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幻灭 希望和失望是一对孪生姐妹 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 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 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 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 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 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 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 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 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 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 :“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 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 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 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 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是年轻好 胜,回曰:“能!”一努劲儿,我还真挑起来了;但听见自己的骨节一声轻响, 啊!腰扭了,我什么也没说,独个儿忍痛一瘸一瘸地将泔水挑回猪圈。第二天, 我右腿抬不起来了,只好请假进城回家看病。医院诊断:闪了腰引发“坐骨神经 痛”,不能劳动。这下子,摘帽又要后移。 我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返山沟劳动。 1960年冬,领导将我和市委的另几位右派:白祖诚、叶向忠、张万昆、王志 诚调出一担石沟市委劳改基地,到北京西郊农场的白家疃果树队劳动。我们仍然 戴着沉重的铁帽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修剪果枝、施肥、收果......。 劳动之余,队长让我兼管幼儿园和女工的一些事,挂了个生活副队长之名。 因此惹上一些烦恼。 有次队里赶大车的一位青年工人不小心,被自己的车辕子捅了肚子,痛得动 不了,他妻子找我让我赶快想法送她丈夫去医院。可我们近处没有汽车,我向果 树队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请他想办法,他说:“别理他,他是个调皮鬼,故意 的。”但他妻子一再地让我赶快救人,我也怕真的耽误,又去求支书,他不理。 我说:“请你将自行车借给我,我去公路上拦辆汽车吧。”在我执拗地要求下, 他将他自行车的钥匙扔在地上,我立即捡了起来,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但顾不得 那么多了,飞快地跨上自行车到公路上拦了一辆运货卡车,求司机救救急病工人。 这位司机心地善良,送受伤的车把式到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立即给他开了 刀,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完了,肠内的粪流出来已经污染了内脏。好险啊! 支书,你为什么那么狠心?那么鄙视地把救命的钥匙扔在地上,让我躬腰而拾, 你不是市劳动模范吗?我执行职责,难道就是同情‘坏人’,是一丘之貉吗?何 况车把式不是坏人,只是个平常爱提意见的年轻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 是“阶级斗争”扭曲了你的人性? 在那时,阶级斗争论害了多少人啊!它不仅戕杀了许多人生存的权利,也戕 杀了许多人的人性。与我同住一个女工宿舍的一位青年女工,将瓜果皮乱扔在室 内地上,我说请她注意点,她就回了我一句:“大白菜不要屎来浇。”,她还以 为自己说出这种侮辱人格的语言是表现出她的立场坚定、是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 限的崇高革命情意,她是共青团员,是支书培育的入党的对象。当然不能怪罪他 们,他们是中了极左路线的毒害。 1958年我在北京东郊豆各庄劳动改造时,就体验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 的浮夸风。 所谓‘公共食堂’一曰:“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二 曰:“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 县是‘共产主义试点’,但他们的‘食堂化’实际是靠县财政拨款,县里生产成 绩也是虚报的,实际没有财力,商业资金也不能周转,供给制几个月就夭折了。 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从各家各户没收来的铁锅铜器都变成了废渣。农田也因失去 劳动力而草掩禾苗。此时已有一些面对现实敢说真话的人在担忧了。彭德怀的一 位老乡湖南平江的一个老红军就给彭德怀寄诗一首: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咙、喉咙,胡、疑问词。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文革前 十年的中国》101 页) 彭德怀也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担忧,他在1959年7 月参加的庐山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想为人民呼吁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四千字的意见信,详细地论 述了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说 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倾的错误。在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 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 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 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引自《 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54 、155 页》) 会议领导将彭的信印发,让与会者讨论。讨论会上毛主席发言,先定了调, 说此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谁还敢支持彭的观点。张闻天(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书 记)私下和彭德怀议论:这样不能考虑不同意见,很像斯大林后期……。很快就 有人将他们四人聚在一起,向上汇报。于是庐山会议开始的“神仙会”变成了斗 争会,张、黄、周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6 月29日身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原是带着爽朗的笑声、满怀壮志来 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与同志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8 月16日却背着右倾机会主义 反党集团的沉重的包袱和戴着“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灰溜溜地 下了庐山后又被赶出政治局。下放西南山沟,文革中揪回北京批斗至死。 但历史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的。虽然彭德怀的好心 上谏,换来了自己的毁灭。但震天动地的“三面红旗”,终于在1960年“跃进、 再跃进”的高歌中愈来愈显露出其招展的旌旗色彩暗淡。虚报粮食产量、浮夸风、 食堂化等,使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也磨灭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城乡人民饿着肚 皮搞“大跃进”,结果使大面积的人群浮肿、肝炎流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的死 亡。