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建立职业军》一发表,戴高乐就马上为他当时所谓的“装甲部队”和他申明 的彻底改变战略开展了宣传运动,而这场运动是从巴黎波塞儒大街的一个座寓所的 椭圆形客厅里开始的。事实上,每个星期日上午,一群朋友围绕着埃米尔·梅耶中 校,在这个客厅里聚会,在戴高乐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动力作用。自从挚友吕 西安·纳辛把戴高乐引进这群朋友中间,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1908年,纳辛在《 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读过一篇题为《军队的行政管理》的文章,想要同文章的作者 接触。这位作者就是埃米尔·梅耶。虽然梅耶生于1851年,纳辛生于1888年,但两 人的友谊却不断发展。梅耶和纳辛在军队里都没有光辉的军人生涯,但他们彼此都 表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特性。纳辛是一位“军人子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圣梅克桑士官生学校,23岁那年成为少尉,受到部队嘉奖, 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就负了伤,28岁那年被任命上尉,但在1915年9 月当了战俘。战 后,纳辛被分配在步兵指挥部工作,戴高乐无疑是在那里同纳辛相识的。无论如何, 戴高乐也是在纳辛复员,到巴黎公共交通部门担任人事处经理之前,同纳辛相识的。 ⑴然而,纳辛交友目的是为了不久后恢复他对军事问题的爱好——永远不是为了重 穿军服——。纳辛具名或不具名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特别是他应出版 商贝尔热-勒弗罗——戴高乐在当战俘期间认识勒弗罗——的要求,主编了一套关 于军事艺术的传统文章的丛书,并为这篇丛书写了序言。 这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艾蒂安。雷贝塞是在阿腊斯第33步兵团认识戴高乐的。 虽然雷贝塞军阶较低,但他早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就成了戴高乐的朋友。不过,据说, 戴高乐是同纳辛结成第一次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的。除了雷贝塞之外,戴高乐似乎只 同被俘中的布里亚-萨瓦兰上尉有过真正友好的关系,但布里亚-萨瓦兰已在一战 结束后不久去世。戴高乐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同届校友的关系是一种同学 关系,例如与卢斯托诺-拉戈和乔治·皮科的关系就是这样,而与未来的将军迪特 和雅克·德西耶斯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个人关系。戴高乐与纳辛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 纳辛同戴高乐相互通信,直到1952年去世时为止。根据现在剩余的信件,信中表现 了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和一种出色的写作平等。不管怎样,这种将戴高乐同纳辛这 位完全自学成才的前“军人子弟”连接在一起、坚持到底的友谊,对戴高乐来说是 很有意义的。这种友谊毫无平庸的东西,毫无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毫无那种从家庭 或社会环境中继承过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朋友——戴高乐只是因其人品、独特性、 性格而受到纳辛这位朋友的赞赏——的坚决选择。 因此,纳辛就带着戴高乐去拜访梅耶。戴高乐在1932年从贝鲁特返回法国,此 后他经常同梅耶的“圈子”走动。这是一个“奇怪的圈子”:人们在这里不仅遇到 了象让·奥比尔坦那样的律师,象艾蒂安·雷贝塞那样的出版商,女作家德尼斯· 冯·莫贝斯,一些高官、医生、象教会历史学家那样的天主教徒,而且遇到了小说 家达尼埃尔-罗普,以及象约瑟夫·蒙泰雷那样的神情严峻的和平主义者。但是, 人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提及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有反动思想的 人了。每逢星期日上午,他们整整一上午都沉浸在讨论之中,要么以集体的方式, 要么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有些人在星期一按时到迪梅斯尼尔啤酒店见面 ——这家啤酒店位于当年那个面对蒙帕尔纳斯老车站的广场。但那里只聚集对军事 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这个小组里总有梅耶、纳辛和戴高乐等人。 首批戴高乐传记指出,这个围绕在梅耶周围的朋友圈子对于戴高乐的这个人生 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人们也许夸张过或者略微歪曲过梅耶对戴高乐的影响。 首先,梅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自然生涯非凡。⑵梅耶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大学, 他父亲是个矿山工程师,在昂古莱姆当过火药厂厂长,也出生于一个积极修行的以 色列人家庭。所以,梅耶选择投笔从戎时,也许是没有真正激情的。于是,光荣的 时刻和被摒弃的阶段,出名和屈辱,进入最高统帅部和不能定期晋升,凡此种种都 是交替出现的。首先,梅耶接受过重要教育,28岁时晋升为上尉。然后,梅耶写过 许多文章,它们一般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文章预见了法国军队攻势 的失败,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不考虑现代炮兵和大量使用自动武器所具有的、卓有 成效的毁灭性,这样讲固然迎合了贝当的未来的教益,但早已冒犯了法军参谋部普 遍鼓吹的论点。这就足于使梅耶过了17年后才晋升为少校。可是,梅耶写过一篇文 章,它比其他文章更应被人记住。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见了将来会爆发一场战线固定 不变、堑壕连绵不断的战争,但在这种战争中是长期不能实现任何突破的…… 然而,是另一篇文章使梅耶遭到了最初的严重麻烦。他在《瑞士军事杂志》上 引证了一篇发行量只是有限的、关于使用炮弹的文章,追述了使用75毫米口径大炮 的效力。梅耶毫不费力地证明,这是一些已被人们了解和宣传的材料,其中有一部 分是从服兵役的宣传材料中抽出来的。但是,在关于德雷福斯案件——此案正在得 到纠正——的毒化气氛里,政治和军事当局想要避免发生另一个“案件”,因为已 经有一名右翼议员质询了政府。1899年5 月5 日,虽然梅耶少校受到的唯一指责是 在未得到准许的情况下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文章,但他却被停职停工——然后处分 升级,遭到了“撤职”。这种处分是那样过分,以致在反德雷福斯派最终遭到失败 后,比卡尔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后便将梅耶重新安排在后备军,任命他为中校。梅耶 远未失去他在军队中获得的全部同情。相反地,不仅是梅耶在查理曼大帝中学里认 识的校友霞飞,而且加利尼和撒拉耶,特别是梅耶在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同届校友 福熙,都继续公开与他做朋友。福熙——由于梅耶的帮助,福熙才在巴黎综合工艺 大学中避免了年青天主教徒校友当时要遭到的刁难——甚至敢于建议梅耶出任他刚 刚建立的、旨在将那些上校培养成未来将军的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这对几 年前普遍赞成公布处分梅耶的军界来说,未免太过分了。因此,梅耶在法国宣战时 重新参加服役。