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中美洲:通向和平的道路 1982年3 月,我会见了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的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 萨维德拉,他是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会见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第一个政府首脑。 当时,尼加拉瓜政府决定在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对它的干涉。奥尔特加对我解释 说:“尼加拉瓜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反抗强权国家对 中美洲地区的干涉。”他还肯定地说:“我得到了关于美国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确 切消息,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武装力量也将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我 告诉奥尔特加,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已经通知我,美国政府愿意同尼加拉瓜政府进 行直接谈判。我希望奥尔特加在安理会的演讲会有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丹尼尔。奥尔特加,此后,我曾多次会见他。在第七章,我 记录了与他的最后一次会晤,那是在“沙漠风暴”行动前夕,我正等着去见伊拉克 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奥尔特加常常给我的印象是缺乏个人魅力。他不具有像菲德 尔。卡斯特罗所表现出的富有智慧和强有力的个性。他可能会是个优秀的军事领导 人(当然,我认为在这方面,他的兄弟比他更出色),但是我无法想象他能成为一 个受人拥戴的政治家。所以,后来尼加拉瓜举行自由选举时,马那瓜的联合国代表 预测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取得大选胜利,而我对奥尔特加的失败却一点也不感到 惊讶。像许多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他确实渴望在选举中获胜。他同意进行自由选 举和和平放弃权力,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制定了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特 别是上地改革计划,非常有建设性。他的失败在于实际执行计划中的失误和对人权 的忽视,而这些常常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在奥尔特加访问联合国期间,针对尼加拉瓜对美国干涉的抗议,安理会起草了 一份决议。这份决议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而是呼吁“全体会员国”停止“直接地、 间接地、公开地、不公开地使用武力反对任何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尽管这份 决议的措词十分克制,可美国还是投票否决了它。美国代表查尔斯。利希藤斯坦宣 称,决议不能被接受的原因在于,它既不能得到安理会的支持,也不能得到美洲国 家组织的支持。这种言论具有很大讽刺意味,因为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一直 反对联合国卷入中美洲事务,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则反对美洲国家组织卷人中美 洲事务,他们认为美洲国家组织是被美国控制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洲 国家组织和联合国都不能作为解决中美洲问题的积极角色。 孔塔多拉集团外交斡旋的开始 1983年1 月,墨西哥、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四国外交部长在巴拿马的 孔塔多拉岛召开会议,他们对外部势力介入中美洲冲突表示深切的关注。四国强调, 应该清除那些外部因素,主张中美洲国家之间尽量避免冲突,通过谈判和对话建立 友好的关系,营造相互尊重的气氛。随后,四国外长们开始着手同中美洲五国--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进行磋商,希望在中美洲 地区促成和平谈判。这是中美洲和平进程开始的显著标志。安理会通过530 号决议, 支持孔塔多拉协议,并且要求我向安理会汇报这一地区和平计划的进展情况,而这 些事我已经着手做了。联合国大会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并且敦促它坚持它的和平努力。 到1983年9 月,孔塔多拉的外长们达成了一个包括一系列松散原则的“意向性 文件”,它涵盖了多元化、社会正义和尊重人权等内容。