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太阳的紫外线好强啊! 太阳啊!我只顾追逐你的光芒, 不知道会被你的紫外线灼伤。 1949年1 月,一个太不平凡的春节。街道肃静,行人不多,可常有打了败仗 退回来的国民党军队伍垂头丧气地走过。在许多学校,许多家庭却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我们北师大,校内已占主位的进步学生,热烘烘地准备迎接解放的活动。我 们根本不上课了,在教室里,宿舍里,裁剪纸张、挥写标语,还一边谈笑风生, 一边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最令我们兴奋的是不时 听到解放军在北平城外的大炮声,就像是听到礼炮轰鸣,又仿佛迎春的爆竹。 国民党华北军事最高当局终于同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949年2 月 3 日解放军进城了。我们举着彩色的标语到师大所在的和平门大街,迎接解放军, 我们唱呀!跳呀!喊呀!欢呼北平解放。 来了!来了!穿着灰棉军衣的队伍从南向北过来了!在军乐队奏着《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庄严乐声中,雄赳赳地开过来了!夹道欢迎的群众高喊“解放军 万岁!”有的群众送过茶去,有的递过毛巾,解放军一律谢绝。他们在街边坐下 来休息,举起自己的军用背壶喝水,齐声高唱“八项纪律、三大注意。”他们的 行动,他们的歌声激动得我们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近两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哦,应该说从小幻想的理想王国今日实现了。我 认为解放军的军风,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的爱,正如其歌词,他们是:“背负着 民族的希望,是人民的武装。”我真想立即投身到这伟大的队伍中。不久第四野 战军文工团到我们学校来招收文工团员,我立即报了名,被录取,可是学校党组 织要我留下参加校内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还批评我自己去报名是自由 主义。参军的梦想只好作罢,开始做建设新民主青年团的工作,分任宣传委员。 1949年暑假,组织上说,暑期有两个活动可参加,一是到党训班学习,一是到工 厂锻炼,我立即选择了后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说文艺工作者 必须深入工农兵生活嘛。从八岁起猛读小说、童话时就梦想当作家,现在找到了 当革命作家的道路,必须赶快上路。 不久北平更名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 设在这里。 二月四日在当时的国会街北大四院的大会议厅(曾经是北洋军阀曹锟贿选大 总统时的国会礼堂)举行的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太令人鼓舞了,各学校的, 各行业的地下党员都来了。一千来人,楼上、楼下坐满了。许多原来相识不相知, 如今都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顿感十分亲切,就是那些原来根本没见过面的也仿佛 个个是亲人。“同志”这个亲切而光荣的称呼将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了。彭真、 聂荣臻、林彪的讲话更像一把把火点燃了会场的气氛,从地下涌上来的年轻的革 命者个个春风满面。 “七一”来临,我第一次参加的纪念党生日的大会颇不平常。那天北京市的 中共党员集中在先农坛体育广场,不料倾盆大雨顿时哗哗而下,仿佛在考验我们 的意志。我们像雨中森林岿然不动,竖起双耳倾听党首长的报告,任凭风雨猛烈 敲打头颅、面部,雨水湿透衣裳,胸中革命的火焰却在熊熊燃烧。 1949年10月1 日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新中国的开国盛典。毛主席、周总理、 刘少奇、朱德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和长期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都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广场聚集了几十万人。声声礼炮后,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 升旗的电钮,随着国歌的演奏,五星红旗冉冉升上天安门广场的天空,毛主席用 他淳厚、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像太阳升起在东 方。”这雄伟的声音在祖国的蓝空回荡,飘上九宵,飘洋过海响遍全世界。对亲 临如此盛大的开国典礼,亲聆领袖的讲话,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拜。我仿佛看见 了从共产主义天堂里射出的灿烂金光。 鲜红的国旗啊!