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 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 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 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 万8 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 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 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 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 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 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 月14日, 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 ——《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 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 … 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 号, 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 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 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 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 -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 当夏尔的教母。 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 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 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 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 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 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 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 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 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 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 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 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 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 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 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 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 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 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 定居。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 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 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 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 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 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 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 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 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 -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 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 -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 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 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 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 日夜里,让-巴普 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 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 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 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 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 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 最后死于霍乱。 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 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 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 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 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 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 《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 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 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 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 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 -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 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 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 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 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 别是《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 人安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 一本《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 尔·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 奥康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 “不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 知道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 馆的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 非常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 神,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 莱斯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用比较赞扬的基调悼念蒲鲁 东这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师的传略。在19世纪中叶,象夏尔的祖母这样能够 完成如此广泛的事业和如此全面地投身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妇 女,实属是凤毛麟角。 朱利安-菲利普这对既非常传统、又非常独特的夫妻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 子代表着当时三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老大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 了一部关于19世纪克尔特人的著作,并对这个课题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致他 在学会威尔士语和下布列塔尼语之后,以巴兹·布罗卡尔的笔名——“巴尔德·戴 高乐”的译名,创作和发表了一些盖耳语的诗篇,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克尔特人 联盟,把爱尔兰人向美洲的移民描写成他们祖先的伟大运动——“由爱尔兰人的祖 先在高加索和印度的群山脚下开始,并在若干个世纪里向夕阳继续进行的运动”— —在当代的继续。老二朱尔属于那些默默无闻和自觉研究的学者,而19世纪的伟大 科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朱尔是昆虫学家,写了一部《法国膜翅目 总目》,其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最后,老三就是亨利。戴高乐,未来的戴 高乐将军的父亲。 亨利生于1848年。他梦想过从军,参加过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 只是一个初试通过者。亨利作为志愿兵,参加了1870年夏天在巴黎仓促建立的营队, 然后进行了战斗。亨利先是当了中士,其原因就象他本人用幽默的基调所写的那样, 或许是他属于“那些善良的、家境良好、可以自行解决服装和装备问题的青年人”。 后来,亨利当上了少尉,并通过士兵的投票使这个军阶得到了认可。1870年10 月,他在圣德尼参加斯坦和布尔热战斗时手臂受伤。1871年1 月,在普鲁士军队对 拉库尔纳夫和圣德尼的轰炸中,亨利指挥过“国民别动队”第三连。因此,他只想 着在停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关于停战,亨利写道,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 经过塞纳省政府短暂过渡之后,他改行去教书。他考上了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因 此,他在一个专业化不像今天这样严格的时代里,被耶稣会招聘为哲学、数学和文 学教员。他起先在一所位于巴黎沃吉拉街389 号、名叫“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会学 校里教书。1901年,亨利当上了该校的学监。但在法国驱赶耶稣会教士时,他清理 了该校,并于1907年在巴克街建立了丰塔纳学校。然后,他又在先后设在巴黎邮政 街和凡尔赛的圣热纳维埃夫学校教书。亨利教过的这些高水平学校,大多接受那些 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子弟。在亨利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元帅 拉特尔·德·塔西涅、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马塞 尔·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红衣主教热利埃等。 在一位传记作家看来,亨利·戴高乐“举止高贵,思想充实,态度严肃”。毫 无疑问,这些用19世纪的语言来描述的特点,使人看到他人品的一个方面。可是, 根据他女儿玛丽-阿涅斯——亨利死于1930年,玛丽-阿涅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里住在他家附近——的证词,他也具有天真、宽容、耐心、和蔼和关心孩子等特点。 ③亨利在近四十岁时,娶了他的堂妹、二伯朱尔的女儿让娜·马约为妻,而亨 利和让娜的父母亲也是一对堂兄妹。关于让娜·马约,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 录》开头部分中写道,他母亲“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 的爱情”。所有的家庭回忆都证实了这点。让娜对君主政体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怀念 之情,对她的几个儿子全都信奉“共和主义者”感到伤心,并对宗教公开表示严格 的信仰。 ④确实,这是一个热爱真理和简朴生活的、热情的女人,以至于她女儿玛丽- 阿涅斯在同让·莫里亚克吐露隐情时表示,母亲不理解那些惯有的殷勤和世俗的恭 维… …而让娜自己的母亲朱利亚·马约-德拉诺瓦信奉宗教,达到了以宗教的名义 谴责跳舞和演戏的地步。某些传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 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 兰女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 家族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 从中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 时,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 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 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 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 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 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 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 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 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 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 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 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 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 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 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 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 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 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 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 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 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 尤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 导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 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 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 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 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 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 对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 初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 围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 的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 的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 道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 的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 神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 在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 家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 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 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 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 时,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 几年。 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 书中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 机会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 戴高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 不象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 省和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 高乐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 高地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 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 的、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 感到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 过他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 或社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 情或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 增添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 族那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 向与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 的画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 主,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 干个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 地进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 会等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 在法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 人围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 的资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 产、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 呢绒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 变一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 求面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 经济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 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 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 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 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 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 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 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 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 会和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 排除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 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 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 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 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 “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 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 兄格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 都想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 作出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 滨、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 一所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 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 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 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 当时,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 并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 法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 儿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 起,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 事。 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 戴高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 尔在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 ·德·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 ·雅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我愿战死在沙场…… 我愿战死在晚上。 