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柬埔寨:一个民族的再生 柬埔寨的再生是众多标志冷战结束的理性与理智协调的巨大胜利之一。柬埔寨 重建的和平与民主政府尽管仍十分脆弱,但却是国际社会长期合作、谈判以及复杂 的和平计划的成功产物。在此进程中,联合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有的时 候它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要求从柬埔 寨撤走全部外国军队,实现柬埔寨民族自决。该决议还要求秘书长积极斡旋,以促 成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协调各国对柬埔寨的救援工作。至1982年初,由于越 南与它的盟友苏联一样拒绝参加,由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的、为促成柬埔寨冲突最 终解决的柬埔寨国际会议走进了死胡同。东盟将此国际会议看作是向越南施加压力 而从柬埔寨撤军的主要途径,但越南却认为柬埔寨问题是地区性问题,应该在本地 区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在我还是副秘书长时,东南亚事务便成为我职责的一部分,并两次陪同瓦尔德 海姆秘书长访问该地区。因此,我对那里的局势相当了解,对主要的政治人物也非 常熟悉,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和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担任秘书长后,我认为要解 决柬埔寨问题首先应找出有关各方的利益目标,然后促使它们取得最大程度的一致 以达成解决的协议。为此,我首先任命拉菲。艾哈迈德作为处理东南亚人道主义问 题的特别代表。之所以使用这样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头衔,是因为联合国并未承认 由越南人建立的金边政权,所以在与柬埔寨的关系中,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便只能 是人道主义的。但是,特别代表负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是秘书长进行斡旋、寻求柬 埔寨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工具。我挑选拉菲。艾哈迈德,并非因为我对于该问题的 重要性有着完全的了解,但事实很快证明他是该位置的最佳人选。他语气温和、判 断精确。处事谨慎,这些都使他能够很好地应付柬埔寨复杂的局面。而且,他还具 有一种能力,将众多在他提出建议以及明确表达观点时所要依赖的、才华横溢的人 凝聚在一起。在他的小组里,最重要的成员有:赫迪。安纳比,一名聪明的突尼斯 人,对他我极为信任;我的军事顾问,来自加纳的准将蒂莫西。迪布阿马;还有一 名年轻的美国律师琳达。哈佐,她几年后在一次事故中意外身亡。作为我的特别代 表,拉菲。艾哈迈德与他的小组一起参与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进程,直到柬埔寨和平 计划的成功实现。 在纽约召开的多次该地区国家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会议中,我试图 充分理解有关各方的立场。1982年初,艾哈迈德应我的要求第一次出访了民主柬埔 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中国和苏联,以了解这些国家领导 人的观点。我们一致认为,建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召开一个小规模的、包括本地区 有关国家和其他在柬埔寨问题上有特殊利益的大国在内的论坛,或许比现有的国际 会议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此建议东盟国家一致都表示接受,越南的态度也十分 友善,只有中国显得不太愿意,但即便是中国的态度也并非完全否定。我们感到自 己已身处一项有着深远意义的举措的开端。不幸的是,就在此时,印度支那国家的 外交部长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其最后公报中根据联合国提出的思路建议举行一 次规模有限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东盟国家中对越南的敌意是如此的强烈,以致 于由其发起的这项提议一开始便夭折了。直到8 年之后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 这一思想才得以实现。 越南立场的界定 1984年3 月,越南外长阮基石在出访澳大利亚期间同意将以下5 点作为“部分 解决”东南亚地区和平及稳定问题的基础:。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彻底根除波尔 布特及其同伙的政治、军事力量,并在泰柬边境建立安全区;。保证中越、中老及 泰老边界安全;。在排除波尔布特派的情况下,通过自由选举来实现柬埔寨民族自 决;。由国际监督、保证上述各点的实施。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认为,越南接受“5 点方案”表明它愿意将柬埔 寨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讨论。但对于联合国来说,上述5 点中许多都不切实际。几个 月后,当拉菲。艾哈迈德访问河内时就指出,期望与东盟讨论中越、中老边界安全 问题并不适当。他主张将这几项从越南与东盟的谈判中去掉。阮基石也表示同意。 于是,在堪培拉达成的“5 点方案”变成了以下“4 点计划”:。彻底消灭波尔布 特及其同伙,在泰束边界采取安全措施;。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排除波尔布特及 其同伙,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柬埔寨民族自决;。由国际监督并保证上述各项的实施。 随后,阮基石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重提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与停止中国“威胁” 相联系的立场。对此,艾哈迈德向他提出质疑。这位外长解释道,他无法避免,哪 怕是随随便便地提及中国威胁与印度尼西亚公报,但他与艾哈迈德所明确的立场并 没有改变。1984年10月11日,阮基石在与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正式确认,越南将在 他与艾哈迈德先生共同达成的“4 点计划”的基础上与东盟对话。他认为,这将成 为全面解决本地区问题的“第一步”。这也是这位极为聪明与精明的外长第一次承 认柬埔寨问题有其国际性。 越南立场的调整并没有胜带来与东盟关系的改善。相反,在1984年7 月召开的 一次部长级会议上,东盟国家一致谴责越南企图以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并驳 斥越南所宣称的部分撤军只不过是部队的换防而已。艾哈迈德作为我的特别代表参 加了这次会议,并建议东盟国家的外长们研究批准阮基石所提出的“4 点计划”。 但东盟国家并未对越南抱任何幻想,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旱季沿泰柬边境越南再次 发起新的攻势。这次进攻一直持续到秋天,导致柬埔寨国内战事加剧,并再三地引 起泰国与越南军队的边境冲突。阮基石1984年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越南与东 盟国家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东盟的代表答复道,柬埔寨问题并不是越南与东盟 之间,而是越南与柬埔寨人民之间的问题。 与此同时,争取在金边政府与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之间对 话的努力也失败了。1984年10月,亲王告诉我,法国正试图安排他与河内及金边的 代表进行秘密接触,他已通知法国政府说,他愿意同任何人进行会谈。但由于中国 和红色高棉的强烈反对,西哈努克只好取消了会谈的计划。 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根据4 个月前做出的安排,我从1985年1 月开始访问了 本地区除红色高棉外的所有国家。我此行的目的是促成一项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真正 谈判。在曼谷,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和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让我向越南领导 人传达他们对于和平的渴望。他们强调说,泰国并没有将越南视为敌人,而与此同 时,越南在柬埔寨的存在却对泰国的安全不断造成威胁。他们对尽快地通过谈判解 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景表示悲观,因为他们认为越南仍打算使用武力来解决。在河内, 越南部长会议主席范文同和外交部长阮基石对泰国的善意给予了回报。他们声称将 尊重泰国的领土完整,如果越南对泰国采取敌对行动,那绝对是疯了。阮基石保证, 越南军队不会对泰国境内的高棉抵抗分子穷追不舍。