你是烈士的鲜血染成,为了这一天多少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如今,你们在天之灵听见了毛主席的开国宣言吗?你们看见五星红旗像太阳 升起在东方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走向富强。迎风招展雄视寰球的国旗啊! 我仿佛看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先辈们怀着坚毅的意志一步步 走过泥沼草地,一步步爬越雪山。我的灵魂升华了。革命的先辈啊!我决不会辜 负你们,我将踏着你们的足迹,将我生命的全部献给新中国的建设。 这时,我决没有想到七年后,对党对新中国充满热情的我,会被诬陷为“人 民的敌人”——右派分子。 北平初解放,我对革命充满激情,不上学了,急忙出校参加工会工作,以便 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做个革命的文艺兵。换上干部服,买了个特大号的军用背包, 整天背着,似乎随时准备出发。对革命英雄也是崇拜之极,导致了我后来爱情与 婚姻上的悲剧。 暑假我报名参加暑期工人教育工作,到北京市总工会报到。被派到北京被服 厂宣讲“从猿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参加宣讲的有比我年长的甘英,她热情 洋溢地宣讲,还帮我备课,助我完成任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北京市委副书记 刘仁的夫人。工人们也因为从宣讲的新知识里开阔了思维而兴奋。彼时真使我我 感到革命同志间和置身于群众队伍中的朝气与温暖。暑期结束后,学校党组织叫 我回校,我要求留在工会工作,不肯回去,市总工会也需要干部,欢迎我留下。 学校党组织向工会组织部告状了,虽然我留在工会宣传部了,但工会组织部一位 副部长找我谈话,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因而延长我半年转正的候补期。 1950年初,工会宣传部派我到石景山钢铁厂参加工人教育全市性的试点工作 两个月,我很好地完成任务,在《业余教育通讯》上连续发表谈经验体会的文章, 也受到大家的赞赏。在候补期延期结束之日,市工会将我转为正式中共党员,我 乐得心花怒放。 领导工人教育委员会试点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查汝强, 查汝强虽然也穿着灰布大棉袄,同吃着大锅饭,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 身材修长、风度潇洒,白皙方正的脸盘上有着希腊雕塑似地端正的鼻梁,特别是 他那带有鼻音的江南口音很好听,他对问题简明而清晰的分析,反映了他头脑的 敏锐。他是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高才生,更令我感到神奇的是他有一段不平常的历 史。当时他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 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 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表 面上他是个文静的老实学生,实际上他是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 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学运的中层领导人之一。他的这一切深深吸引着我,我 觉得他是那么的完美,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年轻英俊的知识分子,查汝强的眼神也 频频流露出对我的默默的钟情和倾慕。他使我一时淡漠了那位早已走进我梦幻小 屋的王子--我高中的同学张守诚。 石景山钢铁厂工作告一段落后,我随工作组回到城里的暑期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就设在天安门东边王府井西边的南池子街25号院内。 一个傍晚,查汝强约我到附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沿散步。透过树枝洒下 的夕阳,仿佛像团火灸烤着我的心。瞧着鳞光闪耀的河水,心里掀起波涛。一面 走一面揪着拂面的柳丝,想着查汝强可能要提出自己最希望但也是最害怕的问题。 希望的是能得到这个“完美形象”的垂爱,害怕的是怎能舍弃占住心房达4 年之 久的张守诚。我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守诚是我在兰州上中学时的同学, 他高中毕业到上海商船学院学航海,学习优秀,品德高尚,体格健美。我们离开 后,一直通信相恋。为了我,他毅然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更将国民党校方 让他去台湾的要求置之不顾。为了我,也是受我革命宣传的鼓舞,他积极地配合 入沪的解放军维护轮船航运的工作。跟着,他响应中共党的号召参加了人民海军。 对我如此钟情又积极向上的人又怎能舍弃呢?正当我心里鼓点乱槌时,查汝强突 然双手扶住我的肩膀面对面地说:“我喜欢你,你咧?”难题果然出了,怎么办? 