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利马走进世界 由于这本书从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角度,提供了一份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危 机和冲突的记录,所以在开头部分提供一个简短的、关于我如何担任了这个独特而 又常常被误解的职位的说明是应该的。熟悉一些背景将帮助读者理解,在那些骚动 的年代里,我对某些事件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以及评价对我的看法产生影响的人和 事。接下来,我将开始告诉你,我是谁。 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利马老城有许多商店出售从很远的地方进口的货物。每家 商店都飘扬着某一国家的旗帜。我和我的表弟一道去那里数这些国旗,从一个国家 数到另一个国家。对我来说,似乎所有国家的国旗那里都有,唯独没有美利坚合众 国的国旗。对于那个伟大的国家,格雷斯公司的旗帜就足够代表它了。我和我表弟 做了个游戏。他支持中国,我支持法国,我们要看一看这两个国家中,谁的国旗飘 得更多。 我总是输,因为在利马的中国商人要比法国商人多,这些旗帜使得首都这个我 唯一见到的城市的旧街道变得明亮起来。对我而言,多年前就已闪现的未知世界的 吸引力,使我远离了生我养我的利马。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很早几乎还不知道法国 座落在世界的哪个部分的时候,我会对那个国家的三色旗产生特别的吸引力。最初 对法国文化所产生的亲近感贯穿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常常愿意这样想,可能上辈子 我是个法国人——一个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但这辈子我的出生是如此的不同。 我在一个亲戚家长大,包括我和两个表弟在内的3 个小孩年龄相仿。在这样一 个亲密的家庭里,我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只不过我父母亲不在其中。我从 来也不知道一个小孩的孤独。我的家族风俗是欧洲式的。我们的一个祖先原来是个 建筑师,他在16世纪时从西班牙来帮助建造利马城。他是我们秘鲁家谱图上的第一 个人,其他家族成员都是在距今更近的时间里从西班牙来的。我们是个靠收租生活 的家族,虽然不富裕但却很安逸,而且天生保持着传统标准。我在由西班牙牧师办 的学校里上学,当出现政治争论时,我总是为保守的观点辩护,但我不记得曾很深 地关注过秘鲁政治。 事实上,除了与我的资产阶级家庭相似的小圈子以及我在西班牙天主教会学校 的同学外,我几乎与秘鲁人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当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曾梦 想有一天会成为利马市长。随着我年龄的增大,秘鲁的历史和文化引起了我的兴趣, 但最主要的还是它以外的世界。我收集外国的硬币和邮票,从后者上面知道了那时 仍然存在的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的名字。我们家有一台很大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收音机,我收听所有能够找到的外国电台,一听就是数小时。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 起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他的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听起来令人惊讶地清晰,有可 能是这台收音机很习惯于德国的波长。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言辞,但他们所鼓吹的 仇恨和偏狭,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令人反感的。 我也对外语感兴趣,但我的经历却是复杂的。说来奇怪,我上的西班牙天主教 会学校里,英文是由一个波兰人教的。他对准确的英文发音的熟悉程度,就最乐观 的方面来看,也是不清楚的。我一直(有可能是不公平的)将我长期存在的英文方 面的问题归咎于这个很好的绅士。至于法语,我的一个表妹有一位法文家教,我常 常是她的课堂的不速之客。当我表妹为其它的爱好所吸引时,我就与“塞尔夫人” 交谈,这对我学习第二外语是一个好的开端。塞尔夫人来自阿尔萨斯,法语相当好, 但却有着明显的德国人的气质。当我跟她谈起德国的广播时,我们就希特勒的功过 以及他的纳粹政策,用法语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在利马家庭中也有音乐,有一架自动钢琴,在西班牙语中我们叫它“批安楼那” (pianola )。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的曲子,我常常弹上许多次,双脚按我所希 望的适当的节奏精力充沛地弹奏。从那时起,音乐一直陪伴着我。在纽约,我一直 自动将收音机调到三家古典音乐台。而且,虽然不是经常地,当我听着音乐,在深 夜里思考那些我所面临问题的错综复杂性时,偶然地,我会觉得那些旋律相当熟悉, 就像来自“批安楼那”里的一样。我们今天的成熟大都来自这些年轻时的经历。 在利马的大学里我学两个专业,法律和文学,在我的一生中我对它们一直怀有 深厚的感情。当我刚20岁且还在大学念书时,我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于是我 得到了学生实习项目下的一份工作,成为秘鲁外交部的办事员。因此,不知不觉中 我步人了最终带我通向联合国的职业道路。我的一些亲戚坚持说,即便当我还是个 年轻孩子的时候,我就在家庭争吵中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我怀疑这大多不足凭信, 但我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却是事实。 