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1914年8 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匆匆忙忙地写下了几行字,这是他亲自 提供的唯一证词,证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时所经历和感觉的情况。“这 种冒险是未知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毫无惧怕 地想象过和事先赞扬过”。他写道:"1914 年8 月1 日,在阿腊斯。今夜,大家都 在等待动员令。昨晚7 时半,从儒万维尔返回。部队和老百姓保持着绝对安静状态。 但人们的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现在,军官在城里多么有地位啊! 8 月2 日,动员第一天。现役军人的穿着。 8 月3 日,本连的预备役军人抵达阿腊斯。只有一人没来连队。他确实在家患 病。 8 月4 日,组织连队。我们必须派15人去仓库。没有一人自愿去那里。许多回 来的逃兵和退役军人要求服役。晚上,在膳宿公寓,高高兴兴地进了晚餐。然后, 整理内务。烧毁文件。我可以出发了。 8 月5 日,再见了,我的房间,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 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 然有序地启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 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 这时,戴高乐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匆匆忙忙写在记事本上的隐情,正在经历着一 种对他来说完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在各国决 定进行对抗和民族被呼吁拿起武器的时刻,各国人民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各国人民 是否即将感受到那种急迫的爱国主义号召,因而服从那些向他们发生的动员令,或 者相反地,他们是否即将造反,反对野蛮的战争,援引世界博爱的最高义务来反对 战争?不管这种疑问在20世纪结束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它对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理 解的。戴高乐在事隔二十年后进行写作时,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中追述了20世 纪初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仅仅记住那种对“复仇”思想、甚至对国防义务 的疏远。 “工人群众的人数和团结,”戴高乐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增加,但他 们现在否定了这种曾经使大革命增色、直至巴黎公社的战争情结。一大部分人民加 入了第一国际。除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之外,已经不再有敌人了!” 这里,戴高乐对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派别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 不真实的。人们毕竟看到,社会党国际刚刚辩论过抵制战争的手段问题,作为1914 年之前最雄辩、最真诚和最有代表性的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呼吁欧洲各国工 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要求人们抵制战争。当朱尔·盖德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总罢工 这种口号在工人群众最多、最受教育、最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国家里会得到响应, 但由此会给那些最落后或最专制国家好处时,人们并未最听他的讲话,远未如此。 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人们还可以提出疑问。在这种准备抵制战争的前夜,看 来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但事关20世纪的命运。一方面,是以“民族万岁!”为口号 的、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遗产。这种遗产为欧洲各国人民所继承,在 1848年启示过德国、意大利、中欧国家的国民和社会起义,并以人民自决权的名义 认可了民族的觉醒。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并向历史挑战的革命者现在正在崛起。他们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由这些民 族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为敌。为了反对民族力量势不可挡的 上升,这些革命者以激烈的方式肯定全世界劳动者的的团结,宣布他们的事业是统 一的和共同的,对那些边界、在边界之内筑垒自卫的国家、把边界站岗作为其存在 理由的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抨击。他们以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觉察到,世界革命和博 爱革命的幻想有可能在那种挑动民族斗民族的民族冲突中遭到分裂和破裂。他们的 口号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事隔多年来看,这种口号造成的挑衅、失望和暴力, 是人们难于想象的。 1914年,战争的考验来了。于是,人们可以衡量出这种革命的挑战带有的可悲 的和可笑的东西。在集体的记忆中,还留下了有关的基本分裂的记载。一方面,人 们注意到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忘记自己发表的国际主义声明,向普遍的循规 蹈矩进行让步,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罗歇·马尔坦·迪加尔在他的著作第 二卷里,举出一个动人的和说明问题的事例,雅克·蒂波的故事。作为资产阶级王 朝的逆子,蒂波起来反对世界的不公,拼命地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在他看来,突 如其来的战争是压迫达到了顶点,是拯救社会的最高表现。在几页似乎因岁月而变 黄的书里,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奇特的世界主义革命者阶层日内瓦开展活动,这些人 认为代表欧洲工人阶级的精神,想要使工人阶级转过身来,反对本国的军队、国家 和祖国。因此,一架飞机在阿尔萨斯前线上空散发传单,呼吁欧洲工人阶级造反。 蒂波死于此事。而且,这个故事从可笑变成了残酷,最后出现了一名宪兵辱骂蒂波 尸体的情景……但是,反过来,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日子,人们保存着下述记忆:民 族的统一得到了恢复,爱国的热情得到了重新发现,各种社会阶级的博爱虽被长期 遗忘,但在战火下又突然复活起来…… 人们不会多谈“神圣联盟”在法国公共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长达40多年 的国内冲突、政党支持者的争吵和社会的不和,一下子在民族宗教狂的时刻里烟散 云消了。在教堂、工人街区里,人群欢呼部队的经过,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在奔赴 前线的时刻进行宣誓,国民议会举行历史性会议,聆听雷蒙·普安卡雷的演说。这 些众多的情景象征着“神圣联盟”,以致人们对当时法兰西社会迸发出来的、非凡 的热诚无法产生怀疑。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军官——即使他们摆脱君主政体 传统和社会主义也罢——来说,1914年8 月的法兰西形象是他们早已梦寐以求的形 象,是他们无论如何都铭刻在心中的形象。