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回忆录 父亲的回忆录已被译成16 种文字出版,已在世界各国传阅将近20 年。 唯独没有苏联版本。而且这是在我国中央委员会档案馆中保存有全文——200 多个小时口授录音材料的情况下发生的。多年来没有一个官方人物过问过这些材料。 这是我们对待自己历史采取轻率和鄙薄态度的绝妙写照。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也好,最高当局围绕回忆录所进行的政客的卑鄙勾当也 好,从父亲写作回忆录的第一天起直到该书在西方出版为止,几乎处处充满了种种 意想不到的波折。 ……最初关于回忆录的谈话早在1966 年父亲病后康复期间就开始了。当然, 那时无论是谁,包括父亲在内,对于回忆录的内容、篇幅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将起 的作用都一无所知。当时我们想把父亲的注意力引到某一项工作上来。谁也不会想 到他决定开始写回忆录一事会引起怎样的风波。不过,父亲并不是因回顾历史而惹 出麻烦的第一人。 想当初,国家安全系统的“热烈的捍卫者”们向他报告说,朱可夫元帅开始写 回忆录了。他们建议把回忆录偷出来,让他写不下去。 父亲的反应却与此不同: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写去好了。现在他无事可干。别采取任何措施,他 认为需要干什么就让他干去吧。这一切对于我国的历史说来十分重要。 朱可夫因为犯有过失解除了职务,但这既同他从前的活动无关,也同今天写回 忆录无关。”我们在建议父亲写回忆录时,曾满有理由地指望“上面”也会采取这 种立场。却是事与愿违…… 父亲对我们的谈话起初毫无反应,有时一笑了之,但避而不答的时候居多。甚 至连他通常爱说的“别缠人!”这类话也没有。岁月流逝,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 有一天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廖瓦·彼得罗夫再次提及回忆录。 作为“诱饵”我们决定以正面范例去怂恿他——让他爱看回忆录。当时我积极 地加入了这一“活动”。我四处去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可惜我们的努力 并未奏效。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如今父亲无论同谁见面,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谈话中 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问他是否在写回忆录。他们一听到否定回答,就开始表示难过, 并异口同声地劝父亲,说这是“犯罪”,因为他脑子里装着应当成为历史财富的罕 见的事实。 事情终于摆脱僵局,1966 年8 月,廖瓦拿来一台录音机,父亲就开始口授。 天气暖和。他俩在花园里坐下来,开始谈话。 回忆录没有提纲,因为我们甚至想象不到这项工作会有多么宏伟。再说实际上 这还不算写作,仅仅是比赛前的训练,那不过是把父亲十分慷慨地对客人讲的话录 下来罢了。但这个过程不长。工作很快就从业余爱好性质变成了专业性质。 起初,父亲因为窃听系统不想在室内口授。所以开头几盘带子上他的话常常被 飞机的轰鸣声所淹没。后来他对窃听“不屑一顾”,便继续在室内口授。 第一次录音讲的是加勒比海危机当时这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人人都很关心 几乎导致两个大国兵戎相见的那个事件的戏剧性发展。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 义。廖瓦一再要求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插曲,他把录音带拿回家去,整理成文字, 一星期后,把经过润色的笔记拿来。父亲不喜欢。廖瓦不是对记录进行加工,而实 际上是边听着录音,边把一切都重新改写了。换句话说,这仿佛已不是赫鲁晓夫的 作品,而是彼得罗夫根据赫鲁晓夫提供的主要内容改编出来的东西。失去了特色, 风格起了根本的变化,而对有些事实的叙述则改得面目圭非。 应当说,父亲的初稿不好加工。口授既不是谈话,又不是演讲,赫鲁晓夫谈话 或演讲时总是引人入胜、形象生动地阐明自己的想法。而这是一连若干个小时一个 人面对录音机讲话的结果。况且带子的转动又在起催促作用,规定着速度。你会情 不自禁地着急起来。出现许多不必要的口头语,时而缺谓语,时而缺主语,时而措 辞不当。加工润色时,要把一切都集中在一起,不歪曲原文,保留意思和特色。工 作需要极其耐心,也需要时间。如用自己的话改写,那不知要容易和快捷多少倍。 彼得罗夫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预先在这里交代一下,时隔不久,整理和加工的全部工作都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加工出了1500 个打字页。渐渐地有了一定的速度。埋头工作一天的成绩可在10 页左右。尽管我十分努力,父亲却认为效果不大理想。 父亲看完整理出来的文字,不容反驳地宣布廖瓦的稿子不能用。如今妈妈开始 给他帮忙。她可以边打字边改稿。工作情况有所改进,质量提高了,但工作进展的 速度不能让父亲满意,照这个速度到生命结束的那天口授的材料也加工不出来。 于是我也参加了回忆录的写作。起初我建议父亲请求中央派打字员和秘书来帮 忙。 “这又不是个人的事情。中央应当关心回忆录。这是历史,”我劝他说。 他不愿去找中央: “我不想向他们提任何要求。要是他们主动提出来,我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 会提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我的回忆录。只会从中作梗。”我们决定独立进行工作, 不去求援。 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哪儿能找上一个信得过的、经验丰 富的打字员。因为得有把握做到材料不致丢失或落到他人手中。任务相当艰巨。我 把自己的疑虑讲给朋友——谢苗·阿利涅罗维奇和沃洛佳·莫杰斯托夫听。我们经 过对形势的分析,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当 时她在我们单位的生产车间工作,经常同我们一起去试验场出差。是一位优秀的专 家和十分正直的人。我向她提出这个建议,洛拉欣然同意。余下来的只是技术问题 了。我在普希金大街上买了一台打字机。我自己有一台格留恩迪格牌四声道录音机。 我们只是在上面安了一副耳机。决定在我家打字,因为我认为不能让磁带离开我。 记得那是个秋天的晚上,大概是1967 年吧,洛拉来到我们居住的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大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装配录音机和打字机,为的是便于开关声音和同 步打字。她和我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装配花了不少时间。最后一切都弄好了,便 开始打字。 洛拉尽管技艺高超,却明显地跟不上录音,加上有些词发音不清晰。时而停下 来,再返回去,一小时后就全清楚了:照这样下去不行。照这个办法可以打出几十 页,顶多不过一百来页。可我们一共有好几百页甚至几千页的东西要打。我们有些 灰心了。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夜间。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决定先停下来。一起去喝 茶。谈话一直围绕着困扰我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只得把活儿拿到洛拉家里去干, 因为她在家里时间多一些。 回忆录写作初期,“该感兴趣的人”暂且还对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兴趣,因此 技术设备迁往列乌托夫一事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 从那天起工作进度加快了。父亲每天口授几个小时。洛拉打得很快,也仍然跟 不上他。我简直疲于奔命。我在家时和单位的每一刻空闲时间都用于加工和改正了, 平时和假日都是起早贪黑地干。可即使如此,我还是跟不上他们,还老是催洛拉。 我担心会来不及。总有一种预感,不可能一切都那么顺当。 父亲凭记忆口授,不动用任何文献资料。而且他这样做甚至不是因为挑选书刊 有纯技术性的困难。这项工作我倒勉强可以胜任。但是父亲早已习惯于同人打交道 的生气勃勃的实际工作,“不愿去钻故纸堆”。他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和自己的记 忆力上,而且应当说,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脑子里怎么能装下如此大量的信息 ——事件、地点、姓名、数字呢?并且传达给听众时,几乎没有重复和杂乱无章的 地方! 父亲逐渐习惯了同我合作,于是录音中愈来愈多地出现对我讲的话: “我讲了马赛之行,忘掉那个陪同官员的名字。现在想起来了:叫若克斯。我 说得对吗?对,对。若克斯。你改的时候把它加上。”再如: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一名团员走到我面前,忘了他 叫什么名字(接下来是对此人相貌的描述)。要查一查,把名字加上。”曾经要求 核对战争章节的部队番号。这里没有多少错误。父亲的说法准得出奇。这可以有一 种解释:当年的事件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了。数字、姓名和日期也丝毫不差。 他在试图凭记忆回想某次国事访问中事件的连贯性时要出错。比方说讲1955 年同布尔加宁一起访问缅甸的情况时就是如此。父亲试图回想起他们是在何处受到 谁的接待,他们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通常一个人是不记得这些东西的,父亲脑子 里有个基本轮廓,却把他们在哪个城市里受到国家划船队的欢迎,又在哪个城市里 受到骑着大象的列队欢迎这些细节弄得颠三倒四。我得把这一切恢复原貌,便根据 早已见报的总结报告对录音记录进行校对。 工作很忙。父亲干得认真,也干得多。他每天口授了3 —5 个小时,安排在上 午和下午。 “有听众的时候我就讲得好些。面前是个活人,而不是叫你哭笑不得的盒子。” 他不止一次地抱怨道。 然而听众远非时刻都有。不错,听众一来事情就干得又快又好,这通常是来住 上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老熟人、退休者。于是录音带上就可以听到对话。面对 “盒子”时语言则欠生动,不流畅,往往有长时间的停顿。父亲秋冬两季最出活儿。 夏天菜园的事情提到首位,口授只能抽空进行。 父亲对每个题目都长时间地认真准备,他在散步时反复考虑讲什么和怎么讲。 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都牢牢地印入脑海。这些事件他曾反复讲过多次。其中包 括1942 年巴尔文科沃近郊的失败、逮捕贝利亚、斯大林去世、二十大等等。他的 讲述中实际上与最初的讲法毫无出入,1960 年与1967 年说的一样,尽管父亲老 是抱怨说:“人老了,记忆力不行了。”父亲口授了几千公尺录音带的材料后,愈 来愈感到苦恼:他的回忆录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一切都是白费。无效劳动。全都保不住。我人一死,他们会把什么全都拿 走销毁,或者掩埋得不留一点痕迹。”他在我们的星期日散步中不止一次地重复道。 我们从来不在屋里谈这些话题,因为牢牢记着有人窃听。我尽量安慰父亲,不 过内心里倒是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我明白,今天平安无事,这绝不意味着以后会 永远如此。 为防万一,我们决定采取保护措施,多复制一份录音带和文字记录,并把两份 分别保存在可靠的地方。看来问题解决了,但我们对于职业暗探在这种情况下神通 有多么广大实在太了解了。 绝对安全的地方是没有的。在一次散步时的谈话中我们产生了在国外寻找一个 秘密地点的念头。父亲起初有疑虑,担心手稿在那边会失去我们的控制,可能受到 歪曲和用来干危害我国的勾当。从另一方面说,在那边更有把握做到完好无损。父 亲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斟酌和权衡利弊之后,终于让我把这个方案也周密考虑一下。 自然,我俩对这个决定守口如瓶。不过说实话,当时我甚至想象不出大体的行动方 案…… 回忆录的内容是什么呢? 从一开始父亲就声明,不打算从童年时代开始描述自己的一生。他受不了按照 时间先后顺序的叙述,这使他感到厌倦。 “我想讲述我曾亲自目睹的我国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首先讲斯大林, 讲他的错误和罪行。因为我看到,又有人想洗掉他手上的鲜血,把他捧得很高。我 想讲讲战争的真相。广播和电视上向人民灌输的那些陈词滥调实在让人厌倦了。应 当讲真话。”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提纲的简要说明。 起初他不打算讲自己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那个时期,不知是认为这样做不 谦虚呢,还是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觉得不需要讲。我论证说,他本人的一生、斯大 林之后发生的事件,在历史上说来同样有意义,同样重要。父亲没有表示异议,一 言不发。不过当时这种争论是无的放矢:他才刚刚开始执行预定计划。 父亲从30 年代、从自己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作期间开始,然后他转而讲战争 的酝酿、战争的悲惨开端、在德军打击下的撤退。他所讲的情况与当时官方认可的 对战争初期历史的描述、同许许多多颇值得怀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大相径庭。 他对1941 年那些悲壮事件的描述令我这个读者十分吃惊。我尽量做到一字不漏, 丝毫不歪曲作者的原意。对我说来,父亲是唯一正确的消息来源。如今为子孙后代保 存这部回忆录已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战争完了是战后时期:乌克兰的经济恢复,饥荒,倾轧,卡冈诺维奇来到基辅 及其调离,父亲调往莫斯科,“列宁格勒案件”。流产的“莫斯科案件”等等,不 一而足。 材料已经非常之多。我们不知不觉地搞糊涂了,弄不清哪些问题讲了,哪些问 题没讲。决定对工作进行整顿。我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来拟订提纲,就是把我认为 应首先谈到的问题开个别具一格的清单。星期天我们讨论提纲,父亲拿走了那几张 纸,以便空闲时详加考虑。一星期后我们搞出了提纲初稿。后来几年就是按照这个 提纲进行工作的,完成一项划掉一项,要不就加进新的、起初被遗忘的内容。 打算阐明当代生活中所有主要的问题:垦荒和农业问题,发展工业,改组国民 经济和途径,国防问题——部队整编和国防工业,我国社会民主化的方式,父亲同 知识界的关系问题。我们也没有忘记国际事务:维护和平的斗争,在日内瓦同西方 国务活动家的初次会晤,各种各样的接触和访问,和平共处问题,裁军和禁止核武 器问题。 虽然父亲是按照提纲工作的,但由于自己的性格他经常忘乎所以,扯得很远, 根据类推法回忆起同本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来。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原订计划都能 实现。父亲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的途径的想法,他对于规定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的任期、对于选举制及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公开性、对于确立维护公民权利、使30 年代的恐怖不再重演的宪法保证等想法都始终没有录制下来。 关于创作知识界的那一节也没有写成。父亲原想对他执政后期所发生的事件作 一评价。他很想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动机。但时间不够了。他临终前不久的最后一 次录音恰好是讲这个问题的,却未能如愿以偿……。 总的说来,工作进行得协调一致,效率很高,我们这三个人(父亲、洛拉和我) 配合默契,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却也搞出了许多东西,口授材料的总时间接 近200 小时。 那么我家为数不少的新闻工作者都上哪儿去了呢?廖瓦·彼得罗夫的情况我已 经讲过了。他后来也曾给父亲帮过忙。诚然,这次合作的时间不长。 廖瓦身患重病,不久即离开人世。尤莉娅忙着带自己的几个小女儿,而且论专 业的结构她同政治新闻业也相去甚远。 拉达从不介入回忆录工作。她装出一副仿佛根本不存在回忆录——无论录音还 是打印的事情都不存在的样子。她一门心思编杂志。她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的次 数本来不太多,每次来了便舒舒服服地往沙发上一坐,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幅表现第 聂伯河春汛景色的画,她在那儿看校样,改《科学与生活》杂志的稿子。小狗趴在 一旁享福。父亲看到对他的工作不闻不问心里很不高兴。 当时我投入了原来所不熟悉的劳动,陶醉其中,把回忆录写作当成自己的事情, 我时刻挂在心上,没完没了地给父亲提建议,出主意。我仿佛看到了装帧精美的一 卷又一卷回忆录。因此,我把对我的新“教区”的任何干预都当成不速之客的入侵, 抱着生怕别人分享的态度。所以姐姐的漠不关心倒正合我意。 父亲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看来,起初他正是把主要希 望放在阿朱别伊身上,认为他是主要的助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前些年阿朱别伊经常陪同父亲出访,他同其他知名记者进入了第一书记的工作 班子,帮助他起草讲话稿、文件、新法律草案。再说他本人(原《消息报》主编) 也著述颇丰,是公认的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如今他们二人都已下台,当女婿的应 该当仁不让地帮助岳父从事“文学”活动。 起初,一切都在朝这方面发展。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积极支持写作回忆录的 想法。诚然,他并未主动表示愿意帮忙,不过当时事情才处于开始阶段。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的态度渐渐起了变化。他不再提回忆录的事情,同父亲说话也开始回避 这方面的问题。看来,他决定表现出小心谨慎,因为敏锐的政治嗅觉提醒他这种合 作危险,当时正值60 年代中期,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尚未失去政治上东山再起 的希望。他从经历十一月中央全会(1964年)之后的震颤中多少有些回过神来,在 探寻着返回积极政治活动的途经。 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同谢列平联系起来。曾几何时,彻底灰心丧气的阿列克 谢·伊万诺维奇又昂首挺胸了。他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时,一会儿把这个人,一 会把那个人叫到外面去,神秘地说: “很快就要大变。廖尼亚坐不长,谢列平要上。舒里克不会忘掉我的,他没有 我玩不转。只需稍稍等待。”这样的传说确实很多,事态的这种发展也决非不可思 议。阿朱别伊还以同共青团朋友的谈话作为佐证:他忽而引格里戈里扬的话,忽而 引戈留诺夫的话。有一次甚至神秘地说,他见到了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本人。 我对这些话半信半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没有赫鲁晓夫的阿朱别伊对谢列平 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能够因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心想重返政治舞台就责怪他吗? 我想不能。他当时也才刚40 出头啊。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最好还是同 父亲保持一段距离,并且要让人察觉到这一点。 可见,参加回忆录的工作只会对他有害。不久就清楚了: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是 过渡性人物,而且懂得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力。谢列平掌权的问题已自动消失,但这 时又发生了使阿朱别伊连想都不敢想参加回忆录写作的新事件。它触及到我们每一 个人,既触及父亲,也触及到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回忆录的命运。1967 年以前,人们似乎把赫鲁晓夫完全遗忘了,他的名字突然又惊动了世界。并未发生 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美国人决定拍一部关于原苏联领导人的传记片。我们则认为 这是一种挑衅行为,甚至是反苏攻击。 问题在于1967 年勃列日涅夫已经连简单地提一下赫鲁晓夫都不能忍受了。这 种气质的人一方面善良软弱,另一方面又虚荣心重,对自己干的坏事抱着一种特殊 的态度,且有与众不同的感受。他们在于完坏事后,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被 害者身上,试图以此向自己和周围的人证明自己干得对。提到父亲的名字在某种程 度上有碍于巩固他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 因为当时勃列日涅夫要记到自己帐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在他之前许久就开始了 的,而且眼下愈来愈明显地失去了加速前进的势头。自然,上司的这种情绪也使下 面的人受到感染。 