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40年6 月6 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 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 月3 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 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 (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 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 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 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 “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 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 斗争。” 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 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 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 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 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欧洲登陆。不过,法国政府的决 定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假如法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那战争舞台就会与它决定投 降时不同,两大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力量对比无疑也会不同。法国将会通过其舰队、 一部分飞机、一部分军队和法兰西帝国的自然资源对盟国阵营作出贡献,这对许多 国家、至少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将会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假如法 国同意停战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投降,那么它就绝对不再对未来战争的进程产 生影响,它就会分散力量或丧失战斗力,它的领地就会受到前盟国或敌人施加的、 不可抗拒的压力,它的解放就会来自外国军队的援助,它的人民就永远也没有属于 战胜者阵营的感觉。总之,法国就不再对战后的20世纪历史具有重要份量。在6 月 6 日到16日的十天里,投降的支持者和抵抗的支持者进行了对抗,演出了一场令人 担忧的悲剧,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要决定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已经是坚决抗战的支持者的代表人物。戴高乐 是那样赫赫有名地作为他们的化身,以致对他的任命引起了重大的反应。这里不是 在指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报界的欢迎是一致的。从《法兰西行动报》到《人民报》, 到处是一片赞扬声,甚至那些迄今对戴高乐、乃至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的报纸也是 这样。有些报纸专门是过分的赞扬,不管被任命的军队首脑是谁,它们平时都是用 过誉来报道任命消息的。据《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 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 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 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 年1 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 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 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 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 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 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 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 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 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 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 月6 日,在戴高乐被 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 月25日, 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 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 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 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 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 “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 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 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 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 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 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 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 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 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 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 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 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 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 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 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 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 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 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 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 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 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 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 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 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 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 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 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 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 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 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 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 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 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 放弃。翌日,5 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 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 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 月27 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 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 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 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个致伦敦的,但英国的否定回答是 明确的。⑨再有,5 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西亚诺在记事本里写道:“决定已经 作出。大局已定。”反正,两三天里,人们已经试图用出让大批法国领土——也许 这预示着人们可以同德国作些事情——的办法,来赎买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蒙齐和 维尔吕姆则把此事看成是意大利开始进行调解,即开始实现妥协和平。 不管怎样,5 月29日,魏刚对雷诺重新发动了攻击。⑩他在致雷诺的信中建议 说,必须在不久后停战斗,因为法国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样, 魏刚经过深思熟虑,竭力要强迫政府尽早讨论未来的停战要求问题。当事情变得明 朗起来,北方的盟军只有在敦刻尔克上船撤退才能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时,魏刚作出 了决定,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⑾因为魏刚要求将尚能待命投入战斗的全部军队集 中在索姆河畔,据他的用语,应该在那里“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一次战役。由 于不能坚持一条真正的连续不断的战线,魏刚建议在那里增修一些“环形防御据点 群”。但这种防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再加上一些装甲部队,用于在环形防御据 点群之间进行作战,那么它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要 么敌人利用其在兵力和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推进需要时强行冲破防御据点群,要么 敌人绕过据点群并等闲视之。魏刚的这个选择明确地表明,今后他不再考虑进行任 何规模的任何行动,也不考虑延期的战役,以及派遣尽量多的军队在北非或英国登 陆。魏刚选择的投降业已通过他的战略显示出来。 5 月31日,召开了法英最高委员会会议。⑿会议首先讨论了还在敦刻尔克坚守 的“袋形阵地”问题。丘吉尔要求与会者避免进行任何“难兄难弟之间”的争吵, 允诺加快法国军队的撤离速度。但是,在被拯救的法英军队的兵力人数同坚守桥头 堡到底和作出牺牲的4 万名法国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此外只能加上那种在一 个被侵略的国家同另一个决心为了不受侵略而斗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不久 后被停战的支持者利用鸿沟。48个小时后,贝当已经再次接见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就认识的斯皮尔斯。⒀他批评了魏刚所作的关于索姆河战役的部署,预言这 种部署在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面前不会坚持很久。接着,贝当粗暴地坚持说,事实 上,现在法国师旁边没有一个英国师,并且不再能依靠英国飞机的支持。然后,他 又指责雷诺将失败归咎于军队首脑,认为国家已经“被政治腐蚀”了。贝当长时间 地攻击戴高乐,最后向斯皮尔斯宣读了一篇他在1937年所作的关于贞德的讲话…… 这位丘吉尔的特使在会见贝当后相信,贝当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已经主张 停止斗争,而不考虑由法英两国在3 月28日作出的、不签订任何单独和约的决定。 6 月5 日,当战争委员会开会时,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⒁这天,魏刚坚决 地声明说:“如果战役已经明确输掉(……),那么此时此刻,真正的勇气就是同 敌人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贝当元帅赞成总司令(魏刚)的意见。”但 这天,雷诺毫不犹疑地反驳了他们俩的意见,以致他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任何和 约与任何停战都将是不能接受的”。无疑,雷诺认为,他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威。6 月5 日,他在改组其政府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事与愿违,停战支持 者和停战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此次,雷诺排挤了达拉第。自 从雷诺接替达拉第担任政府总理以来,他就不能再与达拉第共事了。两人的意见分 歧在一切场合都明显表现出来。可是,当雷诺在其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上再加上外 交部长一职时,他任命保尔·博杜安为副国务秘书,但他不能不知道,博杜安主张 尽早地摆脱战争。相反地,达拉第届时将反对停战,同其他主张继续抗战的议员乘 坐“马西利亚号”抵达北非。