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戴高乐于8 月5 日,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了这点。毫无疑问,他把1914年的战争看作是民族利益高 于一切的最大证据。历史证实了戴高乐的期待,呈现了民族对抗的机会;此后,其 余的一切都消逝了;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深刻活力。 其实,从社会党国际局于7 月29日,举行了在爆发危机——这场危机即将导致 战争——后的第一次会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8 月3 日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 前后不用五天以上的时间这短短的五天足于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战 争”的谴责完全付诸东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克服欧洲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炽烈的 反应。在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里,爱国主义将一切都 席卷而去,最简单和最自发的爱国主义游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饶勒斯的葬礼上, 莱昂·儒奥这位两年前曾诅咒过“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会书记郑重声明说: “我以工会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已经参加团队的劳动者和那些包括我在内、明天将 要奔赴前线的劳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奔赴战场,一定要击退侵略者。”8 月 26日,有两名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朱尔·盖德,以 及从前在《打造一个国王,否则就打造和平》一书中预言过共和国不会在战争考验 下幸存下来的马赛尔·桑巴……他们代表现在“为了权力和自由”转而赞成战争的 法国社会主义,将下述观点——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成为遭到德国霸权威 胁的小国人民的、当然的保护者——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接受一次由民主政 体进行的、反对专制帝国的最后一次战争冲突……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世俗的和 反教权的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把热爱祖国和国土的天主教徒夏尔·贝玑看作是全 体国民思想的体现。“共和国的士兵们,为了全面裁军和最后的战争,我们已经出 征。” 这是一种无限的热诚,它在欧洲各国人民投身于杀戮之中的一刻,使他们受到 了震撼。戴高乐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热诚,他看到——正如他历来希望 的那样,为一位象母亲或妇人那样理想化的祖国效劳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在青 少年时期的秘密中,曾经把祖国看成是“一位童话里的公主,她注定要有杰出的命 运,天生要取得完全的成功或者经受惩罚性的不幸”。难道戴高乐本人没有说过这 样的话吗? 有些形象比长篇文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和更有启发性。在德塔耶所创作的描绘 1877年演习场景的一幅画和普安卡雷视察1913年演习中拍摄的一张照片之间,有以 下许多相似之处:军人的制服几乎是雷同的,背包差不多是一样的,军人徒步行走, 戴着柔软的法国军帽,处在一种由教堂钟楼、稻草堆点缀的乡村环境里,有几个城 市平民或农村人的身影在远处呈现,一支军队在事隔36年后,始终穿着红裤子, “在旷野上”打仗,他们刺刀插上步枪,在骑马军官的催促下,在山丘上奔跑,发 起进攻。但是,两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前方拍摄的照片上,一些男人身上 沾满泥巴,头上戴着盔形帽,他们在迷宫般的战壕里,在由无数个土袋、混暗的交 通壕、倒塌的沟壑或者在被推倒的树木后面蜿蜒而过的沟壑组成的世界里,在铁蒺 藜中间,在一种被大炮炸翻的土地上困兽犹斗……战争不是提前进行的试验。在对 垒的两大阵营里,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被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争和战役进程打个措手 不及,普通士兵也是这样,经受着战火的考验。 战争的经验,就是神话与现实对抗的经验。戴高乐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 书中描绘过这种经验,以致人们可以把此书看作是一份报告,叙述了那些士兵在战 争初期,在战场各地,在所有的军队都变得惊惶失措时感到的印象。戴高乐写道: “大部队排列成纵队形式。首先,部队可以想到,那是一次与其他许多演习相似的 演习;同样的队列,同样的美丽景色,同样的有点艰苦的行进,太阳,尘土,沉重 的背包。突然,大炮轰鸣,使人产生了一种危机的感觉。除了体力艰难之外,还加 上对一种正在接近的、未知的东西的阵阵担忧。但很快,良好的愿望,甚至某种好 奇心,在人们的心里占了上风……不久后,射击变得更加准确了。大地遭到炮弹的 连续轰炸。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第一批士兵陈尸在地。于是,重炮弹开始参战, 它们在飞行中呼啸而过,轰隆隆地爆炸,给人以大难临头的感觉……此时,受到这 种阻拦射击的一部分人好象感觉到一种创伤,有些人在士气上被打垮了……现在, 子弹飞啸着,起先很少,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然后不时地增多,落到这个或那个无 遮盖的小组头上。子弹不如炮弹那样粗暴,但它具有默默的杀伤能力而令人可畏。 命令和习惯始终将部队抛向前方,使人们在8 月底被收割过的田野上奔跑,心脏猛 跳不停……突然,敌人调整了火力,变得集中起来。子弹象冰雹一样,炮弹象打雷 一样,一秒一秒地加强起来了。那些幸存者惊惶失措地躺在地上,同那些大声叫痛 的伤员和卑贱的尸体杂乱无章地呆在一起。那些在站立时被枪杀的军官们佯装着镇 静,某些排顽强作战,将刺刀插在枪上,喇叭吹响了冲锋号,离开大部队的勇士们 进行最后的跳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霎那间,似乎世界上的全部勇敢都不能压倒 火力。” 这是一篇同时兼有综合性和示范性,但在经历战斗20年后再来追记的文章,应 当同那些就当年8 月14日和15日战斗所作的、在同月底编写的记事加以对照。 “抵达奥斯特里库时,已经非常疲劳了,因为我们至少走了80公里路……我们 没有任何敌人的消息。我嘛,忙着叫人做晚饭……开饭晚了,只是在第二天凌晨两 点之后……博斯凯上尉和我,我们俩是在凌晨5 时吃的晚饭。这顿饭很差,但吃得 很开心。咖啡。我们只是在连队那个骑自行车的通信员象一阵风似地驶过之后,才 喝完咖啡。‘我的上尉!团部刚刚开拔。给您的命令是跟随纵队。’马上发出了警 报……团部取道迪南……渐渐地传来了小道消息,说德国人今天下午攻打迪南的桥 梁……夜间行军。大家知道,即将参加战斗,但大家都下定决心,充满活力……与 人们想的相反,敌人尚未占领迪南。因此,我们进了迪南城……我们在街上过夜… …凌晨6 时,嘣!嘣!跳舞开始了。敌人疯狂地轰炸迪南。这是我们在战役里受到 的最初打击。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为什么不说呢?两秒钟的激动:喉咙发紧。然 后,完了。我甚至应当说,我心里充满了满意。最后,人们将看到他们!……我走 遍了全连。男人们在饮咖啡。他们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和炮弹的爆炸。他们发起脸色 沉重,然后让说说笑笑占了上风,不再忧郁。我同他们一道开玩笑。说吧!在那个 方面,我谈了可能的恐惧,一切都将变好!