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这20世纪,“男人们”即将第二次奔赴战场。在法国,人们重新看到了一些 归根结底谁都不会遗忘的、而青少年通过报纸、画报或插图本看到其重现的场面。 在巴黎,人们重新看到了官兵从东方火车站出发、三五成群的人在动员入伍的宣传 画前面聚集,新战士乘火车去同他们的团会合的情景。然而,此次却听不见他们前 辈1914年以为打到“向柏林”去的热情喊声……每个男人都从抽屉深处或者从别的 证件中,寻找那本规定出发日期的军籍簿。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惯例:在窗户上 贴着纸带,好让窗户不被炸弹的呼啸声震裂;在火车站和公共建筑物的玻璃上刷上 了蓝漆。就这样,人们在1939年9 月初进入了战争…… 戴高乐坚守岗位。他被调到第五军的坦克指挥部工作——第五军由布雷将军指 挥,负责从萨雷克米纳直到斯特拉斯堡以南的战线——驻守在旺让堡。与无数法国 人相反,戴高乐没有为家庭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女儿小安娜继续 留在科隆贝-双教堂镇,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暂时留在巴黎,继续读书,都 是寄宿生。对戴高乐而言,无论如何,法国参战看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有关的 证据和通信都证明,尽管戴高乐知道法军对打一场必须打的新型战争没有作好充分 的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怀疑,最后必须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戴高 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是在其国防委员会总 秘书处的工作岗位上,以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德国军队的重组的。但人们通过一些有 关情况的反应和引证也看到,戴高乐对纳粹德国制度、推而广之对其最完备和最可 憎表现的专制主义表示深恶痛绝。在戴高乐身上,他的批评精神,近乎本能的、对 言论自由——他本人是那样乐意使用这种自由——的爱好,从其古典文化和智力培 养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偏爱,以及——至少就一方面而言——天主 教的人类观,凡此种种都解释了这种厌恶。在戴高乐的行为或著作中,人们永远都 不能找到任何痕迹,说明他对纳粹德国及其代表的战争行动的根本厌恶有丝毫改变。 戴高乐的友谊、人际关系和选择都证明了这点。梅耶上校的朋友圈子完全是由对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的厌恶情绪所活跃的,而支持戴高乐《建立职业军》 论断的政治家,除了马塞尔·德阿很快疏远之外,全都属于抵抗希特勒战争行动的 支持者阵营。 戴高乐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他看来,佛朗哥在德国飞机和意大 利远征军的支援下获得的胜利,对法兰西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作为战略家,戴高乐 在判断西班牙战争时,预感到在法国西南边界上突然出现了第三个敌人的危险,也 许特别是对法国本土同其北非附属国之间的通讯造成的威胁。本着这种精神,戴高 乐在1938年同意向“年轻共和国”运动——换言之,一个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启示、 同时又坚持国家世俗的政治组织——召开的、防务问题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 代表大会在昂热召开,戴高乐因其新职——第507 坦克团团长——公务缠身,无法 出席大会。因此,戴高乐寄了一份他本当要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明确表示法国要 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 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 月10日,法国政 府——再说,这天是辞职政府——就象戴高乐在1936年8 月的著名谈话中向勃鲁姆 预告的那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已明白,捷 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德军从西雷西出发向南进军,从下奥地利出 发向北进军,有可能在摩尔达瓦平原陷入泥潭,将捷克地区同斯洛瓦克地区分开, 然后重新转向西北方进军,抵达那些与德国边界接壤的波希米亚高原的工事的后方。 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但这是否一个理由,一个同意苏台德 已归顺德国,从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使其他地区注定要遭到德国侵吞,象 1939年3 月真的发生的那样不能自卫,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地区获得一种政治和战 略上的决定性胜利的理由呢?戴高乐一刻也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戴高乐通过其政治 关系——但人们没有找到雷诺寄给他的信函——知道,英国绝不愿意为了苏台德区 而打仗,法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用某种力量将英国拖入战争。但是,法国政府对1938 年9 月24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仍然进行了彻底的谴责。戴高乐在致妻子伊冯娜的 信件中,用一种比致政治人物或朋友信函更加自由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们在德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面前不战而降,”戴高乐给妻子写道。“我们 把盟友捷克拱手送给了敌人。这几天德国的马克和意大利的货币在整个法国报界, 特别在所谓‘国家的’报刊(《今日报》、《格兰戈瓦尔》、《日报》、《晨报》 等)上大量流通,以便说服我们贫困的人民,相信必须放弃……我们正在逐步养成 后退和受辱的习惯,以致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艰苦备尝。” 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含义深重的。戴高乐在信中只揭露了右翼和极右 翼的报纸,他毫不犹疑地——再说,无证据地——把这些报纸的做法看作是腐败的 结果,换言之,归根结底,看作是一种背叛。戴高乐对“后退和受辱的习惯”的抨 击,表达了他对政府未来的行为、由此而来的对法兰西的后果“我们艰苦备尝”的、 最伤心的预感……实际上,戴高乐至多不会认为,对德国人的让步和投降会永远使 人免除较量。因为他在同一天,9 月24日,给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预见了未来的 悲剧和重申了他的效劳建议。 “至于我,我毫不惊奇地看到,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要来到了,我确 信,您将因发挥主导作用而彪炳青史。请让我对您说吧,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为您 效劳——除非我一命呜呼。” 戴高乐走得更远。他同那些军队特有的规定和习惯实行决裂,作出了一个接近 于政治承诺的举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加入了“现代之友”协会。②这是一个 很能说明问题的主动行动。《现代》杂志是在《七月》周刊根据梵蒂冈的指令被迫 停止出版后,由多米尼克人创办的,斯塔尼斯拉·菲梅任社长,弗朗索瓦·莫里亚 克则是最有威望的社论撰稿人。《现代》杂志与“年轻共和国”运动密切联合。人 们看到,该运动处于基民党的左翼,而基民党的机关报《震旦报》从前曾请求戴高 乐来帮忙负责军事问题。《现代》杂志则更加严格地代表着在基督教背景下抵抗纳 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的路线。人们甚至在《现代》杂志中, 找到一种对梵蒂冈讨好上述三国政权的态度进行批评——几乎是悄悄的批评——的 隐约可见的痕迹。不管怎样,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战争行动,菲梅和莫里亚克同天主 教徒的历史学家亨利·吉约曼、占领时期担任“战斗”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克洛德· 布尔代,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的记者和未来“自由法兰西”的发言人莫里斯·舒曼 一道,不知疲倦地进行了宣传运动。当时,戴高乐尚未同马克·桑尼涅这个思想启 示者和几乎是该舆论派别的创始人相遇。但战后戴高乐透露说,他觉得自己最接近 桑尼涅的思想。此次戴高乐参加“现代之友”协会,作为其完成的、唯一的、相当 类似政治选择的举动,已经使他置身于某种思潮之中。不管怎样,眼下,它表明, 戴高乐的承诺在这些想要抵抗德国战争行动中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承诺并没有给戴高乐带来半点乐观主义。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而 且在此后的数周和数月里,戴高乐表现出一种根本的悲观主义,有时他发表意见时 态度粗暴,犹如挑衅一般。③1939年冬天,戴高乐接待过一个英国议员小组,他的 讲话是这样开始的:“先生们,这场战争完蛋了……因此,必须用机器来准备另一 场战争,赢得另一场战争!” 因为戴高乐每时每刻都会看到,法国没有那种在他看来唯一能确保胜利的军事 工具。他徒劳地感到,自己在致朋友的信函中,当然,在其处于军队最高层内部的 日常行动中,坚持着某种保留意见。有时,他也无法抑制住那些最痛苦的思考。1940 年2 月8 日,戴高乐给最老的朋友吕西安。纳辛写信说:“从人道方面来说,没有 任何战争会象这场战争这样悲惨。是荣誉和本性使我们走进了战争,但归根结底, 我们尚未决定真正地进行战争。” 2 月21日,戴高乐在致雷诺的信函中,是这样分析其悲观主义的。 “即使我们真的拿起武器,来阻止德国在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和东欧地区 建立霸权,我们也没有取得成功,再说没有试图这样做……因此,人们可以说,这 场战争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还是赢得另一场战争的时候。如果我们失去另一场 战争的胜利,那么世界,首先是法兰西,就会逐渐地习惯于希特勒正在欧洲最大地 区建立的新秩序……几天后,在我们眼里,由希特勒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向我们建议 的和约就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我们就会对沉沦、孤立和毁灭熟视无睹了。”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悲观,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在1939年冬天那些停滞不前的 日日夜夜里的坏脾气的。解释戴高乐悲观主义的原因,则是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形 势,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用下述简单情况来加以概述: 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经过旨在瓦解华沙的十三天围城占领了 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 ;任何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在飞机方面,特别是在轰炸机数量、在大多数地面军 用物资(除了数量以外)、重炮和坦克方面,拥有重大优势;德国的兵力在很大程 度上超过了盟军的兵力,因为法国在东北战线只能部署82个师,其中15个师用于驻 守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其他10个师在阿尔卑斯山,12个师在北非,同时,从现在到 春天,英国人只考虑使10个轻型师登陆。在戴高乐看来,此外还加上这样一种下述 看法:德国在使用其坦克时,将投入密集型和快速的大部队,由此在战役中造成一 种难以改变的失衡,因为法国在使用坦克方面选择了另一种学说。盟国指望自己在 海军方面的优势和实行封锁的武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意大利、中欧国家、 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持的善意中立,由于同苏联保持和发展的国 家关系,德国可以获得本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或者用其国内产品来取而代 之。盟国主要从1938年和1939年起,尤其是从战争爆发以来,投身于一种巨大的军 备努力之中,所以可以希望在1941年或者最迟在1942年,在一切军用物质种类方面 取得优势。可是,十分明显的是,德国将不会给盟国留下这样做的时间,一旦有可 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从此,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 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归根结底,任何力量都不能 会阻止德国这样做,除非是俄国加盟。 对此,戴高乐有一种明确的判断。1935年,在斯大林和拉伐尔签订法苏公约之 后,戴高乐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是这样下的:“我对法俄公约有什么看法呢?我的 回答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快就要对德国进行战争,而且只要我们的情况稍稍恶化, 意大利就必定(……)会向我们踢一驴脚。问题是要幸存下去,其余的一切都是空 话……不管我们对俄国人的制度有几多憎恶,我们都无法拒绝俄国人的赞助。这是 弗朗索瓦一世同穆斯林联合,反对查理·坎特的历史。我清楚,希特勒开展了激烈 而非常娴熟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许多勇敢的法国人相信,希特勒丝毫不怪罪我们, 只需让他放手去征服中欧和乌克兰,就足于从他那里买到和平了……必须有勇气直 面事件。在此时刻,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唯一的目标:将所有反对希特勒的人集结起 来,同德国进行斗争。” 这个判断是毫无模棱两可,具有战略特点的。对法国来说,最有效的反对德国 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背后联盟”。当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达到它能希望取得的、对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初胜利时,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必 不可少。1934年,杜梅戈政府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作为第一个明智地鉴别希 特勒战争行动及其可预见的后果的法国政治家,特意谋求签订法苏联盟,来阻止希 特勒的去路。巴尔图克服了最反共的右翼与和平主义的左翼所持的犹豫态度,达到 了他的目的。10月9 日,当巴尔图在马赛接待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他被那些 暗杀亚历山大的、克罗地亚的秘密结社分子打伤而死。因此,该由巴尔图的继任者、 外交部长皮埃尔·拉伐尔前往莫斯科,签订巴尔图生前谈判过的法苏联盟公约。当 时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供职,自然是支持签约的。但不久后,他可以观察 到,法苏公约没有被赋予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下文。起先,拉伐尔关注此事。后来, 应拉伐尔的要求,与巴尔图和苏联人的想法相反,推迟了关于在军事方面实施公约 问题的讨论。④甘默林肯定希望,法苏公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换承诺。然而, 1935年5 月4 日,即签订公约后48小时,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已经报 告甘默林说:“眼下,绝对不存在法俄军事合作的方式问题”。⑤但甘默林仍然决 定,先后派卢瓦索将军和施维斯古将军出席苏联红军在1935年秋天和1936年秋天举 行的大演习。他们两人回国后所做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十分支持法苏联盟, 后者态度却非常保留。