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 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 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 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 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 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 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 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 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 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 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 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 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 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 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 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 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 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 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 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 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 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 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考,就其战争经验问题发表了长长的系列回忆录、 “日记”、报道和论文。因为人们可以吸取不同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经验教训, 而且当时的辩论会获得其全部意义。但不久后就作出了关于将一切由军官撰写的、 关于战争历史或外国军队情况的出版物交国防部长办公室批准的决定,从而下达了 停止辩论的禁令。这样,由于军事纪律的狭隘观念和军队最高层对维护其权威的日 常考虑,导致了批评的局限性。政权本来会理解,最好是容许开始真正的讨论,但 是,由于对军队主要统帅的威信留下深刻印象,它放弃了这种讨论。 可是,在杂志、书本上或者在最高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渐渐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 学派。一派是对技术性的某种崇拜。这种崇拜被工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的根本 意义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火力计划》在堑壕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中获得启示, 所以使那种的以人们看到的可怕的屠杀人类为根据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方法学的、 科学的和几乎行政学的观念名誉扫地,从而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事先不通过大量使 用一种用好的武器来摧毁敌人,那就不再采取任何进攻和占领任何土地。相反地, 另一派想要从1918年的进攻中得到启示——这种进攻例子使许多军官重新产生了希 望,希望恢复一种赋予人的主动行动、部队运动和演习以更加重要地位的战争。正 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进行艰难对抗时,他站到了第 二种学派一边。戴高乐属于下述这些人:在盟国和在德国,他们把阵地战看作是 “对战略的否定”,因为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会导致血腥的猛攻——人们从堑 壕到堑壕,几乎只能向前推进几公里。但是,是不可避免地对武器演变实行惩罚, 最终导致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人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革命,来摆脱这种状态。 1918年使用坦克车,以及坦克车在战争后期参加胜利的攻势,恰好宣告了这种新技 术革命。 在这两种学派中间,是第一种学派在法国最高军事当局中占上风。在最高当局 这一级,堑壕战的经验已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人们已经忘记,马恩河战役首先是进 攻和反攻的连续;如果说德国军队赢得马恩河战役胜利,那么无疑法国军队就无法 在别处恢复“连绵不断的战线”。人们已经忘记,1915年德国在俄国战线上取得的 胜利也是开展大规模进攻的结果;如果德国在1916年重获胜利,那就能导致俄国在 军事上的崩溃。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战争的最后进攻的教益。由于坚持反对那种 在1914年战争之前在高等陆军学院占上风的、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崇拜,人 们已经忘记,即使福熙和朗尔扎克在高等陆军学院鼓吹过进攻策略,他们也不会 “专一地和盲目地”运用这种策略。当时,贝当系统地赋予“火力”在战役中的重 要作用以首要地位,并通过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来证明这种思想,因此,人们 把它当成一种排斥其他任何思想的教条,在20年代用这种教条来启示法国军事学说 的基本文件。作为法国军队的领导人,贝当本人注意到要使这种学说不可触犯,他 相信自己一人胜过大家,通过他从前预言堑壕战和减少士兵鲜血的名声来赢得军队 的崇拜,坚持扎根于这种学说,并使其一成不变。 人们想在这种战争观指导下制定法国的军事政策。①1921年,贝当向政府呈送 一篇关于保护边界的报告,其目的就在于此。贝当建议说,法国绝对不能让敌人入 侵其东北地区这些对其工业、因而对其防务具有根本意义的省份。因此,法国应当 在东北地区构筑一个尽可能靠近边界的防御性战场。霞飞则反对建立一条连绵不断 的防线。也许他关注1918年战争进攻的教益,他认为现在的战线不能再重蹈过去、 直到1917年停滞状态的覆辙。霞飞宁可构筑“设防地区”——该地区有其六分之五 的面积对着比利时,它可以作为法军主力的支点,用于更加可靠地进行演习,或者 更加坚固地组织防御——而不愿意在边界构筑连绵不断的设防战线。但是,贝当反 对霞飞的主张。由纪尧马将军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按贝当的指示办事。马其诺从贝当 的建议得到了启示,便在1930年使议会投票通过了有关法案,提供了为在法国莫泽 尔和瑞士边界之间建立连续的堡垒所必要的拨款。其实,最高统帅部已经从1928年 开始建造马其诺防线,并规定在1934年竣工。在统帅部看来,这个竣工期限很重要, 因为从1935年起,由一战造成的低下的人口出生率会使每年可动员的兵力从24万人 降为17万人。因此,总之是贝当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其学说的启示——占了上 风。相反地,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其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 论文中,提出一种与霞飞捍卫的主张非常相近的观念。由于贝当建议占了上风,建 造“马其诺防线”就成为法国军备努力的基本任务,其余的事就只限于对五个步兵 师实行“摩托化”,即给它们配备运输卡车,给一个骑兵师配备自动机枪,给其他 五个骑兵师所属的三分之一的旅实行“摩托化”。但这个计划只能慢慢地执行,尽 管它是那么有限。 