当《时代报》这份以办报“严肃”和半官方立场著称的、著名的共 和派日报转载了梅耶1902年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他经历了光荣的 时刻。当时,这篇文章显得那样具有先见之明,以致人们到处赞不绝口,甚至还出 了“单行本”。 梅耶马上又重蹈覆辙了。当梅耶抱着一种多半是非常幼稚的希望——争取减轻 他的朋友、前战俘吕希安·纳辛的厄运时,他给纳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德国士 兵的品格表示致敬……法国的书信检查机构获得此信,裁决这种言行即使不是丑闻, 也不合时宜。于是,梅耶又恢复了平民生活。可是,1918年12月,梅耶获得了最后 一次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作为新国际联盟的热情支持派,前总理勒翁·布尔儒瓦 想要找人研究那些为了使新国联行之有效而必须赋予它的手段。于是,法国政府指 定梅耶——多半是根据福熙的建议——出任一个旨在考虑组建一支监督执行新国联 决定的国际力量的委员会的技术顾问。该委员会由未来的共和国总统保尔·杜美担 任主席——过去的总理班勒维和不久后担任总理、后来担任总统的米勒朗襄助杜美 工作——以及许多将领组成。但梅耶却建议马泰尔将军——马泰尔给了梅耶共同思 考革新思想的机会——无条件地遣散法国军队,亲手浪费了出任技术顾问这个机遇 ……再说,梅耶的建议是一个挑衅的建议,甚至那些最不讲循规蹈矩的领导人也很 难接受。当时,即使法国军队要裁减人数,但在欧洲——哪怕只是在莱茵河畔也罢 ——还要完成重要的任务,理所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考虑解散本国的军队… … 于是,开始了梅耶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阶段。他发表了无数的文章,一本题为 《不再要军队,不再要战争!》、具有很强论战性的小册子,一本题为《我们的元 帅》、对一战中指挥战争行动进行抨击的书,甚至一些象《费迪茨政府和西方帝国 的恢复》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有这些文章和著作首先表现了一种新的战略思想。 在梅耶看来,应当立即迫使法国领导人接受这种新战略。他称之为“大气-化学战 争”战略。在这场战争中,一切都归结于飞机的大量行动,由飞机负责向大的生产 中心和居住中心散布窒息毒气,也许唯有这种威胁足于劝阻任何军队投入新的战争 …… 无疑,戴高乐是赞同梅耶中校的某些观点的。他们俩都反对任何“先验学说”, 都被迫批评法军参谋部的因循守旧。但他们不会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从戴高乐对 霞飞和福熙所持的判断中,人们看清了他不能赞同梅耶对霞飞的判断——梅耶主要 是指责这位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不在比利时率领部队,迎战在兵力和弹药上胜过自 己的德军;相反地,当时通过撤退、演习和反攻是可以战胜德军的。戴高乐同样不 会认为,在1918年后要解散整个法国军队。但他也不赞同梅耶提出的“大气-化学 战争”的观点。无疑,人们可以把戴高乐的这种思想看作是他的核威慑学说的前奏。 当戴高乐后来担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时,他恰恰选择和通过了这种核威慑学说。然而, 20年代的飞机同后来的洲际间导弹、发射导弹的潜水艇毫无关系,甚至同60年代、 70年代或80年代的战略轰炸机毫无关系;而那些窒息性毒气并不是原子弹。简言之, 就核时代的威慑的定义本身——让“敌人不能接受的摧毁威胁”来制止任何侵略而 言,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远未如此。事实上,戴高乐不赞同梅耶的大胆观念,也 许是这种观念的极端之处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没有更多地重视使用空军。 然而,梅耶是一位朋友。在戴高乐寄给梅耶的那些书的题词中,他自称是梅耶 的“弟子”和“学生”。这种题词,只是表明戴高乐对一位比自己大了将近40岁的 长辈的尊重和爱戴。那些认识梅耶的人证实了这点:梅耶身上的特点就是他的善意、 彬彬有礼和柔情,同时是他的精神自由、智力勇气。当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出 版时,梅耶再一次表明了朋友的忠诚。戴高乐对此深受感动,以致他总是谈论梅耶, 甚至在梅耶1938年去世后很久,他还特别深情地谈论梅耶。无论如何,对于理解戴 高乐来说,这种友谊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对戴高乐——此人绝不提他的社会根 源和家庭环境,甚至不提人们经常归功于他的那些智力“影响”(也许除了柏格森 的影响之外),而且这种做法远远超过纳辛——的友谊。更有甚者,这是对戴高乐 ——他即将同军队的习惯用法和传统进行决裂——的友谊。诚然,戴高乐从本质上 说,是一个温和派,坚决支持世俗共和国,但绝对拒绝当时反教会派奉行的、狭隘 的宗派主义,他既是坚定的德雷福斯派,又对那些或多或少真诚地相信德雷福斯有 罪的人持理解态度。反正在好几个众所周知的机会里,戴高乐同其军队领导层发生 了猛烈的碰撞。戴高乐经常是“法兰西行动报”进行论战所仇视的靶子,就象“震 旦报”的天主教民主派——在这些民主派调查法国的军事问题时,他曾同他们共事 过——一样,就象保尔·雷诺——人们将会看到,雷诺是最接近他的政治家——一 样。如果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上述情况就证实了戴高乐对《法兰西行动报》的疏远 ——他肯定饶有兴趣地阅读那些往往写的很精彩的文章,但只是如此而已——尽管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后来写道,他从未看见父亲和爷爷阅读《法兰西行动报》…… 戴高乐与梅耶这位不思悔改的不因循守旧者结交朋友,作为其极少能当之无愧的几 位朋友之一。这就肯定表明,戴高乐通过其个人的和智力的选择,不再同社会阶层、 传统、思想状态、家庭和那些人——如果他恰恰不是现在的样子,那他本当会更喜 欢他们——有什么大的干系。 因此,戴高乐即将在1934年进行一场他下定决心要进行的战役,以便他的新著 《建立职业军》引起他所希望的变化。梅耶的朋友圈子在这场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充 分的有效性。其中,有几位朋友正在为戴高乐打开报刊杂志的大门。是梅耶亲自建 议星期日上午的来宾之一的让·奥比尔坦阅读《建立职业军》,并向奥比尔坦介绍 了此书的作者戴高乐,尽管他预先声明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奥比尔坦在《政 治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热情的和有根有据的书评,同时对作者所谓军队是“社 会精神最全面的表达”的看法提出异议。戴高乐在感谢信里,则承认自己的这种提 法有些过分。有关的评论文章在增多,总的来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安德烈·勒贡 特在《震旦报》上发表文章,埃米尔·比雷在《秩序》这份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兼 而有之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迪瓦尔将军在非常保守的《辩论报》上发表文章, 总编安德烈·皮罗诺在戴高乐亲自所作的启示下、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文章, 甚至拉尔邦上校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文章。此外,时事吸引了人们对于法国 军事政策和战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注意。在希特勒决定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之 后,加斯东·杜梅戈领导的法国政府作出了选择,作为反击,宣布从此法国将负责 确保其安全。大家都懂得,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在欧洲重新出现。