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 … 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寂静安抚着 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 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 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 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 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 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 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 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 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 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 个头等奖、一个二 等奖和3 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 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 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 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 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 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 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 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 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 ……”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 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 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 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 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 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 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 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 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 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 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 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 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 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 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 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 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 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 约进行的、长达7 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 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 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 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 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 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 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 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 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 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 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 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 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 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 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 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 《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 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 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 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 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 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 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 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 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 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 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 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 争的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 反教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 ——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 的情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 期地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 后遗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 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 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 在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 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 人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 为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 们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 期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 高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 西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 天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 戴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 跃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 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 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 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 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 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 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 :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 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 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 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 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 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 一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 是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 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 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 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 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 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 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 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 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 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 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 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 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 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 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 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 《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了 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 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 “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 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 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 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 “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 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 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 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 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 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 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 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 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 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 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 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 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 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 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 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 月的工人起义,遭到 了军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 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 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 表的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 纳入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 久以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 家的、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 论化和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 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 红色的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 场中表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 一种罪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 们看到,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 情。早在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 拉翁-勒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 了不遭到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 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 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 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 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 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 “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 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 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 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 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 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 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 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 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 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 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 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 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 月和4 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 月1 日,在巴黎举行了 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 同年3 月,电工罢工;4 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 月和6 月,马赛、勒 阿佛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 1909年5 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 被外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 的合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 也许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 件。 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 因为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 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 都显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 第33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 选择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 “我并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 对的是,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 一切好坏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 值也比往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 维拉尔成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 “——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 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 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 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 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 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 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 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 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 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 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 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 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 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 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 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 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 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 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 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 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 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 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 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 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 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 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 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 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 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 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 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 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 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 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 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 ——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 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 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 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 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 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 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 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 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 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 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 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 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 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 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 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 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 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 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 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 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 学的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 之一、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 物,“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 深入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 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 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 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菲利 普·戴高乐对此予以否认。不过,这关系不大。基本的问题在于,柏格森这位赋予 法国哲学新方向的人到了20世纪初。他超越了布特鲁的有限经验论和迄今在科学思 考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其著作题目——《精神力量》、《创 造的进化》来显示其总基调的新哲学。《创造的进化》出版于1907年,正是戴高乐 中学毕业的那年。当代人对该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 廉·杰姆斯当年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宣布:“理智主义这个魔鬼已经死 了,是柏格森杀死了它。” 在戴高乐发表的前期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阅读柏格森著作的痕迹。大家知 道,在柏格森的思想中,“时间”观念是重要的。关于时间的定义,布吕诺尔德和 雅各布在一篇关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文章《从蒙泰涅到路易·德·布罗戈里》中, 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外,在每一刻都突然 产生出无法预见的新事物的创造力。”柏格森则以他的方式概述时间的定义:“时 间是发明,或者什么也不是。”戴高乐似乎从中得出了结论,或者至少提出了一个 适用于其思考对象的说法。他在《剑刃》一书中写道:“那些打仗的人永远面临新 的形势,而这种形势至少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在战争中和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希 腊哲学家的”一切都在变化“的原理适用于战争和生活;过去发生过的,将来永远 不再发生,而行动不管怎样,都肯定会不是这样或者不是别样。”关于柏格森和戴 高乐,米歇尔·德斯维涅写过最好的研究文章,他正确地强调在这两人的思想中, 时间具有双重性,“即连续性和异质性”。⒀即使戴高乐赞扬活动家的自由和活动 家对其时代历史所能打下的烙印,他也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自由,也不可能是 绝对自由”。这样,戴高乐同柏格森走到一起来了。柏格森在《物质与回忆》一书 的结语中写道:“但愿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中考虑自由问题,自由似乎永远在必要性 中长其深根,并同必要性密切组合。精神向物质借用感觉,即从中获得养分,并以 运动的方式将感觉归还物质,即推动其自由。”这样,人们将会从戴高乐留下的所 有著作中看到这种由柏格森思想启示的词汇表,其中的“流动”、" 运动" 、" 自 由" 、" 变化" 等词,则是对柏格森思想的回声。关于柏格森的影响,戴高乐本人 在对战争行动问题的思考中,推而广之,在其对战争行动的人的问题思考中,承认 过这种影响。他在《剑刃》中写道:“柏格森还指出,为了同现实进行直接的接触, 必须怎样使人通过将本能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其直觉。如果说智力使我们获 得对事物的理论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认识,那么是本能赋予我们实际的、特殊的和 具体的感觉。没有智力的帮助,就没有合乎逻辑的连贯和明智的判断。但是,没有 本能的努力,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创造的推动。” 关于柏格森,夏尔·贝玑说过:“他打碎了我们的镣铐。”关于贝玑,我们业 已看到的那样,戴高乐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到过对贝玑的“秘而不宣的弘扬”。这 就是说,贝玑以他的方式,代表了对20世纪初思潮的特点和价值观的推翻。作为巴 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德雷福斯派和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贝玑在 1900年批判了“那些从罗马回来的博士,因为他们向我们鼓吹放弃科学和理智,一 贯服从,保持谨慎和尊敬的沉默”。在皈依天主教义之后,贝玑则对雷南所著的《 科学的未来》——这是一本19世纪的某种唯理论的宝书——评论说,此书“极会花 言巧语,永久脱离热情,并滥用信任”。但是,比贝玑的哲学演变更为重要的是, 从此他将热爱公正(在德雷福斯案件时鼓舞过自己的、对公正的热爱)同热爱祖国 (他不知疲倦地赞扬和受到其启示的、对祖国的热爱)集于一身。因此,贝玑代表 了一种法国人的联系和一种全国的联盟。对此,戴高乐只能是加以关注。他订阅了 《半月手册》,并经过一切政治思考或哲学思考,爱上贝玑的语言和观点,喜欢贝 玑对地球和祖国魅力的发现。人们情不自禁地指出,尽管戴高乐和贝玑年龄相差几 十岁,但可以说,他们用一些业已变得有名的词语,把对法兰西这位一切法国人的 母亲的敬意,同对圣母玛利亚这位上帝的母亲的敬意,可能也对一切母亲的敬意结 合在一起。当贝玑抢在战争——他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牺牲——考验之前写 道:“母亲,您的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时,他是在向谁说话,是向他的 母亲,还是向一切男人的母亲,是向耶稣的母亲,还是向祖国母亲说话? 戴高乐在1942年、伦敦、自由法兰西、抵抗斗争时期和尚未结束的占领之夜, 作过这样的祈求:“啊,母亲,正如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为您服务。”在戴高乐 的思想中,特别是在他的战争讲话中,人们能重新发现这点,乃至贝玑的风格、字 句的平衡、某种形象、某种词汇的节奏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戴高乐阅读《维克 托·玛丽·雨果伯爵》的最后章节时,他都能感受到同贝玑的、某种深刻的亲属关 系。