雷诺排挤了蒙齐,因为蒙齐过于公开地明确支持同墨 索里尼签约。但他却任命蒙齐的合作者之一伊夫·布迪里埃当财政部长,而布迪里 埃非常接近德保尔特夫人和他的那些不断要求停战的亲信——这些情况,雷诺是不 难知道的。反过来,雷诺终于下决心克服那些他事先预料到的异议,任命戴高乐为 国防副国务秘书。人们看到,这个任命在贝当和魏刚那里激起了愤怒的反应。任命 又立即引起同维尔吕姆的一个事件,维尔吕姆作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不无理由 地打算躲开新任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的权威。然而,即使维吕姆争取到不受戴高乐 指挥,他也不能阻止雷诺作为补偿,同意让戴高乐出任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秘书, 显然他有意要扩大戴高乐的权限。⒂戴高乐正在登上舞台。即使戴高乐还没有登上 舞台,他也立即估量了从5 月25日以来所爬的陡坡。戴高乐6 月3 日致雷诺的信函 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面临对停战和投降的支持者贝当和魏刚。要 对付这两个人,戴高乐只有雷诺一个支点。雷诺不断地向戴高乐重申,他是主张继 续抗战的。对此,戴高乐无疑是早已不抱幻想了,因为他已经估量了这些主张停战、 在雷诺周围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人对雷诺施加的影响。然而,戴高乐别无选择, 只能将一切赌注押在雷诺身上,押在雷诺表明的继续抗战的意愿上。 戴高乐和雷诺在6 月6 日和7 日的会见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就象戴高乐在《 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这就是要“尽量长久地在欧洲大地上进行战斗”,但 特别是“决定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并为此做好准备”。戴高乐明确地建议 雷诺管一管“那些因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戴高乐听到雷诺要求自己前往伦敦, 向丘吉尔证实法兰西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向自己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5 月26日 和31日同英国政府的会谈中可以给英方它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并不排除停战的前景。” 时,他能够估量出那些业已出现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因此,现在必须说 服英国政府,使它相信我们的前景与此相反……再说,6 月8 日,当戴高乐去拜访 魏刚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那种阻碍法国作出决定、乃至阻碍国家和军队最高层 作出决定的分裂状态是无法克服的。戴高乐就此拜访所作的会谈记录预示着在此后 的日子里,戴高乐同魏刚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他们俩都清醒地预感到,尽管 法国人表现得很勇敢,但索姆河战役已经失败了。魏刚断言说,此后“就完蛋了!” 于是,戴高乐发现了魏刚的立场,并明确地问道:“那么法兰西帝国呢?”魏刚否 认了戴高乐笔下关于他对戴高乐的回答,但从基本内容来看,这种回答同魏刚本人 所叙述的回答非常接近。魏刚把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抗战看作是“儿戏”。人们记忆 犹新,当雷诺告诉魏刚戴高乐已晋升为副国务秘书时,魏刚也对雷诺说过“这是一 个小孩!”,魏刚还肯定说英国也会很快同德国举行谈判,流露了他对国内动乱的 烦恼,对此时能拥有一支“维持秩序”军队的热烈希望…… 戴高乐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首先是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大地上继续斗争,然 后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斗争。这种双重使命便合乎逻辑地要求尽可能地推迟 敌人的占领,尽管占领整个法兰西已经不可避免。必须赢得这样的行动时间:将法 国所能拥有的全部飞机、军用物质、甚至兵力都转移到北非,以便应对意大利今后 必定无疑的参战,应对德国在希特勒决定将其战略引向地中海地区时进行的冒险行 动。相对地,如果希特勒以英国为战略目标,那也有同样的急迫需要:尽量长久地 在法国继续斗争,以便使德军现在只有几周的时间,接着,季节的变化会使德军 (在英国)的登陆成为不可能。这就是那种迫使继续斗争的支持者接受的逻辑。戴 高乐立即从中得到了启示。这就是导致戴高乐多次关注布列塔尼“内部堡垒”的可 能性的由来。⒃在戴高乐赋予布列塔尼堡垒的时间和重要性问题上,有关的证词是 不一致的。雷诺的助手勒加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认为那种主张雷诺支持继续抗战的 论据因此遭到了削弱。乔福瓦·德库塞尔——戴高乐选他当副官,他后来一直在戴 高乐身边——则肯定说,从6 月7 日起就不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法国 军事抵抗斗争战略来说,布列塔尼“内部堡垒”具有一种意义,并使戴高乐颇感兴 趣。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绝对要在法国的国土上继续斗争。这种战略与魏刚选择 的战略相反。魏刚将把法军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索姆河一带,而不在后方建立后备力 量,甚至不考虑进行新的战斗。 有些军事首脑察觉到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5 月27日,殖民军参谋长比尔将军 向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说明了“魏刚总司令努力建立的这条连续不断的防线的危 险”。⒄比尔说,“敌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条薄弱的警戒线,而我们的部队却 遭到瓦解,显然无法阻挡敌人的挺进”。相反地,比尔建议芒代尔依靠“两个坚固 的抵抗斗争堡垒,其中一个堡垒要建在汝拉,由东部地区的军队组成,要不惜一切 将它保持在马其诺防线一带,因为马其诺防线已经转向北方;另一个堡垒要建在布 列塔尼,由法英两国军队组成”。当时,还在指挥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对魏刚建 议说,要将尚在待命状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 力,增加2 至3 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 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 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 月6 日至7 日或8 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 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 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 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 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 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 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 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 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 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 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 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 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 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 月15日抵达朗格勒, 6 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 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 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 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 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 月8 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 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 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 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 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 月9 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 :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 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 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 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 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 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 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 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 首要条件。 6 月9 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 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 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 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 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 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 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 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 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 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 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 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 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 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 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 的伟大艺术家。” 6 月9 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 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 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 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 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 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 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 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 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 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 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 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 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 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 令。“ 6 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 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 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 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 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 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 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 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 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 ‘舒服的事’。”