可怜先烈们用流血换来的新中国一时饿殍见城乡。1960年三年灾害达到高潮, 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当时平价的食物已经实行配给制,初始,北京每人能分到30斤左右的粮票, 后来30斤也发不出了,压到20几斤。现在食物种类丰富,粮食吃得少,可那时各 种食物均极匮乏。粮食再减少,饥荒就来了。北京人还可以得到半斤油票,半斤 肉票,半斤点心票。十七级以上干部(县团级)可得到一斤黄豆票,半斤白糖票, 成了一般干部和市民羡慕的‘糖豆干部’,首都的这种低待遇已使外地人垂涎三 尺了。 我母亲和继父的家庭属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继父一级教授的月薪300 余元, 母亲是大词典编纂处的文员,一月也有60余元工资。当时核桃3 角钱一斤,鸡蛋 5 角一斤,比较起来,他们的收入维持他们二人的营养本应是富富有余的。但由 于定量配售,吃不好,他们饿瘦了。只好到饭馆去用高价饭菜补充营养。在饭馆 吃饭,还得小心,一不留意,饭菜就可能被几只饥饿的手抢走。 在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的我,常吃瓜菜代粮,报上也号召“瓜菜代”。可城 里人连瓜菜都买不到,也无法“代”了。当时许多高校师生因饥饿而浮肿的比例 还高,北京人见面爱问:“你吃了吗?”那时见面就问:“你浮肿了吗?”二十 一世纪的现在,瓜菜代可以减肥,可对当时缺肉无鱼而劳动强度又高的人们来说, 则经常感到饥肠辘辘,因此我们也都在村庄里高价购买农民稀有的鸡蛋。一个鸡 蛋可卖到五毛钱, 是原来一斤的价钱。就是出这个价钱,在城里也是买不到的。 卖鸡蛋的老太太可高兴啦!她们说:“养只大母鸡比养个儿子强。” 我每月回家都给父母买些鸡蛋或5 元一只的野兔或队里生产的瓜果,在饥荒 年代这些算得是珍品了。这也只是在首都京郊才可能,外省市城乡觅食,走向挖 树根,煮皮鞋、煮皮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有很具体的描写。我从我的 好友、1946年在兰州志果中学的老同学杨世华写的回忆录《走过寒冬》中,更看 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一千多名右派,活活饿死了一半,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酷事 实。 建国后,杨世华在天水三中当历史教员,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劳改。 他叙述道:“说到死,夹边沟里死人多,这倒不足为奇。有一天早上队长通 知我们赶快起床到隔壁的地窝子里开紧急会议。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急 忙走到隔壁地窝子,找个炕边坐下,身边还有一个人蒙头大睡,我说:‘起来呀! 开会啦!’他还一动不动,我揭开他的被头一看,苍白的脸上瞪着双眼,人已经 死了。‘报告队长,这里有个死人!’管教队长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用被 子把他包好,抬出去放在门口,等埋尸队的用马车拉走就是啦!’跟着队长对大 家说:‘昨天夜里有人把邓立之大夫的肉割下来煮着吃了,狗日的,这还是人干 的吗?’话一说完便冲着门口喊道:‘把吃人肉的人押进来,开个斗争会。’一 下子押进四个人,其中三人便是我们地窝子的,怪不得昨晚深夜了,他们还在鬼 鬼祟祟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原来是煮吃死人肉去了。其中一人还是伙房的炊事 员,他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分配在天水地区清水县教育局工作,划为右派后, 送到夹边沟劳教的。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大家气得去煽他们耳光,可我们连 举手的气力都没有了,落下去的巴掌恐怕连只苍蝇也打不死了。会后把他们关入 禁闭室,临走时,还有一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实在饿极了,吃的是死 人的肉啊,也犯法吗?’” “我和邓大夫相识在1959年底,我们在零下20度给火车装石子,必须在两小 时内装满一列车。队长督战,不管大风大雪,一声令下‘轻装上阵!’大家就得 脱掉棉衣,只许穿背心裤衩,抬起重叠二层或三层的满筐石子跑步爬坡往上冲, 一边喊着劳动号子:哎哟嘿!加油干啊……. 如果发现谁慢了,一脸杀气的某干 事就跑到你跟前对着你耳朵大声吼道:‘你是死人呀!你想扣饭了吗(不给饭吃)? ’人们已气喘嘘嘘淋漓大汗了。严冬就是这样无情地在你身边走过。我万万没想 到原本胖墩墩的邓大夫就在1960年这个冬天死掉。” 粉碎四人帮以前,将这三年灾害称为‘自然灾害’,粉碎四人帮后,改称‘ 三年灾害’,已经把主要是人祸的因素包含在内了。 我这位老同学杨世华后来虽然又回到中学任教,但受夹边沟农场冻累饿的折 磨,使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2002年秋我去兰州时,见他已气喘嘘嘘行走困难, 上楼由他外孙揹着。2004年11月23日去世,年七十六岁。 近日听到电视中播放李叔同的《送别》。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歌声凄凄,思旧之情油然而生。 我立即拿起电话,给在北京的兰州老同学联系,幸好周琳珠、焦玉琴、刘振 武、刘英都健在。但也有一位零落了,那就是1946年在甘肃天水我参加话剧《武 则天》时,曾同台演出的艺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歌唱家寇家伦,2005年因病辞 世。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准备来春聚会,当共举“一觚浊酒尽余欢”。 1961年年底,我们在白家疃果树队劳动的几个右派被宣布摘去帽子,开始好 欢喜!哪想到‘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原来右派帽子是铁帽子。 “摘帽”,本应该说明你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偏偏又大不相同,还 被呼为“摘帽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们几位可因此不可能回到原单位,由劳 动所在区分配,或当中学教员或留公社当干部。我一心还想搞文艺,我原来宣传 部文艺处的处长江雪此时在文化局工作。我请她帮助我,善良而热心的她,介绍 我到了她介绍我到了梅兰芳京剧团当编剧,我本来不爱戏曲,希望到电影厂工作, 她说现在京剧团更需要人,就这样到了梅兰芳京剧团。 仿佛长跑到了终点,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自1958年到此时连续近五年的失 眠,一下子好了,不但晚上睡得很沉,白天开会也打盹,团长老叫我精神点,他 哪知道我五年的瞌睡需要偿还啊!以后随着希望的幻灭,失眠症延留至今。 我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成绩是:在陆静岩老作家指导下将地方戏吕剧改编为京 剧的《姐妹易嫁》。陆静岩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大女儿。 这位陆大小姐夫早逝,伴弟一家居住。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就靠卖其父遗产生 活。到北京解放时,已卖光了十几处房产,她将最后剩下的两根金条买了个鸡场, 想这下可自食其力了,老天偏和她作对,一场鸡瘟,全鸡覆没。但老天还是留给 了她一条后路。在她漫长的小姐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与她相识的 文人阿甲,介绍她到梅兰芳剧团帮忙。于是她就帮助修饰剧本的文字。文如其人, 她中等个儿,脸盘秀丽、文雅白净;经她修饰过的唱词顺溜、清雅并富有诗意、 韵味。但她始终未被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晚景凄凉。她帮我修饰的《姐妹易嫁 》由梅剧团几位著名演员孙毓敏、徐玉川、茹绍全、殷金振演出,观众反映不错。 这是我跨入文艺界的第一次闪光,我永远忘不了陆大小姐。 此剧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公演,一开始的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都未登 改编者的名字,我向团长提出:“怎么没有作者的名字?”,团长反问我:“为 什么要有?”我说:“这里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所以凡作品都登作者名字。” 团长对我的回答虽反感,但又无言以对。后几场广告上报时登了作者之名,但从 此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团长在大会、组长在小会经常批评我“没改造好,个人主 义严重”。