在这一年,戴高乐利用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经验,阐述了其关 于20世纪前期现代国家指挥战争问题的思考意见。1934年1 月1 日,戴高乐在《法 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他指出,防务制度必 须严格地同实行防务制度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戴高乐写道,意大利的事例暗示了极 权主义制度的束缚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语汇表明,作为 一位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的人,他对这种极权主义制度深恶痛绝。相反地,戴高乐用 美国国家领导人同工业负责人紧密合作的事例,来说明美国经济动员制度的特点, 援引了下述实例:除了负责经济动员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由实业界 知名人士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襄助军方领导人工作”。戴高乐通过其 意见的基调暗示,如果美国的模式适应法国的情况,那它就有可能部分地启示法国 制定一部关于战时国家组织的现代大法。 恰好,戴高乐所在的最高国际委员会总秘书处承担了起草这部法律的使命。法 律早在1928年就已制定,但此后在议会两院搁浅。1935年底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 草案。1936年3 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有关报告,而此时希特勒上台已有三年多了。 可是,经过立法选举,新一届众议院在立法方面有了别的考虑。不过,达拉第坚持 要通过这个已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但后来参议院却迟迟不审议的法律草案,以致 必须等到1938年3 月成立第二届勃鲁姆政府,首任国务副秘书的皮埃尔·孟戴斯· 弗朗斯最终使议会两院表决通过了法律草案。在此通过法律之际,戴高乐能够衡量 出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慢条斯理、迟迟不作决定,政府部长无法强制性地推行真正 的优先政策。 人们感到,戴高乐对制定战时国家组织法所作的贡献并非是他在国防委员会总 秘书处的唯一贡献。他在那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起草一份最高国防委员会 定于1933年初通过的文件,文明应当表明制定一项“国防计划”②的必要性。戴高 乐刚刚被安排新职,而且新近晋升为少校军阶,所以自然不能躲避这项任务。但显 而易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防务努力的方向,力量的配置,统帅部的联 系,主要的战略选择——归根结底是指挥战争,凡此种种,显然都取决于突然爆发 战争的时势。换言之,要取决于当时发挥作用的下述因素:要击败的敌人的性质, 一条战线或好几条战线的存在,联盟,最初的力量对比,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潜力 等。对戴高乐来说,在他理所当然地揭露战时的临时安排处于危险的无序状态的同 时,制定国防计划也只是一种强调“指挥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势”的机会, 而其他的军官却在狂热地捍卫所谓“在坚实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观点,以及“尽 管时势,但也坚持这些既有决定”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 院教授们早就进行的争论。争论是通过那些在文章边上加上的批注、杠杠、评语等 方式来重新出现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周围的大部分人对戴高乐一人有着非常 强烈的仇恨,因为他已经公开代表“不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掩饰他对统帅部的保 守主义进行的批评,在强调政权首要地位的同时,毫不拘束地反对军界的一般偏见。 戴高乐知道这部分人的仇恨,也感受到这点,从此,他无疑注意到缓和这种有可能 发生的紧张局面。戴高乐1933年在《蓝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国防政策》的文章, 在耶稣会杂志《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军人职业》的文章,则具有更加传统的基调, 极其明确地歌颂职业军人的德行,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莫兰将军——正如后来人们 看到的那样,莫兰非常敌视戴高乐在两年前阐述的关于建立装甲师的观点——一度 好意安排他到培养未来将军的摇篮——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去举办系列讲座。高 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比诺将军注意到,戴高乐“不在前进,只是勤奋地专心工作”, 似乎想要“自觉地避免标新立异”。 事隔多年来再看,不管这种事情显得多么反常,在1932年——离爆发一场在性 质和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空前无度的战争只有七年——裁军是那些承担外交政策和 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考虑的中心问题。这些考虑来源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因为 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将其兵力限制在10万人,不让德国拥有重炮和坦克、飞机和潜 水艇,并特意规定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裁军应导致后来实行的普遍裁军。美英两国早 已在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30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实现了一种非常 有限的、对部分海军的裁军,但是,即将谈判的赌注问题首先是陆军问题。诚然, 1918年的战争胜利赋予法国军队以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名,但在法国,人们清楚 地知道,虽然重建国家和反通货膨胀斗争使削减军事拨款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削 减却大大危害了法国军队的真实和潜在的实力。尤其是人们看到,同拥有6000多万 人口和更加发达得多的工业的德国相比较,拥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则力量弱小得多, 除非阻止德国重整军备。因此,1924年,在左翼联盟获胜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爱 德华·赫里欧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32年初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两人,建 议签订一份旨在强制性仲裁一切危机的《日内瓦议定书》,如能签订这份议定书, 就能使拒绝议定书构成一种会自动招致军事惩罚的侵略行为。但是,唯独“自动” 实行军事惩罚这一条激起英美两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象苏联一样参与这个反对, 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国际联盟成员。英美苏三国使法国的计划搁了浅。 然而,有理由认为,德国在此时间正在重新武装起来。冯·泽克特将军从1919 年7 月9 日指挥德军以来进行的重整军备,业已取得重大成果。在1929年发表的《 士兵的思想》一书里,泽特克强调了职业军要有学习新技术和设计现代战争新观念 的能力,正如德军是职业军那样。从方法上讲,他研究了那些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 武器的原型,并且能够到外国去试验这些武器。然后,德军的总兵力上升到15万人, 军人的服役期限先后减为6 年和4 年,以致很快重建起一支可供动员和训练有素的 后备军。最后,1932年,德国军事预算增至7888亿马克,而三年前仅为4300亿。