我大学岁月及在那之前的时间里,在大多数科目里我是个好学生(拉丁文除外), 但并不是班上最好的。我必须说,在我的性格里,我从来没有完全沉浸于某一特别 的科目,我总是使自己不着迷于某一事物。超脱常常不能迫使学生在班里名列前茅, 但我却认为这是秘书长的优势。像一个好的棋手一样,能够靠后站并正确地观察问 题,不受阻碍地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对任何负责的国际文职人员来说,当 然都是值得向往的本领。 初次体验联合国 在我生活中经常受到好运的惠顾,最重要的,我是在国家间关系和许多国家的 统治方式发生幸运变革的时代里担任秘书长的。但在更早的时代,我就交上了好运。 1944年,我24岁,在快要完成法律学业时,我担当了三等秘书的角色,从而开始了 职业的外交工作。我家里的一个朋友是当时秘鲁外交部的副部长,由于我的法语很 流利,他就安排我去巴黎,这是我被派往的第一个地方。他有意为我保留了这一众 人争求的职位,一直到我获得学位为止。当时二战仍在进行,所以必须首先取道纽 约,在那里等了很多星期后,一艘葡萄牙船只将我从费城带到了欧洲,带到了仍陷 于战争中的巴黎。在那里,在三色旗的祖国,我最终看到了它,如同利马古老的街 道上所留下的美好记忆那样,它们又一次骄傲地飘扬着。 1945年末,在我到达巴黎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奉命参加秘鲁出席联合国筹备会 议的代表团。当时人们正在伦敦开会筹划这个新的世界组织的结构安排。将近26岁 的我为两种前景所鼓舞:一是要在另一个世界大国的首都工作,二是参与一个致力 于维持世界和平的新的组织的创始阶段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联合国打交道,它 是在旧金山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几个月前被建立起来的。而至今大部分内容都 未加改变的联合国宪章,坚定地维持了民主的原则: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和法治。 战后,伦敦存在一种渴望新的开端的意识,我感到这一要求的精髓弥漫了联合 国筹备委员会。意识到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的失败,而不是被这种失败所吓倒,世 界上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参与了建立维持和平的多边组织的工作。虽然我有时会分心 去观察那些心不在焉的人,但像我一直所做的那样,对当时那里的人和事,我是位 仔细的观察者。我的记忆中仍然充斥着那些天在伦敦的经历,搀杂着与那些甚至在 今天,与形成联合国的框架结构和议事程序的显著进展交织在一起的细微琐事。我 记得我惊讶地看到了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她坐在会议厅的前排漫不经 心地阅读《纽约时报》。显然,我还没有习惯于重大国际会议的语言,也没能预见 到后来那些日子——当我坐在联合国大会高高的座席上时,将不时地忙于应付那些 促使我代表国家讲话的各种备忘录和电报。我也回想起许多国家竞争新组织内各种 不同机构的职位时的热烈、甚至是富于心计的场面,我对一些与秘鲁竞争经社理事 会成员国席位(只有18国参加)的国家的阴谋诡计感到惊讶。这种类型的“外交” 对我而言是个新领域。我遵守了联合国秘书处的决定,遵守了在新组织内处理战争 与和平事务的程序。我也注意到特里格夫。赖伊被任命为第一任秘书长,以及影响 这一任命过程的各国国家利益的相互作用。 在伦敦,纯粹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我有一种预感(抑或是痴心妄想),即, 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个独一无二的职务。然而事实是,我从没想 过要成为秘书长,而且甚至在被任命的那一刻,我仍然对加诸我的这种荣誉和挑战 感到意外。当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巴黎的任所。过了很多年以后, 我才再一次直接和联合国打交道。 通往不定目标的阶段 我的职业生涯使我在伦敦、拉巴斯和里约热内卢的职位不断上升,直到利马的 外交部,在那里我担任了法律、行政和政治司司长,以及礼宾司司长(我要补充的 是,不是在同一时间里担任这些职务)。1962年,我第一次被任命为驻外大使,派 驻国是瑞士。两年后,我返回利马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在秘鲁,这一职务总是由职 业外交官担任。两年后的1968年发生了一场政变。因为我被认为与前政权有着密切 的联系,我再次被派往国外,但这次却有着某种程度的戏剧性。新政府决定与苏联 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与秘鲁从无常设关系的国家,即便在沙皇时代也是如此。 这是件大事,当我被挑选为秘鲁的第一任大使时,我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在秘鲁第 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我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显得荒谬可笑的气氛中抵达莫斯科。 不过,我试图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转达我国的友谊和善意。显然,这给苏联领导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总是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欢迎,即 使所要讨论的话题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话题(比如阿富汗问题)时也是如此。 在莫斯科,我发现俄罗斯人民非常热情,就像无论我在哪里所做的那样,努力 从生活的美的一面寻找满足和放松。我发现在苏联人灰色制服的下面,蕴藏着一个 充满活力和艺术的社会。