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雁落豆各庄 豆各庄啊!豆各庄, 忘不了默认的干姐妹, 忘不了送瓜的大哥。 豆各庄啊!豆各庄, 惊见了‘大跃进’的虚伪, 惊见了‘食堂化’的恶果。 1958年,6 月5 日我和梁湘汉奉组织命令,晨7 点半抵昌平营口村到达修建 《十三陵水库》工地。下午三点劳动到夜十一点。挖土、铲土、挑土,第一次参 加强劳动,开始挑半挑土,就压得肩神经连着脑神经一起痛。临来时,母亲给我 做了一个外用白布内絮棉花的垫肩,上面还绣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这可 解决大问题了,一个月下来,已经能挑两座小山似的沙筐,《七一》水库建成, 我返回城里。 紧接着1958年7 月10日上午,我被独自派到东郊豆各庄乡平房村开始长期下 放“劳改”的生活。 豆各庄乡平房村离京城也就是6 、7 里路,但已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蓝天、 绿野,一溜瓦房或三、五成群的土房,来往田间的人们不是扛镐就是扛锹,都是 素色的短衣长裤,有把裤边卷起来的,有在腰间扎根布带的,走路不紧不慢的。 我先到乡社办公室报到,拿了公社介绍信来到村里。村书记接待我,他是一 个中年男性农民,他看过介绍信说:“喔!来了!你住在妇女队长李队长家。” 说着就站起身领我去了李家。 一个小院,两间套房。一个身穿略为肥大的兰色旧干部服的中年妇女老远迎 出来;“书记!屋里坐!”。书记说:“不用啦,跟你说点事。”他二人走到院 子一边,轻轻地嘀咕几句,然后,书记对我说:“你把东西放好,中午随李队长 食堂吃饭,活茬就听李队长的安排。” 书记走了,我随李进屋,李让我把行李放在里屋小床上,清开了原来上面堆 的杂物,里屋东墙摞了几层衣箱。李的床在外屋,外屋还有张方桌,一把椅子, 两张凳子。正面墙上有毛主席的彩照,还挂着奖状,侧墙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照 片像框,犄角儿有个旧立柜,内放茶具、碗碟等,蜂窝煤炉放在屋外面。突然我 有了个疑问?为什么是床不是土炕?后来听村里人讲,原来这位李队长是从城里 来的,先前落泊,后来嫁到这个农村,偏偏命又不好,没几年丈夫就上阎王那里 去了。40来岁寡居,没什么负担,敢说敢干,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势造英雄 的大跃进中,被乡领导任命为村妇女队长。 中午,李队长领我去食堂吃了午饭,这个乡是近郊,比较富裕,午饭是白面 馒头就白菜炖豆腐,吃饭不要钱,已经实行食堂化了。全村的大人、孩子拿着碗 筷排队领饭。好家伙,有位大嫂一下子就要了五个大馒头,一瓷脸盆的菜,她要 再添勺菜,食堂舀菜师傅说:“你不是老喊有病下不了地吗,咋吃这么多?”大 嫂说:“你管得着吗,不吃白不吃,又不是吃你的。”后面排队的插嘴道:“老 张,快给她吧,省得磨烦。” 我虽然下地干活,可还在单位领着工资,却不用交饭钱,不也成了不吃白不 吃吗?也许这就是大跃进的“实惠”。 饭后,随李队长到地里剪白薯秧。从中午到下午收工,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 倒是有不少疑问的眼光投来。晚饭后,我刚回到李家,李对我说:“公社通知今 天晚上在场院开大会,向全体社员介绍你!”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意思?有必要 吗?但我没有问李,瞧她那付冷脸,开口也是碰钉子。 擦黑儿,集合的锣声响了。 李队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我说:“走吧!”无可奈何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 了场院,只见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群。李带我上了个土台子,土台上一张条椅上已 经坐了公社书记、队长等干部。公社书记起身叫我和他一起到台前,他边走边对 我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对你改造有好处。”我报到时见过公社书记,一个 30余岁的中年人,穿着干部服,谈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台下,人声喧哗,惊扰了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起。