我明白这依然是一种歧视,当然这不是我一人的遭遇。1964年我被派 到刚发生海啸的天津汉沽港口去收集素材时,素材中有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 牲的英雄,但不允许追问他的名字,不准宣传他,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虽然 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他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真善美”。 对摘帽右派的这种歧视,使我再一次地感到右派帽子是铁帽子,给右派戴上 这顶御制的铁帽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判决,却比法 律的判决还要凝固,不能上诉。想申诉,就是顽抗,就是不接受改造,甚至抓入 监牢。曾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从维熙夫妇,在一担石沟劳动时说了几句牢骚话,被 坏了良心的同类汇报给管理者,因此双双被扔进大牢20年几乎丧命!在他著名的 作品《走向混沌》中对这段背离人性的历史有详细描绘。 摘帽右派仍然名列另册。很久以后,才明白入另册有来头,原来对摘帽右派 上有控制使用“的政策。 1965年,北京要建成无任“历史”或“政治”污点的人的“水晶世界”,于 是我又成了建成“水晶世界”的牺牲对象。 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 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 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 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 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 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 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 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 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 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 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 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 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 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 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水晶世界”的部 署。看来要将我等调离北京,也不完全出于剧团内几个领导的好恶。 气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牛鬼蛇神,接着揪走资派……这难道是要把全 国一下子变成“水晶世界”吗?总之我的命运又陷入混沌之中了,何时能见光明 呢?我又将遭到何种侮辱?忧心忡忡。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 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 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江青打着毛主席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 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 《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 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 转载。彭真在1966年2 月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 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 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 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 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 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 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 批准。”……当时毛主席在武汉,2 月8 日彭真等人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这个《 提纲》,毛没有表态,3 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 月9 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 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 小组)。 江青主持、起草并由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 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 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 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 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 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 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 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6年5 月8 日至15日江青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 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江青等的诬蔑。就在他参 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 5 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 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 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 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 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 元。