再说,在1935 年,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它在国内恢复兵役,兵役期限将为两年。同年,根 据凡尔赛条约的有关规定,迄今实行自治的萨尔地区举行投票,公开表示要归顺德 国。最细心的人们指出,组建首批装甲师,预示着使用那种恰恰为戴高乐要求组建 的“装甲部队”。同年底,意大利开始征服埃塞厄比亚。 戴高乐则不再犹豫了。是政治选择将强制性地实行他提议的军事选择。是政治 家将在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冲击下作出决定。因此,戴高乐去找政界说话。在此问题 上,梅耶的朋友圈子帮助他做到了这点。戴高乐在那里会晤了律师让。奥比尔坦。 ⑶奥比尔坦在司法部认识保尔·雷诺,便建议戴高乐安排一次约会。戴高乐接受了 这个建议。这是一个非凡而重要的决定。于是,1934年12月5 日,戴高乐同雷诺在 布雷蒙迪埃街第一次见面。这时,戴高乐不能向雷诺掩饰,他想要让雷诺——而不 是让其他任何人——成为他所要求的军事革命的旗手。雷诺徒劳地想要把希望寄托 在军队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和同僚身上,并解释道,他正在忙于支持法郎贬值的宣传 活动。戴高乐对雷诺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我已经寻找了。要么是您,要么 谁也不是。” 那么,这样一种最终被申明的选择,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戴高乐想到要 依靠政治人物的支持,并非是第一次。1925年,当戴高乐只是刚刚被任命为少校时, 他就进行了第一次活动——他非常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思想状态。当时,戴高 乐致函约瑟夫·保尔-蓬古尔。信中的文字表明,他多么想要获得保尔-蓬古尔的 支持。 “我主张,”戴高乐对蓬古尔写道,“您个人得到了召唤,要在建设法国新防 御体系中发挥首要作用(……)您在热情地推动着那种为一切在全国发挥重大作用 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需的才能的变化,您感觉到法兰西具有的连续性。” 戴高乐还坚持要蓬古尔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章《先验学说,还是时势学说?》。 但蓬古尔当时是社会党的众议员,莱昂·勃鲁姆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诚然,蓬古 尔参加过战争,始终关注军事问题,甚至在1913年试图建议一项将兵役期延长至三 年的替代办法。但是,蓬古尔只是在参政问题上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实行决裂之后, 才担任政府成员,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于1933年1 月出任总理。同样, 事实上,蓬古尔是那些支持法国计划——该计划旨在使国际联盟拥有一支大部由坦 克和飞机组成的常设军队——的人之一,而戴高乐从这年起,无疑把法国计划看作 是未来防御体系革命的开端。然而,归根结蒂,蓬古尔是社会党人,是法国最著名 的左翼人物之一。戴高乐在1925年并未把这种政治分野看成是一种使他放弃与蓬古 尔共事、甚至为蓬古尔工作的障碍,这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那种在他的 社会出身里——也许更有甚者,在那些军队里——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传统反应。蓬 古尔并未答复戴高乐的来信,即使有机会赞同《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他也与戴高 乐关于只能用专业人员来组成“装甲部队”的观点保持距离。不管怎样,他不想当 捍卫这种观点的旗手。 因此,1934年底,戴高乐决定与之对话的不是蓬古尔,而是保尔·雷诺。此次 情况不同,雷诺不是社会党人,而是一个在法国政坛上属于中右派的人物。不过, 雷诺主要是一个早以思想独立、拒绝因循守旧、首先是拒绝其党派的因循守旧为特 点的独树一帜的人士。作为自由党人,雷诺不可能被社会党人看好,但他已经是、 不久后将越来越是莱昂·勃鲁姆的私人朋友。他支持现代资本主义和贸易自由,断 然拒绝大部分法国右翼奉行的保守主义和贸易主义保护传统,并且一直被公认为世 俗者和共和主义者。最为独特的是,雷诺主张实行法郎贬值。在他看来,假如法国 不考虑1931年和1933年先后发生的英镑贬值和美元贬值已使美英商品恢复其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性,那它就会陷入危机。可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还处在20年代通货膨 胀的冲击之下,对于多亏普安卡雷的努力,在1926年恢复一种稳定的、坚挺的和很 好适应外贸要求的货币感到满足,因而对重新操纵国家外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 与此同时,雷诺毫不犹豫地对希特勒上台作出了反应,揭露了由此发生的危险,声 称已经支持法国与苏联结盟,去对付希特勒的德国。 戴高乐选择了这位雷诺政治家。他发现了,雷诺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性格自 由,来反对军队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不过,雷诺也在“温和派”之列,不是划 在左翼,而是划在右翼之列,所以他在军队中并未引起不信任情绪——人们在军队 中永远体会到,对于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左翼或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党有 着无法克服的不信任感。从政治上讲,雷诺不会遭到军队及其最高层普遍来自的社 会阶层所作的、任何的否定反应和摒弃。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巧妙的选择。 除了“法兰西行动报”表示了可预见的愤怒——在此场合和其他场合,戴高乐都忽 视该报的愤怒情绪——之外,“温和派”集团里则相当广泛地听取雷诺的意见。而 敌视希特勒德国的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的左翼,理应懂得雷诺的论据。后来发生的 事件即将证明,戴高乐对雷诺的这种选择是危险的,而不是巧妙的。然而,在1934 年12月5 日这天,戴高乐还看不到其他的选择。 事实上,雷诺在这天作出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他看清楚,为了自卫,法国即 将采取紧急决定。在同戴高乐进行首次谈话后,雷诺记录道:“半年后将进退维谷 :要么是增加兵役,要么是建立职业军。”雷诺也通过其对话者知道,无疑军队最 高层将会反对他,因为他也记录道:“魏刚反对。”不管怎样,戴高乐同雷诺两人 进行了对话,而这种对话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1940年时为止。⑥那么,这是一次 对话吗?人们了解戴高乐致雷诺的70封信,但不了解雷诺的复信。当然,人们将会 看到,对这位在信函上署名的、坚决地、恭敬地、几乎恳求地、多次提出服务建议 的戴高乐来说,这种通信的基调将在不久后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然而,眼下, 雷诺被戴高乐说服了,想要战斗。在雷诺的周围出现了其他人的支持,尽管这些支 持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坚决,但它毕竟体现了戴高乐所能依靠的、再说他有意追求 的同情的多样性。