(22) 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 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 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 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 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 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 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 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 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 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 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 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 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 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 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 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 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 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 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 性的分裂。 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 月11日星期二晚7 时至9 时半和从12日上午8 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 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 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 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 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 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 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 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 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 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 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 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 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 6 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 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 之中。 “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 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 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 认的情况了。” 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 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他)在重申法兰西不会退出斗争,敦促英国人派 其空军主力来支援法国的同时,(表明)不管怎样,他不会同贝当和魏刚分手,就 象他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们赞同自己的政策那样。” 戴高乐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到雷诺这个多年来他寄予一切希望的人,看见雷 诺放弃了取代魏刚的做法,让魏刚到丘吉尔那里去面陈法国实行政治军事投降的种 种理由,让魏刚说明情况而不作反应,并继续要求英国空军进行干预。但显而易见, 英国战斗机在后来的法国战役进程中不再发挥任何效用——即使不是这样,对布列 塔尼这个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来说也许不再发挥任何效用。然而,戴高乐第二次会 见了丘吉尔。他对丘吉尔作了如下描述:“丘吉尔镇定自若,充满活力,但对处于 绝境的法国人却真诚地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他已经对英国被孤独地抛到英伦三岛上、 他本人必须努力引导英国走向拯救这样一种可怕而壮丽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还 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满意足。” 这种双重的和决定性的经验延伸下去,直到夜晚。晚餐后,达尔朗前来询问, 原定对热那亚和意大利舰队进行打击的海空联合行动是否维持不变,或者说因害怕 敌人空军采取报复行动而加以取消。戴高乐建议立即执行这项行动,但雷诺在维尔 吕姆的建议下,决定推迟行动。几天前,雷诺曾建议捍卫巴黎,并将此任务交给德 拉特尔。德塔西涅将军;这次,人们宁可声明首都是“开放的城市”,雷诺是再次 公开表示反对戴高乐的意见。(25)不过,戴高乐在晚餐时坐在丘吉尔的左边。于 是,他们俩进行了一次比6 月9 日会谈时间更长和更加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们彼此 都没有将谈话记录在案,只记下他们的结论。对丘吉尔来说,戴高乐显然是“年轻 而精力充沛”,“如果现行的路线失败,那么雷诺就会要他出来指挥”,而且戴高 乐无论如何都主张继续斗争;戴高乐则感到。丘吉尔实际上是在衡量他的决心…… 6 月12日早上,戴高乐在雷恩,就在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当然, 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返回了希赛城堡,雷诺在那 里等他。这时,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迁到坎佩尔,还是迁到波尔多。经过实地 考察,戴高乐对维持和坚持布列塔尼这个“面对大西洋的桥头堡”不抱幻想,但他 ——他写道,“理所当然”地——建议将政府迁到坎佩尔,因为他认为此时政府 “只有出海一条出路”,而且他恰恰是预见和想要到海外去继续进行斗争。但政府 的选择是迁到波尔多。然而,基本问题并不在此,远未如此。雷诺在迎接戴高乐时 告诉他,贝当和魏刚刚刚在康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要求停战。 人们被逼到墙根下,被迫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抵抗斗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 进行了无情的对抗。雷诺似乎一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以致戴高乐利用这点来让他 签署一份致魏刚的公文,要求魏刚“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以便 将来准备和组织“在法兰西帝国的斗争”。可是,根据戴高乐的记录,这份公文充 其量是下达一个指示,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命令”;一旦签署,“公文就会立即 在幕后遭到置疑,最终只是在明天发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管戴高乐已经是 那样悲观失望,他在6 月13日上午会见了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爱 德华·赫里欧。戴高乐从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让纳尔和赫里欧都支持继续抗战, 虽然两人气质不同,让纳内“在动乱之中保持坚定态度”,赫里欧则“态度和蔼, 颇有口才,雄辩地(表达)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总之,戴高乐认为,不管 “放弃派之流”在雷诺周围的影响有多大,“只要雷诺本人不作任何让步”,那他 就能压倒贝当和魏刚。 迄今为止,雷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康热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魏刚—— 他不是内阁成员,但不得不列席会议——确实要求人们提出停战。(26)对此,贝 当立即表示支持,此外,唯独让·普鲁沃斯特部长——几天前,雷诺才刚刚任命他 当新闻部长——表示同样的意见。所有其他的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在北非继续斗争, 有些部长援引3 月28日关于禁止法英两国单独缔结和约,有些部长则象雷诺那样提 醒说,人们不能同“新成吉思汗”希特勒去签订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除了邀请丘吉 尔参加翌日6 月13日召开的、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由于缺少政府部长之间必要的通讯手段,这次会议就无法召开。当丘吉尔不无困难 地抵达图尔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接他,省政府也没有人接他,以致他同伙伴们一 道到饭店去进午餐。博杜安最终找到了他们,然后一道返回省政府。丘吉尔身边有 两名内阁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哈利法克斯爵士、比弗布鲁克爵士,以及他的参 谋长伊斯梅将军、斯皮尔斯将军和坎贝尔大使。雷诺身边只有博杜安和马尔热里。 戴高乐没有得到邀请,他只是得到马尔热里的通知才去同雷诺他们会合,但迟到了 一个小时。 雷诺在图尔向停战派作出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对他和抵抗派来说,只能 是致命的一击。(27)雷诺引证了魏刚在前一天夜里声称停战“必要”的做法,询 问英国人是否同意让法国放弃3 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 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行动。雷诺一上来,就置身 于他的反对派——停战派之中。看来,雷诺正在把法国最终要求停战一事考虑成可 能的事,或者甚至是说得过去的事,而且不管怎样,停战变成了会议讨论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就是使英国变成一位仲裁者,去仲裁一个无论如何都只能由 法国政府作出的决定。雷诺走上这条道路,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让法国的决定性选 择取决于英国领导人的判断和他们就此提出的条件。因此,雷诺即将招来了一些人 的批评、乃至指控,这些人在将法国人及其军队迄今所作的巨大牺牲与英军在5 月 10日以来的战役里所作的较少的贡献加以比较后已经断言说,尽管签订了3 月28日 协议,但法国不欠英国任何东西。 丘吉尔的回答表明了英国继续斗争的决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他还恳求法国 继续同英国一道进行斗争。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去“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指责和 非难上”是更加值得和更加高尚的行为,并激动地追忆起“法兰西过去和现在所经 历的痛苦”。他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赞同那些与(3 月28日)协议 条款背道而驰的主动行动”。丘吉尔建议人们去找罗斯福谈谈,向他解释法英两个 盟国的实际情况,并等待罗斯福的答复。他还声称:“如果英国赢得战争胜利,那 法国就会恢复其尊严和伟大。” 这样说绝不是赞同法国的停战要求和放弃3 月28日协议。当丘吉尔过一会被问 及他上述讲话的确切含义时,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点。因此,博杜安认为可以把丘吉 尔对法国所说的怜悯话解释成他赞成法国单独媾和,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多半是 居心不良。戴高乐为了继续斗争而投身于热情的战斗,立即认识到停战派即将要利 用丘吉尔讲的任何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所以他肯定象《回忆录》所写的那样,对丘 吉尔表示的“理解和同情”感到遗憾。但是,戴高乐从斯皮尔斯那里得到证实,丘 吉尔首相绝对没有放弃英法两国业已许下的、进行战争和唯有共同在一起结束战争 的诺言。然而,即使丘吉尔在此关键问题上不作让步,也不对法国的停战要求提出 任何条件,戴高乐也建议雷诺对罗斯福进行活动。归根结底,他只争取到一个活动 的期限。人们可以预见到,停战派同主战派之间的对抗将要继续下去。 因此,当丘吉尔已经动身回国时,于当晚6 时,在康热举行了前天夜里所预定 的内阁会议。会议受到了两个插曲的影响,它们犹如奇异的、发生的未来事件先兆。 贝当一上来就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法国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停战。(28) 他谴责一切关于建立“国家内堡”的计划,提到在溃退法军中有可能出现的“恐慌” 情绪,因此断言,“不迁移,不逃跑,政府就不可能放弃法国领土”。贝当走在他 要求的政治和军事投降前面,已经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关于法兰西的复兴,”他 声明说,“必须在原地呆着,等待复兴的到来,而不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条件和期 限的情况下,让盟国的大炮来征服法国领土”。据贝当所述,人们应当“接受痛苦”, 因为那是“法兰西复活”的代价。他还宣布了自己的意愿:“就我而言,我将继续 在法国人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是贝当对维希选择、 维希政府、以及充满屈从、忏悔和后悔的维希“道德”观念提前所下的定义。 在贝当发表声明前发生的那个插曲,也是意味深长的。当魏刚应邀出席内阁会 议开端时,勒布伦总统身边的一位军官报告魏刚说,他的副官加塞尔上尉刚刚接到 巴黎军区司令当茨将军的传呼电话。当茨对他预报说,巴黎刚刚建立了一个共产党 政府,莫里斯·多列士本人将入主爱丽舍宫。自然,魏刚在内阁会议上大声地引述 了此事。此后,芒代尔给巴黎警察局局长朗热隆打了电话,朗热隆否认了此事。事 实上,在这6 月中旬的悲剧性气氛中,传闻和幻觉成倍地增多。后来,人们发现了 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所发的一些电报。布利特在5 月17日就自认为知道, 一个拥有1 万8 千名共产党人的团已经占据了贡比涅……(29)但是,作为法军总 司令,魏刚当着共和国总统和整个内阁的面发言,能够援引共产党人在巴黎进行的 较量,好象报告一个严肃的或者多半真实的消息一样,这个事实是特别能说明问题 的。