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推出关于赫鲁晓夫的影片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国暂时还没有人看过这部片子,只有这方面的报道。据说该片是以在别墅内 的拍摄为基础制成的,父亲在片中有几次答记者问,一次比一次可怕。 我看到了这部片子,可惜那已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果然不出所料,片中没有任何耸人听闻或者谋反的镜头。素材全部来自档案材 料,包括相片和纪录影片材料,风波完全是由片尾一段两三分钟的镜头引起的:那 里是父亲身穿“布鲁萨克雨衣”坐在篝火旁,身边是阿尔巴特狗。父亲正在讲述什 么。说话的声音压低了,加上了画外音——讲青年时代,然后是古巴……父亲生活 中这种坐在篝火旁的场景很多。 我当时在搞电影摄影,老是背着一台8 毫米摄影机。来访的客人中许多人也带 着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至于隔壁那家疗养院的休养者就更别提了:同父亲合影留念 已纳入“文化计划”。只要愿意,胶片很容易弄到国外去。这没有什么可受指责的 地方。比方说,要是有人找到我,我也会亲自拍这个片段的。 但影片中的镜头不是我拍的。 解说词可以使用父亲1964 年以前的录音片段:父亲当时经常讲他生活中的顿 巴斯时期,讲自己的朋友,矿工诗人潘捷列伊·马辛那。不过,这也可能是现在的 录音。他喜欢当着客人的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加勒比海危机也是他爱谈的话题。 影片引起的反应真是说来就来。没有去动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他。怒气发泄到 了周围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是卫队长梅列尼科夫。 上面早就对梅列尼科夫不满。认为他太“亲赫鲁晓夫”,认为他尽量在各方面 讨好赫鲁晓夫,能帮忙的地方就帮忙,总之,他在想方设法点缀赫鲁晓夫的生活。 他的行为不符合时代精神,影片倒是整治他的绝好借口。他的罪名是丧失警惕性, 他怎么能够容许父亲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呢?至于从来没有一个记者,不仅没有外 国记者,甚至没有苏联记者到过别墅,那是谁也不关心的。 结果是,梅列尼科夫被撤销职务并调出克格勃机关。我后来曾见到他。 他在疗养院里当管理员,人者了,头发白了,视力很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 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是来告别的。 梅列尼科夫的职位由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康德拉绍夫接任,这是个完全不 同的人,较为“现代”的工作人员。他设法在小事情上刺激父亲,无论提什么要求 他都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请示上级。几天后照例是这样的答复: “不行。您不可以。”也许这并不是他的性格特点:他不过是牢记着前任的下 场,严格地执行指示罢了。按照上面的意图,撤换卫队长就应对父亲起警告作用, 提醒他今天实力和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而父亲装出一副这种变动与他无关的样子。甚至在与我们谈话时他也几乎不 触及这个话题。当局的这一举动对回忆录写作并未产生影响。父亲不但没有中断口 授,反而干劲倍增。回忆录写作的最高峰是在1967 与1968 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得势,并且开始密切注意自己这个人在历史这面镜子里的影像。 《小地》和《复兴》看来还属于遥远的计划,不过已经开始冒出个人崇拜的苗头了。 关于赫鲁晓夫正在口授自己回忆录的密报使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决定迫使父 亲停止工作,可怎么落实呢? 大概权衡了各种方案。对别墅来一次搜查?强行没收磁带?不行。免不了要引 起轩然大波。那样就会以粗暴警察的形象闻名世界,而使赫鲁晓夫获得蒙难者的名 声,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同赫鲁晓夫谈话,劝他停止写回忆录,并把现有的 部分交给中央。劝说不成就来硬的。总之是要吓唬吓唬。 勃列日涅夫不想亲自同自己原先的庇护人见面,1965 年的那次会见已经够受 了。 勃列日涅夫把叫赫鲁晓夫来谈话并设法枪毙回忆录的事情交给自己在中央的第 一副手基里连科去做,这是个对人粗暴、蛮横无礼的人,谁都不放过的。同时让阿· 亚·佩尔谢参加,此人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他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党的 监察委员会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第三位是彼·尼·杰米契夫。他过去同赫鲁晓夫关 系密切,因此在必要时出来圆圆场,甚至可以劝赫鲁晓夫别干蠢事。1968年春天大 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只需付诸行动了。 1968 年4 月父亲生日前夕,我照例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来过星期天。父亲不 在屋里。妈妈说,他到林子边儿上晒太阳去了。 “父亲情绪很坏。昨天基里连科叫他到中央去,要求停止回忆录写作和把现有 的部分上交。父亲很激动,在那儿大发脾气,大闹了一场。他自己会把情况全讲给 你听的,”她接着说,“只是你别太纠缠他。他精神过度紧张了,身体很不舒服。” 我心情沮丧地沿着小路往下走去。父亲坐在小板凳上。阿尔巴特趴在身旁。父亲没 有发现我走到跟前来,待我默默地在旁边坐下,他也没有立即转过头来。我们一语 不发,父亲显得劳累,面色发灰,更显苍老了。 他转身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吧,妈妈给你讲了吗?”我点点头。 “一帮坏蛋!我把对他们的看法全都讲了。也许说得过头了,不过没关系;这 对他们有好处。要不他们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我决定把事情搞清楚。 “妈妈其实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说基里连科把你叫去,要求停止回忆录写 作。”“没错。这家伙坏透了!”父亲重复了一句,便开始讲述。 讲着讲着他面部表情活跃起来,目光中透着怒气,看来,他在重新体验着每一 句话、每一段对白。 我记得父亲身体很不舒服,便试图把话引开,设法安慰他。但父亲不想离开这 个话题。他满腔怒火,把在中央发生的那个令人愤慨的场面从头至尾向我复述了一 遍。后来他又不止一次他讲过那天的事情。 我把那件事的经过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还趁记忆犹新时作过一些笔记。 以下就是他的讲述。 基里连科的办公室里除他本人外还有佩尔谢和杰米契夫。基里连科开门见山, 连这种情况下通常关于自我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都没有提过。 他说,中央委员会了解到,父亲长期以来一直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中讲 到我党和我国历史上的各种大事。实际上他这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明党的历史、 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乃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者 的事情。因此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 交给中央。 基里连科讲完这番话后,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看来,说出这番话对他说来 也相当不易。佩尔谢和杰米契夫一言不发。基里连科曾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共事多 年,又在莫斯科与他共事——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中做他的第一副手,深知 父亲那一点就着的性格,而且懂得这番话对四年前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的人说来又是多大的侮辱。显然,他满以为退休者这种新的地位、事无巨细 都得叫他们摆布的这种处境,会使父亲变得更随和更好说话。总之,可迫使他就范。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环视面前这几位原先的战友。他回答时起初还平心静 气,愈说愈激动。他说,他弄不明白基里连科和那些派基里连科来的人要他做什么。 世界上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我国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现象。 回忆录不是历史,而是每个人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回忆录可以对历史起补充作 用,可以成为我国未来历史学家的好素材。既然如此,他就认为他们所提的要求是 同宪法相抵触的对一个苏联人的人身侵犯,并且拒绝接受。 “你们可以动用武力把我送进监狱,或者动用武力没收这些材料。今天你们可 以对我采取这一切措施,但是我坚决抗议。”他补充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向您转达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您身为共产党 员必须服从,不然的话……”基里连科坚持说。 父亲没让他把话说完。 “你们敢于对我采取的行动,就连沙皇时代的政府也不敢做。我记得只有一件 事情与此类似。你们想对我采取的行动同尼古拉一世对塔拉斯·舍甫琴柯一样,流 放他去当兵,不准他在那里写书作画。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切——退休金、别墅、 住宅。这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不感到奇怪。不要紧,我 能找到糊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还记得怎么干。要不,就背上包去讨饭。人们 会给我施舍的。”他瞥了基里连科一眼。 “换成您就连面包渣也没人给的。非饿死不行。”佩尔谢懂得赫鲁晓夫不会再 跟基里连科讲话了,便插了进来,他说,政治局的决定人人都必须照办,父亲也不 例外。这些回忆录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那就是佩尔谢的错误了。 “那么政治局可以给我派速记员和打字员来嘛,让她们把我口授的东西记录下 来。这是正常的工作。她们可以搞两份出来——一份留在中央,一份我口授时用,” 父亲说得较为心平气和了。但这时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便恼火地补充说:“还有一 件违反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 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大家都清楚谈话该结束了——父亲不会自愿交出片言只字 的。 临走时父亲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是无法剥夺的。他 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他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 对我们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愿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成为我们未来生活中的 教训吧。 父亲退休后第二次去中央就这样结束了,可惜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次会见使父亲脱离了常轨。他很伤心,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谈话时的情况。父 亲把口授丢在一边了,只是偶尔恢复写作。1968 年他很少口授。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说基里连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父亲又在为那个问题苦恼;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们在远离那些把每句话都记录下来的窃听器的地方散步时,父亲又开始重复 道: “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会罢休的。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敢,等我一闭 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我看得清楚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需要真实的历史。” 我一直让他放心,可自己却无法放心。得找到一个可以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重见天 日那一天的办法。各种各样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方案都不是绝对可靠。只 要专业人员(这种人多的是)动手查找,我们那些一知半解的秘密方法就会马上败 露。 在同父亲讨论回忆录的命运时,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在国外给手稿找一个可靠的 隐蔽处的想法。这时才首次产生了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材料被没收时作为对策必 须出版回忆录的念头。出版彻底解决了材料的完好无损问题,而且自然会大大减低 没收和销毁材料的愿望。试问,如果书可以在店里随便买到,还有什么必要去查找 呢?你又不可能把书全部买光。无论有多少秘密工作经费都不够用,西方可不缺纸。 父亲在中央那次激烈的谈话之后多多少少平静下来了,他又忙开菜园的活,5 月将至,应当准备播种了。 与此同是,我摸索了一下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的途径。事情比我原先所想象的 要简单。然而除技术方面的问题外,也还有道德方面的问题。当时已不是1958 年, 但还远非1988 年。就在十年以前,把自己手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帕斯捷尔纳克 还受到猛烈抨击呢。不久前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进行了审判。父亲不赞成这 次审判,但是……还想起了较为久远的事情,想起费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封揭 露斯大林制度种种惨状的信。这封信若不是在法国发表,我们当时就对许多情况无 从知道。 还有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呢……? 当初不是也经常在国外发表吗。 然而旧框框也很厉害:如果很快在西方出书,那就是一种敌对的姿态。 父亲比我胆大,他认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争取建立 苏维埃政权、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真理,有警 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 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那一天呢? 我们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实际上就从合法活动转入了“非法活动”。我多少有 点不大自在。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逮捕还是流放?不愿去想后果了,需要赶快行 动。 许多曾参与此事的人依然健在,因此我现在还不能公布详情细节,还不能指名 道姓他说出我们那些自愿提供帮助的人。我只想在此衷心感谢曾经帮助保存和出版 我父亲的回忆录的每一个人。 ……于是,材料(磁带和打印材料)便穿越几道边界,在保险柜的铁门里找到 了可靠的栖身地。 新问题又随之出现。材料放在那里倒是完好无损,但万一我们出事,到那边去 决无可能,材料就会在那边睡大觉,睡上几百年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可口授材料并非留待日后备用的,其中有关于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我们的成绩 与错误的思考,材料是供当代人阅读的。这是易腐烂“货物”,不宜长期存放。如 果人们现在,在当前的形势下读到它,其中内容肯定会有所裨益。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我想错了。停滞时期把我们生活中的好几十年勾销掉 了。不久前我又把父亲的回忆录读了一遍。裁减军备,减少军队人数——这是米哈 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已乔夫不久前在联合国讲到的问题。 他的想法同父亲所写的东西是一致的。又如写军工企业转产民用品,这样的方 案已经有过,可是在1964 年被悄悄地埋葬了。今天农村中的租赁承包制,父亲给 它起了个别的名字。至于揭露斯大林主义、住房建设、和平共处、物质利益及其他 广为人知的作为赫鲁晓夫内外政策基础的原则,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把自己的担心对父亲说了。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父亲说,“可能不光是你,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接近 那个保险柜,最好是跟一家可信赖的出版社事先讲好,让他们出书,但不要赶在一 个具体的日期出,要在我们从这里发暗号之后出。”父亲不作声了。我们缓缓地沿 着小路散步。后来他说,我们要作好一切准备。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什么坏事 都干得出来:要么悄悄偷走材料,要么没收。不会贸然逮捕。一来时代不同了,二 来没那个能耐。他们倒可能想方设法把东西收走。 年底,达成了可在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出版公司出版回忆录的初步协议。 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删掉可能使当局大为恼火的文字。这样的地方不多,父 亲同意了。 日子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材料愈来愈多。我们工作起来安心了: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书是保住了。 这里我想起一件滑稽的事情。出版社提出怀疑:该不会给它塞了一本伪造的书 吧?一切都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出版者担心有人在搞挑衅。出现了如何证实材料的 真伪问题。我们不想给他们写信,因为我们认为败露的危险太大。于是给我们帮忙 的人找到了办法。 决定请照相机来帮忙。 从维也纳给父亲带了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另一顶为黑色,都带有很大的 帽沿。对方要求寄去父亲戴上这两顶帽子的照片,以证明确系出自父亲的手笔,并 证明父亲同意出版。我把札帽带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时,帽子那古里古怪的形状引 起了大家的兴趣。我解释说,这是父亲的一位国外崇拜者送来的纪念品。妈妈很吃 惊:“难道他以为父亲会戴这两顶帽子吗?”我们出去散步,只剩下我们两人,我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父亲讲了。他大笑不止。这个点子很对他的心思,他喜欢机智 敏锐的人,我们散步回来后,他主动加入了游戏。父亲坐到房前的长椅上,大声地 对我说: “喂,把那两顶帽子给我拿来。我想试试。”妈妈大惊失色: “难道你打算戴上不成?”“为什么不戴呢?”父亲逗她。 “太艳了。”妈妈耸耸肩膀。 我把帽子拿来了。同时也把相机带上。 父亲戴上帽子说: “给我照个相,真想知道是个什么模样?”他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 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像。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如今他们明白自己没有上当受 骗。 不过,尽管作好了一切准备,我却很希望不要采取万不得已的办法——在西方 出书。 夏天农活繁忙,实际上占用了全部时间。用于回忆录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再 说父亲也不想写。干这种事需要有情绪,有愿望。可现在一想起回忆录就会冒出基 里连科那副嘴脸,听到他说的话。既然同父亲的谈话毫无结果,“好心人”们便决 定另辟蹊径。 从子女下手,先从阿朱别伊一家开始。 现任《苏联画报》部主任阿朱别伊被叫到某个机关,那里让他离开莫斯科到一 家远郊的出版社去任职。阿朱别伊吓坏了,闹得满城风雨:他声称哪儿也不去,并 且要马上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威胁意外地奏效了。再也不去纠缠他了。看来,也 同他谈了其他问题。