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19年1 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上连长学习班的戴高乐写信给他母亲,说 他与学习班同学一道,刚刚受到班主任奥吉埃上校的接见。奥吉埃问戴高乐,根据 他的服役情况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打算。戴高乐回答说,他刚刚通过行政领导的渠道, 要求分配到波兰军队。这种做法深受上司奥吉埃的欢迎。“您业已完成了优秀的学 业,”奥吉埃对他说,“如果您就愿意,您就可以前程似锦!”戴高乐还对母亲写 道,“从精神上说”,他“终于士气大振”。 其实,戴高乐是忐忑不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因此戴高乐从1916年3 月至1918 年11月期间当了战俘,所以他感到,在自己立志于行动和战斗时,继续这样长期地 脱离一切行动和一切战斗,就是最坏的考验。因此,不要失去任何一次重新经历战 争,参加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的战役,这是戴高乐从集中营回国后念念不忘的想法。 他首先想到了东线的军队。东线军队还驻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等待着新边 界的最终确定,以及它驻守在敖德萨,正在同那些与俄国革命打仗的白军握手言欢。 可是,东线军队人数已经很多,干部力量很强,尽管戴高乐在1920年2 月中旬在圣 梅克桑军校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分到东线军队。因此,戴高乐决 心选择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队正在要求法国军官和教官去任职,从而为他提供了 一个出路。2 月11日,戴高乐写信给父亲说:这“是一个奔赴战场的权宜之计。” 戴高乐比较明确地看到了东线军队在未来时期里承担的使命,因此,他也看清 了波兰军队的未来使命。他在2 月11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波兰军队首先要尊重 巴尔干半岛的各国人民,尊重那些来自被肢解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国家——乌克兰、 波兰、顿河、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希腊、匈牙利、德属奥地利、捷克的 人民,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过早地进行自相残杀,要在那里支持成立那 些对我们有利的政府,要迫使这些政府尊重人们将要划定的边界。其次,届时还要 对德意志南部进行威胁,维持我们同波兰和俄罗斯的直接联系,最终地堵住德国人 的东进之路。此后不久,我们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将要无疑地支持那些与俄罗斯接壤 的保守国家(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顿河、罗马尼亚、西伯利亚)反对莫 斯科和彼得堡这些骚乱和混乱策源地的运动。” 但是,四个月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西方)同俄国革命及其在欧洲延伸的 对抗完全变成了基本问题。20世纪的伟大战斗——支持共产主义同反对共产主义的 战斗即将开始。法国军队卷入了这场战斗,28岁的戴高乐上尉参与其中。 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更有甚者,在法国军官的集体记忆中,还继续保留着 这样一种回忆:当俄国革命使得迄今部署在东线的德国主力转移到西线时,法兰西 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于是,革命便成了“背叛”的同名词。于是,诞生了一些深刻 而持久的神话,它们即将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法国公众思想施加影响;而一辆装甲 列车在德国参谋部的准许下穿越了德国,使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从而获得了一个 历史象征的意义。看来这辆装甲列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也是 德国的代理人……说实话,法国参谋部首先担心的是,要避免德军立即大量地转移 到西线——尽管德军作过承诺,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它信守这些诺言。因此,法军 参谋部思考了与俄国革命新权力保持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①法军参谋部驻莫斯科 代表尼塞尔将军向参谋部提出了三种选择。首先,可以保持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接 触。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接受德国强加的和平条件,那就可以相互接近,帮助它 恢复战争,否则,就会依靠波兰的、芬兰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非俄国国籍者, 来试图重建东方战线。1918年2 月中旬,俄国谈判者同德国谈判者发生了决裂,从 而使得人们在几天内希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迫于形势,重新站在盟国一边。但是, 2 月24日,列宁使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二,也可以利 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同德国谈判媾和问题,德意志帝国以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作 为交换,在东欧获得领土补偿。不过,这种交换的做法除了对前盟国缺乏忠诚、令 人反感之外,最终会使德国得到壮大,届时就会推翻欧洲的均势。第三,可以依靠 一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组织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抵制。但是,由于缺乏盟国 同俄罗斯的定期联系,这种抵制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最后,人们作出了第三种选择, 就现在而言,其他两种选择都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分阶段地进行了西方国家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较量。②作为 反常现象,这种较量开始于1918年3 月26日同苏联政府签定的一个协议。苏联政府 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外籍军团——这个军团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籍和斯洛伐克 籍的囚犯或逃兵组成——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转移到欧洲。但5 月初,当 捷克军团同布尔什维克发生短兵相接时,它发动了反攻,并逐步地在横贯西伯利亚 铁路周围集结。盟国立即决定支持捷克军团,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规模的英国远征 军团于8 月15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登陆。因此,人们成立了一个奉命去西伯 利亚的盟国军事使团。7 月25日向该军事使团团长雅宁将军下达的指示表明,这是 一件旨在各条战线威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事。③这些指示要求雅宁将军“在同盟 国干预部队的合作下,逐步地开展捷克军团的行动,以便实现以西伯利亚(捷克军 团的出发点)和盟军的北冰洋基地为一方面,同以支持协约国的俄罗斯南方集团军 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切实联络”。指示还规定,此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白海到 黑海的、抵抗奥地利-德国人的防线”,但首要的目标是,占领当时被布尔什维克 控制的伊尔库茨克,以便在远东西伯利亚的日军基地同捷克军团业已控制的地区之 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人们给雅宁将军写道,此后,“行动将向乌拉尔和俄国腹地逐 步扩展”。 可是,在雅宁将军于11月16日抵达海参崴时,战争已在欧洲结束,美国尤其关 注要让日本从俄国的远东省份撤走,而捷克军团则要求人们将其遣返回国……因此, 由克雷孟梭领导的法国政府向雅宁下达了极其明确的新指示:必须继续组织同布尔 什维克的斗争,“对所有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部的西方军队——不论是盟军, 还是俄军或其他国家军队——实行总指挥”。英国向雅宁提供了军用物资,至少可 供10万或20万人的军队之用。 不仅如此。为了保护业已并吞贝撒拉比、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国领土直接接 壤的罗马尼亚,为了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巴尔干半岛或小亚细亚,一支盟军部队于 1918年11月底,在敖德萨登陆,其中包括法军6000人、波兰军队4000人和希腊军队 2000人。这支部队由曾在东线率领过盟军的法国元帅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指挥。德 埃斯佩雷担负着广泛而复杂的使命,因为他既要阻止布尔什维克在奥匈帝国撤出乌 克兰之后,对在贝撒拉比的罗马尼亚人造成威胁,又要使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在盟国 远征军的庇护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强大起来。但是,德埃斯佩雷——他手下的 旅长J.C.菲勒作为在英国首次提出使用坦克的军事理论家,认为他“多半是法国最 好的将军”——同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了接触,但从中得出了最坏的印象。 尤其是他们在俄国南方的首领、被帝国军队最老的军官怀疑是“自由派观点”的邓 尼金将军对其控制的领土、甚至对自己的部队都毫无政治权威。德埃斯佩雷将此情 况报告了盟国政府,同时也报告他必须应对其远征军水兵发动的、由机械师军官安 德烈·马尔迪领导的哗变。根据德埃斯佩雷的意见,敖德萨的远征毫无意义,正在 自我取消。所以,必须放弃这次远征,或者合并到整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 中去。 1919年3 月25日,由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委 员会在巴黎讨论了这一军事行动问题,决定要求福熙元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48小 时后,四人委员会开会,听取了福熙的陈述。福熙提出了一个旨在反对俄国革命、 阻止其蔓延的总计划。他建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一道障碍,堵塞那个将波兰军 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分离的缺口,缩小象匈牙利和东加里西地区那样的、被俄国革命 浪潮席卷的地区,并由盟国统帅部指挥全军,由一名法国将军在罗马尼亚指挥,一 名美国将军在维也纳指挥。归根结底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就是戴高乐在圣梅克桑军 校学习班上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尽管福熙提出否定意见,但威尔逊却提出异议说, 整个行动必然要采取一种攻势,并警告说要注意盟军部队的真实思想感情。他说, 这些部队也许存在着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萌芽”…… 因此,盟国政府首脑于3 月27日决定摒弃福熙计划。弗朗谢·德埃斯贝雷撤离 敖德萨,“白军”在俄国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崩溃。盟军只是在库恩·贝拉领导 的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的匈牙利,成功地挫败了革命浪潮,让罗马尼亚军队开进 了布达佩斯特。 而今,欧洲革命的前途系于波兰。作为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毕苏斯基决定利用 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来夺回其在18世纪末被剥夺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或者在 基辅建立一个波兰的卫星国“乌克兰”。毕苏斯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领土让步建议, 在1920年5 月开始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当时,苏联进行了反击,使一切都重新变 成了问题。由于敌视波兰人统治的传统,乌克兰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以便击 退波兰军队,同时推翻那个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佩利乌拉。红军转入了反攻, 其领导人是最著名的红军骑兵布琼尼和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战俘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用政治味道不太浓的语言,宣布“世界战火的道路从波兰的尸体上经 过”。列宁则更加关注革命声援,在列宁的帮助下,在比亚里斯托克成立了一个由 朱里安·马尔诺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共产党政府。马尔诺维斯基号召波兰工人阶级起 义,与红军共同战斗。特别是托洛斯基认为,这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到欧洲,首先蔓 延到德国,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法国或英国。否则,革命就会死亡。相反地,斯大林 并不这样认为。 在1920年7 月和8 月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戴高乐在华沙。他于4 月 24日抵达华沙,那些后来被戴高乐教过的波兰士官生是经过长时间的情况不确定和 无所作为之后,最终刚刚来到军校的。戴高乐对波兰居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温和的。 戴高乐之所以原谅波兰居民,是因为“俄国人在占领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 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 当过分严厉的判断。戴高乐看到“这些自我封闭的人毫无用处,但最可怕的却是, 他们在各方面都自以为是。”