魏刚已经多次谈到社会动乱的风险,以及为了缓解混乱而维持足够军队的必要 性,同时希望德国同意这种做法。从此,这种担忧——或者不如说,这种烦恼—— 在政府的商议中出现。不管怎样,它成了停战派的一块心病。 内阁会议在当晚11时30分结束,作出了政府迁移波尔多的决定。当停战派走出 会议时,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博杜安、普鲁沃斯特、布迪里 埃、伊巴纳加雷这几位在前几天被雷诺任命的部长的支持。可是,绝大多数部长仍 然主张继续斗争。例如,有老资格的议会右翼领袖路易·马尔坦,属于激进党的海 军部长康潘希、空军部长洛朗·埃纳克、内政部长芒代尔、军备部长多特里等。雷 诺可以依靠这些主战派,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改组政府,肃清停战派。然 而,雷诺依然受到其亲信中的停战派的压力。6 月12日和13日,雷诺的军事办公室 主任维尔吕姆,接连给雷诺呈上两份公文。他把继续进行抗战、领土全部被占领比 作“瘫痪”,把停战、至少保持部分领土完整比作“截肢”,从而使人得出结论: 宁可截肢,也不要瘫痪。(30)他也象魏刚那样,为支持其论断而提及那种有可能 在国内发生“严重动乱”的风险,预见到如果“在军队士气发生瓦解阶段之前”签 订停战协议,那么“军队的某些组成部分(骑兵、土著军团等)……就能维持国家 秩序”。与此同时,维吕姆敦促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寄一份援助呼吁书,并不无理由 地相信,罗斯福不会就美国即将参战作出承诺。事实上,这种活动得到了完全的落 实,彷佛事先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结果似的。不过,雷诺通过法国驻美国大使圣康坦 获悉,罗斯福只能向自己发来一份同情电,并保证提供更多的军援。6 月14日,雷 诺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些要求,但他不能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不会得到 满足的。(31)雷诺肯定说,只有“当胜利的机遇在遥远的将来出现时”才能同意 在海外继续进行抗战,并且非常轻率地断定英国的失败“即使不是多半可能的,也 是可能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确保干预,法国才能继续进行斗争。 “如果在未来的时刻里,您不能使法国相信,美国将在短期内参战,”雷诺向 罗斯福写道,“那世界的命运就会改变”。 显而易见,用这样的口吻和这样的方式来起草这份电报,是不会取得任何积极 效果的。实际上,罗斯福在复电中尽可能热情地回答雷诺,但他绝对不能承诺美国 “在短期内”参战。确实,当雷诺收到这份复电时,复电对他即将作出的决定并不 产生影响。 于是,戴高乐认为,从自己刚刚经历的经验中作出结论的时候来到了。他看到, 雷诺询问丘吉尔法国是否可以摆脱3 月28日协议的反常活动一事,已对丘吉尔及其 战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再有,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的反应即使其意义明确, 也不足于在雷诺身上激起必要的奋起斗争的效果。简言之,当戴高乐看到一些在他 觉得不可阻止的偏向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参加政府是正确的事。他把这种想法告 诉周围的助手,并开始起草了辞职信。但他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认为这一局比赛 尚未输掉,所以主动通报了芒代尔。芒代尔让人转告戴高乐,想要立即见他。戴高 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叙述了此次会见,这种叙述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很重要的。 因此,芒代尔想要让戴高乐继续留在政府里。“不管怎样,”芒代尔对他说,“现 在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将履行重大的义务!但是,在我们大家中间,您 有成为一个完人的好处(……)届时,您的现职将为您的事业提供方便。”戴高乐 是这样结束这段叙述的:“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 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 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 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 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 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 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 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 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 “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 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 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 否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 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 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 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 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 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 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 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 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 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 相反地,6 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 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 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 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 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 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 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 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 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 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 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 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 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 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 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 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 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 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 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 戴高乐是在6 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 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 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 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 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 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 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 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 的诺言,就象雷诺6 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 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 得恶化起来的。6 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 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 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 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 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 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 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 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 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 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 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 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 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 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 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 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 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 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 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 还是在6 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 时10分开始、晚上7 时55 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 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 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 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 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 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 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 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 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 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 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 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 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 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 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 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 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 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 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 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 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 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 月15日晚,他同 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 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 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 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 (35) 6 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 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 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 月28日协议,英国是 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 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 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 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 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 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 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 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 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 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 议。 