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亲的传奇 1983年我问过姐姐她1942年去南京后的情况,她说:“1942年我14岁,跑单 帮的梁伯伯带我去南京找父亲。 “我曾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看过一个话剧《大义灭亲》,我听说父亲在南京 伪政府做事,我想他如果真是汉奸,我要大义灭亲,我胆子大,我是想把父亲的 部队拉去抗战。抱着这个爱国的天真的想法去的。父亲和梁伯伯约好,在进入敌 区交界处浦镇来接我。守浦镇的伪军军官姓魏。梁伯伯带我找到魏军长。我跨进 敌占区看见汪精卫的旗(国民党旗加一黄条,上面有‘和平救国’四字)我一方 面觉得耻辱,一方面觉得大义灭亲的理想将要实现了。我穿着蓝布旗袍、短发。 我走过伪军跟前,心里喊骂‘汉奸!’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馆里,魏把我 接到司令部,请吃饭后,给了通行证。 过长江后坐大车去南京水西门外。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店等着,他去 打电话,他还没回来,父亲就来了。父亲找我,我们互不认识,他穿西装。梁伯 伯回来给我们介绍。父亲说:‘啊呀!长得那么高了。’他接我到南京最大的饭 店,找了一间最好的房子,还有洗澡间。他派人去通知继母朱霞真和大弟呐天来 看我,给我举行洗尘宴会。 有天父亲一人来看我,我问他:‘你怎么不去抗日?为什么不把军队拉到大 后方?’父亲说:‘你还来做我的工作,共产党的工作很厉害,国民党有什么好?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国民党的深刻批判。’我一听,父亲讲得也 有道理,国统区确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首先想到在成都有次看电影 《云霓仙子》,在成都市闹区看了一下商店,高筒丝袜……满是阔太太、阔小姐 的用品。可喇叭里还放着“八百壮士”的歌曲。真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一面是醉生梦死,一面是浴血奋战。 去敌占区时,经过黄河到洛阳,一路上见到老百姓很苦,大佛爷脚下可见‘ 冻死骨’。晚上不敢走,有吃人的。国民党战士骨瘦如柴。 父亲的一些言谈动摇了我对国民党的信念,有点茫然了。 我想学日文,刺探情报,实际上还是想为国民党效劳。 听了父亲的话,我想他也不一定是汉奸,也许还是地下工作者,是哪一方, 不知究竟。 接我回家,与大弟睡一张床。我们住的是小洋房、竹篱笆,种扁豆。恻院种 了花,小后院有平房厨房、下房。继母的表妹、奶妈住这里。 父亲对家里炊事员很平等,有次《五一》,他给厨师放假,领我去做饭,他 说:‘劳动神圣’‘平等待人’。每逢星期天上午,必须让我做点家务劳动,才 能出去。在院中种扁豆,他带着我做。他也没有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父亲对任 何人都是很平等的,从无不尊重人的语气。他的态度不像我想象中的汉奸军官, 这个父亲,怪啦! 我有次到营房去找他,营房很简朴。我在父亲营房翻到过解放区的报纸,讲 到解放区政权,讲到农民减租减息,我有些奇怪,是研究敌情吧?我很茫然。 他不在时,警卫对我说:“你父亲很好,对弟兄们不克扣。”这也引起我的 疑问,他也从来不教育我滑头,总是正面的好的教育。 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 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 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 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 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 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 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 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 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 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 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 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 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漂亮 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 ‘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 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 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 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 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 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 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 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 ’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 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 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 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 ‘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 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 ’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 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 :‘啊呀!你还坐轿子来!’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 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 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 ’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 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 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 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 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 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 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 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 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 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 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 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 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全国解放后,1953年父亲调来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彼此都忙,很少见面,我 被打成右派后,就更没时间,没心情,没条件和父亲接触了。直到我被改正,母 亲去世后。九十年代了,他要我帮他跑中央组织部申请恢复大革命时期党龄,这 时我才从他的口述、自写材料和他当年的部下写的历史资料中,明白父亲原来对 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中国;对引导他革命的中共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 秋收起义中损失了队伍,失散了组织后,一直想返回党的怀抱,终于在几年后拉 了一支队伍以起义的方式回到了党里。 他的人生道路是曲折而漫长啊! 父亲现名钟皿浪,曾用名有钟健魂、钟岳张、钟泡影、钟血浪。1903年12月 出生在湖南岳阳县张家村。其父张宝根又名张汉臣,哥老会小头目,参加黄兴领 导的反清革命活动。父亲四、三、四岁时,满清官兵进村对反清者及其亲属施行 满门抄斩。危急中,祖母带父亲逃离老家,到岳阳找到曾和祖父一起当兵的好友 钟继昌,请他照料。钟继昌在平江开了个小杂货铺,收留了他们并叫父亲改姓钟 隐蔽下来。钟继昌送他上私塾读书。父亲九岁左右,钟继昌也被满清政府抓走处 死。他们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上山砍柴、放牛,还到汨罗江吴 公市红茶厂当过两年童工。祖母替人洗衣、绣花。 父亲十五岁时,随钟继昌的弟弟到长沙,进入长郡中学上学,取名钟岳张, 晚上就在他钟叔叔开的旅馆记帐。 1920年父亲十七岁,参加了当时长沙省长兼湘军司令、老同盟会会员谭延闿 组织的湘军(同盟会是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组织的,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拟北伐护法,谭延 闿率领湘军星夜赶到广州支援,父亲随军坐船到衡阳,然后步行至广州,日夜行 军赶到广州平息了反叛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暴乱。 1922年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谭延闿保送他到滇军讲武堂 (军官学校)学习。 1923年冬毕业,仍回湖南湘军,参加创办湘军讲武堂的工作。父亲说:“当 时在湘军讲武堂我由排长升至副连长。讲武堂很正规,穿戴也讲究,呢子大衣, 红缎里,长马靴,马鞭,学骑马和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神气得很。”他眼中充满 青年得志的回忆。