说真的,当时戴高乐跨过了一个对一切异族都持怀疑 和敌视态度的阶段,并在一封致父亲的信里,坦率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象大多 数同胞一样正在结束战争,超越着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戴高乐在通信中, 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面目可憎的敌人”,把那些抵达华沙的美国人、英国人 和意大利人描写成“蛮横无礼而无用”的人。不久后,戴高乐也赞同那种在战后法 国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英两国不久后宁可扶植德国,而不支持法国,全 世界遗忘了法国人民为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波兰社会并不宽容。④戴高乐之所以把波兰社会看成是这 样“一群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佩戴勋章,来自被布尔什维克占有其田地的俄国、白 俄罗斯、立陶宛;尽管遭到不幸,但他们还在疯狂地寻欢作乐”,是因为他常去波 兰社交界。而在华沙,人们喜欢接待法国军官,甚至对法国军官阿谀奉承。这样, 戴高乐认识了兹韦坦斯卡伯爵夫人。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到华沙布里科尔咖啡馆— —这是一家茶馆和一家点心店,位于诺韦-斯韦亚街——去同伯爵夫人见面。于是, 戴高乐觉察到了种族分野和社会分野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谈到了波兰人——不 管怎样,是指波兰的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恨死”了 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全都发战争横财,利用战争,骑在俄国人、德国人和波兰 人身上”。华沙的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对发生社会革命有相当的准备,他们将 会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遭到某些打击,但以此代价赚回许多钱”。至于那种必定会破 坏新波兰的社会失调问题,戴高乐作为波兰军队“顾问”,随部队走遍全国各地, 是清醒的和悲观主义的见证人。 “为了衡量波兰人的贫困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戴高乐在1920年11月1 日一期的 《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必须观察到在郊区——不管是普拉加,还是 沃拉——居住的可怕的人群……被我们的文明珍视的东西不多。使我们的文明引以 自豪的全部财富,很快就会在绝望群众的万丈怒火中烟散云消……” 人们看到,由于对波兰社会进行抨击、甚至持严厉的态度,戴高乐对同新的苏 俄打仗的前景不再抱热情态度了。7 月3 日,当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难友、红 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对华沙的攻势变得明朗化时,戴高乐给母亲写信道:“我们 是否被导致在这里进行干涉,手执武器,同俄国人打仗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法国驻华沙的军事使团由亨利将军领导,但巴黎决定象征性地派福熙的前参谋 长魏刚将军出使波兰。魏刚率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的代表团,于7 月21日抵达 华沙。实际上,这个代表团要来为波兰参谋长毕苏斯基——戴高乐认为,他是“基 督教文明的堡垒”——出谋划策。8 月14日,波兰发动了反攻。戴高乐在反攻中, 参加了赫鲁比肖的战斗。波兰的反攻使苏联军队遭到了溃败。实际上,戴高乐的任 务主要是担任联络官,但联络官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哨,以致他在给亨利将军的报 告中特别指出,毕苏斯基想要指挥一切,越过了他这帮将领的头头。此外,毕苏斯 基在《关于1920年的回忆录》里丝毫不提魏刚的作用,尽管魏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 多半是象征性的人物。⑤戴高乐担任波兰朗贝尔托夫军官学校的教授、野战部队的 顾问,又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尼塞尔取代了亨利——的办公 室主任,从而补全了他在波兰的工作经验。他在7 月因一战期间的嘉奖而被授予荣 誉军团勋章,不久后被授予越狱者奖章和被任命为波兰军队少校,所以变成了那些 最奉承的报告和最高度评价的对象。人们赞扬他“令人敬服的翩翩风度……鲜明的 个性,坚强的性格,对危险保持冷静而强硬的态度……完美的教育”,甚至说他为 人“谦虚”——这里意味着讲话谨慎和不大饶舌……于是,戴高乐恢复了对未来前 途的自信。此前,他曾对母亲写过,经过被俘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前途了。 戴高乐即将从这次波兰战争中,汲取到关于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战争问题的、 深刻的经验教训。首先,在戴高乐眼里,波兰战争证明了历史最终是民族的历史。 他刚刚看到,列宁及其战友发出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并未越过维斯瓦河;除了少数波 兰人以外,波兰的工农群众都把红军看作是俄国入侵的工具。从前,乌克兰人也没 有向那种转入“基督教西方”阵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诱惑作过让步。数百年来, 乌克兰人反对波兰统治,而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戴高 乐面对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这个榜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保 持着相当生动的回忆——就是民族感情第一的象征。对于这位当过沙皇俄国军官的 俄罗斯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依然是俄罗斯。俄国革命会赋予俄罗斯一种新面 貌,这也许是新的奴役,也许是恢复国家过去的活力和伟大。图哈切夫斯基处于他 的阵营,换言之,处于他的国家,与波兰工农群众——戴高乐看到了他们的贫困— —完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来侵略 威胁的爱国者的身份进行战斗。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与托洛斯基相反,已经预见 到这种反抗。在前线的另一方面,戴高乐查证到这点,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观。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这也是一种崭新的战争经验。这里,与那种漫长而可怕 的、在香槟和凡尔登经历的堑壕战经验毫无关系。戴高乐在波兰见证了与香槟和凡 尔登经验完全相反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军队在迂回,在转移,在前进或在后退, 处于一种不完全准确的、但几乎盲目的和巨大的运动的混乱之中。戴高乐叙述了毕 苏斯基的胜利,证实了运动战在波兰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敌人以为波兰 人完全绝望了,所以对他们袭击自己的左翼完全感到意外。因此,敌人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到处溃不成军,或者整团整团地投降。啊!我们在那里打了 一个漂亮的战役!” 理所当然,地形的性质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波兰军队兵力比较有限, 战线拉得很长,重武器、特别是炮兵装备也差。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运动战 在这场战争中,重新具有首要的和完全决定性的意义——这与人们在法国战线上看 到的、至少在1915年至1918年夏天看到的情况不同。戴高乐立即作出了这样一个基 本结论:在拥有现代战斗手段的情况下,运动战可以在别处找到这种首要性,其条 件是要有这样的战斗工具。恰好,这种战斗工具存在着,就象他在呈军队参谋部的 离任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戴高乐在 1921年就把这个观点写在白纸黑字上,此后过了15年,他又把这个观点变成了自己 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事业。 而今,和平重返了欧洲。戴高乐返回了巴黎。在波兰的最后一位上司尼塞尔将 军,给他写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评语,并加一句:“戴高乐上尉想要回国结婚。”于 是,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阶段,这个10年,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唯一的、与 一个法国军官生涯最传统的过程相象的阶段。对法国军队来说,就象永远对世界各 国军队来说,战后的时期是一个反省和休养生息的时代,贫困化和怀疑的时代。这 是一种为无穷尽的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的时代。在数年中,在法国各省,每周 都有一位部长,或者至少有一位议员,在佩戴奖章的勇士的簇拥下,为一座石像或 铜像揭幕。这些雕像以寓意深刻的法兰西或者象征性的胜利为题,使那些牺牲的 “法国兵”永垂不朽;在教堂的墙上或在公共广场的纪念牌上,写上了这些烈士的 英名……这也是法国社会遭到通货膨胀吞噬的时代。①英镑从1919年兑换的25个法 郎,增加到1923年的85个法郎。货币流通在1914年为50亿多一点,到1925年增至500 亿,零售物价指数则从100 点增至463 点。中产阶级——它吸收了大多数军队干部 ——多半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出于谨慎,中产阶级将其储蓄变为国家证券、 外国公债和固定资本债券。可是,所有这些证券的指数都从1914年的100 点降到1925 年的28点。 实际上,法国社会在颂扬战争胜利与对无序的现在和烦人的将来感到惶惶不安 之间,在它扎根于过去与加速改变社会风气和思想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从欧 洲和世界地图上,看到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法国士兵在莱茵河畔的驻扎,一 些新的友好国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出现,以及一些殖民地的扩大。但是,由于美国 国会拒绝批准,美英两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向法国所作的的边界保证,而未能幸存下 来。那些以法国的朋友或盟国著称的年轻国家,则因其社会和政治危机、财政困境 和货币动乱而格外引人注目。不久后,摩洛哥发生了里夫战争,叙利亚发生了德鲁 兹山区人民的起义,这些事件开始预示着法兰西帝国的不稳定。 实际上,战争并未深刻地动摇法国的社会结构。小企业有些退步,但它有利于 中等企业,而不利于大企业发展。那些不到10个雇员的企业还占企业总数的98%。 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 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 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 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 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 厘公债在1920 年1 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 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 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 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 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 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 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 —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 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 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 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 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 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 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 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 “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 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 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 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 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 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 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 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 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 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 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 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 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 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 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 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 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 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 兵和3 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 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 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 千人。