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 “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 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 间建立全面的联系。” 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 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 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 月13日 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 月14日,丘吉 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 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 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 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 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 于是,6 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 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 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 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 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 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 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 支持。 “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 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 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 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 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 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 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 而采纳这个计划。” 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 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 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 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 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 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 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 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 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 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 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 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 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 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 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 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 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 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 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 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 ·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 《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 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 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 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 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 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 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 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 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 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 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 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 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 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 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 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 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 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 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 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 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诺在记录 戴高乐在电话中宣读的计划文本后,马上表现出惊呆的样子,以致他询问丘吉尔是 否计划起草人,他是否要乘飞机来法国表达其热情和证实他们俩翌日在贡卡尔诺的 会晤。当时在雷诺身边的斯皮尔斯后来证实说,雷诺听后“变了脸色”。然后,雷 诺始终不断地说,他马上相信联盟计划的重要和伟大。这种表白可靠吗?据雷诺军 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提供的证词,人们可以怀疑这点。(40)维尔吕姆的叙述如 下:“当我同总理(雷诺)说话时,他的电话响了。从雷诺的声音中听出来,他是 在同一个远方的对话者说话。他发出了几声惊叹,接着挂下了电话,他向我宣布— —使我大吃一惊:”戴高乐从伦敦来电话,转告我英国政府的一个最奇怪的建议。 那就是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融合在一起。所有的英国人将同时都是法国人,所有 的法国人也将同时都是英国人。至于我,我将担任是英法两国的总理。‘我回答说, 他将立即被英国下议院推翻。后来,我们就这次奇怪的通话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 “接着,维尔吕姆补充说,他使雷诺放弃了到南特——原定在贡卡尔诺——去同丘 吉尔会见。他继续写道,”然后,我在光辉饭店的私人餐厅里,同雷诺及其他两三 个人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我们重新嘲笑英国人提出的这个不寻常的建议。“据维 尔吕姆所述,雷诺只是在吃完午餐,同英国大使坎贝尔谈话之后,才改弦易张,接 受了英法联盟计划,尽管他遭到劳工部长波马雷、财政部长布迪里埃、外交国务秘 书博杜安、以及维尔吕姆本人的怒斥、甚至痛骂。维尔吕姆骂道:”可耻!……丢 脸!……您在走向自杀!……今天不仅会标志您的下台,而且会标志您政治生涯的 最终结束!“ 内阁会议于16日下午5 时举行,对联盟计划内容毫不重视。(41)会议迅速摒 弃了联盟计划。有几位部长认为或徉装认为,如果接受联盟计划,那法国就会变成 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贝当的讲话是最有特点的,他说这是“同一个死尸合并”。 当人们想到当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而英国及其舰队、军队和帝国都完整无缺时,这 番话是令人惊愕的,甚至是特别可笑的。但这番话也是说明问题的。贝当象许多人 那样,特别象魏刚那样认为,英国将在短期内成为战败国,因此,最好是尽早同英 国分手……然后,人们最终讨论到唯一的重要议题——雷诺将集中其注意力、努力 和权威来解决的唯一议题——这就是在继续抗战和要求停战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肖 当再次提议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由于传统的做法,内阁会议的辩论不搞任何会 议记录,人们对辩论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报告。讨论之所以变得混乱起来,是因为有 人认为或佯装认为,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当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 人们可以决定继续抗战,而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指责。不过,这个结论还无法最终地 阻止部长们公开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停战。历史学家经过最深入的研究,以勒 布伦总统和11名与会的部长、即24名与会部长中的12人的证词为依据,证明会上有 12人反对停战,7 人支持停战,5 人名不明确表态。第三共和国的习惯做法是,排 除那种在内阁会议上采取投票通过的做法,否则,此次会议多半会产生一个相当强 大的、支持继续抗战的多数派。但雷诺却不这么认为。无疑,雷诺认为,他没有为 淘汰政府内的停战派和强行推行其抗战选择所必需的权威。也许雷诺也会象别人那 样认为,肖当建议的做法会表明停战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由于被任务弄得精疲 力尽,由于不能掌握事件发展进程,雷诺还断定,现在是让自己的政敌象其在平常 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中所作的那样,进行尝试的时候了。雷诺始终拒绝勒布伦总统 提出的、关于由雷诺继续施政、为其利益重新采纳肖当提议的建议。据雷诺的证词 所述,他回答勒布伦说:“请您到贝当元帅那里去实行这种政治。”参议院议长让 纳内和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根据惯例接受咨询,建议由雷诺组建新政府,以便象他 们俩希望的那样继续抗战。(42)与惯例相反,勒布伦不听他们的忠告,选择了求 助于贝当。贝当毫不犹疑地接受了勒布伦的选择。他口袋里装着一份政府部长名单。 从此,贝当上台了。 6 月16日晚6 时30分,当戴高乐在从伦敦起飞回国时,他尚未知道政府即将作 出的贝当上台的决定。丘吉尔拨了一架飞机供戴高乐使用,其目的不仅是供他回国, 而且在必要时再返回英国。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最近的将来是无法预见的。当 晚10时许,戴高乐抵达梅利亚克机场。在那里,人们向他宣布了雷诺辞职的消息。 他立即去见雷诺,于是获悉了任命贝当的消息。 “这肯定是投降,”戴高乐写道。“我马上作出了决定。我将在第二天早上动 身。” 戴高乐将其返回伦敦的意向通报了坎贝尔大使,斯皮尔斯便告诉戴高乐,他将 陪同前往。戴高乐将其决定报告了雷诺,雷诺通过让·洛朗从那笔在新部长正式任 命之前还由他管理的特别基金中提取10万法郎,转交给了戴高乐。戴高乐要求马尔 热里将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儿女去英国所需的护照交给他们本人掌握。他在法学院的 一间供其使用的的办公室里召集助手们开会,向他们道别。(43)戴高乐的办公室 主任让·洛朗宣布将尽快同他在伦敦会合,并将其在伦敦的落脚点“西摩·格罗夫” 的钥匙交给他。肖梅尔上尉想要跟随戴高乐去伦敦,但他建议肖梅尔首先照料好家 庭的安全和生活。不管怎样,在丘吉尔供戴高乐使用和由斯皮尔斯陪同的飞机里, 戴高乐只有一位战友,这就是毫不犹疑地追随戴高乐的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一 人。黑夜正在消逝。斯皮尔斯试图说服芒代尔加入戴高乐的行列。芒代尔回答说, 作为犹太人,他不能冒那种被指控逃跑的风险,但他将动身去阿尔及尔,设法在那 里加入斗争。6 月17日早晨七时许,戴高乐在诺曼第旅馆门前,同斯皮尔斯会合。 他们在位于波尔多的维塔尔-卡尔勒街的省政府驻地拐了一个弯,也许想在省政府 同雷诺见上一面——除非戴高乐象斯皮尔斯建议的那样,想要躲开那些现今掌权者 下令进行的跟踪。他们三个人同乘一个车,重新出发去梅利亚克,行李则放另一个 车上。