反正从那时起,他同父亲的来往更少了。曾几次主动提起回忆 录,而且他的意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如今他认为写回忆录是无益和无用的事情,并且断言父亲的业绩本身就能说明 问题,无需任何补充说明。父亲避而不答或是用毫无意义的无关痛痒的回答搪塞过 去。阿朱别伊还让我劝父亲别再写回忆录了。我没同意,回答说回忆录无论对于历 史和父亲本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也未能免遭“劫难”。让我来详细说说吧。 我上面已提到我是在一个从事火箭技术的单位工作。我喜欢那里的工作,也喜 欢我的上司——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院士。当时我负责几项设计中 的控制系统部分。工作很忙,但我忙里偷闲地一有空就弄父亲的回忆录。总是随身 带着一包需要校改的稿子。基里连科与父亲谈话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 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我说: “谢尔盖·尼基季奇,这里是仪表制造部人事局。我们接到通知说,您要调到 我部的电子控制机械研究所,请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把手续给您办好。”我简 直弄不明白。 “你们好象搞错了吧,我根本没打算调动。”我回答说。 “不知道,不知道。我这儿放着调您的文件,”对方接着说。“不过,这是您 的事情。您记下我的电话,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他说了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情况令人感到不快。切洛梅近几年对我态度大变:一方 面尽量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希望外人在设计局里尽量少见到我。他甚至有 一次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别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在设计局呆着,别去邻近的单 位。”我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茹拉夫廖夫,切洛梅主管人事的 副手。我便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我还正打算找你说说我对你的叛卖行为的想法呢,”茹拉夫廖夫突然说道。 “我这儿有一封关于你的商调函。我以为你背着我们把什么全办妥了。 我向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作了汇报,他吩咐我找你谈谈。”这就是明目 张胆的撒谎了。后来我才得知,在上述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个机关的人为我的 事情而来,他们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我受了委屈,最好是调任同保密课题无关 的工作。假如切洛梅回答说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在设计局里离不开,那么这次谈话 就不会引起什么后果了。至少后来知情者是这样对我讲的。 但切洛梅却没有这样做,出现了甩开我的可能性,他同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 夫谈话时总是会冒出我的名字(他们对我和我在哪儿工作都了如指掌)并引起不快。 当时我对这一切都不了解,我对茹拉夫廖夫说,我哪儿也不打算去,甚至没有 这样的想法。我立即上六楼去找切洛梅。他仔细听我把话讲完,并不加以肯定,仿 佛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这都怨乌斯季诺夫。他不喜欢你,”他谈起了自己心爱的话题。他恨乌斯季 诺夫,乌斯季诺夫也恨他。“这全都是他的事儿。谢尔宾已经来电话问过你什么时 候走了。你都想象不到他这个人有多么卑鄙,什么下流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不 明白他指的是谁——是乌斯季诺夫还是谢尔宾。不过我很了解切洛梅习惯用这种字 眼来评价许多与他有来往的人,对他的话并不怎么在意。 我不知所措,期望得到他的帮助: “我可怎么办呢?我根本不想调走。”“你知道吗。”切洛梅沉思着慢声说, “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写一封信。 除了他,谁也无能为力。他了解你,而且过去对你一直不错。”这一忠告无懈 可击:切洛梅可以“置身事外”了。万一勃列日涅夫恩准把我留在特种设计局,我 的未来就得到了上边的批准,就可以不再替自己担心。就是不留也没话可说了。切 洛梅借口部长有急事找他便走了。我沉思默想起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特别是在 父亲与基里连科发生冲突之后,我很不愿意;既无济于事,又非常厌恶。我决定不 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或许会忘掉的。 过了两个星期,茹拉夫廖夫给我来电话说: “怎么样啊?打算怎么办呢?刚才我接到电话……”“其实我没采取任何行动 ……”“不该这样。给你提供了作出决定的时间。现在该行动了。你得去一趟那个 单位。”我决定来个孤注一掷。 “卢基奇,我要是拒绝,哪儿也不去,你准备怎么办呢?按照法律,辞退我可 是没有道理的呀。”“你是在白浪费时间。咱们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不过我必须执 行领导的命令。至于法律嘛那就多了去了。比方说,可以拿不需要做理由或者因为 改组的需要裁掉你所在的设计局。那你不就无事可做了吗。我的忠告是:要么接受 建议,要么采取措施。时间对你不利。”“谢谢你的忠告。你不能让我同给你发指 示的人联系一下吗?”“这个问题我自己不能回答你,我回头再去电话吧。”半小 时后,茹拉夫廖夫向我通报了电话号码和姓名。从头几个数码即可看出,这是克格 勃的号码,不是我们部的号码。我同这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对方说话时间较短, 他不能向我提供任何新情况。我只是问了问万一所推荐的单位对我不合适可怎么办。 我能否再去别的单位。 我还天真地以为我可以调到我熟悉的我这个专业的总设计师——皮留金、库兹 涅佐夫、佩捷林中某一位的“公司”去呢。 我听到的是,不存在别的方案。如果推荐不合适,他们根本无法帮助。 我放下听筒。只有要么服从,要么向最高层反映。 当天切洛梅把我找去了: “你同列昂尼德·伊里奇联系过吗?”“还没有。我想尽量不找他帮忙,自己 解决,很不想给他写信。”“没必要。除了他,谁也无能为力。谢尔宾已经给我来 了两次电话。我尽量跟他周旋,不过我觉得他很快也会失去耐心的。”无路可走, 于是晚上我写了一封致总书记的短信,说明事实,并请求把我留在原工作单位,我 作为专家,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我打听清楚电话号码后,给勃列日 涅夫的助手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去电话,我不大分得清他几位助手的 职责范围,也不知道这位是主管国际事务的。 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接的电话,他仔细听完我讲的话后,建议在我认为方便的时 候去一趟。讲好了第二天上午见面。我受到特别客气的接待。亚历山德罗夫说他将 尽快向“主人”汇报,估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您过两天来个电话,”末了他给人以希望地说道。 我有些安心了。说真的,我没想到办事这么干脆利落。我想,既然勃列日涅夫 过去对我们的业务管得较多,显然他对我们这个设计局和我也很了解。大概一切都 会顺利地得到解决吧。 我“过分热心地”忘记了父亲与基里连科的谈话,忘记了1964 年后勃列日涅 夫已判若两人。 两天以后,亚历山德罗夫吞吞吐吐地打电话对我说,他把我那封短信作了汇报, 但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深究问题的实质,而是说:“这是乌斯季诺夫的事。让他 去处理吧。”“您给季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去电话吧,这是他助手的电话号码,” 亚历山德罗夫最后说。 我没有给乌斯季诺夫去电话。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回答就是明确和轻慢的拒绝。 对于我们单位,自然也有我同乌斯季诺夫之间关系不怎么好这个情况,勃列日涅夫 心里一清二楚。 我把这一切都对切洛梅讲了,又听完他那如今看来并不完全真诚的同情话后, 我拨了人们向我口授的我今后即将任职的单位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纳乌 莫夫的电话号码。 秘书马上就把电话接通了。纳乌莫夫在听了我那番语无伦次的解释后友好地说, 他全都知道了,而且他也听说了我的许多情况,然后他表示相信我会找到称心如意 的工作干的。他建议我去一趟。两个小时后我驱车来到自己未来的住地。我穿过前 厅来到一个不大的院落,这里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中学式的五层楼房。看惯了我们 特别设计局那宽阔的地盘和许多座多层楼房,这个单位就显得寒碜了。 走过存衣处,我来到二楼。一位体态丰满、浅色头发的女秘书亲切地微笑着说 : “是谢尔盖·尼基季奇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正等着您呢。进去吧。”办 公室里一位身躯高大、仿佛全身都在微笑的人迎接了我。他一副温厚善良的样子。 我开始讲述,想尽量说简短一些。 “等一等,”他打断我的话说,“如果可以的话,请讲详细一些。我听说了关 于您的活动的许多情况。”“柳波奇卡,上茶,谁的电话也别接过来。不管是谁,” 他通过传话装置向女秘书发命令。 我们喝着茶,谈了两个来小时。我讲自己,讲切洛梅,讲了一些工作情况。能 讲的都讲了,纳乌莫夫聚精会神,客客气气。他提出问题,进一步弄清情况——看 来,他对这一切都特别感兴趣。纳乌莫夫建议我考虑考虑:他打算让我自己挑个部 门,担任处长职务。 “我接到了这样的指示,”他进一步明确道。 决定两天后见面。于是我就开始了在电子控制机械研究所的工作。由于性格和 环境的关系,我逐渐重又置身于局势演变的中心。可喜的是一年之后,从特种设计 局调了我的几名同事到我这个部门,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战斗的集体。至今我 们仍在一起共事。 所有这些极不寻常的事件使我无法脱身去帮助父亲写回忆录了,不过1968 年 夏天他也不大出活。秋天到了,父亲又开始口授。工作进展缓慢,他失去了节奏, 把原来想好的也忘了。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最初拟订的提纲。选好一周的题目,到下 个星期天再来归纳总结。 起初父亲老生气,对我提出的问题都用他那惯常的“别缠人!”来作答。 但他逐渐又陶醉其中,工作活跃起来,也不需要我那些惹人厌烦的提问了。 1969 年在宁静的气氛中来临。“上面”没有想起我们。父亲对基里连科的反 击奏效了,看来决定不再沾父亲的边了。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 写回忆录,菜园,散步,照相,又是回忆录,电视,看书。就这样日复一日。 春天,父亲也干得跟前年刚开始写回忆录时一样地紧张。 我们多少安心一些了,但后来的情况说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父亲的回忆录 仍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这一切都在下一个年度充分表现出来了。 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表面上看同本篇叙述的题目毫无关系,但由于一系列情况。 它忽然牵连到回忆录的写作,并对我们今后的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我妹妹列娜从小身患重病。她年幼时从南方回来即患上系统狼疮——一种严重 的、现代医学尚不了解的不治之症。 妈妈和父亲为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无论请教科学界的巨孽还是求助于民间医术 都毫无结果——病情日益加剧。 60 年代后期,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列娜不能工作,行走困难。不过勇气和乐 观精神使她还能在别墅里侍弄蜜蜂和花草。夏天病情再次加重后,列娜住进医院。 疾病进入了一个严峻的新阶段——她双手痉挛,不能走路。情况十分严重。莫斯科 所有的名医,包括塔列耶夫院士、斯莫林斯基教授、纳索诺夫教授,早就给妹妹诊 治过,但未见好转。他们已无能为力。 廖瓦·波得罗夫(我外甥女的丈夫)当了几年苏联新闻社驻加拿大的记者,对 西方医学确信无疑,他建议到国外去作化验:说不定那边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诊治方 法呢。治疗的医生对此想法持怀疑态度,但并未提出异议。他们知道:已无治愈的 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会给亲人以充分的自由。问题是怎样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这时机会来了。 那时我见到自己的好友沃洛佳·巴拉波什金和列瓦兹·加姆克列利泽,谈话中 我为出现的问题而抱怨。列瓦兹略一思索后提出: “我看有办法。美国数学家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我去跟他们说说,也许他 们里面会有人愿意承担到美国一家医院作化验的任务。”尽管我根本不想同外国人 发生关系,尽管我宁可让自己人接受这个使命,但已不容我选择了。几天后,加姆 克列利泽在自己家中接待了美国客人。 我也应邀参加。我在那里认识了斯通博士。“这个人可以帮助你。”列瓦兹说。 我们谈得很投机。原来斯通同已故肯尼迪总统关系很好,他对父亲印象不错。 列瓦兹已经给他讲了我的问题,他不但愿意承担化验的麻烦,而且主动表示要找到 一位医生、胶原病专家,还要试试把医生请到莫斯科来。胶原病是我妹妹所患疾病 的学名。临行前,斯通博士带走了化验用样品,并答应很快来电话。 过了两个星期,他来电话说美国这方面的一位著名专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眼下正在欧洲。斯通同他讲好了一俟办妥旅游签证他就顺道来莫斯科。 问题必须很快解决,不要超出一两天的时间。美国医生的欧洲之行已近尾声。 他本应从维也纳回国。 老实说,在这次电话之前我并没有认真对待关于外国医生来访的谈话,这同苏 联公民习以为常的认识格格不入,而且这则消息对我说来有如晴天霹雳。第一个反 映是表示感谢和婉言谢绝,但我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便下了决心…… 然而我处在这样的地位又怎么去张罗签证呢?而且只有两天时间。正确的主意 突然出现——应当通过“上头”去办。唯一可以帮忙的人是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葛罗米柯。我并不怀疑他为人正直,不过也没有忽略掉此人极端地小心谨慎。 我们同住在一座大楼里,这也是增加见面机会的相当重要的情况。晚上我鼓起 勇气,打电话到他家,请他允许我为一件要事登门拜访。 当然,我的电话使他感到诧异,而且关于见面的要求未必会使他高兴,不过表 面上丝毫没有外露。他平静而好心地(仿佛这些年我们曾多次交谈过)让我现在就 去。我下楼到了他们在的楼层。葛罗米柯在他那套宽大住房的前厅里接待了我。屋 里还有他的妻子,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 我简要他讲明事情的原委,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很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也知 道妹妹的病情。他对我的要求持积极态度,用他那“O ”音很重的低沉嗓音说: “可以,这是人道主义的事情。我尽量帮忙。明天给我来个电话。”莉季娅· 德米待里耶芙娜经常保护他,使他免遭可能的不快,她插了一句: “安德留沙,这个问题你自己可决定不了。这需要取得同意。”安德列·安德 列耶维奇并不退缩,又重复说: “明天给我来个电话。”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什么问题要取得 谁的同意。 接见结束了。 第二天我往外交部给他打电话。我对葛罗米柯、对他做人的优秀品质没有看错 ——我去电话前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一封关于向美国教授发放签证的电报已 发往维也纳。 但事情半途而废。那位医生看来是害怕到人地生疏的莫斯科来。反正他拒绝领 取签证,从维也纳直接回国了。这一切都有人向葛罗米柯作了汇报,我去电话表示 感谢时,他说如果今后这件事情上需要帮助的话,他很乐意帮忙。 事后人们对我说,葛罗米柯曾主动给驻美大使阿·费·多勃雷宁发去电报,请 他必要时在给美国医生发放签证问题上给以协助。他所做的比我们要求的多得多。 我给身在美国的斯通去电话,讲了这段事情。他没有灰心。保证说会找到新的 办法。 “我去过贵国大使馆,那里答应给予优待。这是主要的。”他最后说。 我们当时不知道葛罗米柯去过电报。几天后斯通又来电话;要找的医生找到了。 此人经验和学识都很丰富。曾长期担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私人医生。而且他是 世界上胶原病方面最著名的临床学家。他愿到苏联。同妻子一起来。他岳母刚去世, 妻子很悲痛,他们很高兴换个环境。 “签证问题解决了。我国大使馆告诉我可以顺利地发给签证。你得支付往返路 费和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费用,算是给他的酬金,你还得负责给他安排文化方面 的游览。”斯通最后说。 我欣然同意。问题解决了。手续很快办妥,10 月底我便在舍列梅捷沃机场接 到个头不高、身材瘦小的哈维和他的夫人。莫斯科天寒地冻,白雪皑皑。 他们下榻在民族饭店。 不料会诊出现了麻烦——塔列耶夫和斯莫林斯基躲着不同美国人见面,费了不 少口舌才把他们说通。哈维教授经过仔细检查和对所有的(我国的和美国的)结果 进行鉴定后,得出了同苏联医生一样的结论。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明显地有 了改善。 美国专家多少使我们受到一点鼓舞,他认为情况没有预料的那么严重。 病情还可以控制住,而且可以活到高龄。遗憾的是这种病无法治愈,无论在美 国还是欧洲都治不了。 列娜没有活到高龄。她四年后去世了,至于教授是弄错了,还是遵照医德有意 安慰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 第一次会诊后决定再作一批化验,待化验结果出来后再行会诊。哈维要求再把 妹妹的血样送往他在美国的实验室——那里可以利用最现代化的仪器,也许会得出 新的结果。不过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可望得到新的结果。对他说 来一切都很清楚。 无庸讳言,我有些感到失望和沮丧——费尽周折,作了惊人的努力,却没有出 现奇迹。教授只是证实了我们原来听到的结论。 文化游览倒是很顺利。客人已去过剧院、博物馆、会议宫、兵器馆,到列宁格 勒玩了一两天。通过教区办公室安排了一次游览扎戈尔斯克的活动,在那里参观了 珍宝,并出席了隆重的晚宴。 国际旅行社给他们派去的女译员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是何许人也。我和列娜的 丈夫维佳尽量做到不让客人单独外出。女译员尤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经常把客 人带到某个地方去。我们那是去会诊,看来,这些出行让她感到可疑。 哈维夫妇在莫斯科的逗留已近尾声,父亲按照礼节邀请他们去作客。我同维佳 商量后(这事我们没有问过父亲)决定不让女译员去别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只是不想把外人往家里带罢了。 当天早晨去饭店时,我们对女译员说,我们要把客人带出去玩一整天,她可以 自使了。她很不高兴,但我们没有在意。按原计划先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参观了 宫殿。我们在当地饭馆里吃了午饭。这时我们才告诉哈维夫妇,赫鲁晓夫的别墅离 此不远,要是他们不反对的话,他想见见他们。客人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感谢。 父亲专为客人光临换上了西装。我们许久没有见他这样打扮过了,他平常都穿 便眼。他亲切地接待了客人。看来,哈维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很高兴在自己家 里接待这位美国医生。妈妈请大家入座:为客人的光临作了准备。这点我们没有估 计到,于是只好再吃一次午饭了。 席间话题不仅涉及医疗业务。父亲首先感谢哈维同意来莫斯科会诊。然后照例 谈到俄罗斯的冬天。外面铺着厚厚的一层积雪。不出所料,接下来谈话就转到苏美 关系。父亲回忆起自己的美国之行。他热情地赞扬这个国家及该国的人民。讲述了 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见。谈话无拘无束。值此隆重的场合父亲居然同客人为我们 两国人民的友谊喝了一杯白兰地酒。 父亲有两个心爱的高脚酒杯;一个又高又宽,能盛15 毫升酒。我早在基辅时 就记得它,另一个大而阔气。他喜欢夸耀这第二个酒杯,就象夸耀德国产的带把手 茶杯一样。酒杯里填满了玻璃,只在上面留出几毫米的地方供盛酒用。从远处看, 酒杯里象是斟满了酒。这个酒杯是美国大使简·汤普森的夫人有一次来别墅作客送 给他的,他说,赫鲁晓夫先生经常要出席宴会,遇到不得不频频举杯时,这个酒杯 很方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段故事,并让大家观看这个酒杯。这次也不例外。 午饭后大家来到门廊上,天色向晚了,哈维想利用落日余晖拍照留念。 我们就餐时也照过相。 自然,谈话中只字未提回忆录的事情。哈维根本不知有回忆录、父亲则不会想 到这个话题。我们回到饭店时天色已黑。