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 1921年,列强的裁军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临时政府派李承晚为首席代表、徐 载弼为代表到华盛顿活动,为争取各国对韩国独立的承认作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修斯得到参议员波拉的建议后,决定在1921年召集太平洋地 区的列强讨论裁军问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 国、日本等国的代表们于1921年11月12日聚集于华盛顿。李承晚认为抓住这个机会, 可使流亡的爱国分子重整旗鼓,使独立运动引起国际的关注,李承晚深信只有韩国 恢复独立,东方才会得到永久和平的保证,因为韩国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一个“缓冲 区”。他充满着乐观与信心,以为人间的事情终可以靠理性解决一切,他抱着极高 的希望,以为他的理想在列强代表前肯定会被重视。 1921年5 月28日,他与临时政府的阁员及国民议会开了一连串的临别会议后, 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获得了和谐一致的意见,于是,李承晚立即搭乘“哥伦比亚号” 轮船离开上海,在马尼拉逗留了11天,之后他搭上“格兰尼特号”轮船,开始横渡 太平洋的漫长航程,这种航程是他一向喜欢的,认为是休息几星期的好方法。 6 月29日,李承晚抵檀香山,韩人的欢迎会盛大而热烈。8 月底,他抵达华盛 顿,作裁军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 令李承晚深受刺激的是,韩国代表始终未获得机会在列强的裁军会议上发言, 所以也无从提出他们的要求。李承晚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列强们讽刺似地接受弱肉 强食的政治遗传规则,完全违反他们平时所公布的崇高理想。 韩国1919年的独立宣言歌颂的“公正的新时代”,就这样被便宜地牺牲了,使 李承晚沮丧的是,他与所有人谈过话后,都发觉他们只知道日本需要更大的资源去 养活他们日益增加的人口。他分辩说,韩国人也有需要,至少他们有权利用自己的 资源去维持合理的生活,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耸肩而已。强者取其所需,弱者活该 受罪,这不仅是1921年的观念,而且是人类五千年来未能摆脱的习惯,这样的种子 发展成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断遭受的痛苦,李承晚明晰地看到旧的错误继续存在着, 人类必须一再付出血泪的代价。 李承晚常常觉得西方世界承认弱肉强食的古怪逻辑,既令人恼怒又令人困惑。 他说,若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势力成为强国后,就认为它有特权,弱小国家必须遵 守另一套规则,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战争而且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李承晚承认,在国 际间矛盾重重的困难情形下,空洞的正义恐怕的确不可能达到,但是他赞成杰斐逊 的理论,国家主权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由这个思想他得到一个结论,即 日本占有韩国,并非为了本身的生存,而是为了要扩充军备并对亚洲邻邦与西方列 强进行侵略,所以西方强国必须承认而且支持韩国的独立,作为防止日本侵犯的最 有效的方法。 任何国家,只要它在人民的心中印下不可磨灭的理想,那么无论在过去或未来, 它都不可能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除非它在外交方面得到世界各国法律 上的承认,取得国际上的独立主权与平等地位,否则,无论其人民如何流血受难, 亦终难得到生存的保障。 1919年的独立示威,已预示韩国必将在近乎绝望的境地中会有复兴的一天,临 时政府的组成,不论在物质上是怎样脆弱,它给予了韩国人民忠心报国最主要的鼓 舞力量。只要临时政府存在一天,这一点火花不灭,终有一天会燃成熊熊的火焰。 李承晚的工作就是保持那点火花不灭,使日本的暴力或西方国家的冷漠都不能窒息 它。 李承晚是个流亡政府的总统,他们缺乏一切,但是他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他 们的政府连举债的能力都没有,官员们没有薪俸,办事员既没有训练也不听指挥。 身为首长,李承晚有许多责任,然而既无实权,亦无资源。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有 少数朋友予以支持协助。他尽一切可以获得的力量,来实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使 一个已经死亡的国家从灰烬中复活,使人民获得自治政府中的生存权利,这是在被 奴役中的同胞们无声的信仰与要求。 他被宣布为临时政府总统之后,即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名为韩国委员 会,他原想命名为韩国大使馆,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没有国际的支持与承认。假 如坚持命名为大使馆,他与同伴们将不断地受到压力,不能做真正建设性的工作, 采用委员会的笼统名词,他们可以要求别人也有不可否认的权利,为韩国的自由独 立服务。 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活跃,直至华盛顿裁军会议闭幕以后,它仍然继续 存在,虽然列强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太平洋伸张的危险,对韩国人民的要求 又置之不理,但是李承晚使委员会不断地紧张工作,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在其成立初期开展了相当活跃的活动,而后来却渐渐经受不 住考验,独立运动人士东零西散,连组阁也成了难题。此中的原因,首先是日寇的 破坏;其次是在财政上遇到巨大的困难。 起初,临时政府募集了一些资金,到了1921年底,由于国内的联络网被日寇破 坏,这一财源处于隔绝状态。临时政府也曾在北美和夏威夷募集公债,但很不顺利。 1925年3 月,在上海发生了弹劾李承晚总统的事件。紧接着,从美洲来的资助 断绝。弹劾的理由是,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而后便长 期住在美国,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于是,临时政府的议政员于1925年3 月正式 通过对他的弹劾案。 临时政府既无人又无钱,李承晚总统被弹劾后,朴殷植被推举为代理总统,后 来总统制干脆改成国务领制。李相龙被委任为第一任国务领,从东北到上海赴任, 他一再物色阁员却无人出任,愤而拂袖而去。洪震接着受任组阁,从镇江赶到上海, 也因组阁不成而离任,有一个时期,临时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成了议政院的一大 难题。 独立运动人士为何一下子显得这么少了呢? 首先,由于临时政府的军务次长金 熙善、独立新闻社社长李光洙和议政院副议长郑仁等变节投降,回到了国内。其次, 因为国内各道、郡、面的联通制被日寇发觉,许多同志被捕。再其次,则是许多独 立运动人士为生活所迫,各奔东西找赚钱糊口的门路去了。 就在这时,经过临时政府国民议会的李东宁劝说而出任国务主席的是金九,金 九与李东宁一起日夜讨论如何打开这一艰难的局面,最后决定引发一些有轰动效应 的事件,使各国知道韩国临时政府的存在,使韩国人士重新焕发从事独立运动的激 情。于是,便有了李奉昌义士和尹奉吉义士的举事。当时,在对日斗争方面,临时 政府最重视的是外交活动、军事活动和恐怖活动,在金九的安排下,1932年1 月发 生了李奉昌义士刺杀日本天皇的事件,4 月又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 李承晚一贯的见解,就是认为应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寻求外交上的支持,然而在 中国流亡的同僚,则坚决主张采取革命的行动,他们正处于对日抗战的环境里,自 然力求进行破坏工作。他们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许多友谊的保证,如政治庇护和金钱 与武器的供给等,凡此种种当然与李承晚的政策背道而驰。对于这些事,他很感懊 丧,但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形,他也完全了解。无论如何,韩国人民深受日本之害, 不反抗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的痛苦太深了。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同僚们一直保持着基本上的一致,虽然他们的意见有分歧, 但是在情形许可下,他们尽量讨论不同的意见,不论对方是否同意,都能彼此尊重 而且彼此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