_越南领导人表示,他们也希 望努力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柬埔寨问题,并将尽快从柬埔寨撤军,但是,越南的撤 军行动必须与彻底消灭波尔布特相联系。波尔布特派由于犯有种族灭绝罪行(阮基 石特别强调了这个字眼)而不能被允许参加大选。阮基石还重申了他的建议——最 早由拉菲。艾哈迈德在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谈话中提出的——举行一次仅限本地区 国家、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为本地区和平而积极努力的国家参 加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随后,我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他们对红色高 棉则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亲王坚决认为,河内希望消灭红色高棉是因为它 是越南妄图殖民统治柬埔寨的主要障碍。亲王说,中国的观点必须考虑进来,它是 绝对不会同意消灭红色高棉的。对此,他十分清楚。西哈努克如此平静地接受与红 色高棉的合作再次使我惊愕不已。毕竟,红色高棉对他两个儿子的死亡、绝大部分 财产的损失,以及国家近乎完全毁灭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们所有的会谈 中,有时他的行为显得有些反复无常,但他对其国家和人民的热忱却是一致的。我 确信,为了他们的缘故,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吟游诗人而与恶魔周旋。 美国的要求 出于绝对的信任,美国政府希望我在与越南政府官员会面时提出几项他们所关 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军人员的下落,给予美亚混血儿、再 教育营地被拘人员以及一名被捕美国公民以离境许可证等。我直接向范文同主席和 阮基石外长提出了这些问题。第二天,阮基石外长就给了我有关的全部问题的充分 和肯定的答复。没有必要在这里详述所有的细节,因为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开始由美 国和越南直接接洽解决。但我认为,越南的行动表达了它希望与美国建立适当关系 的一个信号。范文同私下里向我表示,越南准备与美国促成“相互之间的理解”, 越南愿意忘记过去,实现和解,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希望白宫对此作出积极 的回应。我也将此信息全部转达给了美国政府。 制定联合国的战略 在从东南亚回来的路上,我与拉菲。艾哈迈德、赫迪。安纳比一道归纳整理出 我同各国领导人会谈记录的要点。在此基础L ,我们得以明确要实现柬埔寨问题的 全面政治解决首先该做些什么。我预感到下列步骤将导致建立一个独立、中立和不 结盟的柬埔寨。。各方停火,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在防止回到最近遭受普 遍谴责的政策及行为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柬埔寨 人民的民族自决;。建立独立、民主、中立及不结盟的束埔寨;。尊重本地区所有 国家的安全;。将东南亚建成一个和平、自由及中立的地区。 在整理这些要点的过程中,我与拉菲。艾哈迈德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越南官员在所有会谈中都坚持将波尔布特政权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并以此作 为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柬埔寨自由选举的原因。其他许多国家也使用同样严厉的措 辞来谴责红色高棉。拉菲。艾哈迈德深知“种族灭绝”一词在法律上的意味,因此 建议在提到柬埔寨以往的政策时都级以“种族灭绝的”前缀。他认为这样会使越南 感到满意而不再提出《反种族灭绝公约》的适用性问题。但是,我并不同意他的看 法。我认为无论波尔布特政权如何,我们为达成问题的解决都不得不争取红色高棉 (及其中国朋友)的合作。使用诸如“种族灭绝”的字眼,会使这种努力变得十分 困难。因此,我拒绝使用这一词汇。后来,我们采用了“最近遭受普遍谴责的政策 及行为”的表达方法,并成为今后提及红色高棉过往记录的标准用语,最后还被吸 收进巴黎和平协定之中。 1987年5 月11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广泛的会谈, 他使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坚定。当谈话转到柬埔寨问题时,邓问我是否准备 访问越南。我告诉他我并无此打算,但我已敦促越南对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给予合 作,这项方案将充分考虑柬埔寨人民的意愿。邓同意我的观点,并接着说,越南必 须完全从柬埔寨撤军。他说,越南要求中国不再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这就意味着 越南有机会巩固其傀儡政权后再行撤军。越南希望就此问题与中国谈判。谈判可以 举行,但越南应首先撤军。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位睿智的小个子让我向“我们的越南邻居”转达如 下的“明确”信息:。个人在国内的错误与入侵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哪一项罪行 更为严重呢?显然是入侵别的国家。波尔布特是犯了许多错误,而且都还不是小错 误。但相比之下,越南入侵的错更大。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束埔寨,而且在世界范 围内一样通用。所以,要解决柬埔寨问题,首先是越南撤军,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 ;。越南应当允许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决定本国的事务;。这应当包括所有四方—— 西哈努克,与西哈努克共同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宋双,红色高棉的代表乔森 潘,以及金边政府的代表洪森。波尔布特的力量应当成为未来西哈努克领导的政府 中的一部分。中国不支持波尔布特,而是支持由西哈努克领导的政权。 我说我十分愿意将这些信息转达给越南政府,并补充道,艾哈迈德先生今年早 春访问河内时,已感到越南领导人正在为参加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作准备。 邓对此表示满意,然后接着向我简述了中国与越南令人遗憾的往事。他将越南描述 为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家,他幽默地笑着说,刚才这句并不是要转达给河内的口 信。他认为,如果波尔布特的力量被消灭,那么,柬埔寨国内的抵抗力量将不复存 在。“波尔布特的部队不能被消灭”,他说,“否则,越南将直接统治柬埔寨,他 们将燃放鞭炮欢庆胜利。结局就是这样。”这时,他说道,“那就一切都完了。” 我知道我所听到的,正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最权威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并未准备 进行任何的改变。 在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道路上,联合国并非孤军作战,同时还有许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也在为此而积极努力。要想跟上事态的迅速发展是十分困难的。美国和苏 联的代表在一次会晤后提出,可以将他们最近达成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作为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范例。但这一建议很快就被越南强硬地拒绝了。我个人认为,越 南的做法是相当聪明的。不结盟运动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会议,讨论柬埔寨 问题。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各自都对越南进 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访问,希望能够促成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国际会 议的特别委员会仍旧继续保持与各方的接触。受东盟委派,代表其参加柬埔寨问题 谈判的印度尼西亚则试图通过“鸡尾酒会”的方式,以使柬埔寨四方能够坐在一起 进行对话。简言之,1985至1988年间努力是不小,进展却十分缓慢。 边境的难民和国内的饥荒 联合国担负着为泰国境内30多万柬埔寨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同时还 要向柬埔寨国内的居民提供类似的帮助,尽管联合国并不承认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 金边政权。罗伯特。杰克逊爵士在我的前任时就已被任命负责协调联合国对柬埔寨 国内及边境地区难民的一切援助事务。这一职位是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夫人罗 莎琳。卡特的强烈要求下而设立的。