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① 这本书在揭翼我们社会内部一种被公共意识抑制的不幸方面提供的东西,我觉 得比社会科学家们的大量分析更为重要。但愿这份独一无二的文献能终于使许多人 明白,青年人吸毒成瘾——正如迅速扩散开来的青年人酗酒以及纷纷加入青年人宗 派那样——不是从外部造成的,而是从我们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光顾的迪斯科舞厅里,产生出了大多数人仍认 为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带有异国特色的坏风气。少女克莉丝蒂安妮在凯·赫尔曼和霍 斯特·利克的帮助下制作的这份报告还告诉我们:不是变态的孩子和青年人的一种 特殊的疯狂行为导致了海洛因,而是许多互相紧密联系的问题造成了危害,其中包 括不人道的居住条件,孩子们的游戏天地,父母两性关系中的危机,在家庭以及学 校内普遍的异化和孤立等等。如果把这本书读完,有些人就会认真”地、有理由地 怀疑,归根结底是谁更有人性,是堕落的犯罪的吸毒少女克莉丝蒂安妮呢,还是她 周围的那些代表了“正常”社会的所谓正派人? ①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医学教授,哲学博士。一九二三年生,柏林 “幼年精神障碍研究所”的首席医生,吉森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专著有《病人家 庭》、《父母、孩子和神经官能症》和《群体》等。 自从反对权威的青年造反运动渐渐消退以后,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幻想之中,以 为我们从现在起——除了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以外——是跟一个没有冲突 的社会中的一体化青年打交道。这种主观臆想是一种顽固的压抑的产物。在七十年 代初,那一代投身于行动的抗议青年的令人痛苦的挑战终于减弱了。这导致了人们 低估或者完全忽视了,青年一代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已采取了新的较为温和的、 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拒绝形式。真让人高兴,在许多家庭、中学、大学和游行示威 的广场上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吵声渐渐平息下来了。人们不愿再去仔细地注意,在 青年人外表上适应的表面之下,一种奇怪的冷漠和精神上的隔离倾向的信号却增加 了。“只要你们不到我们的世界来打扰我们,你们就可以在某些古怪的生活方式和 ‘青年文化’中悠闲自得,直到你们认识了你们也必须一起来发挥作用,以免在我 们这个无情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沉沦下去!”老一辈人的这种较为消极的防御态度, 把许多孩子和青年人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和疏远错认为最初的那种“别烦我”和 “只管自已”的愿望。然而,这在老一辈人方面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实际上, 克莉丝蒂安妮像其他千千万万个孩子和青年人一样是由于失望才反叛的。老一辈人 别再给青年人指点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了,那只是他们自己愿意怀着同情、热心 和信赖加入进去的状况。克莉丝蒂安妮以及吸毒与卖淫团伙里的所有那些被她简要 描述过的朋友,都有经历了严重创伤的父母亲——哪怕一直是无意识地——这些父 母亲把他们的绝望、内外孤立、饱受委屈和报复之心都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莉丝蒂安妮这样十分敏感、易受伤害同时自尊心又很强的孩子, 从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可怕缺陷中得出了结论,通过回避来保护自己不受那种“正常” 的强制适应的影响,保护自己不受老一辈给他们作出了榜样的那种自暴自弃的影响。 追寻这些幼小、脆弱的人在他们的团伙里怎样实现某种能适应他们深层次需要的梦 幻世界,而且最后不得不遭受失败,实在是令人绝望的。