然后,1936年冬天,勃鲁姆政府放弃了同俄国开始进行的军 事谈判。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共和国总统贝内斯告诉法国政府,苏联参谋部业已同德 国进行联系,所以信赖苏联是危险的。⑥后来,德国情报机构前负责人认为,关于 德国和苏联统帅部接触的档案资料都是由他们彻底捏造的。但当时,消息最灵通的 欧洲国务活动家,甚至那些最津津乐道于相信红军英勇的欧洲国务活动家,都自以 为最有理由认为,苏联军队领导人在策划反对他们的政府,也许在密谋中同德国串 通一气。不管怎样,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一案不仅牵连到几位苏联元帅,而且牵 连到一个庞大的苏联军官网络,似乎判定这些欧洲国务活动家有理,或者至少说, 使人们对红军的英勇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是对红军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 因此,并未象勃鲁姆本人在其政府初期所希望的那样签订法俄军事协议。1937 年,当勃鲁姆已经不再担任政府总理时,就不存在签订法俄军事协议的问题了。但 苏联驻法国大使波当金通报勃鲁姆说,如果出现德国侵略的情况,那苏联军队为了 进行卓有成效的干预,就必须穿越那些恰好将俄国边界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 边界分开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根据甘默林的用语,这“在军事上是合乎逻 辑的”。但1937年秋天,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在东欧国家首都访问了一圈, 最后完全放弃了努力,不使法苏联盟同法国过去对波兰、罗马尼亚、特别是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承诺协调一致。⑧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在这方面都没有进 行过任何切实的努力。 戴高乐在其工作岗位上,见证了这些事件。他在同驻守梅茨的第507 坦克团会 合的时刻知道,法苏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协议。此外,慕尼黑危机表明,法国外 交为了把东欧伙伴和盟友联合在唯一的阵营中而进行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捷 克斯洛瓦克孤立无援地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波兰参加了角逐,夺取了泰深,罗马尼 亚和南斯拉夫则相当清楚地表明,它们不希望参加正在露头的战争冲突,匈牙利象 预料的那样站到了德国一边,以便获得马格亚尔族居住的斯洛瓦克领土。慕尼黑危 机的教训是明确的: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有一个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 仗的“背后的盟友”,那就必须克服在与苏联联盟和与波兰联盟之间的矛盾,必须 使波兰承认,对德国战争胜利要求苏联参战,因此要求苏联军队站在波兰军队一边。 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文章、报告或书信能使人知道,戴高乐对于1939年5 月 至8 月期间法英苏三国进行谈判的情况是了解的。反过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戴 高乐对于3 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突然作出的、在波兰遭到打击时支持波 兰的郑重诺言所导致的战略形势有什么看法。正如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所写的那 样,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和无条件的承诺,一种“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实行的 全面决裂”,它们是德军进入布拉格和捷克斯洛瓦克遭到瓦解事件在英国造成的冲 击的产物。⑦然而,现在,英国政府在长期摒弃关于进行军事干预、援助那些受到 德国威胁的中东欧国家的全部观点之后,却使波兰政府成为伦敦和巴黎所作的未来 决定的仲裁者。英国内阁没有就其刚刚作出的选择的实际意义问题进行任何政治和 战略辩论。国防大臣霍尔·贝里沙后来指出,英国内阁甚至不了解参谋长委员会所 写的、一份证明绝对不可能对波兰实行有效军事保护的研究报告。英国下院几乎全 体一致地赞同首相张伯伦的新立场。唯独1916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埃 德·乔治的声音起来揭露有关的危险。乔治形容说,在事先不取得苏联支持的情况 下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自杀狂”。他还说,人们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再次证明英 国的保证无效的机会,并且即将推动波兰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甚至最小的让 步,从而使英国和法国无法避免战争。许多年后,当丘吉尔撰写其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第一章时,他作了同样的推理。“在浪费和摒弃其任何援助和一切好处之后”, 丘吉尔写道,“英国与法国手拉手前进,以便确保波兰——仅仅半年前,波兰贪得 无厌,参与了对捷克斯洛瓦克国家的掠夺和破坏——的领土完整。在1938年,盟国 想要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还有一点意义,因为当时德国军队在西线几乎能部署6 个 经过训练的师……不过,人们断定,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和鲁莽的……而今,英法这 两大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声明,最终准备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 必须从头到尾地深入研究历史,研究这部据说主要是叙述人类的罪行、疯狂和不幸, 以便找到突然发生这种形势全面逆转的平行线的历史……那种最后在尽量最坏的时 刻、在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作出的决定,只能导致对千百万人的屠杀。” 对于张伯伦向波兰所作的保证,丘吉尔本人没有公开提出任何异议。在德军先 后入侵布拉格和墨梅尔、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制造的战争气氛中,那些支持抵 抗希特勒的人不想公开表示其恐惧情绪,即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话。然而,戴高乐早 在近20年前,就对新波兰有过直接的经验。人们记得,他对波兰的社会、领导层精 英和军队作过判断。后来,他可以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岗位上估量波兰的军事 潜力,以致达到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过:“波兰不是无名小卒。”的地步。对于波 兰军队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能力,戴高乐不抱任何幻想,虽然波兰军队的抵抗能力 还远远胜过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不能对付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闪电战中大量地 使用坦克的攻势。因此,法英两国不会有波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盟友”。如果人 们不能及时地同苏联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那就没有东方战线继续生存的半点运气。 因此,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谈判的赌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 的命运取决于此,不管怎样,在此后岁月里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取决于此。即使希 特勒决心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要赋予德国这种他历来作为行动目标的、东欧的“生 存空间”,那就必须这样做),并且事先压倒法国(如果这样做也有必要的话), 力量对比和作战地图也会变得截然不同(如果从第一天起,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 进行斗争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不会是老样子,20世纪的历史就会因此发生变化。 时至今日,人们知道,那些导致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谈判最后遭到失败的、错 综复杂的和相互矛盾的阶段是什么情况。人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在1938年的冬 天,那种不反对德国向东欧采取战争行动的试图是存在的,至少在巴黎是有的。作 为法国军界最高人士之一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法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尔 朗在1939年1 月22日的报告中,特意要求不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应当首先 维护我们的帝国。”达尔朗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德国不支持 意大利提出的权利要求,我们就应当让德国自由地在东欧采取行动。”⑩当然,这 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从大部分法国报刊上发现了人们对达尔朗这种选择的 反响,以致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认为可以下此结论:“假如德国人真的去攻打乌 克兰,那博内及其战友就会发出一种轻松的叹息”。⑾此外,事实上,1938年11月 24日,在巴黎举行了法英两国领导人会议,博内在会上提及德国有可能主动对乌克 兰采取战争行动,分析了1935年法苏公约的意义,并从中下结论说,“在缺少一份 明确的军事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不会使法国和苏联自动进行两国之间“帮 助和援助”。⑿博内甚至补充说,只要坚持1936年签订的法英两国协议,人们就会 推论说,“法国在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是否应向苏联提供直接的军援,基本上取决于 英国内阁判断形势的方式”。人们无法更加明确地说,法苏公约业已失去了其基本 内涵,或者至少无法说,法苏公约失去了其切实贯彻的任何机会,除非迄今为止不 再敌视或怀疑法苏公约的英国另作决定。 只是在德军于1939年3 月15日攻占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解体,然后英国 无条件地承诺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之后,才提出了同苏联签订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 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用明确的战略用语提出来的。当时,业已 放弃其过去政策的博内在接见俄国大使苏里茨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中心问题是什 么。⒀“显而易见,”这份谈话记要指出,“必须实现苏联同罗马尼亚、或者苏联 同波兰之间的和解,以便法苏公约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人们业已非常明确地提 出未来谈判应当解决的战略问题。此外,苏里茨回答说,罗马尼亚和波兰迄今排除 了同苏联联合的任何假设,甚至排除了苏联提供的任何直接支持。博内证实说,他 完全理解同苏联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因为他立即反驳说,人们可以使罗马 尼亚和波兰改弦易张。博内还提到了法苏公约,建议“立即举行法苏会谈,以便作 出明确的决定,在发生德国侵略时,苏联可以向罗马尼亚或波兰提供援助”。实际 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马上解释说,如果 波兰继续不愿意听说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那么相互讨论和彼此承诺都是毫无用处 的。后来,在此关键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任何变化。4 月13日,在博内 和苏里茨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的会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谈判的目 标。⒂法苏谈判的特点是,双方长时间地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在这些建议和反建 议中,尤其是不仅显示出英国政府对于向苏联作出明确承诺的极端怀疑,而且显露 出它在法英这对伙伴关系中所占的永远的优势。只是在7 月初,英国政府最终才接 受了俄国6 月2 日提出的、关于政治协议和军事协议相联系的建议。⒃只是在7 月 23日,人们才承认,必须开始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之补全在政治方面业已或多 或少取得的成果,同时明白,没有波兰的赞同,协军事议就没有价值和实质内容, 因为波兰领土是第一战场。⒄当这些艰难的谈判即将进入灾难性的最后阶段时,法 英两国政府早就得到通知,苏联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经历 了一系列挫折,正处于危机之中。1934年,斯大林深信有必要通过同西方民主国家 结盟,并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改良主义者或自由党人实行联合,来对付法 西斯国家,特别是对付纳粹德国。四年多后,这项政策的总结是灾难性的。苏联在 1935年同法国结盟以后,没有续签任何能切实和有效实行联盟的军事协议。德国违 反凡尔赛条约,在国内恢复了兵役制,同英国签订了关于重新装备其海军的协定, 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地区,建立了西格弗里德战线,并吞了奥地利,通过慕尼黑协议 夺取了苏台德区,肢解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攻占了立陶宛的墨梅尔。 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作出了一切反应,但都阻止不了德国。同样,它们反对德国和意 大利派兵攻打西班牙,但都阻止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不是苏联想用反法西斯 大联盟来包围德国,而是德国通过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使苏 联本身受到包围的威胁。难道斯大林从那么多的挫折中,没有汲取教训吗?如果斯 大林不能同英法两国建立真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那么难道他不会放好几年前所选 择的战略吗?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 当金1938年10月4 日举行的会谈,法英两国政府被告知,有可能发生一种变化。⒅ 此后,苏联不断发出警告。实际上,只是在1939年5 月,希特勒才为了他的利益, 决定谋求同莫斯科签订协议。⒆迄今为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竭力要通过同 日本结成军事联盟,来使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敌视态度变得中立起来,因为同日本结 盟就会使苏联因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而不动弹。但日本政府担心同英国发生 可能的战争冲突,并对其军队在外蒙古进行的有限对抗中,在苏联装甲车面前遭到 的失败留下过深刻印象,所以采取了躲闪的态度。当时,在希特勒看来,同苏联签 订协议是唯一能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解决办法。希特勒认为,这种战略 情况最为重要。 