此书写道“您佩着军刀,为了用刀战斗……您建立乡村,建立城市……您是士 兵,在缺少我们教师的情况下,要坚持文化,捍卫文化……您是用军刀建立和平的 平定者,这是唯一的坚持着的和平,唯一的持续着的和平,最后是唯一的当之无愧 的和平……您用武器建立和平,这是用武器的形式来强制实行和维护的和平……您 写下了唯一的历史铭文,我们坚信,此时此刻正在书写着这篇铭文。” 贝玑的这些诗句是题献给欧内斯特·普斯沙里的。戴高乐在其著作中没有引证 普斯沙里的名字和追述普斯沙里的榜样,但普斯沙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楷模。作为 雷南的孙子和高等研究学校的一位教授的儿子,普斯沙里的家庭位于巴黎那些曾为 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进行辩护过的人的中心。普斯沙里的哲学学士学位看来为他从 事这种伟大的大学教员生涯——这对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是一个梦想— —做好了准备。突然,他参加了殖民地的炮兵部队,当了一个普通的炮手。他在《 太阳和梦想的大地》中,陈述了自己在丛林和沙漠里生活的体验。他在《武器的呼 唤》中,说明了他的从军使命。他在《古罗马百人团之旅》中,叙述了他皈依天主 教的历程。普斯沙里的后两本书于1912至1913年出版,正值戴高乐业已离开圣西尔 军校,转入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之时。普斯沙里于1914年战死沙场。在普斯沙里 看来,武器的使命,就是严格刻苦的使命,脱胎换骨的使命,就是一种必须严格遵 守、只有通过牺牲才能完成正果的苦行。是匮乏的物质生活吸引着普斯沙里。他生 活在一块干泥地上,那里有一排书架,博絮埃的上面只排列着《誓言》、帕斯卡尔 的《思想》、野战炮兵的条例、一张对数表和维涅的《军人的奴役地位和伟大》。 普斯沙里想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知识分子和军官、战斗员和旁观者这两者的结合。 在这个人物身上,想必有许多特点了吸引戴高乐,如孤独的诱惑,全身心地投入使 命,对那些多余的、因而是无益的东西无动于衷等。但更多的是,戴高乐本人正在 转向行动,转向世界,转向生活。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引述过普斯沙里,而是引证了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通 过其游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说明,值此欧洲在预感中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之 时,人们是如何演变的。巴雷斯的前几部作品,以其深沉的热情和迷人的声色描写, 也许是最好的作品,由此可见,他是集幻灭、涉猎、优雅的绝望于一身的作家。巴 雷斯本人以幻灭、涉猎和优雅的绝望为营养,它们则赋予其“世纪之末”的用语以 意义。而今,巴雷斯歌唱新的民族主义。在巴雷斯的心中,对土地、种族和国家有 一种偶像崇拜。它引导巴雷斯发生偏离,偏向那些盲目地或居心不良地认为德雷福 斯犯罪的支持者阵营,偏向那些排犹主义的言论。但必须看到,巴雷斯因此在20世 纪初加入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潮。当时,种族主义还是思潮,但它已在侵入文学。 基普林赞扬英伦半岛所处的的优势,说:“我们的关系,比要打破的生活更加 强大。” 在美国,《移民限制法》想要阻挡黄种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1899年,奥斯汀 ·张伯伦从有意识的日耳曼人的观点出发,抨击了地中海人。纪尧姆二世揭露了 “黄祸”。 但巴雷斯却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它首先想要超越党派和观点的对立,团结法 兰西社会的一切派别,以利于建立一种不可分离的民族统一。巴雷斯以此反对莫拉 斯,说莫拉斯“寻求君主政体,疏远了法国人”。后来,戴高乐一直赞同这种反感, 或者与它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兰西行动报”的理论家想做的那样, 在法兰西历史上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在法国大革命时,会将善(与君 主政体划等号)同恶(君主统治后的一切)区分开来。相反地,在德雷福斯案件发 生的第二天,巴雷斯就主动否认自己可能说过的过头话和错话,写道:“必须使德 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结合到一个高级人士身上,必须从善良的德雷 福斯派身上找到骑士风度。”戴高乐虽与莫拉斯相对立,但他对民族的统一和连续 性具有同样的关注。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将法国大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中的雅各 宾主义派和爱国主义的东西,纳入法兰西历史的伟大轨迹,这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都属于法兰西民族自己,并且因此变得崇高起来。 基于法兰西统一的考虑,巴雷斯也公开主张实行某种社会主义:一种思想方面 所下的决心,而不是社会反抗。但巴雷斯向选民提出的《南锡纲领》却将“社会主 义”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在巴雷斯看来,资本主义挑动 一些阶级斗斗另一些阶级,威胁到国家统一。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 国家统一。当然,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世世代代的法国民 族主义者都将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这种社会关注。戴高乐也继承这个传统。 人们可以认为,通过思想上的培训和鉴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提前 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准备好考虑进行经济制度和工人状况的改革——后来,这 种改革在戴高乐的政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 然而,看来是战争的逼近,对戴高乐长大成人和达到早熟所处的社会道德和思 想环境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大于他的前途梦幻和上述思想活动。后来,戴高乐写 道:“我必须说明,我在少年时代,在没有恐怖生活的情况下,想象并预先颂扬过 这种未知的奇遇。”这是戴高乐在接受两名接近“法兰西行动报”的青年作家的著 名采访中,用更加抽象、有时更有挑战性的字眼所表达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亨 利·马西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以阿加东的笔名,就大学的复仇思想向戴高 乐进行了采访。据调查结果显示,浪漫的好战主义诱惑是非同寻常的。有些被询问 的知识分子声称,“为了生存,法兰西需要英雄主义”。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把战 争”看作是“一种关于能量和力量的美学理想”。有的知识分子居然表示,“我们 将在阵营的生活中,在烈火中,感受到法兰西力量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发展”。 几年后,人们甚至在1912年看到,阿贝尔·博纳尔——当时是非常年轻的小说 家,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还进一步抬高这种赞美之词。“人们是在战争中 找到了勇气”,博纳尔说:“一切都是在战争中重塑的。”然而,即使人们不记得, 在那些向这种昏头昏脑作出让步的人中,大多数亲身经历过对其哲学的考验,看到 自己的理论被带到泥泞的堑壕和大战的无休止的杀戮之中,在这种赞扬战争的美学 决心和反常的道德主义中,也就会有某些可憎的、甚至极其可怕的东西。 可是,从戴高乐本人在追述其青少年时代时曾经暗示过的、所有的戴高乐传记 作家不知疲倦地研究过的这些影响中,还会留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是 有限的和相对的,即使我赞同历史学家饶有兴趣地去探求戴高乐家族的遗产和家谱 也罢。布特鲁和他的科学哲学是否分享教权呢?必须承认,布特鲁挑起的辩论已经 过去很久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相溶性的争吵也不再进行了;何况这种争吵现在已 显得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科学哲学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怎样,戴高乐 从未再提此事,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肯定相信柏格森著作的价值,人们看到, 他在《剑刃》一书中至少有一次引述了柏格森。然而,即使想到柏格森夫人对乔治 ·卡托伊私下吐露的这句话:“1940年,在溃败前,我丈夫曾不断地对我说,唯独 戴高乐上校一人能拯救法兰西”⒁令人感动不已,事实上,戴高乐也不再继续他的 哲学思考,所以他永远不再谈论柏格森了。确实,戴高乐在其战争讲话的某些基调 中提及贝玑的基调,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突出一种传统的、严谨的和紧密的风格, 几乎没有一处再提到贝玑。至于巴雷斯——他既崇尚智力,也耽于声色;既崇拜种 族,又崇拜大地——这个人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在戴高乐身上的反响确实很少。不 管是在戴高乐的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讲话主题(如果不是他的政策) 中,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关注其时代、对思想运动感到好奇并始终受到文学诱 惑的青年,戴高乐关注他当时所处的智力环境。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走得更远。 首先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而只是他眼里看到的世界,正在自我 塑造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戴高乐经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说的就是 走向战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裂, 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都把1914年作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当代人则把自 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是一种悲剧性决裂,一次将昔日抛进遥远历史的决裂。 然而,历史是不会实行绝对决裂的。戴高乐即将在1914年11月满24岁。而那些 象戴高乐一样创造20世纪的人物已经成年,其中有些人业已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 了。 是年,列宁44岁,斯大林35岁,罗斯福30岁,经济学家凯恩斯32岁,希特勒25 岁,阿登纳38岁,邱吉尔40岁,甘地45岁,墨索里尼31岁,尼赫鲁25岁,胡志明、 铁托和佛朗哥22岁,毛泽东21岁。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象戴高乐那样认识1914年之 前的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对已经开始的20世纪产生其影响。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欧洲实行统治的世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遇到过任何相似 的形势:极少数民族对整个地球实行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并通过派遣其舰队和 军队、部分子女移民、资本输出和工业优势等方式来瓜分世界。这是帝国主义胜利 的时代。列宁观察到这种瓜分世界的现象,把它作为其思考革命机遇的出发点,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写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最终地瓜分全球,所谓最终, 不是说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重新瓜分世界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 ——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殖民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地球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 领土的征服。瓜分世界第一次处在这样完全的状态,以致将来的领土只能变成重新 瓜分的对象,换言之,领土从一个占有者手中转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不是从无 领主的土地状态转入有领主的土地状态。” 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在亚洲,日本在列强 中的崛起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它还只是占领刚刚用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 来的领土。在其他世界各地,是欧洲占统治地位。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俄 中边界,象征着俄国殖民化取得进展,直至远东海滨地区。1905年,在同样被俄国 人实现殖民化的土耳其斯坦,铁路修到了塔什干,而今沙皇帝国延伸到波斯和阿富 汗边界,那里将必须由法国出面进行仲裁,以便重新分配这些势力范围和英国势力 范围。英国对印度帝国进行统治,已经向缅甸东部、马来西亚、新加坡扩展,并想 通过并吞阿富汗向西扩展。英军在坎大哈关口遭到挫折,但伦敦对阿富汗施加了决 定性影响,只能在很久以后才同意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法国占有印度支那半岛,暹 罗只能以法英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的名义,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中国只有表 面上的独立。在北方,蒙古于1911年10月宣布自治,并于1912年11月同俄国签订了 一项赋予俄国开发蒙古自然资源、俄国侨民有权在蒙古定居的条约。1914年6 月6 日,英国人和西藏人签订协议,规定藏南将脱离中国,以便组建一个服从英国军事 保护和经济统治的自治国家。在其他地方还分配了一些势力范围。外国人以其在中 国港口的租界和飞地为起点,法国人在华南和上海的一部分地点,英国人则在广州 和整个长江流域,德国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人在满洲国——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 里的南部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最高权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有70%同欧洲进 行,而外国的投资有85%来自欧洲国家。所有的铁路都由欧洲铁路公司建造,并占 有其四分之三的资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国际 财团借了6 亿3 千万金法郎时,国际财团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又 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华的重大利益不是发生冲突,而是有助于使中国处在它们的共同 托管之下。 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 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 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 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 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 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 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 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 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 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 面统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 大湖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 德国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 法国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 甚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 美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 为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 排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 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 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 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 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 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 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 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 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 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 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 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 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 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 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 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 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 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 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 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 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 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 “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 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 广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 不总是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经验即 将证明,这种民族感情远未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减弱,而是与民主一道更加坚定地表 现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在实现缓慢而显然不可抵抗的新进展。 在整个欧洲,报界、政党、知识分子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正在扩大,影响着 国家的方向。但是,这种活动往往不可阻挡地朝着表达民族感情的同一个方向,走 向一种合法的、但有可能走极端的或者冒侵略性风险的民族主义。在德国,社会民 主党力量的显著上升,并不能阻拦大多数其他政治力量对权势和力量,对威胁邻国 的泛日耳曼主义表示赞扬。在法国,社会关注和广泛的和平愿望促进了左翼和中间 派政党的选举胜利,但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却无法阻止公众思想赞同一种警觉的爱 国主义。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希望实行一种更加开 放的民族主义方针。大多数土耳其议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软弱”。不过,理所 当然,这种思潮是在尚未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激烈。塞尔维亚、希腊、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在奥匈帝国内部代表少数派或共同体 的政治力量也是这样——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少数派想要同其他的国家 连接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波兰、特别是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共同体则自 认为是被压迫者,梦想实现独立或自治。这样,通过公共自由的高潮,便出现了政 治机构的变革与专制的和君主统治的前制度的危机,民族现实不可阻挡的上升与业 已成为19世纪特点的“民族运动”。由此而来的这种冲击将同那种完成瓜分世界所 产生的冲击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样,戴高乐在其15岁至23岁期间,将会看到奥匈帝国兼并波黑所引发的危机, 由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碰撞所引发的战争,两次摩洛哥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完 成其殖民扩张的法国必须应对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意在刚果向德国作出让步——第 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而每次巴尔干战争都反映了欧洲大国在瓜分 前奥特曼帝国问题上进行的竞争。这样就完成了列宁的预断:过去一块领土不用从 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夺取,就能转入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今这种事已经不再 可能的了。 1905年8 月29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给予日本, 在亚洲大陆上则夺回俄罗斯在旅顺港的租借权和在南满的利益。后来,日俄两国以 和解的方式,相互分配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俄国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将其 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可是,日俄战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真正意义是,它将是由 大国瓜分世界,导致日俄两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了同一个赌注而进行直接对抗的第 一次机会。 在1906年发生的、特别是在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也说明了这点。尽管纪尧 姆二世当时鼓吹克制,但德国领导人同意利用战争危险,来将政治解决的办法强加 于人。法国把整个刚果让给德国,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完全行动自由——这是对整 个中部非洲重新进行分配的起点。而柏林同英国谈判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为 这种重新分配作了准备。然而,法英两国达成的这种真诚的协约显得是卓有成效的。 英国也不愿意德国在摩洛哥沿海地区拥有任何基地——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有一 扇面向大西洋的正门——更不愿意德国进行新的殖民扩张。因此,危机便解决了。 德国交出其喀麦隆殖民地极北端的一小块领土“鸭嘴”,为该殖民地获得了有限的 一部分刚果,而摩洛哥即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此时,正象日俄战争时一样,瓜分 世界的完成导致了大国的直接对抗。在摩洛哥和刚果,德国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法国 的后退和对英国的威胁,现在除了进行交易或战争之外,不再有别的出路。 巴尔干半岛危机最后一次表明这点。奥匈帝国将其治理30年之久的、由塞尔维 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波黑并吞,其目的是——借用奥地利的一份外交文件的用语 ——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的革命巢穴”。换言之,最终是要否定塞尔维亚的独 立。1909年3 月19日,塞尔维亚必须对一项勒令它改变政策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 俄国则更加意识到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并且看到,如果不加紧它同法 国和英国的联系,那就不能抵制抵制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于是,俄国支持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四国联盟——该联盟解放了奥 特曼帝国的绝大部分欧洲领土。然后,当保加利亚人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攻打塞尔 维亚等三国前盟友时,俄国向这些同罗马尼亚联合的前盟友提供了支持。 于是,奥匈帝国准备进行干预,即使冒险同俄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不过,在1914 年之前,纪尧姆二世最后一次鼓吹克制,并同意瓜分马其顿和损害保加利亚的利益。 他致函弗朗索瓦·约瑟夫说:“如果进行干预,那就会铸成大错。”可是,人 们离非常接近了。在这场战争中,作为19世纪诞生的“民族运动”的最后阶段,从 前遭到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起义和胜利,最后导致了大国在瓜分各自势力 范围问题上进行的直接对抗。 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 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 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 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 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 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 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 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 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 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 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 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 “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 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 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 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 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 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 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 “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 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 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 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 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 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 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 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 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 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 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 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 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 的分裂迹象。