我这只“鸿雁”变 成“伏雁”现在又如同一只折翅的孤雁,落进了汪洋大海。 书记走到台口话筒前,对下面高声喊道:“开会了,安静!”霎时,人声收 敛。“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右派分子,她叫钟鸿,是到我们这里来劳动改造的, 大家要对她监督,要注意和她划清界限......”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 见了,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栗,怎么?好象我又成了土改时被斗的地主?正当我晕 晕乎乎时,只听书记说:“钟鸿!你跟大家说几句,表个态。”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硬着脖子走到扩音器前,就像一个十七世纪的死刑犯走 向断头台。我在哆嗦中扫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人群中闪着许多眼睛,有冷漠的, 有好奇的,有温和的,还好,没有屠夫的眼光,心逐渐平静,嗽了嗽嗓子,尽量 大声地沉着地说:“乡亲们!你们好,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干活,并接受你们 的监督和帮助。我就说这几句吧,请你们看我今后的行动。”说完后,倍感轻松, 也许这是闯过难关的一种感觉。台下似乎轻轻地响起一片议论声,当然我什么也 没听见,接着就被李队长带下台回宿舍了,群众会好象还在继续别的议题。 这夜又失眠了,几年来经常下乡,都是以调研者的干部身份出现,没想到如 今沦为劳改犯来受监督了。究竟有什么错?这个自反右批斗以来,永远也搞不清 的问题苦脑得我夜夜难眠。 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 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 下地干活,没有空闲,直到夜里十点收工。还是剪白薯秧,淋着雨干了两小时。 李队长名文彦,她就坐在雨地里剪秧。我剪秧效率也在提高,突击了两个晚上, 全部剪完。剪下的白薯秧卖给外村,一角二分钱一斤。 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曾作日记: [1958 年7 月20日:剪完白薯秧挖了两天土豆,第一天真难受,在臭稀泥中 踩来踩去挖土豆拔豆杆,农民都脱了鞋袜,有的脚都被泥里的硬物划破,唯我穿 着半高统胶靴,第二天拔时要用手去挖泥,他们毫不犹疑地用手直接挖,唯我找 了两根棍挖,相比娇气,不过我认为在不影响劳动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还是可以 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劳动状态,清洁工、阿姨搞卫生, 都带上胶皮手套。农民骑自行车,电摩出工。) 施肥,黑色的化学肥料,又臭又烧手;上粪,用铁锹将粪、土混合撒在棉花 苗根下,已不感到脏了。这几天打尖(中途休息)时,读了两次报,很受欢迎, 改善一些关系。那位在挖土豆打尖时曾讽刺我的大嫂,给了我一个西红柿,(因 为头天我说了句歇得差不多了40分钟左右),干活吧!她就说:谁积极谁就干去 吧!社员张贵也说:“不多,歇一小时也可以。”看来我还是多干少发言好。有 些人较主动地和我亲近,马淑兰要我唱歌,我唱了。张贵却撇了嘴。杨惠兰昨天 让我晚上到她家帮她学文化,李文彦不同意。看来想打成一片,阻力还不小。 今天在乡政府门口运白薯秧打尖时,有几个孩子冲着我唱:“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笑笑,没说话,以后他们也就不唱了。 这些天,吃足了菜瓜、甜瓜、西红柿。生活没问题,只是心灵孤寂、委屈。 ] [7月22日:今天打棉花疯杈,李文彦脾气不好,多问她几句,就说:“废话!” 要不就说:“我叫你掰你就掰!”我说:“你讲清楚什么样子的要掰,我不就懂 了吗?”一个上午她也不叫休息,隔壁大妈说她官气。 午时,收到母亲来信,万分关怀体贴,说小建一(二子小鸿)在幼儿园成了 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我多想他啊!得到小宝贝的消息,给我带来温暖,激动 中更感到处境的寒冷,痛哭起来,李文彦问我:“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她说 :“有什么大不了得的!”] [8月3 日:1 日夜突击到12点,2 日晨4 点起床干活,头发痛。 