客人对在前任总理家受到的接待特别满意, 让我们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万万想不到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哈维在苏联过得很开心。太太恢复了常态,心情愉快了。11 月7 日节日将至。 从一开始我就劝他们多呆两天,看看节日庆典,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把行期从 11 月6 日移到8 日。民航没费什么周折就把机票改签了。 客人6 日启程一事是尽人皆知的。行期变更则无人觉察。谁会对早一天晚一天 走感兴趣呢?实际上后来才知道,这两天注定要起特殊的作用。 没有给哈维夫妇搞到进红场的票,不过我对他们进行了安慰;民族饭店的窗户 就朝着高尔基大街,我们不出房门几乎什么都能看到。我准备弄一台便携式电视机 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活动了。当时决非每个包房都配有电视机的。 节日那天到饭店必须早早地赶在七点以前去,晚了没有通行证就过不去。我带 了好多东西:除电视机外还有两个俄式茶炊,是我们送给哈维夫妇和斯通做纪念的。 赶上过节大家都在家里呆着,维佳也挺忙。一位朋友主动来给我帮忙。临走时我又 拿了一本书,万一客人正睡觉我可以在大厅里看看书。 哈维夫妇已经在等着我们。大家喝过咖啡就欣赏起茶炊来了,但这时值班员来 通知说,检阅时不能呆在房间里。必须离开饭店到外面去。她没有说明理由,不过 我们并未特别沮丧:节日里都情绪极佳。大家来到饭店的门廊上去看阅兵式。在寒 冷的空气中站了很久。个个都冻坏了。阅兵式结束后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哈维夫妇十分满意,他们兴致勃勃地相互交换观感,开着玩笑。哈维先生讲述着自 己的观感,预感到把很有意思的来自俄国的照片向自己国内的朋友展示时的欢乐。 为了暖暖身子,我们定了一小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几碟小菜,让服务员送到房间。 电视打开了。舒适而宁静。 很快哈维就要同自己的病人见最后一面并提出最后的医嘱了。晚上我们的客人 打算去大剧院看戏,明天就启程回国了。 “统统留在原地别动!!!我们掌握了你们从事有损苏维埃国家的活动的情报! 不许动!!!”我们听到粗暴的吆喝声。 几条汉子冲进房门大大敞开的室内。陪同他们的是一位女负责人。 为首的那位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工作证,他叫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 拉斯卡佐夫,他态度稍微平静一点地重复道: “由于你们的反国家活动,我们要对你们进行搜查。出示证件,留在原地别动。” 没有出示搜查证。我忘记了这个必要的手续,哈维夫妇则根本不知道我们都有些什 么规矩。关于苏俄制度的最阴暗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大概此时此刻他们都后悔不 该同意来此旅行吧。 教授比其他人都清醒得早一些,他很有礼貌但是态度坚决地要求让他同美国使 馆取得联系。他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 让我们面壁而立,挨个搜身。从衣袋里掏出所有的私人物品,并细心察看。然 后开始对饭店的那间客房和我们客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搜查。 我清醒过来后,问他们究竟找什么。拉斯卡佐夫没有作答。 他们翻寻了床铺、手提箱、搜遍了所有的橱柜,仔细察看马桶,又把我带去的 书翻阅了一遍。甚至对电视机也发生了兴趣,想把它拆开。我不肯干,他们自己又 下不了手,只好透过机体上的栅栏仔细看了看里面就算完事。不速之客的决心稍稍 减弱了一些,在马桶里搜寻的那位恶狠狠地说:“没有,什么也没有。来晚了一步。 东西已经转移了。”电话铃响了——这可能同大剧院的戏票有关,要不就是妈妈打 来的,哈维很快就要同她见面。“不许动,不许接电话。”拉斯卡佐夫大声呵叱道。 他本人也不去接。 这时我的朋友活跃起来了:“你们该不是找这玩艺儿吧?”他指指门上锁孔里 翘着的一张什么纸。 拉斯卡佐夫凶神恶煞地瞪了他一眼。“我又不知道你们要找什么。我是想给你 们帮帮忙。”我的朋友辩解道。 拉斯卡佐夫终于屈尊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在从事间谍活动。”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说。 最有趣的是我居然相信了!……没有完全相信,但是相信了搜查一无所获,只 有哈维博士十分珍爱的照相底片可以凑数。 我们的“客人”简直感到自己很不自在了,说话的口气也大变。拉斯卡佐夫表 示抱歉。说他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然后请大家坐到桌旁,他开始写什么东西。原 来这是张简短的字据,其中提到我们,某某人某某人,对国家安全机关所进行的搜 查没有任何意见。 我和我的朋友被刚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我们对于一切都“圆满地”结束觉得 幸运,便点头应允。美国人也在我们之后不大情愿地表示同意。他们不了解我们国 家的游戏规则。 拉斯卡佐夫让我亲手把字据抄写一遍。我机械地照办了。每个人都签了字。 “客人们”走了。拉斯卡佐夫把我拉到走廊里。 “您是明白的,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人很危险。”他重复道。 我点点头。 “底片上要是没有不准拍摄的镜头,我们明天上午就把冲好的底片送来,我过 两天给您去电话,”他的口气又坚决起来。“请您千万不要把他们请到家里去。再 见。”我回到客房。我的朋友匆匆告辞了。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不知道我们 当中谁最觉得扫兴。我开始安慰哈维夫妇,胡诌些什么人人都可能弄错之类的话。 特工机关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不过也可能搞错。 看来,我的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再说表情也欠佳。哈维又反过来安慰我说: “赫鲁晓夫先生,我在秘鲁工作过几年。我看那里的情况比这儿还糟。 您别难受。我明白,您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向您担保,我回国后不会向新闻 界透露任何消息。”我确实不想声张出去,便表示感激地微微一笑。我们渐渐平静 下来了,但哈维在房间里呆不下去。 “我一挨到这些东西就厌烦。咱们离开这儿吧。还有您母亲和妹妹…… 她们要到这里来,这真是太可怕了。把谈话改在您家里进行吧。”他央求道。 我记着拉斯卡佐夫临走前所说的“千万不要……”。我无论如何不敢违反,因 此便支支吾吾地说: “我家里没有收拾好,妈妈也准备到这儿来。还是照原定计划吧。”他全明白 了,只是眼睛露出忧伤的笑意。 妈妈抵达前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同妈妈和列娜的最后一 次谈话草草地结束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脑子里老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我 们没有提到“客人”。我过后也没有讲过此事,我不想让亲人感到不安,不愉快的 事本来就够多的了。父亲、母亲、妹妹都已先后谢世,他们至死也不知道那天发生 的事情。 临别前哈维提醒说,最好在他的实验室里再化验一次血样,并让我托便人把血 样捎去。 次日早晨我同维佳去送客人。底片照拉斯卡佐夫的允诺早上就归还哈维了,全 都冲洗好了,只坏了一张。会精打细算又刻板的维佳仔仔细细地把茶炊捆好,使之 经得起长途旅行的颠簸。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到了海关,哈维的手提箱翻了个底儿朝天。开始在大厅里整治他们,后来又不 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要搜查吧。在舍列梅季耶沃老机场,透过把大厅隔开 的栅拦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检查程序。茶炊退给我们了,说是没有文化部的证明书 不能放行。必须具有茶炊并非艺术珍品的结论。 备受折腾、疲惫不堪的哈维夫妇终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同我们挥手告别 就去上机了。对他们说来“俄罗斯奇遇记”结束了。如今他们在家里可以添油加醋 地向友人描述这一切,把南美的警察作风同俄国的警察作风相提并论。而我们还有 未了的事情。必须找到给哈维带血样去化验的办法。 起初一切都显得简单。11 月初尤利·沃龙佐夫要飞华盛顿,他过去是谢尔戈· 米高扬的同学,如今则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副手。我同他有些认识。沃龙佐 夫欣然同意满足我的请求。况且他曾参与安排哈维的莫斯科之行。 不料又出现了麻烦。沃龙佐夫的夫人法因娜在启程前一天惊惶而吃惊地对我说 : “真是破天荒了!专门把我们集中到外交部,提出警告:谁也不许往美国带东 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准为第三者带东西的规定久已有之,但通常都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与法因娜不同,问题出在哪儿,我马上就明白了:是拉斯卡佐夫他们那个机关 设置了新的障碍。所指的并不是第三者的东西,而具体就是我的东西,因为化验血 也许只是个借口,而那里…… 我终究还是说服了沃龙佐夫夫妇。他们带走了盛有血样的暖瓶,暖瓶送到了指 定地点。 几天之后我同哈维通了电话。他说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化验结果他已通过 邮局寄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化验结果我当然没有收到。 看来,它们是保存在为我而设的专案文件中了。 12 月底,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见面。他再次提醒我, 斯通和哈维都是老牌间谍。我如果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应立即向他汇报,他特地留 下了电话号码。 所谓狡猾的赫鲁晓夫欺骗了所有的人,利用列娜的病和身边人员的轻信来达到 把回忆录送到国外去的目的这一说法,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过。 当时曾传播了其余波至今犹存的如下流言:哈维曾漫天要价,硬要父亲给他回忆录 作为此次治疗的报酬,不错,西方(和东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包括了哈维返国以后 那个时期的口授材料,但这一情况却原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 11 月发生的事情不仅给我们,而且也给帮助邀请哈维的人以及与此事毫不相 干的人都带来了许多不快。加姆克列利泽院士不让出国了,斯通也不准来苏联。这 些禁令直到前不久才取消,我怀着欣慰的心情在报纸上看到,应邀出席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招待会的美国学者中,也有斯通博士。时代不同了, 他不再被当成“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 我还得知,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那些曾帮助办理哈维的入境签证的完全无辜的 人们也曾身受其害。我想,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也受到了连累。邀请 医生可是他一手批准的啊。我始终没有机会向他说明情况。这使我十分难过。 我那些当时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熟人都被辞退,尽管他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斯通和哈维这两个人。诚然,他们到其他机关去都安排了不错的工作。 我想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向所有这些人深表歉意。 茶炊始终未能交到收件人手里。维佳久久无法搞到证明,他处处受到刁难,人 们象踢皮球似地让他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在一次同拉斯卡佐夫谈话时我稍微 提了一下往美国寄送茶炊和维佳的漂泊历险故事。他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他脸一 沉,恶狠狠地说:“你们者惦记着这些茶炊。你们那么起劲给美国佬寄这玩艺儿干 吗?”可见,他们仍然认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茶炊。茶炊是到不了美国了。我们的 这些庇护人究竟怕什么,我猜不透。也许他们怀疑里面放着缩微胶卷吧……。 ……1969 年,回忆录已是摸得到见得着的东西了。这已经不是零零碎碎的纸 页或者章节。我们手里有经我加工近1000 页手稿,时间跨度为从30 年代初到斯 大林去世和逮捕贝利亚。并附有对父亲生平中某些片段的描述,如加勒比海危机, 苏共二十七大,日内瓦会谈,关于总参谋部,战争回忆录,同中国关系的思考,等 等。 这一切都装在几个文件袋里。 1969 年夏天父亲读了这些材料,说了他的意见。他远非处处满意,尤其是文 学方面不大满意。 我决定找个能承担文学加工任务的专业作家。工作量很大,决不是每个作家都 愿意承担此事。再说父亲也不是那样的人物:跟他一起工作,当时无论在精神上和 物质上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同著名的电影编剧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特鲁宁要好,有一天我向他讲起 面临的困难。他提出承担文学加工的任务,他说,尽管这是一项大工程,而且此类 工作报酬很高,但他分文不取。办法找到了。我把我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给了瓦季姆。 他看完后,向我要原稿。我给了。瓦季姆把我的编辑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他说,全 得推倒重来。 我有些感到委屈,我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啊,不过我明白,难以同专业 作家竞争。特鲁宁开始工作了。我也没有丢下自己的那份活,继续修改洛拉送来的 稿子。 我把同特鲁宁协商的结果对父亲讲了,他有点担心: “你敢肯定他不是间谍?可别叫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保证 说,我早就认识瓦季姆,他是个正直可靠的人,我的好朋友,对父亲有好感。父亲 放心了,他相信我。 顺便说说,当时我没有对我们的工作保密,我认为既然当局从窃听中知道父亲 在口授,那就无需保守秘密了。我同当时经常交换稿子的洛拉定期通话,讨论工作 上的所有问题。 在新的1970 年,父亲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看来他已经被遗忘了。除 其他习以为常的事情外,他继续口授。诚然,他的健康状况有些恶化: 他明显地衰弱了。定期为父亲检查身体的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 比克警告我们说,父亲的血管严重硬化。 “这样还能活许多年,”他说了一句标准的安慰话,接下来通常是严厉的警告, “也可能随时死亡。医学在这里无能为力。”父亲对疾病不大注意,他尽量不去理 睬它。春天一到,他就开始了春季的忙碌:计划从别墅往下边的草地铺水管,以解 决菜园的灌溉问题。他同干其他事情一样,专心致志地开始了这项工作,全身心地 投入进去。他整天搬水管,往水管上绑麻丝、涂漆,把水管拧紧。工作给他带来了 乐趣。他象往常一样地开玩笑说:“我的钳工手艺用上了。你们就不会。你们都学 了些什么啊?”天气转暖后,回忆录的写作几乎完全撂下了。 5 月29 日天气象7 月一样酷热。干活很艰苦,但是到了除草和翻地的时候。 父亲扛着锄头前往菜园,在那儿忙乎到中午。他回到家,没吃午饭,抱怨说身体不 舒服,心区疼痛。他在屋里走了走,希望疼痛会止住。却没有止住。把医生叫来了。 别祖比克确诊为极其严重的心肌梗塞。父亲被立即送往位于格拉诺夫斯科耶大街的 医院。开始了心神不定的等待的提心吊担的日子。 别祖比克解释说,父亲必须长期住院,得住几个月,但头十天最危险,什么都 可能发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我们正竭尽全力,”最后他以这句套话作结。尽 管他说的是老一套,他的话却对我起了安慰作用。他利用自己的医院主任医师的权 力给我开了个出入证,我每天任何时候都可自由出入。 只不过他警告我说,不能让父亲激动。激动会对病情产生不良影响。 我每天都去看望父亲,有时白天去,有时晚上去,在他那儿呆上一两个钟头。 天气炎热,但病房里凉爽宜人——开着空调器。早在30 年代初为克里姆林宫医疗 卫生局修建的旧楼不久前搞了一次大装修。 父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不准他看书,他便沉思默想。我试图让他开心,给他 讲家里的各种新闻,讲回忆录工作进展情况,讲我做什么,特鲁宁又做什么。 床边放着一台仪器,导线通到病人身上,荧光屏上不断描绘出曲折的心电图绿 线。病房里老有一名护士值班,病人情况严重,只有我来探望时,她才出去一小会 儿。 父亲不喜欢他所说的白白打发光阴。他把我的探望也算在此列。他开始假装生 气: “你往这儿跑什么?你是没事可干了吗?白浪费时间,还影响我。我在这儿老 是挺忙:一会儿输液,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医生查房,一会儿量体温。 就没有时间感到无聊了。”不过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我的探视让他高兴。当 然,妈妈和姐姐妹妹都来看过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病人开始康复。不再提死亡的事了。我牢记着别祖比克关于 千万别让父亲激动的话,因此我同他的谈话充满了乐观主义。 与此同时,事态又开始严峻起来。看来,开始了一个缉查回忆录的新阶段,也 许这一缉查打从哈维夫妇来访后就从未中断过。 第一批警告是春天出现的,当时父亲还很健康。起初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怎 么认真。一切都很象是一部蹩脚的电影。至于并非平安无事,我是4 月底才得知的。 我们这个处里有个叫沃洛佳·利西奇金的年轻人,他招人喜欢,老是笑嘻嘻的。 他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跑进我们房间。沃洛佳显得特别慌张。他把我拉到角落里, 用神秘的耳语声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吗,有人在盯你的梢!!!”我不相信。 尽管前面发生的事情本该使我学会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吃惊的,这样的事情却还是想 不到。对间谍、刑事犯盯梢,那是因为他们逃避法律的惩罚。可干吗盯我的梢呢? 回忆录?肯定是的! 沃洛佳接着说: “你一小时以前在列宁大街上走车,就是在大街尽头的地方,是吧?”“对啊。” “你瞧。我坐出租车匆匆忙忙往编辑部赶,要拿走打字的手稿。司机正好很健谈。 他说:‘你想看看对汽车是怎么盯梢的吗?这两辆‘伏尔加’正盯着那辆汽车呢。 ’我一看就惊呆了:那是你的车号。我们在后面跟着,我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一辆车在超你的车,一辆车落在后面。后来他们交换了位置。他们是在缉查回忆录 吧?”他以其特有的好奇心问道。 单位上人人都知道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改父亲的稿子上面了。利西奇金的问题 中没有任何造反的成分。我没有回答,只是感谢他的提醒。 若不是利西奇金,我就根本不会想到去注意大街上我周围那些挤来挤去的汽车。 一切都会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诚然,我知道了此事后情况毫无变化,没必要 躲躲藏藏,谁也不打算逃跑。我决定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必向我的跟踪者说明他 们已经被发现了。 这是谁呢,肯定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所为。 我决定拿盯梢来寻开心。我让好奇心控制住了。老实说,我对所通报的事情有 一种小孩的心理。我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对于如何搞盯梢觉得挺有意思。我 能马上发现吗?怎么从车流中分辨出跟踪者呢? 脑子里全是侦探片里的那些情节。眼前浮现出特别卖座的影片《死亡季节》中 那个勇敢无畏、有点滑稽,从不张皇失措的巴尼奥尼斯及其跟踪者。 我就是这样去“追捕”的。 我驱车在列宁大街上行驶,开得很慢,再慢一点,不到每小时40 公里的速度。 有了!一辆伸出两根天线的灰色“伏尔加”跟在我后面,我的车速跟乌龟爬行差不 多,所有的汽车都超过去了,它却象粘住了似地在后面慢慢行驶。它终于按捺不住, 也超过去了。我记下它的车号。我把车停在路边,后面一辆伸出两根天线的蓝色 “伏尔加”不慌不忙地拐进胡同。一分钟后我启动了。我几乎不朝前看,只是通过 后视镜看后面,果然不错。那辆熟悉的“伏尔加”从胡同里爬了出来。 我仍然把这一切都当成儿戏,我开始开慢车,老在找“它”何时出现。 我多半都能认出跟踪者,不过也往往有同时怀疑几辆车的时候。 还有换装的花招。5 月份有一天我去莫斯科军事工学院上课(我至今已在该校 授课25 年了)。后面有一辆可疑的“伏尔加”。我仔细一看:一个男人驾车,旁 边是个身着短衫、头发梳得又光又平的姑娘。是他们吗?我甩开这辆车,往左一拐, 沿着医院桥穿越亚乌泽河,停在一所学校旁边的汽车停车场上。我下车等着。一个 人没有。突然那辆熟悉的车疾驶而过。驾车的仍是那个姑娘,只不过身着高领绒线 衫,长发披肩。小伙子坐在旁边。我认出了姑娘——就是他们!我在好奇心得到满 足后,就去上课了。 我决定暂且什么也不对父亲讲,不想让他激动。他无法对事件施加影响,而中 断回忆录写作又并非明智之举。