讲。美国方面放风给秘书处说,统计数字的公布是不适当 的,而且获得这些数字的方法是靠不住的。 无论这些投票数字的统计是怎样得出的,它们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于像 美国这样有权力的国家来说,由于占据了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从来就不可能 因为投票的缘故而在联合国大会中真的被孤立或是丧失影响。真正的问题是,在三 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上,美国的公开表态常常相当明确地处于少数地位。这就是中东、 联合国的预算以及南非问题,而国会议员们围绕预算的争论失去了控制。如果联大 决议强烈批评以色列,那么,美国和以色列有时会投下唯一的反对票。联大也采纳 了绝大多数的意见,谴责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 因此,联合国在里根政府时期,有可能被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描绘成 一个共产党间谍的避风港,一个生来就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机构,一个恣意挥霍的组 织,有着糟糕的行政管理,而且它的预算被一个只提供了绝少部分资金的多数派所 决定。我担心这些观点旨在使美国冷淡联合国,而且美国政府内的一些人也有这样 的目标。 鉴于美国在这一组织中的支配角色,我考虑到了反驳这种态度,以及保持与美 国政府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系的高度重要性。在我的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内,没 有任何其它的目标让我更关注或是吸引了我的更多的注意。1983年,当我第一次正 式访问华盛顿时,在与里根总统和黑格国务卿的会谈中,我敦促美国应该最大程度 地参与联合国。我建议说,作为一位独立的秘书长,我的斡旋能有助于阻止安理会 内突然出现而又导致激烈争论的冲突。 黑格国务卿说,美国不愿意“仅仅跟别人一起走”。当它感到有必要时,它必 须清楚地表明其立场。黑格认为,在联合国决议问题上的“停火”是可取的。而且, 美国对联合国功能机构的政治化“厌烦”。了。不过,美国仍然支持联合国系统。 他说,美国与“多数派”的争论,是因为后者有时正在腐蚀这一系统。 华盛顿对联合国的非难采取了最恶意的形式,即拒付美国应缴纳给联合国常规 预算的相当大份额的分摊捐款,随后对维和行动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像其他成员 一样,美国在宪章的约束下,应该根据大会按比例规定的分摊额度,支付联合国维 持其正常运转的那一份资金。美国那时分摊的份额占25%(略多于维和的比重)。 联合国因此严重地(我认为是过于严重了)依赖于美国的财政支持。由于美国拒付 会费,到1986年底时,尽管我已采取措施全年节约了约3000万美元,但毫不夸张地 说,联合国已频于破产的边缘。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余下的任期。最使我烦恼的 是,对起草宪章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漠视宪章规定的义务,这可能会逐渐削弱联合 国的影响力。1988年,当美国的欠款达到5 亿美元时,我直言不讳地向里根总统表 示了对此事的关注。我指出,根据美国与联合国达成的国际条约,美国应向联合国 承担支付规定的捐款份额的法律义务。我接着问到:“你难道愿意将来会有人说, 里根政府的遗产之一是对罗斯福所开创的联合国进程的破坏?”总统对此表示赞同, 并将此次谈话转达给其国民。 这不是我第一次与里根总统就联合国财政问题进行对话。1986年3 月,在椭圆 形办公室的一次会晤中,总统首先给了我一个未曾料到的亲切的问候。在进入会谈 正题之前,他警告联合国不要陷入与美国一样的财政拮据的状况。我强调这需要多 多地依靠美国,并详细地解释了当时存在的情况。总统回答说,从他个人的观点来 看,同样的制度应在联合国内得到遵守,就像在一个乡村俱乐部一样。“如果不支 付会费,其成员将失去他的权利。”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大 使解释说,那正是联合国大会执行的制度。一个成员国如果超过两年以上拖欠会费, 就应该失去它的投票权。 在会晤的结尾,当话题再度转到联合国的财政问题上时,里根总统说这令他想 起了一段逸闻。就我所知,他说他曾在好莱坞度过了一段时光。这段逸闻是关于一 位失业的演员和他的代理商的。这位演员希望得到一处相当美丽的住房,就要求代 理商去调查购买房屋的可能性。不久,代理商回来说他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房屋可以便宜地获得,出售者索价50万美金。这位演员心绪极佳地说好极 了,并问坏消息是什么。代理商回答说,坏消息是房主要求500 美金的首期付款。 随后,当总统礼貌地陪我走向汽车时,他私下告诉我,他将与国会山的朋友会 谈,并保证联合国会收到拖欠的会费。不幸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里根总统比他的前任更经常地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就像他的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所做的那样,他反复表示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我相信,他们都没有反对 联合国的意识形态的偏见。然而,他们都不愿意去与国会和政府中敌视联合国组织 的那些人进行斗争。当我撰写1986年我向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时,我提到了这一状 况。我指出,“那些相信联合国为世界安全所构建的安全网不应被容许变得支离破 碎的人”,有必要“更强有力地捍卫这个组织。联合国需要它的拥护者,他们必须 更勇敢和有见识地为联合国讲话。” 我感到,舒尔茨国务卿为了保持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其它领域里的行动自由,远 离华盛顿关于联合国问题的争吵,在策略上是行之有效的。