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很困难。炮弹在我们 头上爆炸……连队首先被带到一片房子后面,然后从交道口的两边,进铁路的堑壕。 在上头,在堡垒上,人们听到疯狂的齐射。子弹开始象雨点一样落到迪南城里。炮 弹发狂地飞来,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男人们一直在打趣。我在一条交道口的街上, 坐在一个凳子上,继续在那里假装好汉。其实,我在这里没有功劳,因为我丝毫没 有感动。每隔一刻钟,我都去同我排的士兵开玩笑,他们在堑壕里非常安静。这时, 一些伤员开始穿过迪南城。那些轻伤员看上去很高兴。我从心里赞赏迪南的两名担 架员,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好几次经过默兹河,到城堡里去寻找伤员。真是了不 起!我们的炮兵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它发射一颗炮弹……而今,第一连起来, 在菲利普维尔的公路上快跑。无法在公路的左右两边展开。必须经过公路,但那样 做效果不好……特别是猛烈的炮火已将交道口摧毁。第一连的士兵,一排一排地, 飞奔着越过交道口……第一个经过的是一名中士,他,倒在地上猝死了。一排长德 萨克塞赶在中士的前面,使中士飞奔着度过难关,然后,他大大方方地返回交道口, 抓住尸体的双脚,将尸体稳稳当当地放在一旁。现在,整个第一连通过了……但一 直没有法国军队的炮声。侵入我们内心的不是恐惧。是疯狂……啊!但愿上帝保佑 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在火线附近当后备军!这是多么讨厌的事啊!不能打仗,就会 有一切战斗的不幸……该我们进行干预了……‘背上背包!刺刀上枪!’为了到我 的排去,我必须越过交道口。我决定用平常的步子经过交道口。事实上,我是这样 过去的!但是,他妈的!大腿上多么发麻啊!我吼叫了!‘第一排!同我一道前进! ’于是,我冲上去,我意识到,我们唯一的成功机会是要迅速行动,赶在敌人来不 及考虑应变办法之前——人们看见,敌人在急急忙忙地的退回去。我感到,我这个 人刚刚分了身:一个我在奔跑,象一个自动木偶那样,另一个我在慌慌张张地看着 他。我勉强跨过了我们与桥之间相隔的20米,膝盖上就受了伤,彷佛被鞭子抽了一 下,使我缺了脚似的。同我在一起的前四名,也在一瞬间被打倒了。我倒在地上, 中士德布倒在我身上,猝死了!于是,一阵可怕的弹雨落在我周围,有半分钟之久。 我听见,在公路和桥栏杆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响起子弹的爆裂声!我也听见 子弹发出沉闷的声音,返到那些布满地面的尸体和伤员的中间。我的一条大腿完全 麻木和陷于瘫痪,但我从我的邻居、尸体或者奄奄一息者中间爬了出来……现在, 我在街上,在同样的、不停的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 戴高乐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不仅这一代 法国人的历史,而且这一代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塞 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开始的。在法国,人们称之为“战火的一代”。 实际上,没有比戴高乐在被送到医院时所写的上述这篇文章更有特点的了。几乎文 章里的一切都是这一代的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前几秒或前几分钟的“喉咙发紧”, 用“开玩笑”来摆脱困境的自然反应,被第一批的尸体、第一批的伤员、炮弹的声 音造成的效应,对敌人发射的“弹雨”落下的印象,人们不管怎样都要拼命进攻的 干劲,年轻军官或士官应当作出的榜样。甚至步兵对炮兵发怒,指控炮兵在必须开 炮的时间和地点从未开炮的传统,也不是参加此次战争的战士的心理范例……此外, 人们将会看到,戴高乐作为有代表性的步兵中尉,曾经有几次抱怨炮兵部队和炮手。 因此,对于戴高乐来说,就开始了这场他早年曾经暗中衷心地呼唤过的冒险。 戴高乐象其他人那样证实了——也许比其他人更好地证实了——他能够相当冷静地 直面炮火,因此他善于英勇作战。他也看到,武装冲突怎样会造成重大损失。戴高 乐已在伤员之列,先是被送到沙勒罗瓦,在那里惊喜地会见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 和姐夫阿尔弗雷德·卡耶尤。然后,他先后被送到阿腊斯、巴黎的圣约瑟夫医院、 里昂的德斯内特医院,并在里昂撰写了关于迪南战斗的报告。戴高乐象所有的伤员 那样,就自己的伤势严重性提出了疑问。但不久后,他感到放心了,因为伤势不影 响他重返战场。据说,也是在里昂,戴高乐又一次向其改不掉的文学欲望作了让步。 他在里昂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他去世后出版《文 稿和记事》时为止。小说名叫《洗礼》,讲的是朗热尔——这几乎是戴高乐姓名的 变形词——中尉的故事。1914年,朗热尔年满23岁,他梦想打仗,几乎立即投身于 战争。朗热尔是他连长太太的情人。连长预感到自己将战死疆场,便将公文包交给 他,要他届时转交给连长太太。果然,连长战死了,而朗热尔负了伤。故事的结局 是这样一个场面:朗热尔将连长的公文包交给了连长的寡妇、他的情人……人们在 这篇小说中发现了与戴高乐早期作品同样的浪漫主义,同样的、萦回在脑际、认为 死亡不可避免的念头,同样的、由爱情和死亡交织在一起交错而过的命运、同样的 以悲剧性基调、甚至夸张的基调为特点的风格。 戴高乐写信给母亲,说他在9 月中旬接受了“一种电疗,要使死亡的神经恢复 生命”,由于神经死亡的缘故,他的右脚不能活动。在科涅克经过操练治疗后,戴 高乐重返了驻香槟的第33步兵团。于是,对戴高乐来说,开始了堑壕战的经验。这 是一次所有的欧洲青年即将在同一个时刻经历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几乎闻所未 闻的经验。当时,前线正在巩固和确定,以便长期坚守,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可是, 两大阵营都坚持着,要使自己变得最有利。因此,这不是战斗中的一个死点,相反 地,对整个战线上的每个阵地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对抗。戴高乐每日都写的个人 记事,以记事的方式为此作证:10月19日,大炮苏醒过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堑 壕,探望战友。有些地方离敌人仅有50米。 10月22日,白天,炮火相当猛烈,步枪齐射激烈……(我们的)155 毫米口径 大炮朝“森林城”射击,但有一半的炮弹没有爆炸……(步兵和炮兵肯定还是一种 模棱两可的关系……) 11月1 日,黑夜宁静……午餐时喝索泰尔纳酒,喝香槟酒。人们为进攻干杯。 人们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无疑是在唱赞美歌。多么奇怪的德国人啊! 这也是人们在堑壕战士身上经常看到的一种记号:奇特地靠近敌人,几乎是一 种对敌人的亲近,一种好奇。 “人们无疑在12月将会看到,俄国人对获得增援的德国人和实行改革的奥地利 人进行最后一次战役。这对我们的盟军来说,必定是第三次胜利,而胜利后是一次 快速的入侵。” 事后来看,这种乐观主义的迸发发出了奇怪的回响。正如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 后,有过这样的预测:“敌人将不能将我们的追击阻挡在马恩河和卢森堡前面,我 们将拥有全部的光荣,在决定性的重大战役中打败那支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军—— 而俄国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还是让坚强的性格来说话:行 动的热情,争论的意志,以及如果人们绝对愿意的话——克敌制胜的信念。然而, 历史的经验使戴高乐如实地看到战争的今天,如实地看到战争的明天,战争与人们 的初期想象截然不同。 “这场战争,如果不是歼灭战,那又是什么呢?”戴高乐在12月7 日对母亲写 道……“一次同样的战争,在意义和激烈程度方面超过了以往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战 争,因此是不能不经历巨大牺牲的。” 可是,获胜的意志马上又占了上风,所以,戴高乐在这封信的后面写了这么几 行:“必须获胜。战胜者,就是那个最强有力地希望获胜的人。” 