在 法国领导人眼里,德国正在跨越一个个如同德文所谓的“德国国防军”的阶段,换 言之,将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德国军队扩大为一支拥有21个师的军队。③在戴高乐进 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 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 单方面的重整军备。④1932年2 月5 日,法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安德烈·塔尔迪 埃提出了一项关于对各国军队实行严格限制、但同时建立一支国际军队的计划。这 支国际军队将会由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签订地区互助协议的国家的部队组成,并且 唯独它可以拥有轰炸机、重炮、坦克和战舰。美英两国再次挫败了法国政府提出的 这项计划。当赫里欧在1932年春天选举之后重返权力时,他也想达成一项关于裁军 问题的总协议。⑤因此,国防部长兼法国驻日内瓦总代表约瑟夫·保罗-蓬古尔奉 命起草一份后来以《建设性计划》⑥著称的新计划。戴高乐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 工作,看到了新计划的起草过程。10月22日,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讨论了 新计划。接着,在10月24日上下午又举行了两次会议。⑦戴高乐在几位代理秘书的 军官之列,列席了所有这些会议。这份《建设性计划》规定,要向任何遭到侵略的 国家几乎自动地提供援助,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计划倾向于把欧洲国家 的陆军归并成“一支短期服役的、人员有限的、不适合于突然进攻的”和没有重武 器的“国家军队”。但是,参加新体制的国家将把那些专门用于联合行动、为此配 备全套现代武器的部队交付国联使用。从各国军队中抽出来的其他一切重武器则贮 放在由国联监督的地方,只是用于被国联所要求的“联合行动”或者用于“正当防 卫”。此外,武器制造以后会“受到国际一级的监督和组织”,由国联检查每年实 行一次特殊监督,检查各国是否执行计划中规定的义务。 贝当和魏刚认为,对法国来说,唯一的安全仍然是法国军队保持其对德军的优 势地位。⑧可是,赫里欧和保罗-蓬古尔认为,他们制定的《建设性计划》会确保 法国获得美英两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从和平时代起,最终建立起一支强 大的国际军队,唯独它拥有现代武器,立即用于抗击侵略者,侵略者拥有决定性优 势。10月28日,在阿尔贝·勒布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 了这建设性计划。 11月14日公布了《建议性计划》。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计划于12月10日, 达到了与制定者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⑨英国首先谋求让德国重返裁军会议。为 了裁军,英国要求宣布这种迄今被法国加以拒绝的“权利平等”。因此,英国竭力 要将德国的权利要求同《建设性计划》挂钩。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前后持续了12 月的第一周。赫里欧最终是这样确定其立场的:“法国承认,会议的目的是要赋予 德国和其他被凡尔赛条约解除武装的强国以权力平等——这是在一种包括对各国安 全和对法国本国安全在内的制度下享有的权利平等。”⑩当时由冯·巴本总理领导 的德国政府赞同这一立场,并利用其返回裁军会议和参加未来的“安全”制度,通 过12月10日下午2 时30分签署的协议,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权利平等”。从《建设 性计划》那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而且50天后,希特勒就上了台。 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证人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这 些事件的见证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想从此次经验中汲取全部结论。其中最重要的 结论无可争辩地是,德国刚刚取得了重大成功。人们业已知道,德国或多或少地是 在悄悄地重新武装起来。现在人们可以肯定,德国以“权利平等”的名义继续和加 速其重整军备,援引法国军队仍然处于对德国的优势,来证明其重整军备的正确性。 诚然,严格地说,凡尔赛条约并未被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说,法国可以根据其第249 条,对任何现行的和无可争辩地违反军事条款的行为展开军事反击。但是,人们刚 刚承认德国的“权利平等”,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向德国提供了强大的根据,支 持其重整军备。再说,人们证实,在这种涉及到欧洲大陆平衡的事件里,英国在美 国的支持下,毋言争辩地支持德国的立场,事先同意德国拥有一支至少与法国相同 的军事力量。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在没有获得由《建设性计划》确定的任何 保证、甚至让法国计划永远消亡的情况下同意德国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 结论:经过或多或少的短时间,德国的军事力量将会赶上法国的军事力量,届时, 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潜力比法国大得多,因而使德国获得优势。此后法国面临着 双重前景:法国有可能被强大的德国远远地超过,尽管德国从1918年以来远远地低 于法国;但与此同时,在突然爆发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时,法国有可能面对德国,处 于孤立状态,就象人们刚刚看到的英国支持德国的举措所暗示的那样。 1933年,戴高乐整年都在制定和形成其关于反击的思想,他认为,而今,法国 面前临着可怕的挑战,应当对此进行反击。其成果是,戴高乐在1934年5 月5 日发 表了1940年之前的最重要的著作《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 著作之一。通过从《建设性计划》被埋葬以来的18个月里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 还加强了下述决心和信念:必须完全重建法国的防御体系,但时间却很紧迫。戴高 乐首先看到,法国军事机器遭到了逐步的、但显然是不可阻挡的毁坏。1932年6 月, 国防部预算削减了3 亿法郎,同年10月,武器拨款削减了1 亿2 千万法郎。1933年 1 月,人们规定削减国家支出40亿法郎,其中削减军事支出20多亿,削减陆军预算 一半。由此看来,必须减少20个至14个现役师。然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 还要制定一个新法,但不能肯定新法在议会两院投票中通过。后来,人们计划在3 万名军官的总数中裁减5 千名,何况在翌年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业已取消了1800名 军官的就业机会。1933年底,必须重新考虑削减军事拨款,原定的1934年度预算只 能征召不到20万人的兵力。换言之,有20个师里的5 个师,即和平时期的四分之一 军队,不再被视为现役师,要由一支比例太大的后备军来补充。 1934年是法国军队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的一年。在2 月6 日发生骚乱,导致达拉 第政府辞职和杜梅戈内阁这个包括从右翼到激进社会党人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贝 当在同年担任国防部长。这时,贝当从魏刚那里收到了一个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 证实了法国统帅部对德国重整军备、对法军力量的削弱、甚至对人们开始在法兰西 帝国中觉察的混乱及其对殖民军队的影响表示忧虑。“近年来,人们看到,”魏刚 指出,“北非部队的思想状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演变。这种演变同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演变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果,其严重性谁都不应该视而不见。 