但很短的时间就足于证明,由于克服民族分裂,欧洲国家将在一场即 将演变成战争的危机中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从而证明戴高乐后来所作的分析是正确 的。 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 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 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 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 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 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 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 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 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 力从10万3 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 千人,而不是27万5 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 通过1913年8 月7 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 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 万人增至142 万3 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 —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 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 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 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 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 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 定让一艘18000 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 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 在海上进行。 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 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 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 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 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 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 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 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 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 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 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 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 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 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 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 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 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 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 “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 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 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 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 代的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 种行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 但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 这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 “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 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 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 照。戴高乐写道:“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 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 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 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 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 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 名考生中录取了221 名,戴高乐排在第119 名。 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 他一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 来开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 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 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 届共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 未来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 生活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 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 和人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 ⒂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 择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 斯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 关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北方人民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法国人民。 与戴高乐同寝室的战友中,有一些来自加莱海峡省的矿工,还有来自拉蒂埃拉什、 阿韦纳、瓦朗西纳等地的农民。也是在转入第33步兵团时,戴高乐第一次练习在大 庭广众面前发言,而这次听众是第33团的第三营。看来戴高乐的发言获得了成功, 相当不错,因为现在他的名声传到了上司那里。显然,戴高乐不是一个与众相同的 士兵。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破格晋升。191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下士,而当时有可 能援予他中士军阶。当有人向连长德·蒂格涅上尉询问戴高乐晋升原因时,蒂格涅 作了一次回答——这种回答很早进入传说,成为正式的说法,但它始终赋予戴高乐 一种称号——在戴高乐的朋友、赞赏者和传记作家看来,这种称号继续属于他。蒂 格涅答道:“你们是否想要让我任命这个小伙子当中士?但他在现在的位子上,只 觉得自己是个陆军统帅呢!”这种回答肯定是恭维加生气。无疑,士兵戴高乐对上 司说话的声调和方式不完全符合惯例,即使人们承认他的人品也罢。 戴高乐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的兵营——“施拉姆街区”里,找到了相当多 的独居时间,来创作他的第二篇作品,后来发表时用了夏尔·德·吕加尔的笔名。 第二篇象第一篇一样,是个中篇小说,但写法却已经大不一样。小说取名为《 斯帕伊的秘密》,其副标题是《阿加的女儿》。戴高乐对这篇小说是不会不满意的, 因为他将小说寄给了《地球和海洋之旅游和冒险日报》,该报在1910年1 月30日一 期上予以发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帕伊族的中尉同抢劫该地区的罪犯 阿加的支持者打仗,但他却爱上了阿加的女儿。这个中尉为了避免让他的部下逮捕 她,就自杀身亡了。小说具有当时法国小说家的风格,其主题却是极端的浪漫主义。 在戴高乐创作其第一部名叫《扎莱纳》的浪漫主义笔调的随笔后几年,这篇在19岁 时创作、文笔更好的小说再次证明了那种在戴高乐身上长期存在、后来被人们重新 发现的、秘密的诱惑——文学诱惑。不管怎样,北非的异国情调是第二次成为戴高 乐小说的环境,彷佛他只把法国海外领土看作是同年青美丽的主人公相连、通过他 们的耽于声色和诱惑来导致男人死亡的地方。这是否年青时代的戴高乐对殖民世界, 对地中海地区的另一端的写照吗?不管怎样,戴高乐后来就没有重新写过这种题材。 人们从戴高乐的通信中知道,1910年10月14日,他在“滂沱大雨”中走进了圣 西尔军校。当时处于法军深入摩洛哥的时期,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深入不久 后将导致国际危机的发生,其结局是认可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所以,人们把戴高 乐所属的那一届同学命名为“非斯届”校友。戴高乐在家信中报告了他每天的作息 时间:早晨5 时30分起床,然后吃早餐,上早操、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 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时间”,直到晚上10时熄灯…… 同学们对戴高乐的身材高大印象特别深刻,给他起了各种使人联想的传统绰号。 但他却不抱怨那些“老校友”对“新校友”所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态度 “不怀恶意”。实际上,戴高乐热情地投身到圣西尔军校的课目学习之中,以致他 有时象在第33步兵团时那样,有机会向上司表明,他可以知道得象老校友一样多。 这年,在校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证明了这点。漫画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圣西尔军校 学生在恐吓一名教官,其文字说明是:“圣西尔军校学生戴高乐在进行一次历史‘ 测验’,主考官却不敢吭声。”其结果,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第一学年的排名,从 进校时的第119 名上升到了第45名。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第二学年,并未松懈努力。相反地,他把军校的生活当 作一种苦修,其意义是从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语录得到很好启示的。戴高乐把这段 语录抄在记事本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风格简洁,思想准确,生活坚定”。在 第二学年结束时,对戴高乐的评语是这样总结其学习情况的:行为“无可指摘”, 举止“非常端正”,智力“非常敏捷”,教养“注意”,品格“正直”,态度“非 常和蔼”,热情“非常持久”,军人精神“非常昂扬”,相貌“讨人喜欢”,“行 进”能力“很强”,能耐“大”劳。对戴高乐“整体素质”的评价是“该准尉很有 天赋,学习自觉和认真,思想状态很好,生性安静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 军官。”除了连长的评语之外,还加上营长的评语:“很有军人风度,很有天赋, 很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最后,校长作出了这样 的总评价:“进校以来,不断取得进步,才能很高,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待人热 情,富有指挥和决策能力。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戴高乐的成绩证实了上司 对他的赞扬:他多次获20分,特别是军事训练得到满分,“防御工事”和“军用地 图训练”得19分,地理18,5 分,历史17,7 分,骑术和击剑仅得10分,射击不到 10分,得满分20分中的8 ,6 分。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这次获得同 届校友的第13名。 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晋升准尉,选择其专业兵种的。当时 作为同届的第45名,戴高乐还可以选择那个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骑兵,这是大 多数贵族子弟在其军阶允许的情况下荟萃的地方。但戴高乐却选择了步兵——正如 同届的未来第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宪兵子弟阿尔封斯·朱安也选择步兵一样。 当戴高乐担任朱安的参谋长时,皮埃尔·比约特问他选择步兵的理由是什么。 据比约特的证词,戴高乐答道:“因为这更有军人气派!”显然,这种回答只是开 玩笑。 在这20世纪初期,选择步兵比过去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具有一种——如果可能的 话——强烈的意义:步兵是打近战的兵种。就打仗的准确含义来说,谁愿意打仗, 谁就会选择步兵。尽管当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态势看法不定,但人们可以预见到, 军队使用速射炮兵和新的自动化兵种,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即使法军的机关枪配 备不如德军好——将会使骑兵的使用变成未定之天。主要的战斗任务将由步兵来承 担。 不管怎样,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看法,最明智者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全部军种的 组成;此后,战争的经验增加了炮兵的重要性,它比人们预见的还要大得多。戴高 乐肯定在那些知道步兵将是主要作战兵种的人之列,所以他选择了步兵。也许在戴 高乐身上,还加上一种苦行者的欲望,人们在他的好几个人生阶段都发现过这种欲 望。 因为步兵也是永远遭到失败最严重的兵种。这后来证实,“自由法兰西”的战 士、在戴高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长达九年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是正确的。 他说,必须称步兵是“战役的无产者”,而不是“战役的王后”。 有些人甚至暗暗思量,为什么当时戴高乐没有选择参加殖民军的步兵、它所属 的土著步兵、轻步兵、“陆战队”或外籍军团呢?其时,这些部队正在海外领土作 战,特别是在摩洛哥作战,赢得其名声和光荣。然而,戴高乐恰恰选择了法国本土 的军队,而且除了在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军队参谋部里有过短暂的逗留之外,他始终 留在法国本土。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由戴高乐对其未来前途的期望所决定的。他 的书信和报告都证实了这点。戴高乐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 会拖延下去的。他想要准备打这场战争,但殖民战争行动的异国情调却无助于这种 准备。归根结底,是历史决定了戴高乐的选择,也许已经决定了他的关于法兰西优 先、法兰西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某些观念:不是占领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而 是法兰西同德国的决斗将要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则是 次要的。人们将要看到,这种信念将继续引导戴高乐的人生、职业生涯、探索,以 及他将来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了重返第33步兵团。有好几位传记作家对此 感到惊讶,因为在戴高乐发表文稿和记事之后,他们知道,戴高乐对其在第33团的 最初逗留只作一般的评价。那么,怎样来解释这种选择呢?首先是三年前业已起作 用的、同样的理由:靠近其度假地维姆厄和里尔外祖母家族住宅,同巴黎联系方便。 其次,阿腊斯接近法国北方边界,但离东北部驻军不远,因此毫无疑问,一旦 爆发战争,第33团将在首批参战团之列。第三,无疑戴高乐喜欢阿腊斯这座城市, 这些令人赞赏的大广场,居民的精神,喜欢这些现在受他指挥的士兵——这些他为 之服务的北方人。 是否应当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愿意在贝当上校手下工作呢?有几部戴高乐的 传记都作出这种暗示。确实,人们可以相信,在圣西尔军校,人们谈论那些能使戴 高乐的服役引人注目的军队首领,而贝当确实给军校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使 人振奋的和有独特见解的教授。不过,并非贝当一人当之无愧地享有这种声誉。再 说,贝当的军人生涯并无任何光彩夺目之处。相反地,贝当担任上校,已经接近退 休年龄,以致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能够晋升将军,或者继续长期保持其指挥权。 也许是因为贝当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对一次关于他指挥的第33团参加弥撒的军 官名字的调查作了回答——这种回答后来变成了传说。当时,贝当回答说:“我站 在(教堂的)第一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 不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 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 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 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 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 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 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 他安排到第6 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 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 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 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 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 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 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 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 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 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 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 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 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 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 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 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 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 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 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 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 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 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 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 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 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 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 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 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 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 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 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 前者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 “进攻? 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 是处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 役计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 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 撤退时,加利尼在9 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 而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 和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 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 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 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 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 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 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 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 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 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 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 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 “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 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 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 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 —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 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 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 月所写的这些文字:“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 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 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 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 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 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 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 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 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 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 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 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 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 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 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 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 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 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 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 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 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 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你们的印象,勒加莱将军打算 介绍一份大杂烩,将现代军队不应犯的一切错误都烩在一起。”由此,人们懂得, 戴高乐后来写过,他从老团长贝当身上看到了“天赋和指挥艺术”。⒇然而,戴高 乐和贝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直至他们的灵魂深处。 