8 月底,江青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 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 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 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 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 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检阅了300 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 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 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 月25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 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 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 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 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 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毛主席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 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 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 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 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 “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 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 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 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 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 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 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 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 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 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 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 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 月5 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 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 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 日至28日,公开批判刘少奇。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 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谁敢去分辨黑白?有!张志新!她是中共沈阳市 委宣传部的干部,她对真理太执著了,终于落了个临刑前先被割喉、被轮奸。这 是个人专政发展到富有兽性的暴政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过专制制度,他写道:“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与人性 不相容的,专制性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第一卷414 页)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无数。于是原来是干部子弟的红 卫兵,那些小龙小凤也都变成了小老鼠、狗崽子。新、老狗崽子合流,一片凄凉。 十五、六岁的被下放农村、农场长期劳动;岁数小的则因父母被关被抄家而成了 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查阅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廿四史,“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 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 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 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 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 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 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 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 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 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 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 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 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 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 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 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 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 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 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 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 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 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 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 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 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 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 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 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 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 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 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 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 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 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 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 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 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 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 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 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 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有一天中午,从剧团外边走进来一个女中学生,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摇大摆地 走到我们剧团——中和剧院剧场,往大厅中间叉腰一站,嚷道:“谁是走资派?” 平日老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刘团长,此刻早已只敢低头走路了。他听到小姑娘一声 喊问,忙立正站到小姑娘面前答道:“我是!”小姑娘问:“什么出身?”刘答 :“地主。”小姑娘一声大吼:“跪下!”刘团长扑通跪倒尘埃。于是小姑娘叽 里呱啦地一通教训,全团人也在周围陪斗。小姑娘教训完了扬长而去。演了一出 崭新的《子教三娘》大戏。 江青,在文革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她法西斯政治的才能,她还要在文艺上树自 己为旗手。她以剽窃别人成果的方法,达到一步登天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 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 龙江颂》《白毛女》八个戏拿来,集中全国的专家和丰富的资金按以阶级斗争为 纲再改编,于是就成了她抓出的所谓“样板戏”。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中,全 国人民和一切剧种都必须学唱这些“样板戏”,不学是立场问题。虽然这几个戏 经过专家的精心修饰,但掩盖不了其缺乏人性的特点,每个“样板戏”的人物关 系都是“革命同志”关系,没有血脉牵连的人物关系。 成了狗崽子的儿子,13岁的小建一,得不到红宝书,他好羡慕别的孩子。他 从小在外婆家和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时他就自编自唱:“小火车,快快 跑,从新疆、到北京,运来葡萄送给毛主席。”他5 、6 岁就能背很长的天文数 字,10岁左右他用纸壳、放大镜制作了高倍的望远镜,他崇拜毛主席、他喜爱天 文,他是个很有理想的好孩子,然而如今他就因为母亲是右派,他就成了“狗崽 子”连一本精装的小型毛主席语录,得不到‘红宝书’,他好不舒心、好不服气 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 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 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 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 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 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 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 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 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 “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 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 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 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 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 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 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 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 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 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 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 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 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 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 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 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 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 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 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 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 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 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 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 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 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 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 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 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 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 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 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 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 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 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 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 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 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 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 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 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 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 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 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 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 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 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 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 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 “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 “狗崽子”?4 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 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 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 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 呢?