遵循着这些原则,1984年 中期,孔塔多拉集团向中美洲五国提交了一份名为《促进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孔塔 多拉行动》的协议,它希望五国能够尽快签署并批准这一协议。孔塔多拉的外长们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争取五个中美洲国家同意这份协议,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努 力最终失败了,他们初期所具有的雄心也随之渐渐消失了。到1986年中期,孔塔多 拉集团的外交斡旋走到了尽头。 孔塔多拉集团的目标是崇高的,它希望努力把和平带给中美洲国家,但是它有 3 个非常明显的弱点。第一,它是来自外部的努力,饱受外部力量干涉之苦的中美 洲国家,把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也看作是干涉。一些中美洲国家怀疑(我认为他们 的怀疑是错误的),一个或者两个孔塔多拉集团成员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更为重要 的问题在于,中美洲国家迫切需要的是解决内部冲突,而孔塔多拉集团的建议并没 有把这些国家关心的合并游击队问题列人谈判内容。正是由于太高的目标而使孔塔 多拉集团的努力出现缺憾。既想解决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冲突,同时 又想解决这一地区的全部社会经济问题,孔塔多拉集团想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它的 自身能力二最后一点,美国政府对孔塔多拉集团的谈判计划非常冷漠。美国特别担 心达成谈判协议后,会给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带来好处。即使在联 合国直接介入中美洲和平进程后,美国政府也没有改变它的这种态度。对里根政府 而言,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就是哈瓦那和莫斯科的工具,因此必须除掉。 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介入 1983年6 月,我在纽约会见了孔塔多拉集团的代表,敦促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 努力。我指出,如果军事状况继续恶化,就不得不依照联合国宪章第99款的规定, 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当然,我很清楚,如果美国反对联合国卷人中美洲地区 事务的态度不改变,那么联合国的努力将不会有什么成效。当孔塔多拉集团的外长 们在纽约同我讨论形势时,他们同往常一样很不愿意谈论他们行动的敏感方面。显 然,他们也不愿意让联合国过多卷入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事情中。因此,即使在孔塔 多拉集团的努力失败时,联合国在中美洲地区的行动也是十分消极被动的。 在那些年中,我同中美洲国家政府首脑的会晤是卓有成效的。萨尔瓦多的总统 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一个诚实、有责任感的 人。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政府过程中,他意识到必须同时反抗来自敌人和朋 友两方面的攻击。1984年夏天,杜阿尔特在同我会晤时强调:“我必须获得美国政 府的承认,因为我不能容忍在我国同时存在3 个政府:我自己的政府,美国国际发 展机构和军队。” 1986年春天,我因心脏手术住院,那时中美洲看起来已经被无休止的暴力吞没 了。在住院期间,我诚实可信的高级助手艾瓦罗。德。索托来看望我,并且带来了 一个建议。他了解我的感受,必须采取行动打破当时和平进程的僵局。而且,我们 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很可能会对地区争端产生重大影响。也许, 这将给联合国一个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认识,索托建议我争取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乔。贝那。绍尔斯的支 持,促成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合作推动中美洲和平进程。 他的建议过于简单、直接,所以我认为这个建议会冒风险。在休养康复时,我 反复考虑了这个建议:孔塔多拉集团很在意他们的努力,不欢迎别的力量介入和平 进程;美国对联合国的介入也不热心;除尼加拉瓜外,其他中美洲国家不愿意让联 合国介入;美洲国家组织也很冷淡,说得透彻些,它不希望联合国在它的地盘上行 动;而且安理会没有授权我采取行动,即使我提出要求,估计也不会得到授权。 但是,在另一方面,还有3 点非常值得考虑。第一点很简单,如果出现和平机 会时,联合国和秘书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采取行动。第二,中美洲和平进程显然需 要新的动力。最后,和美洲国家组织联合行动,可以减少多方对联合国介入中美洲 事物的疑虑。 1986年5 月。艾瓦罗。德。索托前往华盛顿同贝那。绍尔斯进行一系列的会谈, 他们俩有着长期的友谊。