况且那样一来就说明我们害怕了。 事情层出不穷。看来在单位上已进行过搜查。我发现写字台抽屉里一卷在别墅 拍好的柯达彩色胶卷不翼而飞。我国当时没有人冲洗这种胶卷,它已经在抽屉里放 了将近一年。我决定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我沉着地关上抽屉,没有声张,也许我 的邻座就有知情者。这是完全可能的。 忽然管理处下了指示——马上检查并汇报打字员上班时间是否在打外稿。看来, 是决定在研究所内假他人之手进行检查,以免泄密,却没有估计到这项工作在我们 处要通过处长,也就是通过我来进行。 我问心无愧地报告说: “没有打外稿。我进行过必要的教育工作。”我们的打字员确实没打任何外稿。 一位我很熟悉的专职打字员讲了她周围开始出现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前两天她忘了 什么东西中途回家,见楼门口有一些陌生人在忙活。这些人发现她后就匆匆爬到上 面一层去。开始按上面那家的门铃。我安慰她说:不必害怕,这是你自己神经过敏。 我自己是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在检查,想查明家里有没有回忆录。回忆录不在 那里…… 心情一天比一天糟糕。暂且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可他们很会找。查我们这件事 甚至不需要特殊的职业技能。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洛拉那里去。他们如此不厌其烦地 要寻找的东西,恰好就在她那里放着。洛拉当时生病住进了医院。她在医院里当然 不打字了。七月底我打算去看望她,顺便把所发生的事情给她打个招呼。 当天陪伴我的是一辆浅蓝色“伏尔加”。我发现它停在医院的围墙旁边。 车上的人没有下来。我同洛拉在这幢古色古香的建筑周围的公园里散步。我向 她介绍了所发生的事情,尽量不吓着她。未了我把停在墙外的汽车也指给她看了。 “这辆车我认识,”洛拉突然打断我的话说。“我已经在这儿看见过它。 两天前我们正在打乒乓球。周围全是自己人。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一名又高又 瘦的男人,他身穿灰色胶布雨衣,头戴宽边大礼帽。他有点古里古怪,简直就是电 影里的侦探。他在这儿转悠了一阵,不知为什么老看着我们,后来就很快溜掉了。 过去我从来没见过这号人。当时我丢下球拍跑到围墙旁边,我一看,这个戴礼帽、 穿雨衣的人物就坐在一辆浅蓝色‘伏尔加’里。他马上开车走了。不错,就是这辆 车。”洛拉吓得不得了。 我决定安慰她: “没什么可怕的,来个一次两次就不会再来了。我们又没有干什么不体面的事 情。他们要是想弄清谁在打回忆录就由他们去吧。这方面没有什么秘密。他们要是 不搞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侦探片,直截了当地问我,那我就如实回答。有什么要隐 瞒的呢?”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自己也并不象表面上尽量装出的那样沉得住气。 看来是在酝酿着什么行动。可究竟想干什么呢?有一点很清楚:他们已经知道 洛拉的事情了。 就在我看望洛拉的几天之后,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再次给我 来电话。他很客气地要求见面,说是有些细节要弄清楚,我一点不反对,就痛痛快 快地答应了。 “我们这里并不方便,”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指的是捷尔任斯基广 场上的大楼。“要是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在莫斯科饭店恭候。”他说了楼层和房号。 以这种方式见面我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好奇,还有点害怕。我登上那层楼,服务员 给我指明应进哪道门。这间客房与我在这个饭店里看到的其他房间并无二致:一间 卧室带一间客厅。 除拉斯卡佐夫而外还有一个人。他自我介绍说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说话中他仔细注意着我的每个动作。问题原来都是日常性质的。看来,他俩对答案 兴趣不大。我没有全都记住,不过我觉得有些话值得注意。 “您那儿有斯通和哈维的新消息吗?您同哈维还在保持联系吧?”叶夫根尼· 米哈伊洛维奇开始问道。 我一点也不打算隐瞒。 “斯通那边没有消息。我想,他除了我就已经够忙的了。至于哈维嘛,我同他 在莫斯科约好了寄妹妹的血样去化验。我曾经设法跟他通话,可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只听清了他要把化验结果邮寄过来。可是我什么回音也没有得到。我们很为这件事 情着急。它关系到列娜的健康。”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表示了一番同情, 却没有要提供帮助的意思。 “谢尔盖·尼基季奇,”他的同僚突然问道,“请问您认识一个叫阿尔米塔日 的人吗?他没有同您见过面?”“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倒是碰见过,当然我不能说这 就是您所感兴趣的那个人。11 年前我陪父亲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的代表阿尔米 塔日陪我一起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那里有个蝴蝶收藏家,我很想见见。蝴蝶是我 的嗜好,”我解释说。“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我 感到吃惊。现在提这个干吗?应当说,关于阿尔米塔日的问题后来也有人向我提过。 我真不知道,他们因为我的关系怎么会对阿尔米塔日这样感兴趣。即使他是特工机 关的人,这里也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他同我的交往仅仅限于外交礼仪的范围以内。 诚然,过去只要有这层“关系”就绰绰有余了。不管怎么说,我自1959 年以后再 没有遇见过阿尔米塔日。 “他眼下在莫斯科,在大使馆里工作,”我的谈话对方接着说。“跟斯通一样 的老牌特工。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里挺卖力的间谍。万一他找到你,就马上向我们 报告。”我同意了。 “那些记者对您感兴趣吗?”拉斯卡佐夫问道。 “不感兴趣。”“他们要是对您感兴趣,就向我们报告。”“好吧。”实际上 这就是全部谈话内容。 直到分手时才把主要问题提了出来,仿佛是捎带着顺便提出的。 “对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叶夫根尼·米哈伊 洛维奇问道,他的同伴紧紧盯着我。 “谢谢,没什么。现在他生病住院,所以谈不上写作。”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将近两个星期过去了。1970 年7 月11 日,星期六,我同妻子正打算去作客, 已是傍晚时分,电话铃响了起来。 “谢尔盖·尼基季奇,您好。我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我们需要马上同 您谈谈。您能够同我们见面吗?”今天找我谈话很不是时候。而且我们刚刚谈过话 没几天,其实也没有谈什么。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今天是休息日,您搞得我措手不及,我正要去作 客。咱们下星期再说吧。”“不行,”他赶紧说道,“事情特别重要。出了一些事, 电话上我没法说。我求您了。”“好吧,”我妥协了,”我马上过去。”“谢谢,” 拉斯卡佐夫很高兴,“直接到门口来,有人在门口接您。”在所有苏联人都知道的 卢比扬卡那座大楼的铸有独出心裁的花纹的大金属门门口,不久前曾在莫斯科饭店 与我谈话的那个人确确实实在等我。他领着我通过一道道岗哨,来到要去的楼层。 我们走进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在哈维夫妇的那档子事后我 已经到这儿来过。 拉斯卡佐夫从桌旁站起来。一副殷勤好客的模样。我们寒暄之后一一落座。我 的向导坐在我对面。所有这些接待都已十分熟悉。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又是老 调重弹。几天前我们已经详细地谈过一切。又是斯通,阿尔米塔日。尼基塔·谢尔 盖耶维奇的身体如何?还问了部回忆录的事情。 我大惑不解,这些有什么紧急可言呢?出什么事了?是他们无事可做了吗?当 然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声儿,我著无其事地回答他们的问题,看看下文是什么吧。 “谢尔盖·尼基季奇,我们首长想跟您谈谈,您不反对吧?”“哪能呢。他是 谁啊?”“副局长。”我们从办公室里出来,顺着楼梯往上爬了几层。叶夫根尼· 米哈伊洛维奇敲敲紧闭的门,把我让到前面。这间办公室稍大一些,但也不算大。 靠右边窗户是一张写字台,左边靠墙是一张开会用的桃木大长桌,桌子中间绷着绿 呢子——典型的斯大林风格。 一位约莫45 岁到50 岁之间的面目清癯的人从桌旁站起来,看上去象是个有 知识的人。 “您好,我叫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请坐。”我们在长桌旁坐下来,这回叶 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成了第三者。又开始了关于生活和工作的“世俗”谈话。这 时我插了一句,说两年前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把我从特种设计局调到研究所来了。 “您在新单位工作得如何?”办公室主人问道。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 掌,就连我的调动看来也不无他的参与。 当时我在研究所里已经搞熟了。我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喜欢这里的人。 因此我回答说,我没有意见,而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对工作单位变动感到满意。 我没有进一步说明。我的回答使他感到满意:跟一个心怀不满、愤愤不平的人更难 达到相互理解。 他终于讲到正题: “谢尔盖·尼基季奇,请问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眼下放在什么地方?” 我警觉起来——开始了。在此之前在考虑行动方案时我就决定不谈假话。要是前后 不一,那就更糟。再说一个天真的不大聪明的老实人角色更适合我这张面孔。而主 要是我没什么必要隐瞒。 “一部分回忆录放在我这儿,一部分放在别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保险 柜里。”“您知道吗?”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压低声音,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 子,“我们得到情报: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想偷走您那儿的回忆录。您是怎么保管 的呢?”一切都清楚了。他们的论证手法竟如此粗浅,使我颇感吃惊。 “我放在密封的书柜里,不过这当然不是主要的。我们那个楼里住着政治局委 员。有克格勃严加把守。门口有岗哨,还有流动哨。外国间谍想钻进大楼偷走我的 材料,就好比钻进你们这座大楼一样地困难。”我居然开起玩笑来了。 “啊,您知道吗,对行家来说警卫和门锁都不在话下。我的保险柜也不是百分 之百地保险……”接下来他又继续打官腔,说鉴于这些回忆录具有重大的国家意义, 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康复后派秘书和打字员各一名去帮助他继 续写作。 然后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我保管的那部分材料交给他们,理由是:国 家安全机关是中央委员会的左右手,这点父亲也不止一次他说过。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得到中央批准、受中央委托才做的。材料放在克格勃更加安全,而且可以肯定 不致落入外国谍报机关的手中。 “我完全是以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同您正式谈话。所有材料都会完好无损、 一五一十地还给您父亲以便继续写作。”我的谈话对方最后说。 我拼命开动脑筋想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对策,然后我犹犹豫豫地回答说,他 搞得我左右为难,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住院。我没法跟他商量,医生严 禁使他激动。回忆录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不能不经他许可就交出来。 不过看来他们的全部用意就是我不去找病中的父亲,至于对付我他们是不成问 题的。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果断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可没有人说要上交呀。说 的是在父亲康复前换个地方临时保存嘛。 我又重复说,我无权处理材料。不过既然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对此事如此重 视,那么我至少要求见一见尤里·弗拉基米罗奇·安德罗波夫。我想听到他的亲口保 证。再说我同他也很熟悉。我补充说,我始终十分敬重安德罗波夫,认为他是个聪 明的有知识的人,因此我相信他是不会自食其言的。 谁知这个要求并没有使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猝不及防。 “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根本不可能。他外出了。是去同选民见面,”他耸 耸肩膀。 我默默地点头。他们两人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我想,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寄的话当然不足信,却又无法拒绝他们。假定说我 表示拒绝,他们就此罢休的可能性极小。他们这伙人我是知道的,材料随时都可能 被所谓的“外国谍报机关”偷走。那样一来我就更找不到线索了。而且我还要为这 事吃官司另一方面,关于中央愿意帮助的表示也很诱人……我同父亲曾不止一次地 讨论过这种方案……他对基里连科也提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没有得到父亲 的许可仍然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承担起这样大的责任!……父亲可是拒绝了基里 连科的要求啊……不过,当时可说的是不准写回忆录,而现在……可谁来担保呢… …?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您干吗不说话?”他阴沉着脸问道。 “我正在考虑我该怎么办……”“您没有别的出路!”他脱口而出。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以责备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助手。我微微一笑。 “嗯……我暂时倒还另有一条出路。”我指指房门。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不安起来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主意由您自己拿。我们不过是提醒您现在的形势和可能 引起的后果罢了。”两人的表情都很不安……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换了个话题,他谈起了美国,他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不 久前才回国,他谈起自己的观感。归结起来是,在美国过日子不如在苏联。食品的 味道也欠佳:全是冰冻过的。我机械地点点头,脑子里想着别的事呢。 我设想着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现在不交出材料,他们就不会罢休,就要查找, 只有上帝知道会怎么收场。不会让你写下去。洛拉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了。另外找个 打字员未必能办到,他们会不遗余力。要是交出材料,那他们多半是不会再查找了。 那就可以等上一段时间再继续写作。而且大概到了发信号让那边出版的时候……跟 父亲谈谈多好……不,需要下个决心。我要是交出材料,他们就会感到满意——觉 得自己打了胜仗,而且立即向上面报告。父亲那边我设法把情况讲清楚。总之,经 过这番思考之后我决定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于是我忽然觉得轻松了。 “好吧,”我说。“我考虑过了。既然外国谍报机关确确实实在猎取材料,那 就把材料暂时放在你们这里吧。你们不是说这样更保险吗。”这时我想起要马上回 家去取文件袋和磁带,可妻子正在家等着我去作客呢。还得解释一番,这是我最不 愿意干的。 我天真地要求把移交材料挪到明天,自然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敌人那骇人听 闻的阴谋诡计。他们只等着今天夜里最终实现肮脏的意图。无法可想。 我同意了,不过又提到这种情况下无法预料的事情:部分材料在打字员列奥诺 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那里。 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部分材料已在我这几位好客的主人手中——他们已 用很短时间到她家里让她交出来了。 “这是欺骗行为,”我脱口而出,“你们没有权利。你们只能通过我采取行动。” 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尽量消除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他说,他理解我的气愤心情, 但时间不等人。每分钟都很宝贵。现在掌握了权威性的情报,外国谍报机关眼看就 能把这些材料偷到手。 最后这条理由把我彻底“说服”了,我开始进行“合作”,我说还有一部分材 料正在我的朋友、电影剧作家瓦季姆·特鲁宁那里进行文学加工。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特鲁宁!诚然,近几个月我同他很少见面。 我的对方着急起来。 “他住哪儿?”问题紧跟而来。 特鲁宁常换地方,租房住,不久前地址又变了。他住在华沙公路上的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电话号码。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记下号码,走出房门。 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特鲁宁不在莫斯科,下星期才回来。然后问我,材料 交给他有多久了? “1969 年秋天。”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点点头并考虑一下,他建议在特鲁 宁同志的住所外设岗。只要他一回来,我就得把材料要过来,再交给我的谈话对方保 存。 我同意了。 还有最后一道手续——交出我的材料,让他们打个收条。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跟您去。”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作出决定。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我所住的大楼。我登上六层,尽量不弄出声响,悄悄走进房 间:我不想费口舌向妻子作解释。我打开柜子,感到一阵痛楚:我往这些材料里倾 注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实在不想把它交出去。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装了两大包材料和录音带。 我们回到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的办公室,他们桌上已经放着从洛拉那里没收 来的材料。这时,我在录有父亲回忆录的若干大盘录音带中还发现了一盘稍小一些 的。我完全把它忘掉了…… 大约一年以前我根据自己的草稿把关于我偶然成了见证人的1964 年十月事变 的讲述录了下来: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桌上正好放的是这盘带子。 我焦急不安起来:我怎么会忘了呢!我相信父亲回忆录的内容不会引起当局的 反感。因为他讲的全是“陈年往事”,现今的领导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至于我的那 盘录音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讲的是不久以前,1964 年10 月发生的事情。 现任高级领导人都在其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而且,最后援引了我认为是显而 易见的结论:所发生的一切同党的原则性政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 而已。 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父亲录的磁带即使不在中央,至少也要在克格勃机关启封, 并且会受到仔细的研究。那样一来,我的这盘磁带逃不过他人的耳目了。我拼命地 动脑筋:怎么办呢?只有希望出现奇迹了…… 不错,我曾绝望地试图拿走自己的那盘磁带,声称这一小盘磁带是放错了地方。 这里录的是我的笔记,我请求把磁带还给我,甚至已经伸出手去要拿那盒磁带了。 然而,没有人打算归还我什么东西。不仅如此,我的疏忽还在无意中使人们注 意到这盘磁带。由于我自己干的蠢事,全部材料中只有我的磁带受到了研究。这一 点我是后来才弄清的…… 我们三个人对材料进行分类,一类是经过加工的材料,另一类是草稿和由我按 年代顺序编上号码的录音带。