她在访问泰柬边境时被那儿数万名难民的悲惨 处境所深深打动。罗伯特爵士多年来负责联合国的发展与人道主义事务,他精力充 沛,雷厉风行,为了取得柬埔寨人民所急需的食品援助而不懈努力,并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直到1986年下半年西哈努克亲王直接与洪森谈判之前,罗伯特爵士一直是 唯—一位被授权与洪森政府接触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他与金边政权建立起良好的合 作关系,使联合国的食品援助得以顺利地运抵柬埔寨国内的各个地区。在最需要援 助的时候,西方工业国家与日本都纷纷慷慨解囊。我估计,联合国的援助项目至少 挽救了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民的生命。 1982年柬埔寨的粮食生产有所恢复,可仍然需要大量的援助。尽管罗伯特爵士 积极游说,但是西方援助国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他们认为现在该由共产党国家来承 担更多的责任。我试图重新激起他们的热情,但到1984年时,对柬埔寨国内的人道 主义援助已经基本停止。罗伯特爵士的职位——一件并非轻松的工作——被取消了。 他在退休后仍然斥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政治原因而影响了向饥民提供食品 的工作。但我相信,他也十分清楚我们对柬埔寨的人道主义援助所取得的成绩有多 么的巨大。 在对柬埔寨国内的人道主义援助急剧减少的同时,对边境地区难民的救济工作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大部分难民营都受到柬埔寨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控制。各个难民 营的安全保障都是由泰国的特别部队负责提供,但这些部队恶名昭著,到处都充斥 着腐败行为。负责援助的联合国机构十分清楚,大部分提供给难民的食品都落到了 柬埔寨各派武装的手里。泰国的军队与红色高棉进行交易,将分配给难民的食品援 助转给了红色高棉,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曼谷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估计,泰国 政府十分担心越南完全占领柬埔寨,而将红色高棉视为能够阻止越南实现这一企图 的唯一力量。与中国一样,尽管红色高棉有着不良的历史记录,泰国仍将其看作是 防止越南扩张的有益屏障。 联合国援助机构面临着两种选择:停止向难民提供食品援助,因为这些援助大 部分都被非法转运或卖到柬埔寨各派武装的手中;继续进行援助工作,“因为这对 缓解难民们的悲惨处境是急需的。每当有新的可疑行为引起我注意时,我都要与我 身边的助手一同讨论我们该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有一次,对难民营情况十分熟悉的 拉?。艾哈迈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掀起一块石头,发现下面有一条黏乎 乎的虫子,你会想办法赶走它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既然联合国无法阻止腐败行 为以及红色高棉和其他派别对难民营的政治控制,那么在此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 是不要去动那块石头。 持续但曲折的进程 1987年末至1988年初,一系列的进展显示出真正推动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的可 能性。1 月,越南宣布将在1989年9 月底之前从柬埔寨撤走其所有军队。通过一系 列的双边谈判,中国、越南和泰国在有关越南撤军、逐渐停止对柬埔寨各方的援助、 未来柬埔寨的主权、中立和不结盟以及召开国际会议等问题的时间表上达成了一致 意见。3 国同意推动柬埔寨各方实现民族和解以防止发生内战。2 月,苏联外长谢 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北京,在与中国外长会晤后一致认为,为柬埔寨建立一个“有效 的国际监督机构”是必要的,联合国应当在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与此同时,民主柬埔寨正式批准了不久前由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 :制定越南撤军的确切时间表;同时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联 合政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大选;组成由四方参加的临时政府和国家军队;部署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报纸也要求成立联合国国际监督机构, 以确使金边政权不再单独掌权。 1987年底,西哈努克亲王以私人身份开始与金边政权的总理洪森接触。由于洪 森无法独立地进行决策,因此西哈努克在进行完两轮会晤之后便无限期地中止了谈 判。只有在金边政权同意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成立临时政府以及部署国际维和部队这两项基本前提的条件下,他才会继续这一谈 判。与洪森结束第二轮会晤后,亲王在同拉菲。艾哈迈德的一次谈话中建议我应当 为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而继续不懈地努力。我从好几年前就已开始这项工作。 1985年我们确定了为实现问题全面解决的六个要点,并为此作了时间的安排。这一 安排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为纳米比亚所制定的和平计划十分相似。 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难以处理的问题是成立民族和解的临时政府及其运作, 外国军队全部撤离的步骤,以及国际监督和保证。显然,要使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 开始运转还需要建立一套触发机制。在我所设想的“框架草案”中,第一个触发装 置便是越南承诺在一个确切的时间内撤走所有的军队,然后,柬埔寨各方开始进行 谈判,达成协议,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建立民族和解的临时政府。一旦这一政府 成立,它将被承认为柬埔寨唯一的合法代表。 根据这一框架草案,在成立临时政府的同时实现全面停火,所有外国军队与柬 埔寨各派武装都应重新集结至各自的军营之中。柬埔寨各派解除武装,解散部队, 以使他们能够和平参与此后的政治进程。在建立临时政府的基础上,国际维和部队 负责管理停火和安排撤军事务,并协助临时政府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随后是其他 的国际援助,这包括将难民和流亡国外的人遣返回国,帮助柬埔寨进行国家的重建 和发展,在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大选。 有两种类型的保证。一种是柬埔寨自己保证不恢复最近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它 自身的国际地位,第二种则是涉及将来柬埔寨的邻国与国际社会对它的保证。 1988年6 月,这一框架草案被收入一份作为各方谈判基础的秘密文件之中。 (见附录,它从未作为正式文件公开过。)我相信,这一框架草案对3 年之后所完 成的巴黎协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拉菲。艾哈迈德于1988年夏天和秋天两次出 访亚洲,与本地区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这一方案,然后又赴日内瓦与安理会5 个常 任理事国的代表对该方案进行商讨。这是第一次与5 个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接触。按照我们的计划,艾哈迈德并没有为获得确切的反应施加压力,而只是说 明这一方案是试图帮助有关各方集中到所提及的这些主要问题上,并为解决它们而 提出的建议。 1988年7 月,我出访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中将讨论了这 一方案。这是我第一次与鲍威尔将军见面,他给我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现在我 已认识到,他给其他人的印象也一样深刻。我刚刚抵达华盛顿,鲍威尔将军就十分 礼貌地到我所下榻的饭店来看望我,这是以往我到华盛顿时从未有过的。在这次会 晤中,我们所进行的第一个话题便是柬埔寨。鲍威尔将军希望我解释一下不久前西 哈努克亲王宣布辞去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职务的意图。我对他说,要想完全理 解西哈努克是十分困难的,但我认为,也许他是想通过辞职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中 国前不久向我表示,第一,他们不希望红色高棉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中扮 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彻底清除波尔布特集团。