许多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禁止展出)的作品是令人激动 的,我买了很多此类“被禁”的绘画。后来,在纽约我书房的显著地方,我挂了一 幅印象主义的作品,上面象征真理的鲜花与玷污了的《共青团真理报》被并置在一 起。在戈尔巴乔夫以前的时代,如果有苏联客人来访,这幅画总是被暂时移走。一 次,安德烈。葛罗米柯到我寓所来开会,我想到那幅画依然明显地挂在那里,于是 我小心地引导这位苏联外长到另一个房间去,使他避开了这一进攻性的作品。 我在莫斯科呆了两年,然后我收到了来自利马的召唤,大意是说政府感到秘鲁 应在联合国做更多的事情,而我正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人选。我将要去纽约担任秘鲁 驻联合国的代表,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犹豫不决的。除了很早以前在伦敦的那段经 历,我对联合国没有任何体验。我一直关注基本上是双边的政治关系。在过去的年 月里,我曾经路过纽约很多次,但从未访问过位于第一街的这所巨大的玻璃建筑。 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而且不久就完全投入到联合国的生活中。 那种生活是完全不同于纽约市的生活的、这是一个联合国自身的世界,是一个 散布着遥远危机的令人麻木的会议的世界,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观点有时会消失在 滔滔不绝的言辞和文章中的世界,是一个被有才能的世界主义的人士所占据的世界, 这些人有能力取得重大成就,也有着偶尔为国内或地区的竞争所加剧的嫉妒和阴谋 诡计。它使我很好地理解联合国行动的错综复杂,以及意识到这一组织的潜力。这 种潜力并没有像它现在这样,经常依赖于成员国的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我看来,联合国很快地明显表现出它对小国具有极大的价值。一些彼此还没有派 出外交代表的国家,它们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保持接触。它们联合起来所发挥的 作用,将使它们获得它们单个国家所不能指望得到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从殖民主 义的统治下崛起的国家,联合国的成员国身份是它们合法性的必要象征。因此,联 合国不仅赋予它们一种“归属”感,而且还有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是脆弱 的。 当我是秘鲁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时,我担任过两次安理会的主席。我期盼着这一 经历会有更多的令人兴奋的东西。毕竟,安理会有责任处理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和 对和平的威胁。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必须持续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其成员国 应该能够处理无论何时(白天还是黑夜)发生的紧急事件。我第一次作为安理会主 席的经历是令人失望的。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突发危机需要安理会在其主 席的熟练领导下采取行动。从这种观点来看,我第二次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经历要比 第一次好,但对世界而言,却恐怕是更糟糕的。在塞浦路斯发生了反对马卡里奥斯 总统的政变,而且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队也在该岛上登陆。这是我致力于塞浦路斯 问题解决的序曲,在接下来的17年中,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其间不乏挫折与沮丧。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是那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我发现他是个聪明而谨慎的 人。虽然经常是白辛苦一趟,他总还是非常努力地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危机。我知道 他人对他有不同看法,但他一直很礼貌地对待我。他常常要我在一天结束时与他静 静地讨论当时的问题。在1975年,由于我的离婚和再婚,我考虑要从利马的外交界 退休。正是在这个时候,瓦尔德海姆博士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执 行主任一职,以接替莫里斯。斯特朗。考虑到我对环境领域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我 拒绝了。过了不久,秘书长又找到我,这回是担任塞浦路斯问题的特别代表。回忆 起我作为安理会主席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时的经历,瓦尔德海姆坚持说我是这一职务 的最佳人选。即便我想到了要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社区之间达成协议,需要比“最 佳人选”更重要的东西,我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从而第一次暂时离开了秘鲁政府 而成为国际公务人员。 我在塞浦路斯呆了几乎两年,然后被我国政府召回去担任驻委内瑞拉的大使。 我在那里做了几乎一年多,瓦尔德海姆又要求我返回联合国,担任负责特别政治事 务的两位副秘书长之一。我在加拉加斯的工作是愉快而值得的,我并不急于要离开。 但是我国外交部长在与秘鲁总统商量后,强烈建议我担任纽约的这一职务,因为由 秘鲁人担任这一职务,对秘鲁来说是重要和有益的。1979年,怀着极大的遗憾,我 离开加拉加斯而就任了秘书处的这一职务。与我在塞浦路斯所能做的相比,我开始 可以更清楚地从内部来观察联合国是如何运转的。