又计算了总页数和磁带总数。 “开个收据,我们把名签上就散了吧,”我疲惫不堪地请求道。 “不行不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反对。“您自己亲笔写吧。”我 同意了,并且提出了大致如下的写法:“为了保证完好无损并防止被外国谍报机关 攫取,国家安全机关要求我向他们交出我父亲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 回忆录……”然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的措辞不行,他提出了他自己的 方案。最后的文本是这样的: “1970 年7 月11 日赫鲁晓夫,谢尔盖·尼基季奇应国家安全机关代表的请 求,为了保证完好无损和万无一失,将包含有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 忆材料的录音带和文字材科交来保存。材料交给波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和 拉斯卡佐夫,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直径13 厘米的录音带18 个,直径 18厘米的录音带10 个,打印材料16 卷宗,总计2810 页。此外,曾应我的要求 为回忆录打字的费诺格诺娃,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交给国家安全机关6 大盘录 音材料和929 页打印材料。我于1969 年秋天将一部分打印好的材料,数量为十卷 宗,约为回忆录的一份半交给作家特鲁宁,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进行文学加工, 这部分材料也将在他返回莫斯科后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保存。 除上述人员外,材料未曾交给其他任何人。以上材料将在作者康复后归还作者 本人。1970 年7 月11 日。”签字:维:波波夫、叶·拉斯卡佐夫、谢·赫鲁晓 夫。 波波夫叫来秘书,吩咐把收据打出来。在等待打印的工夫,我们喝着咖啡,说 些一般的话题。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无法掩饰顺利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不过叶 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的高兴心情更是溢于言表。 谈到回忆录,一致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维克托·尼古拉耶 维奇再次强调克格勃只按中央的指示行事,它的一切行动同中央完全协调一致。他 再次提到那个论点,即就连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在说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也 曾强调指出它是中央的左右手。然后话题转到美国。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再次抱 怨说,美国的食物不如苏联的味道好。总之,在那边工作很苦,老是有盯梢,老在 紧张中度日。 “没什么,盯梢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习惯就行了,你们对我盯梢了多长时间啊, 我也没出什么事。”我挑逗道。 我的两位谈话对方脸上现出了不安的神情。 “哪能呢?我们从来没有盯过您的梢。那不过是您的感觉罢“咱们别使问题尖 锐化了。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争辩。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收据还在打字中。这时我触及了一个“痛处”。 在我们这次谈话前不久克格勃上尉诺先科向美国当局寻求政治避难,此人是原 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闹得满城风雨。我出于好奇问道,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他 眼下在于什么。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皱起眉头说,诺先科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为了一己 私利违反了法律,以为他身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就可以逍遥法外。最后堕落成 了叛徒。 我赞成他的意见,同意不能为叛卖行为辩护。但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违反法律也 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不知道会在哪儿刹车。 这时我的东道主们不知为什么不礼尚往来了:我的意见竟得不到反应。 谈话提不起劲来。幸而打好的收据送来了。我们再次签字。然后他们把我送到 门口,我们就分手了…… 我驱车把妻子接上,并一起去作客。我们当然是晚到了很久,因为在维克托· 尼古拉耶维奇那里耽误了几个小时。我作客时也没有心思玩儿。脑子里一再浮现出 刚才那个场面。看来,现在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了…… 可是洛拉·费诺格诺娃的情况如何呢?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可谁知道她都受到 了怎样的对待呢?我很不安。此外,一个主要的问题在折磨着我:“下一步怎么办?” 唉,这方面谁也无法给我出主意。父亲在住院,同他谈话是不可能的。只得自己拿 主意了。 问题是:要不要表示同意准备出版此书,还是暂缓一下呢?很清楚,此书的出 版定会引起不少议论。诚然,两年前我就同父亲讨论过一切细节。但现在是否已到 了危急关头呢?另一方面,此书的出版将向全世界表明,有这样一部回忆录,而且 意味着它将会存在下去。 这肯定会在我的新“朋友”中间引起骚动。他们这些可怜虫满以为已大获全胜, 却没想到竟弄得如此尴尬…… 总之,我在作客时绞尽了脑汁,后来在家里又冥思苦想到下半夜,最终认定所 发生的事情就应该看成是到了危急关头,因此不必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要当机 立断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很清楚,不能再等待了。情况不会好转。当然,我的处 境微妙;必须替作者拿主意,但父亲要到夏末甚至秋天方可出院。时间将会永远地 失去。谁可知道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还会想出什么花招来呢。 简而言之,说到做到:向西方出版社发去了约定的信号。 我很快得到消息:第一卷将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书。至于第二卷,他们说工 作量大得多,因此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出版。其实,当时我对第二卷并不感兴趣: 重要的是开始出。 决定10 月公布出书消息,拟于11 月开始在杂志上刊登。时间安排得很好: 我反正有充裕的时间预先通知父亲。 我毫不怀疑父亲对出书决定的态度: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现在我是 严格按照我们事先定好的方案行事的。至于他对我交出材料的反应,老实说,始终 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从逻辑的角度看我做得对。但我仍然觉得我的行为从道德上说 来并不太漂亮。父亲当初就没有把回忆录给基里连科嘛…… 这些想法始终纠缠着我。而且应当承认,直到事过20 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想法 仍在折磨着我…… 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父亲历经革命、内战和卫国战争,经过了我国发展的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 后斯大林时期。他的错误如今已没有意义:他把自己长期积极的生活都献给了共同 的事业。如今他退休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重现历史,思考过去,提醒他的 继任者防止可能出现的失误。这一切都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不了解过去,就无法 清晰地看清未来。 真是咄咄怪事。不仅如此,原来至今谁也不需要经验,不需要历史,——把回 忆录当成破坏性读物一样地追查,几乎把我们降低到罪犯的地位,而把回忆录本身 列入国外出版的非法出版物。 父亲的回忆录是地地道道的党的文献,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哪儿呢? 当时我始终找不到对这个简单问题的明白易懂的答案…… 同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谈话的第二天,我找到了洛拉。原来,对她的态度远 远不象对我那么客气。 早就在对她盯梢了。最近几个星期有一些可疑的家伙老在她家的周围转悠,向 邻居打听情况。我去医院看她只是让追捕者更加确信了。据邻居讲,神秘的客人最 感兴趣的是:她有个什么样的录音机?哪儿来的?她打印的是什么?他们也试图跟 列奥诺拉本人套近乎,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她因公出差,有人想潜入她家。但不速之客未能得逞:洛拉的母亲有病, 一步也不出门。看来,当时就决定采取屡试不爽的办法。把洛拉叫到人事处去(当 时她已调到我们这个研究所),让她填写一张长长的调查表,并且暗示想交给她一 件有趣但严格保密的工作。这样至少让她在外面整整呆了几个小时没回家。病中的 母亲则临时请到医院去作检查了。 据洛拉断言,她家有“生人”光顾过。而且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仔细的搜查,诚 然,不必搜查一看便知:橱柜里放着打好的回忆录,这里还有录有父亲声音的录音 带。 看来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把我们这些“阴谋分子”都揭露出来了。 据洛拉说,当天只丢了两张用过的复写纸。可想而知,“客人”是尽量不留痕 迹。然而观察力敏锐的洛拉却发现了屋里有人光顾过,因为她对这类不速之客早有 防备,一叠复写纸少了两张7 月11 日早上洛拉回家。早已有人在门外等候。走过 来三个人,亮出证件。没有特别讲客气,就让她上了离此不远的“伏尔加”。两个 人分坐两边,另有一人坐在司机旁边。把她拉到卢比扬卡,就马上进行审问。这是 第一次仓促的审问,从种种迹象看来是为了熟悉情况。洛拉毫不隐瞒:“是,我打 过赫鲁晓夫回忆录。难道不准干吗? 这犯了什么法?”然后那些人同她一起回家。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不过没有出 示搜查证,也没有请见证人。结果把录音带和打印材料全拿走了。没有人写搜查记 录。 当即一起返回克格勃,这回是到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那里。 对洛拉的审问是由拉斯卡佐夫进行的。这里他认为没有必要克制,一上来就说 什么她显然不明白自己参加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勾当,她休想滑过去。对她说, 她本该立即前来报告有人让她打反苏材料的!可她没有这样做,反而卷入了反苏活 动…… 瞧这位可怜的女人横遭怎样的指控。苏共二十大过去15 年了,居然还指控她 参与反苏活动,仅仅因为她打印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真是天下奇闻…… 由于这次“见面”洛拉得了神经性休克,久久没有平复下来几天后最后一名角 色——瓦季姆·特鲁宁回到莫斯科。他回来的消息我是从……克格勃得到的。早上 我给他去电话,他还没起床。我没有讲已发生的事情,只是说好了我去。他住在华 沙公路那一带,住的是他朋友、电影剧作家安德列·斯米尔诺夫空出的房子。 我一去就给他讲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最后说我要取走材料,因为我答应过要 交给克格勃保管。我只得把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的解释又重复一遍: 这是临时性措施,父亲康复后即可全部送回,到那时我们再继续进行中断了的 工作。我对自己说的话不大相信,瓦季姆则只是表示怀疑地冷笑道:你就等着他们 还给你吧。 “其实,材料是你的,想拿就拿走吧。”他既不争辩,也不劝阻。 我把卷宗整理好就给拉斯长佐夫送去了。我没有得到单另的收据:他借口这些 材料在原先收据中已经提到。不错,那里没有说明页数。我没有坚持,因为这都是 副本。我想尽快结束这场恶梦。 不过还有一个我的磁带问题。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道歉说,他工作太忙,录音还没有听过。他让我等等, 并答应尽快还给我。 “你们怎么这样拖拉?”我生气了。“转录一盘,爱怎么听就怎么听去。 转录也不难。”这个话题显然使拉斯卡佐夫感兴趣,他问我转录容易到什么程 度。 我明白,他之对我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不是无缘无故的,便回答说,这事很简 单。只需有两个录音机、有时间就行。当然,录音要多少时间,转录也要多少时间。 换句话说,为了转录父亲的录音,我得用将近200 个小时。 在有压力的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悄悄地完成这项工作。我十分希望拉斯 卡佐夫正好也得出这个结论。 于是他好奇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会转录。 “根本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最后,拉斯佐夫询问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不会转录。 “不知道,”我耸耸肩膀。“这是他的事情。我从来不向他提出这类问题。”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第二天,瓦季姆对我说,我刚出门,一位自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陌 主人闯了进来,亮出证件就……把他带到克格勃机关去了。跟他纠缠了很长时间。 问他:有谁看过和读过回忆录?回忆录放在哪里了?一连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得,你让我上了贼船,”特鲁宁并无恶意地嘟囔道。”他们什么也不会还给 你的,记住我的话。”为回忆录一事波波夫和拉斯卡佐夫传讯了许多人。看来审问 持续了不止一个星期。审问了安德列·斯米尔诺夫,主要是对特鲁宁感兴趣,向居 孀的彼得罗娃、我的外甥女尤莉娅打听廖瓦、我和父亲的情况。向我的好友巴拉波 什金调查我和录音机的情况。还有其他“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其中有我知道的, 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 拉达和阿朱别伊没有受到触动。他们的忠心耿耿显然不会引起怀疑。阿列克谢· 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略微提到了同父亲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有关的问题。 他指出,他本人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他不知道回忆录是怎样出版的,并希望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对这个问题作答…… 父亲仍住在医院里,对于外面的风云变幻一无所知。我照样定期去看他,尽量 造成一切如常的印象;只是不再详细介绍回忆录的进展情况了。我不想说假话,反 正很快就得向他汇报一切。父亲自己没有问起手稿的事情。与此同时,他的病情也 日见好转。 我为自己的录音带定期给拉斯卡佐夫打电话。终于在8 月中旬叶夫根尼·米哈 伊洛维奇让我去:他们准备归还磁带。此外,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表示希望同我 谈谈。 这些天父亲准备出院。已经定好出院时间:再过一两个星期。他拒绝去赫尔岑 疗养院疗养。他说住在别墅里自我感觉要好得多。关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对 他说。我决定等他回到彼得罗沃达利涅那时再讲。我内心里想竭力把不愉快和费力 的谈话往后拖。 于是,我又来到我已十分熟悉的大楼。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上楼 去找波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殷勤地寒暄问好,从保险柜里取出我那盘装在 灰色塑料盒里的磁带,但是不给我,说他们听了我的录音,觉得生动有趣。显然, 那是当初趁着事情刚过赶快录下来的吧? 我点点头。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则认为,我当时的感情就决定了要作出很激 烈的、并不完全正确的评价。如今事过境迁,大概您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当年的事件 吧? 我一言未发,只是耸耸肩膀。 “我们把磁带还给您,”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笑着说,“不过录音嘛就当着 您的面在办公室里洗掉。”反对当然毫无意义。再说,我可以逐字逐句地把录音复 原。 波波夫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接着说: “您当然可以把这个录音复原,但我们希望您能理智。”弗拉基米尔·瓦西里 那维奇走进办公室。他抱着一部笨重的灰色机子,一望而知是自制品。把线接到插 座上,机子就发出低沉的声音。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把机子举在录音带上方 鼓捣了一下,就把录音带递给我。手术结束了。显然,根据“外科医生”的意图, 记忆被消灭了,就是说,这些事情并未发生…… 有点类似于“录音机脑白质切断术。录音洗掉了毕竟很可惜。仿佛我自身的一 小部分消失了。当然我要使之复原,不过新的录音肯定在某些细节上与原先的录音 不一样。 “好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又笑着说,“把自己的录音带拿去吧。 您看,我们可是一贯说话算数的。”他显然对这个有趣的场面感到满意。但我 并不急于离开这间“好客的”办公室。 “谢谢把录音带还给我,”我开始说,“不过您忘了您还答应过一件事情。”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困惑不解地抬眼看我。 “您答应过我,收据上也写得一清二楚,只要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一出院, 您从我这里拿走的全部材料都要物归原主。他这几天就要出院,回到别墅。我希望 他回来那天磁带和打印材料全部归还原处。至于您答应的秘书和打字员,也应该跟 父亲讲。”我最后说。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面带安然的笑容看了我一眼,说……他什么材料也没有! …… 我当然料到他会拒绝,也作好了争辩的准备,却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转折。 “怎么能这样?”我慌了神,“您本人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不是一直对 我说材料放在您的办公室,放在您私人的保险柜里吗,还说您谁也不给,因为就连 放在这里您也对材料的完好无损不放心,”我说着往屋角的保险柜努努嘴。“可东 西在哪里呢?”我得到的回答是:材料已交到中央。 我耸耸肩膀,抱怨说当初正好也是以中央的名义保证归还我的。维克托·尼古 拉耶维奇痛痛快快地承认他确实这样许诺过,却又马上借口上面下令把材料送交中 央,他们必须照办,他显然在拿我的仓皇失措取乐。 于是我再次要求安排同安德罗波夫同志见面。回答是办不到,因为安德罗波夫 已经出差,然后直接到南方度假。回莫斯科还早着呢。 再说有什么可谈的。我走了…… 我的处境很不怎么样。父亲要出院,材料却不见了。材料真的放在中央,还是 干脆销毁了?到中央又找谁要呢? 这时我想到,发信号出书绝对有充足理由:那样总算可以留下一点东西。 可见,父亲当初所谓这些工作全是白干的说法并没有错。全都得没收。尽管如 此,我还是不相信这一点。我一心要进行斗争,脑子里盘算着去中央委员会内部我 回忆录的种种方案。可是不用我去找。他们自己找到我头上来了。 同波波夫说话的第二天,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 作人员问起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不过我已不记得了。他让我明天去党的监察 委员会,并说了房间号。 “预先给您办好出入证,党证别忘了带。”他口气严厉地提醒道。 没有说明请我去的原因,我也没有问。不用问也什么都很清楚。我在维克托· 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的“时软时硬”表明,我还“嫩了点”,不妨再给我加点压力。 我来到监委,接待我的是前一天打电话的工作人员——一个相当客气的人。他 说知道回忆录的前后经过,请我把所发生的事情统统详细地写在纸上。 我写了很长时间,尽量做到无一遗漏。 他仔细看了我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页,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孤零零地一个人留 了下来。不过没有等多长时间。 几分钟后,请我去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光线昏暗的办公室 里,一位身材高大、颧骨突出、面孔粗陋的人坐在标准的写字台旁边。