右翼众议员和前海军军官让·勒库尔·格朗梅松象某些英国专家 所做的那样,把坦克部队看作大海上的巡洋舰舰队;马赛尔·德阿因为支持参政而 象保尔·蓬古尔一样离开社会党,当时被看作是法国左翼中最奇特、最有文化和最 有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皮埃尔-奥利韦·拉比是默尔特-埃-莫泽尔的、年轻的 众议员,属于蓬古尔成立的议会党团;菲利普·塞尔是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人民阵 线使他在洛林地区当选;勒奥·拉格朗热也是社会党人,在未来的勃鲁姆首届政府 中担任娱乐和体育国务秘书,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他对其朋友所坚持的和平主义气 不可遏,1935年在位于马拉凯堤岸街的家里接待过戴高乐;前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 ·米勒朗即将在参议院见到戴高乐,戴高乐希望能说服他…… 1935年4 月15日,众议院举行了关于法国军事问题的会议,旨在将服兵役的期 限延至两年。在此之际,在政界和在社会舆论中进行了辩论。戴高乐出席众议院的 这次会议。他听到勃鲁姆重新赞扬通过普遍征兵来招募集团军——从前,这种赞扬 曾在《新军队》一书里启示过饶勒斯——并且反对兵力更少的任何职业军。勃鲁姆 甚至公开宣布了集团军的名字:“我想就象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叫突击和速度军, 时刻准备着进行攻击型的远征和袭击……”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看来,建立一支用 于进攻的职业军是毫无用处的。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由连绵不断的工事 组建的防御体系,并且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 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 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 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 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 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 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 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 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 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 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 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 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 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 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 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 月15日 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 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 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 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 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 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 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 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 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 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 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 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 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 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 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 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 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 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 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 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 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 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 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 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 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 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 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 《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 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 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 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 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 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 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 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 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 《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 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 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 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 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 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 