和平时期用 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 173 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 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 土著步兵团从9 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 动乱,新建了5 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 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 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 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 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 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 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 年历史, 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 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 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 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 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 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 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 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 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 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 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 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 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 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 1921年4 月6 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 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 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 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 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 (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 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 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 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 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 1922年5 月2 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 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 龙骑兵团、一 个飞行大队和第503 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 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 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 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 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 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 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 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 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 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 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 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 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目教授,后来在贝当 的支持下,成为那些宣布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越阿登山脉、入侵法兰西的人中最著名 的人物。不过,莫伊朗上校担任戴高乐的总策略科目教授。所以,戴高乐必须同莫 伊朗进行对抗。事实上,莫伊朗在授课时说,应当在一种事先了解的范围内,以适 当的手段领导战争,同时要严格地决定那些火力体系应当赖以建立的“格子”。这 就是由德布内将军所启示的先验论,而这种先验论来自贝当。⑨戴高乐恰恰不承认 德布内的先验论。对戴高乐来说,就其严格性而言,这种学说排斥时势的作用、敌 手突然行动的偶然性、对突然有利的形势的利用,简言之,是排斥那些在战争中几 乎决定一切的时势。戴高乐已经认为,凡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只想看到火力威 力的地方,都要引进“运动战”。因此,从戴高乐不是设法掩饰其观点时起,他同 其教官之间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戴高乐上高等军事学院二年级时,便出现 了这样的机会。莫伊朗上校明确地感到,戴高乐在智力上反对自己的教学。为了证 明这点,莫伊朗将原定此次训练,即最重要的指挥一个兵团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戴 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这次训练中,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 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训练,使戴高 乐遇到一些出乎意外的困难、突如其来的异议和临时布下的陷阱。未来的拉法格将 军,当时是戴高乐指挥的阵营的一个师长。据拉法格所述,戴高乐“身材魁梧地站 着,周围是他的参谋部人员,他沉着冷静地经受着命运的打击,换言之,经受了总 策略科目教授(莫伊朗)的讥讽”。傍晚时分,莫伊朗批评了训练,试图将戴高乐 置于被告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也暗示说,戴高乐没有很好地完成教员赋予他的任 务。根据象拉法格或卢斯托诺-拉戈等这样一些后来并不始终反对戴高乐的、证人 的陈述,戴高乐冷静地回答了莫伊朗的批评,甚至有些昂首挺胸…… 此次训练,莫伊朗教授给戴高乐打了非常合适的分数:15点5 分。可是,对戴 高乐的普遍评价却是非常模棱两可——且不说严厉——,而且在赋予戴高乐一个出 乎意料的称号方面仍将是闻名的:“该军官聪颖,有文化教养,态度严肃,出色而 有才能;天赋很高;品质优良。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分的自信、对别人看法的严厉 和他的流放国王一般的态度,这些无可争议的品质遭到了损害。此外,他显得善于 综合地和普遍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深入地和务实地审议其解决办法。”戴高乐荣幸 地获得“流放国王”这个后来变得有名的称号,但他后来也没有得到接替德布内的 新院长迪费厄将军的好评。迪费厄评论戴高乐说:“人品受到指责。态度有点冷漠,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满,所以不幸地损害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品质。没有赋予他应有 的对学院学习的全部关注。不管怎样,他能够在参谋部作出很大服务。”简言之, 在新的获得合格证书者中间,戴高乐不属于那些获得“优秀”评语的、第一个三分 之一,甚至也不属于获得“良好”评语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仅仅是在获得“及格” 评语的第三个三分之一之列。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佚事。贝当想起了戴高乐这位在阿腊斯当过他的中尉, 在凡尔登服过役,并且得到过他签发的最大嘉奖令的人。贝当把最高军事教育局局 长召来,要求他提高戴高乐的分数,以便把戴高乐列入获得合格证书者的第二个三 分之一,即获得“良好”评语者之列。贝当是否听说过戴高乐表现了独立精神,以 致把这种独立精神看作是这位老部下在战前反对过所谓要不惜一切开展攻势的官方 理论的反响呢?多半是这样。贝当是否对戴高乐反对“先验论”的战争观念表示过 某种好感呢?多半不是这样。必须把上述佚事看作是贝当实行其绝对权威的一个举 动,就像当时——不管怎样,他在军队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任 何问题上都能办事一样。 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 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 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 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 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 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 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 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 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 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 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 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 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 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 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 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 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 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 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 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 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 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 队参谋部第4 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 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 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 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 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 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 月15日,戴 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 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 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 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你翻 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 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 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 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 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 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 ——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 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 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 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 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 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 