因此,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看到,新兵入伍的人数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与1932 年相比,1933年减了5000个入伍合同),重新入伍的人数也有下降。士兵更加不满, 不大忠于自己的上司。他们更加关注外界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平民来往,这是过去 从未见过的现象。在军纪的表面现象后面,可以看出,士兵的精神倾向于脱离我们。 去年,在驻扎法国的部队里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名法国军官被一名土著军官杀 害,士兵开小差,军人参加土著革命者大会。”⑾魏刚感到惊慌,从中发现了一种 反殖民秩序暴动的预兆。显然魏刚分不清这种预兆的原因、基础、届时的不可避免 的特点,但他却看到了严重后果…… 事件爆发的日子在临近,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人们可以认为, 到翌年1935年,萨尔地区将要通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法国战时诞生的“一代出生 率很低”导致减少每年可动员的兵力。因此,人们决定将服兵役的期限增至两年。 但没有任何迹象——绝对如此——表明,法国统帅部在考虑改变其学说和战略。相 反地,1931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魏刚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继续就一 份由其前任贝当主持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基本文件进行工作。这份基本文件就是《关 于大部队战术问题的临时指示》。文件确认连绵不断的战线是攻不破的。文件规定, “进攻只能在集结强大的物质条件、炮兵、坦克、弹药等之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进 行。在发动进攻之前,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旨在集结军队和使用军用物资的准备 阶段”。由此而来的是一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观念:“坦克打破敌人的消极障碍和积 极抵制,便于步兵的推进……其目的旨在便利步兵在战斗中推进,增加步兵的进攻 能力”,而不管这些坦克是轻坦克还是重坦克,前者的“作用是陪同步兵和与步兵 一道密切联络,共同作战”,后者的目的“旨在为步兵和轻坦克开辟道路,以其数 量和火力粉碎那些支点的顽强抵抗”。这样设想的观念,也排除了任何飞机参加地 面战役的可能性,而飞机参加地面战役就象德军将在1940年实现的那样:“白天, 飞机迫使(对方)部队——无论是前进的,还是战斗的部队——处于驻守状态,处 于一种将其交给一切射程的炮兵打击的围困状态;晚上,飞机用其火力将这些部队 消灭。”因此,就不能认为,法国统帅部内部会发生重大的演变。 然而,当法国军事力量在1934年达到其最低点时,希特勒已经在1933年1 月30 日夺取了权力。这对下述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意外:他们对德国国社党在1932年11月 6 日选举中出现的退步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社党人只获33.1%的选票,而不是 在7 月获得37.3%的选票;他们象勃鲁姆那样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现已被 排挤出政权,甚至(……)被掌权的希望所排斥”。这种预断也是整个西方新闻界 的、包括从左翼到极右翼的政党、几乎整个欧洲外交界人士的共同看法,至少在1933 年1 月15日,希特勒运动在德国利普州的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功之前是如此。弗朗索 瓦·蓬塞将希特勒的这个突然转变记录在案,认为希特勒有可能重新上台。⑿此后, 大多数评论对这位德国新总理的成功运气深表怀疑。新闻界的基调通常是对这个 “蛊惑人心者”、“油漆工”,对“人们赋予他的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表示蔑视。 不管怎样,在裁军问题上,巴黎并未作出必须放弃同德国一切谈判的结论。人 们开辟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道路,因为1933年3 月7 日,日内瓦会议——会议的 使命恰恰是寻求这一裁军协议——最终埋葬了法国著名的《建设性计划》。⒀因此, 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规定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总兵力都减至20万人 的同一水平的新计划。这就要求法国减少其总兵力,增加德国军队的兵力,即在其 被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数量上增加一倍。业已晋升总理的达拉第和外交部长保罗·蓬 古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在为期4 年的过渡阶段里实行监督,如果做到这点,那 法国就表示同意。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则要求法国开始裁军,然后再实行其 要求的监督。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其对法国的要求,以 便法国首先作出单方面裁军的姿态,好让他们也赞同一个“试行阶段”的观念。然 后,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德国脱离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据希特勒所说, 人们向他否定了1932年12月以来承认德国享有的“权力平等”。与此同时,他宣布 德国脱离国际联盟。⒂ 希特勒的面纱被揭开了。而今,人们知道,他将要开始执行一项大量重整军备 的政策。但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一切结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最明智的人往往是 感到最失望的人,换言之,是那些对法国人和德国人实现真正和解寄予厚望的人, 特别是那些以处于最“左翼”、最反对法国右翼的一贯的反德民族主义著称的天主 教界人士。如他们中间,有《震旦报》社长弗朗西斯克·盖、总编辑路易·泰尔诺 瓦尔和社论撰写人乔治·比多,历史学家莫里斯·波萨尔,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罗贝 尔·达古尔,天主教工会领导干部加斯东·泰斯埃,《精神》杂志创始人埃马纽埃 尔·穆尼埃,以及几位属于同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知名人士,如弗朗索瓦·莫里亚 克,弗拉迪米尔·多尔梅松和庞热伯爵等。但其他人不愿意放弃深化与德国的和谈, 拒不改变近年来法国政治的方针。这样,达拉第和保罗-蓬古尔,最终赞同一项包 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四国公约》,其目的主要是要试图利用墨索 里尼的、对于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真实企图存有的深刻疑虑,同时不赋予该公约以任 何实际的基本内容,以便照顾法国的东欧传统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 拉夫和罗马尼亚,因为它们害怕有人利用该公约来修改那些从1919年条约继承下来 的边界。⒃实际上,在法国领导人中间,还很少有人去估计希特勒上台的影响,对 希特勒所写的、那本披露其企图的书《我的奋斗》知之甚少。 戴高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而这种思考即将导致他发表《建立职 业军》。戴高乐在工作岗位上,见证了关于裁军谈判和监督裁军的各种尝试的失败。 他知道人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或多或少机密的重整军备的情况。他看到法 国军事力量的削弱,并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至少目前法国还不能依靠英国的支 持,即使在那些看来涉及到欧洲安全的领域里是这样。因此,戴高乐得出结论说, 法国必须亲自拥有反击德国行动的手段,否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德国行动。 