这时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把摘下的那根柳丝的柳叶捋到枝头成为一个绿色的小球 了。小球随着柔软的裸枝闪忽闪忽,仿佛我那颗摇晃不定的心,不知说什么好, 无语。查汝强以为我害羞,把手从我的肩上放了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对我 有什么看法?”我吞吐地说:“你很好!可是......”查汝强敏感地问道:“你 有朋友啦?”我点点头,扭过脸哭了,哭得很伤心,为谁?说不清。查汝强问: “在哪?”“在上海当海军。”查汝强收回了他激情的手。二人默默地回到办公 室和各自的宿舍。 从此查汝强脸上失去了欢笑,本来白皙的面颊显得更苍白瘦削了,我的心软 了。有天下班后,我到他的办公室看他,问道:“你原来的女朋友呢?”我想像 他这样仪表堂堂的人不可能没有女友。查汝强说;“我原来的女朋友吹了。”他 拿出了女友的照片,在一张印着暗花的粉色纸上,以桃型图案贴了六张少女的照 片,小圆脸上泛起浅浅的微笑,这微笑从唇边的酒窝漾出,很生动,很甜蜜。照 片旁有一行清秀的小字:“看她,想她,爱她,甜蜜永相随。”啊!这么可爱的 有情人为什么会分手呢?查汝强回答:“她说我对她冷淡。”他又拿出了她给他 写的信,信上说:“每次给你打电话,你的话都是那么少,没有热情,见了面也 只是谈理论,我觉得我还不如去爱马克思石膏像呢!”看到这幽默的词句,我笑 着说:“写得有意思。”同时定睛看了看查汝强微带苦涩的脸说:“要真是石膏 像就没有痛苦了,我瞧你还不像。”查汝强说:“我和她是同学又是同乡,从小 在一起,她怎么现在计较起来呢?她是大报记者,北平解放后她一下就出了名, 又接触了一些年轻的将军、高干,眼光高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反而可怜他了。 从此我每天早上给他煮牛奶,双方感情悄悄地在进展。但我非常矛盾。守诚 是我初恋的男友,分别三年,京沪两地书信频传。我在大学里遇到许多男生的追 求,可谁也动摇不了我对守诚的眷恋。我把革命的热情渲染给他,他思想也革命 了,不再是一般的科学救国论者,他参加人民海军后立功数次,他是诚实、勤奋 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命运为什么偏偏要我遇上查汝强呢?他二人形象、气质都非 常好,难分上下。在我异常矛盾时,查汝强曾说:“他是搞航海的,你们又长期 不在一起,能有共同语言吗!”这一句话就增加了我倾向查汝强的砝码,每天又 都会听到查谈工作、谈理论清晰好听的声音,颇有哲人的气质;而守诚是那么遥 远。 我在犹豫之后,痛苦地下定决心给守诚去信告诉他关于遇到查汝强引起的内 心爱情的矛盾。守诚回信说接到我的信后,寝食不安,很伤心。他的组织也来信 介绍他表现很好,而且正在参与解放台湾的准备,希望我能和他继续相好。真是 一封要命的信啊!心更乱了,失眠,精神恍惚。也想去守诚身边,但以前那么多 寒暑假都没有来往,现在自己独个突然离开北京,实在鼓不起勇气。北京有我的 母亲,北京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何况此时查汝强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 他为我憔悴,真切地感到他需要我柔情的慰藉,但守诚不也很需要吗?多年的恋 情,难割舍啊!怎么办?没有任何强迫和勉强,完全由自己选择,却把自己置于 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我太多情了。后来方体会到“多情反被多情误”彼时我甚 至想去找查汝强原来的女友,劝他们和好,这样遮盖查汝强脸上的阴霾就会散开, 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否则又觉得对不起查了。但我没有行动,怕碰钉子。日拖月 延,因循误事,也没有给守诚回信,守诚当然是自尊心极强的人,久不见我重归 于好的回信,也就不再来信。感情脆弱而又幼稚的我也就任其自然随重心转移。 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怀着对守诚的歉意和未了的思念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 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 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豪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 1950年下半年,暑期教育委员会结束,我随着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先 后在宣传处、卫生处、文艺处工作八年,直到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1951年春参加了市委机关派到上海的三反五反打虎队,清查和打击偷税漏税 等不法资本家。除了参加与资本家面对面的会议斗争外,我还要向工人调查资本 家的情况和做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工作。我像一个战士勇敢地闯荡当时秩序还不稳 定的大上海,既到穷人住的南市找工人调查,也到原租界享有独立花园、洋楼的 资本家的寓所,向牵着小洋狗的太太、姨太太等宣传政策,让她们动员其丈夫交 代问题。