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 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 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 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 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 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 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 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 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 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 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 ——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 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 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 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 ……”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 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 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 论说:“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 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 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 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 “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 ……” 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 “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 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 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 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 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 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 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 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 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 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 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 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 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 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 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 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 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 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 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 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 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 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 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 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 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 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 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 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 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 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 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 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 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 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 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 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 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 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 日信中所写的那样:“毫无 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 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 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 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 证明。” 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 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 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 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 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 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而,为时太晚,只是在1940年, 和在最坏的条件下达到的。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事件表明,在现有的法国军 事体系和戴高乐想要建立的军事体系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中,存在着一些完全生 死攸关的、基本的东西。1935年秋天,法军总参谋部第二局报告统帅部说,德国政 府准备重新占领由凡尔赛条约第42条和43条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地区。10月21日, 总参谋部将此情况报告政府。政府则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莱茵河地区有可能被重新 占领。据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所述,议会两院批准上一年签订 的法苏条约会是这样的机会。⑨政府想要思考应对的做法。1936年2 月1 日,由皮 埃尔-埃迪安·弗朗坦领导的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致函由莫兰将军领导的国防部的: “现在有理由决定,如果德国为了片面取消非军事区的地位而采取主动行动,那么 必须在最短的期限里采取预防措施或反击措施。”⑩人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文本是 模棱两可的。即使“预防”措施不涉及行动,“反击”措施也必须强制性地采取军 事行动。答复是由莫兰将军在2 月12日所副署的总参谋部的一份通告对外交部的信 函作了答复。⑾通告规定一系列旨在23天内完成部署“掩护体系”的措施:从实行 “一般警报”到实行“加强警报”——包括集合边境省份的35000 名后备军;实行 “安全体系”,其中涉及到动员12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后备军;然后,实行包括集结 100 万兵力的、“一般的或加强的掩护”等。当时,弗朗坦与莫兰的通信并未结束 那种模棱两可和犹疑未决的情况,反而已经显示出法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最严重的矛 盾。⑿2 月27日,他们的通信导致了采取下述三项对解决危机来说将具有决定意义 的决定:如果出现“无可争辩地现行地违反”洛迦诺条约的情况,那法国在新国联 公开表态之前,不行使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就象洛迦诺条约向新国联承认的那 样,法国“只是在条约副署国的同意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使得一切都取决于 英国的决定——并且只是可能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最后,比利时和英国政府将受 到有关情况通报,所以马上相信,除非得到盟国立即的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法国 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⒀即将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3 月7 日星期六上午,阿尔贝 ·萨罗被告知德军侵入莱茵河地区,所以当日下午他召集陆、海、空三军部长—— 莫兰将军、弗朗索瓦。皮特利将军和马塞尔·德阿将军,以及国务部长保尔-蓬古 尔、邮电部长乔治·芒德尔等开会。只有这后面两位部长表示支持反击,其他人却 马上表示犹疑不决和谨小慎微。莫兰将军决定建立“一般警报”系统,但这样做并 不要求发布任何动员令,而是将大约5 万5 千名人马集中在马其诺防线上,换言之, 比德军进入莱茵河地区的约3 万名士兵还多得多。⒁3 月8 日星期日,法内阁会议 开会,并未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尽管萨罗发出郑重的警告:“我们将不让斯特拉斯 堡遭到德军的炮火袭击”,但3 月9 日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放弃洛迦诺条约赋予的、 在遭到“现行侵犯”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因而求助于洛迦诺条约的签署国 和国际联盟。必须承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时局完全不利于作出任何坚决和快速的 军事反应。三天前,比利时刚刚宣布废除比法两国从1920年以来业已存在的秘密军 事公约。过去英国认为法国对意大利侵略埃塞厄比亚的态度过于宽容或过于讨好, 但此次却反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在3 月7 日和8 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英国外 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断地劝告法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⒂在华沙,比克上校 提醒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说,法国同波兰存在着联盟关系,但他只限于建 议波法两国政府进行“紧密接触”——这并不妨碍波兰官方伊斯克拉新闻社在3 月 7 日夜间,发表一篇支持德国主动行动的评论。⒃唯独苏联政府声明要准备采取行 动,甚至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向法国同行明确指出,“只能通过坚决的反对, 才能预防德国可能进行的侵略”。⒄但德苏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边界。在巴黎,任何 人都不想使刚刚批准的法俄条约生效。此外,几乎整个法国报界都在反对军事反击, 所有政党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本能地断言,在离立法选举只有六周时,人们是不可能 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至于军队领导人,他们不断地提醒说,只有同英国一道,才 能进行干预;如果军事行动达到某种规模,那就必须颁布总动员令。事实是,甘默 林在关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口头讲话或书面报告中,都明显地夸大德军兵力,将它估 计到远远超出其掌握的情况的地步。但事实上,国防部长和政府总理也能拥有这些 情况,因此对甘默林的结论提出了置疑。⒅这只是,因为,甘默林受其气质支配, 关注他在一战时期、此后在许多次年度军费预算的讨论中取得的经验,因此在发生 战争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种无可争辩的优势余地,来确保胜利,并在要进行的战争 努力问题上对政治领导人不抱任何幻想。 然而,基本问题是法国的军事体系问题。在此之际可以看到,法国的军事体系 仅仅是防御性的,从未参予过进攻,从未是能够进行大量和快速武装反击的力量。 法国从它想要对希特勒的冒险行动进行反击时就能立即懂得,它没有反击的军事工 具。法国不能更加明确地证明《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以及它因不改变军事体系而 即将遭到可怕的危险。 由于莱茵河地区事件的可怕教训,戴高乐进一步认为,不应该为了那些最明智 的政治家而失去莱茵河地区,它可以并应该引导这些政治家思考和明白,法国的军 事体系是彻底不符合欧洲新形势的,希特勒的德国已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威胁。 戴高乐认为,勃鲁姆会在1936年4 月和5 月举行立法选举之后出任总理,是应当和 能够被说服的,因此他必须去见到勃鲁姆。对此是毫无令人惊奇之处的。事隔近20 年,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亲自作了解释。