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 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 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 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 况。 她写道:“1966年8 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 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 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 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 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 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 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 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 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 ‘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 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 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 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 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 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 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 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旁边还有两个押送他的 农机院红卫兵监督,他还没有失去冷静,眼睛盯着那个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 贺定华是怎么死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那年轻而清秀的女孩,她轻 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着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 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 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 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作为去派出所报销户口的凭证,那么今天可送巴金建 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回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 地上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烂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 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深达一厘米的伤 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痛,而是反复不断地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 骗又不是骗他的告诉他:‘在第六医院……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静夜里亲耳 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 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 里’打麻将‘,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 的市委干部章蕴送到下关轮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 恩来的讲话稿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 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 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 “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 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不一会儿火葬场 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急切而悲 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 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 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 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 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 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 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 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 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 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 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 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 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 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 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 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 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 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 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 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 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 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 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 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 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 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 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 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 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五表妹的《儿女祭》是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当客座教授时写的,就在我摘录 以上一些片段时,我的心也在为抚养过我的慈祥的姨父姨妈的悲痛遭遇而流血。 姨妈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她祥和美丽,而且情致高雅。她爱吟颂宋代周敦颐的名 篇《爱莲说》,向孩子们宣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月夜 下,她常坐在藤椅上吹萧,“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凄美的旋律抒发了她 在艰难奔波的生活中的痛苦、刚强、忍耐、韧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她被迫 害而逝,但永远像朵莲花那么清爽,决不接受屈打成招。宁愿玉碎,不为瓦全。 她走了,她留下了无限的爱和恨。 批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后,接着清算“五、一六”分子,也就是那些置前二 者于死地的造反派,他们最后也挨斗了。革他人命的人,后来又被别人革了他的 命。那些被利用为打手的红卫兵被利用完后,也被轰到农村插队劳动,大部分只 有初中程度,他们听从错误的号召去毁灭文化,结果自己也成了没有文化的一代。 当时全国10亿人除少数几个特殊的人物以外,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灵魂和 皮肉的伤害,真可谓“大革命”了,但应改名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大革了 文化的命。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国子监里的一场疯狂的“革命”。国子监在北京东城, 是历代著名的太学,反对知识的无知的红卫兵有意选了此地来侮辱、批斗一批文 化名人。一边是汹汹烧书烧戏装的火焰,一边是跪在火堆旁被皮鞭与咒骂践踏的 文人。中外知名的作家、人民爱戴的作家、曾被政府命名为“人民作家”的老舍 (舒舍予)就在其中。老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于北京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 他的脍炙人口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电影、话剧热情地呕歌了新 中国。没想到竟给他扣上“反动作家”“美国特务”等等的罪名,诬蔑随吐沫喷 到他一向自尊自重的脸上,他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第二天他再也没有去“国子 监”参加批斗会,他从家中直接走向了积水潭西北,护城河北边的太平湖,在那 里坐了好久,他想不通,正如他在《茶馆》一剧中喊道:“我爱咱们的祖国呀! 可是谁爱我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蒙冤投湖自尽。 “严肃与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 邓小平、胡耀邦等在含冤受屈多年以后,来了个“拨乱反正,为民昭雪,改 革开放,面向国际。”历史的列车进入了正常轨道,中国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 局面。 我爱唱歌,就是唱不好“爱情”这首歌,我和查汝强的相恋、结合,因循着 一条渲染恶梦的旋律。 摘右派帽子后,我多想重新得到爱情。但一九五七年历史的烙印,注定了我 仍然谱不成好歌。 本来,人人都有享受爱情的权利,可是一担石沟的管教者及右派中的头人毫 无人性地将我和尧的感情腰斩了,差点我也被整死,那次无人性的批判也毁了我 后来的幸福。使我再也不敢接受‘同类’的感情,即使是很优秀的“摘帽右派” 也被我拒绝,以至我后来的婚姻继续遭到不幸。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在周总里的左右周旋之下,终于 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局面。剧团也开始考虑除样板戏以外的节目了。先从简 易节目开始,市里选了曲艺团做试点,因此我被借调到曲艺团支援写作。 我已经40岁了,当时仅有建一儿一人在身边。强儿在1968年就和人大附中的 同学去内蒙插队去了, 建一也18岁啦!将有自己的独立生活。我想有新的爱情, 很想再成立一个家,也想有一个女儿。京剧团的一位同事说有个文学编辑还是单 身,他去问问,结果人家一听是摘帽右派又有两个孩子,就不考虑了。我感到太 委屈了,原本是一块无瑕的美玉,为什么要给她蒙上灰尘? 我真成了一只可怜的小猫。在文革中,剧团内红五类有次开大会,横扫牛鬼 蛇神。当众揭发了我一条新“罪行”:将我婉言拒绝一位老大哥感情的信,当众 读批。信上有如下句子:“我是一只可怜的小猫,遍体疮疤,行人走过来想抱她 回家,小猫往后退缩,不,不要弄脏你,行人只好摇了摇头叹息地走开。生活对 我是多么不公平,正如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幕布拉开了, 人们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在我的坟头如果不放上安琪儿,那是不公平的。 “ 母亲的一位早年同事李铁贞从美国回来了,他曾任过国民党驻美大使,回国 后政府给他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他很喜欢我,向我母亲提出来要我嫁给他。 可我连考虑都未考虑,我怎能与母辈人成婚呢,与我的爱情理想相差太远了。同 事的爱人金紫光给我介绍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某部办公厅主任。老金的女儿热 情地说:“钟阿姨,他比我爸爸还高一级呢,九级高干”可是这人年龄大、子女 多,我怎么可以去伺候人和受别人儿女的气呢?见面都不必要了。老金又介绍了 一个他的一位老战友,搞音乐的。这人40多岁,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著名的评 剧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自杀。他继承了妻子的遗产,他向我炫耀地说: “我有两万元存款。”而我由衷地厌恶这种炫耀,当时就拒绝了他请吃饭的要求。 我从来不图官高,不图金钱,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能尊重自己的真情伴侣,这样 的人在摘帽右派中并不缺乏,可自从在一担石沟与同类的恋爱遭到无情的打击后, 再加上摘帽后这几年自己和建一依然遭到歧视,所以再也不敢也不愿为孩子找一 个与自己同样受歧视的继父。也正因为这种被扭曲了的设想害了自己的后半生。 借调到曲艺团工作后,相识了同创作组的赵其昌,其妻去世一年。赵其昌个 子不高,长像平平,比我大两岁,写曲艺唱段很有经验,尤其熟悉北京的十三辙 韵。他很热情地帮助我这个不熟悉北京辙韵的湖南妹子。在与其他人合作时他也 表现得很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当我随曲艺团大队人马一起到团河农场葡萄 园干活时,赵其昌用他那标准的北京话朗诵自编的鼓干劲儿的诗歌,能感觉到他 是有意向我显示自己的才华。他朗诵的音色、音调很像舞台演员,后来知道他确 实是业余话剧演员。有的人也向我介绍赵其昌对他原来的妻子好极了,倾家荡产 地给妻子治病......我逐渐对赵其昌产生好感: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厚道人,又是 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 赵其昌的先祖属清朝镶兰旗,凡旗人在清朝都是吃俸禄的,到民国就不能白 吃饭了,赵其昌的祖母给民国的大官当过厨师,赵其昌的父亲当了铁路工人,后 来在南京铁路工作,但没有带他去南京,把他过继给独居北平的寡婶当儿子。他 从小随寡婶过着贫民的生活,十几岁就到日本统治下的兵工厂当工人。抗日胜利, 国民党来北平,他到了物资局当管库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提拔为 干部。赵其昌只上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但他酷爱曲艺,本来就有些基础,解放 后上文化宫学唱学写,又上夜大补习完大学的课程。他参加写的歌颂北京十大建 筑的单弦段子,一举成功,从而受到曲艺界和市领导的重视,曲艺团用一个18级 科级行政干部将他从房管局换到了剧团,从此他成了专业作家。 我对赵其昌刻苦学习,自学成才很是欣赏。我们自然地接近了,在劳动驻地 的树林里散步;在灯下共同研究一段曲艺,赵其昌专为我编写了一份详细的十三 辙韵律运用表。