他在未到监 委工作前,担任苏共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梅利尼科夫开始问我,回忆录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看 来,撇开别的不说,他不过是觉得好奇:想知道外人无从了解的父亲生活详情。 我把波波夫已经知道的一切向他再讲一遍,作为补充,又详细叙述了对我盯梢 的经过。我特别强调了一点,即波波夫是代表中央把材料拿去保存的,并以中央的 名义保证归还,现在却说材料不在他那里,而且他也不知道现在何处。 我讲这些时,天真地以为所有这些滥用权力行为会激起对方的愤慨,以为会决 定进行调查,问题也可得到公正的解决。 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所听到的却是:中央委员会没有人对我作过任何许诺。材 料确实在中央,但也不在梅利尼科夫手里。现在根本说不上归还。中央会作出有关 的决定,决定作出后会及时通知我们的。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8 月底,父亲出院,回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家中。他身体虚弱,面色苍白。 很少散步,多半是坐在凉台上,或是坐在房间内自己那张安乐椅里打瞌睡。时间一 天天过去,他的精力逐渐恢复了。他已经开始往下边走,到自己那片心爱的林子边 缘去,看看菜园,欣赏一下河上风光。 我们暂时没有谈回忆录的事。父亲沉默的时候多,他在想自己的心事。 可能他也猜到出事了,如今我老是一个劲儿地避开这个话题。我在谈话中尽量 讲些无足轻重的莫斯科新闻,分散他的注意力。 拒绝归还回忆录尽管并非十分意外,却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我觉得自己这事做 得不对,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交出去。向父亲隐瞒这段不愉快经历已变得愈来愈困 难。他可以绕开我去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回忆录进 展得如何啊?”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仍很虚弱。如果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父亲 就会激动,可心脏还无力承受。不过早晚都得讲…… 父亲渐渐恢复常态了,有一天我们不慌不忙地往村子边缘踱步,我决计向他和 盘托出:我讲了克格勃,讲了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到不久即可出书。 他赞成向国外发信号出书。既然对他如此放肆,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作出决定了。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暂时没有在我国出版吧……在国外出版固然不好, 但也别无他法。早晚也会在我们这边出的……”他痛苦地抱怨说。 然而,就为我把材料给了波波夫,他可把我痛骂了一通。父亲至死也饶恕不了 我的这个过失。他说,不管怎么说我都没有权利把材料交出去。问题不在东西没有 了。而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违反宪法。我却胆大包天地对于无权处理的事情作了处 理。他要我立即同波波夫联系,以他的名义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全部归还。没必 要去中央,那儿什么也不会给的。他们不是说什么也没有答应过吗。应该找开收据 的人要。如果不成,他就要大闹一场。 父亲异常激动。他取出异戊酰薄荷脑,往嘴里塞了一片。如今他已离不开这种 药了。我担心他的心脏出问题,不过这次倒没事儿。 “当然,好在一切都可以重新恢复,工作没有白干,”他稍微平静下来之后说, “但是这种态度无法容忍。象这等事情不能饶过他们,”父亲又开始激动起来。 “咱们别谈这个了。”他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们又继续散步,谈了谈别的事情,却再没有提回忆录的问题。 我为履行父亲的要求,开始找波波夫。他当然知道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谈话, 也明白我为什么找他。不言而喻,波波夫再也找不到了。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出去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会亲自给您去电话 ……维克托·尼古拉那维奇出差了……”我去电话时常可听到这样的回答。 看来这样下去没有个完了。但我特别执拗,一天就打好几次电话,因为我很了 解情况。最后,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怪事!)亲自接了电话,我们约定了见面 时间。他显然明白我不会罢休的,还不如亲自来见我,以免遭到可能的不测。 我一见波波夫就来了一段正式声明,把父亲吩咐转达的话全讲了。维克托·尼 古拉耶维奇果然不出我最坏的估计,他说他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归中央管。根据中央的要求材料已交到中央。克格勃既不掌握也不支配。他对未能 履行自己的保证深表遗憾,并以个人的名义致歉,但眼下该机关与此事无关,因此 波波夫让我去找中央。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对父亲讲了。他一气之下甚至啐了一口。 “去他们的吧!现在拿他们没有办法!找他们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再别去了。”他嘟哝道。 由于生活的安排,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和他那“一大帮人”的交往持 续了多年。对我的兴趣忽而似乎完全消失了,忽而又更加浓厚起来。 10 月初,我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又见面 了。西方发布了关于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即将出版书名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父 亲回忆录的消息。据说该公司拥有打印材料及由父亲亲自口授的录音带。经专家鉴 定,录音带确系真品。 书名是事先与我们商定的:质朴平和,没有不必要的矫揉造作。 这回拉斯卡佐夫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也不难理解。7 月份还“战绩辉煌” 呢,10 月份却出其不意地落得这个下场…… 我们在莫斯科饭店那间熟悉的客房里见面。谈话很简短。不难猜出,他们感兴 趣的问题是:回忆录怎么弄到美国去的? 我的回答很简单: “材料放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版。今天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不 该来问我。”严格他说来,我并没有讲假话。 最后我又要求物归原主,再说当前这个情况下没收材料已毫无意义:很快就要 见书了。 拉斯卡佐夫恶狠狠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我根本不要提这个问题。 但是对我们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原来,父亲还得再次同他过去的战友们谈话。 书尚未出版,谁也不曾亲眼见过,更谈不上“读过”了,然而病体尚未康复的父亲 却被粗暴地叫到中央去。 至于书的内容,书中讲些什么,没有人感兴趣。据我所知,对于从我这里没收 去的材料内容,甚至根本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却11 月11 日,十月革命节刚过, 佩尔谢即从书记处给父亲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十分得势,羽翼日渐丰满,愈来愈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当然还没有到70 年代末期,但也已经不是自由化的60 年代了。60 年代 谁也不敢这么放肆。 父亲回答说,马上去不了——没有交通工具。他没有汽车。 “已经派车接您去了。”对方回答说。 在那里等着父亲的有佩尔谢,梅利尼科夫,还有我从父亲的叙述中意会到的两 月前搞过我的那位工作人员。谈话刚开始没几分钟,事先拟好的谈话脚本就完全破 产了。 父亲本来就因对他的恶劣态度、没收回忆录、明日张胆的欺骗、波波夫蛮不讲 理的回答等而怒火中烧。他一直强压住怒火,佩尔谢的电话则有如火上浇油。父亲 的健康状况本不宜进行激烈的谈话,但并不是他主动发起的。这里,医生别祖比克 关于不要激动、保持冷静、别往心里去的忠告统统不起作用了。父亲投入了战斗, 象往常一样地义无反顾。 总之,邀请者显然指望进行的“教育性”谈话没有成功。这些“教育者”的处 境实在不值得羡慕…… 他们向父亲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声明中说赫鲁晓夫从未写过回忆录,也 从未交给任何人,所出版的书系伪造品。父亲当即断然否定了这个文本,并表示这 样的声明他不会签字。这是假话,而说假话是罪过,在他这样的年纪更是罪过。应 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了。而且也不应该影响到他人…… 他写过回忆录。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这些回忆录是为党为人民而写的。照父 亲的意见,回忆录对于了解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是有所裨益的。他的回忆录就 是历史。这时他让自己的反对者确信,他今后还要写下去。然后他说,如果声明的 大意是回忆录尚未完稿,因此尚不具备出版的条件,那么他可以签字。 至于谈到书在国外出版的问题,父亲同意写上他本人并未把材料交到国外出版 的字句。这一妥协使佩尔谢感到满意。草稿很快拟出并打印出来,父亲签了字。声 明当即见报。现在我手边没有声明,无法在此逐字逐句地引用。 再说我也不认为这有多么重要。然而,谁知主要的话题才刚刚开始呢。 佩尔谢已经认为无话可谈了,这时父亲却向他提出没收回忆录一事。 佩尔谢没有准备,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梅利尼科夫却没有来帮助自己的上司 解围。这时父亲又提起一个新的话题,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 父亲说,他们甩开他已经干了六年。当初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他们说: 只要甩开赫鲁晓夫就会事事如意了。父亲可是曾经提醒过自己原先的战友们, 要改变工作方式,用新的办法来搞经济,否则将一事无成。但是他们恢复了部的建 制,而且破坏了好的东西,当初的革新步子尽管不大,毕竟已经迈出去了。 农业陷于崩溃。父亲在位时提高了黄油、肉类价格,意在刺激食品生产,但目 的没有达到,商店里空空如也。1963 年,也是他在位期间,购买了美国的粮食, 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而他离任后这倒成了通例。可耻!!!堂堂苏联购买粮食!!! 父亲接着说,可见问题并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有缺陷的经营管理体制上。 他们已经心安理得,什么也不想干了。他们安于一潭死水的现状,而应当行动,探 索。 国际关系又如何呢?过去说,赫鲁晓夫使我们同中国闹翻了。六年过去,关系 只是更加恶化了。如今人人都可看出:这里起作用的是较为复杂的规律。 再过上一段时间,关系就会正常化,不过为此双方都得有新人上台,新上台的 领导人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问题,抛掉多年积存的糟粕。 据父亲事后讲,佩尔谢刚要打起精神提出反驳,父亲却不让他插嘴,继续把自 己原来的那些战友批得体无完肤。 他说,在埃及问题上处处坐失良机(他用了较为难听的字眼)。为这个国家投 入了多少财力,倾注了多少心血啊,他们却让我们的这个盟国吃了败仗,尽管已作 好了充分准备,拥有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父亲还谈到其他一些同国内外政策 有关的问题。这一番怒气冲冲的长篇大论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最后,他结束了自 己的“控告词”,一声不响了。 佩尔谢试图辩解,但父亲不听他讲。然后说,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字也签 了。现在想回家去……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同党的领导人、同他的继任者见面。他向他们倾诉了近年来 郁积在心中、他孤身独处时苦苦思索的一切。 我原先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妈妈当天给我打电话时说,父亲被叫到党的监察委 员会去,向他询问关于回忆录的事情。 我放下听筒便马上驱车前往别墅。父亲在林边上坐着。我坐到他身旁。 我们沉默良久,后来他开始讲述,愈说愈激动。讲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又仿 佛自言自语地突然补充道: “现在我完全确信出书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肯定要把没收去的东西销毁掉。 他们害怕真理。一切都是对的。”我们又沉默不语了,各自想着同一个问题。 晚上我走了,因为那天是工作日。我到家后趁着记忆犹新把父亲的叙述记了下 来。 父亲这次去中央委员会不会不留下后果。佩尔谢达到了目的:父亲再次住进医 院。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别祖比克宣称父亲是轻度心肌梗 塞。 “这跟夏天那次根本不同,”他尽量安慰我们说,“设法相比。相当于小猫用 爪子挠破了皮。”比喻倒挺恰当,不过我认为根据太不充分…… 父亲有先见之明。许多问题他事先就预见到了。我们刚开始搞回忆录他就吩咐 过,一旦他生病住院,我得把同口授有关的一切拿走,存放在可靠的地方。以防万 一。 我又每天去看望父亲。他象往常一样埋怨我不该去。荧光屏上则照例是一条永 无穷尽的绿线…… 父亲苍老多了,而且不光是外表。最近他遭受的纷至沓来的打击不会不留下后 果。关于大闹监委的事情他是逢人便说,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前来探视的客人。 其实他并不期待对方作出反应。他需要的是一吐为快。 1971 年新年即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个新年到来之前,他出院了。他是在别墅里 过的新年。表面上生活又步入习以为常的轨道:同先前一样的散步,与恢复参观彼 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休养者的见面,众所周知的问题和众所周知的回答。 但最近也出现了新特点:许多人问起回忆录的事情。因为许多人听到的是各种 不同的“声音”。父亲回答说,回忆录怎么到国外去的与我无关。他口授过自己的 回忆录而且认为,没必要把回忆录隐藏起来。 其中没有秘密,没有不能公开发表的东西。 父亲心力交瘁,元气大伤。这次恢复得很慢。他极易劳累,已经到了中途不休 息就走不到草地的地步,他沿途不时在照常随身携带的小折叠椅上坐坐。阿尔巴特 狗已经不在了。它死的时候年岁很不小了,于是就没有衔椅子的帮手。父亲新养了 一只看院子的狗。起名叫松鼠,因为它长了一身红棕色毛,性格也活泼。父亲去哪 儿它都跟着跑,忠心耿耿地望着他的眼睛,舔他的手,却显然缺少阿尔巴特的分寸 感和教养。我们建议他弄一只纯种狗。 “看家狗又聪明,又忠心,又好养。我要那名门望族的蠢货干吗?”父亲拒绝 了。 尽管在中央的谈话不会不引起后果,父亲却没有屈服。早在二月份他就对我说 :“我们要继续干。你去安排一下。”如今口授起来比较吃力。他强迫自己进入工 作状态。如今他已不再把全副精神寄托在工作上了,而是在履行自己给自己加上的 职责。他在以自己的工作向自己和欺负他的人证明,他没有屈服,也不想投降。 他就这样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口授了两盘未录满的磁带,其中讲到他同文化界的 几次谈话。他试图理解和解释自己的行为,弄清行动的动机。 不过,父亲对这部分回忆录并不满意。他对我说,要全部重新录。却没有来得 及。所以对这部分回忆录应当较为慎重地对待。 一月份我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回忆录:一本黑色的书,书名用了黄红色字母,护 封上有一帧父亲尚带笑容的照片。我当即赶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把书给父亲看。 他翻了翻,看看照片就还给我了。他看不懂英文书。这本书对他说来毕竟不象自己 的东西。那要是我国出的就好了…… “就放在你那儿吧。”他说。 一月份我再次被叫到克格勃去。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转告说,让我看看父 亲回忆录的英译文并就其与原文是否相符作出结论。 我感到吃惊: “我手头又没有回忆录,全都在你们那儿。最简单的办法是对照原文和译文, 马上就可以看出有什么不同。”他提醒说,已经向我多次解释过,回忆录不在克格 勃,已交到中央。因此无法对照。所以他们才来请教我这个对原文十分熟悉的人。 当然,说他们弄不到材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我始终猜不透他们让我作结论是 出于什么目的。不过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看英文书倒没问题,不过内行的翻译 可以更准确地对译文与原文相符的程度作出评价。他们给我找了个房间,又让弗拉 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照看一下,我就埋头搞起逐字翻译来了。 埃德华·克伦克肖给每章前面的简短导言当即引起我内心的反感。我许久没有 再看过这本书了,但当时我所产生的不接受感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他方面倒没问题, 译文从意思上看与口授材料没有区别,同我们曾多次听到的父亲的讲述也大同小异。 我在结论中说,材料被大大压缩,其中有关战争的部分几乎悉被删去。 只留下了个别片段。有些属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事实也没有。我把结论 交给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他向我表示感谢,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再没有人为回忆录事情来找父亲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书一出版就消除 了紧张气氛。 就在那年,1971 年,进步出版社出版了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俄文译本,供范围 有限的读者阅读,书上贴有“内部使用”的标签。这样一来,尽管是从英文转译的, 毕竟第二版为俄文版。 如今赫鲁晓夫回忆录又以我们这个星球上的15 种文字出版。实际上在世界上 所有国家都有读者,唯独那个回忆录最初的主要对象、父亲还为之经受了降临到他 头上的考验的国家例外。 当然,父亲也可以不写回忆录。他也有过其他的爱好:种菜,散步,摄影。若 不是回忆录,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完全符合当局的口味,而且大概会使父亲多活几 年。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坚信他所口授的内容是人民所需要的,无论发生 什么情况,迟早总有一天会传到他的主要读者的耳朵里。 他的回忆录出版后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书架上放着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意大文版、日文版,甚至还有土耳 其文版。暂时只缺俄文版,但愿它会早日问世。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及其“一大帮人”看来是把我忘掉了,只是偶尔遇上 重要国事访问、如联合国秘书长访问莫斯科时,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辆 熟悉的“伏尔加”。我间或听到关于准备出第二卷的传闻。诚然,再也用不着我, 也没有任何问题取决于我了。 1974 年,即父亲逝世三年之后,回忆录第二卷终于以《赫鲁晓夫回忆录《最 后的遗言》为题问世了。白色的护封上以黑红色表示哀悼的标题刊出一帧父亲冬天 坐在林边他心爱的长椅上的照片。 这时他们又想起我来了。我又在莫斯科饭店那间熟悉的客房里同叶夫根尼·米 哈伊洛维奇见面。他由始终不渝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陪同。 又是旧话重提:回忆录是怎么到了利特尔·布劳恩公司的。 他们给我看了事先拟好的、仿佛是以我的名义致著名美国主编卡津斯先生的信。 信相当长。遗憾的是现在我在自己的文件中已经找不到这封信,不知是丢失了,还 是压根儿就没有给我。我还记得信的主要内容:我在信中把第二卷的出版看成针对 我国和针对我家的挑衅行为,并宣布该书系伪造品,其实就是这么点内容。 据我所知,当时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国务活动家撰写的许多回忆录。附带说说, 其中一部分确系伪造。 按照他们的意图,我的信将要引起轩然大波并且损害回忆录的声誉。计划很简 单,然而有效。卡津斯是利特尔·布劳恩出版公司所归属的时代公司的竞争者,他 将高兴地利用这一天赐良机使竞争对手陷入窘境。 建议是别出心裁的。我说,我得跟妈妈商量商量,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一个人处 理。我们讲好了几天之后见面。当天我就全都对妈妈讲了。她问我看过书没有。 “没有,”我回答说,“连见都没见过。”