第一章 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 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 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 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 万8 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 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 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 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 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 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 月14日, 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 ——《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 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 … 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 号, 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 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 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 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 -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 当夏尔的教母。 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 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 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 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 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 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 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 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 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 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 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 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 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 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 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 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 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 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定居。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 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 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 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 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 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 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 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 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 -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 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 -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 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 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 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 日夜里,让-巴普 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 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 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 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 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 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 最后死于霍乱。 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 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 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 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 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 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 《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 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 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 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 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 -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 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 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 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 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别是 《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人安 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一本 《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尔· 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 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不 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知道 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 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非常 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 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 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用比较赞扬的基调悼念蒲鲁东这 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师的传略。在19世纪中叶,象夏尔的祖母这样能够完成 如此广泛的事业和如此全面地投身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妇女, 实属是凤毛麟角。 朱利安-菲利普这对既非常传统、又非常独特的夫妻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 子代表着当时三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老大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 了一部关于19世纪克尔特人的著作,并对这个课题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致他 在学会威尔士语和下布列塔尼语之后,以巴兹·布罗卡尔的笔名——“巴尔德·戴 高乐”的译名,创作和发表了一些盖耳语的诗篇,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克尔特人 联盟,把爱尔兰人向美洲的移民描写成他们祖先的伟大运动——“由爱尔兰人的祖 先在高加索和印度的群山脚下开始,并在若干个世纪里向夕阳继续进行的运动”— —在当代的继续。老二朱尔属于那些默默无闻和自觉研究的学者,而19世纪的伟大 科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朱尔是昆虫学家,写了一部《法国膜翅目 总目》,其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最后,老三就是亨利。戴高乐,未来的戴 高乐将军的父亲。 亨利生于1848年。他梦想过从军,参加过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 只是一个初试通过者。亨利作为志愿兵,参加了1870年夏天在巴黎仓促建立的营队, 然后进行了战斗。亨利先是当了中士,其原因就象他本人用幽默的基调所写的那样, 或许是他属于“那些善良的、家境良好、可以自行解决服装和装备问题的青年人”。 后来,亨利当上了少尉,并通过士兵的投票使这个军阶得到了认可。1870年10月, 他在圣德尼参加斯坦和布尔热战斗时手臂受伤。1871年1 月,在普鲁士军队对拉库 尔纳夫和圣德尼的轰炸中,亨利指挥过“国民别动队”第三连。因此,他只想着在 停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关于停战,亨利写道,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经过 塞纳省政府短暂过渡之后,他改行去教书。他考上了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因此, 他在一个专业化不像今天这样严格的时代里,被耶稣会招聘为哲学、数学和文学教 员。他起先在一所位于巴黎沃吉拉街389 号、名叫“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会学校里 教书。1901年,亨利当上了该校的学监。但在法国驱赶耶稣会教士时,他清理了该 校,并于1907年在巴克街建立了丰塔纳学校。然后,他又在先后设在巴黎邮政街和 凡尔赛的圣热纳维埃夫学校教书。亨利教过的这些高水平学校,大多接受那些最明 智和最有教养的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子弟。在亨利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元帅拉特 尔·德·塔西涅、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马塞尔· 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红衣主教热利埃等。 在一位传记作家看来,亨利·戴高乐“举止高贵,思想充实,态度严肃”。毫 无疑问,这些用19世纪的语言来描述的特点,使人看到他人品的一个方面。可是, 根据他女儿玛丽-阿涅斯——亨利死于1930年,玛丽-阿涅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里住在他家附近——的证词,他也具有天真、宽容、耐心、和蔼和关心孩子等特点。 ③亨利在近四十岁时,娶了他的堂妹、二伯朱尔的女儿让娜·马约为妻,而亨利和 让娜的父母亲也是一对堂兄妹。关于让娜·马约,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 开头部分中写道,他母亲“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 情”。所有的家庭回忆都证实了这点。让娜对君主政体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怀念之情, 对她的几个儿子全都信奉“共和主义者”感到伤心,并对宗教公开表示严格的信仰。 ④确实,这是一个热爱真理和简朴生活的、热情的女人,以至于她女儿玛丽-阿涅 斯在同让·莫里亚克吐露隐情时表示,母亲不理解那些惯有的殷勤和世俗的恭维… …而让娜自己的母亲朱利亚·马约-德拉诺瓦信奉宗教,达到了以宗教的名义谴责 跳舞和演戏的地步。某些传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宗教 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兰女 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家族 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从中 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时, 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 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 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 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 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 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 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 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 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 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 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 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 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 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 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 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 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 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 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 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 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尤 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导 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 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 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 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 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 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对 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初 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围 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的 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的 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道 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的 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神 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在 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家 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 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 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 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时, 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 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书中 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机会 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戴高 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不象 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省和 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高乐 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高地 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看了 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的、 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感到 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过他 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或社 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情或 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增添 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族那 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向与 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的画 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主, 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干个 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进 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会等 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在法 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人围 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的资 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产、 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呢绒 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变一 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求面 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经济 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 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 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 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 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 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 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 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 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会和 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排除 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 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 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 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 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 “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 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兄格 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都想 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作出 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滨、 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一所 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 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 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 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当时, 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并 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法 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儿 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起, 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事。 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戴高 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尔在 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德 ·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雅 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我愿战死在沙场…… 我愿战死在晚上。 