今天下午阴雨绵绵,干活人减半,我6 点收工回来。晚上雨未住,想看书, 头疼得厉害,正准备躺下,催命的锣又响了。去集合的人没几个,队长大骂,只 好来的听骂,不来的睡觉。雨也不停,人也不来,夜战未成。 秦宽的嫂子临产前一天还在干活,张静贤也是怀胎4 个月了,仍然是风里来 雨里去的,有时还参加夜战,像花岗岩一样坚强。我也愿变成一块花岗岩,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小块基石。 为了向文化进军,中午和晚上都学习,一点休息也没有。嫌累的人蔫不几儿 地就不来了。 今早在小队办公室听说现在每人平均四亩地,可为什么地还荒成这样?我不 了解整个生产组织情况,我想若包工包产到户或几个人的小组,也许会好些。 [8月6 日:感到生产组织工作有问题。据不少社员反映:大跃进,生产不比 往年好,草荒严重,棉花落桃多,土豆结果少,玉米棒子小,浪费严重,洋白菜、 苤蓝扔了不少。为什么?按技术员指令棉花拿顶晚,种植太密,社员对技术员小 黄意见很大,称她黄世仁(歌剧《白毛女》里的地主)。技术革命一点影子也看 不见,生产组织管理不细,包工只到小队,能否往下包?与按产记分方法结合起 来? [8月8 日今天下午为白菜地挑粪,已经可以不用垫肩了,而且换肩不歇挑了, 把垫肩好好收起来作为纪念。夜里下暴雨也接着干,我不怕苦的精神,使我和群 众的关系日益好转。大多数人已不把我当另类看,不论孩子大人摘了甜棒子(青 玉米杆),都送给我吃。 [8月16日棉花拿顶,活不重,但我的速度却不行,老乡总帮着我摘,保着我 一块前进。夜里拔草,我又落后了,组长老韩,小袁叫大家过来帮我,一会儿就 拔完了,我又惭愧又感动。 [ 和社员关系越来越好,尤其是孩子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唱歌。张桂兰十三岁, 白嫩的小瓜子脸上翘着一双丹凤眼,嘴唇红薄,嗓门清脆洪亮,拔草时她唱当地 民歌‘对花’,美丽的歌声像黑夜的火花。这里会唱歌的人很多,郭淑兰、张希 南、贾麻子、郭罗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会唱。马桂芬老是一面干活,一面 唱歌,带动别人唱。 双淑英流鼻血七八天了,仍然积极地干活。她是个不爱说话,只知埋头苦干 的老实农妇,有天她对我说:“咱们拜个干姐妹吧!”我没敢表态,心里头却是 热乎乎的。 [一般来说社员对我印象不错,“人老实、和气、肯干。”就劳动本身来说, 我是很落后的。与几个临时下放的女学生比,我都赶不上。有时急得我想哭。一 天傍晚,大家分垅抢活翻地时,虽然我也脱了上衣,只剩下一件背心,汗流浃背 地干,仍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休息时,我没有主动走近大家,小哑巴示意我坐 在他的衣服上,并且摸出一块糖给我,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流泪了。 大部分社员他们是智慧的人,刚强、纯朴、善良的人,又使我想起了“冬小 麦”。他们和我无隔阂地相处,使我得到了安慰。 正如道旁有美丽清香的各色野菊花,紫色的绣球花,粉香的牛犄角花;也有 恶心的人粪。拔草时,香臭俱闻,蚊子叮的包不易消掉,碰了洋剌子(一种绿色 浑身是毒刺的挂在树上的毛毛虫)皮肤更是麻辣刺痛。生活有香甜的一面,也有 苦涩的一面。] [ 8月12日母亲生日那天,我回家住了一天。亲爱的小鸿却和我比胳膊,他 说“妈妈的好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妈妈的健康。”13号一早我要 回农村了,还没教会他用草编小马。真有些遗憾,我想再挤点时间替他编。小鸿 就说“你来得及吗?不会迟到吧?”孩子这么懂事,我好喜欢啊!我不编了,不 感到遗憾了。小鸿又说他和小强在劳动中都得了奖,他把奖状拿给我看,上面写 着‘送给劳动模范钟小鸿(小鸿随我姓)’。他们用便盆运土,多有趣。小鸿还 说他得了两次红旗,好多绿旗,红旗是乖,绿旗是乖一点。他很会照顾我,吃面 条时,他说:‘妈妈多吃点,因为你在农村吃不到’] [8月20日当我和社员相处融洽时,我的情绪好多了,农忙,就少回家,书也 看少了,生活就是本丰富的书。 以上记录了我认真“改造”的心情,证明了我决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当然 直接当农民比原来下乡搞调查研究深入多了,这种磨练有益。俄罗斯大作家托尔 斯泰还经常拿起镰刀和农民一样地割草呢。