西哈努克是强烈反对波尔 布特的,因此,我怀疑西哈努克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有一点我并未向鲍威尔将军说明,我觉得中国与红色高棉脱离关系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冷战已经结束,中国的经济刚刚起飞, 需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最便捷的办法便是让美国知道, 他们不再支持波尔布特。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绝对不会同意一个完全排除红色高 棉的协定。 鲍威尔将军很快将讨论转到最近一架伊朗客机被美国军舰击落的话题上。他关 切此事的程度远远超过对西哈努克亲王意图的注意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对西哈努克 亲王的儿子诺罗敦。拉那烈亲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为人诚恳,处事明智,值得 信赖,比其父将更有可能为和平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拉那烈 只是紧随父亲的奋斗方向。对和平进程而言,必不可少的是西哈努克,而不是他的 儿子。 作为东盟的代表参加柬埔寨问题谈判的印度尼西亚,于1988年7 月底在雅加达 为柬埔寨国内四方组织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四方领导人就柬埔寨问题全面和解的 主要问题取得了松散的一致。但是,在停止向柬埔寨各方提供援助的范围和时间安 排等问题上,本地区各国之间依然存在分歧。河内和金边仍旧坚持要用武力消灭红 色高棉。西哈努克亲王在继续要求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联合 政府”的同时,认为如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完全地解散也将会导致混乱。因此, 他在与我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会谈中开始提出,临时政府首先应建立在目前现有的政 府机构的基础之上。 为了维护本方的利益,洪森于1988年夏末与拉菲。艾哈迈德会晤时极力推动建 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由四方共同组成的“全国和解委员会”。他解释道,委 员会并不是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进行运作,而是为未来的柬埔寨国家 讨论通过一部新的宪法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此时,所有各方都已同意举行一 次规模有限的国际会议。由河内支持的洪森一方面对越南并不信任,一方面又决心 要消灭红色高棉,同时还要求能够保持他自己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1989年4 月,越南在一项与老挝人民民主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声明 中宣布,将在9 月底之前从柬埔寨撤出其所有的军队。联合声明要求,越南军队撤 离、停止国际于涉和军事援助应在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定成立的国际管制与监督委 员会。雅加达非正式联合会议主席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许多 国家不断努力推动以使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联合国总 部进行访问时表示,美国认为联合国对监督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应当负有主 要的责任。西哈努克亲王及其联合政府的同事、东盟各国、中国和苏联等也持类似 的观点。越南建议各代表团在纽约进行谈判以协调国际监督委员会和联合国的混和 行动。我拒绝了这一建议,并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效率通常依赖于单一的 指挥,以及从安理会通过秘书长传达到维和部队司令或首席军事观察员的清晰的指 令下达路线。我在私人谈话和官方文件中反复强调,如果联合国承担其在柬埔寨的 维和任务,那么就必须是一种清晰的、现实的和被接受的命令形式。 巴黎和平进程的开始 1989年5 月,西哈努克亲王与洪森在雅加达会晤。法国认为两人达成了某项协 议,结果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在此次会议的基础上,部 分地实现了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启动了巴黎和平会议的最初行动。法国外交部 马上找到我,要求得到联合国的帮助。在5 月至7 月底会议进行期间,拉菲。艾哈 迈德与他的小组一直都在为法国提供建议和帮助。正如8 年前我们所建议的那样, 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采取的形式是一次小规模的国际会议(增加了几个非亚洲国家)。 一共有18个国家与联合国一同参加了这次会议,由法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同担任会议 的主席。我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而不是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柬埔寨问题的许多决 议授予我斡旋责任的框架下出席了这次会议,因为这些决议都对越南带有敌意。联 合国自始至终都参与到会议之中。虽然我只是作为一名见证人而在最后协定上签字, 但联合国代表与其他与会国的代表一样有权发言和参加投票。因为所有的决定都必 须达成一致,所以联合国与各与会国一样有权否决。像这样的情况以往从未有过。 会议开幕时,各方都一致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国际监督机构”来监督实现柬 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联合国小组起草了一份基本文件,用以确定将来这一机构的 责任。文件没有将联合国与国际监督机构视为同等重要,而是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辅 助性的机构。显然,国际监督机构的运转借助于对柬埔寨国内情况的了解,但这在 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赫迪。安纳比建议派出一个联合国调查团到柬埔寨进行 实地考察,并对其政府的运作、永久性军事防卫设施的状况、以及安全形势等作出 评估。我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一建议,并指出创建一个可靠的国际监督 机构,无论怎样的形式,都必须有统一的命令,有效的决策程序和必要的人员、后 勤及财政援助。要对这些情况作出确切的评价,首先必须要派出调查团到这一地区 进行考察,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会议所接受。会议认为,调查团能够起到收集纯技术 性的信息的作用,而无损于与会各国及各方的立场。 联合国调查团对柬埔寨(同时还简单地对越南和泰国)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考 察,详细地调查了柬埔寨各个地区的情况。当调查团来到西哈努克民族军前线的营 地时,总司令诺罗敦。拉那烈亲王表示,他只接受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监督机构, 如果联合国能够监督和证实越南撤军,那么他的军队将遵守所达成的停火协议。 调查团从柬埔寨带回来的情况报告令人气馁,现有的永久性军事防御设施、军 需物资及其供应系统等都无法满足国际监督机构开展工作的需要。在调查团前往柬 埔寨之前,组成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巴黎会议各与会国对此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当调查团的任务完成后,各方都一致同意,无论国际监督机构如何授权,都应属于 联合国的行动。 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第一阶段的会谈在持续整整一个月之后宣告破裂。人们普 遍认为会议失败了,尽管这一评价算不上公正。金边政权拒绝放弃权力和加入一个 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联合政府,这种行为阻碍了民族和解的进程。另外两个主要的 问题,即停火的形式和国际监督机构的性质也未能获得解决。在会议结束时我所作 的讲话中,我承认虽然已经偶然能够看见,但我们这艘航船还没有到达和平的彼岸。 我认为由联合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这次会议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联合国小组提供 的工作报告成为三个工作委员会进行建设性讨论的基础文件,它们涉及国际监督机 构、实现停火、选举程序以及选民登记等等。会议在联合国代表团提案的基础上就 柬埔寨国家的恢复和重建计划达成了协议。会议还就遣返难民和流亡国外的人达成 了部分的协议,包括有必要授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核心的作用。