“那怎么能说这是伪造品呢,你连 译文都没有读过,”她合乎逻辑地反驳道。“对一本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书,你不 能这样表态。可以照父亲那样写:我们不知道这些材料是怎么弄到西方去的。”我 就这样去参加下一次谈话了。我明白谈话并不轻松,便准备了无可辩驳的论据:妈 妈不准。这是真话,而他们是不会去找尼娜·彼得罗芙娜的。 此外,我从我的谈话对方的表现看得出来,如今问题不象四年前那么尖锐了。 我把他们事先拟好的稿子又读了一遍,并要求按照妈妈的观点重写。彼此争执 起来。我坚持己见。 “把书给我吧。妈妈和我都能看英文书。当然看得不那么快,所以研究译文大 约得用两个星期。如果书的译文与回忆录不符,我就会到处宣布这是伪造品,给谁 写信都行,否则就免了吧。我不能写。”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脱口而出: “我们怎么给您书?我们眼下手头一本也没有。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见过。”我 抓住这句话不放: “那我怎么能对这本书下断言呢?原来不光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拉斯 卡佐夫明白,他一失言后我们就谈不拢了。只好在声明的行文上久久纠缠,为每句 话争来争去。最后总算一致同意搞一篇口气类似父亲四年前那篇声明的东西。照例 又让我亲手把信抄写一遍,并亲自写上地址。最后一切都结束了,信即按下列地址 寄给卡津斯先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拉斯卡佐夫和他的忠实朋友弗 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的信交到了卡津斯先生手里,并引起他的兴趣。出现了“帮助”同行陷入窘 境的现实可能性。他派手下人到莫斯科来跟我见面,如果我愿意的话,还要发表一 组揭露性的文章。 当时我正忙于同父亲墓碑有关的问题,墓碑是由杰出的俄罗斯雕塑家兼画家恩 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创作的。涅伊兹韦斯内周围老是有许多外国记者。 卡津斯先生的使者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请他向我转达见面的要求。涅伊 兹韦斯内不了解这一切来龙去脉,以为这是新来乍到者希望对我进行采访。他提醒 对方说,我不会接受采访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方请他相信, 不是要我接受采访,而是为一件我很清楚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找我。 涅伊兹韦斯内向我转达了谈话详情,并提出在他的工作室里见面。 我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令人愉快,不过我甚至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感到高兴。寄出 的信使我感到不安,如今我有可能恢复对局势的控制了。我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是涅伊兹韦斯内工作室的常客,我的来访早已引不起“大楼”里维克托·尼 古拉耶维奇那些同事的职业兴趣了。 这一次涅伊兹韦斯内提醒我说:工作室旁边停了一辆带专用天线的汽车。显然, 他们要对我们搞窃听。 “只要有他们感兴趣的外国人来,这辆车必到。”涅伊兹韦斯内漠不关心地向 我通报说。 我以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旁听我们的谈话不大合适。 我们刚在小房间里安顿下来,就有人敲门——记者到了。他挺认真。我们亲切 接待了他。请他随便用点东西。小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些普通的小吃。我们的 客人俄语讲得不错,这样交流起来当然方便多了。 每人喝了一杯酒,吃了点小吃。询问了美国的情况。然后谈了谈艺术、宗教。 又喝了一杯酒。议论了近来的国际时事。谈了谈持不同政见者。再喝一杯。话题转 到涅伊兹韦斯内的创作风格上来。开了第二瓶酒。参观了工作室里的雕塑。 我们的客人什么也不明白。他本想转入此次苏联之行要弄清的问题,我却老是 把话岔开。最后他看来是对这一切乱弹琴感到厌烦了。脸上露出明显的困惑表情: 他毅然站起来,感谢热情接待。我们相互道别。他更加困惑不解了。我出去送他上 车。 我不知道室外是否在对我们搞窃听。带天线的汽车停在离记者乘坐的“伏尔加” 车十米开外的地方。我不想使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扫兴,因此认为最好是不让 他听到我们的短暂谈话。然而不能再拖下去了。 客人打开车门,我一把握住他的手: “请原谅我。屋里有人在窃听我们的谈话。”他十分高兴地微微一笑,情况终 于开始明朗化了。 “请代我向卡津斯先生深表歉意。我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使他产生误解。 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回忆录是真的。我都看过,所以就没什么可揭露的了。” 然后我们亲切话别。 这是我国主管机关最后一次企图干预父亲回忆录西方版的生活。此后回忆录即 过着一位大国退休政府首脑的回忆录所应有的可敬的生活。不断有人援引回忆录。 它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诚然,我国仍然有人继续散布所谓这本回忆录纯系伪造的消息。至今有的人在 说起父亲回忆录时,免不了要说: “要是能有真正的回忆录而不是假回忆录,那该多好。”几年过去了。有一天 我接到同楼邻居简·坦皮斯特的电话。她父亲是个曾在苏联工作多年的英国共产党 党员。她生在我国,简直成了地地道道的莫斯科人。我们经常全家相聚。眼下她在 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任教。 “我的一位新朋友想同你见面。他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回忆录颇有研究,” 她说。 我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家里来。于是我头一次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见面,这是 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他把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贡献给了我父亲的回忆录,并因此在新闻界小有名 气。他对我国生活的细微之处了如指掌。对他说来,赫鲁晓夫成了十分亲近和能够 理解的人。他向我介绍了回忆录的编译情况,介绍了他都删掉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删 掉。被删的部分是关于战争、住宅建设的章节,尤其“不走运”的是关于农业的部 分。 “他讲了许多关于玉米的问题,想让读者相信玉米的优越性。这对我们说来是 不可理解的,没有必要向美国的农场主讲这个道理。”斯特罗布介绍说。 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实际上对于谁编译的回忆录和怎样编译等情况一无所知。 对我说来,该出版社工作人员对于父亲回忆录的厚爱甚至可说尊敬,是一件意外的 幸事。 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涉及同如何收到回忆录有关的问题。当时正是停滞的后期, 谈论这个是不安全的。 我原以为我们此后不会再见面了。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1988年,《时 代》杂志莫斯科分社给拉达·尼基季奇娜来电话要求见面,以便就一项重要建议进 行磋商。6 月中旬,我们在我侄女尤莉娅·列奥尼多芙娜家中同该杂志代表见面了。 尤莉娅当初也曾卷入(尽管是间接卷入)同回忆录有关的长篇故事中去。 《时代》杂志那边来的人有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还有莫斯科分社工作人员恩· 布莱克曼和费利克斯·罗森塔尔。我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究竟对我们有什么要 求呢? 塔尔波特回顾了我们的上一次见面,也回顾了其他许多情况,然后他说,只要 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一天没有出,没有成为其主要对象——苏联人民的财富,他 们就不能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补充说,他们准备为此竭尽全力,并在这件 事情上给我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塔尔波特说,时代公司特别感到自豪的 是,它有幸成为这位伟人的回忆录的首家出版者。 斯特罗布解释说,他看到我答南斯拉夫《信使报》读者问后,就给他的上司去 电话说,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应当去莫斯科,他的主张得到批准。 他们就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1988 年春天克罗地亚《信使报》记者米龙·雅凯什希望采访 我,我就同他见面了。就他提出的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的问题,我解释说,回忆录 存放在苏共中央,不过我认为在改革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苏联出版。 这篇答记者问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几家主要通讯社纷纷转发。 我代表我家感谢时代公司这番好心的话语和打算,并说能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莫 过于根据录音打印的俄文回忆录。塔尔博特回答说,时代公司所有的录音带都已交 给哈里曼诺夫研究所。那里保存着一批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讲话录音。 “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查阅这些录音资料。我们也可以不费力气地取出来供你们 使用,”他让我放心。 我们约好了下次再见面。过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在7 月初接待了时代公司的负 责人亨利·马列尔和约翰·斯塔克斯,还有我们的熟人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恩· 布莱克曼和费利克斯·罗森塔尔。 马列尔和斯塔克斯没有参加回忆录的出版工作,他们是后来才到这个公司的。 他们把一些英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送给我们。我本来就有,拉达和尤莉娅则是第一 次得到。 他们再次请我们相信,时代公司认为把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工作胜利进行到 底是自己的光荣事业,并且说,根据录音整理的打印材料最近即可送到我们手里。 此后不久,笑容满面的罗森塔尔即来到我家,身后是他的司机,捧着一个大硬 纸盒。 “我拿不动,”费利克斯·罗森塔尔解释说。“按照我们原先谈好的全都在这 儿了。我的上司从纽约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他祝您成功。”罗森塔尔走了。经 过长途跋涉和多年的分别,回忆录重又归来。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我打开第一包。不错,这肯定是那部稿子,上面有父亲那十分亲切的话语,还 有我那尽管不大在行、却很努力的文字改动: “我的同志们早就一直找我,他们问我,而且不仅问我。他们建议我写回忆录, 因为我和我那一代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于是,我重新得到了这 一弥足珍贵、但愿不仅是我觉得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不过早在发生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前,我的生活中就曾有过一些变动和接触, 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对赫鲁晓夫的名字采取了特殊的态度,这些变动和接触使 人希望父亲及其回忆录的身后命运将会有所变化。 70 年代末期,我接到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的电话,他说, 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正在撰写父亲的传记。斯涅戈夫向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 的全部情况,现在正按照梅德维杰夫的要求请我同他见面。 我曾听到许多关于罗伊·梅德韦杰夫的情况。我读过他那本关于斯大林的书《 让历史审判》。在当时看来这是异常大胆之举,因而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恩 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也对他印象不错,正打算介绍我们认识,却还没有来得及。 我也读过梅德韦杰夫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父亲的书。说实话,我不喜欢。 我觉得书中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分析,许多事件讲得肤浅,有些事实被歪曲了, 至于说到评价,不管我怎样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并克制父子之情,我都无法苟同:这 些评价同当时千篇一律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说法实在太相近了。 不应忘记不久前那个时期的情况。只是今天报刊上才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我父亲 的文章。但当初甚至只要稍微提提他的名字,就可能给作者带来麻烦。 我同梅德韦杰夫约好见面。于是一位两鬓斑白、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坐在我的 面前。我们谈了谈他的意图,谈了谈必须客观地阐明历史。看来我们完全做到了相 互理解,我们又谈了几次。我向他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作者在写作该书的许多章节 时利用了这些材料。 最后梅德韦杰夫带来了改定稿。他说,书已在伦敦付排。这事正好赶上勃列日 涅夫去世…… 我不喜欢这本书。其中个别篇章充满了不愿接受赫鲁晓夫改革的情绪。 只有诸如二十大、裁军之类无可争辩的措施,没有受到抨击。就我记忆所及, 父亲在农业方面导致农业机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产量减少的“不正确”行动 受到特别猛烈的抨击。然而今天我国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产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的情况,经过清醒分析证明是谁也不需要的。20 年前父亲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 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对学校改革进行评论,这个问题并不在父亲优先考虑 的问题之列,却是梅德韦杰夫本人最贴近的题目。 总之,无论我怎么努力抛开可以理解的亲属固有的主观主义和清醒地面对历史 事实,却都无济于事。在我们12 月份见面时,我把这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向梅德韦 杰夫讲了。 我们冷冷淡淡地分手了。梅德韦杰夫说,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对过去事件的 看法,再说书已送到出版社了。这点没有必要争辩。这里我也说出自己对当年事件 的个人看法。 几天后我接到斯涅戈夫的电话。他在评价上比我态度还坚决。 不久,我又在听筒里听到梅德韦杰夫那熟悉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大家都不 提上次的谈话。 梅德维杰夫把他的《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一书俄文版送给我。如今人们经常摘 引这本书。它同上次那部稿子相似之处很少,尽管在我看来也有一系列不确切的说 法。 我们又恢复了交往。梅德韦杰夫说,他正在写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书,请我帮忙。 我当然应允了。 不管怎么说,梅德维杰夫毕竟是在那个不幸时代唯一研究赫鲁晓夫的历史学家, 我为此很感激他。 由于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所开始的变化,可以认真地考虑在我国整理出版父亲的 回亿录、恢复他的名誉的可能性。我开始构思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 夫的信,但未及写信,安德罗波夫即离开人世。我国上空又开始愁云密布。去找契 尔年科提要求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风险。 幸而这段插曲十分短暂。经过久久的思索和动摇后,我决定给米哈伊尔·谢尔 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写信。 他的讲话、言语和行动都令人感到乐观,使人相信情况会有好转。他的活动的 整个风格、精明机智、善于交际、对新事物的追求都使我想起父亲。 我为这封信的措词苦思良久。这封信的作用可是非同小可。最后我下了决心。 我轻而易举地打通了戈尔巴乔夫助手阿纳托里·谢尔盖耶维奇·契尔尼亚耶夫 的电话。第二天他接见了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旧广场那座熟悉大楼的一 号门。我对这里真是久违了契尔尼亚耶夫详细询问了全部情况,答应近日就向米哈 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我的问题,这使我惊诧莫名。 我原想至少几周之后才会有回音,甚至可能拖上几个月。 看来,新的时代当真开始了。 确实,三四天后我再给契尔尼亚耶夫打电话时,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过了,他们认为根据当前的历史科学方针整理出版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回忆录的工作颇有现实意义。契尔尼亚耶夫补充说要给我提供一切条 件,决定的具体实施由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负责。他马上给了我 雅科夫助手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的电话号码,建议我遇到难处时 往那儿打电话。 我真是如登天堂!原来还有这事儿!我还老想着我们这里通常的拖拉作风呢。 这就叫做新思维! 然而后来才知道,高兴得太早了。不禁令人想起父亲活动后期那坚不可摧的机 关委婉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对它们不中意的决定搞消极怠工。今天新领导又遇到了同 样的工作方法。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助手让我去找宣传部副部长尤里·亚 历山德罗维奇·斯克利亚罗夫。此人马上就同我通了电话。谈话极其客气。他向我保 证最近几天就要研究。他没有经办过此事。到时他会亲自给我来电话的一切都开始 得很好。那是党的二十七大后的第一个春天。阳光和煦,心中则可说是小鸟在婉转 啼鸣。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我又去电话。原来,这些年不但没有人管回 忆录,而且甚至无人问津。只得到档案馆去查找。斯克利亚罗夫又向我保证说,一 有消息就亲自给我来电话。 我们就这样互相打电话打了两年。 1987 年8 月,我们决意再去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的情况是我身 在外地,拉达·尼基季奇娜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 又来了一道肯定上次指示的新指示。我开始干劲倍增地给斯克利亚罗夫去电话。 起初是档案馆正在修理。后来呢,又是档案馆正迁往新址。 1988 年8 月总算找到东西了。我赶快到中央去。拉达·尼基季奇娜已经在斯 克利亚罗夫那里坐着了。桌旁还有一位——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莫尔古诺夫, 是上级领导派他来协助我们整理回忆录的。 斯克利亚罗夫打开一个结实的硬纸夹,确切他说是硬纸盒,他说,他收到400 页,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为什么才400 页?其余的到哪儿去了?录音带呢?”我深感不安。 我仔细看了送来的稿子——不是我加工的,但也不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看来, 是有人撇开我们动过这部稿子。 拿我面前的材料进行工作不行,要有全部原文来进行编辑,另外还要有录音带 来作校对用。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材料没有遗漏和原文没有受到歪曲。 我在准备去中央时,把波波夫那张取走材料的收据又看了一遍,并且用手抄了 一份。我把收据副本给他们看。借助收据可较易找到全部材料。斯克利亚罗夫毫不 掩饰他的惊奇心情。这里谁也不知道这张收据。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到9 月 份再电话联系。 -------- 泉石书库