他任命阿兰。凯斯—— 他在担任柯克帕特里克大使的助手时就毫无保留地批评过联合国——作为负责国际 组织的助理国务卿,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放手让凯斯先生畅言无忌且带有倾向性 地管理联合国事务。当约翰。怀特黑德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时,舒尔茨国务卿给了他 一项特别的命令去负责联合国事务。随着怀特黑德的到任,国务院里的形势变得好 起来。怀特黑德虽然有时也批评联合国的行政管理和预算惯例,但他总是随时愿意 听取联合国面临的问题,而且尽他的可能去减缓这些问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富有同 情心的对话伙伴,而这种人在华盛顿已经消失多时了。怀特黑德就任后,舒尔茨国 务卿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确认,美国承认它负有法律义务向联合国常规预算支付固 定的分摊额度。由于对联合国的公正态度,约翰。怀特黑德很快就成了传统基金会 (他曾经是其董事会的一员)猛烈攻击的靶子,而且被阿兰。凯斯公开指责为种族 歧视。 我必须强调的是,当我担任秘书长时,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政治问题上, 与乔治。舒尔茨和他的继任人吉姆。贝克展开建设性的工作是可能的。即使当华盛 顿对联合国的攻击最尖锐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和总统也是尊重我的。虽然舒尔茨不 欢迎联合国参与探索中东问题的解决,以及长时间来不愿意看到联合国介人中美洲 和平进程,但他还是坦率和慷慨地承认了联合国在结束两伊战争、促进纳米比亚向 独立的过渡和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的价值。到里根政府末期,美国与联合 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变得更紧密了。当乔治。布什总统转而将联合国当作立法机构以 抵拒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及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道,将联合国看作是 通往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时,就好像在准备新一轮的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繁荣期一样。 不幸的是,美国对联合国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导致消除美国的财政欠款。1990年6 月, 在一次涉及重要的根本性问题的会晤中,布什总统首先说,“我要告诉你我对美国 拖欠联合国的会费而感到的极大的局促不安。……伟大的国家,就像名人一样应该 信守诺言。”总统强调他认识到,由于美国拒绝支付会费,把我这样一位“长期以 来的朋友”推到了极其艰难的处境。他欢迎我此时与美国国会议员就这一问题展开 对话的决心,并说“对于美国不信守她的承诺,你抨击得越狠越好。” 尽管我直接与国会议员对话,而且反复向美国政府呼吁,这一问题在我的全部 任期内还是没能解决,而且对我的继任者来说将更严重。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遗 憾,我不得不将我宝贵的时间用于每一次我与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的会谈,以便不 断要求美国支付他们的欠款。 停滞的5年 1982到1992年间的10年,从政治上来说可以被分为几乎与我的两届秘书长任期 一致的两部分。第一个5 年被冷战所占据了,它似乎将国际关系固定成一种缓缓移 动的冰川,而后者反对任何方向的改变。在它的控制下,安理会被严重地冻结了。 我当选秘书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着确定冲突和紧张的程度,以及评估我 将要关注的全球经济与社会形势。回首往事,我惊讶于我没有任何令我害怕的事。 最使人惊恐的是东亚和中东的形势。伊拉克和伊朗正陷于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这 场战争部分是由于一些伊斯兰国家,对热衷于传道的原教旨主义政权在德黑兰的胜 利所带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应。以黎巴嫩为中心的一种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存在于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苏联令人不安地占领着阿富汗。苏联与美国之间 的关系处于最低点。非洲大陆正遭受着南非的种族压迫的残酷迫害,以及普遍处于 后殖民主义冲突的威胁之下。中美洲的和平成了社会冲突与暴乱的牺牲品。在最贫 穷的国家,发展摇摆不定而债务却不断增加。正在增加的核武库给全世界投下不祥 的阴影,人类的生存遭受着它们的威胁。 1982年9 月,我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的 一年存在着令人惊恐的持续的国际危机,以及在众多基本的国际问题上的僵持与对 峙。安理会似乎无权使得它的决定得到尊重。宪章所提供的集体安全的措施,在一 个分裂的国际社会中不能得到运用。我警告说,我们“正危险地接近于一个新的国 际无政府状态”。回想起来,我不得不说这最后的措辞有点过头了,虽然它成了很 多报纸的大字标题。这是因为它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在政治舞台以外的发展正稳 步进行,从长远看来,它有助于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各国政府开始正视控制人口 的需要。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就已经象征性地开始了的、保护全球环境 的斗争的势头正开始增大。联合国系统的发展机构正集中努力以消除贫困。 