最典型的是克莉丝蒂安妮 在团伙里再三追求的那些东西:和睦中的真正团结,摆脱了任何忙乱,同时又得到 肯定和不受压迫。“我不相信在不吸毒的年轻人当中会有像我们团伙里的这种友情。” 她向团伙寻求保护,不受社会团体的影响,而这些团体的建立本应是为了她眼前的 那些理想目标。她用绝望的骂人粗话表达了她对学校的反感:“在这里什么是环境 保护?当务之急是让人们学会互相交往。这就是我们在这所混账学校里应当学会的 东西。一个人要关心别人!不是每个人都企图比别人更会吹牛,想比别人强,互相 欺骗和尔虞我诈,以便得到更好的分数!” 作为这本书的读者,谁如果对这儿揭露的现象只是等闲视之,认为它们只是在 这个或那个大城市里出现的边缘现象,或许只是在腐化堕落的柏林才有,那么就应 该告诉他:早早吸海洛因成瘾,年纪小小就酗酒,以及少女卖淫和毒品犯罪等现象, 早就广泛地蔓延开来了。可是,为什么人们对此知道得这么少呢?克莉丝蒂安妮的 报告已经提到了几点原因。 几乎没有一个了解情况的、正式设立的机构,如学校、卫生部门、社会机构、 警察和医院,对此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或者敲响警钟,就好像已经私下商定了要默默 地容忍或者只是例行公事地处理一下。于是,仅仅只是袖手旁观、记录在案和偶尔 关押一下。这种孩子式的对痛苦世界的烦恼和绝望,没有一点传到外面来。人们宁 愿把毒品问题看成是走私犯和毒贩子的产物,要像某种从外部侵入的害虫那样消灭 之。当然,只要能从政治方面给予主管的机构以更多的支持,它们就会在预防和治 疗上多下功夫。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帮助显然不足,政治上的行动又受到公共舆论 的压力,而舆论的特点则是一种普遍的抑制倾向。这种倾向被某些政治力量热心煽 动,他们基本上总是带有成见地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失败者自己或者外来的诱骗者, 以免给现存的制度蒙上阴影。 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人们又听说,事情关系到让孩子们在法律上有更好的机会, 及时地保护自己不受父母亲感情破裂和离异之害——这无疑是毒品祸害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这里,对攻击“父母亲的自由”感到的愤怒愈益强烈,可是与此相反,对 孩子们的辩护却十分畏缩,只能很不完善地维护孩子们的利益。但也正是出于这个 原因,凯·赫尔曼和霍斯特·利克在这里做的事十分重要:只有帮助受害的孩子们 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才能代表其他许多人,使儿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状况渐渐 被看得越来越清楚。 可是,这里不仅关系到更加完备的信息,而且关系到多数人的一种更为勇敢的 决心,更加清楚地注意到一种弊病,迫使人们承认自己的重要过失。因为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毒品问题实际上只是一种特别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老一辈人——就一 般而言——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让后起的一代确信,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机会履行我 们赋予他们的有意义的人道义务。不是孩子们自愿地进入了毒品圈子或者颇为可疑 的青年宗派,而是父母亲这一代人——尽管是不情愿和无意识的——不给他们在社 会上发展和支持,孩子们最后只好到那些亚文化中去寻觅。不去注意孩子们以及他 们的问题,不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这是很常见的。父母亲不断用自己没能解决的冲 突来烦扰孩子们,让孩子们分担它们,而且,甚至要孩子们代替父母亲来解决它们。 例如,从克莉丝蒂安妮身上可以在心理上清楚地描绘出,这个姑娘从父母亲那儿下 意识地接受了他们的怨恨,以及他们未能满足的渴望之梦——最后,又以跟父母亲 不同的方式受挫于这种过分沉重的负担。 说孩子们遁入“毒品黑市”造成了他们走投无路的孤立,这种假定肯定是完全 错误的。