因此,不管怎样,法英两国政府是在认识到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和同苏联 举行谈判的主要赌注时,才准备开始军事讨论的,而这样做就会补全那些在政治上 业已或多或少获得的成果。7 月27日,法国方面指定杜蒙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说 实话,甘默林这天向杜蒙下达的指示是在三天前经达拉第批准的,所以并不象人们 后来认为的那样明确。这些指示考虑到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 将援助限制在提供武器方面,但没有规定在德国向波兰进攻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如 何同俄国的军事反击真正做到协调一致。⒇然而,这些指示同英国代表团8 月3 日 接受的指示形成了明显对比。英国方面的指示精神可归纳如下:“英国代表团应当 密切监视政治对话的进展,慢条斯理地进行对话。”(21)英国代表团也应当“用 尽可能笼统的话”来同苏联人讨论。至于那些只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 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英国代表团应当“鼓励俄国人直接去找波兰和罗马尼 亚谈判”。最后,英国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应当谋求一项 被称为“难于迅速达成”的协议,事先接受“某种谈判期限,以便使德国受到英法 苏三国军事公约的威胁,以此来推迟战争,赢得秋季或冬季时间”。设想一些也肯 定会导致人们即将举行的谈判失败的指示,是一件困难的事。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 这样。 因此,8 月4 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 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 节的速度行驶了四 天,结果只是在8 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 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 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 (……)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 月13日、14日、15日和16日四天,伏罗希 洛夫未得到任何回答。看到谈判最后要遭到失败,杜蒙建议巴黎派其副手瓦林将军 去,试图说服波兰领导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会有同苏联的结 盟;届时,他们的战略立场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但这种建议只是徒劳一场。后来, 杜蒙又主动派遣博夫尔上尉到华沙,博夫尔说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出面, 再次向贝克上校进行活动,同时也由武官米斯将军出面进行活动。结果他们俩只得 到波兰方面发表的、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声明,声明只是用有点轻蔑的词汇,准许法 国人和英国人同苏联人“磋商”,而波兰领导人保留评判他们磋商结果的权利。达 拉第在一个绝望的举动中,徒劳地准许杜蒙“最好是(……)在军事公约上签字, 条件是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暗示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可以不经过 波兰人同意。俄国领导人只能从中得出结论说,有人竭力要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心 里非常清楚,波兰人不接受任何同他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甚至有人向伏罗希洛 夫证实,波兰政府不赞成法国起草的公约文本…… 8 月22日公布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现在谁都不 能怀疑,德苏两国靠拢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即将签订一个协议。这对英法两国来 说,不仅是一个外交失败,而且首先是一个战略灾难。因为波兰无法长期抵御德国 军队,而且由于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将入侵波兰东部。在此之前,德国已经 入侵了波兰西部。 同样是战略形势决定着苏联的选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是在下述三种解决办 法中作一选择的。第一种办法是,继续在边界内观望,但届时德国将会获得优势: 将波兰军队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样就不费力气地走完 战争爆发的深入苏联心脏地区的大部分路程。第二种办法是,尽管波兰政府明确反 对,但对波兰进行干预,然后同德国军队遭遇,但在此情况下,风险来自波兰政府 的突然转变。波兰有可能在德苏两个敌人中间,断定苏联是最坏的敌人;届时谁也 不知道,法英两国会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第三种办法是,同德国缔结一项公约就会 对苏联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名声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公约不会是最后的 承诺。当时局需要这样做时,就会重新开始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话。再说,当法英 两国代表离开莫斯科时,苏联代表已经对他们打了招呼。在此期间,苏联会在领土 和战略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夺回其在1920年签订里加条约时失去的、白俄罗斯人和 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此外还加上1914年前属于奥地利的东加里西亚。且不说在波 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贝萨阿拉伯地区将要获得可预见的进展。 苏联作出其选择。这对苏联来说是一次重大进展,因为他将德国侵略的起点尽 可能远地推到了西方。如果不同苏联发生直接碰撞和不打乱战争的战略形势,那德 国就不能向西方再走一步。有位西方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唯一的西方领导人 ——懂得这点。10月1 日,是丘吉尔在电台上发表声明说:“俄国冷冰冰地奉行了 一种被利益左右的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人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波 兰的朋友和盟友占领现有的阵地。但是,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俄国安全发生了问 题,对俄国军队来说,坚守这条防线显然是一种必要。不管怎样,防线在这里,东 线已经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东线。我无法预言俄国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 个神秘的谜底,完全被装在一个谜语里面。可是,也许在这个谜语里面藏着一把钥 匙呢?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在黑海两岸落脚,或者入侵巴尔干 半岛国家,或者使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人民受到其奴役,那就不能符合俄国的利益 和安全。这是与俄国的生存利益和历史利益相违背的。”戴高乐进行了与丘吉尔同 样的分析,但篇幅更短一些。他说:“俄国宁可同德国一道瓜分自己的猎物,而不 愿沦为德国的猎物。” 从缺少任何东方联盟产生的后果是,战争地图根本不利于盟国。人们不难预见 到这点。至于戴高乐,他象支持签订法苏公约那样明确表态,觉察到德国不在两条 战线上打仗时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不管怎样,必须从中作出结论。这就是法英两 国军队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在制定其作战计划时所做的事。(23)他们看到德国 将是主要的敌手,但由于德国在大部分军用物资方面拥有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 不可能击败德国,因而建议依靠盟国的海军优势——如果意大利也来参战——对意 大利岛屿和殖民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这个作战计划初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 重大矛盾。作战计划假设,必须粉碎德国的首批进攻,但同时规定在次要战场上开 展大规模行动。可是,次要战场为了取得一些肯定次要的成功,需要动用法英两国 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使之冒有在主要战场——那里的德军占有优势,即使占 有暂时的优势,也会对盟国进行致命的打击——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是这个观念 启示了最初的作战计划。除了规定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向法英两国运送来自其庞 大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大量军用物质和各种援军之外,该计划还规定在巴尔干半岛进 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 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 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 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 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 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 “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 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 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 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 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 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 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 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 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 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 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 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 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 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 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 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 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 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 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 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 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 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 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 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 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 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 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 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 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 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 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 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 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 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 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 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 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 …)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 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 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 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 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 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 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 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 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 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 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 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 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 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 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 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 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 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 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 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 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 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 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 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 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 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 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 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 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 能有什么作为呢?” 