当时,绍尔斯刚刚担任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不久,他具 有前任失去许久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是一个明智的人,我很珍惜同他的友谊。然而, 在某些方面,他继承了早期美洲国家组织领导人的传统,那就是特别注意不让美洲 国家组织与联合国相比时沦为二流角色。美洲国家组织的忠实拥护者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组织成立的时间比联合国成立的时间要早许多。在两大组织之间,即使是拉丁 美洲国家也存在一些传统上的分歧。 经过努力,贝那。绍尔斯被说服,他也认为值得采取联合行动。绍尔斯来到纽 约,我们一同会晤了中美洲国家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做法与以往有所不同, 没有首先试探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孔塔多拉集团和中美洲国家各方的反应。 因为我知道那样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它们的反对。我们采取了与处理马尔维纳斯 群岛(福克兰群岛)危机相似的处理方法。我们只是简单地向常任代表们提供了纲 领性意见,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将采取联合行动,“对在孔塔多拉框架下已取得 的进展做一定的补充和巩固”。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可以建立适当的民事、军事 观察团,观察有争议的边界、撤回武装力量、拆除军事设施和复员军事人员。他们 可以监督执行减少军事力量协议的情况,对难民提供保护和援助,观察公民投票和 选举,调查侵犯人权的事件。 中美洲五国对这个帮助性提议反应都很积极。而当我们会见孔塔多拉集团的代 表们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却十分地冷淡,他们问我对提出这个提议是否曾深思熟虑 (他们认为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很短一段时间后,即1985年7 月,为了加速和 平进程,孔塔多拉集团组织了包括阿根廷、秘鲁、巴西、乌拉圭在内的所谓“支持 孔塔多拉集团阵线”(即利马集团)。也许,孔塔多拉集团成员认为这样做可以防 止联合国侵人属于他们的领地。然而,就在利马集团建立后不久,秘鲁外长就来拜 会我,他说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的八国外长将对中美洲国家进行一次联合访问, 以“给它们一个震惊”。他邀请贝那。绍尔斯和我本人参加他们的访问。虽然我认 为种访问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考虑到他们的疑虑,我参加进去还是比较明智 的决定。而且,这也给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提供了一个合法、公开地加入和平进 程的机会,有利于在纽约进一步开展联合行动。因此,我和贝那。绍尔斯同意加入 他们的访问。 美国政府对这个提议迅速地表示了否定态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 特里克来拜访我,重复强调美国舆论界的看法,即尼加拉瓜军政府是与苏联、古巴 政府站在一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它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政治集团。 为了对付它,美国政府采取了两手政策:谈判和高压(包括军事高压)。美国 政府支持孔塔多拉和平进程,可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影响下,孔塔多拉集团正逐 步向有利于尼加拉瓜的方面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对我说: “美国特别关注您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对中美洲国家的联合 访问。”她也在这个场合表达了华盛顿对我和贝那。绍尔斯秘书长就中美洲地区采 取联合行动的保留态度。她解释说,美国担心我们的行动会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利用,可能“被看作是对分散解决提议的支持”。美国政府认为在采取联合行动和 同意加入对中美洲国家访问之前,秘书长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位大使还说, 美国已经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美国希望贝那。绍尔斯能够明 白这点。为了防止我遗忘这些话,这位大使把她的谈话底稿留给了我。 去中美洲国家的访问团包括3 个不同的层次“孔塔多拉集团的外交部长,利马 集团的外交部长和两大组织的秘书长。我建议这3 个层次可看作3 个英文字母P 、 A 、Z ,代表着和平的意思。