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 … 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寂静安抚着 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 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 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 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 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 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 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 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 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 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 个头等奖、一个二 等奖和3 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 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 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 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 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 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 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 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 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 ……”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 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 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 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 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 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 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 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 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 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 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 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 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 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 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 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 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 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 约进行的、长达7 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 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 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 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 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 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 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 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 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 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 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 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 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 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 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 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 《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 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 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 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 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 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 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 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 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 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 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 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争的 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反教 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 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的情 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期地 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后遗 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 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 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在 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教 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人 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为 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 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期 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高 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西 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天 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戴 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跃 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 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 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 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 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 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 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 :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 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 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 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 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 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一种 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是 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 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 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 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 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 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 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 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 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 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 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 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 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 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 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 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 《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了 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 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 “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 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 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 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 “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 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 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 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 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 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 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 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 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 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 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 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 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 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 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 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 月的工人起义,遭到了军 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义思 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表的 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纳入 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久以 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家的、 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论化和 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现为大 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 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场中表 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一种罪 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们看到, 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情。早在 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拉翁-勒 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了不遭到 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 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 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 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 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 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 “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 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 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 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 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 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 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 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 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 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 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 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 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 月和4 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 月1 日,在巴黎举行了 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 同年3 月,电工罢工;4 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 月和6 月,马赛、勒阿佛 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 1909年5 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被外 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的合 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也许 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件。 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因为 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天是 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都显 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第33 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选择 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我并 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对的是, 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一切好坏 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值也比往 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维拉尔成 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 “——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 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 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 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 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 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 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 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 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 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 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 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 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 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 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 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 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 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 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 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 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 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 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 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 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 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 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 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 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 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 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 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 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 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 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 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 ——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 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 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 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 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 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 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 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 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 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 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 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 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 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 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 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 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 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 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 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 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学的 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之一、 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物, “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深入 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 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 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 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菲利 普·戴高乐对此予以否认。不过,这关系不大。基本的问题在于,柏格森这位赋予 法国哲学新方向的人到了20世纪初。他超越了布特鲁的有限经验论和迄今在科学思 考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其著作题目——《精神力量》、《创 造的进化》来显示其总基调的新哲学。《创造的进化》出版于1907年,正是戴高乐 中学毕业的那年。当代人对该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 廉·杰姆斯当年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宣布:“理智主义这个魔鬼已经死 了,是柏格森杀死了它。” 在戴高乐发表的前期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阅读柏格森著作的痕迹。大家知 道,在柏格森的思想中,“时间”观念是重要的。关于时间的定义,布吕诺尔德和 雅各布在一篇关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文章《从蒙泰涅到路易·德·布罗戈里》中, 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外,在每一刻都突然 产生出无法预见的新事物的创造力。”柏格森则以他的方式概述时间的定义:“时 间是发明,或者什么也不是。”戴高乐似乎从中得出了结论,或者至少提出了一个 适用于其思考对象的说法。他在《剑刃》一书中写道:“那些打仗的人永远面临新 的形势,而这种形势至少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在战争中和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希 腊哲学家的”一切都在变化“的原理适用于战争和生活;过去发生过的,将来永远 不再发生,而行动不管怎样,都肯定会不是这样或者不是别样。”关于柏格森和戴 高乐,米歇尔·德斯维涅写过最好的研究文章,他正确地强调在这两人的思想中, 时间具有双重性,“即连续性和异质性”。⒀即使戴高乐赞扬活动家的自由和活动 家对其时代历史所能打下的烙印,他也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自由,也不可能是 绝对自由”。这样,戴高乐同柏格森走到一起来了。柏格森在《物质与回忆》一书 的结语中写道:“但愿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中考虑自由问题,自由似乎永远在必要性 中长其深根,并同必要性密切组合。精神向物质借用感觉,即从中获得养分,并以 运动的方式将感觉归还物质,即推动其自由。”这样,人们将会从戴高乐留下的所 有著作中看到这种由柏格森思想启示的词汇表,其中的“流动”、" 运动" 、" 自 由" 、" 变化" 等词,则是对柏格森思想的回声。关于柏格森的影响,戴高乐本人 在对战争行动问题的思考中,推而广之,在其对战争行动的人的问题思考中,承认 过这种影响。他在《剑刃》中写道:“柏格森还指出,为了同现实进行直接的接触, 必须怎样使人通过将本能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其直觉。如果说智力使我们获 得对事物的理论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认识,那么是本能赋予我们实际的、特殊的和 具体的感觉。没有智力的帮助,就没有合乎逻辑的连贯和明智的判断。但是,没有 本能的努力,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创造的推动。” 关于柏格森,夏尔·贝玑说过:“他打碎了我们的镣铐。”关于贝玑,我们业 已看到的那样,戴高乐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到过对贝玑的“秘而不宣的弘扬”。这 就是说,贝玑以他的方式,代表了对20世纪初思潮的特点和价值观的推翻。作为巴 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德雷福斯派和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贝玑在 1900年批判了“那些从罗马回来的博士,因为他们向我们鼓吹放弃科学和理智,一 贯服从,保持谨慎和尊敬的沉默”。在皈依天主教义之后,贝玑则对雷南所著的《 科学的未来》——这是一本19世纪的某种唯理论的宝书——评论说,此书“极会花 言巧语,永久脱离热情,并滥用信任”。但是,比贝玑的哲学演变更为重要的是, 从此他将热爱公正(在德雷福斯案件时鼓舞过自己的、对公正的热爱)同热爱祖国 (他不知疲倦地赞扬和受到其启示的、对祖国的热爱)集于一身。因此,贝玑代表 了一种法国人的联系和一种全国的联盟。对此,戴高乐只能是加以关注。他订阅了 《半月手册》,并经过一切政治思考或哲学思考,爱上贝玑的语言和观点,喜欢贝 玑对地球和祖国魅力的发现。人们情不自禁地指出,尽管戴高乐和贝玑年龄相差几 十岁,但可以说,他们用一些业已变得有名的词语,把对法兰西这位一切法国人的 母亲的敬意,同对圣母玛利亚这位上帝的母亲的敬意,可能也对一切母亲的敬意结 合在一起。当贝玑抢在战争——他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牺牲——考验之前写 道:“母亲,您的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时,他是在向谁说话,是向他的 母亲,还是向一切男人的母亲,是向耶稣的母亲,还是向祖国母亲说话? 戴高乐在1942年、伦敦、自由法兰西、抵抗斗争时期和尚未结束的占领之夜, 作过这样的祈求:“啊,母亲,正如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为您服务。”在戴高乐 的思想中,特别是在他的战争讲话中,人们能重新发现这点,乃至贝玑的风格、字 句的平衡、某种形象、某种词汇的节奏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戴高乐阅读《维克 托·玛丽·雨果伯爵》的最后章节时,他都能感受到同贝玑的、某种深刻的亲属关 系。