恰好,希特勒提前暴露了其行动。他的前任在领导魏玛共和国时拒绝就其东部边界 作出保证,几乎不掩盖他们打算修改其东部边界,至少在格但斯克和“走廊”问题 上是这样。希特勒则宣布,德国的前途在于它向东欧进行无限的膨胀。所以,人们 不能怀疑,希特勒首先试图修改中东欧地图。因此,现在法国应当注意到捍卫其受 到德国新政府威胁的东欧盟国和友邦。而德国新政府完全停止一切裁军谈判,认为 凡尔赛条约有关限制德国军队的规定无效,明确宣布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开始了。 对戴高乐来说,就象他已经多次口头和书面表示的那样,应当根据国家的总政 策,合乎逻辑地制定军事政策。如果法国认为,捍卫欧洲均势和为此捍卫那些位于 德国东部的国家是其最高利益,那就必须使法国军队拥有这种捍卫的能力。因此, 必须有一种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军事工具。但现有的制度作为2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 政策的产物,能满足上述要求吗?完全不能。法国在一种防御体系——不管它如何 强大——的庇护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行动面前屈服。因为对 于这些东欧国家的抵抗能力,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除了某些矿藏以外,罗马尼 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波兰的工业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势力的有限公司罢了。 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德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时,它却 只有1600万人口,何况它的人口中包括在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特别 是将近350 万的“苏台德区德国人”,他们恰恰居住在那些捷克斯洛伐克防线经过 的地区。假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建立联盟,那就会组成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 的、重要的和比较强大的集团,但由于两国在泰森地区发生领土冲突,这种联盟就 变成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了人们所谓的“小协约国”, 但这绝不是一个紧密的战略整体。总之,这种来自东欧国家军事和政治地图的判断 是无情的。人们不能期望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和共同的抵抗。为了使那些受到德国 最大威胁的国家处于自卫的状态,法国在德国入侵东欧的情况下,必须在莱茵河畔 采取迅速和强大的攻势,来进行反击。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戴高乐现在考虑的首要情况,事实上,一切都应取决于此。此外,在戴 高乐的思考中,还要加上到他对法国公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的感受。事实是,自 从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战争大屠杀以来,自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 国只有一个忧虑,这就是国家安全。法国人口的严重下降,工业生产——为那些遭 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所必要的重建,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的劣势,货币的脆弱, 凡此种种都使法国社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和脆弱的感觉,以致看来没有任何东西会 比新动乱的恶梦更使它惧怕。因此,戴高乐进行的思考也来源于上述这种对法国安 全的考虑,这种法国的弱点,这种预防未来灾难的热切愿望。 此外,还要加上法国人对服兵役期延长——或多或少的兵役——明显地感到厌 倦。现代工业已经普及了有关效率、有效性、速度、机械力量的概念。在这方面, 军队似乎令人绝望地被排挤在总演变之外。由此而来的是一种由怨恨和蔑视交织而 成的情绪;由于一些大都被证明为正确的原因,往往是一部分公共舆论使军队处在 这种混杂的情绪之中。最后,戴高乐看到,面对德国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重新武装, 他周围滋长着惶惑不安的情绪。法国参谋部自以为知道,与德军相比较,法军的兵 力不再占明显优势,它不再完全确信,1919年以来组建的、人数远比德国多的法国 后备军也是良好的军队。 1934年5 月5 日,戴高乐发表了《建立职业军》。他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 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这个观点本身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 由此而来的思潮。⒄在1915年,一种根据牵引车模式制成的战车用于阿尔托瓦前线, 旨在压垮铁丝网和跨越堑壕。这种器械显得不大有效,但它已经具有战车的主要性 能:它配备的不是车轮,而是履带。于是对战车进行重新设计,使它装有一个炮塔、 一门炮、一种保护战斗人员的铁甲,自然还装有履带。这是第一辆重达七吨、时速 为十五公里的坦克,雷诺公司从1916年起就开始成批量地制造。是年初,英国军队 创建了“皇家坦克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的战车取名为坦克。皇家 坦克团投入了索姆河战役,然后于1917年3 月,在冈布雷战区参加战斗,第一次获 得某种成功。这足于使象富勒上校和利德尔·哈特上尉那样的英国军官得到启示, 写出关于使用坦克理论的初稿。在法国军队,埃斯迪埃纳上校则想要把坦克变成 “猛攻的炮兵”,并先后于1917年4 月16日在科尔贝尼、1918年7 月18日在维耶- 科特雷,指挥了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首批进攻。在科尔贝尼的取得成功并不显著, 但在维耶-科特雷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次就动用了300 辆雷诺工厂造的坦克。 这两次攻势在战线上取得那样深的突破,以致鲁登多夫把7 月18日这天称为“德军 的治丧日”。这个事件是那样说明问题,以致他本人在同年10月8 日承认,法军 “大量使用坦克,这是我们最可畏的敌人”;法军则开始制造旨在跨越法国北方运 河的60吨重的坦克,等到一战结束时,它已拥有3120辆坦克。 埃斯迪埃纳当上将军后,就想从其作为主要启示者的经验中得出一切结论。为 此,他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宣传运动。1920年2 月12日,埃斯迪埃纳是这样对法国 高等公益学院的学生概述其主题的:“先生们,请你们要思考一下,10万大军携带 着武器和行李,朝任何方向和在任何时候,一夜间都能前进80公里,对最新的重武 器部队拥有战略战术优势……敌人受到坦克追击,不能恢复元气;就象在戛纳或伊 埃纳之夜一样,被永远打败了。”埃斯迪埃纳的话远未说完,就遭到了排挤。骑兵 司令弗拉维涅将军也曾设想,坦克会赋予骑兵一种它过去在战争中未能发挥过的有 效性和机动性。因此,他建议用坦克取代军马。但弗拉维涅的话也没有人多听,即 使象魏刚那样一时关注坦克特殊效力的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是固执己见,三是把坦 克当作一种襄助和陪同步兵和炮兵的工具。让·拉古迪尔在1922年3 月众议院会议 的报告中,找到了一篇支持革命性地使用坦克的雄辩的辩护词,这是默默无闻的、 上萨乌瓦省的众议员雅克·迪福安所作的一篇辩护词,但也是一篇唱独角戏的辩护 词。 四年后,后来在1940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迪芒将军,将一份现代装甲师计划 交参谋部审议。在此后的岁月里,埃林将军、巴拉迪埃将军和诺莱将军曾试图重新 考虑这个计划,但这种考虑并未被欣然接受。在英国,富勒在担任旅长后,提出了 一种完全建立在为了冲破战线和利用“突破”口而使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在 德国,尽管战时缺少机会来预感和进行关于坦克战斗力的试验,但人们走得最远。 