他认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体现了 “大乱”、即一种深刻的变革意志,这种“大乱”可以是“同过去的消极状态实行 决裂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戴高乐从中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在政治、智力和道义上 进行撞击的可能性,而这种撞击会将蔓延开来,打击和推翻法国军事体系的教条。 尤其是法国左翼的意识形态会推动左翼对外来威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和更加联贯 的行为。 “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戴高乐写道,“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的胜利、 法西斯主义在罗马的执政、长枪党对马德里的接近,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同时做到, 改造其社会结构和改革其军事力量。” 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在戴高乐看来,这种行为业已被最合理的论 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具有严重意义的举动。诚然,人们看 到,戴高乐首先认为,保尔·蓬古尔可以成为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他也曾希望, 马塞尔·德阿也是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也许保尔·雷诺与德阿一样。至于戴高乐 这方面,至少他的亲和力,以及不管怎样他有意想要建立的关系,都会使他同样地 向左转,如果不是更多地向右转的话。但是,人们不能忘记1936年的政治气候,异 常激烈的攻击勃鲁姆个人的宣传运动,罢工及占厂在许多社会阶层中激起的恐惧感, 人民阵线支持者的胜利和人民阵线反对者的强烈反应在法国所引起的内战恶梦—— 正如在西班牙业已爆发内战那样。因此,必须再次指出,当时,戴高乐是多么远离 那些在保守派中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军官团中间因传统或利益继续存在着的感 情、偏见和热情。 不管怎样,戴高乐曾经指出,勃鲁姆政府决定几乎大量增加法国的军事努力。 达拉第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接受了一个军事装备大纲:用“战争的节奏”来制造 坦克、大炮,建立防空炮兵和弹药生产储备,组建三个新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将 骑兵第三师改变为机械师,给十个——而不是七个——步兵师配备卡车。总之,人 们规定将组建78个各种类型的坦克营,甚至82个坦克营——同时组建第四轻机械师, 给某些营的每个排配备五辆坦克,而不是三辆;后来组建两个重装甲师,每个师拥 有六个最现代的B 型坦克营。人们还规定,军事纲领启动时拨款140 亿法郎,为期 四年,然后增加拨款,加速纲领的实施并补贴物价的上涨,直至从1936年到1940年 宣战期间升至310 亿法郎时为止。⒆不过,问题在于知道,无论这个军备纲领有多 么重要,它是否会引起法国军事体系的变革。 因此,戴高乐决心去见勃鲁姆,试图使勃鲁姆明白,必须改革法国军事体系。 埃米尔·梅耶再次被动员起来。⒇梅耶常在他女婿保尔·格吕纳博姆-巴兰家里接 待自己的朋友,而他的女婿非常接近勃鲁姆。梅耶进行斡旋,为戴高乐争取到在1936 年10月14日同勃鲁姆总理会见。后来,勃鲁姆叙述了这次会见,描绘了戴高乐这个 人物——当他描写时,戴高乐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角色——的体格和心理。(21) 在勃鲁姆眼里,戴高乐的形象是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放弃行动(… …)的这种气质,因为对他气质来说,行动是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如果阅读戴 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那就可以知道,他在会见中马上利用了当日发生的事 件:比利时国王列奥博尔德三世在10月14日上午,以德国进攻比利时、比利时不能 真正获得联盟保护为由,宣布停止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盟。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 补充的证据,表明法国的军事体系不能切实地捍卫那些有朝一日遭到希特勒战争行 动威胁的欧洲国家。勃鲁姆保证说,他非常关注戴高乐提出的观点。当戴高乐提醒 说,勃鲁姆过去反对这些观点时,这位总理对戴高乐吐露实情说,他“当了政府首 脑后,改变了看法”。关于此次谈话,有两种版本,但任何一种版本都没有暗示他 们俩改变了那种从前被勃鲁姆习惯性地重申过的、对“职业军”的批评,也没有暗 示戴高乐抓住会见勃鲁姆的机会,象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承认“必 要时,实行两年兵役制(……)使精锐部队引进一定比例的军队士兵”。不管怎样, 由德军占领莱茵河地区所引发的危机表明,缺少一支能够作出立即和大量反应的军 队导致政府和统帅在可能动员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的问题上陷入一些无结果的讨论, 戴高乐肯定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他同勃鲁姆一道,提到了德国人对奥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或波兰采取主动进攻的假设。根据莱茵河地区危机的事例,戴高乐暗示 说,人们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重新召回军队;人们“从我们工事的枪眼望去”, “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被奴役的情景。勃鲁姆以此表明他尚未思考在此形势下突然 发生一次战争的战略情况,便询问戴高乐是否真的希望派远征军去维也纳、布拉格 或华沙。戴高乐本应用文学的词汇——这些文学词汇象在17世纪的习惯用语发出奇 异的铃声:“如果德国军队沿着多瑙河或埃尔博河推进,那我们是否不去莱茵河呢?” ——来描述这次对话,但他却反驳说,一支强大而快速的装甲部队能够立即对莱茵 河和鲁尔地区采取一次进攻。勃鲁姆确认法国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转移了讨论 话题。于是,戴高乐想要使勃鲁姆摆脱这种幻想。他指出,1918年的战线绝对不是 不可侵犯的;从1918年以来在坦克和现代飞机威力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必定会使 得马奇诺防线发生决定性的决裂;于是,“德国人将能推进一支由空军支援的快速 装甲部队,进入我们战线的纵深地区”。戴高乐作了预测:“如果我们同样行事, 那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否则,一切都将会完蛋。”接着,戴高乐从技术上,对通过 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制造军事物资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军用物资仍然是主 要用于防御。勃鲁姆逃避责任,认为“使用给国防部的拨款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 将军的事”。戴高乐则最后一次指出,这是法兰西国防的问题,属于政府管辖的范 围。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据戴高乐回忆,谈话被数不清的电话所打断。戴高乐知 道,勃鲁姆对他提出的论据留下了真诚的印象,但在改变法国军事体系上却无所作 为。