我明确表示自己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350 号决议参 加这次访问的,那项决议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并要求我向安理会汇报中美洲地区和 平进展情况。我意识到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在于给我自已提供了一个与中美洲领导 人相互了解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必须与那8 国外长们区分开。因此,我 准备了一架单独的飞机,在只有艾瓦罗。德。索托的陪同下,打算抢在外长们乘坐 的飞机之前到达大多数中美洲国家的首都。在各国首都,我都坚持要与该国总统单 独会晤。在这些会晤中,只有同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的会晤 具有实质意义。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对中美洲地区有什么和平建议,他把和平计划 藏在了心里。他反复强调,在这个地区,民主或者多元化与和平有紧密的关系。孔 塔多拉集团提出的计划建议建立包括各派别在内的民主政府,阿里亚斯的思想已经 超越了那些抽象的概念,他要在这一地区的各政府保证促使多元化政府的产生和发 展。一个月后,这一思想成为公开的阿里亚斯和平计划的中心思想。 访问过程中,在同其他国家总统会晤时,都没能离开他们长期坚持的、阻碍孔 塔多拉和平协议达成的立场。很明显,他们并不欢迎八个拉丁美洲国家外长的联合 访问。我认为,如果公开而坦白地表达自己对形势悲观的看法,可能会促成一些变 化。因此,访问的最后一天,我在墨西哥城举行了单独的记者招待会,会上,我表 达了自己悲观的看法:在这个时候,由于政治意愿缺乏必要的政府合作,因此难以 完成和平进程。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 1987年2 月15日,在圣何塞召开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上,哥斯达黎加总统以 特别的方式提出了阿里亚斯和平计划,这一计划恢复了和平进程的活力,并促使其 最终取得成功。“和平应该来临……这一地区的独裁统治应该终结。”阿里亚斯总 统具有高尚的品质,他坚信民主,尊重人权,承诺实现和平。由于他不被中美洲国 家的首脑们所欣赏,所以这个和平计划的提出异常引人注目。他总是以传教的方式 与其他国家首脑打交道,仿佛特别强调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筹。更令其他人不能忍受 的是他那种哗众取宠的处世方法。尽管如此,中美洲国家首脑与国际社会一样普遍 认为,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通过明确的表达和适当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和平计 划,使中美洲和平进程更进一步。正因为如此,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包括了孔塔多拉计划的主要原则,而且,它更明确了这一地 区国家结束内部冲突的具体程序,确定了他们执行计划的最后期限。这一计划包括 :大赦的条款;政府与国内反对派对话、停火;以及建立更为重要的、由联合国秘 书长、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的外长们共同授权的监督委员会。这一计划预见到 和平与民主密不可分,因此承认,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持久和平,必须面对现存的 基本社会问题。 1987年8 月7 日,中美洲国家总统们签署的《危地马拉议程》,几乎全盘接受 了阿里亚斯计划,一般把危地马拉议程称为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这一协 议的达成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美洲国家掌握了自己的和平进程,联合国将成为 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 在阿里亚斯计划中提出的,依据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建立的检察团叫 作国际监督调查委员会(CIVS),它的主要目的是监督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 议的实施。令人遗憾的是,它并不成功。作为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我和贝那。绍尔 斯秘书长派出一个技术委员会去这一地区,评估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不同阶段,各需 要做些什么。1988年1 月初,一个CIVS小组被派到中美洲各国考察政治和社会状况。 我的代表艾尔瓦。索托是这一小组事实上的主席。在各国的首都,考察小组在他们 预订的旅店召开包括从武装力量到人权组织在内的各社会团体参加的非正式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士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CWS 的最终报告,即使是从第一稿中 节选的,也可以对中美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一些大致的描述。