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 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 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 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 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 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 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 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 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 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 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 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 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 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 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 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 月至9 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 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 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 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 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 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 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 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 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 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 背叛孙中山。) “1926年6 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 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 月30日,在陈独秀 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 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 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 场死亡、重伤200 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 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 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 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 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 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 月9 日, 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 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 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 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 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 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 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 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 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 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 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 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 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 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 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 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 月9 日蒋介石到南京,于 ‘四. 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 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 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 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 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 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 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 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 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 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 月7 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 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 年8 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 月初 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 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 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 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 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 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 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 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 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 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 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 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 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 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 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 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 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 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 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 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 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 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 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 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 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 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 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 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父亲说:“我怀着满腔悲愤,夜行晓宿,跑地到了长沙,跑到樊西巷纸烟店 去找组织,哪知物是人非,没见到代表组织的老板,我买了包香烟赶快离开那里。 怕被蹲坑的跟踪,直到天黑才回自己的家。第二天,忽然有三个人闯进家门,两 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蛮横地把我带走。 “开始关在长沙小武门陆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我,是否农协会员和共产党 员,我都不承认,只说是做小买卖的。但当时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 个共产党员’,因此十一天后,将我带上沉重的脚镣,步行两个小时转至警备司 令部,推我进死牢,喀嚓一声铁门关了。 牢房里,到处是屎尿,晚上靠墙坐在地上,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哪里睡得 着啊!