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到法国军队、首先是他所属的第33步兵团所处的停滞不前 的状态,急得直跺脚。最后,戴高乐以他自己方式发现,是敌对双方部署的武器导 致了战略死胡同,而敌对阵营的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种战略死胡同,但尚 未从中作出结论。戴高乐憎恶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堑壕战有一种的缺陷,”戴高乐写道,“那就是,夸大每个人身上的情 绪——人们在战时无力去克服这种情绪。假如我让敌人安安稳稳,那敌人就会使我 安安稳稳!这是应当谴责的。” 一想到要主动进攻,戴高乐就对接受一些叫他无所作为的命令感到生气。他这 样做,至少使他赢得了第33步兵团新团长、克洛德尔上校的尊敬。克洛德尔让戴高 乐当自己的副手。当布多尔上校接替克洛德尔时,戴高乐还保持着同样的副团长职 务。1915年1 月底,他荣获战争十字勋章,以及师一级的嘉奖,并于2 月10日晋升 为上尉。3 月初,在拉戈涅前线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第33团完全投身于这次 战役。半个团的兵力,换言之,大约700 人丧失了战斗力。戴高乐在这些人之列, 他十次负伤,左手被一块弹片打中。他象许多人一样,不愿意撤离战斗,但他的伤 口被感染了。一个月后,他便住进了蒙特多尔的医院。6 月1 日,戴高乐重返部队, 其目的——按照他的看法——是为了找到太多的停滞状态。于是,他通过写作来进 行自我发泄,但此次,是表达了他对步兵的那种旧有的憎恶。戴高乐的文章叫《炮 手》,其基调是很说明问题的。 “当天气晴朗和一切都平静时,炮手有时来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炮手神气 活现,好象一位美丽的太太去看望那些穷人似的。步兵们将炮手团团围住,热烈欢 迎他的到来,因为这些步兵地位卑微,对别人想到自己和来看望自己几乎感到羞愧。 他们竭力做到不要太脏、太笨和过于伤心。不过,炮手是个好小伙子,甚至在堑壕 里也有胆量。他拿德国大兵开玩笑,但事实上,这些德国人从来也没有使他吃过大 的苦头……有时,炮手同意在步兵食堂晚餐。他批评过军事行动。最后,他轻轻地 走了,心里充满着更多的怜悯、宽容和自豪……”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岁,戴高乐的确是一个最有特点的步兵,他对 那些不与步兵风雨同舟的人持最严厉的态度…… 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 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 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 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 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 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 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 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员生气,在他看来, 他们在参议院或国民议会讲坛上的讲话显得“可笑”。事实上,这些讲话有时是可 笑的,但戴高乐当时对此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以致他希望来把这些议员“一扫而光”。 不过,这种反应在当时的战士——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里,是常见 的。1916年2 月底,尽管戴高乐具有活动家的乐观主义,但这并未阻止他以一种罕 见的判断力,预见到凡尔登战役将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敌人决计要向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戴高乐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在这场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役之初,我的信念是,敌人将遭到一种毁灭性的和引 起巨大反响的失败。无疑,敌人几乎到处都在向我们争夺堑壕,哪怕后来失去它们 也罢;无疑,敌人的进攻将是无情的,必须求助于我军的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 来经受住这种打击,而不被削弱……如果在今后的几日和几周里,您只收到一些不 合常规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 翌日,1916年2 月25日,戴高乐所在的第33步兵团开到了凡尔登周围。2 月26 日,他住进了“小梅里贝尔”军营。3 月1 日,他被派到一个位于刚刚被德国人攻 占的杜奥蒙要塞与所谓“耶稣受难地”的陆地之间的工事。这天,戴高乐——他早 就宁愿去指挥他的连队,而不再当上校团长的副手——进行了一次侦察,与别人对 他所说的一切相反,这次侦察使他深信,敌人即将发动进攻。第二天,3 月2 日, 果然,在象布多尔上校所写的、“进行一次可怕的重炮轰炸之后”,敌人开始进攻 了。人们从布多尔所作的叙述中,得到了一种关于凡尔登战役前前后后的、动人的 简述。②“大地在不停地颤抖,爆炸声大得出奇,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 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的联络人员 负着伤回来,对我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我们握着手枪,准备不惜任 何代价守住这条通道……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10连左侧的第12连……不久后,德国 人来到第10连的后面。此时,人们看到了一种悲壮的景象……人们看到,第10连的 勇士径直地扑向眼前这些靠激烈的肉搏中到达村子的、大批的德国兵,德国兵在肉 搏中,用刺刀和枪托打击这些勇士,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时为止……第10连在猛进中, 发觉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就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的指挥下发动猛攻,反击密集的 敌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 布多尔上校在写这份战斗报告时,以为戴高乐与其部下一道战死。因此,布多 尔以追认的名义,建议授予戴高乐荣誉勋章,并给予师一级嘉奖,表彰说:“1916 年3 月2 日,在一次狂轰乱炸中,敌人越过防线和从四面八方向第10连进攻。在发 生激烈肉搏之后,(戴高乐)组织了一个抵抗小岛。所有的人都进行战斗,直到弹 尽粮绝、步枪被摔断、军队守卫者倒下时为止。尽管戴高乐被刺刀扎成轻伤,但他 继续成为守卫阵地的灵魂,直到他被毒气熏得晕倒时为止。”贝当将此师一级嘉奖 提升为全军嘉奖,在1916年5 月7 日加以公布。嘉奖令指出:“戴高乐上尉,连长, 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 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激烈的肉搏。 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 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于是,戴高乐被认为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得到了通知。只是几周后,人们在从 红十字会那里知道他还幸存下来。尽管这些证词——有些证词来自政治仇恨,有些 证词则来自3 月2 日白天激战的大混乱——自相矛盾,但它们并未使人们对当时发 生的战斗经过留下任何疑问。戴高乐率领的第10连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战斗到山穷 水尽时为止。戴高乐是不可能发出投降命令的。再说,如果象一位幸存者认为的那 样,打到弹尽粮绝,那也是正常的事。