哥斯达黎加是 个例外,其政府非常不喜欢这个报告。当索托向我汇报时,他们因为没有麻醉就被 解剖而被激怒了。结果是立即解散了国际监督调查委员会。 1989年,联合国在中美洲地区和平进程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是年2 月,五个 中美洲国家总统采取了三个步骤。他们要求他们的外长们筹备一次会议,在联合国 的参加下建立一个机构监督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的实施情况。尼加拉瓜政 府宣布,它决定进行普遍而自由的选举,修正它的选举法,邀请国际观察员,特别 是邀请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两位秘书长参加,监督选举进程,以保证每一个阶 段都是公正的。最后,5 国总统同意签署一个联合协议,保证尼加拉瓜居民和他们 的家庭成员自由复员、遣返和迁徙。他们要求联合国提供特别技术方面的援助。在 他们的要求下,1985年7 月27日,安理会通过637 号决议,正式欢迎第二次埃斯基 普拉斯会议协议和五国总统达成的其他协定,同时,全力支持秘书长“在这一地区 完成他职责的使命”。在过了7 年之后,进入我的第M 个任期时,我终于从安理会 获得了在中美洲采取行动的授权。 美国政府在这一决议付诸表决时投了赞成票,标志它政策的转变。直到那时, 还有消息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联合国排除在中美洲之外。 这也是同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在不同场合会晤时,经常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们 总是表示支持孔塔多拉进程和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几乎不相信与桑地诺民族解 放阵线有谈判的可能性。而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的态度则大为不同。同他们会谈 时,我很快就感觉到,他们希望看到中美洲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国会长期都反对政 府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当吉姆。贝克作为里根政府的部长时,如何说服国会无疑 是个大问题。到乔治。布什继任时,很显然,冷战即将结束,不用担心苏联的影响 会借助尼加拉瓜扩展到西半球了。 这些变化促使布什政府接受联合国在中美洲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的一 些助手把美国投票支持安理会673 号决议视为门罗主义的结束,这有些夸张。美国 继续对和平进程产生强大的单方面影响。美国代表不仅密切监督联合国行动,而且 也常常警告我和我的助手在行动中要保持公正,他们很担心我们偏袒某一方。但是, 毫无疑问,美国政策的变化,对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危地马拉的和平 中美洲和平进程在危地马拉开展得比较晚,始于1990年初。危地马拉和平进程 是由挪威主持的,挪威后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戏剧性 地拉到了一起谈判。挪威的路德宗教会(它的秘书长是挑选诺贝尔和平奖人选委员 会的成员),一直关注危地马拉的局势,因为在危地马拉经常发生粗暴侵犯人权的 事件。挪威的教会代表不知用什么方法(我至今仍不知道),劝服依据第二次埃斯 基普拉斯会议协议建立的危地马拉民族和解委员会在奥斯陆与危地马拉叛乱分子 (UW)的代表举行会议。而国际社会一直都没能成功地促使危地马拉政府和URNG召 开和谈会议。 民族和解委员会由危地马拉社会各团体的代表组成。在奥斯陆会议上,塞拉诺。 埃里亚斯是反对党们的首脑;一年后,他被选举为危地马拉的总统。塞拉诺是一个 个性非常强的人,很有头脑,且具有很大的个人魁力。他是忠诚的新教徒,轻易地 与挪威路德会教友达成一致,但是与作为与URNG谈判调解者的孟斯诺。克萨达的关 系却不很融恰。在纽约和后来在瓜达拉哈拉,我都见过塞拉诺总统。那两次,他都 向我表达了要献身于政治解决危地马拉暴乱的事业中,在奥斯陆同URNG成员会见后, 他更相信政治手段解决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 联合国没有参加奥斯陆会议的筹备,也没有一个联合国代表出席会议。在和平 进程中,如果各方希望得到联合国的帮助,从我对这一地区和平肩负的道义出发, 会同意他们的邀请。弗朗西斯科。文德雷尔曾经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和平进程中 做过很大的贡献,也一直关注危地马拉的形势,他同参加奥斯陆会议的各方都可以 沟通。结果,参加者同意邀请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的观察员列席会议。我委派文德雷 尔作我的代表出席会议。 文德雷尔不仅仅作为一个观察员发挥作用,他还经常是各方沟通的渠道,为危 地马拉总统和URNG两方提供公正的建议,有利于谈判达成协议。文德雷尔的工作特 别出色。早些时候。