此书写道“您佩着军刀,为了用刀战斗……您建立乡村,建立城市……您是士 兵,在缺少我们教师的情况下,要坚持文化,捍卫文化……您是用军刀建立和平的 平定者,这是唯一的坚持着的和平,唯一的持续着的和平,最后是唯一的当之无愧 的和平……您用武器建立和平,这是用武器的形式来强制实行和维护的和平……您 写下了唯一的历史铭文,我们坚信,此时此刻正在书写着这篇铭文。” 贝玑的这些诗句是题献给欧内斯特·普斯沙里的。戴高乐在其著作中没有引证 普斯沙里的名字和追述普斯沙里的榜样,但普斯沙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楷模。作为 雷南的孙子和高等研究学校的一位教授的儿子,普斯沙里的家庭位于巴黎那些曾为 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进行辩护过的人的中心。普斯沙里的哲学学士学位看来为他从 事这种伟大的大学教员生涯——这对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是一个梦想— —做好了准备。突然,他参加了殖民地的炮兵部队,当了一个普通的炮手。他在《 太阳和梦想的大地》中,陈述了自己在丛林和沙漠里生活的体验。他在《武器的呼 唤》中,说明了他的从军使命。他在《古罗马百人团之旅》中,叙述了他皈依天主 教的历程。普斯沙里的后两本书于1912至1913年出版,正值戴高乐业已离开圣西尔 军校,转入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之时。普斯沙里于1914年战死沙场。在普斯沙里 看来,武器的使命,就是严格刻苦的使命,脱胎换骨的使命,就是一种必须严格遵 守、只有通过牺牲才能完成正果的苦行。是匮乏的物质生活吸引着普斯沙里。他生 活在一块干泥地上,那里有一排书架,博絮埃的上面只排列着《誓言》、帕斯卡尔 的《思想》、野战炮兵的条例、一张对数表和维涅的《军人的奴役地位和伟大》。 普斯沙里想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知识分子和军官、战斗员和旁观者这两者的结合。在 这个人物身上,想必有许多特点了吸引戴高乐,如孤独的诱惑,全身心地投入使命, 对那些多余的、因而是无益的东西无动于衷等。但更多的是,戴高乐本人正在转向 行动,转向世界,转向生活。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引述过普斯沙里,而是引证了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通 过其游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说明,值此欧洲在预感中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之 时,人们是如何演变的。巴雷斯的前几部作品,以其深沉的热情和迷人的声色描写, 也许是最好的作品,由此可见,他是集幻灭、涉猎、优雅的绝望于一身的作家。巴 雷斯本人以幻灭、涉猎和优雅的绝望为营养,它们则赋予其“世纪之末”的用语以 意义。而今,巴雷斯歌唱新的民族主义。在巴雷斯的心中,对土地、种族和国家有 一种偶像崇拜。它引导巴雷斯发生偏离,偏向那些盲目地或居心不良地认为德雷福 斯犯罪的支持者阵营,偏向那些排犹主义的言论。但必须看到,巴雷斯因此在20世 纪初加入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潮。当时,种族主义还是思潮,但它已在侵入文学。 基普林赞扬英伦半岛所处的的优势,说:“我们的关系,比要打破的生活更加强大。” 在美国,《移民限制法》想要阻挡黄种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1899年,奥斯汀·张 伯伦从有意识的日耳曼人的观点出发,抨击了地中海人。纪尧姆二世揭露了“黄祸”。 但巴雷斯却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它首先想要超越党派和观点的对立,团结法兰西 社会的一切派别,以利于建立一种不可分离的民族统一。巴雷斯以此反对莫拉斯, 说莫拉斯“寻求君主政体,疏远了法国人”。后来,戴高乐一直赞同这种反感,或 者与它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兰西行动报”的理论家想做的那样, 在法兰西历史上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在法国大革命时,会将善(与君 主政体划等号)同恶(君主统治后的一切)区分开来。相反地,在德雷福斯案件发 生的第二天,巴雷斯就主动否认自己可能说过的过头话和错话,写道:“必须使德 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结合到一个高级人士身上,必须从善良的德雷 福斯派身上找到骑士风度。”戴高乐虽与莫拉斯相对立,但他对民族的统一和连续 性具有同样的关注。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将法国大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中的雅各 宾主义派和爱国主义的东西,纳入法兰西历史的伟大轨迹,这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都属于法兰西民族自己,并且因此变得崇高起来。 基于法兰西统一的考虑,巴雷斯也公开主张实行某种社会主义:一种思想方面 所下的决心,而不是社会反抗。但巴雷斯向选民提出的《南锡纲领》却将“社会主 义”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在巴雷斯看来,资本主义挑动 一些阶级斗斗另一些阶级,威胁到国家统一。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 国家统一。当然,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世世代代的法国民 族主义者都将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这种社会关注。戴高乐也继承这个传统。 人们可以认为,通过思想上的培训和鉴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提前三分 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准备好考虑进行经济制度和工人状况的改革——后来,这种改 革在戴高乐的政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 然而,看来是战争的逼近,对戴高乐长大成人和达到早熟所处的社会道德和思 想环境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大于他的前途梦幻和上述思想活动。后来,戴高乐写 道:“我必须说明,我在少年时代,在没有恐怖生活的情况下,想象并预先颂扬过 这种未知的奇遇。”这是戴高乐在接受两名接近“法兰西行动报”的青年作家的著 名采访中,用更加抽象、有时更有挑战性的字眼所表达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亨 利·马西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以阿加东的笔名,就大学的复仇思想向戴高 乐进行了采访。据调查结果显示,浪漫的好战主义诱惑是非同寻常的。有些被询问 的知识分子声称,“为了生存,法兰西需要英雄主义”。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把战 争”看作是“一种关于能量和力量的美学理想”。有的知识分子居然表示,“我们 将在阵营的生活中,在烈火中,感受到法兰西力量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发展”。 几年后,人们甚至在1912年看到,阿贝尔·博纳尔——当时是非常年轻的小说家, 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还进一步抬高这种赞美之词。“人们是在战争中找到 了勇气”,博纳尔说:“一切都是在战争中重塑的。”然而,即使人们不记得,在 那些向这种昏头昏脑作出让步的人中,大多数亲身经历过对其哲学的考验,看到自 己的理论被带到泥泞的堑壕和大战的无休止的杀戮之中,在这种赞扬战争的美学决 心和反常的道德主义中,也就会有某些可憎的、甚至极其可怕的东西。 可是,从戴高乐本人在追述其青少年时代时曾经暗示过的、所有的戴高乐传记 作家不知疲倦地研究过的这些影响中,还会留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是 有限的和相对的,即使我赞同历史学家饶有兴趣地去探求戴高乐家族的遗产和家谱 也罢。布特鲁和他的科学哲学是否分享教权呢?必须承认,布特鲁挑起的辩论已经 过去很久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相溶性的争吵也不再进行了;何况这种争吵现在已 显得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科学哲学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怎样,戴高乐 从未再提此事,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肯定相信柏格森著作的价值,人们看到, 他在《剑刃》一书中至少有一次引述了柏格森。然而,即使想到柏格森夫人对乔治 ·卡托伊私下吐露的这句话:“1940年,在溃败前,我丈夫曾不断地对我说,唯独 戴高乐上校一人能拯救法兰西”⒁令人感动不已,事实上,戴高乐也不再继续他的 哲学思考,所以他永远不再谈论柏格森了。确实,戴高乐在其战争讲话的某些基调 中提及贝玑的基调,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突出一种传统的、严谨的和紧密的风格, 几乎没有一处再提到贝玑。至于巴雷斯——他既崇尚智力,也耽于声色;既崇拜种 族,又崇拜大地——这个人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在戴高乐身上的反响确实很少。不 管是在戴高乐的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讲话主题(如果不是他的政策) 中,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关注其时代、对思想运动感到好奇并始终受到文学诱惑的 青年,戴高乐关注他当时所处的智力环境。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走得更远。首 先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而只是他眼里看到的世界,正在自我塑 造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戴高乐经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说的就是 走向战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裂, 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都把1914年作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当代人则把自 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是一种悲剧性决裂,一次将昔日抛进遥远历史的决裂。 然而,历史是不会实行绝对决裂的。戴高乐即将在1914年11月满24岁。而那些象戴 高乐一样创造20世纪的人物已经成年,其中有些人业已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了。 是年,列宁44岁,斯大林35岁,罗斯福30岁,经济学家凯恩斯32岁,希特勒25岁, 阿登纳38岁,邱吉尔40岁,甘地45岁,墨索里尼31岁,尼赫鲁25岁,胡志明、铁托 和佛朗哥22岁,毛泽东21岁。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象戴高乐那样认识1914年之前的 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对已经开始的20世纪产生其影响。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欧洲实行统治的世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遇到过任何相似 的形势:极少数民族对整个地球实行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并通过派遣其舰队和 军队、部分子女移民、资本输出和工业优势等方式来瓜分世界。这是帝国主义胜利 的时代。列宁观察到这种瓜分世界的现象,把它作为其思考革命机遇的出发点,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写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最终地瓜分全球,所谓最终, 不是说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重新瓜分世界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 ——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殖民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地球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 领土的征服。瓜分世界第一次处在这样完全的状态,以致将来的领土只能变成重新 瓜分的对象,换言之,领土从一个占有者手中转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不是从无 领主的土地状态转入有领主的土地状态。” 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在亚洲,日本在列强 中的崛起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它还只是占领刚刚用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 来的领土。在其他世界各地,是欧洲占统治地位。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俄 中边界,象征着俄国殖民化取得进展,直至远东海滨地区。1905年,在同样被俄国 人实现殖民化的土耳其斯坦,铁路修到了塔什干,而今沙皇帝国延伸到波斯和阿富 汗边界,那里将必须由法国出面进行仲裁,以便重新分配这些势力范围和英国势力 范围。英国对印度帝国进行统治,已经向缅甸东部、马来西亚、新加坡扩展,并想 通过并吞阿富汗向西扩展。英军在坎大哈关口遭到挫折,但伦敦对阿富汗施加了决 定性影响,只能在很久以后才同意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法国占有印度支那半岛,暹 罗只能以法英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的名义,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中国只有表 面上的独立。在北方,蒙古于1911年10月宣布自治,并于1912年11月同俄国签订了 一项赋予俄国开发蒙古自然资源、俄国侨民有权在蒙古定居的条约。1914年6 月6 日,英国人和西藏人签订协议,规定藏南将脱离中国,以便组建一个服从英国军事 保护和经济统治的自治国家。在其他地方还分配了一些势力范围。外国人以其在中 国港口的租界和飞地为起点,法国人在华南和上海的一部分地点,英国人则在广州 和整个长江流域,德国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人在满洲国——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 里的南部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最高权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有70%同欧洲进 行,而外国的投资有85%来自欧洲国家。所有的铁路都由欧洲铁路公司建造,并占 有其四分之三的资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国际 财团借了6 亿3 千万金法郎时,国际财团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又 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华的重大利益不是发生冲突,而是有助于使中国处在它们的共同 托管之下。 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 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 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 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 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 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 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 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 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 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面统 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大湖 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德国 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法国 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甚 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美 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为 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排 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 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 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 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 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 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 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 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 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 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 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 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 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 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 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 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 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 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 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 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 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 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 “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 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广之,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不总是 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经验即 将证明,这种民族感情远未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减弱,而是与民主一道更加坚定地表 现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在实现缓慢而显然不可抵抗的新进展。 在整个欧洲,报界、政党、知识分子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正在扩大,影响着国家 的方向。但是,这种活动往往不可阻挡地朝着表达民族感情的同一个方向,走向一 种合法的、但有可能走极端的或者冒侵略性风险的民族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力量的显著上升,并不能阻拦大多数其他政治力量对权势和力量,对威胁邻国的泛 日耳曼主义表示赞扬。在法国,社会关注和广泛的和平愿望促进了左翼和中间派政 党的选举胜利,但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却无法阻止公众思想赞同一种警觉的爱国主 义。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希望实行一种更加开放的 民族主义方针。大多数土耳其议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软弱”。不过,理所当然, 这种思潮是在尚未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激烈。塞尔维亚、希腊、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在奥匈帝国内部代表少数派或共同体的政 治力量也是这样——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少数派想要同其他的国家连接 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波兰、特别是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共同体则自认为 是被压迫者,梦想实现独立或自治。这样,通过公共自由的高潮,便出现了政治机 构的变革与专制的和君主统治的前制度的危机,民族现实不可阻挡的上升与业已成 为19世纪特点的“民族运动”。由此而来的这种冲击将同那种完成瓜分世界所产生 的冲击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样,戴高乐在其15岁至23岁期间,将会看到奥匈帝国兼并波黑所引发的危机, 由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碰撞所引发的战争,两次摩洛哥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完 成其殖民扩张的法国必须应对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意在刚果向德国作出让步——第 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而每次巴尔干战争都反映了欧洲大国在瓜分 前奥特曼帝国问题上进行的竞争。这样就完成了列宁的预断:过去一块领土不用从 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夺取,就能转入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今这种事已经不再 可能的了。 1905年8 月29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给予日本, 在亚洲大陆上则夺回俄罗斯在旅顺港的租借权和在南满的利益。后来,日俄两国以 和解的方式,相互分配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俄国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将其 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可是,日俄战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真正意义是,它将是由 大国瓜分世界,导致日俄两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了同一个赌注而进行直接对抗的第 一次机会。 在1906年发生的、特别是在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也说明了这点。尽管纪尧 姆二世当时鼓吹克制,但德国领导人同意利用战争危险,来将政治解决的办法强加 于人。法国把整个刚果让给德国,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完全行动自由——这是对整 个中部非洲重新进行分配的起点。而柏林同英国谈判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为 这种重新分配作了准备。然而,法英两国达成的这种真诚的协约显得是卓有成效的。 英国也不愿意德国在摩洛哥沿海地区拥有任何基地——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有一扇面 向大西洋的正门——更不愿意德国进行新的殖民扩张。因此,危机便解决了。德国 交出其喀麦隆殖民地极北端的一小块领土“鸭嘴”,为该殖民地获得了有限的一部 分刚果,而摩洛哥即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此时,正象日俄战争时一样,瓜分世界 的完成导致了大国的直接对抗。在摩洛哥和刚果,德国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法国的后 退和对英国的威胁,现在除了进行交易或战争之外,不再有别的出路。 巴尔干半岛危机最后一次表明这点。奥匈帝国将其治理30年之久的、由塞尔维 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波黑并吞,其目的是——借用奥地利的一份外交文件的用语 ——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的革命巢穴”。换言之,最终是要否定塞尔维亚的独 立。1909年3 月19日,塞尔维亚必须对一项勒令它改变政策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 俄国则更加意识到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并且看到,如果不加紧它同法国和 英国的联系,那就不能抵制抵制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于是,俄国支持塞尔 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四国联盟——该联盟解放了奥特曼 帝国的绝大部分欧洲领土。然后,当保加利亚人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攻打塞尔维亚 等三国前盟友时,俄国向这些同罗马尼亚联合的前盟友提供了支持。 于是,奥匈帝国准备进行干预,即使冒险同俄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不过,在1914 年之前,纪尧姆二世最后一次鼓吹克制,并同意瓜分马其顿和损害保加利亚的利益。 他致函弗朗索瓦·约瑟夫说:“如果进行干预,那就会铸成大错。”可是,人们离 非常接近了。在这场战争中,作为19世纪诞生的“民族运动”的最后阶段,从前遭 到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起义和胜利,最后导致了大国在瓜分各自势力范围 问题上进行的直接对抗。 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 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 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 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 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 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 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 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 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 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 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 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 “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 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 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 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 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 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 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 “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 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 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 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 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 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 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 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 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 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 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 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 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 的分裂迹象。