因为在战斗中,刺刀穿过了戴高乐的大腿, 他自然摔倒在地上。他不得不经受剧痛,痛得昏死过去,而且就象他部队的所有伤 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他最初受到同营的弗朗索瓦。勒佩迪 埃博士和助理医生加斯东。德特拉恩德的治疗,这两名医生刚刚同其他60人——同 营的残部——一道被俘。整个第33团在三天战斗中,牺牲了32名军官、1443名士官 和士兵,即损失了全团最大一部分兵力。当戴高乐被送到德国时,是军医勒佩迪埃 和维埃耶照料他的。通过他们,人们才知道戴高乐的受伤和被俘情况;法国当局经 过德国医疗部门和西班牙领事馆,得到了一张正规证明书通知。③在凡尔登战役期 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 月2 日傍 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 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 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 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 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 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 的各国数十万人所经历的冒险。但他是把这种冒险当为一种难于忍受的考验来加以 经历的。当法兰西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系于战场——戴高乐应当在战场上——时, 他却被迫变得无所作为,他感到这种无为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 “我的多么亲爱的、娇小的妈妈,”戴高乐在9 月6 日给母亲写道。“您知道, 为了这种可恨的被俘,我的心里流了多少血啊!但是,我个人的情况是不要紧的。” 在9 月17日的另一封信里,戴高乐把他的被俘命运看作是“对一名法国军官的、 最坏的命运”。 戴高乐在其战俘通信中,述说了这种痛苦。他始终感到痛苦,以致很久以后, 他对一位朋友吐露真情说,这是他一生最严峻的考验。眼下,他从中只得出唯一的 解决办法:越狱。 戴高乐曾五次试图越狱。他从美因茨军营医院被先后送到奥斯纳布吕克集中营 和内斯集中营。由于在多瑙河上乘船越狱的计划破产——该计划甚至在尝试之前就 已遭到破产——戴高乐被送到了立陶宛的斯祖齐纳“惩罚”营。他在那里遇见了塔 尔迪于中校和罗埃德雷中尉。8 月,他在塔尔迪于的帮助和罗埃德雷的陪同下,进 行了第一次越狱尝试。但他们挖的地道被发现了,三人被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因戈 尔施塔特第9 要塞。那里集中了大约150 名法国、英国和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已经 越狱或者将要越狱的人。后来,英军中尉A ·J ·埃文斯在一本书名叫《越狱者俱 乐部》并能引起人的联想回忆录里,叙述了他们的越狱传奇。在那里,戴高乐也遇 见了未来的红军元帅米卡伊夫·图哈切夫斯基、新闻记者雷米·鲁尔、他未来的出 版者贝尔热-勒夫罗、将要在1940年成为“自由法兰西”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司令卡 特鲁、飞行员罗朗·加罗斯等。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 次越狱。他同迪克雷上尉一道,收集了为其越狱尝试所需的东西——它们大多藏在 家里寄来的邮包里。戴高乐被送到军营医院,喝了他母亲为了治愈他冻疮而寄来的 苦味酸。然后,他收买了一名德国男护士,让男护士把民用制服出让给迪克雷,然 后利用一次在男护士的表面监视下转往治疗中心的机会,躲进了一间小屋。小屋里 有一位法国电工,也是战俘,为戴高乐他们准备了其他的民用制服和食品。他们朝 瑞士边境走了七天,最后在11月5 日星期日,走到了普法芬霍芬镇。当镇上的居民 在灯火通明的中心广场进行庆祝活动时,当这些疲惫不堪的越狱者的外表——他们 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引起大家注意时,他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 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 再重新越狱。 1917年6 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 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 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 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 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 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 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 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 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 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 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 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 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 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 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 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 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 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 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 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 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 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 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 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 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 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 月,戴高乐进行了新 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 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 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 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 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 月7 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 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 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 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 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 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 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 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越狱而被判处的两周 徒刑。