我建议在某个场合同尼加拉瓜的反对派打交道,他表现出不信 任的判断。在处理危地马拉问题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相反,他一贯具有的 正确判断,赢得了各方的信任。 奥斯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之后,在URNG和危地马拉社会各派别之间举行了一系 列的单独会议;联合国代表和调解人出席了每次会议。塞拉诺担任总统后,在孟斯 诺。克萨达的积极努力下,采取了几个步骤开始政府与URNG之间的谈判。路德会教 友建议在奥斯陆举行一个纯粹礼仪性会议以纪念第一次奥斯陆会议。塞拉诺总统秘 密会见URNG代表(在文德雷尔的努力之下)时,反对举行纪念会的建议。他担心那 会导致出现一个类似在萨尔瓦多发生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他感到全国革命联盟的要 求在不断增多。塞拉诺希望实现迅速谈判以实现他所谓的“总和平”。不过,他还 是同意政府与[JRNG进行谈判。1991年4 月,在墨西哥举行了谈判。通过这些谈判 确定了以政治手段谋求和平的程序。这个程序是在文德雷尔的建议下起草的。它确 定谈判由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孟斯诺。克萨达主持。在各方谈判时,秘书长的代表 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与URNG一致承诺不放弃对话,并确定谈判 的内容,包括(与萨尔瓦多类似)民主、人权。非军事化问题,土著人问题,土地 改革、修宪和选举程序的修订、安置难民和流浪者的问题。 协议要求联合国检查各方执行协议情况。政府代表团最初建议,由联合国和美 洲国家组织一起监督各方执行协议情况。而这时联合国已经有了在尼加拉瓜与美洲 国家组织共同开展监督和平进程的困难经历。因此,我们建议在危地马拉和平进程 中,由联合国单独负责监督行动。据我所知,贝那。绍尔斯秘书长既没有同我讨论 美洲国家组织被排除之外这一重要问题,也没有同危地马拉政府讨论过这一问题。 1991年9 月末,塞拉诺总统到了纽约,我得以和他论讨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他使我相信他会继续个人的努力,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与URNG实现和平。 显而易见,他施展能力的空间是有限的。他的政府建立在脆弱的联盟之上,而他的 政党又是联盟中较小的派别。军队对政府的政策和总统的行为继续有影响力。(有 一次,塞拉诺总统发现必须通过一个汽车商同我的代表文德雷尔联系,因为他知道 所有的电话线都被窃听了。)总统的强大力量只能源于他的个人品质。 在谈判过程中,人权问题成为最棘手的议项。URNG. 一直坚持建立一个事实委 员会调查军队过去侵犯人权的事件。它还要求解散平民自我保护巡逻队(DACS), 由联合国检查所有关于人权的协议的执行情况。塞拉诺个人不反对建立一个人权委 员会,但是,他无法同意建立一个事实委员会调查军队过去的行为。他坚持认为, 在危地马拉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将导致无法实现民众之间的和解。我知道,总统与他 的前任一样,特别依赖军队。尽管危地马拉军队在人权问题上臭名昭著,但是军队 里面有这个国家最有才干、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由于军队可以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所以总统经常按照军队的意见采取行动。 在同我会谈时,塞拉诺总统承认由联合国监督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联合国给 危地马拉提供了技术援助,所以应该进行现场监督。他反对在萨尔瓦多树立的先例, 在那里,和平协议实现之前,联合国的人权观察就遭到破坏了。这就是塞拉诺总统 为什么对在萨尔瓦多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的另一个原因。在他的思想里,萨尔瓦多 不能作为危地马拉的样板。 在协调人孟斯诺。克萨达和他的特别民事顾问小组的非职业工作方式的影响下, 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更不幸地是,克萨达的联系常常是间接地进行,所以每方常常 得到的信息不是其他方立场真正的表达。联合国观察员努力在各代表团之间做传递 消息的渠道,以减少这类问题发生。这有助于谈判取得进展,可是,它无助于观察 员与协解者之间的关系。 1991年11月中旬,孟斯诺。克萨达到纽约拜会我。我发现他是一个举止文雅、 坦诚但对自己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人。我很容易地看出,塞拉诺总统和孟斯诺两人 关系紧张不仅仅是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这时,谈判在人权问题上陷人僵局。 在各方的要求下,孟斯诺。克萨达建议联合国建立一小组检查同人权问题有关的每 一件事。这个小组将是监督两方执行他们达成协议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关于 人权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后,孟斯诺改变了他的立场,不等实现停火就敦促联合国 建立一个人权问题监督机构。