然而,可以从这些长期的发展中预期到的某些有益的结果,既不能掀开笼罩在 东西方关系上的幕布,也不能改变联合国并没有被用于它建立时所赋予的目的—— 解决冲突和维持国际安全——这一事实。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强加的某 种程度的稳定,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武器的恐惧和与武器有着紧密联系的脆弱的稳 定。就世界资源和联合国作为和平工具的潜力而言,这个时代是危险和具有破坏性 的。这个世界被迫向冷战缴纳政治赎金的那些岁月,永远不应该用一种怀旧的心情 去回顾。 1986年夏,当我准备计划中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时,我说不出一起冲突,在此 之前的5 年中由于联合国的努力而得到解决。安理会依然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联合 国的财政问题已经到了真正关键的阶段。这就是当我被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鼓 励(也许是被迫)去接受第二个秘书长任期时的主要事态。在第一次当选后我曾说 过,我将不竞选第二个任期。我确实不想。我确信一个人再不应该竞选秘书长这一 职位,因为如果竞选成功,接下来的就是不得不完成的义务。我不是太想接受第二 个任期,而且我妻子也强烈反对我接受第二个任期,其反对的理由部分是因为我刚 刚实施了一个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相当成功,我的医生们保证我健康状况是良好的。 在决定接受第二个任期的过程中,我的健康状况不是个问题。 我料想(至少是潜意识的)我为一种愿望所驱动,这种愿望要我为世界和平做 更多的事情(相对于第一个5 年任期而言)。然而,我的决定有着三层理性的基础。 首先,下列事实是回避不了的,即,联合国处于危险的状态,受到破产的威胁,而 且面临严重的财政限制和精简人员的某种必要性。不坚持到底或是将联合国带到一 个安全的状态,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忠诚于这个组织。进一步而言,常任理事国所给 予的支持使我确信,即使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没能得到这些国家的信任和尊敬,我 却做到了。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所有国家的命运正更多地联系起来的 世界上,毫不含糊地抓住了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注重实效的政府,其选民的基础正在 扩大。存在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正变得松散。展望 前景,正在兴起的未来世界社会的诸多特征显示了对有效率而又有组织的多边合作 的正在增长的需求,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改进联合国的需求。这是最强烈的激发因 素,它使我同意接受第二个秘书长的任期。 一个新时代 1987年,以戏剧性和意味深长的变革为标志的时期开始了,这种变革之迅速在 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场社会和国家转变过程中起促进作用的人物,毫无疑问 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我有机会与之打交道而又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领 导人中的一个。然而,这种变革超越了任何个人单独能促成的地步。突出强调(甚 至在某种程度上界定)这一新时代的是人类对自由和经济增长的渴望。在这一时期, 由于殖民主义的衰退、人员来往数量的巨大增长,以及最重要的,由于科技和交往 所带来的新的全球透明度,刺激了巨大的技术革新。 这一新时期的开始以各国政府间共同利益的增加为标志,即使是在那些存在着 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保持一个良好的全球环境。根除最令人震惊的对人权的破坏、控制像艾滋病这样不 受国家边界约束的疾病,以及(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避免核毁灭等方面,共同的利 益变得很明显。毕竟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将两个最对立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 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到了一起。这些广泛而共同分享的利益导致了各个不同 方面的进展,如进一步放松中央对市场的控制,在东欧地区国内的人权运动,以及 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断施压。 我已经提到过,在我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我警告说世界接近一个 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5 年后,在我1987年的报告中,我发现在处理具有全球影响 的严肃问题时,国与国之间有了一种初始的团结。这就像“在一片危险的海洋中, 装载着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小船的风帆,重又迎来了一股轻微但却是有利的风。”如 果第一次的年度报告有点夸大的话,那么,第二次报告的预测部分明显有点陈述得 不够充分。 当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象征性地结束时,它的衰退在联合国首次表现为, 美国和苏联非常谨慎地愿意在安理会展开合作,以结束长期存在的地区冲突。这就 产生了幸运的结果,而且导致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更全面地珍惜 联合国作为解决冲突的关键工具之价值。