于是,他被送到帕索军事监狱,“同德国囚犯——杀人犯、逃兵、小偷等混 杂地关在一起”,并在马德堡的沙诺尔要塞结束他的监禁生活。最后,戴高乐在伍 尔伯格获悉,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11月底,戴高乐得到了释放,12月1 日抵达瑞 士边境,2 日经过日内瓦,3 日抵达里昂,在绕道巴黎之后,便到了拉里热里的家 宅。戴高乐的父亲把儿女们聚集起来,首先是聚集了他的四个儿子。有一张照片向 我们显示,这四个儿子都穿着军服,佩戴着战争十字勋章,而戴高乐不仅佩戴战争 十字勋章,而且佩戴三次嘉奖的证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 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 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 —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 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 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 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 1918年9 月1 日,戴高乐还写道:“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 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 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 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 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 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 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 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 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 日对母亲写道:“我同您一起,感 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 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 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 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 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 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 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 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 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 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 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 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 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 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 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 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 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收集到的证词表明,戴高乐的 权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它有时引起某种讽刺,因为他在讲演中表现了 军事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 戴高乐在第一次讲演——这篇书面讲演题为《论战争》——中,首先提及战争 的第一阶段,冲突双方都试图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使其决定获得成功。然后,戴 高乐写道:“一方面,我军炮兵弹药几乎全部匮乏,另一方面,德军统帅部和部队 因溃败而引起混乱,这两个方面阻碍着冲突双方在全线重开正面攻势。”他还补充 说,这同样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海上行动”和伊塞战役中尝试进行的迂 回和包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由此看来,戴高乐重视两大统帅部发动一场运动战的 意愿,因为它可以在几周内或几个月内导致胜利的结局。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本 人经历了1914年大战之前的岁月;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德国军队中,人们正是从这种 观念中得到启示。任何人都不怀疑“火力杀人”,但是,人们从中并不得出为了粉 碎敌人进攻,就必须停滞不前或坐等敌人进攻的结论。相反地,人们希望通过大规 模的进攻来摧毁敌人的主力,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从敌对行动开始, 就会导致胜利的结局。法国统帅部——人们往往评论说,它过于受到一种不惜一切 代价实行进攻的理论——思考问题,与德国统帅部的思考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应当 考虑的那些战略情况却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的。⑤其实,法德边界对展开大规模进 攻来说,只能提供很小的可能性。大部分法德边界在孚日山脉:南部,贝尔福地区 山口狭窄;北部,人们在莫泽尔和孚日之间会遇到一种长度有限的、强大的设防体 系。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因此他在1912年1 月9 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一 次会议上问道,是否可以深入比利时,来扩大法军的进攻范围。当时约瑟夫·卡尤 担任总理。但几天后,卡尤让位于普安卡雷。同年2 月21日,普安卡雷在凯道赛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秘密举行的会议上,认可了霞飞的的建议。霞飞解释道“如 果我们尊重中立国家的领土,那么,法德边界附近的天然屏障和设防要塞就会使我 们的攻势固定在非常有限的地区”……“无论在阿尔萨斯,还是在洛林,我们都找 不到有利于发动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效果的攻势的场地。”因此,霞飞要求能将法 国的攻势扩大到比利时国土,至少扩大到比利时“南部那慕尔至列日一线”,并要 求将此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审议。