在梅利亚克机场上,混乱是那样可怕,景色是那样美丽,以致斯皮尔斯后来 无疑受到了启示,暗示在这巨大的混乱中,他必须几乎使劲地把戴高乐举起来,抬 高,将他送上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缓慢滑动的飞机……毫无疑问,更为真实的是,戴 高乐就此写道:“我们是在没有浪漫主义和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动身的。”此外,德 库塞尔还证实说,当时,“戴高乐将军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不关心眼前的事情。” 飞机先后在法国的大西洋海岸上空和在布列塔尼上空飞过,飞过了潘蓬。戴高乐写 道,那里“居住着我那身患重病的母亲”。6 月17日下午,戴高乐抵达伦敦,他知 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定即将改变他的人生并对法国历史打下 烙印。“我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自我体现,”戴高乐后来写道。“我孤独一人,身无 分文,就像一个在海上行船的人,他想要游泳过海。” 戴高乐作出的奔赴伦敦的选择是否有理呢?当人们想到戴高乐理应在20世纪占 有的历史地位时,是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一切都取决于 他在6 月17日所作的决定,他在6 月18日所做的决定性行动。然而,戴高乐的选择 正在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明确地说,是在1940年6 月这个即将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二战历史进程的岁月里纳入二战历史的。自然,正如停战将会对德国引导战 争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法国继续抗战将会对后来的历史,对继续单枪匹马应对敌人 的英国的局势,首先对法国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发挥的作用,对法国在最后的胜利 中所享有的份额,因此也对法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前途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从这 个意义上来提出戴高乐奔赴伦敦是否有理的问题。 德国侵入法国,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态势。(45)现在不再有西线了。意大 利于6 月10日参战,完成了确保德国毋容置疑地控制西欧的进程。德军在胜利摧毁 法军之后,排除了人们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在欧洲大陆上重建一条新战线的可能性。 眼下,英国应当立即作出一个涉及其前途、欧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选择:是依靠英 国及其帝国的完整无缺的领土,权衡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利弊,谋求和平,还是与此 相反,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殊死的斗争,直至摧毁其最终不接受的德国的霸权。 而德国则通过其胜利,面临着这样一种必要:设想战争的后果,选择今后的行动方 向,以便达到希特勒业已确定的目标。 事实上,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或者那些选择停战、即政治和军事上双重投 降的人,在导致6 月16日雷诺政府下台的一系列会议和讲演中,都没有讲到过任何 战略思考问题。他们只是看到德国在法兰西领土上取得的胜利。他们固执己见,对 于客观地审议法军撤退北非的可能性、殖民帝国在未来引导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法 国海军能够参战和由此而来的战略后果问题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们公然表示相 信英国将要遭到失败,但从未都不想方设法,对英国的抵抗能力、它从国外获得的 援助、那些迟早会同它结成的联盟,以及近期德军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机会等问题进 行认真的估量。归根结底,投降派坚持的查证是有限的:既然法国在其国土上遭到 失败,它就只能摆脱抗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会使英国失去 任何胜利的希望。 必须看到,反投降派从未、或者几乎从未提出过战略论据,来证明其选择正确。 他们不断地提及法国不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承诺,并且言之有理地将此承诺变成一种 事关法兰西荣誉的事情。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主要象贝当那样的人提出的异议, 这些人指出,只能根据自愿牺牲的原则,承诺才有用处;在法国战役里,英国只投 入十个轻型师,但法国却卷入了一百个师。根据业已公开发表或收集到的证词,反 投降派不敢、或者没有想到向投降派指出,3 月28日英法协议禁止任何单独对德媾 和是对法国有利,远甚于对英国有利。这是因为,英国控制着海洋,还拥有其全部 军队,恰恰可以象希特勒希望的那样,期望获得一种维护其利益和财产完整的、妥 协的和平;与此同时,虽然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想单独找德国对话,并决心不惜任 何代价实现停火,但它都不能躲避德国的停战条件。他们只是要求美国进行干预, 却不知道,尽管罗斯福明显同情盟国的抗战事业,但他在离总统选举只有四个月的 今天,是不可能让美国参战的。总之,反投降派只是简短地和偶然地提到一些讨论, 以及法国决定继续斗争所带来战争后果。 唯独戴高乐是一个例外。事实是,只有戴高乐在6 月18日和在以后的岁月里, 对这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的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 乐在6 月18日号召抵抗和拒绝投降的呼吁书中三次强调,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他 马上列举了那些证明法国继续抗战——届时,法国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是正确 的理由:法兰西帝国广大无垠,它同大英帝国结盟后具有世界性规模,英法两个盟 国控制着海洋,“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因此,戴高乐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是,现在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不能“由法国战役来决定胜负”,世界 拥有一切将来为有朝一日消灭敌人所必要的手段“。二是,戴高乐绝对相信,盟国 可以用同样的、迄今使德国获胜的手段来战胜德国。 6 月22日,戴高乐还进一步预测了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更,以及由此给世 界力量对比带来的后果。 “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 国的盟国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国。” 正如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不仅想到了美国,而且想了到苏联,他还对 好几位交谈者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戴高乐的战略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 几点:控制海洋、(利用)殖民帝国的资源和(争取)美国的援助能使英国抵制入 侵,并且多半能躲避入侵,然后动员盟国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能力,逐渐地恢复双 方的力量的平衡,等待由其他的强国参战来打破这种平衡,以便使之不利于德国, 并导致德国失败。 后来,人们几乎总是看法一致,承认戴高乐是有根有据。但这种分析要求事先 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英国决心继续进行抗战,直至胜利时为止;法国有能力集结其 足够的力量,来坚持斗争。那么,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呢? 在6 月1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发表讲话的这天,人们是不能怀疑,丘吉尔这个目 前领导英国人民的人决心打一场殊死战争的。因为在这天,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讲 话时,庆贺了他所谓的、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世界的命运即将建立在 英国人勇敢之上的美好时刻。因此,丘吉尔的这篇讲话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仍然是 “最美好时刻”的讲话,是他发表过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之一。英国在这个日子里 作了自己的选择:它将不会同德国建立妥协的和平。因此,戴高乐有理由将赌注押 到丘吉尔这个他在伦敦和布里亚尔开始认识的人的坚强决心上面来。但理所当然, 人们也能就英国领导人是否采取继续抗战的决定提出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 他们的面前。事实上,他们也在考虑过同德国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丘吉尔本人在《 回忆录》的一个段落里提及此事。他指出,对于英国来说,“最美好的时刻”来到 了,这是为世界自由而孤军作战的时刻。“所有这番话是那样经常被援引,以至后 来得到了胜利的认可。但当时还仅仅是言辞而已……毫无疑问,希特勒需要在西线 结束战争。他能够提供最诱人的条件。在那些象我那样观察过希特勒全部举动的人 看来,希特勒似乎不可能为了签订一项可以确保其在东线获得行动自由的和约,而 同意让英国及其帝国和舰队完整无缺。里宾特洛普早在1937年就对我谈过这种和平, 说这是他最珍贵的心愿……在历史上,当人们还能表示那么多的、有用的道歉时, 那种乐意去冒承担入侵暴行风险和藐视实现和平的合适机会的政府和民族是为数很 少的,不管这些政府是从民主政体中诞生,还是从专制主义政体中诞生;不管这些 民族是继续孤军奋战,还是据说被人抛弃……另一个政府可以来取代我们。据说, 好战分子有过走运的时刻,但他们失败了。美国仍然是局外人。任何人对俄罗斯都 不承担任何义务。为什么英国不参加到下述那些观众的行列里去呢?这些观众可以 在日本和美国、在瑞典和西班牙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在(德国)纳 粹政权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之间进行的、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战斗。 我们的后代将很难相信,我刚才提及的任何考虑意见都从未列入内阁议事日程之中, 甚至在我们最不正式的内阁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被提了出来。(46)这是一个为期三天——在5 月26日星 期日、27日星期一和28日星期二发生的事件,其中心人物是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爵士。5 月23日,哈利法克斯见到了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见肯 尼迪激烈地抨击丘吉尔,就已经对英国舰队的前途感到担心——假如英德两国举行 谈判的话。接着,5 月25日,哈利法克斯会晤了意大利大使巴斯迪亚尼尼,主动地 询问这位大使,如果英国最后要讨论和平解决问题,那么意大利政府的看法是什么。 因此,翌日,5 月26日星期日下午2 时,哈利法克斯就此向战时内阁作了情况介绍。 (47)考虑到显而易见,问题不再是“使德国遭到全面失败,而是捍卫英帝国的独 立和——可能的话——捍卫法兰西的独立”,哈利法克斯对其同僚说,“是巴斯迪 亚尼尼先生已经就英国对可能举行的会议问题明确地询问了(我的)意见,当时我 回答说,英国‘自然(准备好)考虑一切能导致会议召开的建议,只要能维护(其) 自由和(其)独立’”。此次内阁会议记录显示,丘吉尔象哈利法克斯考虑的那样, 并不公开排除和平的可能性,“哪怕付出一部分领土的代价”也罢。但丘吉尔立即 补充说,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他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只是相信,哈利法克斯将要会见 刚刚抵达伦敦的雷诺。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雷诺是来伦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象好 几位法国部长希望的那样,同意就墨索里尼选择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问题试探这位 意大利领导人的意见。根据英国关于会谈问题的说法,雷诺还建议看看墨索里尼是 否能重新充当希特勒和盟国之间的调停人。(48)不管怎样,法国方面感到,英国 政府内部开始出现的意见分歧,因为陪同雷诺访英的维尔吕姆在《日记》一书中写 道,哈利法克斯“显示了聪明才智”,丘吉尔则坚持其“冒充英雄好汉的态度”。 (50) 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介绍的情况, 激起了丘吉尔在英国工党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下所作的明 确反应。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谈判的思想,警告说要预防法国将英国卷入“一 种在解决问题时附加不可接受的条件”的危险,并预先拒绝关于“我们将去会见西 涅奥尔·墨索里尼,邀请他去见埃尔·希特勒,请他善待我们”的任何假设。恰好 丘吉尔允许同意大利进行可能的接触,但哈利法克斯却从中汲取了一个结论,并让 它写进正式会议记录。“如果我们最后能讨论一些关于总体解决的条件问题,以便 发现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并不要求破坏英国独立的条件,那么,我们不接受就是傻瓜。” (50) 翌日,5 月27日上午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自由党领袖、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 ` 辛克莱爵士——辛克莱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但他参与一切重大决定——列席此会, 加强了丘吉尔的地位。丘吉尔也可以根据英国参谋长的一份报告肯定说,在法国失 败的情况下,英国也能击退德国的任何进攻。他说,其条件是美国“准备好向我们 提供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否则,我们不相信自己能继续进行 抗战和有半点成功的机会”。当然,丘吉尔并不坚持这个条件。(51)可是,在当 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哈利法克斯重新发起攻击,公开谈论在战时内阁内部澄清 “深刻意见分歧”的必要性。