在联合国 所提供的文件及调查团报告的基础上,第一阶段的会谈完成了这些工作,并为最后 协定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个常任理事国的介入 但是,巴黎会议的休会,再加上柬埔寨各方的相互指责和军事行动的升级,使 人们普遍认为会议失败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在纽约与我会晤时抱怨洪 森仍然与越南关系密切,宋双向洪森传达了3 个信息,警告金边政权所奉行的政策 将会导致红色高棉重趋强硬。他建议,。应该由向金边提供武器装备的苏联去说服 金边政权接受4 方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向宋双总理提议,对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组 成部分之一的红色高棉来说,发布一份公开声明,保证其不再寻求重新掌权将是十 分有益的,这将有助于平息金边方面对于红色高棉的普遍担心。宋双表示他将考虑 这一建议。宋双提起不久前波尔布特宣布将在越南军队全部撤走之后离开柬埔寨, 他认为,波尔布特及其身边那些声名狼藉的同伙在金边政权接受民主柬埔寨联合政 府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之后,应立即离开柬埔寨。 1989年10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为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 提出一项建议,由联合国接管柬埔寨国内事务,直到大选后新政府成立。事实上, 这是以联合国取代金边政权来解决至今难以处理的四方权力分配问题。在提出此建 议之前,埃文斯并未与联合国就此进行商讨。以前也有人提出过由联合国承担管理 柬埔寨的责任。西哈努克亲王早在1981年就有过类似的建议。不久后,美国国会议 员斯蒂芬。索拉兹也向我提过类似的主张。由于埃文斯外长的发起和极力推动,澳 大利亚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尽管这一建议在期望联合国所承担的责任方面有 些不切实际,但它却打破了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休会之后的坚冰期,而且有助于推 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共同的讨论。澳大利亚给联合国增加职 责的建议为五大国提供了新的讨论基础。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建议的影响,美国这时开始支持联合国承担更大 的责任。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公报中给予我们以相当的信任。公报认为应当建立一支 8000-10000 人的维和部队;联合国人员在取代现有的柬埔寨警察部队高级官员的 同时,应负责监督成立新的国家军队和国家警察力量;所有政府部长均受联合国秘 书长特使的领导,并向其汇报工作;过渡时期应持续2 -3 年。1989年7 月,苏联 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与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也表示,强烈希望联合国 通过参加国际监督机构,在柬埔寨担负其营造和平的责任。 5个常任理事国采取行动 由美国发起,5 个常任理事国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一系列高度透明的会议。会 议首先在巴黎召开,五大国同意将一致遵守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16条基本原则。与 澳大利亚所提出的建议的许多部分一样,这些原则促成了联合国职责的增加。联合 国的责任将包括核实外国军队的撤离,确保柬埔寨国内的安全和组织自由、公正的 选举。会议首次提议,委派秘书长特使负责监督联合国的一切行动。 我对澳大利亚和五个常任理事国给予联合国如此重大的责任表示欢迎。由于意 识到联合国将在柬埔寨问题中担负起重要的作用,我在秘书处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 做好必要的准备。同时,我注意到,根据5 个常任理事国所设想的原则,将有一部 分任务超越联合国的能力,或者可能有损于柬埔寨的主权,这些问题应当由一个全 国最高委员会来负责解决。当5 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将他们在巴黎会晤的情况向我 汇报时,我把我的这些意见告诉给他们。美国大使汤姆。皮克林代表5 大国表示, 5 国在会谈中集中讨论了将在柬埔寨展开的选举的程序问题。他们对秘书处提供的 关于巴黎国际会议的有益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考虑。现在,他们想听听我的看法。 首先,我对5 大国的行动表示非常欢迎。显然,他们在巴黎举行的会谈完成了 许多重要的工作。对联合国给予如此的信任我十分高兴,秘书处将竭尽全力以完成 安理会所授予的使命。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曾经强调过,其后几个月我又不断 地反复强调),指令必须是清晰明确的,而且我们还需要有关各方继续在政治上的 支持,以及充足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此外,我希望能够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任务中一 切可能的细节都给予细致的考虑。柬埔寨国内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联 合国从未担负过在一个主权国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即便是在纳米比亚,这一 职责也主要是由南非驻纳米比亚的行政长官负责的。 我的法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雷瑟豪尔也指出,联合国从未在一个独立国 家组织过选举,由联合国来组织选举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柬埔寨的国内事务。那么, 这一介入到何种程度?它与5 大国确定的原则所授予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权的关系 又如何?弗雷瑟豪尔建议五大国在今后的会议中应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考虑。我 十分赞同弗雷瑟豪尔的看法,并强调我们希望继续5 大国现在所着手的工作。在会 谈中,我感到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的短时间里,我们已经做出了如此众多的成绩。40 多年来,尽管5 个常任理事国是有些勉强,但毕竟已给了联合国很大的独立。现在, 他们似乎已经准备让联合国出面来管理一个国家。但在我看来,这一任务超出了联 合国的能力范围。 联合国并未参加5 个常任理事国第一阶段的会议。开始时,他们只是在一些技 术性的问题上寻求秘书处的建议和帮助。但在第一阶段的会议之后,联合国的代表 至少每隔一次参加一次5 大国的会议。所以,通常将此称作五加一会议。这一称呼 非常贴切。每次会议结束后,5 国都会向我作详细的汇报,使我有机会提出我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 5 个常任理事国为实现柬埔寨问题全面和平解决的进展仍十分缓慢。1990年3 月初,柬埔寨4 方与越南在雅加达再次召开非正式会议,但与会各方未能达成任何 正式的协议。越南与金边似乎对5 大国的努力没有任何反应。一次,在越南外长与 印度尼西亚外长交换意见时,拉菲。艾哈迈德注意到越南外长认为5 大国首先应管 好自己本国的事务。不过,会议还是同意增加联合国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和 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 金边政权及其扶植者一直以来都抵制联合国的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联合国 大会决议的反越倾向。现在,各方都已接受了这一主张。这也为5 个常任理事国提 供了新的推动力。3 月12日—13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5 大国通过了一项“讨论 纪要”,重申联合国参与柬埔寨问题全面解决的必要性,“包括军事和行政方面”。 纪要要求给予柬埔寨人民以基本自由和人权的有效保障。同时,纪要还涉及其他3 方面的主要问题:组织选举,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和设置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 机构。艾哈迈德参加了这一阶段的会议。他向我汇报说,5 大国达成这一协议很不 容易,因为中国坚持要以文字注明,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成立必须得到柬埔寨所有四 方,即包括红色高棉的一致同意。中国还坚持认为,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至少应当 暗示将解散金边政权。这样,就不得不删除了原来同意联合国利用“现存机构”的 提法。 