对此,普安卡雷答道,法国侵入比利时“不仅会使 欧洲,而且会使比利时的瓦隆人对法国产生不满”。他还提出,必须“使德国人侵 略的实际威胁证明这种入侵是正确的”,因为德国人的威胁是法英两国军事协议的 基础。因此,人们决定找英国对话,但英国政府拒不考虑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霞飞作出了结论。他制定的第17号计划规定,法军展开一次双重进攻:从南到 北,在孚日和莫泽尔之间进行;从西到东,则从凡尔登地区向卢森堡、提翁维尔和 梅茨方向进行。此外还要增加一次辅助性进攻,即从南到北,从贝尔福向阿尔萨斯 平原方向进行。显而易见,第17号计划的进攻只能是一次在区域很窄和防守很强的 战线上进行的小进攻。霞飞肯定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派遣勒翁·迪朗将军和时任上 校的贝当去秘密了解,在德军深入比利时的情况下,比利时呈现何种防御和进攻的 可能性。霞飞的前任米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德国将会侵入比利时国土,因此,为了 抵御德国侵入,米歇尔建议面对比利时,在瓦兹和莫泽尔之间集中部署三分之二的 法军兵力。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法德边界的领土完整,他要求战争伊始,就要投 入重大兵力,因而立即征召后备军入伍。于是,人们认为,这是根据一种不定的战 略假设,来削弱法军的进攻和运动能力,因此摒弃了米歇尔的建议。 霞飞无法重提第17号计划,所以他必须设想一个不同的计划。不过,第17号计 划的弱点是相当明显的,以致他自己想到要进行修改。战时即将担任霞飞主要合作 者之一的德芒热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严厉抨击那种正面进攻的观念,说正面进攻 没有一点“战略决裂”的运气。因此,德芒热建议,在土尔和贝尔福之间,在凡尔 登前面坚持“观望”,而将最重要的力量集中部署在北方,当敌人发动进攻时,这 些主力就通过向梅茨的大规模移动来包围敌人。这项计划在战争开始前,还在审议 之中,它完全预见到通过运动来挫败德军——然而,德军不是经过比利时。 德军统帅部也深信,实行进攻战略是绝对必要的。1870年战争的胜利者毛奇考 虑到要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战争,即同时打击法国和俄国,他首先认为能够同时击 败法国和俄国。然后,毛奇认为,在法国修建工事之后,在西线速胜就不再是可能 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奥地利军队的援助下首先战胜俄国。而毛奇的继任者冯·瓦尔 德斯将军也坚持这种选择。1891年,德军统帅部的新首脑施里芬伯爵则作出相反的 选择。据施里芬的看法,德国的主要和最可畏的对手是法国,因此必须首先打一场 决定性的战役,摧毁法军,其决战方法是,德军右翼进行运动,经过比利时,插入 梅齐埃尔和敦克尔克之间的法国地区,以此来包抄法军。但施里芬的继任者、1870 年胜利者的侄子小毛奇却禁不住对德军统帅部实行深刻改组,其原因是,首先考虑 到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削弱的俄国军事力量正在重建,其次害怕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 林地区发动的攻势——此前,法国法律已经规定实行三年兵役制,从而使法军增强 了兵力。总之,德军右翼和左翼的力量对比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是7 比1 ,但 在1914年的计划中却是3 比1.德军右翼的削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的重要原 因之一,此外还应加上下述原因:小毛奇对德军在俄国战线的失利惊惶失措;他决 定从西线抽调两个兵团,派到俄国战线去;他不能有机地协调德军在法国前线的运 动;特别是德军统帅部不能阻止英法联军在西线的集结,所以不能届时抵御英法联 军。 不久后,马恩河战役将标志着战争初期以来运动战的结束。可是,令人注目的 是,德法双方统帅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运动战结束的状态。小毛奇的继任者法尔肯 海因认为,他可以重新发起德军的攻势,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马恩河两岸。“法国 统帅部认为,”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会上指出,“将下列情况通报部队是有 益的:那种强加于法军的无为状态只是暂时的;目前必须比过去更多地和更好地想 到进攻和保持进攻精神;一旦积累起为现在发动进攻所缺乏的物质条件,即首先积 累起炮弹,那就重新采取攻势。”实际上,这就是促使霞飞试图在香槟和阿尔托瓦 连续展开攻势,打击德军在法国领土上组成的进攻之角的两侧动力。戴高乐极其仔 细地描述了这些攻势的机制、运用策略和受挫的原因。他写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 “历史将在1915年10月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戴高乐历来相信,进攻应在战争的 最后阶段中发挥获胜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分析那些在 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火力手段的积累尚未完成,那就无法实现那种能够到 达自由地形和重新赋予进攻以运气的‘突破’——里阻止进攻的障碍。贝当在战争 爆发前曾不断指出,火力杀人。说真的,火力是永远杀人的,然而,是火力的密度、 强度和无穷尽的资源使战争的最后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继凡尔登、索姆和“达 姆之路”等战役之后,该阶段将结束于1918年大攻势要来之时。 这个战争阶段,基本上就是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一篇讲演的主题。 戴高乐的讲演是人们就战略僵局——这种僵局是由敌对双方阵营聚集武器的水平、 性质和数量导致的——问题所作的、最严峻的分析之一。但是,戴高乐是那样急于 战斗,以致人们要结束那种必然产生的、前线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他不仅仅解释 人们是怎样到达这种状态的。戴高乐的战争经验向他显示了人类为战争付出的代价, 这点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里,人们找到了关于人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记载的、最激动人心的几行字。 那么多的小说般的著作将要讲述这场战争,如洛朗·多热雷的《木十字架》、巴比 塞的《火线》、埃里克·玛利亚·勒马尔克的《西线依然如旧》等。戴高乐是这样 叙述香槟地区的进攻的:“参加香槟战役的和幸存下来的步兵以悲伤而痛苦的心情, 回想起这些凄惨的进攻阵地。那里,每天都有新的尸体,在肮脏的泥地里堆积起来 ;在炮兵的准备工作微不足道、很少或没有完成之后,那么遥远的统帅部用电话下 达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攻击的命令;这些不抱幻想的攻击,是在向那些完好无缺的、 深深的铁丝网冲上去时进行的,最优秀的军官和最优秀的士兵即将在铁丝网上勾住 和丧命,犹如蝇子粘在蜘蛛网上那样。” 此后,戴高乐还追忆起那种在炮火下经历的考验:“几千门大炮不慌不忙地、 不停地开炮,长达几天几夜。大炮时时刻刻,校正着失常的射击,由观察员部队用 望远镜、飞机和气球来随时加以纠正;炸平那些堑壕和交通壕;炸碎那些铁丝;炸 垮掩体里的机关枪;炸得防空洞塌下来,压到那些躲在洞中的步兵;炸得守卫者孤 立无援,使每人躲在自己的藏身洞里,单独一人,孤苦伶仃,那些头头没有命令, 没有情报,没有本部队的行动,那些士兵变得昏头昏脑,成了惊弓之鸟,神经紧张、 直至号啕大哭,这些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精神都崩溃了。” 戴高乐没能亲身经历过那些在1917年曾使法军发生动摇的混乱,但他却把它看 作是一种对他描绘过的那些考验的、痛苦而必然的继续。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某些部队后来力不能支了,”戴高乐在第一次演讲会上 说。