我想任何时期都应该创造出一种宽松 的有利的环境让年轻人自愿地到农村劳动,而不是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 有天从豆各庄回城到机关办事,在二楼楼道遇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问我 :“现在在哪呀!”我回答:“在东郊豆各庄乡劳动。”他又问:“农村情况怎 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笑着说:“不敢说真话吧!?”我低下头回答: “真的。”他没有再问下去,进办公室了。我后来听别的右派说:“刘仁当时曾 说:”钟鸿算什么右派?“但谁能反对当时的强权?即使彼时我知道刘仁对我的 看法,我也不可能向他说农村的真实情况了。 当年鼓吹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报纸天天宣 传“大跃进”使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互相攀比夸大成绩,甚至说小姑娘可以 在麦穗上跳舞。提倡违反自然规律的‘深挖密植’。我亲眼看到的深翻土地,是 在1959年八月中旬的一天。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在职干部到豆各庄附近开发“试验田”,部长们都参加了。 只见已挖出一个很大的深坑,生土翻上来了。当时我想:移植大树恐怕也用不了 这么深啊! 没日没夜地干,也成了“大跃进”的特点。每天天黑了收工,半夜又叫起来 夜战,根本谈不到效率,出工人少,出工者也磨洋工。有次半夜被叫起后,说是 支援邻社,队长领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开往他乡,走了十几里到了邻村的土地上, 队长一声令下:“队伍排成一排,蹬锹深挖!”于是我们这几十个老实人就迷迷 瞪瞪地踩起锹来,刚挖了十几锹,哨声又起,队长说:“排队转移阵地!”我们 扛起铁锹又随队长奔赴另一个农村。到了另一块土地上的活茬是晚玉米地里除草。 我进入角色不久,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歇会儿吧!”我抬眼一 看,在黑夜的玉米丛中,闪着烟袋的火星点。啊!老实人也不“老实”了。到什 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不好一人干,也坐下来休息。看见地里有上茬遗留的玉米棒, 我准备去捡,另一位农民说:“别拾!烂掉地里没事,你拾了就是犯纪律了。这 是人民公社的规定。”一会儿他从别处给我拿来一个香瓜,他说:“这是地边长 的,不是种的,吃吧,不犯纪律。”我接过这善意的乡情,擦了擦就吃,还真甜。 “食堂化”是公社化的另一重要举措,那年中秋我村食堂还真气派,八菜一 汤,又有酒水。个个社员吃喝得乐呵呵,我也一分不交地随吃随喝,这样下去, 山也会空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心不会有好报啊!后来民间流传这样 几句话:“家家烟筒不冒烟,铁锅献出炼钢铁。人人食堂去吃饭,干活不干全张 嘴。大吃大喝显优越,哪知灾来都饿憋。” 工业战线上最突出的是“大炼钢铁”,为了“超英赶美”,全国城乡大炼钢 铁,建立土高炉,到处搜寻铁器并不管不顾地拿走。回母亲的家听老阿姨孟奶奶 说:“可了不得啦!街道里办事处的人上门收敛铜铁,你箱子上的铜拉手、铜扣 差点让卸了,还是我将床单罩上,他们才没有看见。”。我说:“孟奶奶,你真 好!” 孟奶奶原在女作家谢冰莹家中干活,谢去了台湾,她就到了我妈家。她能干 又和善。她做的白菜芥末墩,其美味令我终身难忘。她十九岁当了寡妇,就靠进 城为佣。赚的钱,也被两个侄子要去。她没有其他亲人,在我母亲家倒如同自己 家一般,但究竟不是自己的家,她住在厨房外小东屋里。北京解放后,她对我说 :“要早解放就好了,我也可以再找个婆家。”说着,她抹开了眼泪,我听了她 辛酸的话,也很同情,可当时宣传新婚姻法时,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缺牙婆婆。 按现在的思潮,九十的婆婆还在征婚呢,可那时还没有这风气。到文化大革命时 期,用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孟奶奶也就被红卫兵轰回无亲无故的农村老家了。 听说没过两年,可怜的她,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