他在追述丘吉尔在前一天所持的立场时,要求辩论如 果希特勒向法国人提出一种解决方法,而法国人想要同盟国讨论这一问题,那么英 国提出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丘吉尔还想避免发生重大的危机,所以回答说,他 “并不会同法国联合,去询问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建立和平。但是,假如人们告诉 他这些条件是什么,那他就完全准备考虑这些条件。”(52)显然,在此时刻,战 时内阁濒临悲惨的分裂。哈利法克斯对外交部常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吐露 隐情说,“我再也不能同温斯顿长期共事了”。5 月27日晚,哈利法克斯在同丘吉 尔进行一次密谈后,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温斯顿说了一些与格林伍德同样 的、最可怕的蠢话。在忍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准确地说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还 补充说,如果这真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如果人们直接进入正题,那我们就会分道扬 镳。”(53) 危机是在翌日,5 月28日下午解决的。战时内阁在英国议会的一间房子里开会。 (54)丘吉尔警告说,要提防“滑坡”这种导致在失败气氛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他 表示怀疑法国态度,暗示说雷诺实际上是希望“让我们同希特勒一道,坐到会议桌 子旁”——也许是因为雷诺的保证不够明确。哈利法克斯则认为,“在法国不放弃 抗战之前”,人们无疑会取得“更加好得多的条件”。这样说等于是要求英法两个 盟国在一起,共同讨论和平条件问题。张伯伦试图缩小意见分歧,但他不同丘吉尔 分手,丘吉尔再次获得两位工党部长的明确支持。于是,丘吉尔采取了一个主动行 动,这是他在开会之前就已想到的、即将改变一切、使之对他有利的一个主动行动。 一旦会议结束,丘吉尔就马上让其他部长进来,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反对任何谈 判的激烈言词表态,他只是下结论说:“当然,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丘吉尔立 即获得其政府成员嘈杂的、完全的和几乎热烈的赞同。毫无疑问,他们的赞成说明 了英国议会的心态,以及多半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态。不管怎样,这足于使丘吉 尔在张伯伦的支持下,在晚7 时许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占了上风。英国将不会 (同德国)举行谈判。 此后,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过英国态度的重大变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英 国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另一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却希望英德两国妥协。在英国远征 军在敦刻尔克的袋形阵地上被围困的时刻,希特勒在龙德斯泰特元帅的大本营里说 了一些话,布吕蒙里特立即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希特勒使我们感到惊呆,”布吕 蒙里特写道,“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和英国业已 对世界贡献的文明(……)他对英国人的全部想法,就是要求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 大陆的地位。让德国殖民地失而复得,这是可取的,但不是主要的,他甚至会建议 用德国部队来支持英国,如果英国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困难的话(……)希特勒下 结论说,他的目标是在一个英国认为与其荣誉相容的基础上,同英国实现和平。” 希特勒在5 月20日对德军参谋部的作战局局长若达尔将军,在6 月2 日对冯·利布 将军都说过同样的话。(55) 然而,在6 月18日戴高乐作出抗战选择的时刻,战时内阁的辩论作出了决断: 英国继续进行抗战。因此,现在具备了法兰西采取同样决定的首要条件。戴高乐在 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是有理的。 戴高乐是否能相信,法兰西殖民帝国在法国舰队的保护下,处于继续斗争的状 态呢?这不仅是戴高乐的看法,而且是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 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看法。(56)对此,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毫不犹疑地持肯 定态度,并且象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不难让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以及同样让本 地的精英们赞同(其选择)”。(56)在阿尔及利亚,勒博总督向贝当政府的内政 部长夏尔·波马雷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北非继续斗争,恳请法国政府撤退到阿尔及 利亚,以此来满足包括各种派别的退伍军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土著人、以及 阿尔及利亚议员的期望。法国驻中东地区国家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向政府 表达了法国当局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大委任统治地、继续进行斗争的意志,并在 获悉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后,在电台上宣布,“在事关中东地区国家问题上不考虑任 何屈膝投降”。东地中海军区总司令密特洛泽将军,也站在皮奥一边,明确地表示 其继续斗争的意愿。在达喀尔,凯拉总督于6 月18日,对西非法兰西共同体的代表 声明说:“如果祖国不再能进行战斗,那么对法兰西帝国来说,回报祖国的滴水之 恩和继续斗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凯拉的声明立即获得这些代表的赞成。西非部队 最高司令于松将军、赤道非洲总督布瓦松、马达加斯加总督德科佩、驻喀麦隆高级 专员布吕诺、驻守吉布提的勒让迪洛姆将军也作了这种选择,甚至常驻突尼斯总代 表佩鲁东在前期也是选择继续斗争的。不管怎样,即使这种一致的选择是暂时的, 它也符合分布在帝国各地的法兰西共同体的行为表现,以及它们通过各种手段表达 出来的愿望。再说,人们不会忘记,这种选择也符合雷诺政府的大多数部长直至6 月16日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所持立场。除了佩鲁东一人的特例之外,这种选择坚持到 政府提出停战要求之后。 但是,上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摩洛哥总代表诺盖将军——他率领北非 法国军队,指挥着能够继续斗争的陆军和空军——将要作出的选择。诺盖同政府和 同魏刚所交换的电报表明,在政府要求停战之前,他是坚决主张继续斗争的。于是, 诺盖不断地要求加强他的部队,向他派遣新的师,向北非运送尽量多的军事物资。 对于贝当宣布的停战要求,诺盖立即作出明确的反应,表示根本敌视停战要求。他 直截了当地发电报给魏刚,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重申其立场。当波尔多政府召见诺 盖时,他避而不去。在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在北非继续存在的军事行动手段问题时, 诺盖起草了一份具有基本的历史意义文告,因为它在阐述关于不签停战协议和继续 抗战的理由方面,是一篇最全面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文告。 “北非拥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诺盖写道,“目前具有极关键意义的、对空 军的加强,以及舰队的支持,因而它能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来自西班牙方面 的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危险——应该通过预防性行动来加以消除,应当在 意大利军队或德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时发起这种预防性行动。我可以用我掌握的 军队,在突尼斯——我在那里将暂时保持防御状态——抽调某些部队,来着手开始 此次行动,它将以一次对本地土著人群众开展的政治和宗教行动为主要王牌。”接 着,诺盖还列举了他最需要的增援,预见到不管怎样,对的黎波里泰纳省采取的行 动规模将受到盛夏的限制,但他考虑在9 月同英军联合行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军 队阵地展开深入的进攻。(58) 6 月23日,当诺盖获悉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时,他并没有改弦易张。在致波尔多 的电报中,诺盖还最后一次反对法兰西及其帝国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投降。然而,他 决定听任这种投降。为了解释这种改变——诺盖写道,他对这种改变感到“可耻” ——他追述了达尔朗的选择。诺盖解释道,没有舰队的支援,北非的防御就会变得 胜负未卜。这种论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诚然,没有法国舰队的支援,法兰西帝 国就会变得更加软弱。但是,如果诺盖决定继续抗战,亲自带领全体总代表和总督, 那他就能争取到那些海军上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大多数反对停战——而英国 舰队也会有助于马格里布的防卫,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挫败意大利舰队,就象它马 上做到的那样。 事实上,达尔朗的选择具有堪与诺盖的选择相比的重大意义,即使他没有完全 进行解释也罢。但这种选择也不是事先作出的。(59)5 月28日,当魏刚已经开始 其停战宣传运动时,达尔朗就在一项对其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下达的指示中, 考虑到不服从于一种会要求法国投降的停战行动;假如意大利参战,那他就发动 “一次对意大利舰队或港口的殊死行动”;如果政府下令停战,那他就派战舰到英 国港口,甚至到哈利法克斯和加拿大。达尔朗在6 月16日之前就已摇摆不定,但是, 当达尔朗担任海军部长和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德国不希望扣押法国舰队时,他在16 日这天改变了立场。然而,6 月22日,达尔朗在一份致那些统帅海军军区和舰队的 海军上将的电报中询问他们的“感受”,并收到了他们基本上一致支持继续抗战的 复电。在这个日子,没有一位海军上将是屈从于投降的,无论是驻中东地区国家的 海军师师长、海军上将德卡尔邦迪埃,还是驻印度支那的海军上将德库(他写道, “同陆海空三军在一起继续斗争(……)同英国紧密联合和促进美国加强援助,这 是与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相容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驻突尼斯舰队司令、 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同意大利战斗的意愿激发了他的热情)。这种海军上将拥护抗 战的一致反应,是同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 的反应相一致的。它表明,同法国舰队和法兰西帝国一道继续抗战,远未象维希政 府在停战后所说的那样,只是某几个孤立无援的、殊死进行抗战的狂人的想法而已。 然而,魏刚和贝当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人,达尔朗在亲自率领法国舰队的同时, 一举将法国舰队引到了屈从停战的地步。尽管诺盖感到“可耻”,但他转而赞同了 停战,也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海外领地。这样,诺盖选择了投降。是否军事上的理 由证明这种投降是正确的呢?(60)投降派历来认为投降是正确的。戴高乐却持相 反的观点。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担任驻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的诺盖在6 月23日还 肯定说,北非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6 月底,驻守马格里布的兵力有 41万人——其中有36000 人是补充部队——再加上6 月底从法国本土调来的几千名 新兵。7 月初,两名将军、280 名军官、5132名士官和士兵从英国来到北非。以摩 洛哥为基地的海军部队在两周内从3000人增至24600 人,并且有5000架波兰飞机在 原地待命。中东地区国家的陆军兵力计有2500名军官、81000 名士官和士兵。此外, 还要加上一个波兰旅,①个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分队,4 个拥有老式飞机波泰式25 型飞机的空军大队,以及①个配备美国柯蒂斯式飞机的现代战斗机大队。在别地, 在法兰西帝国,法军只限于确保国内安全,但可以构成一支兵力更加多得多的军队 核心。1940年6 月24日,殖民军总巡视员比雷将军制定了这支军队组成的图表:西 非有122320人,赤道非洲有15500 人,马达加斯加有34000 人,印度支那有88900 人,吉布提有7900人,安的列斯群岛有4080人,在中国的法租界有1469人,太平洋 地区有1265人——补充部队不包括在内。事实上,已有146000名黑非洲籍的士兵离 开原籍国,驻扎在别地,其中许多人驻守在法国本土。此外还有72000 人正在待命, 要立即在非洲港口登陆。海外的师和部队的素质,无论在合编成师的团的数量上, 还是在现役军官的比例上,都达到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海外部队自 然从本土撤离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加强,达尔朗在停战前估计其兵力为10万人——不 过,这个数字比人们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中假设的数字要低得多。在敦刻尔克撤退 中,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几天内有35万法英军队上了船。其实,军队就数量、士 气和干部而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装备而言,黑非洲的法军,特别是北非的法军, 都普遍等同于驻利比亚或埃塞厄比亚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师。 事实上,法兰西帝国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军队,特别是它没有真 正的军火工业。不过,眼下,法国军队在等待美国军事物资的到来——如果要继续 斗争,那当然要加速这些美国军火的到来——之时,在北非拥有300 辆现代坦克, 约200 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在叙利亚大约拥有100 辆坦克。