由于了解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我没有 支持这个意见,而是强调要有耐心在两方之间达成全部协议的重要性。 在解决萨尔瓦多问题时,我的秘书长任期即将结束,这成为推动克里斯蒂安总 统的政府与全国革命联盟达成和平协议的杠杆。在危地马拉,谈判却不能因为这个 原因而取得进展。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政府和URNG 都不能指望继续获得外部援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了。只有和平出现后,危地 马拉才可能恢复民主。 现在,我可以这样记录,在继早期签署的马德里、墨西哥城、奥斯陆和斯德哥 尔摩和平协议之后,1996年12月29日,危地马拉政府与URNG终于签署了最后协议, 和平完全实现了。联合国在中美洲哺育、培养了和平进程。中美洲和平进程可以被 认为取得了全面成功。当然,还有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如何解决作为这一地区和 平保障的经济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海地:多次行动的悲剧 海地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发生暴力的原因不同。把和平带给这个国家的努力也 不能看作是中美洲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孔塔多拉集团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包括海地问 题。然而,不管它的历史是多么的不同,海地仍然是中美洲国家。它的问题与尼加 拉瓜、危地马拉的问题一样,都给这一地区印上了深深的烙记。无论是作为秘书长, 还是作为这一半球的普通人,我都特别同情海地人民,我渴望帮助他们过上好生活。 1986年,长达30年的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结束后,我立即就想到帮助海地。虽然 军政府不是通过民主程序取得政权的,但是总统亨利。南菲中将上台后立即宣布他 的政府最高目标是在海地建立民主、法制和基本自由。为了防止杜瓦利埃的追随者 重新夺取政权,我认为联合国应该尽可能向海地提供援助。 海地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组织物质援助帮助军政府渡过难关是最为迫切的问 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要求最为适合完成此事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设 计一个紧急援助海地的计划。曾经是秘鲁成绩斐然的农业部长的UNDP高级官员奥兰 多。奥塞塞,被任命为我在海地的特别代表。我修改了自己的时间表,于6 月赶到 海地,鼓励海地早日举行选举。在同南菲总统会晤时,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诚实而简 单的人,有着很好的想法,但却不具有坚定的个人信仰。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他 的表现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 在我访问海地时,有人以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为由,反对联合国介入海地。 但是,由于海地形势危急,它的新领导人面临诸多困难,我不得不为南菲总统和他 的国民会议同事就其国内问题提出建议。我许诺,联合国将对选举提供技术援助, 还表示将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派一个专家到海地,帮助它发展“识字计 划”。我提醒海地政府注意人口问题,应该制定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政策。而在会谈 时或者在公开场合里,我主要强调的是,民主对于海地的未来至关重要,以及海地 加入国际社会以赢得广泛的支持等问题。我对海地领导人说:“如果海地在中美洲 地区不再孤立,那么它在民主斗争中将不是孤军奋战。” 新政府的进步没有能让海地平静下来。在南菲上任最初几个月里,海地发生了 一系列反对国民会议的叛乱和示威。反对派宣称要使杜瓦利埃的合作伙伴们掌握国 家大权。为了平息动乱,我的特别代表建议总统召开制宪大会,确定制订宪法、修 改选举法确切日期,确定大选的日期。南菲全部接受了这些建议,并采取了行动。 选举日期定为1986年11月29日。然而,就在大选前夕,他解散了临时选举委员会, 理由是这个委员会没有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结果导致叛乱暴发,选举在最后 一刻被迫取消。 1987年12月3 日,南菲同我会谈时列举了他解散选举委员会的理由,同时表示 他将任命一个新的选举委员会。他给国民会议写信,承诺将于1988年2 月7 日向由 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移交权力。我回答说,我不认为南菲政府将会立即解散,也不 认为排除一些代表参加选举会有助于恢复民主。