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 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 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说吧,你做了什么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说吧,你做 了什么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 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 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 月1 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 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 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 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 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 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 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 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 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 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 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 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 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 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 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就定义而言,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 必须绝对禁止任何敌人的渗透。而建立这种防线本身就足于达到目的,丝毫不意味 着进行任何军队演习。归根结蒂,贝当主张的防线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它 象征着一种战略选择,即进行一种完全以保卫领土为轴心的、全面的和长期的防御 …… 不过,在戴高乐发表《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一文时,人们正在就辩论作出 决断。无论在历届政府中,还是在法国军事机构中,贝当的份量都是占主导地位的。 人们知道,贝当的选择是什么。人们可以预见到,这是其中大多数对贝当无限尊敬 的政治家的选择。不管怎样,班勒万这位曾在1917年担任数月总理、1925年重新担 任总理和始终关注防务问题的人物,在1926年和1928年期间,曾在普安卡雷政府中 担任国防部长,他是支持贝当的选择并使之占上风的。1929年1 月制定了建造一条 连绵不断的防线的纲领,议会两院在同年12月,以一项关于边界工事的法律的形式, 通过了这项纲领法。当时是马其诺实行这一纲领,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条在数年 后建造的“战线”取名为马其诺防线。 戴高乐在1925年3 月1 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 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 以首要地位,但他的依据是却历史和地理。 “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戴高乐写道,“尽管法兰西在进行了特殊的军事准 备和实现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民族团结,但它看到其北部和东部边界遭到侵犯, 表现出东北部的弱点,并在首批战役开始后一周,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下听到了敌人 的隆隆炮声。而今,法兰西的胜利不足于驱散未来所强加于它的隐忧……这种边界 的简易状态是严峻的(……)始终都吸引各届政府的注意,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 形势或学说,通过自我壮大、联盟、国际谅解或者工事,来设法弥补这种简易状态。 在经历了战争考验之后,法国已经放弃了自我壮大,签订了联盟,设法发展某些国 际机构。然而,法兰西应当建立其设防边界吗?” 由于法国东北部边界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戴高乐认为,从军事上加强东北部边 界是一件好事。但他在论要塞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将国家的防务 仅仅归结为加强的工事。因为这样做就是向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刚刚谴责过的“先验 的学说”实行让步。戴高乐写道,没有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至少是将法国战 略计划的总构思列入地形,即使不是将野战计划列入地形也罢”——更危险的了。 在1926年1 月致友人路易·纳辛的一封信中,戴高乐明确指出,统帅部应当“以手 段的名义,将要塞(不管其形式如何)列入其计划,正如将兵力、军用物资、经济 实力等列入其计划一样”。归根结底,戴高乐从传统的历史观出发看到,保护法国 东北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要求长期捍卫这些地区,战争的现代手段将可能致力 于此,但他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学说取决于这种唯一的因素。 事实上,无论在贝当几乎占绝对影响的统帅部,还是在历届政府、政界和报界, 戴高乐的上述分析都不占上风。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肯定根据公众舆论,继续受到那 些在四年战争中经历过的、连绵不断的战线经验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主张比建 立一条设防战线,将来可以逐步加强这条防线,以便使法国边界变得固若金汤的做 法更加符合逻辑的了。有了这条防线,就不再有异族入侵,不再有吃人的、往往是 无益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了。既然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又无意 征服和控制任何外国领土,难道没有比它到此为止,受到“马其诺防线”的保护更 加正常的吗?这样就造成了法国采取的军事政策与法国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和约, 来捍卫现有的欧洲政治和领土秩序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悲惨的分离。此后,过去了 近十年,人们才觉察到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于是,戴高乐将重新秉笔直书,为解 决这种致命的矛盾找出一种出路,为建立另一种军事学说而进行战斗。 1925年底,戴高乐即将再次同那些在研究军事理论的同行中流行的成见拉开距 离,或者推而广之,同那些在军界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此次,问题在于,在最高 的水平上指挥战争,以及政权和统帅部各自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至少 在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孕育了人们对政治家满腹疑云,使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 不能制定长期计划——此时往往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更多的权威和考虑全局利益 归功于统帅部。因此,存在着政权在统帅部面前暴露的软弱,统帅部在领导战争的 重大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戴高乐在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曾经 分析和揭露过这种风险。戴高乐选择的这个事例,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令人 印象深刻的例子了。这就是,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兰西这个中央帝国如何领 导战争的问题。 说真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完全不同于历史著作。首先,这本书是应当 怎样领导战争的证明,是对政权同统帅部、国家同军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对 某种社会观、从而对戴高乐全部著作的阐述——这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根 据那些在领导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特别是“强化的宣战”、即殊死的潜水艇战争, 戴高乐基本上证明,德国大参谋部在德皇身边的权威,军事领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 民望得分,德国首相和大员退让的传统,凡此种种使人忘却了领导战争应属于政权 的职权——即使政权应当采纳统帅部的意见,而领导军事行动应属于统帅部的职权。 戴高乐描绘了当时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导致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危机,下结论说: “强大而勇敢的一国人民突然陷入了崩溃,这就证明,违背了原则是要遭到惩罚的。” 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和明确无误的。戴高乐在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时 清楚地知道,在军界,人们乐意批评政权对军队领域的干预,也总是欣赏德国参谋 部。相反地,戴高乐揭露了军人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危险——危险来自这些将军事行 动的必要性置于一切之上的军人。戴高乐不仅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强有力的 辩护——他在这里暗示,军队必须按照那种比政权应当设计的还要更加普遍的观念, 来制定其行动计划和塑造其学说——而且含蓄地号召国家、即政权在必要时进行干 预,以便使军队根据其国家利益观进行自我改造。 除了对政权同统帅部的关系、领导战争同领导战争行动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之 外,戴高乐将他的思考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据他所述,这里的哲学暗示着德国大 参谋部的行为问题。 “也许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进行阐 述,将会暴露出杰出人物的共同缺点:对极端事业的特有爱好,对不惜一切都要扩 大其个人势力的热情,对人类经验、理智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的蔑视。” 戴高乐把这种缺点看作是“尼采关于精英和超人理论的印记”,这些精英和超 人在引导其信徒“对人类的痛苦”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把人类的痛苦作为必要和 希望的事情欢迎的话”。戴高乐则用他所谓的“传统秩序的规则”,来反对上述这 种极端、无度、加剧权势和暴力的试图。他把传统秩序的规则看作是“平衡、可能 性和措施的感觉,唯独这种感觉使力量的事业变得持久和丰产起来”。作为《敌人 内部地倾轧》一书的结论,戴高乐想要在书中最著名段落中的一些重要句子里,展 示出这种“传统秩序”的形象。此书同戴高乐后来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 也许戴高乐事先作了补充,阐明了它们的意义:“在有法国特色的花园里,任何一 棵树都设法用自己的树荫来窒息其他的树,花坛满足于那种几何图形,水池不渴望 那些瀑布,雕塑不想单独得到人们的欣赏。有时,从花园里流露出一种高尚而忧郁 的情感。也许它来自这样的感觉:每个因素都处于孤立状态,但能闪烁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不过,这样会损害全局,而散步者对这种赋予花园优美和谐的规则感到庆 幸。” 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 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 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 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 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 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 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 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 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 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 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 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 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 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 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 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 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 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 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 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 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 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 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 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 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 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 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 月来信中可 以找到的矛盾。 “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 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 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 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 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 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 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 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 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 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 所以,他就离开了。” 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 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 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 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 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 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 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 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 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 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 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 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 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 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 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 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 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 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 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 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 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 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 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 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 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 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 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 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 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 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 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 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 “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 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 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 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 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 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 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 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 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 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 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 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 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 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 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 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 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 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 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 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 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 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 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 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 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 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 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 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 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 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中东地区时, 一次新的失望在等待他。尽管戴高乐在贝当身边进行了活动,但他没有争取他所希 冀的高等军事学院教授的职位,再次遭到了排挤。戴高乐向贝当建议,要对领导战 争的教学科目实行改革,暗示对民事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但他 看到,贝当的回答是,但愿“这种思想观点是有趣的……现在没有仓促实行的理由”。 因此,戴高乐调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项新工 作的全部好处——他将处于关于防务政策辩论和会议的中心地位。戴高乐以此为新 的起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为法兰西设计一个防御体系和一个军事工具。 这样,戴高乐将第一次进入公共生活。 这时发表了戴高乐的一部著作,它比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更加显示出他个人关 于人、领袖、权力、统帅部和行动的观念。这部著作收集了戴高乐从其发表过的讲 演出发,逐步加以明确和修改,并长期审阅和重写过的一些文章。1932年,该书以 一个暗示军事文学著作的题目《剑刃》出版。这时,西方世界已经感觉到,大动荡 已经产生了首批效应,将要使它卷入战争。繁荣业已土崩瓦解了。1929年10月24日, 华尔街的股市破产拉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序幕。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已经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镑贬值了。中日战争在满洲国开辟了武装冲突的纪元。在这 种纷乱的局势中,《剑刃》的出版不仅是一种严格的和孤独的思考,对过去那些期 待、悲伤和惊慌不安的岁月的追忆,而且是未来风暴将要引发的、未来行动的序曲, 对社会——社会摆脱了军人,因为它只想到和平,但尚不知道和平已经失去——内 部军人的奇特命运所做的分析。 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 —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 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 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 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 “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 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 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 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 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 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 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 漠不关心。 “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 于衷的。” 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怎样去建 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 的国际秩序呢?” 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 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 “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 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 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 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 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 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 一切冲突的萌芽。 “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 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 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 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 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 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 “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 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 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 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 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 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 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 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 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 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 ——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 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 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 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 “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 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 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 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 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 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 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为了直接地接触现实,人应当怎样通过 将本性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对现实的直觉。