在很多方面,联合国这一组织是 独一无二的,不仅仅在于它的工作班子是由来自150 个国家的人员组成,许多方面 还在于它的官僚文化上,它的复杂性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理解。后来,当我成为联合 国秘书长时,我特别感激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 1981年,我辞去在秘书处的职务,应我国政府的要求返回利马,出任驻巴西的 大使,对秘鲁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尽管这一任命已经公开宣布,但 国内政治却干预了这一任命。就像在美国一样,那时秘鲁对大使的任命,是要得到 参议院的同意的。由于一两个参议员私下的操纵,对我的任命只获得了参议院简单 多数的支持,而没有所需的半数以上的支持。所以,当我的名字被列人竞选秘书长 的行列的消息传到利马时,我正处于一个有几分尴尬的位置上。我必须澄清的是, 我虽然没有党派背景,但我的政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一种与我少年时的知识 大不相同的东西。(多年以后,当我竞选秘鲁总统时,虽然我领导了一个联合阵线, 但却清楚地表明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的候选人。) 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 开始于1982年1 月1 日、为期5 年的秘书长职务有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是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他强烈地寻求第三个任期,另一个是坦桑尼亚的外长萨利姆。 萨利姆。作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当联合国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而使美国遭到巨大挫折时,他在联大欢快地跳了起来。乔治。布 什是当时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建立了个人间的友谊,他找到我要求秘鲁投 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告诉他我不能,首先是因为我得到了来自利马的严格的 指示,其次是我个人也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被承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 什无疑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强烈反对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却在不 久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即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译者注)。 对秘书长的挑选过程始于安理会,它被要求向大会推荐一名供任命的候选人。 这种挑选服从于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英国、苏联(现在是俄罗 斯) 和美国中任何一国的否决票。在安理会的反复投票中,瓦尔德海姆博士和萨利 姆部长始终被否决。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普遍认为,瓦尔德海姆被中国否决了, 因为中国认为,应由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人士担任新的秘书长,而萨利姆则是遭到 了美国的反对。选择过程完全陷入了僵局。 我不知道哪个或哪些国家将我的名字列人被挑选的圈子,我只知道我不是秘鲁 提名的。然而,当知道我的名字已被认真考虑时,仍然为我被委任为驻巴西大使的 提议在参议院遭到失败而感到窘迫的(也可能是出于其它的原因)秘鲁政府决定, 我的候选人资格应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一位著名的秘鲁外交官(他是总统的近亲), 萨尔索。帕斯特。德。拉。托雷大使被派到纽约负责这一工作。从我这一方来说, 我做出明确的决定:不进行个人的竞选运动。这反映了我长期坚持的观点,那就是 作为秘书长职务的候选人,不应做出任何许诺、承担义务或受惠于任何某一特定国 家或国家集团,后者事后可能会损害他或她作出判断或采取行动时的独立性。我坚 信这是成功任职的首要条件。 我国政府和许多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感到灰心。已经组织了最熟练的竞选运动 的帕斯特大使不断打电话给我,催我从秘鲁的家中到纽约去跟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 投票权的各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们会晤。我拒绝了。 12月,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拉拉。奥图努担任安理会主席。由于联大将在 不到3 周后休会,时间已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奥图努大使建议瓦尔德海姆秘书 长和萨利姆部长在并不退出竞争的情况下“靠边站”一会儿,看看能否出现一位成 功的候选人。许多满怀希望的候选人一下子冒到前面。奥图努组织了一个别出心裁 的、秘密的、仅为测验安理会15国意愿的假投票,他发给5 个具有否决权的大国蓝 票,而给其它成员国白票,这样做不仅可以决定哪个候选人会得到最多数量的支持, 而且还能够知道谁没有被否决(如果有否决权的话)。结果,我并没有得到成员国 的最多的支持,但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否决的蓝票的人。 