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包括:两伊战争的结束, 纳米比亚的独立,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独立的柬埔寨的恢复,中美洲的和平进程, 以及有着不同特性的击败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 合作,在解决这些危机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设想联合国或秘书长可以在上 述任何一起事件中独自带来和平都是一种自我拆台的傲慢和自大。动员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的建设性努力、影响地区大国(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地区国际组织)与联合国 合作解决冲突,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必需的。但联合国对每一起事件的贡献都是主要 的和必不可少的。 当我观察安理会在海湾战争及随后在索马里(大部分情况下是局外人)的行动 中的表现时,我发觉当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安理会似乎很有权力。为了使安理会 的决定全面生效,它必须为更广泛的联合国成员国所理解,就像必须由客观环境和 目标来提供法律根据一样。安理会的权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它与所有成员国团结一 致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环境并没有允许安理会始终如 一地实施这些原则。当成功的前景含糊不定时试图去这样做,将威胁到安理会的信 誉。然而,仅仅在可以确保成功的情况下应用这些原则,同样也会危害安理会的信 誉和威望。我的结论是,冒失败的危险要比面对人类安全受到威胁时无所事事好。 我乐意承认,从抽象意义上讲比遇到具体的冲突局势,局外人比当事人,更容易得 出这一结论。 变化了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已经准备好了应付冷战的终结:它的宪章建立在主要大 国关系和谐的假设上。在我第二个任期的最后岁月里,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的代 表,基于他们对一起行动时可以行使的权力的认识,满怀源于这种认识的热情,确 立了联合磋商的习惯(我怀疑,它也使5 大国确信,他们永远不能放弃常任理事国 的特殊地位)。然而,作为一个组织,联合国没有充分准备好高效率地完成安理会 的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在国内冲突中武力的运用。联合国缺少:。充足的资金、管 理人员以及指挥和控制实施和平行动的程序;。结束社会分裂和国内冲突的方针 (或先例);。足够的经过适当训练的军队、满足扩大的维和需求所必需的装备以 及实施手段;。一个有效的体制以协调和统一各个不同的功能部门和机构的工作, 这些部门和机构涉及增进入类安全的事务,而后者已经受到内乱或人道主义危机的 危害。 当我考虑到冷战结束以后所出现的各种国内冲突中即将由联合国采取的行动时, 我感受到了这些弱点的约束。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毕业生,我受到的教育是应长期尊 重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和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我带着这些已经成为联合国 宪章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则担任了秘书长。联合国遭遇的国内冲突的情形,它们或 者是伴随着或者是起源于人权的滥用或人道主义的危机,都要求重新思考这些原则。 我发现这一过程是不容易的,至今我也不能肯定在所有事件中都找到了正确的解决 办法。联合国首要的目的是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这是不容争辩的。这一组织承担 了对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义务。现在或将来,如果和平受到与国际冲突一样 大(或甚至更大)的内乱的威胁,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联合国出于追求它的首要目 标,一定会关注一国内部的暴力行为,包括严重地违反人权的行为。我毫不怀疑对 联合国步入美好未来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尊重、也有可能是重新界定主权与维持 和平和人类安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我不相信,存在于国家内部管辖范围内的不 干涉原则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壁垒,使得有组织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受惩罚。尊重主 权的原则仅仅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将会受到削弱,即,如果主权在今天这个时代带 有这样的含义:它包括大规模屠杀或发起有组织的迫害运动,以及迫使国内人民逃 离国家的权利。这一两难的困境是,对人权的侵犯无疑会危害和平,而漠视国家主 权又将招致国际的混乱。 随着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对抗的消失,新时期必须处理的问题,有时明显地令人 胆怯。这就是存在于发展、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三角关系中的那些问题,这三者 是相互依赖的。如果联合国将领导大家追求和平,它也一定能够促进民主社会的增 长以及鼓励经济的健康发展,后者是民主政府与和平所最终依靠的。在我秘书长的 第二个任期行将结束时,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