1990年7 月16日至17日,5 大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艾哈迈德为会议所提供的帮 助极好地说明了联合国是如何促进这些会谈的。这次会议本来并未邀请联合国参加, 但艾哈迈德感到在5 大国会晤之前与他们直接联系将会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前 往巴黎与每位代表都进行了单独的会谈。艾哈迈德发现西方3 国的代表十分沮丧,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和苏联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强硬。艾哈迈德告诉他们,他觉得中国 和苏联也非常愿意促成问题的和解,他们为促进和平协定而付出的积极努力将是非 常有价值的。艾哈迈德向5 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汇报了了他最近与柬埔寨各方接触 的情况,并告诉他们,他已向洪森解释了联合国为解除柬埔寨4 方军队的武装将采 取的行动步骤:重新集结,驻扎军营,最后解除武装。艾哈迈德对5 大国说,洪森 对他的解释表示满意。第二天工作午餐时,艾哈迈德被告知,因为他所提供的有益 信息,5 大国已在当天上午就军事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 1990年8 月28日,5 个常任理事国在纽约达成了实现柬埔寨问题全面和平解决 的框架文件。两个星期后,由巴黎国际会议两主席召集的一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柬埔寨4 方完全接受这一框架文件作为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基础。他们还同意,全国 最高委员会作为“过渡时期唯一的合法的代表和权力来源,是柬埔寨独立、主权和 统一的具体体现”。全国最高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柬埔寨4 方的领导人; 如果愿意,委员会将选举一名主席作为其第13名成员。9 月20日,安理会同意了全 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并对柬埔寨各方接受该框架文件表示欢迎。1990 年10月16日,联合国大会以45票对3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同样的决议。这是和平到 来之前所取得的一点小成绩,但毫无疑问的是,和平不久便即将来临。 北方的支流 5 个常任理事国柬埔寨问题工作组中的苏联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罗格 乔夫。艾哈迈德发现他处事灵活,对意见反应迅速。就在5 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会议 的几个月里,日本与苏联之间长期存在的北方4 岛争端又突然爆发。日本的北方4 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被苏联所占领,这使得日本和苏联改善关系的努力陷人危险 的境地。多年以来,我就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一最后的二战遗留问题。艾哈迈德 因为柬埔寨问题而经常与罗格乔夫进行非正式的接触,这使得他有机会以一种谨慎 和非官方的方式就北方4 岛问题向苏联建议解决的办法。 回顾我们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时的办法,我们决定由艾哈迈德向 罗格乔夫建议由联合国暂时管理北方4 岛,日本和苏联分别往岛上派驻代表,直到 莫斯科和日本就四岛最后的安排达成一致。罗格乔夫认为这一主张十分有趣,将其 呈交给了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同时继续与艾哈迈德讨论这一问题。艾哈迈德在 苏联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建议我将这一主张通知日本并探听日本的意见。我觉得这 样会使日本感到我所提出的是一项正式的提议,而并不只是一件案例。我认为,由 拉菲。艾哈迈德秘密地、非正式地通知日本和苏联会更好。结果他正是这样做的。 日本与苏联的反应都十分谨慎。两国虽然都没有明确表示拒绝,但也未声明希望要 努力实现这一主张。与罗格乔夫的对话在5 个常任理事国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 的草案文件完成之后没有能够再持续下去,但我认为苏联代表与艾哈迈德的会谈中 所提到的这一想法终将会成为现实。 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 柬埔寨问题全面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由5 大部分组成:(1 )柬埔寨过渡时期 的行政安排;(2 )军事安排;(3 )由联合国组织选举;(4 )保护人权;(5 ) 国际保证。支持这一框架文件的联大决议要求重开巴黎会议,将其转化为协议草案, 井草拟一份实现此框架文件的详细计划。自从联合国承担起实现柬埔寨问题和平解 决的绝大部分责任以来,我一直都认为我们应当直接参与拟定这一计划和巴黎会议 最后文件。到此时,我们已向柬埔寨派遣了四个调查团,第五个调查团也正准备出 发以便对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恢复柬埔寨的稳定和尊重人权等问题的前景做出评估。 鉴于联合国比其他任何组织都要了解柬埔寨国内的情况,我指示柬埔寨问题工作小 组为框架文件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准备好一份详细的报告。 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建议巴黎会议让我提供一份实现柬埔寨问题和 平解决的计划草案,实际上并无此必要。在不久之后我会晤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 马时,他主动提出在准备最后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时希望得到秘书处的协助。在着 手此项工作时,巴黎会议两主席,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外长主要负责制定最后协定的 第一部分和附录,其中包括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的权限、撤军、停火及相关措 施、选举、遣返柬埔寨难民和流亡国外者、以及新宪法的原则等。这些内容几乎完 全是按照联合国秘书处所提供的报告来制定的。最后协定中有关柬埔寨的主权、独 立和中立以及柬埔寨国家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第三和第四部分,也一样是在联合国 所提供的报告的基础上制定的。 任命秘书长特使 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框架文件之后的第二天,我会见了5 个常任理事国 的代表,询问他们我应当何时任命我的特使。法国代表克劳德。马丁回答应该尽快。 美国代表、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则建议通过任命特使的时间表来促使柬埔寨各 方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职能问题上达成一致,亦即只有在柬埔寨各方解决相互之间 的分歧之后再作任命。我表示,尽管这十分困难,但我将努力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 (秘书处已为此特使人选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接下去的一个月,当我出访东京时,日本外相中山太郎也向我提起任命柬埔寨 事务特使的问题,他表示日本有兴趣为此提供一名合适的候选人。但是,第二天, 日本外务省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官员告诉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说,中山外相还没 有为特使一职确定一位候选人,他表示日本将向联合国的行动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 并已为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准备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任命一名日本官员 作为特使的问题上,东京方面再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几个月后,5 个常任理事国要求我任命拉菲。艾哈迈德作为特使的压力越来越 大。实际上,由于他在达成协议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被有关各方普 遍认为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但我所面临的问题是艾哈迈德不愿担任特使的职务。 他认为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的行动将是十分的复杂,需要联合国总部全面的支 持和指导。他觉得自己在纽约担任责任部门或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会更好,而且他认 为我的继任者也将会给予他这一职位。