1933年,《军事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坦克大部队实行的战术问题的文章。这是引 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这年德国尚未有制造坦克的权利。后来,法军总参谋部发表 了一篇长达19页的、题为《德军的总策略》,分析文章。文章主张,要在独立自主 的装甲部队能够不受步兵的束缚,控制其速度的范畴里来使用坦克。据《军事周刊 》编者的看法,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现代装甲部队的特点。应当为大量使用机动手 段而牺牲一切,而只有这种机动手段,才能使军队运动获得它在1918年以前不能达 到的速度和规模。装甲部队应用于突破战线,包抄敌人两侧和围困敌人。相反地, 装甲部队不能占领阵地,因此必须用组建摩托化步兵和自动牵引炮兵来加以补充。 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策略问题的结论,从1933年和1934年期间制定的、1936年发 表的《关于部队指挥的条例》里可以找得到这些结论。 后来,德军的学说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1935年,时为奥地利籍的冯·艾曼斯 贝格尔将军发表了《论坦克战争》一文,此后还就同样题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 在文章中谴责任何只建立在步兵与炮兵同时运动基础上的观点,声称在汽车时代是 不可能坚持步兵的运动速度的。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都启示了海因茨·古德里 安将军,他在德国首先提出了一项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学说。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学 说先是在《要尊重坦克》一书,然后于1937年,在一本篇幅短小的技术著作《与其 他兵种相连的装甲部队》里提出来的。人们有时思忖,古德里安是否受到戴高乐在 1934年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启示,是否关注过戴高乐的论据,甚至是否认 识戴高乐本人。时至今日,人们才知道问题的答案。戴高乐的、未来的女婿阿兰· 德布瓦西厄少校,在二战的最后岁月里打到了贝什太卡登,在希特勒经常居住的巢 穴里,发现了一本《建立职业军》,书上有古德里安的亲笔批注,但德布瓦西厄无 法阻止这本《建立职业军》同其他书一道被付诸一炬。 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 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之前,戴高乐在 摩托化部队里上过一次学习班。1925年,他到勒杜瓦伊安饭店去参加一次前坦克部 队军官的晚餐,并同时任前坦克部队军官协会会长的埃斯迪埃纳将军进行了一次长 谈,以致那些已对这位步兵军官前来参加晚餐大吃一惊的来宾感到,他想要“缠住 埃斯迪埃纳将军”……当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时,显然,这只 是沿着一条变得更加易见的道路所留下的、悄悄的足迹而已。人们记忆犹新,戴高 乐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证。他见证了塔尔迪厄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 计划的观念,然后见证了裁军计划的迅速失败。而裁军计划规定,最现代的武器, 首先是坦克和飞机,都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出来,集中到一支供国际联盟掌握、能 够用闪电战来反击一切被国际组织谴责的侵略的共同力量里去。此后,戴高乐参加 了起草《建设性计划》——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提及此事——该计划重申了关于 建立一支主要由坦克组成、拥有很大机动性的共同力量的思想。建设性计划在日内 瓦会议上遭到的失败,恰如前一项计划遭到失败那样证明,大多数欧洲国家想要维 护其自身的军事行动手段,而不是事先承诺服从国联的判决。而今,对戴高乐来说, 无论如何,一支基本上由坦克组成的部队的机动性和强大力量,已为大规模进攻开 辟了道路,最终使得人们走出法国战线的堑壕战这个“战略死胡同”。 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1月,友人吕西安·纳辛在《前军人 子弟报》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戴高乐所著的《剑刃》的书评文章,并在同一期上发表 了一篇非常谦虚地签上其大名的、题为《一名业余研究者的思考》的文章,探讨了 关于“军车的摩托化和装甲化”将给法军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在纳辛看来,由于 世界大战的屠杀,将来有必要恢复战斗员的保护,正如从前用盔甲保护战斗员一样。 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通过战车的装甲——它与发动机提供的机动性相结合——来确 保这种保护。为了使用这些战争工具,就必须具有一种唯独专业人员才具有的能力, 以致新的战争多一些专业大部队的对抗,少一些注定要遭受到大屠杀的、步兵的对 抗。 理所当然,戴高乐不仅读过关于《剑刃》的可爱的报道,而且读过这篇业余研 究者写的文章,不过他起先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吕西安·纳辛本人。戴高乐给纳 辛写信,把他获得的兴趣告诉纳辛。他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那些他所谓的“现在 变成我的观念”的观念的轮廓,尽管这些观念是纳辛“间接”地——即以保护战斗 员为出发点——来提出的。戴高乐宣布,他将在未来的著作中谈论坦克问题。在此 期间,戴高乐就此主题——在他看来,这是首要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3 年5 月的《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这还只是一篇主张对法国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 辩护词,但如他所写,“掩护的必要性、战争技术的要求和世界的演变”都强迫人 们实行这种改革。人们至少看到戴高乐在其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其起点是关于使 用坦克的新学说和用专业人员来组建未来的军队。文章发表后只在一部分军界中获 得有限的反响,但这足于使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同年10月安排戴高乐同《震旦报》社 领导进行接触。《震旦报》是一份具有天主教民主倾向的日报,它决定发起一次调 查,提出了“是武装的民族,还是职业军队?”的问题。关于调查报告的结论,人 们根据其风格肯定它出自戴高乐的手笔。 “因为我们的边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邻国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 们的‘法兰西帝国’是众所周知的样子,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与同 样坚决的别国人民相连,所以我认为,目前,关于武装民族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但对我们来说也还不够。” 不久后,戴高乐就准备好他新著的手稿。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或者更好地 宣传新书的观点,戴高乐将书中的某些章节交《生者杂志》发刊号发表——好几位 著名作家都向这期发刊号提供了论文。于是,1934年5 月5 日出版了《建立职业军 》。书上署着夏尔·戴高乐的大名,但没有提及其军阶和职务。戴高乐事先没有向 军事当局提出任何准许发表的请求,没有提及要求任何赞助——因为升任国防部长 的贝当已经主动地、或者根据其办公室主任洛尔将军的请求,排除了戴高乐为了回 到贝当身边而进行的、或者让别人进行的暗中活动。因此,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 军》一书,是特意向公共舆论发出呼吁,实际上,这份呼吁首先是向军队舆论和政 治舆论发出的。 戴高乐特地用描述“祖国的百年衰弱”,来开始写其《建立职业军》的。