孤立在以前就一直存在,并不是一开始孩子们就莫名其妙地不爱交际了, 而是恰恰相反,他们跟负责关照和帮助他们的那些人缺少一种可靠的紧密联系。 但是,如果只是谴责这个母亲或那个父亲,那又太简单了。许多相关的情况作 为有害的原因通过父母亲与广泛的社会一道起作用。正如克莉丝蒂安妮简明扼要地 描述的那样,城市规划的后果严重,正是它系统地制定了人们之间交往的破坏。许 多现代化“重建地区”的混凝土荒漠把人们堆积在一个完全是人造的、冷漠的、机 器般的环境中,使大多数家庭原本就有的冲突灾难性地尖锐化了。格罗皮乌斯小区 只是许多仅仅按照技术功能而忽略了人的感情需要的新建住宅区的一个实例,它们 成了精神疾患与堕落的温床,并非偶然地成了青少年吸毒和酗酒的中心。此外,还 有学校里缺乏组织的群众活动的因素,这是由没有个性特点、孤立和残酷纷乱的竞 争所决定的。那些感情冲动的孩子不能听天由命和麻木不仁地顺从,就悄悄地躲进 一个美化的梦幻般的环境里去,只还在外表形式上参加家庭和学校的仪式,而且往 往几乎不引人注意。克莉丝蒂安妮过着她的双重生活这么久而未被发现,用她的表 面顺从骗过了那些仍有机会通过有力和有益的干预来防止她彻底变坏的人,实在是 耐人寻味的。 这里有一点引出了实际的教训,是这篇令人感到窒息的报告应当介绍的:偏离 正道作为一个逐步的、长期的过程几乎一直在进行,这可以给父母亲和老师们提供 充分的依据来介入。如果孩子们“心不在焉”,只还是在表面上机械地参与家庭的 活动,如果他们使那些先前心里十分笃定的亲人觉得渐渐“生分”了,感到在他们 幼小的。心里发生了什么,那么,这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觉察到的。然后,当然是取 决于父母亲、老师和教养院的人员是否愿意把孩子们的内心退却当做危险的信号, 或者是否宁愿忽略这种局部的疏远,因为其好处就是不再被这样的孩子以特别烦人 的要求来打扰。 另外一点就是要在尽可能早的阶段提供迅速和彻底的治疗。如果父母亲、戒毒 顾问或治疗医生以及尽可能也包括老师在内,在一个坚持不懈的护理方案中互相密 切合作,在还没有成瘾的早期阶段用一种“家庭治疗”的形式医治,那还是大有希 望的。治疗当然是必要的,尽管使用烈性毒品已真正成瘾后治疗就愈益困难了。忽 视创立合适的治疗机构,忽视促进现有的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弊 病。曾被某一派政治力量广为宣传的“吸毒判刑”战略,仅仅寄希望于关押和看管 (就像今天已经大量发生的情况那样),其实无异于彻底和玩世不恭地放弃这些年 轻人。尽管有种种治疗的问题,对于一个人道的社会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动员 所有可能和合适的力量来医治吸毒的病患。现在已有了充分的认识,怎样增强有关 人员的积极性,怎样在居住社区或者疗养院的一定模式中,通过长期治疗最后使患 者摆脱孤独的状况。当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年轻人经历了几乎是彻底的内心 破坏之后,以一种完全是内。心重建的方式来帮助和陪伴他们。这是一项格外艰巨 的任务。在一个充满了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完成这项任务是十分困难的。 譬如说,正是这样的环境寻求和剥削那些年幼的牺牲者,而他们正是“雏妓活动” 的有组织的市场所需要的。 这个问题绝不是仅靠增加医生数量和加强治疗机构就能解决的,这很明显。只 要诸如“雏妓活动”等现象被明确地——就像克莉丝蒂安妮所证明的那样——出于 习惯地加以容忍,治疗就跟一些人公开或暗中承认的利益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那 些人需要对少男少女吸毒者进行性消费,作为其资产阶级自由的组成部分。对于像 克莉丝蒂安妮这样的孩子来说,这些人是在社会的另一个适应了的方百,这个社会 既想把他们当做人治好,又想把他们当做商品来贬抑和消费。但这种矛盾正是我们 的社会文化状况的一个共同的标志。克莉丝蒂安妮从一个方面给我们反映了这个矛 盾,从而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每天都被说成是完美无瑕的社会之积重难返,比某些享 有盛誉的研究所的判断更权威和更尖锐。这就是容忍这本独特的书为什么如此困难 而且也理应如此困难的真正原因。 