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运动声势浩大。当时宣传中说:不法资本家用旧烂 棉花制成军褥送给抗美援朝志愿军,还有大量的不法分子偷税漏税,听到这种事 确实让人们痛恨。 当时的三五反运动比起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温和多了,主要是以 气势压人,展开工人和资本家的“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交 代问题,不交代就没完没了地斗争。 北京对抗运动的资本家,多以火筷子、菜刀对抗或自残。 上海资本家自杀的不少,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吞氰化钾,吞入腹内、五脏 即烂,医生在旁边看着,也来不及抢救;再就是跳楼,还发生了把过路人砸死的 事。更多的资本家是胆小害怕,“低头认罪”“交代问题”。有天清早我刚开办 公室门,就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大资本家坐在我们办公小楼的楼梯上等着我们上 班,急于交代他的问题。我脑中顿时出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的 画面。一种革命的豪迈感鼓舞着我的斗志,我觉得国家真是在涤荡污泥浊水,我 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过“法治社会”这根弦。 1953年我参加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单位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北 京市女一中,领导该校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教职员深挖自己的资产阶 级肮脏思想。逼得教职员纷纷抖搂出心灵深处“最怕见人的东西”,供自我批判 和大家批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资深的语文男教员坦白道:“我解放前老想发财, 有天黄昏我走在北海石桥上,见地上一个熠熠闪亮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个钱包, 但不敢大大方方地去拣,就把手帕掏出来,扔下,然后装着拣手帕,蹲下去拾那 个钱包,一摸,湿漉漉地,借着路灯一看,原来是块西瓜皮,好懊恼。”大家听 了不由好笑,为人师表的教师一下变成一个灵魂猥琐的人。也许这位教员当时是 故意哗众取宠、“蒙混过关”,也许这就是“思想改造”要达到的目的?当时我 感到这运动真厉害,比小说《牛虻》中神甫的作用还厉害,神甫只要求信徒向他 一人忏悔自己内心的罪恶,并为忏悔者保密。而“思想改造”运动则要求所有教 师公开内心秘密和一时的不良想法,真是太糟践人了。但当时我也只是如此一想 而已,没有深思,也没有提不同意见,党既然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还能有错 吗?自己只有紧跟。说明已经受“驯服工具论”影响不浅,不会独立思考了。 哪知对知识分子的侮辱日积月累地加剧。到1957年,教师中被打成右派的为 数不少。到文化大革命中,则人人被触及灵魂,伤其皮肉。学校更是首当其冲。 许多教师不分男女,被无知的红小兵剃成阴阳头,或剃成光头,留下两撮头发当 牛角;还将写着“牛鬼蛇神”的字牌或沉重的木牌用铁丝垂挂颈脖;或让头顶戴 上写着“反革命”等侮辱词句的高尖纸帽游街。被怀疑为有男女关系的女教师, 则被挂上破鞋游街。师道尊严,起码的人格彻底被否定。 1951年8 月我刚20岁,浑浑噩噩的时期,就生下大儿子小强。我常怀抱着小 婴儿在宿舍的院子里晒太阳,小强的一双小脚在太阳照耀下像红玉一样透明,抚 摩着这双小脚,心里暖暖的,暂时忘记了少年时期的好友张守诚。有天强儿的奶 瓶摔碎了,查汝强马上骑车去买回来一只,看着他也能主动关心孩子奶瓶这类细 小的家务事,觉得他还不完全是个书呆子,心中泛起感激。对任何一个丈夫来说, 干这些家庭琐事是份内的事;可是在我眼里,查汝强是个高傲的王子,在单位里 他是领导,多少人都对他很敬重,那么他能在家做点小事情就显得不凡了。我也 越来越爱这个小家。小强两岁时,我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小鸿。小鸿明亮的大眼睛 很像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查汝强拥抱着两个小宝宝,又亲吻着我的脸。我这 时的确感到幸福。我这个小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很少亲自洗衣服的我, 每逢星期日,将小鸿放卧在小竹车里,推到水池旁,开始洗一大盆脏衣服。小强 一边逗着弟弟玩,一边帮妈妈放洗好的衣服,查汝强则加班写文章去了。查加班 回来,带着我和孩子去新侨饭店吃西餐。在北海公园,他抱着小鸿,我牵着小强 的手,还有他那性格温和笃厚的大妹查汝芳,我们共同徜徉在湖光山色、怡红快 绿中,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常,阳光变色,风谲云变。这些早成了退色照片上模糊的影子。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