实际上,本性是存在于我们的 自我之中,能力将我们同自然最接近地连接起来。多亏了柏格森,我们达到事物秩 序的最深处,我们参予那种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和谐……对于战争统帅来说, 在观念方面出现了一种与艺术家为主体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这个主体并不能使人使 用智力。柏格森从中得出了一些教益、方法和知识。但是,在柏格森看来,只有通 过一种本性能力的努力,以及那种唯一地同自然——从自然中可以迸发出火花来— —进行直接接触的灵感,才有可能进行创作。关于军事艺术,人们可以引证柏格森 谈论别人的话:人是自然的补充。” 戴高乐阐述这个主题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心。因为戴高 乐在这里重提了他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之间的争论。时势具有的无法预见的多变性, 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则是战争行动的特点。 “战争如同生活,”戴高乐写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将不再发生,永远如此 ;而行动,不管怎样,很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对于军队消极的和往往狭隘的行为戴高乐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多年来所 作的的指责。 “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 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无疑 问,这是一种挑战。但是,这是在戴高乐当时深受其熏陶的哲学条件下进行挑战。 戴高乐在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纳入了一种赞扬主观性——戴高乐写道,主观性是 直觉,本性——赞扬自由的作用、并且否定实证知识的优势、否定对历史和科学决 定论的信仰的轨迹之中。这是戴高乐在《剑刃》第一章《用动词开始?不!用行动 开始》引证歌德的《浮士德》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20世纪最强大的思潮之一。 所以,当戴高乐瞥见20世纪的风暴时,他描绘了一位同疯狂事件进行斗争的“风暴 人物”,这种描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再说,很强的个性为了斗争、考验和重大事件而树立的,它并不始终表现为 这种在普通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便利的好处和表面的诱惑。突出的特点通常是粗暴 的、令人讨厌的,甚至是桀骜不逊的。即使群众低声地承认这些特点的优势,还给 它们一种难以理解公正,那也极少看见人们喜欢、然后促进这些特点。而支配军人 生涯的选择,更加乐意地涉及到那种讨人喜欢的事情,甚于那种值得赞扬的事情。” 当然,人们从这些文字中必定看到了戴高乐所描绘的自画像。由于卑微的军衔, 戴高乐还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他在生活中希望,有朝一日,时势会使他象已 经自我看到的那样脱颖而出。据此,《剑刃》这本著作对戴高乐的希望来说,几乎 是一种讽刺。然而,如果不引证《剑刃》的写作日期在1927年,发表的日期在1932 年,那就不会理解戴高乐。1927年的法国刚刚被普安卡雷——他在法郎重获坚挺的 基础上,使法国感到安心——从一场货币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相信白里安的真诚 ——白里安不作过分的让步,却巧妙地通过洛迦诺条约开始法德和解,据说由此确 保了欧洲和平。可是,到了1932年,欧洲已经感到了冲击,并将因此发生动摇。从 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悲剧性的危机到纳粹在德国获得首次胜利,欧洲正在跨过一个个 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阶段。因此,《剑刃》第一章的结尾文字,便有了一个特殊的 味道。 “我们的时代是不大有利于培养和遴选军事统帅的。最近经历的考验是过度的, 其后果是使人们意志松懈,性格消沉,士气低落。而士气低落使舆论偏离战争秩序, 不停地扰乱军心,直至扰乱那些最坚决的抱负。因此,在军队的行列里,谁不象从 前这个有名的女人那样经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这里当兵?我不知道!20世纪的 全部希望已经遭到了吞噬!” 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 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 在《剑刃》的第二章《性格》和第三章《威信》里,戴高乐似乎继续描述其序 言中业已证明过的、但更晚才描述的自画像。其中最有意义的段落已经成为援引戴 高乐历史文献的经典段落。 “面对事件,有坚强性格的人是求助于自己。他的运动是在行动上打上自己的 烙印,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把行动变成自己的事情。他远远不是在等级制的 庇护之下生活,在文章里面躲藏,在报告中掩盖自己,而是奋起,昂然挺立和迎击 敌人。” 怎么不把这段文字,看作是对戴高乐1940年6 月18日发表抗战号召书的、奇特 的预演呢? “没有奥秘,威信是不能前进的,因为人们不大尊重那些过于熟悉的东西…… 没有言行的保留,通常就没有同样的、心灵的保留……保留,性格,伟大,这些威 信的条件迫使那些想要获得威信的人,进行一种会使最大多数人感到讨厌的努力。 这种不断的束缚,这种永远要经历的风险正在考验个性,直至其最秘密的心弦…… 这里,人们触及到一个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的、关于退役的动机问题。有些获得一 切成功并得到人们欢呼的人,常常是放弃重担……而统帅置身于他人之外,因而失 去那些在放弃职位、亲密相处、友谊本身中得到的温情。统帅注定要承受这种孤独 感。据法盖所述,孤独感是‘高官的贫困’……由此,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人 们发现一切庄严的东西都沉浸在忧郁之中。人与事都是如此。” 在20年代末的宁静的法国,即普安卡雷和白里安实行合作的法国,这种对个性 的赞扬是奇特的,其深刻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的思想。从前,尼采所著的《扎拉图 斯拉如是说》呼吁过个人起来,超越那种——据这位哲学家所述——从基督教义和 民主那里继承过来的平等观念。尼采揭露说,这种“生活的疲劳”与很强个性的事 业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被赞扬的“自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永远超越自我的任务。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米盖尔·德乌纳米诺和马沙多·德阿西提到 过对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仅仅是过好己的生活和丰富人的生活条件—— 的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的感受。安德烈·纪德在《背德者》里,贝尔纳·肖在《 社会的社会主义》里却确认了,在现代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束缚中间,存在着那种同 样受到存在哲学赞扬的、彻底的个性。戴高乐赞美“有坚强性格的人”的伟大,将 威信提高到人类尊严的最高水平,从而纳入了某种思想路线。可是,戴高乐想要将 其思考范围,确定在新时代和在20世纪中。他首先看到,20世纪中有集体的伟大干 劲、民族的和社会的纪律、党派的势力,以及《群众的纪元》——奥特加伊·加塞 赋予那部使其出名和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以《群众的纪元》的题目。 有意义的是,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再次要为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 行辩护,彷佛向那些幻想和平、理智和进步的当代人和法国同胞说话,想要证明那 些知道武器马上投入使用,所以在进行准备后,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的人做得正确 似的。 “武器在任何时代都是野蛮行径的工具……不过,从武器中迸发出来的光芒往 往照亮了智力领域……武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搅动了最坏本性的污水。武器宣告 了杀人,使仇恨滋长,使贪婪泛滥。但是,如果吕西费使用武器,那么人们就会看 到武器掌握在大天使手中……穷人的高贵,罪犯的道歉,武器从最平凡的人那里汲 取毫不利己的精神,给乞丐以荣誉,给奴隶以尊严……武器对世界实行了酷刑,但 也改造了世界。武器做了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分娩了无耻的人和最伟大的人—— 而伟人是时而在恐怖中爬行,时而在光荣中闪光。无论是可耻,还是光辉,武器的 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武器象思想和行动一样,是普遍的、多方面的和永恒的。” 在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精神的智力挑战, 而且披露了当时戴高乐心里的疑问,以及被抑制的疑惑和内心的希望。因为必须指 出,在同一年,或者几乎在同时,戴高乐写信给他的朋友路易·纳辛,表示相信凡 尔赛的欧洲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即将重新威胁欧洲。可是,在此期间,戴高乐深感 自己无所作为、停滞不前和孑然一身——时局使他在军队内部继续处于这种状态。 再说,这是一个犯错误的时机——戴高乐在192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问题上,犯了一 种奇怪而长期的错误。纳辛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 “啊!如今,当兵是痛苦之极!然而,必须这样。过几年,为了来拯救祖国, 人们将紧紧抓住我的燕尾服。” 后来,历史学家采用了纳辛的这个版本。 让·拉库迪尔得以获得此信的原件,经过更加仔细的研读,他发现戴高乐这样 写道:“人们将紧紧抓住我们的燕尾服。”⑾戴高乐在这里谈的是军队,由于时局 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军队的作用重新占了优先地位。不过,戴高乐也想到了当时 局突然发生变化时,届时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1932年,戴高乐在他从前撰写的、后来经过部分修改的讲演稿里,增补了新的 一章:《政治家和士兵》。他在这里重新谈到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中心主 题,即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这样的考虑:向 他认识和尊重的知识分子指出,蔑视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象通常军人对政 治家的变化无常或软弱发出的抱怨往往是不正确一样。戴高乐忠于他历来捍卫的传 统观念,写道:“时而,国务活动家侵入统帅部的领域,并且专横地左右战略。时 而,军人滥用其武力,损害公共权力。但是,在这对合作伙伴中,一人的胜利便是 另一人的瘫痪。这样,平衡被打破了,秩序被践踏了,活力被压制了。从此,行动 转向了不连贯。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毫无疑问,戴高乐是特地给《剑刃》补写《政治家和士兵》这最后一章的。这 样,在《剑刃》前几章里所写的,那些浪漫、挑战的和颂扬主导个性的东西,就找 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结论。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处于极端思想的30年代 初,戴高乐肯定不愿意充当一个将一切都从属于“统帅”、“有坚强性格的人”及 其“威信”的哲学的支持者。 然而,伟大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设想在国家缺乏伟大时,伟大能落到军队的头 上呢?在戴高乐的历史观里,对抗是世界的动力,因此,他不可能设想一个不是以 迎击暴力挑战为首要义务的国家。《政治家和士兵》这一章将会有同样的命运,对 于政治家和士兵来说,赌注是相同的。在经过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我发表了 第一本著作《共和国及其军队》。此后,戴高乐对我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如同对于军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遭到失败,还是获得胜利。” 因此,戴高乐在这个刚刚出版《剑刃》的1932年春天,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 总秘书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贝当并未按照戴高乐希望的那样,为了使他担任 高等军事学院教授而进行干预,也无意把他重新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贝当和戴 高乐之间,现在不仅不再有相互接近和举行有意义的会见,而且产生了一种人为的 不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相信,戴高乐以贝当的门生自居,而贝当以戴 高乐的善良保护者自居,当戴高乐的“老板”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某些传记作者把 他们两人关系的结束,看作是被1940年战争悲剧拆散的“一对”的、不平常的命运。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戴高乐在贝当的第33部兵团里服役,先后当过士兵和少尉。是贝当签 署了表彰戴高乐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功劳的嘉奖令。