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 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 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 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我在一种难 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辆轻坦克归我指挥,犹如尘土一 般……我担心,尽管波兰的教训是那样明确,但这种教训也会被人们的偏见所否定。 人们不愿意看到,让那种在波兰获得成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 请您相信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待于付诸实行……假如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 那我们就会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将因我们的错误而输掉战争。如果您能同雷 诺一道采取行动,那就请您行动吧,我求求您呢!”(28) 戴高乐留心将勃鲁姆的名字,列入了他要寄赠其回忆录《机械力量的到来》的 人的名单。这些人根据二战爆发以来突然发生的事件,重新采纳了戴高乐关于彻底 改变法国军事体系的论据。(29)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反复指出,他称坦克是“战斗 发动机”。 “坦克在恢复和增加那些作为进攻基础的基本属性。坦克在三维中行动,比任 何生物走得更快,能够运输以那些武器和装甲形式存在的重负,而今它在战争价值 观的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在自告奋勇地更新那种衰落的艺术。” 戴高乐远未否定坦克以外的、其他武器的重要性,他承认它们将要发挥的作用, 但他写道:“事实在于,同(其他武器)相比,坦克这种机械工具从本质上说拥有 一种能力,一种机动性,一种完全不可比拟的保护功能;然后,坦克又构成演习、 奇袭和进攻的基本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通过机械力量的手段并与机械力量相 称,才能有主动行动。” 接着,戴高乐肯定说:“大量地正确地使用坦克,就能克服我们的积极防御和 消极防御。” 戴高乐断定说,现代战争首先要求象二十五年前那样,进行全面的经济和工业 动员,以及新兵入伍的动员。所以,军事努力应当集中在获胜的武器上,而这种获 胜的武器只能是“机械力量”。其结论是以要求反对战争爆发时那种致命的、停滞 不前的状态,并发出反抗的呐喊的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 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 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 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 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 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 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叙述其读后感的:“正 是在那时,我获悉了一切,我理解了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毫不拖延地组 建机械部队。”虽然知道戴高乐赠书的八十名政界和军界人士名单,但人们试图相 信,唯独勃鲁姆一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在别地人们没有感觉到相似的反应。 赠书是戴高乐所作的一个奇特的举动。戴高乐置身于任何规定和任何军阶之外,只 向国家领导人对话,不考虑惯例、传统和普通纪律。不过,戴高乐的名声和著作早 已将他排除在常规之外:他不想到被人们来评判或看待,彷佛他过去不曾写过《建 立职业军》似的。不管怎样,戴高乐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精英的漠不关心 态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但他遭到了失败。 “我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震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达拉第宁可不读戴高乐的回忆录。(30)时任东北战线司令的乔治将军,也许 接受勃鲁姆的忠告,看了这部回忆录,但他的判断是坚决否定的:“有意思,但这 种重现历史经不起批评。”时任步兵监察并以此身份担任整个坦克部队司令的迪菲 厄将军证实,他象很早以前一样敌视戴高乐的观点。“就问题的现状而言”,迪菲 厄写道,“(回忆录里的)结论是必须加以摒弃的。”纳辛自认为知道,甘默林断 言回忆录的结论是很有冒险性的。让·奥比尔兰将戴高乐的回忆录交给一名在参谋 部供职的上校审读,上校提出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位谈论颜色的患色盲症者。” (31)据皮埃尔。比约特对让·拉库迪尔所作的证词,只有其父亲、北方集团军司 令比约特将军告诉戴高乐,他赞同戴高乐的回忆录。 在军队领导层,这种严厉的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未导致人们无视戴高乐有可 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也是真实的。这里,是甘默林采取了 一个在1940年春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动行动。人们记得,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甘默 林试图建立装甲师并研究其使用问题,但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那里遭 到了拒绝。然而,甘默林没有放弃。他还利用战争爆发所赋予自己的权威,命令组 建第一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并要求在1940年春末组建第三装甲师,此后再组建第 四装甲师。甘默林是否会马上想到,将指挥这些新装甲部队的重任交给长期以来要 求组建装甲部队的戴高乐呢?不管怎样,当雷诺邀请勃鲁姆和戴高乐来家共进晚餐 后不久,致函甘默林,建议晋升戴高乐为将军时,甘默林向这位当时还仅仅是财政 部长的雷诺作了积极的回答:“戴高乐将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这样做很好。” (33)但是,甘默林不去催促军队领导层和办公厅,因此他的意向毫无立即办理的 下文。然而,几周后,甘默林将戴高乐召到他在万森城堡的总指挥部。关于这次会 见情况,人们在《战争回忆录》里找得到叙述,戴高乐把它写成了一次由尊敬、模 棱两可和不安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的争吵,而当时,这两位人物都知道,他们正 在经历着一次令人伤心的战争前夜。据戴高乐的描述,甘默林在遥控日常事务,让 乔治将军主管东北战线,说“只要不发生任何事件,情况就可以过得去。可是,如 果战役爆发,那无疑就不能支撑下去”;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地方和 他的万森城堡的隐居地(……)在密室里策划其战略行动”。甘默林召见了戴高乐, 宣布由他指挥第四装甲师,并从5 月15日起开始组建。戴高乐向甘默林表示,他对 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 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甘默林向戴高乐透露了对未来战 局的想法,说德国人在进行一次“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掩护或钳制行动”之后, 就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将目标“瞄准法国加莱海峡省,以便把我们同英国人 隔开”。甘默林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是保持自信,“深信在他那一级,基本的问题 是要一劳永逸地、在一个既定方面确定其意志,然后不因任何变化而偏离既定方向”。 戴高乐显然对其人生的这一瞬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十五年后再来提笔写回忆 录,戴高乐情不自禁地向甘默林这位领袖——即使人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认为甘 默林在发生变化,甘默林也是那么长期地反对戴高乐的思想——突如其来地表示了 敬意。 “甘默林是一位智力、敏锐性、自制力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军人,他肯定不会怀 疑,下一次战役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戴高乐对甘默林的这种敬意显露了真情,但它却是模棱两可的。戴高乐在向甘 默林的巨大才能表示致敬的同时,也暗示了他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事先就树立的、排 斥任何异议或意外事件的观念之中,而且跳不出来。所以,在结束关于此次会见情 况的叙述时,戴高乐通过那种经过适度选择的词汇,表明其内心感到的不安,也许 这是他的绝望情绪。 “我是怀着尊敬的、但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这位伟大统帅的。甘默林在他 的修道院里,准备突然承担巨大的责任,在一幅我以为糟糕的画作上孤注一掷。” 正当一切都证明戴高乐的悲观主义正确和一切都似乎已经失去时,突然来了一 个戴高乐盼望和等待多年的最后机遇。1940年3 月1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 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 难道戴高乐不是选中雷诺,把他当作彻底改革法国军事体系的旗手,而雷诺本人在 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已经同意进行这种改革了吗?近六年来,戴高乐是同雷诺保持了 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观点和提供他的服务。归根结底,戴高乐将 一切赌注都押在雷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 建一支装甲部队,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学说,指挥战争走向胜利。而今,这一事件终 于到来了,但来得很晚,也许为时太晚。因此,人们即将看清,戴高乐寄厚望于雷 诺是否有理,他本人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扮演雷诺的副手、顾问或参谋长的角色。 此事在几天内就办成了。戴高乐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几周前给雷诺寄了一 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战时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充当了雷诺身边工作、直接为他服 务的人选。 1 、由指导战争委员会制定作战计划,并随着事件发展,就这种思想顺序作出 必要的决定。 2 、如果要筹备召开战争指导委员会会议,就必须由一个秘书处来确定卷宗、 研究问题和作会议记录。 3 、戴高乐上校可以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此看来,雷诺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就立即把戴高乐召到其身边,这是毫不 奇怪的。但是,召见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求他起草雷诺拟于3 月21日在众议院宣读的 政府声明。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坚决动员国家参战、最后只能夺取战争胜利的讲 话稿。即使这个文本经过雷诺政府主要成员多米尼克·勒加的加工润色,雷诺也选 择了原封不动地宣读戴高乐起草的原稿。 戴高乐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坐在公众席上。他写道,会议的场面是“可怕的”。 许多激进党人对达拉第遭到排挤感到遗憾,在好几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种怨恨。右 翼发言人对社会党入阁表示愤愤不平。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 愿望,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们的猜忌和怀疑。 “唯独莱昂·勃鲁姆,”戴高乐写道,“以高贵的姿态发了言,尽管他没有获 得任何部长职位。” 对勃鲁姆的这种致敬是引人注目的和说明问题的。当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后来 在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进行无情斗争时——正如戴高乐在这场对他政治生命产生 深刻影响的斗争之后写的那样――他象在其他事件问题上一样,表示了对勃鲁姆个 人的尊敬。而今,勃鲁姆对雷诺提供的支持,刚够给雷诺一个众议院多数派。假如 人们将弃权派同反对派的选票加在一起,那么雷诺的这个多数派只是比少数派多一 票。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后还来对戴高乐说,当时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多数派 没有把握。尽管激进党人和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希什里建议雷诺退出内阁,但雷诺 决定坚持下来并采取行动。因此,雷诺想要赋予戴高乐战时内阁秘书一职,而该职 位是由雷诺以他本人为中心同政府副总理、负责军队事务的部长、以及财政部长、 殖民地部长、封锁和军备部长等人一道决定设立的。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但 他对雷诺满腔怨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雷诺。《战争回忆录》将下述这样明白无误 的语言归于达拉第,以致人们对这些话是否当作真持犹豫态度:“如果戴高乐到这 里来,那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从楼梯下去,打电话给雷诺,让他把戴高乐安排在 我的位子上。” 新总理雷诺在遭到第一次挫折——看来他很容易逆来顺受——后,便试图进行 第二次尝试验。雷诺把戴高乐找来,建议他参加一个负责在军事、财政和外交问题 上亲自向他报告信息的三人专家委员会,由戴高乐负责军事问题。不管这个机会多 么模棱两可,戴高乐看清了,这是赋予他的最后一个机遇。据吕西安提供的证词, 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雷诺的建议。“他愉快而热情地跑过来。他不再有思想家 的的那种安宁。前线的空气使他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但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却使他 感到恶心。一听到戴高乐谈话的开场白,人们就马上懂得,‘在他的思想里,发展 着一种无情的能力’(福楼拜语),即看见蠢事和不再容忍蠢事的能力。”(34) 这样的经历没有持续多久。戴高乐起草的报告只能是由他来写,肯定不是由雷诺本 人或他的几个合作者来写。在达拉第那里、业务部门和参谋部马上觉察到这点,并 象可能预料的那样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从中汲取了结论,就像他当时在致母亲信中 所写的那样。 “我重返了前线……巴黎的政治气氛太坏,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 以致我无法开展有益的工作。