“以我的一孔之见,这种衰弱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士气的低落,而士气 低落又来自可悲的战争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作为其工具的步兵在这些战争经验中, 达到了绝望的谷底。每次战斗,步兵都夹在死亡的真实性——离出发的堑壕10米远 的地方白白送死——同对懦弱的指责——过于神经质的和不报幻想的统帅部立即大 肆进行指责——之间,如果这些损失被认为不够,不足于使人们能用这些死亡,向 上级机关进行补偿的话。”。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二次演讲,题为《论战争的高级领导》。这篇 演讲讲过多次,讨论了关于政府和统帅部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正如这种分担在战 前得到设想,并先后在1915年和1916年底进行过修改变那样。对戴高乐本人来说, 这篇讲演稿说明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只要把这篇讲演稿同戴高乐当战俘之前寄 给父母的信件加以比较,就能看到这点。人们看到,戴高乐还象无数战士那样,对 那些声称主管战争事务的议员的、猜想中的无能和行动的无序表示抱怨。他批击白 里安,即使说不应当取而代之也罢。他猛烈地抨击萨洛尼克的远征没有看到在东线 采取大规模行动会提供的战略机遇——因为他看到盟军努力的分散,人们本应更好 地将这种努力集中在法国前线,就象所有在法国前线的人,从总司令直到最卑微的 士兵当时所想的那样。不过,戴高乐是本着另一种精神,来起草他的第二篇讲演稿 的。 首先,戴高乐严肃地阐明,必须在应由政府负责指挥战争同只由统帅部负责指 挥战争行动之间划清界限,这是当务之急。但是,政治权力为了进行自己的选择, 需要一名处于其政权一级、职权扩大到全部战争问题的军事顾问。在1914年之前设 想的制度将备战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军队参谋总长的手中,同时使参谋总长担任战时 最高统帅,在东北前线指挥法国军队。因此,政府将只有一名军事顾问来全面指挥 战争,但这名军事顾问同时也负责指挥战争行动。后来,霞飞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过 分重大的和过分复杂的角色,但不久后,看来预定的组织是不完善的,任务是混为 一谈的,角色的分配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地,戴高乐在信函中乐意对议会的骚动 表示蔑视,他写道:“法国的政治机构在战争初期的重大危机阶段里中断活动,那 时,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都落到军事统帅身上,而一旦危机高潮过去,形势恢 复正常,政治机构的活动就马上逐步恢复。议会两院重新开会,开始实行其宪法赋 予的监督权。尤其是,众议院的军队委员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军队委员会努力做到, 卓有成效地和尽量最有益地实行议会监督。不久后,这些军队委员会和议会两院通 过事实觉察到,政府在全面指挥战争中是有不足之处的;它们专注于追击政府,敦 促政府承担或采取它职权范围内应承担或采取的责任和决定;十分经常地向政府提 出一些解决办法……” 人们看到,戴高乐对战时议会机构工作的赞扬是罕见的。 至于白里安,戴高乐阐述说,他是从战争开始以来,对权力组织进行第一次重 大改革的执行者。白里安安排加利尼将军任国防部长,海军上将拉卡茨任海军部长, 同时给自己配备了那些为指挥战争所需要的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他安排霞飞 为军事行动负责人;但由于萨洛尼克的远征开始,在国外开辟了新的战线,白里安 任命霞飞为指挥所有军事战线的法军总司令;此外还设立一个参与各条战线指挥的 盟军军事委员会。戴高乐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但不久后,这个进步就显得不够了。 其原因在于,首先,国防部长不断地遭到其职位所处的政治奴役状态的干扰,特别 被迫列席议会两院,因此他受到阻碍,无法履行其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其次,戴 高乐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赋予同一个人在好几条战线上同时指挥作战的任 务,是缺乏原则的事情”。尽管霞飞被东北战线统帅部的事务缠身,但他始终作为 指挥东线的后备人选,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其战略中给霞 飞保留了一个重大角色。不管怎样,还是白里安在1917年初建立了一个战时内阁, 其中利奥泰本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将担任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各条战线都 有自己的总司令。在东北前线,是尼韦尔任总司令。之所以选择他,显然是因为他 在凡尔登战役的第二阶段发挥了作用,即夺回了以前被敌人占领的阵地,以致霞飞 说,如果要指定一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那他就会回答说:“尼韦尔,幸亏他得 到了芒让的增援。”人们知道,霞飞对人们赋予他的新职感到不满意,所以他离开 法军统帅部,白里安的继任者里博在尼韦尔发动的攻势遭挫之后,解除了尼韦尔的 职务,并用贝当来取而代之。此后,参谋总长福熙理所当然地成为负责指挥战争的 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 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 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 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 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 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 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人们可以 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 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 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 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 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 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 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 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 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 “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 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 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 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 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 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 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 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