尽管贝当晋升法国元帅,但他自 然对戴高乐这位年青军官——戴高乐从波兰带回来出色的评语,并且已经以其智力 天赋而出名,特别是不属于与贝当对立的派别——保留着回忆,因为人们一致认为, 贝当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贝当认为,戴高乐是属于他的人。人们看到,出于 博得戴高乐好感的考虑,贝当曾经进行过干预,把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评语写 得更好一些。他把戴高乐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担任较低的职务也罢。贝当总 是注意使用他的人,以此来加强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在所有军事机构中的个人权 威,所以他甚至请高等军事学院校长埃兰将军出面,举办三次讲演会,让戴高乐上 台向学院师生发表讲演,并且亲自出席。正是这三篇讲演稿加以部分修改,才构成 《剑刃》一书的主干。戴高乐讲演是在1927年春天。同年底,戴高乐在特雷夫参加 了轻步兵营,当上了营长。后来,贝当将戴高乐引向中东地区国家工作,不再想到 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彼此疏远了。再说,他们俩在一本书的问题上开始了 小小的争吵。此书是一人应当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捉笔,著作者问题便变成了赌注… … 关于贝当支持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院,直到1927年时为止的问题,人们是不 会搞错的。戴高乐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而且担心他的被俘经历变成其军人生 涯的一个不利条件,所以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保护者。再说,贝 当在军队内部,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影响的“老板”。他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 换言之,是真正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胜过其他 一战时代的元帅。由于名声显著,贝当在政界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人们爱听他的意 见,比其他任何顾问的意见都更加爱听得多。霞飞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这是 唯一的一次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战役的胜利,法国统帅部唯一获得的、一次对德 国统帅部的无可争辩的胜利——但他暗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暗示说,1914年, 加里尼作为巴黎的军事长官,是那次导致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军事演习的、真正的指 挥官。更何况,至少在一部分公共舆论看来,霞飞经常参与一战初期的大屠杀。作 为统帅,福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否定,但他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曾经同 克雷蒙梭进行过争吵——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小——使他背 上了一个过分批评政权的军人的恶名。对比而言,贝当似乎是一个大多数法国人以 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熟识的、更加亲切和更加接近军队生活的人物。他曾在步兵这 个拥有无数农民的兵种里服役。作为驻守法国本土军队的军官,贝当曾经呆过好几 个驻军——那里聚集过无数的新兵。贝当的晋升,其实不比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军官 更慢,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传统的军人生涯。确实,贝当有理由强调自动武器和 现代炮兵的火力具有可怕的有效性,批评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采取进攻的、过 分乐观的支持者。这样,贝当获得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名,尽管这种独立思考多半 损害过他的晋升,何况当时他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不过,在军队的领导层里,贝 当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得人心。一旦在阵地上证明其具有毋容置疑的策略感,他 就马上得到霞飞毫不犹豫的提拔,先后晋升为准将旅长、师长和兵团司令,其晋升 速度是引人注目的。此后,1917年,尼维尔攻势遭到失败,给了贝当晋升法军东北 前线司令的机会。人们知道,当时,贝当使观望占了上风,作为对那些不成功的主 动行动——迄今为止,它们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和挫伤士气的失败——的反应;他还 采取某些简单的、但立竿见影的实际措施来改善部队生活条件,从而为克服士气危 机——1917年的哗变起源于此——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换了其他人,也会采取 同样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首先必须恢复军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应当等待美国 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法国战线上的力量对比。可是,贝当保持了在所有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统帅中最人道、最合情合理、最接近士兵的统帅名声。此外,还要补充说, 贝当比其他人更加获得政界的欣赏,而政界内部还受到那种在国家世俗性问题上进 行激烈斗争的影响,总是对教会和君主主义者在军队里的影响表示怀疑。人们对福 熙的忠诚没有提出置疑,但福熙的坦率直言使人生气。众所周知,福熙是一个修行 的天主教徒。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战功赫赫本,当能是他晋升元帅,但他却变成了一 名广泛代表教会右翼的保守派议员。相反地,贝当既不是父亲,也没有经过宗教结 婚,而是过着一种人所共知的同居生活;后来他虽经民事结婚,但允许自己有几次 心血来潮。不管怎样,贝当是得到左右翼一致尊敬的人。作为军队总参谋长,贝当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选任最高军队职务,而别的元帅则被分配一些次要任务。 简言之,贝当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戴高乐是不可能想象有比贝当更加有效、更有影响的保护者了。但这是 否必须说,戴高乐是一个对贝当无保留的赞赏者呢?肯定不是。人们看到,在对战 争和领导军事行动问题进行思考的每个阶段,戴高乐都是优先考虑运动、主动行动、 利用时势的问题。戴高乐的气质和推理,使他疏远了贝当所代表的审慎的、有步骤 的和有限的策略,以致人们有时走到对此进行过分讽刺的地步。对此,在他们两人 相遇的初期,无疑是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矛盾的。贝当尚且考虑霞飞和福熙的意见, 以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1921年的“指示”,要求组织大部队练兵,以便不仅 适应“战线连绵不断的情况,而且(适应)自由地区的演习”。但是,贝当同霞飞 和福熙之间的分歧在加深,直到1927年下达新“指示”,而启示这项新指示的,就 是导致建立马其诺防线的连续工事的理论。这种理论分歧——不久后,它将成贝当 同戴高乐的基本分歧——无疑不象后来那样明显,但它毕竟已经存在。不管怎样, 戴高乐对此是不会不关注的。 此外,戴高乐是否会不知道,在贝当战时所作的选择中有好几个处可争论的地 方,或者至少说在人们对贝当的一致赞扬中有过分溢美的地方?戴高乐必定读过霞 飞所著的《回忆录》。霞飞指出,一旦德军对凡尔登发动攻势,他的副手卡斯泰尔 诺就马上赶赴现场,下达拯救凡尔登市的指示;在确保战役最后胜利的、进攻阶段 中,功绩归于“尼维尔,幸亏他得到芒让的增援”。戴高乐更不会不知道,在遭到 1918年德军攻势的最危急时刻,贝当曾建议法军向南线撤退,而英军向西线撤退, 其结果就会使盟军战线遭到破裂,给敌人打开一道必定被其利用的突破口。人们知 道,福熙激烈地反对贝当的这个建议,普安卡雷也强烈地反对一些他认为灾难性的 建议,克雷蒙梭认为这里有一种不可挽回的失败风险,英国统帅部则气愤填膺。克 雷蒙梭在争取英国政府指定盟军总司令人选时,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贝当,推荐了福 熙。也许甚至戴高乐知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贝当曾建议法军在阿尔萨斯发动一 次攻势,倘若真的发动这次攻势,那就会用当时所有的手段,使阿尔萨斯省遭到可 怕的摧毁——问题在于解放该阿尔萨斯,何况所有的盟国都已经承诺将阿尔萨斯归 还法国。不管怎样,戴高乐不能不知道,贝当在战争的好几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 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说真的,戴高乐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对任何人表示狂热的赞赏。戴高乐在记事本 里写道,乔治·勒贡特所写的关于克雷蒙梭的著作是一本“现时的赞美书”,“历 史将会作出更加正确和更加明确的评说”,而这种看法也并不妨碍他认为,克雷蒙 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代表着“法兰西”。同样,戴高乐并未一贯地赞赏贝当这位在 20年代初曾经保护过他的“老板”。1930年初,当贝当要求戴高乐为他起草一份在 法兰西学院招待会上宣读的、公开赞扬福熙的讲话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对进 攻精神、演习意义和想象力的高度赞扬,简言之,高度赞扬了福熙的战略才能。贝 当继承了福熙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职位,但他却以自己的学说和性格与福熙彻底对立。 理所当然,戴高乐起草的讲话稿并未被贝当采纳。⑿戴高乐之所以和保留的态度看 待贝当,同贝当保持距离,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政府任命贝当为驻摩洛哥法军总司 令,取代利奥泰时,戴高乐曾对贝当的作用下过严厉的判断。甚至好几名证人证实 说,戴高乐多次使用过这样简明扼要的用语:“贝当元帅曾是一位伟人,他死于1925 年。”⒀当阿贝德·埃尔-克力姆的暴动作为里夫暴动的一部分,蔓延到摩洛哥时, 左翼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班勒维认为,当时担任驻摩洛哥总代表的利奥泰年事已高, 无法应付局面,所以他拒绝向利奥泰派去其要求的、有限的增援部队。他派贝当去 摩洛哥指挥法军。利奥泰把这看作是“背后捅上一刀”,也看作是一种谴责自己的 方法,即把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确定武力和谈判的方式来削弱暴 动。贝当在摩洛哥领导100 个营——其中多数是应其要求从法国派到摩洛哥的—— 时,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偏爱“用铁锤”来消灭暴动。此时,左翼联合政府肯 定向排挤利奥泰位法兰西元帅的试图作了让步,因为利奥泰乐意用挑衅的方式,来 炫耀其保皇分子的感情,并且奉行一种对摩洛哥的个性、摩洛哥君主的威信和摩洛 哥建立国家的使命予以尊重的独特政策。政府偏爱贝当元帅,因为贝当更加符合一 战以来的法军形象,他利用一些从法国本土教学中直接搬来的观念和方法,来对付 里夫的那些瘦弱的山里区居民的暴动……戴高乐把贝当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相当 卑鄙的行为,也许甚至看作是一种为了排挤其同僚之一、廉价地获得更多的荣誉和 名声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这样做还会加强贝当指挥法国军队的绝对权力。 毫无疑问,贝当曾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过戴高乐。人们知道,贝当欣赏戴高乐的 讲演才华,将其工作成绩记录在案。他并不厌恶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表现出来的 独立精神,无疑是把它看作是从前那种导致戴高乐反对上司的不同意见的回声。因 此,贝当尊重戴高乐,是由于戴高乐的性格,但首先是由于戴高乐的风格。在领导 军事行动问题上,贝当对戴高乐捍卫的关于运动、演习、想象等的思想观点,多半 是毫无特殊重视。作为法兰西元帅,贝当以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而著称,位于一战 最光荣的统帅之列,所以他对一名普通上尉的观点肯定只是漫不经心的。然而,正 是戴高乐的讲话和文章的风格,引起了贝当的兴趣,关系到贝当的表达方式和写作 方式。贝当以此名义招募了戴高乐。 因此,戴高乐有了贝当这样的“老板”和保护人,但恰恰是这种运气导致他遇 上了一场意义不大、但肯定非常令人生气的争论,这是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始料不及 的。⒁这是因为,当福熙元帅去世,将其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位子腾出来时,贝当想 要写一部军事历史著作,除了军队头衔之外,这本书著作的写作还会使他接替福熙 的院士职位。在贝当看来,在他的全部合作者中间,谁都没有完成好该写作计划的 能力。相反地,戴高乐具有撰写此书所必备的文笔。问题是要描绘贝当这位经历各 个阶段的法国士兵的画像。当然,特别是要描绘这位1914年的士兵,凡尔登战役的 士兵,1917年风暴和1918年战役的士兵。因此,贝当找戴高乐写书。1925年3 月, 戴高乐把初步的写作计划寄给了贝当。贝当对此表示满意,以致下令把戴高乐调到 自己身边,并叮嘱戴高乐保守机密。简言之,对戴高乐来说,是要写出一本将来由 贝当署名的书来。这在军队和其他地方都不是例外的做法。不管怎样,戴高乐在巴 黎荣军院大街甲4 号,占了三楼的一间个人办公室,在那里撰写这本要取名为《普 通一兵》的书。在后来的两年里,恭维和烦恼的事情交替发生,而且恭维多于烦恼。 但是,戴高乐于1927年11月,被任命为少校,动身去了美因茨。这样,贝当和戴高 乐之间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当要求戴高乐不久后完成书稿,并想 要把书稿改写成结论。戴高乐则对贝当迟迟不发表他的著作感到不快。不管怎样, 1928年1 月,贝当的助手奥代上校通知戴高乐说,他刚刚奉命审定其书稿的第二部 分,由于修改很多,所以想要通报有关情况。戴高乐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 应已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戴高乐对奥代写道:“书如其人。此人,迄今为止,就是我本人。如果元帅想 要让您写成另一本书,那我就毫无异议。我将彻底地修改我的书。但是,如果问题 是要改变我的思想、我的哲学和我的风格,那我就要反对,并且面陈元帅。元帅从 未想要承认写作与参谋部编辑的区别。所以,我常想,此事将很糟糕。” 此后,戴高乐给贝当写了另一封信。