因此,我要求雷诺(让我)返回我的坦克部队,直到 局势明朗时为止。雷诺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时也向我声明,短期内他将召我回来。 因此,我在耐心等待。” 人们不会怀疑,对戴高乐来说,此事是一次可怕的失望。在那样长久以来,那 样执着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此人上台后显得无力强制推行其选择、人事和思 想——身上之后,这是一个考验,对此,戴高乐没有任何抱怨,但他必须经受无限 的痛苦。然而,这首先是一个佚事,深刻地显示出戴高乐开始同总理雷诺一道共事 的政治经验,也最终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直至1940年6 月最后几次辩论的一切。因 此,必须认识这件佚事的深刻根源。 首先,造成达拉第下台和雷诺上台的政府危机绝非来源于那些主张更加坚决和 更加连贯地指导战争的人所获的胜利。实际上,危机来自1940年3 月14日参议院召 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更加直接地说,危机来自3 月19日众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 会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人们主要看到所有反对达拉第政府的人发起的进攻, 他们先后指责达拉第政府进行战争,排除最后的和平机会,在1939年12月初苏联进 攻芬兰时不进行支持芬兰的军事干预——哪怕当时进行干预,冒有同苏联打仗的危 险也罢。那些反对对德宣战声明的人从1939年9 月以来实行协商和接近,以致组成 一个或多或少开展地下工作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象如马塞尔·德阿 那样的、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决裂的“新社会党人”;象勒内·沙托那样的接 近激进党的众议员;象贝热利和赖伐尔的亲信蒙蒂涅那样的来自左翼的独立党人; 象斯卡皮尼和迪克西埃-维涅阿库那样的著名的极右翼众议员等。但是,这些人中 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头领是两位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皮埃尔-艾蒂安·弗朗 坦。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赖伐尔并不希望芬兰战争爆发,变成同苏联直接发 生冲突的机会。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热烈地主张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他们的思想 状态和策略,在1 月10日达拉第的一名外交顾问致达拉第的报告中得到相当好的概 述。报告指出:“在法国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支持同苏联决裂的运动。该运 动是有感情基础和政治信念基础的。但人们也不能否定,有些社会阶层利用它来表 明苏联是头号敌人,并且以此为由来实现同德国的跛脚和平。”(35) 不管事隔多年来看此事会显得多么特殊,事实上,芬兰战争是一种长期地和联 贯地试图对苏联进行敌视活动的机会。(36)人们知道,苏联在1939年11月,曾建 议同芬兰交换领土。这就是,将那些控制着通向列宁格勒的海湾出口和卡雷利地峡 的港口和岛屿并入苏联,以便使列宁格勒免于那些出其不意和就近发动的军事行动, 在此情况下,在芬兰的东部边界上,从北到南,向芬兰出让一长条比上述港口和岛 屿面积大一倍的(苏联)领土。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预见到芬兰人会对此采取拒绝 的立场,所以他们丝毫没有集中兵力。同年12月,他们发动了首批进攻,但在全民 动员和得到强大推动的芬兰人民的胜利抵抗面前遭到了失败。此时,人们可以预见, 尽管遭到寒冬带来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但苏联红军在短短几周后集结了为大规模军 事行动所需的兵力。事实上,大规模的行动在2 月的下半月就开始了,使芬兰军队 在3 月中旬前达到了灾难的边缘。但在此期间,人们看见,主要是法国方面正在制 定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盟国军队拟在挪威的纳威克登陆,通过瑞典向芬兰领土进 发。这样,人们就会使德国失去从瑞典进口的铁――不管这种进口是通过挪威方面, 还是通过波的尼亚湾;于是,人们伸手帮助芬兰军队,与此同时轰炸高加索的巴库, 以便使巴库停止石油生产;人们甚至考虑派一支远征军在通向北极洋的、唯一的芬 兰港口佩特萨摩登陆,以便从那里向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进军。 人们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 月召开的盟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看到,达 拉第和法国的军队领导人支持这种计划并要求紧急执行。是英国领导人那种有步骤 的、深谋远虑的和冷淡表示的反对,特别是尚在首相任内的张伯伦,先后推迟了和 排除了法国的计划。事实是,人们在历史档案、证词和文件中看到,法国方面对这 项战略提出的异议很少,仅此而已,而且丝毫找不到关于那些强制执行计划的论据 的陈述。如果盟国的兵力分散到周围地区的远征中,那就会加强德国在西线的优势, 而决战将会在西线进行。因此,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加紧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 是松弛其同德国的关系;对于盟国来说,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敌人,有意造成 一种对自己长期不利的力量对比。甘默林对那场有可能在比利时开始、先后在11月 和翌年1 月显得迫在眉睫的战役感到惶惑不安,所以谨慎地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和 担心,用拖延的办法来延期执行最终的决定。可是,甘默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他的 反对意见,其他的法国军队首脑便起劲地参加对俄国的战备。(37)魏刚态度最积 极,从其驻守中东地区的指挥部要求在12月中旬研究“对苏联行动的各个方面”, 并致函甘默林说,“在芬兰和别地歼灭(苏联军队)是极其关键的”。最大胆—— 这里且不说最狂妄——的军队首领是空军参谋次长、未来的维希政府国务秘书贝热 雷将军,他当着斯特兰上尉的面阐述了一条重大战略路线:“现在,俄国同德国进 行合作。它们将为了瓜分欧洲而共同作战,并竭力要扩展到欧洲以外。因此,我们 打击苏联,就是使希特勒德国失去其所需的资源,同时使战争远离我们的边界。魏 刚将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统帅军队,这支军队将朝巴库的总方向推进,以便停止那 里的石油生产。然后,再向北方挺进,同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开拔、朝莫斯 科进军的盟国军队会合。” 不管人们对不仅象魏刚、贝热雷这样占据军队领导层高位的军事首脑,而且象 达拉第这样的高官的智力价值,或者简单地说,对他们的理智的看法如何,假如没 有当时的法国政治气氛,那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勃勃雄心。(38)在从极右 翼到左翼的广泛领域里,人们要求优先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除了参议院的赖伐 尔坚持和平主义、政府的阿纳托尔·德蒙兹长期以来更加关注同法苏关系之外。看 来,法国各地舆论都怒火万丈,要支持芬兰,就象支持达维德、反对戈里阿特那样。 当芬兰军队挫败苏联红军时,莫拉在“法兰西行动报”上颂扬了“文明的火山”。 法布尔-吕斯平常撰文,表达那些从未希望真正抵抗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和上流社 会的观点,而今他写道,芬兰已经变成了“自由象征之地”。赫里欧从前主张建立 法苏外交关系和长期主张同俄国联盟,现在则宣告“芬兰的胜利象其国土上的白雪 一样长久,反映了精神对物质、人道价值对暴行的第一次胜利”。勃鲁姆本人在2 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排除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景,使 英国工党代表听了大吃一惊。当俄芬战争已告结束时,他甚至在1940年4 月5 日的 《观众报》上写道:“如果有可能避免同苏联人打仗,那就最好。否则,那就打吧。” 从表面上看,这股舆论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戴高乐却认为这股潮流的用意是可憎 的,其思想状态是可笑的,后来他用简练而轻蔑的语言追忆说:“必须指出,某些 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 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 甚于打败德国的方式。” 不管怎样,是这股潮流在3 月14日和19日的议会辩论中发表了激烈而热情地的 意见,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它教达拉第政府下台的。与此相反,勃鲁姆确实要求 在指导战争中采取更加坚定和更加严峻的立场。但事实上,面对继续投达拉第赞成 票的239 名众议员,由300 名投弃权票的众议员——也有一名投反对票的——组成 的联盟是极其混杂的。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政府会持久地和毫 不妥协地代表着对德国的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 戴高乐见证了这股潮流。据此,他设想到自己对政界中依然存在的抵抗能力和 战斗意志进一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由于这种体验,戴高乐开始得到启发,看清了 雷诺政府的命运和雷诺上台后的政治气氛。他用无情的语言来概述这种体验。 “这足于使人察觉到,政府丧失斗志已经达到何等的程度。在所有的政党、报 界、行政机关、商务活动、工会中,那些很有影响的核心都公开地赞成停战的思想。 知情人断言说,这就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贝当元帅的思想,人们认为贝当通过西班 牙人获悉,德国人乐意准备签订一项协议。” 戴高乐甚至提到要通过通知的途径来开展一次宣传运动,由宣传运动建议向贝 当发出呼吁……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雷诺政府准备立即开始一项“矫正”行 动。雷诺政府的组成也让人怀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有三名部长和三名副国务秘 书,但最坚决爱国的右翼党团——路易·马尔坦领导的集团却没有入阁,尽管激进 党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放弃了入阁,对前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德和乔治· 博内遭到排挤感到遗憾。不过,达拉第保留了国防部长一职,几乎保存了与雷诺总 理同样多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能阻止雷诺想做的事情。 那么,雷诺想要做什么呢?多年来,雷诺为组建强大的、兵力众多的和独立自 主的装甲部队进行过辩护,此次他必定把此事作为政府的最近目标,因为他本人说 过,这是现代战争获胜的最高条件。无疑,为了强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达拉 第谈判其职务变动问题,赋予激进党人为确保其支持、或者取得右翼更大支持所必 要的补偿。这项行动是困难的——人们对此不会怀疑——但这是为继续战争所必不 可少的。雷诺必定想到这点,因为他早已说过。但必须看到,他光说不做。不管怎 样,戴高乐看出了问题:对法国军队的结构、统帅部和学说均未实行任何变革。于 是,人们只让甘默林以最慢的速度,逐步地组建他所愿意组建的4 个装甲师,而始 终不存在超过4 个装甲师、或用不同方式进行组建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雷诺政府上台的前几周里,戴高乐对此是感到痛心疾首的,尤其 是因为他本来就相信,采取他所期待的决定和安排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手之 劳。但是,戴高乐是否了解雷诺上台后不久将立即采取的那些计划呢?看来,戴高 乐同雷诺过分接近,同消息最灵通的政界和新闻界接触过多,以致他不能不知道这 一切。不管怎样,不管哪一天,即使戴高乐被告知一切,他也只能估计划,在他1 月底的陈情书里提出的、完全转向对德战争的选择与雷诺作出的选择之间,有着一 种从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是因为,雷诺完全恢复了过去制定的计划,将下数两项计划合并在一起,前 者是在挪威领海布雷,旨在阻止德国进口铁,甚至阻止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 模地面行动,后者是通过轰炸高加索的油矿,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39)当芬兰 战争已经结束和不再有进攻苏联的借口时,雷诺自己制定了这些计划,并在英国人 面前为它们辩护,尽了最大的努力。(40)对此,张伯伦再次表示反对。但是,英 国政府在丘吉尔的坚决要求下,要求在挪威领海布雷的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江河水 雷,所以在3 月28日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 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 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 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 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 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 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 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 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 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 4 月9 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 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 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 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 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 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 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 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 月9 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 诺在3 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 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 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 两周后,4 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 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 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 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 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 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 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 