我不能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并不愿意任命 其他人作为我的特使,因为,对这一职位来说,他是唯一有资格的并且得到有关各 方一致支持的人选。10月,我向阿尔及利亚大使穆罕默德。萨赫农和突尼斯大使马 赫德。迈斯迪里打听5 个常任理事国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亲王的反应是积极的, 但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我。5 个常任理事国依然表示支持拉菲。艾哈迈德,而对另 两名候选人未作任何反应。此时距离新秘书长上任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新 秘书长的特使最好还是留给他自己来决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艾哈迈德并未留在秘 书处担任部门负责人,而是被派往曼谷负责联合国的地区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布特 罗斯。加利决定任命日本人明石康作为他的特使,但这一任命并不像我担任秘书长 时那样是出于日本方面的推动。本方面的推动。 达成协议 5 个常任理事国、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两主席和联合国代表,于11月23至 26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就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达成了一致。这 一协议是已被有关各方所一致接受的框架文件的扩充,除有一项特例外,联合国所 准备的报告全都被吸收到协议之中。苏联在关于遣散柬埔寨4 方武装的问题上反对 我们所使用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不会被金边或河内接受,因为金边与河内方面声称 不能将柬埔寨国家军队与反对派游击队相提并论。经过两次与艾哈迈德单独会晤之 后,苏联代表接受了以下的提法:“4 方同意根据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与各方 商讨后所草拟的详细计划,开始着手进行将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遣散、复员的工作, 并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完成。”这意味着当我向安理会提交行动计划时,必须详细 解释清楚这一情况。 在5 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和联合国代表举行的这次会议上,还解决 了全国最高委员会和秘书长特使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在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联 合国代表建议用如下的文字来显示秘书长特使职责的重要性:“如果全国最高委员 会的成员没有就问题达成一致,那么秘书长特使应尽力使这些问题取得一致。在无 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秘书长特使在充分考虑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各种意见之后有权 作出最后的决定。”实际上,这给了秘书长特使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假如他使用这 一权力的话。 1991年4 月22日,我和巴黎会议两主席共同呼吁暂时停止敌对状态,为即将在 雅加达召开的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与巴黎会议两主席之间的会议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作为响应,柬埔寨各方都通知我他们将尊重这一呼吁,愿意遵守12年来他们的第一 次停火。全国最高委员会6 月下旬在泰国帕塔亚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实现无条 件停火和不再接受外国军事援助。西哈努克亲王在退出谈判一段时间后又重返委员 会,并在7 月当选为委员会的主席。9 月中旬,全国最高委员会在纽约就余下的主 要问题达成协议,将在大选之前遣散70%的武装部队。为解决组织大选问题上的长 期矛盾,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折衷方案,即以省为单位按比 例代表制进行大选。为平息在全国最高委员会未达成一致时对西哈努克亲王无法或 不愿作出决定的忧虑,亲王致信给我表示他将会一直进行决策,行使授予他的至高 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表示愿意授权我驻柬埔寨的特使来行使这一权力。 全国最高委员会在纽约召开的会议结束时,我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四 方的领导人:洪森、宋双、乔森潘和诺罗敦。拉那烈亲王。西哈努克看起来十分高 兴,在会谈中讲了许多。我问他将如何设计他的国家的未来,他表示他将努力将柬 埔寨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上多元的和尊重全体人民权利的国家。他同时又警 告还存在“意外事件”的危险,他极力主张联柬机构在大选之后仍然留在柬埔寨以 使局势完全恢复正常。我表示我也认识到将需要很长时间来实现局势的完全稳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听他的“。 当最后协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时,秘书处的同仁更加紧张地为部署联柬机 构制订计划,这是联合国所负担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有时,我们考虑是否有必 要组织临时维和行动以尽快使联合国力量进入柬埔寨,因为要在巴黎协定签署后完 全部署联柬机构需要一年的时间。我派出一个调查团负责估计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和 进行监督的形式,并对探雷工作提交建议。调查团的工作没有得到柬埔寨各方武装 力量的充分合作。他们的结论是派遣一支联合国先遣维和部队是必要的。我通知巴 黎会议的两主席和5 个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在协议签署后一开始就部署一支小规模 的斡旋小组,将有助于柬埔寨各方维持目前的停火状态。这一建议得到了普遍的欢 迎。尽管美国代表对预算问题表示担忧,但他们仍与法国代表一道要求5 个常任理 事国将我的报告草案提交安理会进行讨论。在此情况下,美国也不再追问财政问题。 安理会一致通过第717 号决议,授权成立联合国驻柬埔寨斡旋工作组。 除了一开始美国对联合国驻柬斡旋组的经费表示担忧外,没有人再对联柬机构 的经费问题提出疑问。据估计,联柬机构每年将花费1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 字,因为与此同时,联合国在西撒哈拉、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维和行动的经费要比 这少得多。在我的印象中,柬埔寨是唯—一次没有遇到经费问题的维和行动。这很 大程度是由于日本自愿承担了比常规要多得多的经费份额的结果。 被强制遣返的难民 1989年,随着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景愈加明朗,我们也开始着手准备有序 地将泰国境内大约30万柬埔寨难民遣送回国。正在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开展之时,我 接到一份报告说,政治头领们正在强迫难民,甚至以武力逼迫他们在实现和平之前, 而且是在没有提供合适的条件的情况下回国。1 月下旬,一个红色高棉控制的难民 营中的难民全部被转移到柬埔寨境内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有一半以上的难民又 逃回了由联合国在边境上所设置的难民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患上了疟疾和营养 不良等病症,或被地雷炸伤。而许多难民营人数的减少表明,这一事态还正在其他 地方重演。 许多年来,难民营的安全事务一直由泰国军队的一支特别部队负责。在帮助难 民的人道主义组织不断抱怨泰国军队残忍和腐败的情况下,泰国政府撤走了军队而 重新部署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民兵部队来维持难民营的秩序,这使难民营的情况有 了明显的改善。难民营为泰国政府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 1990年2 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素威。苏特哈努库尔发表一篇文章认为, 如果柬四方实现停火或者这样做是安全的,泰国应该立即将难民遣送回柬埔寨,而 无须等到柬埔寨问题全面解决。泰国总理否认泰国将强迫难民返回柬埔寨。但泰国 无法阻止或者是不愿阻止柬埔寨各方在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将难民强制遣 送回国。