他在 这里表达了个人对历史概况的观点,但也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因为祖国的土地以其 芬芳,为民族永恒的思想增添光彩。正如诗人阿尔贝·萨曼所吟唱的那样,“古老 的泥土同痛苦在一起”。戴高乐用这句诗,作为其第一章的名字。他想要让祖国的 形象一上来就暗示问题的本质。 “就象一张肖像向观察家暗示一种命运的印象那样,法兰西地图显示了我们的 财富。在祖国躯干的中部,呈现出一座强大的城堡,那是朗格多克、利穆赞、勃艮 第的、古老高山的、崎岖不平的高地,高地两边则是高原;在法国中部周围是广阔 的平地,大都是外来的威胁难于达到的地方……但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可怕的缺 口,它将塞纳河和卢亚尔河的基本流域同日尔曼土地连接起来。莱茵河(……)刚 刚与法兰西接触,就遥望着法兰西,向远方流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低洼平原, 没有城墙和战壕来坚持抵抗斗争……法国东北部的边界,不仅在地形上是令人恼火 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 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 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 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 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 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 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 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 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 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 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 《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 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 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 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 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 道:“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 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 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 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 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 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 ’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 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 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 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 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 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 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 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 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 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 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 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 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 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 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 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 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 “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 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 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 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 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 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 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 —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 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 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 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 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 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 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 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 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 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 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 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 “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 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 优势。” 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 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 步失去其相对优势。” 