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 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 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 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 —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 —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 后来,1943年5 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 “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 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 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 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 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 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 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 月底和4 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 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 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 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 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 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 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 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 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 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 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 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 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 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 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 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 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 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 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 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 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 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 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 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 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 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 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 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 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 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 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 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 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 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 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 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 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 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 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 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 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 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 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 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 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 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 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 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 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 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 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 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 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 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 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 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 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 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 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 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 摆脱战争。 在雷诺的亲信圈子里,最重要——即使不是最有影响、也是同样有影响,也许 比博杜安更加有影响——的亲信,是空军中校德·维尔吕姆。人们只是在维尔吕姆 的《日记》发表之后,才看到他的重要性。此后,人们通过人证和印证证实了这点。 这位空军军官确保大本营(国防部)和凯道赛(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即起先在甘 默林和博内之间、后来在达拉第和雷诺之间的联系。维尔吕姆具有为取悦于政界和 外交界、巴黎沙龙和晚宴所必需的一切。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德维尔吕姆对法国的 法西斯或极右翼政权有半点同情。何况后来,他还参加过抵抗斗争。然而,维尔吕 姆无限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他认为,进行抵抗战争是错误的,德国的优势将会长 期存在,必须继续保持防御状态和不让放过签订妥协和约的一切机会。维尔吕姆深 信,唯独“第三支军队”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盟国;当美国在一个难以 预见的期限内参战时,只有美军才能成为第三支军队。在维尔吕姆身上,还有一种 他对戴高乐的、对法国军事体系思想的疯狂的敌视,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完全敌 视苏联的态度,以及一种几乎念念不忘的反共主义。这就是说,德维尔吕姆自然是 接近一切主张同德国实行妥协和平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全都敌视雷诺。这就是 说,一切都会使他远离雷诺。 相反地,在1939年冬天,德维尔吕姆却变得非常接近雷诺。他经常在埃玛纽埃 尔·阿拉戈家里,与雷诺共进午餐或晚餐。阿拉戈从娱乐业和某些财富中获益,已 经成为最敌视抵抗战争和最支持同德国实现某种和解的、整个政界、经济界和上流 社会的中心和活跃者。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分析和评论。必须看到,他们几乎不 是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密切起来。不管怎样,德维尔吕姆 没有向雷诺掩饰其半点情感和偏爱。他是否对雷诺施加了影响呢?虽然议会和新闻 界继续把维尔吕姆看作是一个主张殊死斗争的人,但有好几个证据使人发现了他的 犹豫不决和演变,也许发现了他的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环游欧洲 国家首都之后,是这样报告了雷诺对丘吉尔的看法:“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在 夜里对雷诺先生进行了一次回访。丘吉尔的观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雷诺先生则认为, 即使丘吉尔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很有说服力、拥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大人物,他现在 的思想也失去其灵活性。雷诺认为,丘吉尔先生只能设想进行殊死斗争的可能性, 不管这种斗争是否带来动乱和普遍的破坏。在雷诺看来,这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 所作所为。”(49) 因此,一切都导致戴高乐和维尔吕姆处于对立状态。有一个佚事显示了他们之 间对立的尖锐程度,以致维尔吕姆在《溃败日记》一书中讲述此事时,肯定进行了 讽刺和歪曲,因为他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此事发生在3 月24日,当时人们还以为, 戴高乐将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秘书,成为雷诺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勒加的办公 室里,”维尔吕姆写道,“戴高乐上校就军事上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作了冗长的 陈述。他对我们尚未把军队开进比利时、甚至违背比利时人的意愿表示遗憾。据戴 高乐所述,德军并不比法军更强,两国的空军明显地保持着均衡……我听了有些惊 呆。我原以为他(比我)要聪明和内行得多。我便放弃了打断他那冗长而可笑的独 白。一旦戴高乐说完,我马上就只用几句话去反驳他。”很明显,戴高乐不能象维 尔吕姆这里叙述的那样,说这样的语言。对戴高乐来说,在这种场合和在这个年月, 不存在无保留地表达其悲观主义的问题。但是,当戴高乐重视装甲部队,而德军拥 有装甲部队,法军没有装甲部队时,他不会说法德两军势均力敌。然而,在这一天, 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发生了粗暴的对撞,完全地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应为同一个首脑 和同一项政策服务的班子里的对立,绝对是水火不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这个佚事,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被排挤出 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不是因为达拉第的反对——他报告过达拉第所说的敌视的话, 但达拉第没有亲耳听到过他讲——也许更多地是因为雷诺周围亲信的公开反对。然 而,戴高乐动身去旺让堡,返回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并且为了解释回部队的理由, 他宁可追述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分歧……维尔吕姆则被许诺有另一种命运。雷诺只 是向维尔吕姆推荐了他身边的第一个职位,即雷诺驻外交部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就 象维尔吕姆叙述的那样,人们明白,他因此洋洋得意,很想接受此职。维尔吕姆熟 悉凯道赛,所以害怕其赴任不受到全体外交官的欢迎,便事先进行了摸底。不管真 诚与否,外交部的好几位高官,如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达拉第的前办公室主任、 大使罗贝尔·库隆德都向维尔吕姆保证,他将会受到欢迎。也许出于谨慎的考虑, 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维尔吕姆要想亲自保持同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所以他决定不调 外交部,继续确保——此次则是为了雷诺的利益——凯道赛同甘默林的总司令部之 间的联系。后来的事件将要表明,维尔吕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施加重大的影响, 他也不放弃施加这种影响,因为除了罗朗·德马尔热里一人外,雷诺周围的亲信都 赞同维尔吕姆的意见。基本事实是,雷诺很早就了解维尔吕姆,并经常同他来往, 因此是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继续把他作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由此看来,维尔吕姆 是不可能对雷诺在方向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对雷诺暗中发生的演变提出疑问的。不 管怎样,人们可以看到,维尔吕姆立即利用机会,强制推行一种与戴高乐在战前提 出的、后来雷诺为了其利益而重新采纳的选择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尔吕姆在《日记 》中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相反地,”他写道,“我让雷诺通过的计划,却没有 留下雷诺在和平时期、恰恰在别处提出过的论断的任何痕迹。其实,雷诺的这些论 断已经被事件超越了。但是,1940年1 月26日,戴高乐上校向雷诺呈交了一份备忘 录,企图从对我军机械部队的解冻中找到胜利。好象我们可以凭着五年的落后和一 种比敌国差三倍的工业能力,在战争处于高潮时不仅在这方面赶上敌国,而且远远 地超过敌国!理所当然,我能说服雷诺,相信这份备忘录的空想性质。此外,我心 里还在思量,雷诺在何种程度上赞同戴高乐的学说。我认为,戴高乐主要是把它看 作是自我扬名的手段。假如雷诺真的相信装甲师,那他还会不顾德国在这方面所占 的巨大优势,在1939年鼓吹殊死的进攻,并在1940年赞同进入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呢? 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意见同样适用于戴高乐上校。”(50) 人们看到,维尔吕姆在这里流露出他对戴高乐的仇恨(此词并不过分强烈), 以及对雷诺的一点轻蔑。