但很短的时间就足于证明,由于克服民族分裂,欧洲国家将在一场即 将演变成战争的危机中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从而证明戴高乐后来所作的分析是正确 的。 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 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 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 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 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 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 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 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 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 力从10万3 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 千人,而不是27万5 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 通过1913年8 月7 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 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 万人增至142 万3 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 —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 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 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 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 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 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 定让一艘18000 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 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 在海上进行。 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 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 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 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 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 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 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 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 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 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 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 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 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 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 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 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 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 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 “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 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 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 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代的 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种行 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但 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这 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 “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 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 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 照。戴高乐写道:“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 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 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 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 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 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 名考生中录取了221 名,戴高乐排在第119 名。 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他一 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开 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 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 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届共 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未来 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生活 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的和 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和人 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⒂ 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择 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斯 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关 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北方人民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法国人民。与 戴高乐同寝室的战友中,有一些来自加莱海峡省的矿工,还有来自拉蒂埃拉什、阿 韦纳、瓦朗西纳等地的农民。也是在转入第33步兵团时,戴高乐第一次练习在大庭 广众面前发言,而这次听众是第33团的第三营。看来戴高乐的发言获得了成功,相 当不错,因为现在他的名声传到了上司那里。显然,戴高乐不是一个与众相同的士 兵。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破格晋升。191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下士,而当时有可能 援予他中士军阶。当有人向连长德·蒂格涅上尉询问戴高乐晋升原因时,蒂格涅作 了一次回答——这种回答很早进入传说,成为正式的说法,但它始终赋予戴高乐一 种称号——在戴高乐的朋友、赞赏者和传记作家看来,这种称号继续属于他。蒂格 涅答道:“你们是否想要让我任命这个小伙子当中士?但他在现在的位子上,只觉 得自己是个陆军统帅呢!”这种回答肯定是恭维加生气。无疑,士兵戴高乐对上司 说话的声调和方式不完全符合惯例,即使人们承认他的人品也罢。 戴高乐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的兵营——“施拉姆街区”里,找到了相当多 的独居时间,来创作他的第二篇作品,后来发表时用了夏尔·德·吕加尔的笔名。 第二篇象第一篇一样,是个中篇小说,但写法却已经大不一样。小说取名为《斯帕 伊的秘密》,其副标题是《阿加的女儿》。戴高乐对这篇小说是不会不满意的,因 为他将小说寄给了《地球和海洋之旅游和冒险日报》,该报在1910年1 月30日一期 上予以发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帕伊族的中尉同抢劫该地区的罪犯阿 加的支持者打仗,但他却爱上了阿加的女儿。这个中尉为了避免让他的部下逮捕她, 就自杀身亡了。小说具有当时法国小说家的风格,其主题却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在 戴高乐创作其第一部名叫《扎莱纳》的浪漫主义笔调的随笔后几年,这篇在19岁时 创作、文笔更好的小说再次证明了那种在戴高乐身上长期存在、后来被人们重新发 现的、秘密的诱惑——文学诱惑。不管怎样,北非的异国情调是第二次成为戴高乐 小说的环境,彷佛他只把法国海外领土看作是同年青美丽的主人公相连、通过他们 的耽于声色和诱惑来导致男人死亡的地方。这是否年青时代的戴高乐对殖民世界, 对地中海地区的另一端的写照吗?不管怎样,戴高乐后来就没有重新写过这种题材。 人们从戴高乐的通信中知道,1910年10月14日,他在“滂沱大雨”中走进了圣 西尔军校。当时处于法军深入摩洛哥的时期,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深入不久 后将导致国际危机的发生,其结局是认可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所以,人们把戴高 乐所属的那一届同学命名为“非斯届”校友。戴高乐在家信中报告了他每天的作息 时间:早晨5 时30分起床,然后吃早餐,上早操、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 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时间”,直到晚上10时熄灯…… 同学们对戴高乐的身材高大印象特别深刻,给他起了各种使人联想的传统绰号。但 他却不抱怨那些“老校友”对“新校友”所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态度“不 怀恶意”。实际上,戴高乐热情地投身到圣西尔军校的课目学习之中,以致他有时 象在第33步兵团时那样,有机会向上司表明,他可以知道得象老校友一样多。这年, 在校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证明了这点。漫画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圣西尔军校学生在 恐吓一名教官,其文字说明是:“圣西尔军校学生戴高乐在进行一次历史‘测验’, 主考官却不敢吭声。”其结果,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第一学年的排名,从进校时的 第119 名上升到了第45名。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第二学年,并未松懈努力。相反地,他把军校的生活当 作一种苦修,其意义是从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语录得到很好启示的。戴高乐把这段 语录抄在记事本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风格简洁,思想准确,生活坚定”。在 第二学年结束时,对戴高乐的评语是这样总结其学习情况的:行为“无可指摘”, 举止“非常端正”,智力“非常敏捷”,教养“注意”,品格“正直”,态度“非 常和蔼”,热情“非常持久”,军人精神“非常昂扬”,相貌“讨人喜欢”,“行 进”能力“很强”,能耐“大”劳。对戴高乐“整体素质”的评价是“该准尉很有 天赋,学习自觉和认真,思想状态很好,生性安静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 军官。”除了连长的评语之外,还加上营长的评语:“很有军人风度,很有天赋, 很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最后,校长作出了这样 的总评价:“进校以来,不断取得进步,才能很高,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待人热 情,富有指挥和决策能力。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戴高乐的成绩证实了上司 对他的赞扬:他多次获20分,特别是军事训练得到满分,“防御工事”和“军用地 图训练”得19分,地理18,5 分,历史17,7 分,骑术和击剑仅得10分,射击不到 10分,得满分20分中的8 ,6 分。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这次获得同 届校友的第13名。 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晋升准尉,选择其专业兵种的。当时 作为同届的第45名,戴高乐还可以选择那个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骑兵,这是大 多数贵族子弟在其军阶允许的情况下荟萃的地方。但戴高乐却选择了步兵——正如 同届的未来第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宪兵子弟阿尔封斯·朱安也选择步兵一样。 当戴高乐担任朱安的参谋长时,皮埃尔·比约特问他选择步兵的理由是什么。据比 约特的证词,戴高乐答道:“因为这更有军人气派!”显然,这种回答只是开玩笑。 在这20世纪初期,选择步兵比过去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具有一种——如果可能的话— —强烈的意义:步兵是打近战的兵种。就打仗的准确含义来说,谁愿意打仗,谁就 会选择步兵。尽管当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态势看法不定,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军队 使用速射炮兵和新的自动化兵种,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即使法军的机关枪配备不 如德军好——将会使骑兵的使用变成未定之天。主要的战斗任务将由步兵来承担。 不管怎样,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看法,最明智者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全部军种的组成 ;此后,战争的经验增加了炮兵的重要性,它比人们预见的还要大得多。戴高乐肯 定在那些知道步兵将是主要作战兵种的人之列,所以他选择了步兵。也许在戴高乐 身上,还加上一种苦行者的欲望,人们在他的好几个人生阶段都发现过这种欲望。 因为步兵也是永远遭到失败最严重的兵种。这后来证实,“自由法兰西”的战士、 在戴高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长达九年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 必须称步兵是“战役的无产者”,而不是“战役的王后”。 有些人甚至暗暗思量,为什么当时戴高乐没有选择参加殖民军的步兵、它所属 的土著步兵、轻步兵、“陆战队”或外籍军团呢?其时,这些部队正在海外领土作 战,特别是在摩洛哥作战,赢得其名声和光荣。然而,戴高乐恰恰选择了法国本土 的军队,而且除了在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军队参谋部里有过短暂的逗留之外,他始终 留在法国本土。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由戴高乐对其未来前途的期望所决定的。他 的书信和报告都证实了这点。戴高乐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 会拖延下去的。他想要准备打这场战争,但殖民战争行动的异国情调却无助于这种 准备。归根结底,是历史决定了戴高乐的选择,也许已经决定了他的关于法兰西优 先、法兰西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某些观念:不是占领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而 是法兰西同德国的决斗将要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则是 次要的。人们将要看到,这种信念将继续引导戴高乐的人生、职业生涯、探索,以 及他将来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了重返第33步兵团。有好几位传记作家对此 感到惊讶,因为在戴高乐发表文稿和记事之后,他们知道,戴高乐对其在第33团的 最初逗留只作一般的评价。那么,怎样来解释这种选择呢?首先是三年前业已起作 用的、同样的理由:靠近其度假地维姆厄和里尔外祖母家族住宅,同巴黎联系方便。 其次,阿腊斯接近法国北方边界,但离东北部驻军不远,因此毫无疑问,一旦爆发 战争,第33团将在首批参战团之列。第三,无疑戴高乐喜欢阿腊斯这座城市,这些 令人赞赏的大广场,居民的精神,喜欢这些现在受他指挥的士兵——这些他为之服 务的北方人。 是否应当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愿意在贝当上校手下工作呢?有几部戴高乐的 传记都作出这种暗示。确实,人们可以相信,在圣西尔军校,人们谈论那些能使戴 高乐的服役引人注目的军队首领,而贝当确实给军校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使 人振奋的和有独特见解的教授。不过,并非贝当一人当之无愧地享有这种声誉。再 说,贝当的军人生涯并无任何光彩夺目之处。相反地,贝当担任上校,已经接近退 休年龄,以致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能够晋升将军,或者继续长期保持其指挥权。 也许是因为贝当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对一次关于他指挥的第33团参加弥撒的军官名 字的调查作了回答——这种回答后来变成了传说。当时,贝当回答说:“我站在 (教堂的)第一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不 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 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 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 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 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 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 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 他安排到第6 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 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 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 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 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 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 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 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 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 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 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 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 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 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 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 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 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 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 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 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 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 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 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 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 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 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 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 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 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 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 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前者 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进攻? 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是处 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役计 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 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撤退 时,加利尼在9 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而 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 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 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 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 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 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 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 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 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 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 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 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 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 “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 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 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 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 —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 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 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 月所写的这些文字:“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 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 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 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 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 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 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 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 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 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 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 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 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 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 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 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 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 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 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 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 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 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你们的印象,勒加莱将军打算介绍 一份大杂烩,将现代军队不应犯的一切错误都烩在一起。”由此,人们懂得,戴高 乐后来写过,他从老团长贝当身上看到了“天赋和指挥艺术”。⒇然而,戴高乐和 贝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直至他们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