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 “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 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 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 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 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 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 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 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 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 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 “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 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 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 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 “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 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 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 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 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 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 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 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 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 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 的国家。 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 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 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 个装甲旅。他计 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 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 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 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 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 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 这就是戴高乐现在提议建立的“职业军”。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觉得, 装甲部队——或者借用后来被强制使用的词汇,装甲力量——要由一些服役不到一 年的新兵来服役,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新武器的技术性和使用的特殊性已经说 服了戴高乐。当时,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科 学、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战时是“特招”进工厂的。因此, 戴高乐可以认为,每年动员新兵都找不到那些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组建这种装甲部队 所需要的人才。从1935年起将兵役期延长至两年,也许这样做会使人们考虑别的解 决办法。然而,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装甲力量——作为行动工具或快速反应工具, 在任何假设中都要求达到很高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要做到绝对的和长期的准 备。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并没有暗示,明天的法国军队应当简化为这支 唯一的装甲力量。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议要分散使用或取消其余的军事力量。有 时不准确的解读使得象勃鲁姆那样的人相信,戴高乐主张用一支他所描绘的职业军, 来取代业已存在的国民军。毫无疑问,这种误会来自书名。但《建立职业军》一书 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 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 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 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 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 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 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 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 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 “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 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 挥关键作用。” 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 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 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 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 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 “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 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 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 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 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 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 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 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 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 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 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 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 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 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 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