满脑子都是枪声、炮声、嘶杀声、血浪滚滚:沙基事件、东征、北伐、南 昌起义、秋收暴动……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军队,就 这样被消灭了,好伤心,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 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 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 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 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 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 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 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 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 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 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 :‘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 ’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 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 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 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 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 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 不相信谁吧。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 事做。1930年3 月至6 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 裁职。1930年8 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闿介绍我到湖北农矿厅当科 员,不久又被裁减。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 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 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 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 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 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 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 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 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 长黄柏樵,黄派我到车务段当事务员。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路 局派我作防空员。后来,我不愿在日本占领的铁路车务段工作,主动辞职又失业。” 父亲说:“我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想参加抗日战争,可找不到党,去重庆 参加国民党的抗日?但我和国民党曾经经过生死搏斗,能容我吗?1938年夏,见 到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罗教植,罗劝我留在敌伪内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罗介绍我 到伪军校当中队长。秋,又介绍我到汪精卫典礼参军处当参军。参军长唐莽又向 汪精卫介绍我在北伐时在第四军七十七团担任过营长的资历,因此汪派我建立新 兵14旅。通过前一段到处找党组织,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个想 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我想机会来了,掌握了军权,就 可以带队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党的怀抱,所以就答应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 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 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 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 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 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 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 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 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 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 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 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 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 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 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 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 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 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 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 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大部分部队在星期日黎明,即到达解放区边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借用一个 农村大院,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我培训的各排排长,将会议围成一圈,凡 是进来开会的先没收其武器。徐楚光主持会议,并代表新四军欢迎三师全体官兵 起义。然后我宣布现在队伍准备开往新四军驻地,并讲形势,讲文天祥的爱国故 事,讲今天是《八一三》凇沪抗日纪念日,讲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的,……希望各位军官能同心同德起义,走光明的出路。如不愿去者发路费回家, 如有反抗者,就地枪毙。这些军官大部分是毕业于蒋军校或日军校的青年,在我 严密的控制下,又听了一番慷慨陈词,无一反对者,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向皖北开 进,前有接应。 “1945年8 月13日到达解放区六合县竹镇。毛泽东、刘少奇来电表示欢迎, 并在报上宣传,号召其他国民党部队起义。命名我师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委任我为军长。恢复中共党籍,从1945年算起,这段情况粟裕将军最了解。 “我终于完成了拉一支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宿愿,每忆及此,无限欣慰。不 久,我部队合编至华中七纵队,我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刘培善、政委陈丕显)我 部参加解放六合等的七战七捷各战役。” 父亲说:“我星期六将部队带走,星期天日本人就发现了问题,可警卫三师 已达到起义目的地。日本兵只得包围了我的家,除了老母外,已无他人。妻子儿 女在起义前一个月送去苏州乡下,也曾让我老母同去苏州,但她不愿离开南京的 家,又无法对她明说,虽然我安排了人,在我走的周六那天当晚哄她出来,但不 知为何没有接出来,因此老母被日军抓走,受到拷打和折磨。抗战胜利,又被国 民党抓去作为人质,周总理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接她出狱,但已奄奄一息,不 久死去。这使我遗痛终身。 我走后,妻子也曾从苏州乡下来南京寻找我母亲,只见公馆铁门紧闭,日兵 把门,哪敢接近,满街的告示:‘以千两黄金买钟健魂人头。’“ 1945年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父亲不用钟健魂的名字了,改回在黄埔军校起的 另一个名字——钟血浪,同志们帮他把“血”字的一撇去掉,于是他后来就叫 “钟皿浪”了 1947年夏父亲调到华东军大任副教育长,1948年任济南防空司令,1949年上 海防空处长,1949至1952年任杭州、上饶、上海铁路局副局长。1953至1965年任 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他长年在血浪中战斗,为祖国、为人民立下奇功,进入学 校生活,逐步归于平静。他一生淡薄名利地位,到点退休,在他无任何装修的普 通三间住房的窗下,种了一长片竹林。每天到他主持修建的校内青年湖旁运动。 今年(2005年6 月)已经101 岁了,依然耳聪目明,神志清楚。 在他恬淡的晚年,人们怀念着他。许多跟随他革命的老部下,在他退休后常 来看望和通信问候。尤其是他的警卫排长唐万清,后来在江西拖拉机厂任党支部 书记,写了不少随父起义的文章,又成立了江西华东军政大学校友会,念念不忘 父亲在华东军大教授高级军事人才的辛苦日夜。 《武汉讲习所》、《原敌工干部会议》《黄埔将校录》编辑部也找他记录史 料。 南京市委和南京电视台1999年摄制的8 集文献记录片《无名英雄》,中央电 视台同年10月播出,赵忠祥讲解。其中就有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 的夫人朱建平介绍日伪三师在徐楚光和钟健魂领导起义的经过,也有老父亲自介 绍的镜头。 《无名英雄》的主题歌中有怎么几句: “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下正义在心里。 我的心。我的爱,洒遍大地和山脉;我的情,我的爱,生死不变,至死不改,要 把人间不平来改变。” 父亲的故事,广大的无名英雄,深深地使我感到上一代青年为理想奋斗的顽 强精神。1994年8 月在《炎黄春秋》刊物上我发表了《理想是顽固的》文章,介 绍了父亲的传奇经历。他对理想的顽强追求精神,也传给了我:我历经人生厄运, 没有沉沦丧气,始终在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奋勇向前。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