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重新考虑解散 选举委员会的决定。然而,南菲并没有这样做。随后,当总统邀请联合国派一个小 组观察定于1998年1 月11日举行的选举时,我婉言拒绝了。事实证明,这次所谓的 选举是个骗局。 实现民主的新机会 爆发一系列事件和短命的军政府结束之后全社会的动荡导致1990年3 月13日在 海地出现了一个新政府,埃尔塔。帕斯卡尔。特鲁洛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帕斯卡尔。 特鲁洛总统上台后不久,即3 月15比要求我筹建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观察。监督选举。 她保证自己会赢得海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她的邀请下,我立即筹备让UNDP派一 个技术小组去太子港为选举提供建议。帕斯卡尔。特鲁洛总统得到对安全问题有丰 富经验的顾问,以帮助海地武装部队制订有关选举安全的计划和观察他们的执行情 况。我完全支持总统的要求。在当时海地的国内形势下,我毫不怀疑,联合国安全 使团不仅是海地选举的需要,也是联合国观察委员会人员自身安全的需要。然而, 这个要求却导致了联合国内部关于宪章问题的长期争论。 争论的焦点在于j 是联合国大会还是安理会有权派遣使团。联合国大会显然有 权监督、观察选举;而另一方面,安理会认为当军事人员介入时,应该由它的成员 授权。安理会的3 个成员国反对派遣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使团,导致问题更加复杂 化。即使帕斯卡尔。特鲁洛总统反复强调联合国军事人员仅仅是提供建议和负责观 察,海地军队仍将一如既往地负责维护海地的安全,他们仍然认为这样做会侵犯海 地的主权。 我谨慎地向大会和安理会汇报与海地政权会谈的全部情况。 最终,联合国大会达成一个决议草案,授权了一个二元使团,在这个基础上, 我通知安理会(没有要求它同意),如果大会的决议得到通过,我将向海地派遣一 个选举使团。应帕斯卡尔。特鲁洛的要求,这个使团将包括军事安全人员。安理会 仍然坚持由它决定派遣有关军事安全人员,它的主席通过一封信向我表达了安理会 对这个建议的意见。1990年10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512号决议,授权建立联合 国观察海地选举小组(ONU -VEH ),负有观察、监督和安全等职能。 乔。德。迈蒂希斯是我在海地的特别代表,在他的出色领导下,ONIJWIH 的工 作非常成功。尽管海地军方最初对这一小组十分冷淡,但是,最终他们之间还是建 立了建设性的关系,暴力事件也被制止了。投票非常自由,让。贝特朗。阿里斯蒂 德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选为总统。 ONIJWIH 不是在独自工作,美洲国家组织也派出它的观察团(不负有安全职能),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派出了代表。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ONUVEH在选举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组织。美 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后来给我的信中称,“给海地带去第一次自由而公正选举 的荣誉属于联合国”。 我与阿里斯蒂德很少有来往。我与他直接会面只有一次,那是他在联合国大会 用几种语言发表演讲,自我表演。他给我的印象是:自负、喜欢煽动。不过,我还 是得承认,他是由大多数海地人民自由选举的海地总统。后来他的被推翻,只能被 看作是海地历史上的又一场悲剧。美洲国家组织迅速作出反应,派出一个政治代表 团到海地谈判恢复民主和人权,以结束由新旧政权冲突带来的侵犯人权的暴力事件。 我建议这次行动应该同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联合进行,但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觉得这场危机最好由地区组织解决。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ONUVEH在海地工作无疑是联合国的巨大成绩,但是,它也有一些显著的失败。 选举一结束,这个使团就离开了海地,没有留下力量帮助政府建立和巩固刚刚出现 的民主。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教训被记住了。下一次派往海地的使团帮助政府恢复 民主后,留了下来,保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我希望它能留在海地的时间能够长一些, 以保证海地剧能以喜剧收场。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中美洲地区长期冲突的原因在于贫穷、社会不公平 和经济不平等。同已经取得的成就同等重要的是,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将依赖于社 会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