执笔者说明 凯·赫尔曼① 霍斯特·利克② 一九七八年初,我们在柏林遇见了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克莉丝蒂安妮·F。她作为 证人在一个案件中陈述证词。我们与她商定了进行一次采访,以补充完成对青年人 状况的调查。这次谈话最初定为两小时,结果两小时变成了两个月。我们很快就不 再是采访者,而是感到震惊的倾听者了。把这次谈话的录音带笔录下来后就产生了 这本书。我们认为,克莉丝蒂安妮的故事说出的东西已超出了一部分青年人的状况, 超出了一篇认真调查的报告。克莉丝蒂安妮·F想出版这本书,因为她像几乎所有吸 毒者一样,要求打破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吸毒成瘾感到难为情的沉默。她那个吸 毒团伙的所有幸存者及其父母亲也都支持这个想法。他们很乐意用他们的照片和名 字来为这本书的纪实特点作出贡献。考虑到这些家庭的利益,我们只写出了他们的 名字,没有提姓氏。克莉丝蒂安妮的母亲和有关人插入的谈话是要介绍其他人的观 点,对分析海洛因毒瘾问题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凯·赫尔曼,一九三八年生,曾在《时代》、《明镜》、《年轻人》和《明 星》当编辑,现今作为自由记者住在吕休—达能贝格县的兰萨茨。专著有《大学生 的反叛》和《在摩加迪沙的抉择》。获得的奖励有特奥多尔·沃尔夫奖和卡尔五世 —奥西埃茨基奖章。 ②霍斯特·利克,一九四一年生,作为自由撰稿人住在西柏林,是《明星》和 《时代》的合作者,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西柏林地方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节录) 女学生克莉丝蒂安妮·薇拉·F,身为有责任能力的青年人,未经联邦卫生局的 许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以后,由于在柏林多次蓄意购买受麻醉剂法管制的 毒品及其配制品而被起诉。 被告自一九七六年二月以来使用海洛因。她每次给自己注射——先是有间隔, 后来是每天——大约四分之一克。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起,她已能承担刑事责 任。 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和十三日的两次大检查中,被告在动物园火车站大厅和 库达姆大道地铁站上被截查。她身上分别带有舍海洛因的物质十八毫克和一百四十 点七毫克。 此外,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在被告的私人物品里找到了一小张锡纸,同样 也有六十二点四毫克的含海洛因物质。检查表明,在吸毒用具上有部分含海洛因的 粘附物,尿液化验也测出了一定的吗啡含量。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被告的母亲在被告的私人物品里发现了一种合海洛因 的物质六十二点四毫克,便交给了刑警。 被告在答辩中声称,从一九七六年二月起她就是海洛因吸用者。此外,一九七 六年冬天,她曾经从事卖淫活动,以便挣钱购买海洛因。 此外还必须指出,被告现在仍继续使用海洛因。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诺伊朗斯特尔地方法院判决书(节录) 本案系针对女学生克莉丝蒂安妮·薇拉·F违法行为的刑事案件。 被告团连续购买麻醉剂以及连续逃税而被判有罪。是否判处劳动教养可暂缓决 定。 理由:被告一直到十三岁都发育正常,智力中等,完全明白购买海洛因是一种 应受处罚的行为。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被告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达到判刑年 龄)之前已经吸毒成瘾。因此,她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认罪能力都不能排除。被 告在这段时间里已完全认清了自己的状况,并且自己致力于戒毒。因此,她完全有 能力认识到自已行为之错误,并且按照这种认识来行动。 对将来的预测在目前是有利的,尽管还不能说被告人已经不可能再重犯了。被 告的继续成长至少应在近期内严加注意。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