这一点清楚之后,安理会进行了真正的投票,以14比1 的结果建议联大任命我 为秘书长,联合国大会立即协商一致接受了这一提名。我后来得知安理会唯一的一 张反对票是突尼斯投的,突尼斯大使得到政府的指令,令人惊讶地要求他完全支持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从而使他别无选择。 在安理会采取行动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与妻子一道去了离利马不太远的一个相 当偏僻的地方,虽然在秘书处的一位秘鲁同事埃米利欧。德。奥利瓦雷斯打电话告 诉我说,“哈维尔,这是有可能的”,但我还是很少关心纽约的事态进展。在返回 利马的路上,我从纽约西班牙大使夫人那里第一次得到了安理会的表决结果,她以 她丈夫、安理会成员杰米。德。派因斯的名义告诉我这一消息。库尔特。瓦尔德海 姆随后不久打电话祝贺我,并说作为他的接任者,我是唯一令他满意的候选人。对 我的任命受到了欢迎,这使国际社会普遍松了一口气。我猜想,这是出于赶在圣诞 节前休会的愿望,以及大家经过冗长而曲折的选择过程后都精疲力竭了等等原因。 我并不认为这是对这一职务的令人激动的选择。 我只剩不到两周的时间来准备到纽约就任这一独一无二的职务,它的成功不仅 来自于权力,而且来自于说服和耐心,公正和谨慎,以及正确判断个体特性和事件 重要性的能力。在担任秘书长职务的问题上,我并不缺乏自信,在一定意义上讲, 我整个的职业生涯已经为我准备了这种信心。但是,即使在我离开联合国以后的岁 月里,我也不敢肯定,我已经能够完全熟练地控制这个组织的多边关系。我也知道, 联合国的组织管理需要坚定而熟练的才能,这正是我的经验里最有限的领域。 我并没有认为我自己是秘书长职务的拉美的候选人,因为我不相信,联合国秘 书长应更多地代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对他的委任是全球性的。然而,我很清楚地 意识到我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在发达国家担任秘书长职务10年以后,第三世界的代 表应该出任这一职务。我决心不依赖于宏大而本质上没有结果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框架,推动南北方就发展问题展开持续的谈判。正如我现在相信的那样,当时我就 认为,如果直接接触具体问题,南北经济谈判可以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对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的价值。 所以,我心情愉快、意志坚定地去了纽约。虽然也知道历史上,在建设和平世 界的问题上,联合国表现出的局限因素与它的潜力一样多,我还是感到可以做更多 的事。 在1982年的第一天,我发表了就职誓言,发誓忠于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原则。 我深深地注意到,虽然我是通过投票挑选出来的,但对我的委任明显不同于那 些对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的委任。这是因为,一旦就职,秘书长就必须与挑选他的 人保持独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秘书长是各国政府建立的组织的雇员,无论 何时他都应该很好地服务于他们,他也不敢成为他们的俘虏。我一宣誓就知道,我 必须完全公正地处理任何涉及到挑选我的部分或全部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那些有悖 于宪章原则的事。如果成员国政府间发生冲突,就像过去常发生的那样,我就必须 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秘书长必须是调停者和领导者,仲裁人和领路人,安抚者 和公断人,在所有问题上公正无私。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被要求扮演所有这些角 色。 总会有对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失望的时候,在探寻和平的过程中,我会感 到自己就像古代神话中被罚不断地滚石头上山,却又总不能到达山顶的人。在我第 一个5 年任期结束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成就感。相反地,那么多需要我去完成的有 利于和平的事业说服我接受了第二个5 年的任期,这回我被安理会和联大一致推选 为秘书长。我应该永远感谢这第二次机会,因为在第M 个5 年中,我取得了更多超 出我能想象的进展。通过各方努力的非凡结合,联合国从一个被广泛看作是介于战 争与和平之间的组织,发展成世界日趋依赖以获得安全的组织。我希望通过这些文 字转达我对这一组织所做工作的一些认识,以及对在一个创新的变革年代里积极活 动的秘书长的理解。在描述我个人所经历的处理冲突与危机的过程时,我没有想到 要抬高自己或贬低他人。在崛起的世界和平框架中,构成关键因素的是联合国及其 得以经历的理想。在下面的各章中,如果人们能看到,无论我所做的哪项工作,我 总是在与宪章原则一致的情况下行事,那我就满足了,从利马开始的漫长旅程也有 了价值。这一旅程原本几乎肯定可以持续得更长,因为安理会的许多成员要求我至 少再干两年以上,布什总统反复要求我接受第三个任期。我谢绝了,不是因为我疲 于承担义务,而是因为我确信,用《圣经》的话来讲,任何事物总有当令期。对秘 书长而言,能取得最大限度成就的时期不应超过10年。10年之后,无论以往的记录 如何好(我对我自己的记录是满意的),对新愿望和新观点的鼓励是必需的。在世 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事业中,为了公正评判秘书长职务的重要性,这一点必须得到 承认。为我确信,用《圣经》的话来讲,任何事物总有当令期。对秘书长而言,能 取得最大限度成就的时期不应超过10年。10年之后,无论以往的记录如何好(我对 我自己的记录是满意的),对新愿望和新观点的鼓励是必需的。在世界追求和平与 正义的事业中,为了公正评判秘书长职务的重要性,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