因此,这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现在,”戴高乐写道,“我觉得,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同德国的新力量抗衡的 机遇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然而,认为法国军队当时处在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是不公正的,因此是错误的。 恰恰在1936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关于大部队战术使用的指示”,这从1921年由贝 当强制推行这项指示以来尚属首次。(22)新指示恢复了进攻作为战争最高形式的 原则。新指示写道,“进攻是特别的行动方式,唯独进攻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局部的总攻是一个指挥官在他认为并非处于能采取总体进攻、或者对其部分活动地 区采取进攻的情况下,临时选择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一旦促 使指挥官采取这种局部总攻的劣势停止,他就应当立即在进攻中,要求使敌军丧失 战斗力。”那么,法军是否走上了正轨了呢?不管怎样,甘默林是很想走上正轨的。 (23)在1936年10月14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甘默林声明说:“必须拥 有进攻的技术工具。德国人设想了坦克师,是一种在深入扩大战果之前发动突然进 攻的工具……我们缺少为进攻或反攻所需要的进攻性工具……我们必须有一个比德 军坦克师更加强大的工具。”这天,倾听和支持甘默林的人是那样少,以致他不是 强制推行选择和下达命令,而只是在下结论说:“无论如何,使用重机械师的问题 是必须研究的。” 过了一年多,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事实上,1937年12月15日,甘默林 在同样关闭的大厅里,在讲话中重新发动了进攻。最高国防委员会再次作出结论: “关于装甲大部队,委员会的意见是在1938年内进行一些研究和试验,以便确定一 个装甲师的可能的组成和装甲师的使用可能性。”(24)又过了一年。在慕尼黑危 机之后,在1938年12月2 日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查明由于军队的没 有进行全面动员,一年前决定的试验未能很好地付诸实行。但这次会议上出现的意 见分歧比前几次讨论更加明显。埃兰将军和比约将军支持甘默林,甚至超过了他的 建议,明确表示要组建装甲师。会议的最后结论是实行一次有限的妥协。人们决定 创建两个装甲师,但每个装甲师都被缩减到只有四个坦克营,并决定将其组成问题 干脆推迟到以后再说。这样,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人们找到了对艾蒂安将军从 20年代起发出的、关于法国军队实行彻底现代化和大量使用坦克的呼吁的、弱小而 能感觉得到的反应。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呼吁只导致一种军队摩托化和机械 化的试图,而这种试图为时太晚,也没有真正的联贯性。(25)显然,戴高乐输掉 了这场他从出版《建立职业军》以来就热情参加的、组建装甲部队的战役。 一个颇为说明问题的事件即将表明,戴高乐已经失去了他的全部幻想,并不再 犹疑地破釜沉舟。1937年,他于12月被任命为上校,他从7 月起被分到驻守梅茨的 第507 坦克团,在秋天担任坦克团团长。他拼命地投入工作,全力以赴,以便把第 507 坦克团改造成一支完全利用其独立自主和快速的、同现有的一切规定实行决裂 的装甲大部队。第507 坦克团同戴高乐一道,引来了将雷诺·马尔坦将军,马尔坦 指挥他的坦克旅,不久后被任命为坦克总巡视官。特别是德莱斯特兰将军,也指挥 过该坦克旅,他从前非常接近艾蒂安将军,后来成为公认的坦克问题专家。当时, 德莱斯特兰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他心里赞同的、但嘴上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且 成为戴高乐的长期对话者。五年后,德莱斯特兰在1943年被戴高乐任命为秘密军司 令。(26)这时,戴高乐同他的某些上司,特别是吉罗将军发生了无数次冲突。吉 罗当年指挥过第507 坦克团所属的兵团,而今被戴高乐这位年轻上校的明显的轻蔑、 冷谈的坦率态度所激怒,所以他当着一个访问梅茨的议会考察团声称:“戴高乐上 校是法国军队中最可笑的军官。”事实上,戴高乐不宽容吉罗,并且从此不宽容任 何人。 正象惯例那样,1937年法国举行了骑兵大演习。由马尔坦将军指挥的梅茨装甲 旅——以戴高乐为首的第507 坦克团属于该旅,但他尚未获得上校军阶——奉命支 持骑兵团的演习行动。演习按照传统课目进行,严格实行参谋部强制规定的原则。 在进行通常的批评教育——此外,表扬被正常地分配,保留意见也得到彬彬有礼的 表达——之后,观看演习的甘默林亲自讲话,他最后说:“学说的统一是思想纪律 的基础,舍此就没有高效率的军队。我想,先生们,我们大家是否都同意呢?”这 只是一种礼节性的提问,旨在象平常那样,接受大家无声的赞同。但是,在以总参 谋长为中心的将领和高级军官大会的外圈里,响起了一个声音:“我嘛,完全不同 意。”与一切惯例实行决裂的戴高乐,坐在听众席第一排,被甘默林辨认出来,并 被准许阐述他的观点。于是,戴高乐重提了他三年来所捍卫的一切论断:现代坦克 要将快速和功率结合起来;大量使用现代坦克具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坦克的速度 对于其他武器来说是必不可少;现代坦克对于冲破和瓦解敌军阵地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甘默林只是向戴高乐指出,这次重大演习很好地遵守了为坦克这种还是属于步 兵一部分的“小武器”所确定的使用规则。但戴高乐却当场反驳说:“当规则荒谬 时,必须加以取消和改变。”看到这个场面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27)按照词义 来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一名上校级军官都不能用这 样一种语气,这样的严厉态度,去反驳法国军队司令。当然,戴高乐是第一个懂得 这种道理的人。他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表明他不再宽容任何人,也许他不再希望 说服任何人,他已经准备同任何人实行决裂。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1937年夏末,戴高乐还陪同甘默林 视察过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防御工事。戴高乐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他的妻舅雅克· 旺德鲁——当时,旺德鲁正在同家人在普拉洛涅昂度假——然后,他要求旺德鲁把 自己带到布里德-勒-班,他将在第二天一早从那里动身回梅茨。夜间旅行是美好 的,那月光照耀着群山和枞树林,也许这种浪漫主义的景色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感 觉。(28) “明年,我们将会到哪里去呢?”戴高乐突然问旺德鲁……“这是我们最后的 一个幸福假期吗?” 戴高乐还提到,希特勒的德国正在组建一支现代军队,法国参谋部则因“囿于 混凝土国王的学说”而拒绝建立一支装甲军队,英国现在处于软弱状态,俄国在联 盟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美国将长期保持保留态度……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也许戴高乐是第一次大声宣布这个结论的:“无疑,我们的国土将再次遭到侵犯; 几天的时间就足于打到巴黎。” 但戴高乐的话没有说完,他继续说下去:“将来,人们必须从自己的所在地重 新出发,从布列塔尼、或者从中央高原、甚至从阿尔及利亚重新出发。法兰西最终 将同盟国一道获得胜利。然而,这将是一条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