如此种种,都使我觉得赵其昌的条件还可以。但也发现了赵其昌 的怪脾气,在写作中和别人意见不一致时,他不会用辩论来交换意见,而是急得 打自己,然后就从办公室跑了,同事们到处找他,可就是找不到,夜12点还没见 人影。看到这现象很奇怪。但过两天赵其昌又表现得出奇地勤恳、认真、谦虚, 又博得了同事们的尊重。我想莫非因为他失去妻子受了刺激?如果重建一个温暖 的家可能会好起来?我就怀着这样善良的幻想,于1973年春和赵其昌结婚。 1974年春,天如人愿地我生了个女孩,起名“春歌”,我每天亲着小女儿, 仿佛沉溺在春天的歌曲中,我有了新的幸福。 但赵其昌几乎每天都要生事。起因多是创作中的问题。他和任何人合作表面 上很谦虚,不计较名次,但他很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语气,他总 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和别人争论,事后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和我吵闹。 摔碗、摔杯子,成了家常便饭,摔得碎渣片蹦溅四处,不管是否会危及一旁的幼 女。以前在我生活中从没见过这种局面,非常后悔这次婚姻,我想他一定是有神 经病。可赵其昌前妻的女儿说:“他没有神经病,我妈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天 天打,我吓得直往被窝里躲。”我问赵其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毫不讳言地说: “从小我天天都看到夫妻吵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过去平均每周要摔一个暖 瓶,吵完就好,稿费来了就下馆子,没钱就吃清水白菜。”赵其昌把吵架当成家 常便饭,这大概是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内深刻的烙印之一。他不懂得人情,和我 浪漫的爱情观天差地别。他是个业务至上者,和任何人谈话,一张嘴就是他的曲 艺。迷曲艺,使他曲艺事业有成;迷曲艺,使他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关心别人, 不懂得平常人的心理状况、生活,不会与人沟通心灵。爱情是首音色丰富的交响 乐,不是单调的念经,不和谐的音符怎么也谱不成美好的歌。曾见过一个对“爱 的定义”诠释。 不是一方钟情加另一方怜悯, 不是一份奉献加另一份回报, 不是一个强求加另一个无奈, 爱是两只心弦合奏的旋律。 不是精神与物质的错位, 不是施舍与掠取的凭籍, 不是放纵与贪欲的外衣, 爱是两颗灵魂的相互撞击。 不和谐的家庭一直维持到1995年女儿大学毕业才解体。便于孝顺的女儿照料 双亲,我们仍是邻居,仍然是朋友。 在我们分手后的10年中,赵其昌在曲艺界贡献不小,为许多曲艺演员写作了 许多好唱段;被中央戏剧学院聘请教授曲艺课;《曲艺》杂志连续发表了他的讲 义,他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曲艺艺术家”。我为他的成就高兴,他有三个孝 顺的女儿,是他的幸福。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时间都超过了1949年后的每一 个运动,整整十年。 1976年1 月8 日周总理因癌症去世,终年78岁。4 月1 日,自发到天安门悼 念周总理,声讨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群众 近10万人。 4 月4 日群众达到200 万人次以上。全市工厂、院校的学生都出动了,花圈 从纪念碑周围一直摆满到天安门广场,又由广场摆到了对面的金水桥,还挤占了 长安街街道。诗词随着花圈飞扬。悼念伴着口诛与笔伐,到处是激昂慷慨的朗诵、 讲演和控诉,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我印象最深刻的诗,是 : 洒泪祭雄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钟建一这时已经24岁,跳楼摔碎的脚跟早已治好,在和平里的一个街道工厂 当冲床工兼业余理论教员,独立居住在我们永安东里那个简易的独单元里。他热 情地、不顾一切地参与“四. 五”运动。而我估计“中央文革”对群众残酷的镇 压必会到来,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下了班就骑车去看他。连续半个月,群 众活动一直发展到罗列四人帮的罪状。 4 月4 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市委立即调集车辆, 连夜把全部花圈、标语等送火葬场销毁。 4 月5 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群众同在场的民兵、警察 和战士发生冲突,江青等岂能容忍,血腥的镇压开始了。抓、打..... 在镇压开始的第二天傍晚,我推开建一的房门一看:一片狼藉。书籍被扔得 满地都是,橱柜敞开、床上、地上散扔着被翻出的衣物,可就是没有建一,但锅 里的饭还是热的,切好的菜还没炒。啊!儿子!你果然被抓走了,我一边收拾东 西,一边痛苦地想着:“儿子!你在哪儿?”时针已走至夜九点,儿子还是没有 回来,何处去寻?何处去打听?一个摘帽右派,谁会帮你?一阵恐怖,无情袭来, 吓得我心房发颤:江青对反抗他们的人能放过吗?他们对毛主席当年的亲密战友 都毫不留情地往死里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百姓那不是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一样吗?只怕儿子这次永远回不来了。我突然号啕痛哭,谁也听不见我的哭声, 除了那四壁氤氲的黑雾。 我度日如年地企盼着上帝在冥冥中的同情。居然在20几天后,我终于等回了 亲爱的建一。我一边给儿子洗衣服,一边听儿子讲他的历险记。儿子说:“那天 我正在纪念碑台阶上分析‘物极必反’的道理,忽然就上来几个警察抓我,听众 拦警察,警察就大挥警棍,而且跟着又蹦出十几个便衣,我怕他们打伤群众,多 抓人,就让大家快散开、快逃。到了拘留所,扔了一星期才开始审讯。我和审我 的公安人员进行辩论,他们说不过我,看来他们心里也是同情我的,态度还好。 抓的人很多,他们也很累,稀里糊涂地瞎审一通,拘留所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 放回来了,但还让我们每天去派出所汇报。” 我又一次失而复得亲爱的儿子,但此场虚惊非同小可。儿子从此变得凡事必 辩,而且辩得极细,可能在拘留所天天和审讯员辩论的结果。 “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似乎接近尾声,毛主席也仙逝。可 人们心中都在打鼓,也在盘算:毛、朱、周不在了,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 被打倒,难道就让万恶而无知、无能的“四人帮”来执政吗?传闻外省区掌有军 权的老将已开始跃跃欲试,如果四人帮正式宣布执政,各路人马纷纷起兵攻打北 京,那不形成混战局面?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就在人们担心的时刻,有天早上 一起床,就听见外面放鞭炮。急忙忙出门一看,只见街道的墙上刷着大大的标语 :“四人帮倒台了!”“江、张、姚、王被逮捕!大快人心!”我和看标语的人 们一起欢呼。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6年以叶剑英、李先念、 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 元实行隔离审查。感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有魄力的几位领导人,终于将全国 人民置于死地的万恶的四人帮拉下马来。 伟大的林肯说过:“你们可以一直愚弄一部分人民,你们也可以一时愚弄全 体人民,但是你们决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这就是四人帮的下场。 几乎任何人谈起“文化大革命”,无不对那段疯狂恨之入骨。 亚里斯多德曾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 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泰戈尔也说:“当人是兽时, 他比兽还坏。”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经济、毁灭生灵、特 别是毁灭良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是罄竹难书的。 巴金老作家在文革后,曾提出应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是让世代子孙 知道这段历史,不忘记这段历史,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相信巴金的愿望终会实 现。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