但人们尤其看到,1940年4 月,在维尔吕姆和戴高乐两人 之间,是维尔吕姆对雷诺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之间,角色是临时分配的:维 尔吕姆在政府首脑一边,戴高乐则远离权力,在他的坦克部队中间——那是1940年 5 月10日,被德国闪电般的攻势击中的地方。 这一天,人们到处感到,战争爆发了。在这个艳阳天里,对有些人来说,战争 开始是默哀,是在家庭或同学面前无法承认的惶惑不安,是生活中的一切即将发生 变化的感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无声欢乐的震颤,是业已满足的对冒险的企 盼,是战士老本性的苏醒。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法国,在比利时, 也许在更加感到意外和更加缺乏备战的荷兰,战争爆发也是一个下达最新指示、采 取最新决定和提出最新建议的时刻。对于这一代欧洲人来说,这一天就是1940年5 月10日。戴高乐也不例外。这天,他抽空给妻子伊冯娜写了一封信,此信以其基调、 谈及的主题、它所显示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表达了千百万法国人心中的疑问。 这封家信值得以此名义加以引证,就象它在戴高乐的《信函、报告和记事》中加以 发表的那样,当然,发表时仅仅删掉其家人想要删掉的部分。信中写道:“我亲爱 的小爱妻:现在,战争来到了,真正的战争爆发了。不过,如果目前在荷兰和比利 时的行动真的构成法德两国的大战役,那我就会感到相当惊讶。根据我的意见,这 场大战役将在不久后爆发。不管怎样,我愿意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 不管怎样,必须预料到飞机的活动将要增多,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您来 说,对于小东西来说,对于小姐来说,科隆贝是一个好住处,特别是如果科隆贝不 在从斯特拉斯堡进军巴黎的大路上。因此,请您多加注意,白天,要注意警报拉响 时让大家回家,晚上则要注意关灯。加多想必是相当可靠的。对于菲利普来说,他 在巴黎,如果有人开枪,那他必须不要徒劳无益地佯装‘内行’。 附上女儿伊丽莎白的来信。我对她考上业士学位寄予厚望…… 无疑,人们即将撤离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7 日来信,我于昨日收悉。“ 5 月10日发生的动乱和不安,全都体现在戴高乐的这封家信之中。其实,在荷 兰和比利时进行的战斗并非象戴高乐认为的那样是主要战斗,何况它们不是“稍后” 爆发,而是立即爆发,恰恰是朝着他预报的、必须撤离的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的 方向。轰炸就在5 月10日这天开始。戴高乐不愿意他的家人因缺乏经验或充当好汉 而去承受太多的风险,就象人们可以害怕菲利普想要“装出内行的样子”那样。但 是,人们没有忘记,戴高乐在信中奇怪地提到了伊丽莎白,她必须继续准备“业士” 考试。要搬家,那就必须同汽车库老板加多一道商办。但在此期间,必须考虑到 “小东西”、即他的残疾女儿安娜的安全,以及那位看管和照料安娜的“小姐”的 安全……但是,首先也必须“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以便能奔赴前线。 戴高乐等的时间并不长。5 月11日,戴高乐得到通报,说他的师指挥部设在维 西内。12日,他在维西内驻地的“美地”别墅安顿下来。13日,戴高乐把师参谋部 集合在自己周围,但不无粗暴地将一些不中他意的军官挤出参谋部。14日,第四装 甲师的干部大部都抵达维西内,戴高乐轮番地向他们询问情况,时而傲慢,时而彬 彬有礼。15日,当戴高乐还只有集结其三分之一的坦克时,东北军参谋长杜芒克将 军把他召到了身边。这样,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命运把戴高乐同杜芒克连接在一 起。他们相继地为独立自主地大量使用装甲车进行辩护,但结果是徒劳一场。因为 现在敌人突然越过阿登山脉,人们在敌军的去向问题上难以作出判断。向西,是攻 打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滨,或者向西南,则是直捣巴黎。为了阻挡敌 人的巴黎之路,图贡将军率领的、迄今驻守马其诺防线后方的第六军奉命捍卫安省。 但在等待第六军部署兵力之际,戴高乐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应当从正面向拉昂发动进 攻。这是戴高乐承担的使命。东北军司令乔治将军证实了这个使命,原先乔治不知 疲倦地反对过戴高乐所著的《建立职业军》的论断,后来又反对过他撰写的1940年 的备忘录。“去吧,戴高乐,”乔治对他说,“您多年来坚持那种现由敌人实行的 观点,而今正是您付诸实践的机会!”可是,戴高乐首先感到的印象是,乔治惊惶 不安,身心两方面都感到疲惫不堪,以致他认为,这位处于如此高位的军队首领 “显然不堪重负了”。 再说,在戴高乐看来,整个法军参谋部都显得“工作繁重”,看来“活力已经 中断”。短短的五天已使敌人跨越默兹河,涌入阿登山脉,使整个盟军机构面临着 崩溃的威胁。在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身上,业已刮起了一股恐慌之风。戴高乐 在总司令部里感到了这点。对戴高乐来说,不存在流露出悲观主义和对最高统帅部 持严厉批评的问题,在他准备率领第四装甲师战斗之时尤其如此。然而,就象所有 在5 月15日具有同样经历和同样感受的人一样,戴高乐是不可能完全掩饰其不安情 绪的。在这一天,他还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伊冯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了 几个词,让妻子理解他的思想。 “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左右局势。但是,必须预料到一切。 再说,对您来说,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都是毫无燃眉之急的。但是,如果可能的 话,必须让布雷特将军向您通报情况,以便您不感到意外,万一……假如出现了‘ 万一’,最好是首先找到苏珊娜。您要确保有一种可能的交通工具,但不要引人注 目。此外,我真诚地对您说,我不相信事情会落到那一步。” 戴高乐在这封家信的开头,对妻子写道:“昨日被紧急召见,要去筹建一个师。 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顺利。”事实上,为第四装甲师预定的军用物资集结得相当快。 戴高乐几乎立即能动用这批军火。可是,戴高乐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掩饰其感情中 去打仗的。因为5 月16日这天,他整天都在集结第4 装甲师,在拉昂周围来来回奔 波。在戴高乐看来,当时他发现的撞击是这样强大,以致他在十三年后撰写《战争 回忆录》时,将他1940年6 月18日开始的抵抗斗争事业的深刻原因,归于此次考验。 戴高乐本人是这样描写这次溃败的:“我在那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法国军人都变得 手无寸铁了。他们属于那些在近日内被德军坦克师打垮的部队。他们在溃逃中被敌 人的机械化部队赶上,所以接受了德国人下达的缴枪、向南方行进、不要堵塞公路 的命令。‘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敌人对他们喊道。” 面对这样的崩溃,这样的衰败,戴高乐受到了无比强烈的冲击。他浑身都感到 怒不可遏。无疑,戴高乐就此写下的文字,准确地表达了他心中涌动的、那些不可 磨灭的感受。 “当时,看到这种人民狂乱和军队失败的情景,听到这种敌人狂妄而轻蔑行径 的叙述,我感到无比愤怒。啊!这是太愚蠢了!战争的开局极其糟糕。因此,必须 继续战斗下去。在世界上,还有着继续战斗的空间。如果我活着,那么,只要有战 斗的必要,我就要在必须战斗的地方战斗下去,直至打败敌人和洗雪国耻时为止。 我后来所能进行的抵抗斗争事业,就是在这天下定决心的。” 眼下,戴高乐转入了攻势。5 月17日凌晨4 时30分,第四坦克师的一百辆坦克 发动了进攻,到近中午时分已经打到了蒙科尔纳。由于两翼遭到威胁,德军第一坦 克师看到其通讯联络受到重大威胁,以致德军在当天下午派第十坦克师来增援,以 便使第一坦克师恢复元气。法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大批德军飞机自由地 行动。然而,第四坦克师向拉昂的撤退并不妨碍当天第六军的部署。特别是,这次 激烈的战斗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使得全体参战将士都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成功的运 气,来抵御敌人最好的装甲师。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经验。作为坦克 使用问题的理论家,他可以将其过去所想的和预见的做法加以实施,即使在很低级 别上实施也罢。(51)毫无疑问,戴高乐还增添了对他自己、自己观点和自己判断 的信心。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在48小时后采取一次奇特的主动行动。5 月 18日,他获得了增援,现在第四装甲师拥有大约150 辆不同型号的坦克,其车组成 员来自那些尚未共同战斗过的团队,据戴高乐所述,“他们给人以普遍热情的印象”。 5 月19日上午,戴高乐向克雷西和布伊方向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再次从侧面打击 那些在索姆河以北向圣康坦挺进的德军装甲师。在大桥附近,德军的斯图卡斯式飞 机使法军坦克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未遇到法国空军的任何反抗。由于缺乏飞机支 援,又几乎没有炮兵,第四坦克师再也无法前进。戴高乐已经从一座名叫丰杜山的 山丘上看到这点。但他在前两天就已懂得,现在则更好地验证,敌军在向西线、索 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深入的同时,将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如从南往北发动一次 进攻,那就会切断敌军的通讯,并恢复同驻比利时的盟军同法国北方的盟军之间的 联系。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里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地方,以致他完全不理会乔治将 军当天下午发来的后撤命令。夜幕已经降临了。当戴高乐急匆匆地赶到杜贡将军的 指挥所时,前线又暂时地恢复了平静。戴高乐想要说服杜贡将军给他增派两个师的 兵力,使他强有力地恢复白天开始的攻势,以便扑向德军装甲师的后方,切断其通 讯联系,同北方的军队会合。戴高乐同杜贡将军的争论持续很久,但最后没有取得 效果。杜贡宁愿照总司令部的命令去做。 当人们知道这个事件处于何种局势时,它就会获得其全部意义。因为在5 月18 日上午,甘默林认为,德军的形势是最适合法军开展反攻的。就象1914年,德军的 右翼为了包围香槟和洛林地区的法军而向东南方向进军,从而提供了向其两翼中的 一翼进行进攻的机会——这次进攻便是法军获得马恩河战役胜利的起源——那样, 现在德军向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会使其南翼变得脆弱起来,并拉长了将其前卫装甲师 同其主力步兵师连接的在一起的通道。通过空中侦察,甘默林得到证实,在拉昂、 蒙科尔纳和比利时纽沙泰尔之间——准确地说,就是在戴高乐指挥进攻的地方—— 德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当时,丘吉尔不知疲劳地观察着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小事,始 终热衷于战略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与甘默林同样的信念。5 月19日,丘吉尔致函甘 默林说:“乌龟已经伸出头来,伸到离其背壳很远的地方。还有几天的时间,德军 主力才能抵达我们的交通线。看来从北方和南方,对这个长口袋进行强大的夹击, 就会收到惊人的效果。”这也是甘默林的想法。同一天,9 时45分,他签署了关于 旨在确定反攻的“第12号个人秘密指示”。指示是以这样一种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开 头的:“不想对指挥战役进行直接干预……”甘默林以此提醒说,指挥东北军属乔 治的职责,但同时强调其意图是要重新掌握局势,承担其职责,从而亲自证明法国 统帅部组织工作的前后不连贯和自相矛盾。至少,甘默林看到了现在必须做的事情 :沿着索姆省和安省一线,加强盟军手段,以便尽早向北方——戴高乐想要在北方 主动发起进攻——发动一次攻势;关于与盟军切断联系的、驻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 集团军,“不是让它受到敌人的包围(……),而是要发扬极端勇敢的精神,一方 面,必要时,要开辟索姆省之路,另一方面,则要把特殊的机动部队投放到德军坦 克师和跟随这些坦克师前进的摩托师的后方。”至于那些必要的手段,没有作任何 明确的指示,但至少是,反攻的总方向是明确的,选择的时机也是良好的。然而, 5 月19日晚8 时45分,甘默林收到雷诺的公函,被解除了指挥权。 魏刚接替了甘默林。对魏刚这次任命将在未来的几周里产生巨大的恶果,但不 管怎样,眼下对甘默林预定的对德反攻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52)因为魏刚想 要对乔治将军充分实行其权威,并在作出一切决定之前都要巡视主要指挥部,以便 实地了解形势。人们知道由此而来的结果。虽然魏刚象其前任甘默林一样,看到了 德军所走的“通道”的脆弱性,但他在5 月20日就职的那天却不想下达反攻的命令。 5 月21日,魏刚乘飞机到法国北方,下午一时左右晋见了比利时国王。后来,他又 见了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建议比约特全力以赴,攻打阿腊斯-康布雷一线,从 表面上看,他并未考虑到此时正在同一个战区的军事行动。魏刚还建议在进攻中尽 量多使用英国师,凡是参战的英国师所留下的地方,都用业已经过考验的比利时师 和法国师来接替。这样一来还会进一步推迟进攻时间。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之 所以没有出席这些讨论,要末是因为他对参加讨论不大热情,要末是因为被这天英 军的行动困难缠身。人们最后同戈特将军会合,他在当晚8 时抵达伊普尔。但魏刚 不等戈特抵达,就出发了。后来魏刚解释说,他对人们报告他的、敌军对加莱机场 的轰炸印象深刻。实际上,德军的轰炸并未发生。魏刚是在下午决定从海上返回巴 黎的。因此,他不同戈特会晤,在下午5 时至6 时间动身,乘坐“花神号”,取道 杜福尔,然后由于害怕勒阿弗尔港口外布下的水雷,就直接驶向瑟堡。第二天凌晨 5 时,总司令魏刚抵达瑟堡,然后乘内燃轨道车回到了巴黎…… 从甘默林起草其第12号令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天,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 对德军的攻势来说,5 月20日是最危急的一天。甘默林原定的反攻恰恰是从20日这 天开始,或者至少是在这天初见端倪——为此,戴高乐曾要求增援两个师……在冯 ·克莱斯特的德国装甲集团军进军、直到法国北方海滨时,在亚眠、圣康坦和佩龙 三地连接该装甲集团军同冯·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主力的通道几乎变成了真空。冯 ·龙德施泰特后来对英国军事批评家利德尔·哈特吐露私情说:“我们害怕,在我 们的步兵师有时间赶到之前,我们的装甲师遭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再说,希 特勒清醒地看到德军所遇到的危险,便敦促陆军参谋部要求步兵师尽量紧跟装甲师。 5 月2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后面跟随的,还只有三个摩托步兵师和两个普通师。23 日,德国人的形势明显改善。24日,通道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因此,只有在5 月19日至23日之间,盟国的反攻才会有真正的成功机遇。 然而,这些成功的机遇被浪费了。不过,5 月21日,比约特和戈特不等魏刚的 到来,相信甘默林在第12号令中下达的指示——尽管甘默林的指示还没有得到证实 ——因而在阿腊斯以南向康布雷发动了反攻,使隆美尔率领的师在当天下午陷入困 境,长达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在莫里尼埃将军率领的援军的支持下,比约特他们 重新发动了进攻,但在预报德军增援部队抵达的消息之后,根据最高层的命令停止 了反攻。后来,冯·龙德施泰特承认,在他看来,任何反击的威胁都没有象这次那 么“严重”。但在23日,德军已经抵达,发动进攻,从西部和东北部迂回包抄阿腊 斯,以致法国人和英国人被迫在24日撤离阿腊斯。在原先法英两国军队还在坚守的 防区中,那个东南角突出部分已不复存在,事实很明朗,已不再有一个向南方发动 攻势的出发基地。至于法军应从索姆省和安省开始、从南往北进行的攻势,需要增 援部队,而这些援兵只能从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一些师里抽调出来。然而,在 5 月20日、21日、22日和23日这四天中,没有下达要求抽调这些部队来攻打德军 “通道”的任何命令。