戴高乐在信中坚持认为,业已完成的撰稿 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他写道,这“完全来自公务劳动”。戴高乐甚至建议说, 他的写作风格和方式业已出名,或者说以后将要出名,所以,必定要指出他对这本 由贝当署名的著作所作的贡献。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正如戴高乐明 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大家知道贝当元帅的行动和思考意味着什么,也有数以千计 的知情人知道元帅本人很讨厌写作”。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把他 已经写好的稿子“不交给其他任何笔杆子审改”;其次,届时贝当“在序言或前言 中,高度评价”他所作的贡献。当贝当办公室收到戴高乐的信函时,贝当的助手们 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贝当本人却变得更加理解,并在困难面前采取回避态度,答复 戴高乐说,这部著作会包括最后一章,题名为“在我的关注下撰写的某些组织原则 和使用原则(……)”,许诺在一篇共同起草的序言里提及戴高乐所作的贡献,并 有意推迟该书的出版。 这是在1928年春天。此后数年里将谈不上出版的问题,尽管戴高乐作了几次提 醒,如在祝贺新年时所作的那样。10年后,天主教作家达尼埃尔-罗普斯——他负 责为普隆出版社出一套新的丛书,对阅读《剑刃》留下了深刻印象——便要求戴高 乐撰写一本关于军队状况的书,拟取名为《当兵的人》。于是,戴高乐决定,修改 那些贝当不想完成、或者不想发表的手稿。他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修改,提供 其个人的结论,并争取贝当不加阻挠。1938年5 月8 日,戴高乐同普隆出版社签订 了出版合同,并确定了一个新的书名《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三个月后,戴高乐在 修改清样的同时,写信将自己的想法通报了贝当。他在信中提及当年贝当委托给他 的撰稿工作,指出此后“流逝的12个年头”促使他认为,这个写作计划已经不可能 完成。但戴高乐提醒说,这部著作是“在贝当的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建议“说明 这个情况,例如以前言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并将其起草的前言稿附在信后。贝当 对此表示坚决拒绝,甚至提及戴高乐为了写书而度过的“办公室的时光”,威胁说 “现在和将来”都要“出版此书”。对此,戴高乐在一封详尽的信里进行了反驳。 复信明确指出,在全书的600 页中,有480 页是在他离开贝当办公室以后起草的; 其余的120 页,他也作了深刻的修改;此外,他宁可“彻底放弃”贝当所作并留有 痕迹的“修改、批评和建议”——“诚然,这无损于著作”。戴高乐复信的结论, 不仅显示了他同贝当之间现已存在的全部距离,而且显示了他对此后作为作家兼军 官的身份出现的关注。 “此外,”戴高乐写道,“元帅先生——这里且不谈11年前使您停止同我合作 的原因——您肯定不会忘却,就我本人而言,此事的情况在这11年里发生了变化。 当年,我37岁;而今,我48岁。从精神上说,我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受到您的伤 害,元帅先生——失去了幻想,丧失了雄心。从思想观点和风格方面来说,我过去 是无人理睬,现在开始不再这样了。简言之,现在,我既缺少可塑性,也缺少‘隐 姓埋名’,尽管这两样东西对于我把自己在文史方面所能具备的才华记到他人账上 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戴高乐在1938年通过他为“装甲兵团”所作的宣传运动,就已经有名 气了,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知道贝当不支持自己。而今,戴 高乐在谈到自己的怀念、保留意见和距离时,并不克制自己。不管怎样,贝当在复 信中建议在1938年8 月28日星期日约见戴高乐,并要求戴高乐在几天内把《法兰西 和它的军队》一书的清样交给他。此次会见达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戴高乐承 诺在前言中说明,他撰写此书归功于贝当元帅的指示。但他拒绝把清样留给贝当, 因为他感到,这会引起新的不快和发生不适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周后,贝当 把他代拟的一份“题词方案”寄给了戴高乐:“我谨向贝当元帅先生表示我的感激 之情——承蒙他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以其忠告帮助我准备此书的第二章至第五 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和《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戴 高乐修改了这个题词方案,把它改成自己的风格:“致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想要 撰写此书,以其忠告来指导前五章的写作,并且多亏他,最后两章成为我们胜利的 历史。”不过,这种更有文学性和更加奉承的修改,足以挑起贝当——也许他在亲 信的影响下——进行激烈的反驳。贝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他起草的题词,那他就 要去找普隆出版社。戴高乐答复说,贝当的题词只是作为通知寄给他的;他没有想 到自己的题词“会遭到不赞成”;但是,可以在将来的印刷书中用贝当题词来加以 替代。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吵——如果不久后,命运不挑动贝当和戴高乐斗 来斗去的话,那么这次争吵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详细地研究了由戴高乐撰写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这本书的不同版本— —此书是戴高乐当年在贝当办公室里供职时起草的,后来又加上贝当本人或者其主 要助手洛尔上校所加的批注。他们确实查明,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他们甚 至看到,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在思想和观点方面的分岐达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米歇 尔·鲁瓦耶,其次是让·拉库迪尔,致力于这种方法上的比较。⒂人们将注意到, 关于大革命时期将领问题的段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戴高乐写道:“政治上的狂热 把这些将领变成了玩物”,剥夺了他们的“威信”,“经常”剥夺他们的“生命”, “有时”剥夺他们的“荣誉”。贝当想把“生命”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戴高乐摒弃 贝当的建议,指出:“威信、生命、荣誉,这样排列是一种渐进。”他还强调荣誉 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 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对于贝当来说,则是失去生命呢?……不管怎样,《法兰西 和它的军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远甚于从前的《剑刃》和《建立职业军》。戴高 乐象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作者一样,起草了一篇《请予刊登》的文字:“此书是一 部传记。其主题是苦难的、战斗的和胜利的法兰西。但是,因为我们只爱那种使我 们激动人心的东西,所以《法兰西和它的军队》适合于突出那种在一个民族的命运 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民族是同军队一道,经历其盛衰的……必须在人民身上去 寻求其光荣和痛苦的原因,就象必须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其荣誉或眼泪的秘密一样 ……由于在祖国的上空重新出现了重大威胁,但愿此书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 此书出售了第一次印刷的4000册,然后出售了第二次印刷的3700册中的2000册。 总的来说,新闻界是持积极态度的。贝当则没有罢休,他的怨恨还在加剧,竟然对 私立政治科学学校校长、未来的大使罗歇·塞杜此前提出的、邀请戴高乐就国防问 题举行一系列讲座的建议,答复说:“我熟悉戴高乐上校。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缺 乏教养的人。我曾对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予过广泛的指导。但他不同我磋商就撰 写此书,而且只是通过邮购给我寄来一本……后来,是我主持了您考虑举办的、由 我参谋部的军官参加的讲座……但是,我将在暑假后复课一开始,就亲自上讲座开 幕第一课。”事实上,许多人参加了讲座,听贝当讲大战问题——据塞杜所述,贝 当既不提“霞飞的名字”,也不提“福熙的名字”。自然,人们为贝当鼓掌,但是, 讲座的听众没有得到与塞杜同样的印象。大学生塞尔日·马费尔——后来是第四共 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感到,贝当是无限地低于他的名声的, 或者说,他已经完蛋了。1940年,马费尔参加抵抗运动时对贝当的讲座还记忆犹新。 这时,戴高乐已经置身于有关法国军事政策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了。从此,戴 高乐的军人生涯——总之,直到30年代初为止,这种生涯是比较正常的和传统的— —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戴高乐的人生永远打上了创伤很深的印记。人们 看到,戴高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这是一个团结的、 总的来说幸福的家庭。家庭生活遵守传统的规则;不言而喻,言谈举止要讲礼节; 宗教信仰不受怀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戴高乐同妻子伊冯娜的信件更能见证他们彼 此之间的感情了,这些信件后来得到发表,信中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们俩的爱情、 温情和信任。可是,1928年1 月1 日,安娜·戴高乐在特雷夫诞生。在勒维-索拉 尔教授的监护下,安娜的诞生是难产,远甚于老大菲利浦和老二伊丽莎白。不久后, 安娜似乎患有某种生理缺陷,只是几个月后人们才准确地觉察到这种缺陷。戴高乐 夫妇的忧伤心情从伊冯娜1929年1 月6 日的信函中可见一斑:“对我们来说,我们 会放弃一切的雄心、财产等等,假如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 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 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 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 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 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 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 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 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 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 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 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 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 月6 日为止。那天, 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 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 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 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 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 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 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 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 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 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 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 “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 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 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 月7 日的日记中写道, 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这是一 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 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 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 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 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 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 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 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 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 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 证实说,我听得没错。” 不管安娜在戴高乐的人生中起到何种秘密作用,假如没有安娜,没有这种痛苦, 没有这种命运,那么戴高乐就不会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在戴高乐的每一个举动、每 一篇讲话和每一个行动中,在戴高乐纳入20世纪的人生奇遇的每一个阶段中,必须 觉察到这种秘密的动力。戴高乐毕生都隐藏这种动力。毫无疑问,对戴高乐来说, 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