随着和平的日益临近,武装遣返难民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一位联合国高 级官员在曼谷发表公开谈话,指责红色高棉犯有将一个难民营全部转移到柬埔寨境 内由其控制的地区的罪行后,7 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我,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以防 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我在有关柬埔寨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后行动之一便是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在签署 巴黎协定之前,我向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呼吁,柬埔寨4 方应 保证不在协定草案的框架之外组织任何遣返难民的行动。西哈努克立即表示赞同。 在我因去职而无法详细考察柬埔寨边境形势的几个月里,我被告知情况已有了很大 的改善。巴黎协定签署后,这一规模宏大的难民遣返工作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的监督下顺利进行,并且排除了一切武装遣返的可能性。 10年来,各国政府为减轻柬埔寨难民的痛苦而给予的慷慨捐助将作为人道主义 精神的丰碑保存下来,井不断推动各国政府的政策。各种联合国机构给予这些深陷 黑暗之中人们的关照也深得赞誉,正如联合国系统被人们认为能够满足人类迫切的 需要一样。当我不再担任联合国的职务后,我无法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人们返回自 己的家园安居乐业。但我得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完成的这项使命几乎就 是一个奇迹,这是柬埔寨悲剧完美结局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签署和平协定 1991年10月23日是西哈努克亲王的65岁生日,就在这天,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 的最后协定及其相关文件在凡尔赛宫签署。法国总统密特朗出席了签字仪式。协定 给予联合国的责任在许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联合国被授权在过渡期内重建支离 破碎的社会——恢复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自由。 联合国具体负责如下事务:。监督停火和停止敌对状态,核实外国军队撤离柬 埔寨;。集结所有各方的武装力量,确保70%的军队在收缴武器后遣散;。协助探 明和清除雷区;。监督和控制现有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部队;。组织和领导国民议 会选举;。确保对人权的尊重;。确保遣返难民和流亡国外者,以使他们能够参加 大选;。同时着手一项国际项目,帮助恢复和重建柬埔寨国家。 在长期的谈判过程中,我们逐步修改自己的主张以使联合国能够承担起管理柬 埔寨的全部责任。洪森政权的行政机构将继续保留,但并不是保留其政权本身。但 是,联合国所承担的责任使联柬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柬埔寨国内管理的核心部分。 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组织大选是联合国所从未担负过的使命,这将表明而且已经表明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当某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失效时,联合国将承担起重建这一国家 的责任。显然,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这正是我为什么不断地重复强调充分行使联 合国的职责,依赖于国际社会充足的人员和财政资源保障的原因。 在作为巴黎协定签署见证人的同时,我为联合国在促成这些协定方面做出的巨 大贡献而感到骄傲,为有关国家、尤其是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所给予联合国的信 任而感到自豪。柬埔寨问题扩展了联合国的行动能力,使之能为一个因冲突而支离 破碎的国家重新带来和平、秩序和自由。联合国行动的最后成功得益于下列因素:。 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统一;。国际社会为圆满完成由安理会确定的使命所 需的资源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完成联合国所担负的责任而深入调查,熟悉政治、 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进一步的行动制订全面而详实的计划;。秘书长或其代表参 与制定他所负责的行动的计划;。卓越的现场领导。 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柬埔寨问题的成功解决。 附录 秘书长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话要点1 、在提交给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有关柬埔 寨局势的报告中,我已经指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并建议以此形成柬埔寨问题和平 解决的框架文件。但是,当时在开始对话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仍有待解决。现在, 在这些问题上已有所进展,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已开始与金边政权的洪森进行会谈, 而设想中的柬埔寨各方与有关国家之间的非正式会议也极有可能于下月在雅加达召 开。这表明那些程序性的障碍在不久的将来便有望被彻底清除。 2 、为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制订详细而具体的计划是必要的。在去年1 月与 洪森进行第二轮会谈后,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了我的特使,建议我应当继续我自去年 开始的努力,并为问题的解决草拟了一份决议草案。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民族 和解的临时政府的成立和运作、外国军队全部撤出的步骤以及国际监督和保证。要 使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开始运作,需要建立一套“触发”机制。 3 、在越南保证一个确切的时间内撤走其全部军队的基础上,柬埔寨各方便可 以开始进行谈判。这些谈判的目的是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由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 民族和解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一旦成立,它将被承认为柬埔寨唯一的合法代表。 4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应实现全面停火,所有外国军队与柬埔寨各派武装 应重新集结并呆在各自军营之中,外国军队在一个各方都同意的时间内分步骤全部 撤离柬埔寨。解除各派武装并解散其部队,以使他们能够和平参加接下去的政治进 程。 5 、在建立临时政府的基础上,国际维和部队进入柬埔寨,负责柬埔寨停火和 撤军,并协助临时政府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随后将提供其他的国际援助,全面的 援助项目包括将难民和流亡国外的人遣返回国,帮助柬埔寨进行国家的重建和发展 工作,在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大选。事实上,联 合国已多次涉入此类事件,并且都处理得十分得体。 6 、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保证。第一种是柬埔寨保证不恢复最近的政策 和行为、它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对邻国的态度。第二种则是柬埔寨的邻国与国际社 会对它的保证。 7 、当然,这些意见是灵活的,并且还需要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现他 们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我相信,这些想法与目前形势的发展是一致 的,是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初步行动。我热切希望目前持续的对话能够导致 开始进行真正的谈判进程,并最终达成一项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协议,我将时刻准 备着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1988年6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