只是到了5 月24日,当盟国已经失去其一切反攻的机遇时, 人们才“要求”东部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特将军从上述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向安 省前线转移,而这种要求不是通过下达明确的命令,而是通过建议普雷特拉特“相 信防御工事”,并以绝望的基调求助于他的“义务感和全体将士的牺牲精神”。 人们想象得到,戴高乐在经历蒙科尔纳战斗经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戴高 乐在战斗中,检验了装甲车进攻的有效性和他的指挥能力。他抓住了现在这个时机 :由于敌人进攻部署的薄弱,可以相信立即举行反攻会获重大效果。不管戴高乐此 时或者后来了解到甘默林的第12号指示,他再次看到统帅部没有利用时势和及时作 出反应的能力。一旦能明白这点,戴高乐就马上估量到任命魏刚为总司令的后果。 但眼下,魏刚的权威就象他的知名度一样得到了加强。5 月21日,军队最高层选择 了戴高乐,让他在电台上发表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讲话录音是在萨维涅大厦的花 园里录制的,戴高乐在那里设立了师指挥所。犹如时局要求的那样,戴高乐以一种 坚强有力的口吻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这种口吻对于恢复那些听众的信心是合适的。 这是一个短暂的佚事,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留下半点印象,他本人也没有提及过。 但事隔多年来看,录制戴高乐讲话具有一种独特的立体感。正是在这天,他第一次 在麦克风面前讲话……(53) 戴高乐在蒙科尔纳发挥的作用,足于吸引统帅部的目光,以便使人们想到在另 一条战线上立即使用戴高乐。此次,就是缩小德国人在阿贝维尔前面建立的袋形阵 地。这是统帅部试图开展的行动之一,其目的是要图建立一个连绵不断的和前后连 贯的新战线——新战线从索姆河口起,先后同安省和隆维雄战区会合,并经过那里 最后同马其诺防线会合。与此同时,戴高乐终于得到了晋升。人们看到,在甘默林 同意任命戴高乐为将军之后,事情就一直拖在那里。无疑,雷诺担任国防和陆军部 长后,才使戴高乐晋升问题的卷宗走出了办公桌抽屉。戴高乐对此感到有点自豪, 也暂时多了点乐观主义,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5 月24日,戴高乐是这样给妻子伊 冯娜写信的。 “总是争吵不休。但就我而言,事情倒没有变坏。我得到的印象是,困难已被 克服,(我们)在走向康复。然而,我们将会留下和进一步留下多大的损失啊!我 从昨日起就升任将军了。我是通过保尔·雷诺的一封信获悉此消息的。他根据魏刚 将军的建议,签署了我的委任状。” 说真的,这只是一项从未得到过证实的、“临时性”的任命。这样,戴高乐在 49岁半时,成了法国军队最年轻的三名将领之一。此外,在阿贝维尔的战斗——此 战并未取得全部减少德军的袋形阵地,但赢得了许多地盘和俘虏了400 人——之后, 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嘉奖。一周后,第四装甲师所属的第七军军长费雷尔将军向 戴高乐颁发了另一次嘉奖。但这两次嘉奖后来都被维希政府取消了。 5 月31日,福琼将军率领的英国师接替了法军第四装甲师。戴高乐将第四装甲 师部署在马赛-昂-博维奇地区,并返回巴黎。他先去了裁缝店,穿上了一件将军 制服,然后受到了雷诺的接见。这天,戴高乐是否被提名进入政府呢?任何人都没 有对此提供过证词,但陪同戴高乐的内罗上尉却有了他入阁的感觉。接着,他拜访 了魏刚将军。魏刚召见戴高乐,祝贺他在前线进行的战斗,向他询问了现在必须如 何整顿装甲部队的问题。(54)6 月2 日,戴高乐起草了几项建议,作了对魏刚回 复。即建议把法军剩下的装甲师重建成三支部队,而不是四支部队;这三支部队只 由一名总司令支配;集结成唯一的“装甲兵团”。戴高乐写道,他“毫不谦虚地并 且意识到自己能力地”要求指挥该装甲兵团。戴高乐已经通过这种口吻和这种方式 来摆脱军队最高层的习惯做法,这明确地表明,他想要在法军统帅部里扮演一个重 要角色。也许这是由于雷诺昨日向戴高乐提出的建议的缘故。或者相反地,因为戴 高乐认为雷诺的建议是可疑的和偶然的,他不想为了获得一种与事件发展相称的指 挥权而将忽略一切。不管怎样,戴高乐已经感觉到,他即将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崭 新的角色。 6 月5 日,这种感觉变成了事实。当天下午,弗雷尔将军召见了戴高乐,向他 私下透露说,根据可靠的传闻,他即将被任命为政府部长。翌日,6 月6 日,德莱 斯特兰将军——德莱斯特兰在梅茨率领第507 步兵团时就与戴高乐相识,并一直是 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告诉广播电台刚刚报道他即将成为政府成员。雷诺本人 打电话给戴高乐,向他证实这个消息。戴高乐只是赶紧召集他的军官,向他们致谢, 接着到“军官食堂”去结算伙食余额。如今,不管戴高乐所处的地位还不大高,但 他即将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机构。 其实,雷诺已在5 月18日对政府实行了改组。雷诺任命贝当为副总理兼国务部 长,让贝当同达拉第对调了工作,让达拉第改任外交部长,自己则担任国防和陆军 部长;与此同时,他任命魏刚为法国军队总司令。此外,雷诺还任命迄今担任殖民 地部长的乔治·芒代尔为内政部长,芒代尔是克雷蒙梭的前合作者,众所周知,他 代表着法兰西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今,基本的问题,政界、新闻 界和公共舆论首先关注的问题,则是贝当同魏刚的上台。正是这两人即将成为不知 疲倦的、主张雷诺下台的领头人,疯狂地反对继续抗战。只要几天、几周的时间, 就可以察觉到这点。对于雷诺来说,这种对贝当和魏刚的双重选择是灾难性的。雷 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解释。(55)他写道,贝当被视为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关于 1918年战争胜利的他最后一个活象征,得到了左翼的同情和右翼的赞赏。他还写道, 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熙的参谋长,是最有威信的法军将领,魏刚的名 字具有任何其他将领所不能有的冲击效应。事实上,读一下在任命贝当和魏刚之后 报刊发表的评论,人们就会认为,雷诺是看对了的,他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人们不能只看到这点。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贝当年届84岁,人们可以怀疑, 贝当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否会对国家刻不容缓的复兴作出决定性贡献。 在政界,人们很清楚,贝当谴责过抗战,不愿象达拉第要求他做的那样,与赫里欧 同时在政府中共事,因为他敌视赫里欧这位谋求与俄国联盟的代表人物,他也敌视 勃鲁姆这位最坚决地与希特勒德国为敌的社会党领袖。再说,贝当的名字不断地重 复出现在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的谈话之中。如果说雷诺会无视这个事实,那是很 值得怀疑的。然而,首先,雷诺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更有权威地代表着 与戴高乐的全部论断的彻底对立。雷诺曾经支持过戴高乐的观点,有时甚至几乎是 孤军作战,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都知道这点。现在,雷诺把贝当安排在自己身边, 就是赋予贝当——对戴高乐来说,此人是永远的敌手——重大的角色。雷诺上台之 后,并未为启动法国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革作过任何努力,尽管这种改革是他本人过 去亲自公开要求过的,也会是他的优先任务。雷诺是否认为,贝当在其身边,仅仅 是一种旨在唤醒公共舆论——这种舆论对法国军队领导机构和指导战争,都不产生 任何影响——的象征?也许是。可是,雷诺有心要冒一场把贝当安排在国家政治领 导最高层的风险,而贝当在基本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方 式问题上,是必然反对戴高乐的。 与选择贝当相比,选择魏刚有着同样的意义,尽管这种选择没有被同样证明是 正确的选择。魏刚的名字并非象贝当那样是个象征。魏刚也不引起同样的普遍的同 情,远未如此。相反地,魏刚以乐意蔑视政界和议会、甚至蔑视共和国机构而著称。 归根结底,魏刚的威信只是来自他从前在福熙身边发挥过的作用,即一个永远的参 谋长的作用。在将魏刚推到军队最高职位之时,人们本来可以和应当记得,他从未 亲自指挥过打仗。诚然,在军事拨款额度有限期间,魏刚先后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 和被指定为战时总司令,但他却承担了贝当从前所作的一切战略选择,并一直坚持 到他被甘默林取代时为止。当时,魏刚明确反对过戴高乐的著述,并在离开统帅部 之后继续同戴高乐进行论战,而这场论战是他在职时就早已开始的。雷诺知道这点。 也许雷诺记忆犹新,那天,戴高乐在让·奥比尔坦的带领下,送给魏刚一本《建立 职业军》,魏刚则亲笔写下他的意见,特别是写下“魏刚反对”这几个字。然而, 自从雷诺上台以来,一切都消逝了,仿佛他遗忘了似的。当雷诺在其周围组织密谋 活动——这一活动得到达拉第的拼命支持——以便取代甘默林时,看来他没有注意 选择其接班人,赋予这种选择以任何优先地位。据那些参加密谋活动者的证词,人 们只能记住少数人的名字,最多三个。(56)比约特是早在战前就公开表态主张组 建装甲师的极少数将领之一,他的名字不加讨论就被划掉了。乔治的名字,则没有 任何象征的价值。再说,人们应当知道,在5 月10日之后,一受到事件的冲击,乔 治马上就垮台了。因此,魏刚得到了任命。但是,在一些如此偶然的、甚至微不足 道的条件下,作出这样一个如此严重的选择,实属罕见。这是选择魏刚这个73岁的 老人,他即将临时充当一个在战时、在任何一级都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而德国人取 得的最初胜利刚刚显著地否定了他的战略观念。人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岁月 里,魏刚从他驻中东地区军队司令的岗位上,支持过那些最鲁莽的对苏战争计划、 或者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计划,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表面上看,他并不关 注下述的危险:法国正在为自己多树一个敌人,好象同德国一家打仗还不够似的。 总之,对魏刚的选择与人们对雷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多年来,雷诺是公开支 持戴高乐所主张的观点的。 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 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 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 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 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 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 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 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 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 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 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 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 月18日起,下述这 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 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 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 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 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 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 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 月 3 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 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总理先生:我们已经濒 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1 、我们第一次失败 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 、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 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 、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 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 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4 、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 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 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 5 、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 人、新统帅的上台。 6 、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 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 7 、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 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 部队! 8 、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 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 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 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 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 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 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 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 作建议。戴高乐的6 月3 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 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 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 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 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 “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 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 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 雷诺在6 月1 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 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 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 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 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