这些法国现代坦克的 数量远远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大地超过驻埃及的英军少量坦克——几个月以后, 这些驻埃及英军几乎截获了所有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坦克。1940年6 月底,空军拥有 被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誉为“现代飞机”的2468架飞机,其中1817架飞机立即待命。 空军参谋部指示将16个轰炸机大队和18个战斗机大队转移到北非,此外还加上所谓 “过渡”的和可用于教练的780 架飞机,刚刚抵达达喀尔、与其会合的26架柯蒂斯 式战斗机和26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以及摩洛哥的海军航空兵及其78架飞机,其 中有42架格伦-马丁式飞机。至于海军,它在1940年的继续抗战中,在运输那些从 (法国)本土撤离的部队、禁止其他军队登陆试图和控制地中海地区等方面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而今,尽管在敦刻尔克失去了几艘鱼雷艇和轻型巡航舰,但它拥有245 艘几乎全部现代的舰艇,其中11艘战列舰、2 艘航空母舰、29艘巡洋舰、36艘反鱼 雷艇、64艘鱼雷艇和101 艘潜水艇,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因此, 不能对法英两国舰队在1940年6 月对意大利海军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任何怀疑。 当时,地中海的出口都由盟军把守,德国舰队无法进入。 人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出发,来估量法国决定同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一道继续 进行抗战所导致的战略假设。盟军的海军优势,排除了任何敌军从法国和意大利海 岸登陆的可能性。无疑,意大利舰队的劣势甚至会导致它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遭到 毁灭,至少是遭到部分的毁灭。英法两国的海军可以通过马耳他和比塞大,禁止意 大利将大量增援部队派往利比亚,它们从埃及和突尼斯发动的联合进攻多半能在或 多或少的短期内征服意大利殖民地。实际上,风险来自别的地方。德军的大量投入 是必须惧怕的。盟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 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 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 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 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 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 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 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 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 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 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 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 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 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 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 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 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 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 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 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 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 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 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 月18日的选择也是 有道理的。 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 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 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 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 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 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 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 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 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 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 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 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 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 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 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治和 战略理由,没有任何无理由或者随意的地方。在致法国人的号召书中,戴高乐不仅 仅用那种必定是综合的语言,来表达其基本思想。他还更加明确和更加准确地向许 多交谈者阐述了这些号召书。英国的抵抗能力、以及日益强大的空军威力和舰队的 绝对优势,都不是神话。大英帝国的潜力不是想象。美国工业对英国抵抗斗争所作 的大量贡献是公认的,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战争因素,即使美国迟早要直接介入这 场战争。对于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著作、或者读过他的《我的奋斗》的人来说,人 们不会怀疑,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向东欧国家扩张,以及将来同苏联进行的肉 搏战——只是这种肉搏战的日期和时势依然是不可预见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力 量对比,一切都表明,将来有朝一日——即使这一天还很遥远——盟国集中起来的 资源将远远超过德国为了取得最初的胜利而拥有的资源。布尔代对戴高乐表现了莫 大的尊敬和无限的怀疑,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友谊,不管怎样都关注我对他说的话, 然而,他不同意我的话——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没有一点生气。然而,理所当然是, 在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友所作的选择中,布尔代为他所 谓的“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让路,则是没有错的。 因为戴高乐所作的6 月18日选择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正如它在 历史上是一个非凡的举动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将戴高乐的选择局限在他对战争的可 能发展所作的、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所作的判断。6 月18日选择也是一个个 人的选择。首先,这是一个决裂,一切都预示这个决裂是最终的决裂:是同国家的 决裂,否则他就会呆在波尔多,然后去维希;是同军队的决裂,而戴高乐曾经把军 队当作自己的抱负、职业、生涯和生活范围。戴高乐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从此, 他将是一个造反者,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反叛者。不管戴高乐的选择怎样合理, 他只能热情地实现这个选择。因此,下述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戴高乐本人追 述过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原因——即使人们不能否认这些原因是有力的也罢——之 外,后来人们对6 月18日选择的深刻根源,对戴高乐实现这种选择的方式都孜孜不 疲地提出了疑问。 最经常受到援引的戴高乐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把戴高乐6 月18日选择看作 是他的人生历程——它充满着那些标记其不可更改的、独特性的行动——中的最后 一站。1912年,当戴高乐在作为“主张火力第一、进攻第二的著名理论家”贝当靡 下服役时,他在文稿中写道,“唯独运动和进攻能在战争中作出在智力上(……) 同(其)统帅完全决裂的决定”。1917年,虽然戴高乐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但他在 因戈尔斯塔特要塞的讲演中,批评了“最高统帅部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1924 年,戴高乐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毫不犹疑地批评官方的军事理论。1927年,戴高 乐重返高等军事学院,对这种使其断然摆脱惯有的对军事学说因循守旧的“性格作 了赞扬”。1928年,戴高乐接受贝当的召唤,编写了一本关于这位法国普通一兵的 历史著作,但他想要“创作”,也要成为作者,同参谋部的一切习惯用法实行决裂。 1934年,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明确地建议对军队使用的组织结构和学 说实行彻底的变革,公开反对法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并寻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支 持。1938年,戴高乐发表了《法兰西和它的军队》,同当时还自以为法兰西军队之 父的贝当实行决裂。1940年1 月,戴高乐撰写的关于引导战争问题的备忘录,是对 一切指挥员的指控,是对军队最高层提出的挑战。1940年5 月24日,戴高乐还是一 名上校,但他已经指挥了第四装甲师,他建议进行一次“实现中部军队同北方军队 会师”的演习,反对魏刚推迟演习的做法。1940年6 月16日,戴高乐业已晋升为将 军和出任国防副国务秘书,但他“不向国防部长请示”,命令将从美国购买的军火 运往法国的“牧师号”改变航程,驶往英国……让·拉库迪尔认为,“人们想象不 到(有比戴高乐)更加完美的反叛者生涯,它使人预见到一个更加光芒四射的起义 者”。总之,戴高乐6 月18日选择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 但是,让。拉库迪尔也引证戴高乐同马尔罗的一次谈话。戴高乐让马尔罗阅读 他《战争回忆录》的前几章的手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 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 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充说,当时戴高乐 握着他的双手,用最深沉的语调说:“可是,马尔罗,这是可怕的……” 毫无疑问,让·拉库迪尔没有理由来强调,由于气质的缘故,戴高乐在其一生 中,是一种反对因循守旧的、实行最粗暴的言论自由的、进行那种对其名声和生涯 最危险的挑战的楷模。不管怎样,戴高乐过去的举动似乎无法同他1940年6 月18日 实行的决裂相媲美。或许因此戴高乐向马尔罗承认,在6 月18日选择之前举行的国 内辩论是“可怕”的,尽管要考虑到文学的形式——马尔罗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始 终赋予其同戴高乐的谈话以文学的形式。人们可以认为,基本的问题在别处,叫做 厌恶和愤怒。戴高乐厌恶这些军事统帅,他们拥有许多荣誉和职位,但在其失败原 因问题上盲目无知,直到最后一天时为止;他们卑鄙无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贫困 的人民和被他们指挥的弱小官兵身上;拼命地要争取国家的投降,彷佛投降是他们 更加喜欢的人生目的似的;从表面上看,只想到必须维护的“秩序”,只想到他们 可以通过一个在灾难中建立和被敌人容忍的制度来加以维持的权力。戴高乐还厌恶 这些政治领袖,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使军事统帅——军事统帅的唯一考虑只是要求 法国投降,特别是担心由政府来承担投降的责任——接受国家的意志,他们在混乱 的讨论和钳制敌人的演习中迷失方向,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强制推行其决定, 叫那些懦夫和顺从投降者闭嘴。然而,戴高乐也感到愤怒。他对法兰西的突然堕落 感到愤怒,曾几何时,法兰西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列强之一,而今几乎在短短几周 内就变成人们嘲笑或可怜的对象。他对军队的崩溃感到愤怒,想当年,在考验的时 代和光荣的时代,军队是民族独立和法国人团结的、可敬的象征。他对法兰西冒有 不再进行抗战的风险,即在事关世界命运和世纪命运的时刻不复存在的风险感到愤 怒。戴高乐预感到,如果政府投降,那法国人就会对它深恶痛绝。 “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写道,“不管战争的出路如何——是肯定 遭到失败的国家将来有朝一日,通过外国军队来摆脱入侵者,还是继续受到奴役— —国家都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并使别国对自己感到厌恶,这些厌恶情绪会世世代代 地毒害国家的灵魂和生活”。 戴高乐对贝当这个“失败主义的化身”感到厌恶和愤怒,对魏刚这个“只想到 其董事会”的人感到厌恶和愤怒。他狂怒地看到,当法兰西的生命遭到威胁时,那 么多的国家领袖都没有作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唯一的抗战意志的基本反应。他厌 恶和愤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